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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6年夏天，朱自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北大乃全国著名学府，各地学子均以考取这所名牌大学为光荣，现在朱自华一跃而登龙门，自然博得许多人的钦慕，全家喜悦自不待言。为准备上学，全家忙乱了一阵子，于8月间，朱自华遂辞别祖母和父母亲，怀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心情，挥手向生活了多年的美丽扬州告别。
车声隆隆，汽笛长鸣，飞驰的列车载着青年朱自华，奔向人生新的途径。他年轻的生命之船，扬起高高的风帆，冲进广阔多彩的生活海洋。
这时正是新文化运动春潮在神州大地汹涌奔突时刻。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9月改名《新青年》），主张“科学与人权并重”，提出要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口号，高扬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向封建文化和封建道德发起猛烈的进攻。它犹如一声滚动阴霾长空的春雷，给死气沉沉的黑暗王国以巨大的震动。一片红砖绿瓦庄严肃穆的北京，本是封建军阀盘踞的老巢，帝国主义者纵横捭阖的场所，但也是新思想人物荟萃的地方，而北京大学正是精英云集之处。北京大学创立于1898年，原名京师大学堂，系维新变法运动的产物。变法运动失败后，这所大学堂被保存下来，实际上却是继承着封建文化的传统，入学者多为出身科班的京官，官僚习气十分严重，学校设备也极简陋。辛亥革命后，改名为北京大学，严复被任命为第一任校长，后又历经数人，虽有些须改良，但面貌变化不大。朱自华进入这所大学之日，恰是蔡元培接任校长之时，蔡元培思想开明，学识渊博，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自由主义教育家，参加过辛亥革命，曾两度留学欧洲考察教育。他一接任北大校长，便决心除旧布新，大刀阔斧地改革遗留的封建教育体制，扫除陈腐习气，要以西方资本主义大学为模式，创立一个具有“学术思想自由”的最高学府。他采取“兼容并包”的方针，千方百计罗致学有专长的学者和具有先进思想作风的新派人物。他在翻阅了别人送给他的十余本《新青年》后，大为赞赏，这时陈独秀正好住在前门一家旅馆里，蔡元培立即驱车前去拜访，聘请他出任北大文科学长，主管文学、哲学、历史等系。胡适于1917年7月回国，9月即被聘为教授，讲授英文学、英文修辞学及中国古代哲学三门课。接着，李大钊也被聘为图书馆主任，并兼历史经济系教授。
陈独秀就任文科学长后，即将《新青年》编辑部从上海迁至北京，使刊物更好地发挥团结新文化战士共同作战的阵地的作用。就在这个时期，文学革命运动的号角奏响了，《新青年》第三卷第五期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八不主义”的主张，要求文学要有“高远思想”和“真挚之感情”。第六期发表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明确提出了“三大主义”主张，要打倒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和山林文学，建设国民文学、写实文学和社会文学。号召青年学子与“十八妖魔宣战”，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帷幕就这样拉开了。
新的环境，新的气氛，新的人物，新的思潮，开启了朱自华的心灵。他听到了闻所未闻的言论，看到了见所未见的事物，他像在沙漠中饥渴已久的人，贪婪地吸吮着新文化知识的甘泉。北大图书馆设在马神庙公主楼，自华整天泡在里面，翻阅着新刊物和新书籍，眼界为之大开。
寒假将至之时，他忽然接到一封家信，不禁忧喜参半，原来是父亲催促他早点回去完婚。在那个时代，年轻人的婚姻命运，都只能依着规矩制定的一定程序，按部就班地通向爱情的“幸福之门”。他14岁时，在扬州订下的武家姑娘年已及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作为家族中的长子长孙，朱自华自然不敢也不能违背这千百年留下的古训。于是，假期一开始，他便急匆匆地背起简单的行囊赶回扬州。
