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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渚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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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少年

　　辛亥革命前夕，在菲律宾第二大商业城市宿务，发生了一起广为流传的事件——华侨商人叶镇锥剪掉了辫子。这在当时被一些达官贵人认为是“叛逆”的举动，对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的革命主张，却是一个有力的支持。叶镇锥不避睽睽众目，昂首散发，携着儿子叶渚沛漫步于闹市。儿子挺胸凸肚，为父亲感到骄傲。他觉得爸爸才是真正的中国人。

　　叶镇锥是一位老同盟会员，经常抛家舍业，追随孙中山先生四处奔波，为革命讲演、募捐，筹措经费，有时还抽调自家布店的资金支援革命，以致使那爿小店倒闭。孙中山先生曾经亲自写一块匾额，赠送给叶镇锥，并将他的名字改称“叶独醒”，意思是“众人皆醉，唯我独醒，”来表彰他为革命做过的贡献。

　　为了使出生在国外的子女不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叶镇锥经常让他们轮流回家乡——福建厦门度暑假。叶渚沛8岁的时候，随父亲回家乡探亲。祖国壮丽的山川和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使他产生无限崇爱和依恋之情。在返回菲律宾的船上，他问父亲：“祖国多好啊！咱们为啥还要到国外去？”

　　“是啊，祖国山好、物多、人也勤劳，可是政府腐败，近百年来，不断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在家乡生活不下去，才跑到南洋谋生的啊。”

　　“我们有几万万同胞，为什么不把帝国主义打跑呢？”

　　“打不过人家，人家有很厉害的兵舰、大炮……”

　　“我们为什么不制造？”

　　“我们没有炼钢厂，不会近代冶炼技术。”

　　父亲的回答使叶渚沛幼小的心灵受到很大的压抑，他觉得好像有人欺侮了自己的母亲，心里蕴藏着忿恨的火焰。

　　第二天，他对父亲说：“我要好好读书，长大了学习最好的炼钢技术，为祖国制造最厉害的大炮，一定把帝国主义打跑！”

　　1921年，19岁的叶渚沛读完中学，考上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矿冶专业。但是家庭经济状况日益恶化，父亲已无力供给他留学费用。叶渚沛不得不采取半工半读的方式，继续坚持学习。他常常是两片面包一杯水，紧紧腰带过一天。尽管如此，他的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后来，他在老师的帮助下，在学校实验室当了一名实验助手，使他的生活稍有改善。随着生活的好转，他的求知欲望也愈来愈强。他不仅学习矿冶专业，还向化学、地质等其他领域拼命探求。他的这股拼劲，博得教授们的赞许，称他为“东亚醒狮”。当时某些西方人把旧中国比作“东亚睡狮”。意思是，作为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由于政府腐败无能、人民愚昧无知，就像一头昏睡的狮子，毫不可畏，叶渚沛的行动，却使美国教授们感到“睡狮”即将觉醒。

　　叶老晚年回忆那段求学生活时说：“那时，的确像一头狮子，贪婪地吞食一切能够接触到的东西。一心想多学一些，学好一些，不管当时能否消化得了，贮存在脑子里，带回祖国总会有用的。”

　　为了民族的振兴

　　叶渚沛大学毕业后，先后在美国几个著名科研机关和工厂里工作过8年。这8年中，他所追求的不是生活上的安逸和享乐，而是在世界第一流的大企业里，努力把自己锻炼成富有实际经验的冶金专家。

　　1933年底，叶渚沛满怀“科学救国”的抱负，回到了祖国。国民党政府委任他为“国联设计委员会”（后改为资源委员会）的化学专员，同时还授予他一张少将军衔的委任状。他满以为自己平生的夙愿可以实现了。时间不长，国民党政府的种种卑劣行径打破了他的迷梦。尤其是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更使他大失所望。在跟随国民党政府撤退的列车上，他把那张被有些人看得比黄金还贵重的委任状，给猫擦了粪便。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发动广大沦陷区的人民奋起抵抗，燃起熊熊的抗日烈火。这使叶渚沛看到了黎明的曙光。他把民族复兴的希望，寄托在这些与敌寇浴血奋战的中华优秀儿女身上。他用自己的收入，资助奔赴延安的革命青年；他利用自己的住宅，掩护被追捕的共产党员。

