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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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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的两个世界 1843年12月11日，科赫出生在汉诺威省附近的小城克劳斯塔尔。克劳斯塔尔坐落在德国中部著名的哈尔茨山区，这里森林茂密，气候宜人，矿藏极为丰富。科赫的父亲赫尔曼就曾经是一名矿工。 赫尔曼没上过什么学，但年轻时到过很多的地方，见识广，加上他很好学，肯动脑筋，是个不安于现状的人，他觉得自己可以在采矿业中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于是，他在工作中尽量发挥自己的长处，得到了上级的赏识，逐渐晋升为采矿公司主任。后来，又当上了普鲁士政府的矿业顾问。 赫尔曼有一群孩子，足足13个。要想让这么多孩子吃饱穿暖和受到应有的教育，可真不是件容易的事。赫尔曼是个自信心很强的男人，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满足孩子们应该得到的一切。 干完一天的活儿，赫尔曼总要和孩子们呆上一个钟头。他给孩子们讲故事，讲自己年轻时候的旅行奇遇，讲大自然绮丽的风光和异国风情……富有传奇性和浪漫色彩的故事强烈吸引了孩子们。而最人迷的就要数科赫了，他双手托着下巴，望着父亲手中的木质烟斗中轻袅的蓝雾出神。不知不觉，心灵的窗户被父亲打开了，他知道了世界是广阔的，有许许多多自己所不知道的事情。一个决心暗暗地萌发出来：我长大了一定要走遍世界！ 赫尔曼就是这样有意识地培养孩子对自然、对世界的兴趣和热爱。看到孩子们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健康成长，父亲的心才得到安慰。 哈尔茨那布满树木、青草的绿坡，是孩子们的乐园。科赫很小的时候，就爱到那里玩。带着露珠儿的绿叶，穿一身斑驳外衣的昆虫，闪着五色折光的矿石，都让他着迷。他有一个小小的“博物馆”，陈列着自己采集来的标本，从分类、编目的程序来看，颇有些像个训练有素的小博物学家的架势呢。要知道，这些都是他手拿着博物学方面的书，对照着收集的。 后来，爸爸赫尔曼又送了一面透镜给科赫，他的观察更细致，兴趣更浓了。通过透镜可以清楚地看到蚂蚁的触角、苍蝇的眼睛，许多疑问整天都在小脑袋瓜里转悠。 有一天，家里收到一封信，一看笔迹就知道是舅舅寄来的。 “妈妈，舅舅又要来咱们家作客了吗？”小科赫兴奋地问妈妈。 “是呀，舅舅很快就要来了。”妈妈高兴地对儿子说，她知道儿子最喜欢舅舅。 舅舅比文德博士是个知识渊博的人，特别是对自然界和野生动物有着广博的知识。科赫敬佩比文德博士简直到了五体投地的程度。在科赫看来，世界上没有舅舅不知道的事情。所以，他憋着一肚子的问题等着舅舅呢。 比文德博士也特别喜欢这个聪颖、好学的外甥，他一来到克劳斯塔尔，就领着科赫穿过大森林，采集昆虫和矿石标本。舅舅还教科赫照相，那是一种早期的照相方法，在铜板上涂上银粒，比较麻烦的。 这一切，都给科赫日后投身于医学科学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几年过去了，科赫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成长为一个具有相当才智的青年，他的数学、自然科学的成绩特别优异，语言学方面更是显得才华横溢，他学拉丁语、希腊语和法语，也学英语，英语讲得很流利。 大学预科学业结束了，科赫面临着一次重大的人生抉择。家庭的经济桔据，父母亲能让他读这么多书已经不容易，要继续上大学深造，显然是不实际的。 