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只需要时间

　　从战绩上看，小西行长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指挥官，作为先锋，他击溃了朝鲜军队，并巩固了战果，虽然其他同行的表现不如人意，李舜臣也过于强悍，但在他的掌控下，朝鲜大部已牢牢地控制在日军的手中。

　　很快，各地的叛乱将被平息，我们将向下一个目标挺进。

　　日本正在准备，朝鲜正在沦亡，明朝正在争论。

　　自打日军六月入侵以来，明朝的朝廷一刻也没消停过，每天都大吵大闹，从早到晚，连个中场休息都没有，兵部那帮粗人十分想打，部长石星尤其激动，甚至主动请愿，表示不用别人，自己带兵收拾日本人。

　　但他刚提出来，就被骂了回去，特别是兵科给事中许弘纲，话说得极其难听，他认为，把敌人挡在门口就行了，不用出门去挡（御倭当于门庭），此外他还批评了朝鲜同志，说他们是被人打就求援，抓几个俘虏就要封赏，自己打仗却是望风而逃，土崩瓦解（望风逃窜，弃国于人），去救他们是白费劲。

　　朝廷大多数人都同意他的看法。

　　恰好此时，朝鲜国王又提出渡江避难，按说过来就过来吧，可是辽东巡抚又上了个奏疏，说我这里地方有限，资源有限，只能接收一部分人，其余的切莫过江，本地无法接待。

　　末了还附上可接收难民名额——“名数莫过百人”。

　　这下朝鲜国王也不干了，我好歹是个国王，只让带一百人过来，买菜做饭的都不够啊！

　　难民问题暂不考虑，到底出不出兵，几番讨论下来，朝中大臣几乎达成了共识——不去。

　　事情到此，眼看朝鲜就要亡国，一个人发话了：

　　“应该早日出兵救援（宜速救援）！”

　　听到这句话，所有人都沉默了，经过商讨，明朝确定了最后方针——出兵。

　　因为说这句话的人是万历。

　　很多人都知道万历皇帝很懒，知道他长期不上朝，知道他打破了消极怠工的最长时间纪录（之前这一纪录由嘉靖同志保持），但有一点很多人并不知道：

　　他虽不上朝，却并非不管事。

　　因为一个不会管事，不会控制群臣的人，是绝不可能做四十八年皇帝的，四十八天都不行。

　　事实证明，由始至终，他都在沉默地注视着这个帝国的一举一动。而现在，是说话的时候了。

　　应该说，这次万历皇帝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判断：日本的野心绝不仅于朝鲜，一旦吞并成功，增强实力养精蓄锐，必定变本加厉，到时更不好收拾。

　　打比不打好，早打比晚打好，在国外打比在国内打好，所谓“无贻他日疆患”，实在是万历同志的真知灼见。

　　万历二十年（1592）七月，明朝向朝鲜派出了第一支军队。

　　受命出击的人，是辽东副总兵祖承训。

　　祖承训，辽东宁远人，原先是李成梁的家丁，随同李成梁四处征战，有着丰富的军事经验，勇猛善战，是一个看上去很合适的出征人选。

　　看上去很合适，实际上不合适，这倒不是他本人有何问题，只是因为在鸭绿江的那边，有十五万日军，而祖将军，只带去了三千人。

　　更滑稽的是，他并非不知道这一点，在部队刚到朝鲜时，朝鲜重臣柳成龙出来迎接，顺便数了数队伍，觉得不对劲，又不好明讲，便对祖承训说道：

　　“倭兵战斗力甚强，希望将军谨慎对敌。”

　　祖承训的回答简单明了：

　　“当年，我曾以三千骑兵攻破十万蒙古军，小小倭兵，有何可怕！”

