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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年随着政权易手，北京改名为北平；8月17日，南京政府决议改清华学校为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温应星随着奉系军阀的倒台而离职。早在1926年春教务长张彭春辞职，学校曾因此掀起了“改进教务”的浪潮，教务长一职不再由校长任命，而由教授会公举。4月，物理系首席教授梅贻琦被推为改制后的首任教务长。梅贻琦天津人，美国吴士脱工业大学毕业，学识广博，曾被公认为“科学各教授的首领”，作风民主，富有办学才干。他接任后对大学部作了有力的整顿和调整，本来大学部只是笼统划分普通和专门两科，学习年限各定为两年或三年，目标不明确。梅贻琦把两科制改为学系制，结合社会需要，设立了国文、西文、物理、化学、历史、政治、农业等17个学系，并制定了新的组织大纲和学程大纲。温应星离任后，南京政府电委教务长梅贻琦代校长职务，8月下旬罗家伦受命接任校长。
就在金风飒爽的8月，朱自清的第一本散文集《背影》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内分甲乙两辑。共收散文15篇，是他四年来劳动的结晶。在《序》里，他略述了现代散文发生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趋势，指出：“就散文论散文，这三四年的发展，确是绚烂极了：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悉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曼衍，日新月异：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写，或讽刺，或委曲，或缜密，或劲健，或绚丽，或洗练，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是如此。”说到自己则坦白相告：我是大时代中一名小卒，是个平凡不过的人。才力的单薄是不用说的，所以一向写不出什么好东西。我写过诗，写过小说，写过散文。25岁以前，喜欢写诗；近几年诗情枯竭，搁笔已久。
其中又说到创作的艰辛：我觉得小说非常地难写；不用说长篇，就是短篇，那种经济的，严密的结构，我一辈子也学不来！我不知道怎样处置我的材料，使它们各得其所。至于戏剧，我更是始终不敢染指。我所写的大抵还是散文多。……我意在表现自己，尽了自己的力便行；仁智之见，是在读者。言辞恳切，话说的十分实在。
开明书店将《背影》寄到朱自清老家扬州，他的三弟朱国华接到一看，不由喜出望外，连忙拿着书飞快奔至二楼父亲的卧室，让老人家先睹为快。这时朱小坡身体不好，行动不便，他把椅子挪到窗前，戴上老花眼镜，一字一句地读着儿子写的文章，心中感到莫大欣慰，昏老的眼睛猛然迸出兴奋的光芒。“腹有诗书气自华”，儿子毕竟没有辜负自己的期望。
《背影》是朱自清的代表作，它犹如一鸣惊人的云雀，在文坛上激起了强烈的反响。朱自清遵循的是现实主义法则，十分强调对客观事物进行仔细的观察，深入的体味。他认为“所知愈多，所接愈广”，主张“要将‘自己’散在天下，渗入事事物物之中看它的大小方圆，看它的轻重疏密，这才可以剖析毫芒地渐渐渐渐地认出‘自己’的真面目”。这种创作态度就深切地反映在《背影》中，他对自己描写对象观察之认真，已经达到锱铢必究的地步。当《荷塘月色》发表后，有个姓陈的读者给他写了一封信，说“蝉子夜晚是不叫的”。朱自清重视，问了好些人，都说蝉在夜晚是不叫的，又写信去问一个昆虫学家，回信抄了一段书给他，说“好容易找到这一段儿”，蝉在夜里会叫的。