父亲想送儿子经商。经商可以满足儿子周游世界的愿望。但是母亲不同意，因为她已经有两个儿子在美国谋生，孩子孤身一人在异国他乡，未必不凶多吉少。所以她想让科赫学门手艺，不要离开家，最好的是先学做鞋匠。 天无绝人之路，正当科赫可能要跟小鞋匠的楦头打一辈子交道时，他家得到了一笔财产，经济状况突然有了好转。科赫终于可以如愿以偿了。 汉诺威省以南有所著名的哥廷根大学，它把许多优秀的教授吸引到大学的讲台上来，那里群星灿烂，人才济济，聚集了世界上最卓越的科学家。 科赫决定到哥廷根去。 1862年，他以出众的成绩迈进了哥廷根大学的大门。 他惜时如金，从不浪费一分一秒。因为他深切地体会到学习机会来之不易。 “科赫，着决斗去！”一位同班的大学生对科赫说。那个时代还有什么比决斗更能刺激小伙子们呢。 “呵，不。”科赫从书海中抬起头来，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温和地说。 要学的东西太多了，科赫总觉得时间不够用，酒馆、舞池都找不到他的影子，寻欢作乐不是进哥廷根大学的目的。 不久，科赫发现要同时实现两个世界的遨游是办不到的，于是，他选择了医学，学医将来可以当军医，随军去国外服役。那时，周游世界的愿望也就实现了。 这时一本关于传染病的著作强烈地吸引了他。作者是著名的解剖学家亨勒，书是20年前写的，其中的见解很有独到之处，比如亨勒认为：“必须不断地通过显微镜从传染物中寻找细菌，并将它们分离出来，测试其致病力，才能确认它是引起人体传染病的病因。”科赫反复琢磨这些带有指导性的论断，他决定用毕生的精力实践它。 1866年1月，科赫呈交了他的博士论文，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 一个通过显微镜而进入的微生物世界展现在眼前。他信心十足地、毫不犹豫地迈出了脚步。他深信自己的选择是可以达到目的的。 炭疽之谜 1872年，科赫被聘请担任沃尔斯顿的地区医生。这段时间对于他来说，实在是太有意义了。 这天，科赫抱歉地向他的病人们点点头，就跟着一个粗犷的普鲁士农民跑出去了。 留下来的病人等得很不耐烦，他们心里都在嘀咕：医生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 一个蒙着头巾的妇女显得很急躁，她向身边的中年汉子问道：“哎，医生先生干什么去了？” “说是郊外又有羊得了狂怒病。”中年汉子说话瓮声瓮气的。 “唉，医生是治人，还是治牲畜呢？”蒙头巾的妇女小声嘀咕。 往往是很晚很晚，科赫才疲惫不堪地回到诊所，病人早就抱怨着走了，候诊室里空无一人。妻子埃米把晚饭留在桌子上，也早早地睡了。科赫顾不上这些，他掀开棕色布帘，马上把从乡下采回的血样，放在显微镜下进行分析。 一次又一次，他在显微镜下看到了许多像小枝条那样奇怪的东西，有的非常短，形状像小木棍；有的像一条细线。 这些血样都是从那些死于“狂怒病”的牛羊身上抽取的，从医学的角度，科赫称为“炭疽病”。凡是死于炭疽病的牛羊的血液里，都可以观察到这样的“小木棍”和“线条”。他一直观察好几个月了，做过无数次对照试验，在健康的牲畜的血液里总也找不到这样的“小木棍”和“线条”。“这些家伙一定是炭疽病的病源！”科赫对此深信不疑。但是科学结论需要大量的事实来证明。 关于炭疽病，欧洲已经有人先于科赫进行过研究，法国的内科医生达万、著名的雷伊、德国人玻兰德等许多学者，以及伟大的微生物学先驱巴斯德都在研究由细菌引起的炭疽病。巴斯德宣称：“每一种疾病，都是由一种很小的、有生命的细菌引起的”。但是他们都没有找到可靠的证据。 可怕的炭疽病严重威胁着欧洲大陆。肥沃的牧草，温和的气候，给牲畜创造了多么良好的生存条件，可是几十年来，人们在炭疽病面前束手无策了。它夺走了一个富裕农户的五、六百只肥羊，就像平地刮一阵风那样容易。