　　首先我们有理由相信，祖承训先生吹了牛，因为虽然李成梁很猛，似乎也还没干过如此壮举，打下手的祖承训就更不用说了。

　　其次，祖承训实在是自信得有点过了头，别说十五万名全副武装的日军，就算十五万个白痴，站在原地不动让他砍，只怕也得十天半个月。

　　但就此言败似乎为时过早，祖承训所带的，是长期在边界作战的明军，战斗力较强，就算和日本人死磕，也还是有一拼。

　　然而，事情似乎进展得比想象中更顺利，这一路上，祖承训压根就没碰上几个敌人，他更为自信，快马加鞭，日夜兼程，向目标赶去。

　　平壤城，已在眼前。

　　看来日军确实吓破了胆，不但城墙上无人守卫，连城门都敞开着，里面只有几个零散日军，机不可失，祖承训随即发动冲锋，三千人就此冲入了城内。

　　祖承训率军进入朝鲜那天，小西行长便得到了消息，对于这个不请自来的客人，他有着充分的心理准备，当加藤清正等人表示要固守城池，出外迎敌之时，他却表示了反对。

　　因为他知道，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

　　要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胜利，即使在占据优势的情况下，也不例外，事实证明，丰臣秀吉没有看错人。

　　当祖承训全军进城后，随着一声炮响，原先安静的街道突然喧哗起来，日军从隐藏地纷纷现身，并占据有利地形，用火枪射击明军。

　　几轮齐射之后，明军损失惨重，祖承训也被打蒙了，他原以为，日军都是些没开化的粗人，谁知道人家不但懂兵法，还会打埋伏。

　　慌乱之下，他率领残兵逃了出去，但损失已经极其惨重，死伤两千余人，几近全军覆没，副将史儒战死。

　　明军的第一次进攻就这样结束了。

　　当这个消息传到朝鲜国王那里时，李昖基本肯定，自己离跳江不远了。而丰臣秀吉更是欣喜若狂，他终于确定，明军的实力正如他所了解的那样，根本不堪一击。

　　万历得知这个消息后，却并未激动，他只是沉默片刻，便叫来了兵部侍郎宋应昌，告诉他，正式开战的时候到了。

　　好吧，既然如此，我们就认真开始吧，很快，你们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宋应昌，字思文，嘉靖四十四（1565）年进士，时任兵部右侍郎。

　　和部长石星比起来，副部长宋应昌并不起眼，因为石部长不但个子高（长八尺），长得好（相貌过人），而且经常大发感慨，抒发情怀。而宋应昌每天不是跑来跑去，就是研究地图兵书，一天说不了几句话，这么一个人，想引人注意也难。

　　然而万历却接连两次拒绝了石星的请战，将入朝作战的任务交给了宋应昌，因为他是个明白人，能不能吹和能不能打，那是两码事。

　　此后事情的发展证明，这是一个极为英明的选择。

　　宋应昌虽然为人沉默寡言，却深通韬略，熟知兵法，他虽然从未主动请战，却是一个坚定的主战派，且做事毫不拖拉，在受命之后，他片刻不停，即刻开始制定进攻计划，调兵遣将。

　　然而没过多久，让万历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向办事极有效率的宋应昌竟然主动表示，虽然朝鲜局势极度危险，但目前暂时还不能出兵。

　　万历问：为什么？

　　宋应昌答：我召集的将领之中，有一人尚在准备，我要等他，此人不到，不可开战。

　　对于宋应昌所说的那个人，万历也十分欣赏，所以他表示同意，并问了第二个问题：需要多久？

　　宋应昌回答道：至少两个月。

　　事情就这样定了，派遣明军入朝作战，日期初定为两个月后，即万历二十年年底。

　　问题在于，明朝这边可以等，朝鲜人你可以告诉他兄弟挺住，可日本人那里怎么办呢？你总不能跟他说，我是要打你的，无奈还没准备好，麻烦你等我两个月，先别打了，我一切齐备后就来收拾你。

　　对此，宋应昌也束手无策，他只会打仗，不会外交，于是几番踢足球后，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使命被交给了兵部尚书石星。