武家原籍杭州，姑娘武钟谦和朱自华一样，自幼在扬州长大。朱自华是幸运的，他的父母为他铺下的婚姻道路，并没有堵住“幸福之门”，姑娘端庄秀丽，温婉柔顺，很爱笑。订婚五载，朱自华这时才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妻子。他喜欢她，新婚燕尔，两人感情很好，年轻的妻子还偷偷地告诉丈夫，当初相亲时自己躲开的秘密。结婚满月后又过了20天，假期已尽，开学时间到了，由是朱自华连元宵节也没法在家过，于2月3日（正月十二）匆忙地吻别新婚妻子，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乘车北上了。
当时，朱小坡还在榷运局任上，家庭经济还宽裕，因此朱自华的婚事办得还颇体面，很花了一笔钱。但没有多久，朱小坡的差事交卸了，家庭经济逐渐拮据，他叮嘱三儿子国华不要写信把家事告诉自华，以免他学习分心。但朱自华还是有所觉察，特别是他暑假回家，住了一些日子，更一清二楚了。他心中很为家庭焦虑，北大规定，学生应读二年预科，然后才能考读本科，朱自华感到以眼下经济状况，按部就班读上去是有困难的。为减轻父亲负担，他乃改名“自清”，因自感性情迟缓，《韩非子》有云：“董安于之性缓，故佩弦以自急”，乃字“佩弦”以自警策，提前一年投考本科，结果进入了哲学系。
天有不测风云。这年冬天，71岁的祖母在扬州病逝，而在徐州任烟酒公卖局长的父亲，这时又卸了职。接到噩耗，朱自清连忙乘车南下，赶到徐州与父亲会齐，一进房子，只见满院狼藉，景况凄凉，想起祖母，不禁泪下，倒是父亲来安慰他不必难过。回到扬州，朱小坡设法变卖、典当了一些家产，又借了一笔高利贷，才勉强地办完丧事。这时二儿子物华中学即将毕业，想报考上海交通大学机电工程系，但他此时已拿不出学费，无法成全其愿望了。朱自清看到家中景况十分惨淡，厅上只剩下几幅字画和一张竹帘，原来摆在案上的巨大古钟，朱红胆瓶，碧玉如意，以及挂在壁上的郑板桥手迹等，都已送进了当铺。满院枯枝败叶，萧索非常，他看着已显老迈的父亲，老实巴交的母亲，以及众多尚未成年的弟妹，心情十分沉重，他拉着三弟国华的手，叹着气说：“我要争取早一年毕业。”他已暗下决心，要尽早挑起养家活口的重担。
丧事完毕，朱自清要赶回北京上学，朱小坡也要到徐州谋事，由是父子决定同行。朱小坡虽然经济状况不好，但爱子情切，唯恐儿子抵不住北国的风寒，特地为他定制了一件紫毛大衣。到了南京，因朋友约去游逛，逗留了一日，第二天便渡江往浦口。朱小坡因事忙本想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儿子去火车站，想想又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决定还是自己去送。父子俩过了江，进了火车站，朱小坡为儿子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看朱自清将紫毛大衣铺好坐位，便一再嘱咐他一路小心，夜里要惊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车上茶房好好照应。
“爸爸，你走吧”。朱自清说道。
朱小坡望了望车外，说：“我买几个桔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朱自清要自己去，但父亲不肯，只好作罢。
朱小坡身体颇胖，因为服孝，头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色布棉袍，显得分外臃肿。买桔子须穿过铁道，跳下去再爬上去，这对朱小坡就不容易了。他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太难，可当他穿过铁道爬上月台时就费事了。只见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上缩，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朱自清在车厢里，望见他的背影，泪水不禁夺眶而出。他赶紧把眼泪拭干，唯恐父亲看见难过。朱小坡抱着朱红的桔子回来，朱自清连忙去携他，父亲将桔子一股脑儿倒在紫毛大衣上，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非常轻松。过了一会儿，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下车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看了看儿子，说：“进去吧，里边没人。”
朱自清知道，在老父的心中，自己始终是个孩子，所以他总是牵肠挂肚，依依难舍，一百个放心不下。汽笛低沉地长啸了一声，车轮无情地转动了，他凝望着父亲黑郁郁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群里，逐渐远去，远去，再找不着了……他的眼泪又悄悄地沿着双颊流了下来。