一头小牛早晨还在青葱的草地上撒欢儿呢，下午就像霜打的庄稼那样垂下了头，主人还没能来得及请医生，这头小牛就直挺挺地四脚朝天了。死去的牛羊的血是暗黑色的，一只死了，成群跟着倒下。有时牲畜的主人或牧工也会染上这种可怕的炭疽病，皮肤上长上疖子，在一阵阵吓人的咳嗽声中死去。 这种飓风般的传染病对人们的威胁实在是太大了，它蔓延的速度是惊人的。有人对欧洲农民面临的打击表示忧虑，对整个欧洲的肉食供应前景表示担心。而当时的科学研究，还不能帮助人们从这种绝境中解脱出来，许多人甚至认为这是上帝对人类的惩罚。 科赫被这个问题深深地吸引住了，他决心揭开炭疽之谜。 科赫把行医这个谋生的手段放在第二位了，温柔的妻子埃米接下了照顾家庭的重担，她理解丈夫所从事的事业。科赫一门心思扑在他的研究上。 乡间的土路上，科赫疾步行走，络腮胡子沾满尘土。原来有个牧场炭疽病又流行了，他赶去取染上炭疽病的牲口的血液；屠宰场开宰了，他急急忙忙奔去，和屠夫交涉着，因为他急需健康的牲畜的血样作对照。夜以继日，他长时间俯在显微镜上观察，一干就是几个小时，顾不上休息，有时连看东西都模糊不清了。这时他才会取下眼镜，闭上双眼轻轻地用双手按摩一下眼眶。 当他掌握了数百种标本，获得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时，他心里豁然开朗，完全明白了自己所负的重大使命。这个使命就是要在微生物研究的历史上揭开崭新的一页。 他激动地对自己说；“我要证明这些细菌是活的，真正看到它们生长、繁殖、引起疾病的全部过程”。 1876年的冬天过去了，科赫的研究像春天一样，进入了新的阶段。 他让一只健康的小白鼠染上了炭疽病！ 现在看起来，实验并不复杂。但正像世界上所有的第一次一样，是在许多失败和挫折之后取得的成功。 科赫用一块擦干净的薄木片，通过火焰消毒，把木片上的细菌杀死。然后，在小白鼠尾巴的根部切开一个小口，用木片蘸上一滴病死动物的黑色血液，刮进白鼠的伤口，再把它单独关进一只笼子里，便于观察。 第二天一清早，科赫睁开眼就跑到实验室，单独关的小白鼠死在笼子里了。 科赫立即把小白鼠放在台子上解剖，白鼠的脾脏特别大，呈现暗黑色，血的颜色也是这样可怕的黑色。他小心翼翼取了一滴血，放在显微镜下，视野里再次出现了早已熟悉不过的小棍状、线状的东西。 第一次用人工方法，将病菌接种到健康白鼠体内的试验成功了。 科赫把自己关进了实验室，一个多月没离开过实验室和试验动物，反复进行了30多次同样的实验，获得了30多次同样的结果。 是不是可以向医学界、微生物界宣布自己的发现呢？一般人看来，是时候了，因为事实证明这种细菌繁殖的速度是惊人的，健康的动物感染到微量的细菌之后，这种细菌马上就疯狂地繁殖开来，数量不断增长，直到把白鼠或者其他动物的组织堵塞。 但是一向严谨的科赫没有急于下结论，他说：“我必须确实看到这些小棍条生长，必须找到一种能在动物体外培植这种细菌的方法”。 怎样才能观察到这些细菌的生长呢？试验一次又一次失败了。科赫整天冥思苦想，心情十分烦躁，有时弄得他的亲人和病人都莫名其妙。 一天，他终于想出了个好办法。他用一块较厚的载玻片（显微镜镜头底下用于放置观察物的玻璃片），小心翼翼地在中间磨了一个小凹槽，再取一块薄一些的玻片，加热灭菌后，放上一滴用来培养细菌的营养物质——牛眼分泌液，再将一只刚刚死去的白鼠的脾组织放在分泌液中，盖上磨有凹槽的载玻片，在四周涂上凡士林，使它密封，不受其他的细菌干扰。最后把它们倒置过来，放在显微镜下，随时观察结果。 两小时过去了，显微镜下面的液滴中还没有什么变化。突然有了，他发现一些“小棍”分裂并成长了，接着新的“小棍”又分裂成两半变长，几个小时之后，这一滴营养物里长满了纠缠在一起的长线条！ 这一次，科赫终于看到了炭疽菌是活的，在一定的条件下能迅速分裂，成百万倍地繁殖，这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实。 科赫将试验重复进行了8次，拥有了人工培养的纯炭疽菌种。