　　然而石星也没办法，他是国防部部长，连老本行都不在行，搞外交更是抓瞎，但他是一把手，关键时刻是要背黑锅的，这事他不干就没人干了，可又不能不干。

　　在抓耳挠腮、冥思苦想几天后，石大人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招聘。当然，不是贴布告那种搞法，而是派人私下四处寻访。

　　在石星看来，我大明人才济济，找个把人谈判混时间，应该还是靠谱的。

　　从政治学的角度讲，这是个馊主意，如此国家大事，竟然临时上外边找人，实在太不严肃。

　　但事实证明，馊主意执行起来，倒也未必一定就馊。因为很快，石星就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沈惟敬。

　　大混混的看家本领

　　沈惟敬，嘉兴人，关于此人的来历，史料上众说纷纭，但有一点倒是相当一致——市中无赖也。

　　所谓市中无赖，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市井的混混。

　　对于这个评价，我一直有不同意见，因为在我看来，沈惟敬先生不是混混，而是大混混。

　　而之后的事情将告诉我们，混混和大混混是有区别的，至少有两个。

　　大混混沈惟敬受聘后，很快就出发了，他的第一个目的地是义州，任务是安抚朝鲜国王，在这里，他见到了避难的朝鲜官员。

　　据朝鲜官员后来的回忆录记载，这位沈惟敬先生刚一露面，就让他们大吃了一惊——天朝怎么派了这么个人来？

　　因为据史料记载，沈惟敬长得很丑（貌寝），而外交人员代表国体，一般说来长得都还过得去，如此歪瓜劣枣，成什么体统。

　　但接下来，更让他们吃惊的事情发生了，这位仁兄虽然长得丑，且初见此大场面，却一点也不怯场，面对朝鲜诸位官员，口若悬河，侃侃而谈，只要他开口，没人能插上话。

　　于是大家心里有了底，把他引见给了朝鲜国王李昖。

　　李昖已经穷极无奈了，天天在院子里转圈，听说天朝使者来了，十分高兴，竟然亲自出来迎接，并亲切接见了沈惟敬。

　　接下来，他将体会到沈大混混的非凡之处。

　　一般说来，混混和大混混都有一项绝技——忽悠，但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忽悠的档次和内容差别很大，一般混混也就骗个大婶大妈，糊弄两个买菜钱；大混混忽悠的，往往是王公贵族，高级干部，糊弄的也都是军国大事。

　　而沈惟敬很符合这个条件，他只用了几句话，就让准备去寻死的李昖恢复信心，容光焕发。

　　他主要讲了这样几件事：首先，他是代表大明皇帝来的（基本上是没错），其次，他很会用兵，深通兵法（基本上是胡扯），希望朝鲜国王不要担心，大明的援兵很快就到（确实如此），有七十万人（……）。

　　在谈话的最后，他还极其神秘地表示，和平是大有希望的，因为他和平秀吉（即丰臣秀吉）的关系很好，是铁哥们（我真没话说了），双方摊开来谈，没有解决不了的事。

　　每当我觉得人生过于现实时，经常会翻开这段史料，并感谢沈惟敬先生用他的实际行动，让我真正领略了忽悠与梦想的最高境界。

　　综合分析沈兄的背景：嘉兴人，会说日语，还干过进出口贸易（走私）。当过混混，我们大致可以推断出，他可能和倭寇有过来往，出过国，估计也到过日本，没准也有几个日本朋友。