这时，出现在朱自清面前的北京，已是另一番景况。自1917年开始，严重的民族危机，犹如倾天黑云，笼罩着中国大地。早在1915年，袁世凯密谋帝制，为换取日本的支持，与日方秘密签订了出卖主权的二十一条密约，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无穷的祸害。当年年底，这位袁“皇帝”，登极不到半年，就在全国人民唾骂声中一命呜呼了。但元凶虽死，余孽尚存，政权又落于北洋军阀之手，他们的后台是日本帝国主义。1917年，北洋军阀直系首领冯国璋登上总统宝座，但北京政府实权却操在皖系首领段祺瑞手里。段祺瑞政府不仅没有向日本提出归还山东权益问题，相反，却于9月和日本签订了济顺、高徐铁路借款合同，并同意其驻兵济南、青岛，满足了他们侵略我领土的要求。十月革命爆发后，为防正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在中国扩大，又与日本签订了《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并吞中国的野心，段祺瑞政府变本加厉出卖中国权益的无耻行径，使全国爱国学生尤其富于敏感和热情的北京学生，忧心如焚，昼夜不安。
北京大学在蔡元培的领导、和进步教授们的努力下，朝气蓬勃，气象一新。特别是文科面貌有了很大的变革。哲学系，历史系和中国文学系，性质有了明确的区别，课程设置也已确立，新聘教授也最多。最初，北大文理两科都在马神庙上课，1918年盖起了红楼，文科移到这里，哲学系就设在四楼。图书馆也从马神庙公主楼搬到红楼第一层。校内学生思想十分活跃，社会活动很多，当时和朱自清同系同班的同学杨晦曾回忆说：
随着政治上的变动和外交的吃紧，随着新旧思想斗争的展开，（学生活动）就一天比一天开展，一天比一天活跃。平常，除了《北京大学日刊》每天出版外，还有在宿舍的影壁上，墙上，随时出现的海报，布告等，有人发出什么号召，就有人响应；说开会，就有人去。开会的地点，大些的会，在饭厅开的时候多，要说话的，站在板凳上就说起来。甚至在厕所里开辟“厕刊”，互相辨难。
北大当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有什么活动，或有什么社团组织，一般都是放一个签名簿在号房，谁愿意参加就可以自由签名。北大实际上已成为当时反帝反封建的战斗堡垒，一面迎风高扬的革命旗帜。1918年，北京灰色长空上，政治风云狂涌，而北大的师生就扮演了打头阵的急先锋角色。5月，北京大学与北京高师、高工、法专等学校的学生两千余人集会游行，要求取消卖国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6月，由李大钊领导的，旨在改造中国的“少年中国学会”成立；
10月，学生救国会组织的国民杂志社成立，对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展开猛烈的攻击，该社社员85％是北大学生，邓中夏、许德衍等均是骨干。
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战败和“协约国”胜利而告终。消息传来，北京城沸腾了，市民欢欣鼓舞，纷纷高举国旗，结队游行。北京大学在天安门搭起高台，举行演讲大会，参加者有各校学生三万余人，继后又在中央公园举行庆祝活动进行演讲。北大教授李大钊发表了题为《庶民的胜利》的演说，他把欧洲战争的结束和十月革命联系起来考察，告诉人们，此次德国的失败，“是庶民的胜利”，“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北大校长蔡元培两次登台演讲，他告诉大家：“现在世界大战的结束，协约国占了胜利，定要把国际的一切不平等的黑暗主义都消灭了，别用光明主义来代替他。”他高喊“劳工神圣”，说：“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
斗争风雨刷洗着祖国河山，也冲激着年青人的心灵。朱自清自然也不例外。他刚进哲学系时，整天埋头苦读，和同学不大交往，他的同学杨晦回忆说：朱自清先生跟我是同班的同学，我们都是民国九年北大哲学系毕业的学生。不过，我们彼此间却等于没有来往。他是一个不大喜欢说话的人……我们同课桌坐过一学期，因为当时的座位是一学期一换，我们大概没有谈过两三句话。然而，我对于他却印象清楚而且感觉很亲切。……朱先生比我只大一岁，然而，在同学时，他却已经显得很老成，我完全是个孩子的样子。朱自清结婚后第二年，就有了一个儿子，家庭负债累累，生计日艰，所以他一门心思要在三年里，读完四年的课程，好早一些毕业出去做事，为年老的父亲分忧。《北大日刊》是一种公报性质的刊物，上面经常公布各系缺课的学生名单，朱自清的名字从未出现过。这位“胖胖的，壮壮的，个子不高却很结实”的青年，在师友们的眼中是个秉性谦和，沉默寡言，不很活跃的用功学生。但当时的政治热浪对他的影响太大了，在猛烈的斗争风雨冲激下，他的心灵逐渐苏醒了，开始留心并参加校内外的政治活动。