他把自己培养出来的纯菌种，接种到小白鼠的尾部，他想：“如果炭疽病真是这些细菌引起的，那白鼠一定活不了”。 果然不出所料，24小时后，小白鼠死了。 科赫把纯菌种分别接种到羊、豚鼠、兔、猫等12种动物身上，结果都一样：黑色的物质堵住了它们的血管和组织；显微镜下都能观察到浮动的“小棍”和线状细菌。 试验过程中，科赫发现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炭疽菌很娇气，如果在阳光下曝晒或者没有适当的营养物，它们就会很快死去。那么，它们又是怎样在大自然恶劣的环境中生存的呢？ 试验还远远没有结束。 他接着发现，原来，传递炭疽病的不是细菌本身，而是炭疽菌的孢子！ 所谓孢子，是炭疽菌干缩后形成的珠状体，周身长着厚壁，能保护自身不受干热、阳光和有害化学药品的侵害。即使没有食物和水，也照样死不了。而一旦生存条件合适，厚壁破裂，细菌便又出来繁殖。他还发现，炭疽菌从来不在活的动物体内形成孢子，只是在动物死后，在一定的温度下，才能形成孢子。 科赫向人们提出一个十分重要的建议，把死于炭疽病的动物尸体焚烧或者掘深穴埋掉。这是防止炭疽病蔓延的有效措施。 1876年4月，正是沃尔斯顿气候最宜人的季节。科赫把自己研究的成果送往布雷斯芬植物学会，他的报告得到了重视。 德国著名的细菌学家科恩博士邀请了许各有名望的科学家到植物学会，来观看一位不出名的地区医生演示他研究的炭疽菌的生活周期。 他们中间不少人想：这可能吗？会不会像前几次那样，说得很邪乎，结果又是不了了之？ 但是，科赫的演示很快消除了所有人的顾虑，他们被科赫的实验迷住了。 三天的试验，成功了！ 科赫在人们面前一再强调他的发现的意义：“每一种疾病，都是由一种细菌、仅仅是一种细菌引起的。炭疽菌引起炭疽病；伤寒菌引起伤寒病”。 科学家们由衷地祝贺科赫的成功，他们一点也不嫉妒他，尽管他们之中也有人做了不少关于炭疽菌的研究，最终是科赫第一个揭示了炭疽菌的生活周期，何况他是一个人在条件极其简陋的情况下进行的，他的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的顽强精神赢得人们的尊重。 很快，科赫的一篇篇论文问世了：关于炭疽方面的，关于怎样给细菌染色的，关于显微照相术的研究，以及伤口感染问题……每一篇著作都像宝石一样在科学的宝库中大放光彩。 整个欧洲都惊奇地发现了科赫的能量。 全世界都开始注意到了科赫的研究。 科学家们认为，把科赫继续留在乡下是整个德国的耻辱。 1880年春天，德国政府委任科赫为柏林帝国健康署成员。 发现结核杆菌 1881年8月，雾都伦敦轻舒双臂，迎接来自各国医学界的名人。国际医学会议将在这里召开。伟大的法国细菌学家巴斯德，德国著名的病理学家微耳和都参加会议。 科赫受帝国健康署的派遣，作为德国代表团成员之一，也来到了伦敦，并且在英国皇家学院的实验室中，成功地演示了培养纯菌种的新技术。 当时，纯菌种的培养是细菌学研究中伤脑筋的事儿。通常使用的培养基 （也就是细菌生长的营养物）是液体的，细菌在液体培养基中可以任意流动，想固定地培养出单一的菌种很困难，特别是要从多种细菌混杂的杂菌中分离出纯菌种，就连高明的细菌学家都感到棘手。 科赫的研究无疑引起了科学家们的关注。 改进培养细菌的技术问题，一直引起科赫的高度重视，但是只有科赫正式到帝国健康署工作之后，这项工作才取得较大的进展。 新的工作，无论从哪一方面都显示出它的优越性，工作室设备先进、齐全，实验室极为讲究，与沃尔斯顿那间用棕色布帘隔开的实验室的简陋条件相比，简直是天上地下。上级还派了两名青年军医作他的助手，他们都是刻苦好学的青年，一位叫格夫基，一位叫勒夫勒。不久，他们俩就成了科赫最好的合作者。 一天早晨，科赫来到实验室，发现昨天切开的一块熟马铃薯的切面上有些黄色、红色、紫色的斑点。他觉得很奇怪，顺手拿起来凑在眼镜下面看了又看：“莫非是空气中的细菌落在上面了？可为什么颜色不一样呢？