朱自清认为既然是好容易才找到那么“一段儿”，可能这是一次例外。因此，他写信给陈先生，表示感谢，说待《背影》再版，当删掉月夜蝉声那句子。后来，他留心观察，有两回亲耳听到了月夜蝉声。因此感到“观察之难”，原因就在“往往由常有的经验作概括的推论。”朱自清这种品辨毫厘的创作精神，便形成他的散文创作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的缜密细致的风格。同时，他又讲究剪裁技巧，追求语言艺术，常以素朴优美的文字，描写客观事物，抒发主观情愫，以发自肺腑之声，直诉读者心灵。因此，他的散文在当时获得良好的社会效应，在文艺界有极大的影响。小说家杨振声对其评价颇高，他在《朱自清先生与现代散文》一文中指出：“近代散文早已撕破了昂然道貌的假面具，摘去了假发，卸下了皂袍；它与一切问题短兵相接，与人生日常生活厮混，共游戏。一句话，它不再装腔作势，专为传道者与说理者作工具，而只是每人宣情达意的语言符号。”又说：“现代散文的运用就在它打破了过去的桎梏，成为一种综合的艺术。它写人物可以如小说，写紧张局面可以如戏剧，抒情写景又可以如诗。不，有些地方简直就是小说，就是戏剧，就是诗。它的方便处，在写小说而不必有结构，写戏剧而不必讲场面，写诗而不必用韵脚，所以它本体还是散文”。他认为这些特色，朱自清的散文都做到了，“不但做到，而又做得好。所以他的散文，在新文学运动初期，便已在领导着文坛。”他还感到朱自清文如其人，“你同他谈话处事或读他的文章，印象都是那么诚恳、谦虚、温厚、朴素而并不缺乏风趣”：风华是从朴素出来，幽默是从忠厚出来，腴厚是从平淡出来。
郁达夫对他的散文也赞赏备至，说：“朱自清虽则是一个诗人，可是他的散文，仍能够满贮着那一种诗意，文学研究会的散文作家中，除冰心女士外，文字之美，要算他了。以江北人的坚忍的头脑，能写出江南风景似的秀丽的文笔来者，大约是因为他在浙江各地住久了的缘故”。后来李广田在观照一代散文创作后，明确地指出他作品的价值：“在当时的作家中，有的从旧垒中来，往往有陈腐气；有的从外国来，往往有太多的洋气，尤其西欧世纪末的颓废气息。朱先生则不然，他的作品一开始就建立了一种纯正朴实的新鲜作风。”
《背影》的出版大大提高了朱自清的声誉。
革新整顿后的清华大学的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就是对朱自清创作十分欣赏的杨振声，他是朱自清的大学同学，对朱自清的学问和为人都很器重，系里一切计划多和他商量。当时各大学中文系都存在着两个关键问题，即新文学应如何与古代文学承接，如何与外国文学交流。过去中国文学一直与中外新潮隔绝，究竟何去何从？许多教师都在观望，学生则十分困惑。杨振声和朱自清商量决定，国文学系的教学方针应是：注重新旧文学的贯通与中外文化的融会。在他们拟定的课程总说明中明确指出：我们的课程的组织，一方面注重研究我们的旧文学，一方面更参考外国的现代文学。为什么要注重研究旧文学呢？因为我们文学上所用的语言文字是中国的；我们文学里所表现的生活，社会，家庭，人物是中国的；我们文学所发扬的精神，气味，格调，思想也是中国的。换句话说，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必须研究中国文学。我们要创造的也是我们中国的新文学，不过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新文学罢了。
为什么要参考外国现代文学呢？正因为我们要创造中国新文学，不是要因袭中国旧文学。中国文学有它光荣的历史，但是某一时代的光荣的历史，不是现在的，更不是我们的，只是历史的而已。