这时，正是文学革命运动深入开展时刻，翻开《新青年》，里面有陈独秀、胡适、刘半农、钱玄同等接二连三讨论新文学问题的文章，还有那么多新文学的作品。鲁迅的《狂人日记》以崭新的白话形式，暴露封建礼教和家族制度吃人的本质，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胡适、刘半农、沈尹默等新诗，打破了旧诗格律的镣铐，抒唱了发自内心的真情。还有许多介绍外国文学的文章，传递了世界进步文化的信息。刊物里头的作者多是北大的教师，读了倍觉亲切。在新文化雨露的哺育下，朱自清的热情开始释放，文学种子在他年轻的心灵里正慢慢地萌芽。一天，他同房间一位姓查的同学，从伊文思书馆寄来的书目里，得到一张“睡罢，小小的人”的画片，画面是一个西洋妇人安抚着婴儿睡觉，一轮明月撒下温柔的光辉，微风吹着身旁的花枝，仿佛传来阵阵沁人肺腑的幽香。朱自清感到这幅画“很可爱”。蓦地，一股如泉水般的灵感，猛地袭上心头，使他感到有一种不能抑制的创作冲动。由是，他铺开稿纸，提笔写道：“睡罢，小小的人”。
你满头的金发蓬蓬地覆着，你碧绿的双瞳微微地露着，你呼吸着生命底呼吸。
呀，你浸在月光里了，光明的孩子——爱之神，“睡罢，小小的人”
夜底光，
花底香，
母的爱，
稳稳地笼罩着你。
你静静地躺在自然底摇篮里，什么恶魔敢来扰你！
……
这绝不是对画面实际情景的描摹，而是内心感情的抒发，倾注里头的是，朱自清追求光明，向往自然的愿望，是他年轻心弦的有力弹动。他取了一个余捷笔名，把这首处女作寄给北京《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他终于抬起手来轻叩艺术之宫的大门。
3月7日，《北京大学日刊》登了一则消息：本校学生邓康、廖书仓等近发起组织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以教育普及与平等为目的，以露天讲演为方法。
消息轰动了全校。邓康字仲獬（即邓中夏），湖南宜章人，1917年考入北大中国文学系，思想激进，他发起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是得到蔡元培和李大钊支持的。《日刊》同时刊载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征集团员启》和《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简章》。讲演团是“以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认为教育有两大类，一为“就学教育”即学校教育，一为“就人教育”即露天教育。学校教育多有钱子弟才得以享受，贫寒子弟则无力入学，这是教育不平等现象。邓中复发起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就是要使贫苦民众也能受到教育，“欲期教育之普及与平等”。启事与章程得到广大进步同学的支持和响应。没有多久，朱自清也报了名，从此他和邓中夏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新青年》的影响和激荡下，北大一部份学生开始酝酿创办社团出版杂志，他们的计划得到陈独秀的大力支持。由是，一个新杂志《新潮》于1919年1月和读者见面了。《新潮》提倡革新文词，发扬批评精神，从事“伦理革命”，向封建礼教发起猛烈进攻，在新文化运动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李大钊、鲁迅等都给予有力的支持。朱自清也参加了“新潮社”。孙伏园说：“我们比较相熟还是在新潮社共同讨论《新潮》和一般思想学术问题时候。佩弦有一个和平中正的性格，他从来不用猛烈刺激的言词，也从来没有感情冲动的语调，虽然那时我们都在二十左右的年龄。他的这种性格近乎少年老成，但有他在，对于事业的成功有实际的裨益，对于分歧的意见有调解的作用”。他的一篇译文《心理学的范围》就发表在《新潮》第三期上。
正当朱自清向现实迈出可喜的一步的时刻，国内的政治形势又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世界大战结束后，广大的中国人民最关心的便是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国家领土的完整。以为“公理”必能战胜“强权”，良好的愿望一定能够实现，他们都把希望寄托在巴黎和会上。