……”一想到这里，他急不可耐地掀开罩着显微镜的绸布…… 显微镜下的发现真让科赫惊喜万分：相同颜色的斑点竟然是长得一模一样的细菌！马铃薯切口上的每一颗斑点就是同一类细菌。 “勒夫勒！格夫基！”科赫大声地喊他的助手，“快来看啊！” 两个青年人看完每一块载玻片上的纯菌种，大惑不解，他们惊讶地问老师：“您从哪儿弄来的纯菌种呢？” 科赫拿起那块马铃薯，高兴得络腮胡子都在抖动，他向助手们解释了所发生的一切。 他意识到这个发现对细菌学的研究是何等重要！于是立即着手固体培养基的配方研究，经过反复改变胶和水的比例，最后终于找到了理想的固体培养基的制法，找到了分离杂菌的方法。在这样的培养基中就能培养出所需要的菌种，其他的杂菌不会干扰纯菌的生长。 这项新发现具有重大的意义，它是微生物学的革命，具有划时代的影响。 从科赫的时代起到现在，细菌学的研究一直沿用固体培养基来培养细菌。 科赫把它们带到了伦敦参加国际医学会议。当他在皇家医学院实验室里演示了他的新技术之后，巴斯德激动地走上前去，他对科赫说：“先生，这确实是伟大的进展！” 科赫是个永不满足于已有成就的人，一个目标达到了，他毫不停顿地向另一个高度攀登。 从伦敦返回柏林，他刻不容缓地把矛头对准了当时最凶恶的疾病——肺结核。 早在古希腊，肺结核就开始威胁人类了，希腊医生称它为“消瘦病”。这种病的患者不知不觉地染上病后，日益消瘦，到严重时，一个劲地咯血，瘦骨鳞峋。那时，几乎没有办法挽救患者的生命。 令人可怕的是，往往父母患肺结核，他们的子女也会染上，很难幸免。这是怎么回事呢？有人认为，肺结核病属于遗传问题。这倒真让人束手无策了。 19世纪，医学科学开始识破肺结核的奥秘，瑞士医生舍恩拜因博士于1839年发现，在死于肺结核病的人体里，可以见到一种瘤或肿块。舍恩拜因建议将这种病叫做肺结核。 医学科学家们开始了研究。但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找到肺结核病的起因。 科赫全力以赴地进行研究，一场从死神手中争夺生命的白刃战开始了。他制定了一个指导研究的原则，这就是直到今天，细菌学研究还必须遵守的 “科赫原则”： （一）为了证明某一种细菌是某一疾病的病因，必须在这种疾病的所有病例中都发现有这种细菌； （二）然后，必须将这种细菌从病体中完全分离出来，在体外培养成纯菌种； （三）这种纯菌种，经过接种后，必须能将疾病传给健康的动物； （四）按上面规定的方法接种过的动物身上，必须取得同样的细菌，然后，在动物体外，再次培养出这种纯菌种。 肺结核的研究也必须从这四条原则出发。 科赫的一双手，变得乌黑发亮了。不了解情况的人还以为他得了什么传染病呢，只有熟悉他的人才了解真情。为了寻找一种能使结核菌染色的试液，他整日整日在二氯化汞溶液中浸泡才变成这副模样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有一天，当他用次甲基蓝进行染色后，在显微镜下发现了蓝色、细长的小杆状体，它们看上去比炭疽细菌小得多，有一定的弯曲度。他终于发现了结核杆菌！ 好，按照“科赫原则”一步步进行下去。 当进行到下一步时，迎面碰到拦路虎。几乎没有合适的培养基能在动物体外培养出纯菌种。“难到它们只有在活体中才能生存吗？”一次次失败，使科赫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试验不能中断！他筛遍了所有的培养基，又新配制了许多特殊成分的培养基，结核菌都不生长。 还要不要坚持“科赫原则”？ 要！科学是严谨的，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含糊。科赫在许多令人沮丧的失败后，仍不气馁，终于找到了著名的“血清培养基”。它几乎完全和组成活体的成分一样。试验的进程加快了。 “科赫原则”的每一项都在肺结核研究上得到证实！ 老一辈科学家的梦想，同辈科学家的预测，被科赫证实了！ 