　　1938年初，叶渚沛跟随设计委员会来到武汉。3月的一个晚上，突然有两位外国人登门来访。一位是国际进步新闻工作者路易·艾黎，另一位是诺尔曼·白求恩大夫。白求恩为了帮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历尽艰险，几经周折，才踏上中国的国土。在旅途中，医疗器械全丢光了，旅费也用完了。怎么办呢？艾黎带他找到老朋友叶渚沛。叶渚沛知道了他的来意之后，毫不犹豫地向白求恩置办了行装和器械，送他登上去延安的旅程。临行时，白求恩一再道谢。叶渚沛拉着他的手说：“您来帮助我的祖国打仗，应该道谢的是我。”此后，他与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在叶渚沛心灵的天平上，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他的政治态度也以此为依据。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以后，国民党政府一面进行新闻封锁；一面利用它的喉舌造谣中伤，攻击中国共产党。在这种情势下，迫切需要通过外交渠道，澄清事实真相。当时我们党和各国驻华使馆没有直接联系，于是派章汉夫同志去找叶渚沛，请他穿针引线。他慨然应允，为周恩来副主席与英国使馆代办安排了一次秘密的会晤。几天之后，英国广播电台播发了这次会晤的内容，使国民党新闻机构非常被动。后为，国民党特务嗅出痕迹，开始对叶渚沛注意起来。1944年，叶渚沛设法找到一个出国考察工业的机会，才摆脱了险境。

　　追踪最先进的科学技术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叶渚沛在联合国担任科教文组织科学组副组长和经济事务部事务官。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像春风扑进他的心扉，他不顾上司的一再挽留，毅然辞去联合国的职务，绕道巴黎、日内瓦，直飞香港。1950年初，这个出国5年的游子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周总理像接待老朋友一样会见了他，并且立即委派他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工业部顾问。1955年，中国科学院委派他负责筹建化工冶金研究所，担任所长。他的平生抱负得以施展的日子终于到来了！

　　叶渚沛一心想用国际上最新的科学技术来改造我国的冶炼系统，改变我国钢铁工业的落后面貌。那时候高压炉顶、高风温、高温度（简称“三高”）炼铁和氧气顶吹转炉炼钢等最新冶炼技术，刚刚崭露头角。叶渚沛就已经在理论上做了深入的研究。他写了一系列的论文，从流体力学、传热、传质等基本原理的角度，对“三高”进行了精辟的论证，从而发展了高炉理论。他指出，一座400～600立方米的采用“三高”技术的高炉，产量将与1513立方米的大高炉相近；也就是说，产量增加一倍以上。而这种新型高炉还具有技术先进，灵活性大，原料、燃料适应性好，设备容易制造等优点，是大高炉不可比拟的。

　　1955年初，叶渚沛正式提出了采用“三高”炼铁的科学建议。它引起了国务院有关领导的重视，立即批给实验经费，并要求有关部门为实验提供必要的物资条件。在冶金部的支持下叶渚沛和化工总冶金所的同志们在石景山钢铁厂建立了一座17.5立方米的“三高”实验炉。叶渚沛春风满面，喜气洋洋，白天谈高炉，夜里梦中也讲高炉，妻子说他患了“高炉热”。实际上，他的心比高炉还要“热”，实验炉寄托着他发展祖国冶金工业的希望。

　　但是，也有人对这样的高炉并不“热”。实验原料和高炉修整都不能及时满足需要，一再拖延了实验时间。直到1961年，条件才稍有好转。这样，他们用了三个月的有效时间，就获得初步成果。1965年，进行第二次实验，炉顶压力达到2.8千克/平方厘米，风温1250摄氏度，鼓风温度50～60克/立方米，利用系数为6.4吨/立方米·日。这些指标当时在世界上是先进的。美国和日本做的类似的实验，也都未超过这些指标。即使在20年后的今天，