　　当然，说他认识丰臣秀吉，那就是胡扯了，人家无论如何，也算是一代豪杰，日本的老大级人物，不是那么容易糊弄的。

　　但是李昖信了，不但信了，而且还欣喜若狂，把沈惟敬看作救星，千恩万谢，临走了还送了不少礼品以示纪念。

　　话说回来，朝鲜也有精明人，大臣柳成龙就是一个，这位仁兄搞了几十年政治斗争，也是个老狐狸，觉得沈惟敬满嘴跑火车，是个靠不住的人。

　　但这兄弟偏偏还就是明朝的外交使者，不服都不行，想到自己国家的前途，竟然要靠这个混混去忽悠，包括柳成龙在内的很多明白人，都对前途充满了悲观。

　　十几天后，沈惟敬又来了，这次他的任务更加艰巨——和日本人谈判，让他们停止进攻。

　　李昖没在社会上混过，自然好忽悠，可日本人就不同了，能出征朝鲜的，都是在国内摸爬滚打过来的，且手握重兵，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所以在柳成龙等人看来，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是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不太靠谱的世界，正如那句流行语所言：一切皆有可能。

　　万历二十年（1592）九月，沈惟敬再次抵达义州，准备完成这个任务。

　　作为国王指派的联络使者，柳成龙饶有兴趣地想知道，这位混混准备凭什么挡住日本人，忽悠？

　　事情似乎和柳成龙预想的一样，沈惟敬刚到就提出，要先和日军建立联系，而他已经写好了一封信，准备交给占据平壤的小西行长，让小西行长停止进攻，开始和谈。

　　这是个看上去极为荒谬的主意，且不说人家愿不愿和谈，单说你怎么建立联系，谁去送这封信？你自己去？

　　沈惟敬道：当然，不是我去。

　　他派了一个家丁，背上他写的那封信，快马奔进了平壤城，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注定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除了沈惟敬外。

　　一天之后，结果揭晓，沈惟敬胜。

　　这位家丁不但平安返回，还带来了小西行长的口信，表示愿意和谈。

　　然而问题并没有就此解决，因为这位小西行长同时表示，他虽然愿意谈判，却不愿意出门，如要和平，请朝鲜和大明派人上门面议。

　　想想也对，现在主动权在人家手里，说让你去你还就得去。

　　柳成龙这回高兴了，沈惟敬，你就吹吧，这次你怎么办？派谁去？

　　然而他又一次吃惊了，因为沈惟敬当即表示：

　　谁都不派，我自己去。

　　包括柳成龙在内的许多人都愣住了，虽说他们不喜欢这个大忽悠，但有如此胆量，还是值得佩服的。于是大家纷纷进言，说这样太危险，你最好不要去，就算要去，也得带多几个人，好有个照应。

　　沈惟敬却哈哈一笑，说我带个随从去就行了，要那么多人干嘛？

　　大家想想，倒也是，带兵去也白搭，军队打得过人家，咱也不用躲在这儿，不过为了方便，您还是多带几个人上路吧。

　　当然，这个所谓方便，真正的意思是如果出了事，多几个人好收尸。

　　于是，在众人的注视中，沈惟敬带着三个随从，向着平壤城走去。大家又一次达成了两点共识：第一，这人很勇敢；第二，他回不来了。

　　但沈惟敬却不这么想，作为一个混混，他没有多少爱国情怀。同理，他也不做赔本生意，之所以如此自信，是因为在他的身上，有着大混混的另一个特性——随机应变，能屈能伸。

　　而关于这一点，还有个生动的范例。

　　曾盘踞山东多年的著名军阀张宗昌，就有着同样的特性。这位仁兄俗称“三不知”（不知兵有多少，不知钱有多少，不知老婆有多少），当年由混混起家，后来混到了土匪张作霖的手下，变成了大混混。

　　有一次，张作霖派手下第一悍将郭松龄去张宗昌那里整顿军队，这位郭兄不但是张大帅的心腹，而且还到外国喝过洋墨水，啃过黄油面包，一向瞧不起大混混张宗昌，总想找个机会收拾他，结果一到地方，不知张混混那根筋不对，应对不利，竟然得罪了郭松龄。

　　这下就不用客气了，郭大哥虽然是个留学生，骂人的本事倒也没丢，手指着张大混混，张口就来：X你娘！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军阀应该是脾气暴躁，杀人不眨眼，遇此侮辱，自当拍案而起，拔剑四顾。