1882年2月的一个晚上，柏林的夜空下着雨，施普雷河岸一幢庄严的大理石建筑物内，柏林生理学会正在聚会。德国科学界最卓越的人物都来了，科赫、科恩海姆……格夫基和勒夫勒兴奋地看到，微耳和进场了。 科赫的报告证据充分、数据准确、结论明瞭：“我已经成功地发现了肺结核的真正起因。它就是结核杆菌，一种真正的寄生虫”。科赫用“寄生虫”这个词，是为了表达结核菌是一种依靠活的有机体、主要是人体组织取得养料而生存下去的细菌。 听讲演的人都明白了科赫的发现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不久，科赫的论文《肺结核病因学》在柏林临床周刊上发表了。 罗伯特·科赫的名字传遍了四面八方。他的照片被印在红手帕上，报纸上刊登了赞美他的诗歌，人们给他戴上了“杆菌之父”的桂冠。 大洋彼岸也知道了科赫的贡献，世界各地的医学界人士相继来到德国，希望能在科赫的指导下学习。人们羡慕他的成功，敬仰他的声望。 但科赫对这一切，都表现出一个伟大人物博大的胸怀。他并不认为这是自己一个人的贡献。他在论文中高度地赞扬了其他科学家的研究，认为没有他们的贡献，自己是不可能发现结核杆菌的。他又开始了下一个研究目标：结核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的研究，一直伴随着他走完人生的历程。 四处出击 19世纪80年代以后的岁月里，科赫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国外、国内之间交替度过的。近20年的岁月中，他到了埃及、印度、东非、南非等许多地方，但都是为研究和解除人类的疾苦而跋涉，他的足迹印在哪里，就在哪里创造出奇迹来。 第一次远征，在埃及。 那是1883年夏天，埃及爆发了霍乱。 用谈虎色变来形容人们对霍乱的恐怖，是不过分的。当时霍乱由印度发源，经由埃及或阿富汗传到欧洲南部。全欧洲面临着威胁。 德国和法国接到了埃及政府的紧急求援，纷纷组织使团，开赴埃及亚历山大港。 德国的一支远征队由科赫带领，他们一到埃及，就投入了可怕的尸体检查工作。一个月过去了，当科赫已经发现了霍乱的蛛丝马迹时，埃及的霍乱高峰消失了，像它的爆发一样突然。 到印度去，那里是霍乱的发源地。尽管路途遥远，但对研究工作是有利的。柏林政府同意了他的请求。 途经诱人的开罗，风尘仆仆的科赫参观了慕名已久的埃及金字塔。在人类智慧的结晶面前，他怎么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是啊，人类什么奇迹不能创造呢？ 加尔各答医学院实验室，设备齐全。科赫工作得很顺手，他继续进行在埃及尚未了结的研究。在检查了几十具死于霍乱的尸体后，他发现了与埃及那些霍乱死者身上相同形状的细菌。它们是微小的，半月状的，在病患者的肠道中也能找到它们，健康人身体里却找不到。 科赫走出了实验室，他走到印度最下层的人群中间，看到了一幅幅可悲的图画，下水道污物堵塞，肮脏的街道蚊蝇与人为伍，人们饮用的井水被污物严重污染，人们在最糟的生活环境中整日与最致命的细菌打交道……他从小井里拎起浑浊、散发着臭气的井水，化验、检查，了解到了霍乱菌的生活习性。他发现这些井水正是霍乱弧菌孳生的场所，它们是霍乱菌进入人体的途径。54 回国后，他在许多会议上强调要采取卫生措施来消灭霍乱弧菌。他的证据有力，科学性强，终于说服了那些坚持旧的传统观念的人们，通过了限制霍乱传播的新卫生条例。成功地找到了控制这种危险疾病的有效办法。 1890年4月，帝国议会任命科赫为新成立的传染病研究所所长。 1896年10月份，科赫接到了英国官员惊恐万状的报告；牛瘟在南非流行，死亡率高达90％，由于把牲畜从索马里地区朝南驱赶，所以一直传到南非的英属殖民地好望角。 一个月后，远征者十万火急地赶到了开普敦。 