这完全是立足于民族，立足于现代的一种革断。朱自清带头实践，一年内开了两门新课，一门是“歌谣”，一门是“中国新文学研究”。过去中国文学系的课程带有浓厚的尊古倾向，许（慎）郑（玄）之学是学生入门之导，文字、声韵、训诂之类课程占主要地位，新文学和民间歌谣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朱自清新开的两门课程，首先打破了中国文学系教学设置的旧格局，使五四以来文学和民间文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
“歌谣”这门课的内容十分丰富，有“歌谣释名”、“歌谣的起源与发展”、“歌谣的分类”及“歌谣的结构”等，后又增加了“歌谣的历史”、“歌谣的修辞”、“歌谣的评价”、“歌谣研究的面面”、“歌谣的收集历史”、“歌谣叙录”等。在向来比较保守的中国文学系来说，这门课程显得特别新鲜突出，因此引起学生们浓厚的兴趣。
“中国新文学研究”分“总论”和“各论”两部份。“总论”共三章，第一章“背景”，从戊戌政变讲到辛亥革命，系探讨晚清文学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历史关系。第二章“经过”，由五四《新青年》提倡文学革命开始一直讲到当前，其中包括文艺运动、思想论争以及各种文学流派的主张。第三章“外国的影响”与“现在的分野”，主要论述外国文学对中国各种流派的影响。“各论”分五章，前四章分别论述五四以来诗歌、小说、戏剧和散文等创作的成就，介绍各类体裁的理论主张，着重分析评价每一文体重要作家作品在思想和艺术的风格和成就。鲁迅和茅盾的创作，胡适的《尝试集》、郭沫若的《女神》、康白情的《草儿》、李金发的诗，以及冰心、叶圣陶、郁达夫、巴金、蒋光慈、张资平等作品无不论及。最后一章“文学批评”，主要介绍五四以来有社会影响的各种文学见解和主张。这门课既是对五四以来新文学历史的总结，又是对当代文学创作的评价。在讲课时，朱自清特别注重对作家创作风格的研究，引导学生关心现实。他教学态度十分严肃，甚至有点拘谨。他极其尊重别人的看法，力避个人的好恶和门户之见。他的学生吴组缃回忆说：给我印象较深的是“新文学研究”。发的讲义有大纲，有参考节目，厚厚的一大叠。我们每星期得交一次读书报告，这种报告上若有什么可取的意见，发还的时候他就告诉你说：“你这段话，我摘抄了下来，请你允许我”。
他讲得也真卖劲。我现在想到朱先生讲书，就看见他一手拿着讲稿，一手拿着块叠起的白手帕，一面讲，一面看讲稿，一面用手帕擦鼻子上的汗珠。他的神色总是不很镇定，面上总是泛着红。他讲的大多援引别人的意见，或是详细的叙述一个新作家的思想与风格。他极少说他自己的意见；偶尔说及也是嗫嗫嚅嚅的，显得要再三斟酌词句，唯恐说溜了一个字，但说不上几句，他就好像觉得已经越出了范围，极不妥当，赶快打住。于是连连用他那叠起的手帕抹汗珠。朱自清也是当时知名的作家，但他在课堂上绝不讲自己的作品，同学们发现了这一点。有一天，他们提了出来，朱自清脸红耳赤，非常慌张，半晌才镇静下来，不好意思地说：“这恐怕很不重要，我们没有时间来讲，而且也很难讲”。同学们不肯，一定要他讲。他看推辞不掉，就想了一想，十分严肃地说：
“我写的是些个人的情感，大半是的。早年的作品，又多是无愁之愁，没有愁偏要愁，那是活该。就让他自个儿愁去罢。”
他十分重视新人新作，有发现立即补充，张天翼的《鬼土日记》和臧克家的《烙印》一出版，他就在课堂上讲开了。他又很认真，若发现讲错或不妥之处，下次上课必定慎重提出更正。有一次，他讲到张天翼时，介绍说：“这是位很受人注意的新作家，听说是浙江人，住在杭州。”