　　然而关键时刻，张宗昌却体现出了一个大混混应有的素质，他当即回答道：

　　你X俺娘，你就是俺爹了！

　　说完还给郭松龄跪了下来，我记得，他比郭兄至少大一轮。

　　这就是大混混的本领，他后来在山东杀人如麻，作恶多端，那是伸，而跪郭松龄，认干爹，就是屈。

　　沈惟敬就是一个大混混，在兵部官员、朝鲜国王的面前，他屈了，而现在，正是他伸的时候。

　　小西行长之所以同意和谈，自然不是为了和平，他只是想借此机会摸摸底，顺便吓唬明朝使者，显显威风，用气势压倒对手。

　　于是他特意派出大批军队，于平壤城外十里列阵，安排了许多全副武装的士兵，手持明晃晃的大刀和火枪，决定给沈惟敬一个下马威。

　　柳成龙也算个厚道人，送走沈惟敬后，感觉就这么了事不太地道，但要他陪着一起去，他倒也不干。

　　于是他带人登上了平壤城附近的一座山，从这里眺望平壤城外的日军，除了平复心中的愧疚外，还能再看沈惟敬最后一眼（虽然比较远）。

　　然而在那里，他看到的不是沈惟敬的人头，而是让他终身难忘的一幕。

　　当沈惟敬骑着马，刚踏入日军大营的时候，日军队列突然变动，一拥而上，把沈惟敬围得严严实实，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然而沈惟敬却丝毫不见慌张，镇定自若地下马，在刀剑从中走入小西行长的营帐。

　　过了很久（日暮），沈惟敬终于又走出了营帐，毫发无伤。而柳成龙还惊奇地发现，那些飞扬跋扈的日军将领，包括小西行长、加藤清正等人，竟然纷纷走出营帐，给沈惟敬送行，而且还特有礼貌（送之甚恭）。

　　数年之后，柳成龙在他的回忆录里详细记载了他所看到的这个奇迹，虽然他也不知道，在那一天，沈惟敬到底说了些什么——或许永远也没人知道。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沈惟敬确实干了一件很牛的事情，因为仅仅一天之后，日军最高指挥官小西行长就派人来了——对沈惟敬表示慰问。

　　来人慰问之余，也带来了小西行长的钦佩：

　　“阁下在白刃之中颜色不变，如此胆色，日本国内亦未曾见识。”

　　日本人来拍马屁了，沈惟敬却只是微微一笑，讲了句牛到极点的话：

　　“你们没听说过唐朝的郭令公吗？当年回纥数万大军进犯，他单人匹马闯入敌阵，丝毫无畏。我怎么会怕你们这些人（吾何畏尔）！”

　　郭令公就是郭子仪，曾把安禄山打得落荒而逃，是平定安史之乱的主要功臣，不世出之名将。

　　相比而言，沈惟敬实在是个小人物，但在我看来，此时的他足以与郭子仪相比，且毫不逊色。

　　因为他虽是个混混，却同样无所畏惧。

　　马屁拍到马腿上，望着眼前这位大义凛然的人，日本使者手足无措，正不知该说什么，却听见了沈惟敬的答复：

　　“多余的话不用再讲，我会将这里的情况回报圣皇（即万历），自然会有处置，但在此之前，你们必须约束自己的属下。”

　　怎么约束呢？

　　“日军不得到平壤城外十里范围之内抢掠，与之相对应，所有朝鲜军队也不会进入平壤城内十里！”

　　很多人，包括柳成龙在内，都认为沈惟敬疯了。当时的日军，别说平壤城外十里，就算打到义州，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让日军遵守你的规定，你当小西行长的脑袋进水了不成？

　　事实证明，确实有这个可能。

　　日本使者回去后没多久，日军便派出专人，在沈惟敬划定的地域树立了地标，确定分界线。

　　柳成龙的嘴都合不上了，他想破脑袋也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只有沈惟敬，知道这一切的答案。