巴黎和会于1919年1月8日召开，但它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却是一连串令人懊丧的失塑：七项希望条件被挡回来了；取消“二十一条”的要求被拒绝了；而且连山东权益问题，也在英美等国的默认和要挟下，完全满足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要求。
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彻底失败了。5月1日的报纸披露了这个耻辱的消息，人们由惊诧而愤怒了。很久以来，中国人民在历史的滚滚尘埃中探寻、呻吟，现在终于从“公理战胜强权”的幻梦中惊醒了，认识到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原是一丘之貉，他们都是中国人民的敌人。
于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熊熊烈火，染红了古老北京的长空。
北大“五·三”之夜，是个不眠之夜。5月3日早晨，公告牌上出现了措词激昂的通知当晚开会的布告，到了晚上，北大法科礼堂未到开会时间，就已聚集千余人，除本校学生外，还有来自其他大专院校的。年轻的学生们痛哭流涕，慷慨陈词，会场气氛如火如荼，群情昂奋。当时北大学生运动的骨干分子许德衍有详细的描述：法科学生谢绍敏悲愤填膺，当场将中指啮破，裂断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字，揭之于众，这就更激励了全体学生的情绪，于是决定第二天即5月4日早上全体游行示威。大家掌声如雷一致同意。
会后学生们纷纷脱下手表、戒指，掏出银元、钞票资助明天游行。夜深了，他们还在制作旗帜、标语，起草传单、宣言。北大沸腾了。
5月4日是星期天，中午过后，13个学校3000多学生陆续到达天安门广场，人人手里拿着小旗帜，上书“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保我主权”以及“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口号。游行队伍浩浩荡荡从天安门出发，出中华门直奔东交民巷使馆区，递交陈词。学生们一面高呼口号，一面散发传单，从东交民巷往北走，经长安街、东单、再往北折，经石人胡同，大羊宜宾胡同来到赵家楼曹汝霖住宅。曹宅大门紧闭，警卫森严，愤怒学生乃破门而入，曹汝霖不在，把正和日本记者交谈的驻日大使章宗祥痛打一顿，又在曹宅内放起一把火。
赵家楼浓烟滚滚，火光冲天，照亮了古城大地。这一正义的熊熊之火，将中国历史画了一个长长的休止符！
石破天惊。在那红红的火光烛照下，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朱自清积极地参加了这一震撼中外的爱国斗争。五四狂风暴雨，深深地震动了他年轻的灵魂，似乎有一道不灭的精神之光，把他的世界照亮。天安门前如涛的吼声，赵家楼的冲天大火，使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本是一沟暮气沉沉的死水，现在已开始奔突翻腾，充满阴云的天宇，也爆出了一丝光明。五四狂飚鼓荡着他的血液，也激起了他的创作热情。十年后，他曾说过，当时之所以创作，“是时代为之”，是五四运动“大伙儿蓬蓬勃勃的朝气”，“紧逼”着他的缘故。加之这时《学灯》发表了他的处女作《睡罢，小小的人》，这就更激发了他写诗的兴趣。
由是，这个哲学系的青年学生，决意要拿起诗歌这管号角，来抒唱自己对现实的感号，向人间吹奏自己的心曲。在做完功课之后，他就浸沉在艺术想象世界里，灵感与思辨比翼飞升，那些对人生问题的种种思索，常常幻化为生动形象，从脑际汹涌而出：
风雨沉沉的夜里，前面一片荒郊。
走尽荒郊，
便是人们的道。
呀！黑暗里歧路万千，叫我怎样走好？
“上帝！快给我些光明罢，让我好向前跑！”
上帝慌着说，“光明？
我没处给你找！
你要光明，
你自己去造”！
在这首题为《光明》的诗里，他通过一个在风雨交加的暗夜里，努力寻求出路的景象的创造，表达了自己对现实理性的思考。风雨沉沉，暗夜漫漫，光明之路在那里？他的回答是积极的，光明绝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能祈求别人赐予，一切都要靠自己的双手去争取。这种奋发图强的精神状态，正是五四斗争风雨沐浴的结果。
这时期，朱自清完全沉浸在欢悦的海洋之中，在他年轻的感觉里，似乎这个世界经过五四风暴冲刷之后，一切都焕然一新了。他对自我更有新的愿望与新的追求，他要做一个无愧于这个时代的纯洁青年。夜里，他望着漆黑的天幕，一轮明月静静地撒下一片银光，悄悄地笼罩着丛丛绿树，在地上投下片片疏影，天宇一色清莹，不见纤毫翳障。他禁不住从心中迸出一声呼喊：月啊！我愿永永浸在你的光明海里，长是和你一般雪亮！