第二次上课他立即声明更正：“请原谅我，我上次说张天翼是浙江人，恐怕错了。有人说他是江苏人。还弄不清楚，你们暂时空着罢”。数年后，吴组缃了解到张天翼原籍湖南，父母住浙江，姊姊嫁江苏，他自己两省都长住过，还能说一口地道的湘乡话。昊组缃写信告诉朱自清，喜得他连忙回信道谢。在课堂上，他常常启发学生独立思考，鼓励他们发表自己意见，一听到他们有新的见解，立即高兴地说：“啊，你的意见很新！”他教学严谨持重，绝不作主观论断，谈到某种文学现象时，总是尊重客观事实，进行实事求是的评述，如讲“革命文学与无产阶级文学时期”，他在全面介绍创造社与太阳社的文学观点和主张的基础上，对当时普罗文学创作倾向，提出了三点意见：（一）革命遗事的平面描写；（二）革命理论的拟人描写；（三）题材的剪取，人物的活动，完全是概念在支配着。持论十分公允全面。他备课极其认真，讲义就有三种，一种铅印，两种油印，随时充实修改，所以最后一种剪贴补正很多。因而这门课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师范大学和燕京大学都请他去讲课，可能是负担太重，1933年以后他就不开这门课了。
和其他教师不同的是，朱自清课堂纪律特别严，经常点名，记忆力又好，只要点过两三次名，名字就记住了。有一次，一个男生没来上课，第二天在走廊上看到他，便叫他的名字道：“你昨天为什么缺课？”吓得那学生满脸通红连忙道歉，从此不敢逃课。他上课认真，改作业更是认真，他和俞平伯曾有过一次关于作业应否改得详细的问题的有趣讨论。俞平伯不赞成多改，理由是学生只注重分数多少，从来不仔细看老师的修改和评语。朱自清反对这种看法，他说：“我有一个学生，已经十多年不见了，忽然有一天来看我，他说，‘老师，我给你带来了一份礼物，你猜猜是什么？”我回答说：‘你不要买礼物，太破费了，我心里不安。’‘我知道老师一定猜不着，哪，你看’，说着，他从皮包里，拿出一本厚厚的作文簿来，这是我在中学教书的时候替他改的，如今他已由大学毕业，也在教中学了，真想不到我改的作文，他视若珍宝地保存得好好的。”
“那只是千万个学生里的一个特殊例子。”俞平伯反驳道：“据我知道的是大多数学生，都是不把老师辛辛苦苦改的文章当做一回事的，不信，我来给你看一件事实。”
俞平伯立刻掏出钱来，请人到巷口买包花生米，想不到那包花生米的纸，正是一篇作文。俞平伯笑说：“怎么样？这不是铁的事实！告诉你，大多数的作文，都是拿来包花生米的，所以我主张，不要改得太详细。”“不！这现象，也不过是千万人中的一个特殊例子罢了”。朱自清不服气，他仿照俞平伯的口气反驳道：“大多数的学生还是欢迎多改的，不管怎样，各凭良心，我始终主张要详细地严格地改。”
朱自清坚持自己的主张，他为班上学生改作业，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
自从接眷北来之后，有妻子儿女相伴，朱自清安享到了静谧的家庭之乐，得以全身心扑在教学上，做一些自己乐意做的事。他写了两篇《近来的几篇小说》对当前作品进行了评价，还为李健吾的《一个兵和他的老婆》、老舍的《老张的哲学》与《赵子曰》写了书评。为《粤东之风》和俞平伯的《燕知草》写了序。同时，还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写了《儿女》、《白马湖》等优美散文。还抽空为《小说月报》写了篇随笔《说话》，主张文章语言要像“行云流水”一般自然，“文章有能到这样境界的，简直当以说话论，不再是文章了。但这是怎样一个不易到的境界。”这种“谈话风”，也正是他自己散文创作所追求的艺术境界。
写作之余，他常在清华园里散步赏花。他爱繁花老干的杏，临风婀娜的小红桃，帖梗垒垒如珠的紫荆。但最喜欢的还是西府的海棠，那花絮得好，也淡得好，艳极了，却没有一点荡意。树干高的，疏疏的，英气隐隐逼人。有时俞平伯来了，他俩一天三四趟在花下徘徊。他偶然也到城里去，有一次，还带武钟谦和孩子们去玩了万生园。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谁能料到，不幸的阴影已渐渐逼近这个善良的家庭？武钟谦本来患有肺病，1928年1月11日她生了一个女儿，没有奶，只好喂奶粉，雇了个老妈子专管她；不料年底又生了一个男孩，过于劳累，过年之后病情日益严重了。