　　“三高”已经在国际上普遍应用，所达到的水平与这些指标也大体相等。

　　世界冶金发展史表明，氧气顶吹炼钢法，给20世纪后半叶的冶金工业来了革命性的变化。这种炼钢法与过去通用的平炉炼铁法比较：投资少百分之四十到五十；生产效率高3至5倍；生产成本低；质量相仿。1953年，奥地利首先开始试用；不久，美国、加拿大和西德相继采用。日本直接从奥地利引进这项新技术，于1957年开始应用，到60年代初期尝到“甜头”，纷纷拆掉平炉改为转炉，由此钢产量大幅度上升，10年左右跃居世界第3位。叶渚沛早在50年代初期就看到氧气顶吹转炉强大的生命力，在我国积极倡导这一正确的技术方向。在学术上，他进行过周密的探讨。1956年，他向有关部门提出了详细的书面建议，并且明确地指出，采用氧气顶吹炼钢法迅速发展我国冶金工业，“看来是必由之路”。但是，他的建议当时没有引起冶金界领导的重视，而被搁置一旁了。

　　这，丝毫没有动摇叶渚沛的科学信念，他是个不屈不挠的探索者。叶渚沛决定用实验成果来证明自己的科学论断。1958年以后，他带领化工冶金研究所的同志们，建立一台1.5吨的小转炉，进行试验，充分显示出氧气顶吹炼钢法的优越性，为发展大型转炉提供了必要的依据，训练了一批技术骨干。国家科委看到这些成果，拿出一部分科研经费，在石景山钢铁厂建立了一台30吨氧气顶吹转炉，作生产性实验。这台转炉从投产到现在，产量一直居全国之冠。

　　60年代初期，党中央决定建设西南钢铁基地，开发攀枝花矿。这个矿储量很大，但是矿物结构很特殊。矿石中的主要金属元素有铁、钒和钛，还有微量的钴等，化学成分复杂，所以，这个矿的冶炼和综合利用，是一个复杂的技术问题。作为一个冶金学家，叶渚沛深知自己的责任。他运用多年来理论研究和实验的成果，在 1958年至1965年的8年里，写出了10余篇研究论文，对攀枝花矿的合理利用，钢铁基地的建设方针等，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并且，从攀枝花矿的具体条件出发，提出了工艺流程和配套采用新技术等一系列建议。不幸的是，“文化革命”开始了，他的建议没有被采用。

　　1960年底的一天，一位老朋友请叶渚沛去吃饭。在餐桌上，一位客人谈起他在农村亲眼见到的一些困难情况。叶渚沛听了心里很难过，再也吃不下去了。他觉得自己作为一个科学家，过去对人民的温饱没有关心，内心深为负疚。

　　回家以后，叶渚沛找出平素积累的有关农业方面的资料，搜集了大量参考书籍，他要为解决我国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尽一点力。这个课题是他的

　　“业余”研究，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他天天工作到深夜，有时困得实在支持不住，便倒在沙发上睡一小觉，醒来继续工作。眼睛熬红了，人消瘦了，终于在1962年初写成《关于解决我国农业问题的建议》一书，报送中央领导。

　　这篇4万余言的著作，凝结了他大量的心血。在这部著作中，叶渚沛从生态学的角度分析了我国人口增长、粮食和肥料的需要，进而找出解决农业问题的一些途径。在我国，他首次提出应以“农业生物统计计量学”来计量地指导肥料的科学施用，以最小量的肥料获得最高的粮食产量。

　　1963年冶金学家叶渚沛主动要求参加全国农业会议。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主要是论述生产高浓度磷肥新技术。这项新技术并不是叶渚沛的发明，是他归国前，花了3000美元买的“技术专利”。带回国后，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了一番改进。在结束发言时，他说：

　　“……我向所有专门领域内的专家们致以歉意，因为我越出自己的冶金领域，冒昧地发表了上述意见，但这是由于我真挚地希望有助于我们的科学，有助于我们的祖国。”

　　这番赤忱的话语，深深地打动了与会的专家，博得了一阵热烈的掌声。聂荣臻同志对叶渚沛的发言给予了高度的赞扬。

　　在国家科委的支持下，化工冶金所于1965年建立一座0.7立方米的炉子，开始了我国竖炉炼磷的实验。不到半年，就获得了可喜的成果。经过鉴定，一致认为，这是符合我国国情、多快好省地生产高浓度磷肥的有效途径。