从毫无头绪到制止这种疾病，科赫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他找到了使牲畜产生免疫力的方法。1897年2月，科赫从南非给英国殖民当局打了个报告说，使用他的免疫方法可以拯救95％的牛。单在好望角就救活了200万头牛。 不久，东非的德属殖民地又出现了科赫忙碌的身影。在非洲内陆的维多利亚湖区，他连续研究了淋巴腺鼠疫、危及马及骆驼生存的恶性贫血，得克萨斯牛瘟以及由虱子和扁虱传染而引起的回归热，为热带微生物学的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 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对新的病原体一疟原虫的研究。 科赫经过考察，发展了一种非常重要的血液试验，不仅能在发病的阶段查出疟疾，而且能查出潜伏期的疟疾来。这个重大的试验成功，能有效地利用抗疟药物的作用，可以根据疟疾患者的发病阶段，分别给适当剂量的药物，有效地控制疟原虫的生长。 亚得里亚海上有一个名叫布尼俄尼的小岛，悬崖上屹立着一个纪念碑，那是岛上的居民为了感激科赫而建立的。1900年，科赫曾把患疟疾濒临死亡的岛上居民挽救出来，成功地制止了疟疾传染病的蔓延。 荣誉伴随着这位远征者的贡献接踵而来。1901年建立威廉皇帝科学院，科赫被任命为该院的成员。1902年12月，他被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1903年，他被选为奥地利科学院荣誉院士。1905年，由于他对医学的卓越贡献，获得了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金；12月12日，他到瑞典斯德哥尔摩领取了最高的荣誉。 但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他对热带疾病和肺结核病的研究。最高荣誉对他来说，也不是目的，他对此看得很淡漠。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那么多急待解决的工作上。 1905年初他在达累斯萨拉姆，对红水热、锥体虫和回归热进行系统的研究，下半年又率考察团到东非，把成千上万患一种奇怪的“昏睡病”患者从死亡线上夺了回来。 当1907年科赫从东非回到柏林时，人们像迎接英雄一样欢迎这位伟大的斗士，科赫在他们的眼里是骄傲，是奇迹，他那充满传奇色彩的非洲经历，把德国皇帝都吸引住了。 科赫得到了更大的荣誉和尊敬。 这时科赫战胜肺结核基金会成立了。 1908年春天，科赫远渡重洋，想实现他终身的夙愿，但到了美国和日本之后，这位远征者又回到了柏林，他实在是离不开他的结核菌研究呀。 身体状况在这时发出了警告，几次突发的心绞痛差点儿要了他的命。 医生告诫科赫，要休息。但是只要他能动弹，就忘不了工作。他需要了解细菌学的新动态，关心结核病人的医治情况，对于结核菌的研究他还有很多很多设想…… 但是人生旅途上不知疲倦的科赫太累了，1910年5月27日的黄昏，他终于被迫停止了自己的脚步…… 这位远征者整整长途旅行了一生。他在有限的人生中留给了人类多少财富啊，他发现结核菌、霍乱菌、沙眼病毒，证明了炭疽菌引起的炭疽病，在战胜疟疾，昏睡病、淋巴腺鼠疫、牛瘟、麻风、黑水热、红水热……中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有的科学家统计，科赫在知识的宝库中添加了近50种医治人和动物疾病的方法！直到今天，他的工作的全部意义仍然是无法估计的。 德国人民不会忘记科赫。 全世界人民也永远不会忘记科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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