小男孩身体不好多病，朱自清劝她少管，但她总是放不下心来，一会儿搂，一会儿抱，到了夏天小孩病更多了，她整天忙着小生命的汤药冷暖，毫不关心自己的身体，看他好一点，黄蜡枯干的脸上就露出了笑容。对小女孩也不放心，夜里一听见哭，就竖起耳朵听，工夫一大就要到老妈子房里看看；同时又惦念着在扬州的迈儿和转子，又关心丈夫的健康。到后来，她天天发烧，自以为是疟疾，不放在心上，怕丈夫担心一直瞒着，本躺着休息，一听见他的脚步声，便一骨碌从榻上坐起来。日子一久，终被朱自清发觉了，立刻陪她到医院检查，发现病情十分不妙，肺已烂了一个大窟窿。大夫劝她到西山疗养，她丢不下孩子，又怕花钱，在家里休养，又丢不下家务。身体越来越不行了，10月间，朱自清乃决定送她和孩子们一起回扬州养病。她想到回家可以看到两年不见的迈儿和转子便答允了。
朱自清送她到车站时，她忍不住哭了，说：“还不知能不能再见！。”朱自清知道她从心里舍不下丈夫和儿女，她不愿就这样离开人世，她多希望病好后带着六个孩子回来见他呀！他也知道此去凶多吉少，但心里却也盼着她能很快养好病回到自己身边，遂好言抚慰她。谁知此去竟是永诀！回到扬州一个多月，才31岁的她，竟于11月26日，抛下他和六个孩子与世长辞了。
噩耗传来，朱自清痛不欲生。他和武钟谦结婚12年，伉俪甚笃，现在竟中途永别，怎不令他肝肠寸断！从此，偌大西院只剩下他孤身一人，形影相吊，十分凄凉。
这时，朱自清的生活发生了困难，饭食无法自理，笃于情义的俞平伯出来帮忙，一日三餐均由俞家送来，朱自清要算伙食费，俞平伯坚持不收，朱自清执意不从。最后，俞平伯只好每月收他15元搭伙费，而暗中却又把它全部用于他的伙食，因此朱自清感到俞家的饭菜总是特别丰盛可口。这个秘密多年之后他才知道。为了排遣愁怀，一天，俞平伯特地陪他冒着大风到中山公园去看海棠，那天看花的人不少，可惜没到畿辅先哲祠去，俞平伯告诉他，那里有一株海棠遮着大半个院子，枝干向横里伸张，花繁得没法说，海棠本无香，因为花太繁了，却酝酿出一种淡淡的香气，使人久闻不倦。
日子过得十分苦寂。朱自清说过，他的“全世界只有几个人，我如失了他们，便如失去了全世界”。现在，他的“世界”几乎破碎了。他日夜思念远在扬州的失去了母爱的六个儿女。一天，报纸报导缉私营兵士滋事，心中更是无限挂念，乃写五律《忆诸儿》，以遣情怀：
平生六男女，昼夜别情牵。
逝母悲黄口，游兵警故廛。
笑啼如昨日，梨栗付谁边。
最忆迎兼迈，相离已四年。
对亡妻他更是深情绵邈，梦寐难忘。清明节后一天，是武钟谦的生辰，那天傍晚，他到西郊，见春游车马极多，万感交集，不禁想起去年和她及儿女共游万生园的情景，凄恻之情，不能自已。乃赋诗以抒哀情：
名园去岁共春游，儿女酣嬉兴不休。
饲象弄猴劳往复，寻芳选胜与勾留。
今年身已成孤客，千里魂应忆旧俦。
三尺新坟何处是？西郊车马似川流。
世事纷拿新旧历，兹辰设悦忆年年。
浮生卅载忧销骨，幽室千秋梦化烟。
松~*春阴风里重，狐狸日暮陇头眠。
遥怜一昨清明节，稚子随人展暮田。
爱妻亡故，儿女远离，在北京几年中，他除了俞平伯没有什么朋友，生活无味，心境寂寞，时时念旧：
旧京盛文史，贤隽集如林。
侧陋疏声气，风流忆盖簪。
辞源三峡倒，酒盏一时深。
懒寄江南信，相期印素心。
南方变成了巨大的心理磁场，强烈地吸引着他。在流霞翻飞的傍晚，在孤灯莹莹的深夜，他常常苦苦地思忆着南方诸友，往事如潮，旧情似海，他是那样深切地怀念着往日热闹的生涯。他想起了夏丐尊的豪情与诚意，想起了他家的好花与美酒，想起了他丰富的著译和古朴的家居。
古抱当筵见，豪情百辈输。
莳花春永在，好客酒频呼。
鞮译勤铅椠，江湖忘有无。
别来尤苦忆，风味足中厨。
他想起了刘延陵，想起他飘泊的生活和不幸的婚姻，想起他的病与远游。
响濡泉边鲔，飘零海上鸥。
廿年悲女难，一病等俘囚。
破浪舟空往，论交孰与游。
可怜随雁鹜，频为稻梁谋。
他念念不忘丰子恺当年在白马湖畔弹奏贝多芬的《月光曲》，也想起他的漫画，想起他近年随从弦一法师学佛茹素。