　　不让一天虚度

　　叶渚沛的眼睛总是紧紧盯着国际上科学技术发展的新动向，而心总是踏踏实实地扑在祖国的建设事业上。他在冶金技术的竞赛场上，起跑都是抢先的；同时，他对化工、农业、能源、地质以及国民经济布局等领域，都有独到的研究，撰写了百余篇建议和著作。我国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对叶渚沛的治学态度，作过这样的评价：“从不随声附和，往往提出独有的卓越见解，其后为实践所肯定。”

　　对于科学天地以外的事物，他从来无暇顾盼。他的妻子叶文茜是一位研究西方文学的美国人，总企望用艺术的魅力感染她的丈夫，然而她不得不承认，艺术的“磁波”对丈夫的吸引力很小。就像星星总按着自己的轨道运行一样，叶渚沛很少偏离自己的生活轨道。他每天早晨4点起床，漱洗之后开始读书或工作；7点吃完早点，上班……晚饭后散步十分钟，又是读书或工作，直至11点就寝。不管星期天或假日，天天如此，年年如此。

　　他的床头枕下，案头架上，到处是书。每次出差，行囊中大部分装的还是书。有一次去青岛疗养，他满满地带去了两皮箱书。他差不多天天是在读书、写作中进行“疗养”。医生不得不向他提出善意的警告：“请不要把书斋搬到疗养院来！”

　　有时候，孩子们也会抱怨：“爸爸不像人家的爸爸，从来不带我们出去玩，成天埋在书堆里……”妈妈说：“爸爸放在第一位的是他的书和工作。”这是谁也不能否定的事实。

　　叶渚沛曾经长期在美国工作，过着优裕的生活。回国后，是中国科学院一级研究员，工资收入也比较高，但是他的生活很简朴。他不饮酒，不吸烟，粗茶淡饭，布衣便鞋。对子女也从不娇惯，不允许他们贪图物质享受。他把大部分收入用来买书或接济同志和朋友。1969年国庆节，他接到周总理的邀请他上天安门观礼的请柬，心里非常激动。在那动乱的时期，这确实是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家里人为他高兴，妻子翻箱倒柜，找出仅有的一套毛料中山装和一双皮鞋，还是回国初期置办的。

　　1966年夏天，那场横扫一切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叶渚沛被关进了

　　“牛棚”。从此，他每天担负着沉重的体力劳动，经受着精神上的折磨。

　　个人的灾难没有使他产生过多的忧虑，他一手创建的、曾为祖国科学事业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化工冶金研究所被全盘否定，改成了一个生产半导体的小工厂，这使他日夜难眠。眼睁睁地看着我国与先进工业国已经缩短的距离，又越来越大了。他的心沉浸在无比痛苦之中。叶渚沛不能再沉默下去了，他不顾个人安危，于1971年3月3日，毅然拿起了笔，上书毛泽东主席，反映我国科学事业遭受的严重破坏；要求保留化工冶金研究所的科研性质；要求给他本人继续为祖国科学事业献身的机会。他那颗炽热的心，跃然于纸上：

　　“我坚信对祖国发展着的科学技术，自己能够做一些有价值的贡献。……您能够理解一个年近70、只剩下不多几年工作时间的人，对浪费最后的生命所感到的痛苦。为祖国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就是我的生命，剥夺我在自己专业内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指导研究的机会，我就等于活着的死人。”

　　他，万万没有想到，给他剩下的工作时间不是几年，而是只有很少的几个月了。凶恶的癌细胞在迅猛地吞噬着他的躯体，他自己毫无察觉，依然拼命地工作。在症状愈来愈明显的情况下，经家属一再催促，才不得不去医院。就在这一年的11月24日，他手中攥着未完的遗稿，便与世长辞了。

　　在弥留之际，他对妻子和女儿留下唯一的遗嘱：“把蹲‘牛棚’以来写的论文和建议献给国家，将来会有用的。”

　　他在国内外的许多学生和友人，闻讯纷纷发来唁电，痛惜中国和世界失去一颗“科学彗星”。粉碎“四人帮”以后，在1978年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中国科学院为叶渚沛同志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在向“四化”进军的化工冶金研究所职工，怀着对老所长的深切敬仰，在他的遗像前表示，一定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叶渚沛生在国外，长在国外，学在国外，也曾工作在国外，唯独他那颗赤子之心始终与祖国的命运息息相通，和人民休戚与共。他为祖国的冶金工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研究成果和建议，至今仍闪耀着科学预见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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