在这首《满月的光》中，他通过时那光耀环宇的月景的描写，抒发了自己向往光明的心境。
朱自清虽然时时漫步于遐想的天地里，但他绝没有忘却现实的惨状。在年关将至之时，他突然听到安庆蚕桑女校学生为军阀所蹂躏，心中无限悲愤。他驾驭着想象翅膀，先为人们展示了这样一个充满和平恬静气氛的景象：在如银的月光里，绿油油的草地上，一群羊静静地睡着，它们雪也似的毛和月光相映衬，十分美丽。接着，一群恶狼悄悄地从山上下来了，于是出现了一幕与前面绝然相反的令人心悸的惨景：狼们终于张开血盆般的口，露列着馋馋的牙齿，
像多少把钢刀。
不幸的羊儿宛转钢刀下！
羊儿宛转，
狼们享乐，
他们喉咙里时时透出来可怕的胜利的笑声！
他们呼哨着去了。
碧油油的毡上，
新添了斑斑的鲜红血迹。
……
这就是发表于1919年12月18日《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题为《羊群》的诗。在这首诗里，年轻的诗人把自己对现实的理性认识，孕育在具体可感的形象之中。狼就是军阀，羊就是民众，通过画面前后鲜明的对照，突出了恶狼的凶残和强暴。诗人写的似乎是自然界的弱肉强食的现象，其实揭露的却是现实社会人吃人的惨状，从中抒发了自己对被损害者亲切的同情，对封建军阀强烈的憎恨，表达了他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诅咒！
1919年在朱自清生命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虽然付出了一些代价，《北京大学日刊》上缺课名单中，也不时出现他的名字，但生活是十分充实的，如白绫一样铺展开来的人生长卷上，总多少抹上些鲜艳的色彩，溅上了战斗的征泥。1919年即将过去，新的一年就要来临，在年终岁尽的一个夜晚，他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下了一首名为《新年》的诗篇。夜幕沉沉，
笼着大地。
新年天半飞来，
啊！好美丽鲜红的两翅！
她口中含着黄澄澄的金粒——“未来”的种子。
翅子“拍拍”的声音惊破了寂寞。
他们血一般的光，
照彻了夜幕；
幕中人醒，
看见新年好乐！
新年交给他们
那颗圆的金粒；
她说，“快好好地种起来，这是你们生命的秘密！”
在青年朱自清的心中，那迎着五四风暴而来的新的一年，是何等光彩动人啊！她已被他诗化为给大地带来光明，给未来带来希望的天使，她含来金黄色的种子，便是祖国崭新未来的象征，新年就是新的开始。这一美丽的形象，包孕着诗人一个美丽的憧憬，即希冀五四运动播下的种子，在时代雨露的沐浴下，绽开出美丽的花，结出丰硕的果。在这段时间里，诗之女神时时用她的纤手撩拨他的心弦，灵感犹如山涧流不尽的泉水，频频地冲激他的心门。他常常抓住对自然界的感知，去作哲理性的深遽思索，将散落的点点滴滴的发现和感兴，熔铸成优美的诗篇。他歌颂那“一阵阵透出赤和热”的煤，赞美它给人间带来“美丽”和“光明”，他咏唱“立在阳光里”，“苏醒了”的小草，颂扬她给大地带来了“春意”，他感谢悄没声儿地立在北河沿上的路灯，说它是“我们唯一的慧眼”：他们帮着我们了解自然；让我们看出前途坦坦。
他们是好朋友，
给我们希望和慰安。那些发光的“煤”，向阳的“小草”，光明的“路灯”，分明都含有象征的意味，富有艺术的暗示性，微妙地表露了青年朱自清的内心秘密。
过年不久，朱自清开始忙起来了，因为大考就要到了，他在三年时间里已经修完了哲学系的四年课程，现在要准备毕业考试了。不料，平民教育讲演团却加紧了活动，3月间，邓中夏为了便于开展革命工作，将平民教育讲演团分为四组，朱自清任第四组书记，负起了领导的责任。4月6日，讲演团一清早冒着春寒，从北京出发乘车到通县，十时左右到达，饭后十一时许，分组在热闹地方讲演，共讲六次，听众达五百余人，朱自清讲题为《平民教育是什么？》和《靠自己》。结束后到潞河公园游览，并参观了通俗图书馆。1921年9月，讲演团在一份总结材料中曾提到这次讲演情况：“居民皆前拥后随，得以听讲为快”。这时陈独秀、李大钊把视线关注于劳工运动，积极筹备“五一”劳动节活动，要开展一次规模宏大的宣传攻势。5月1日这一天，艳阳似火，群情兴奋，北京大学工人和学生500多人举行了纪念大会，号召人们把“五一”节当作引路明灯，向光明道路前进。第二天，平民教育讲演团立即配合，深入群众进行宣传，朱自清在北京街头作了题为《我们为什么要纪念劳动节》的演讲，他慷慨陈言，向人们介绍了“五一”节的来历和纪念的意义。
就在红色的5月里，他顺利地通过毕业考试，提前一年毕业了。
当他私自庆幸十分高兴时，又接到家书，他的长女采芷诞生了，真是双喜临门呵！
6月，他恋恋不舍地告别了哺育他多年的北京大学，整装南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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