洲渊黄叔度，语默与时殊。
浩荡月光曲，风华儿女图。
劳歌空自惜，烂醉任人扶。
近闻依净土，还忆六凡无？
他十分敬佩叶圣陶狷介的风格和朴真的品性，羡慕他的勤奋和精思。
狷介不随俗，交亲自有真。
浮沉杯酒冷，融泄一家春。
说部声名久，精思日月新。
付余勤拣择，只恨屡因循。
在《怀南中诸旧游》一组五首旧诗中，他思绪绵远，情怀诚挚。这种对已逝生活的咀嚼，对过往温情的寻觅，映现出的正是朱自清在丧偶之后，无限苦寂的心情。
叶圣陶以往曾托朱自清为他的短篇小说编个选集，此事拖了很久没做，“只恨屡因循”，他一直感到愧对老友。暑假无事，乃决定抓紧时间进行，每日躲在书房里，挥扇翻阅叶圣陶的短篇小说著作，择选篇目。在编选中颇有心得，便着手写《叶圣陶的短篇小说》书评。他认为叶圣陶“初期的作风可以说近于俄国的，而后期可以说近于法国的”，“爱与自由的理想是他初期小说的两块基石”，因此“特别着眼在妇女与儿童身上，他写出被压迫的妇女，如农妇、童养媳、歌女、妓女等的悲哀”。他又发现叶圣陶小说还有一个特点，即“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如亲子之爱与礼教的矛盾，理想被现实所食的痛苦，以及理想主义者与腐败社会的抗争等等。后期作品“便是现实主义手法的完成”，“他的眼从对村镇转到城市，从儿童妇女转到战争与革命的侧面的一些事件了”，于是出现了“广阔的世间”。他也指出叶圣陶小说的不足之处，那就是，“爱用骈句，有时使文字失去自然的风味”，“写对话似不顶擅长，各篇中对话嫌平板，有时说教气太重”。论述精辞中肯，态度严肃持正，充份表现了他的美学思想和学术作风。由选编评述作品，而勾起了他和作者之间的许多往事的回忆，想起两人的友谊，于是又冒着酷热，着手写《我所见的叶圣陶》。在文章中，他细细地叙写了自己与叶圣陶交往的经过，以白描手法写他的寡言，写他的和易，写他的天真，写他的诚朴，从他的穿着、处世、起居、情性等各个方面，勾勒出一个诚挚的灵魂，再现了这位现实主义大师的个性风貌。流贯在全篇的是他对远方挚友的深浓的情意。
这时，朱自清有个钻心的苦恼，使他昼夜不安，梦寐不宁。那就是由于他对现实抱“暂时超然”的态度，因此对当前文艺运动都不介入，生活圈子又极狭小，游离于主流之外，以致渐渐地感到心灵之水有点枯窘了。以前他写诗，后来写散文，近来却写不出什么来了。他感到有的人苦于有话说不出，有的人苦于有话无处说，而自己则是觉得无话可说。在空荡荡的房间里，他前后徘徊，左思右想，总感到自己多年来只是凄凄惶惶地在个人小天地里辗转，为填饱一家的肚子，在庸庸碌碌的生活浊流里挣扎，内心十分痛楚。他万分悲哀地说：
我觉得自己是一张枯叶，一张烂纸，在这个大时代里。
他又一次默默地审视自己生命的足迹，翻阅已逝的生活日历，吃惊地发现过往深长的岁月，竟是如此惨淡，如此平直，如此空寂。由不得从心中发出悲鸣：我永远不曾有过惊心动魄的生活，即使在别人想来最风华的少年时代。我的颜色永远是灰的。我的职业是三个教书；我的朋友永远是那么几个，我的女人永远是那么一个。有些人生活太丰富了，太复杂了，会忘记自己，看不清楚自己，我是什么时候都“了了玲玲地”知道，记住，自己是怎样简单的一个人。这是坦爽的直白。朱自清始终是严肃的正视人生，严格地剖析自己的。而剖析是为了探索，因此他的心境虽然跋徨，但仍然发愿要不务空想，脚踏实地，继续摸索前进。“这时候眼前没有雾，顶上没有云彩，有的只是自己的路”：他负着经验的担子，一步步踏上这条无尽的然而实在的路。他回看少年人那些情感的玩意，觉得一种轻松的意味。他乐意分析他背上的经验，不止是少年时的那些！他不愿远远地捉摸，而愿剥开来细细地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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