　　一直以来，他不过是个冒险者，他的镇定，他的直言不讳，他的狮子大开口，其实全都建立在一个基础上——大明。如果没有后面的那只老虎，他这头狐狸根本就没有威风的资本。

　　而作为一个清醒的指挥官，小西行长很清楚，大明是一台沉睡的战争机器，如果在目前的局势下，贸贸然与明朝开战，后果不堪设想，必须稳固现有的战果，至于大明……，那是迟早的事。

　　万历二十年（1592）十一月二十八日，沈惟敬再次来到朝鲜，这一回，小西行长终于亮出了他的议和条件：

　　“以朝鲜大同江为界，平壤以西全部归还朝鲜。”

　　为表示自己和谈的诚意，他还补充道：

　　“平壤城亦交还朝鲜，我军只占据大同江以东足矣。”

　　最后，他又顺便拍了拍明朝的马屁：

　　“幸好天朝（指明朝）还没有派兵来，和平已经实现，我们不久之后就回去啦。”

　　跑到人家的家里，抢了人，放了火，抢了东西，然后从抢来的东西里挑一些不值钱的，还给原先的主人，再告诉他：其实我要的并不多。

　　这是一个很不要脸的人，也是一个很不要脸的逻辑。

　　但沈惟敬似乎并没有这样的觉悟，他本来就是个混事的，又不能拍板，于是他连夜赶回去，通报了日军的和平条件。

　　照这位沈先生的想法，所谓谈判就是商量着办事，有商有量，和买菜差不多，你说一斤，我要八两，最后九两成交。虽然日本人的条件过分了点，但只要谈，还是有成功的可能。

　　但当他见到宋应昌的时候，才知道自己错了。

　　因为还没等他开口，宋侍郎就说了这样一段话：

　　“你去告诉那些倭奴，如果全部撤出朝鲜，回到日本，讲和是可以的（不妨），但如果占据朝鲜土地，哪怕是一县、一村，都绝不能和！”

　　完了，既不是半斤，也不是八两，原来人家压根就没想过要给钱。

　　虽然沈惟敬胆子大，敢忽悠，确有过人之处，但事实证明，和真正的政治家比起来，他仍然只是混混级别。

　　因为他不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有些原则是不能谈判的，比如国家、主权、以及尊严。

　　沈惟敬头大了，但让人惊讶的是，虽然他已知道了明朝的底线，却似乎不打算就此了结，根据多种史料分析，这位仁兄已把和谈当成了自己的一种事业，并一直为此不懈努力。在不久之后，我们还将看到他的身影。

　　但在宋应昌看来，目的已经达到，因为他苦苦等待的那个人，已经做好了准备。

　　军阀

　　宋应昌等的人，叫做李如松。

　　李如松，是李成梁的儿子。

　　以往我介绍历史人物，大致都是从家世说起，爷爷、爹之类的一句带过，然后再说主角儿子，但对于这位李先生，只能破例了，因为他爹比他还有名。

　　作为明朝万历年间第一名将（首辅申时行语），李成梁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人——特别是蒙古人，一听到这名字就打哆嗦。

　　李成梁，字汝器，号银城，辽东铁岭卫（即今铁岭）人。这位仁兄是个超级传奇人物，四十岁才混出头，还只是个小军官，不到十年，就成为了边界第一号人物，风头压过了戚继光，不但当上了总兵，还成了伯爵。

　　当然，这一切都不是白给的，要知道，人家那是真刀真枪，踩着无数人的尸体（主要是蒙古人的），扎扎实实打出来的。

　　据统计，自隆庆元年（1567）到万历十九年（1591），二十多年间，李成梁年年打仗，年年杀人，年年升官，从没消停过，平均每年都要带上千个人头回来报功。杀得蒙古人魂飞魄散，搞得后来蒙古人出去抢劫，只要看到李成梁的旗帜，基本上都是掉头就跑。

　　事实上这位仁兄不但故事多，还是一个影响大明王朝命运的人，关于他的事情，后面再讲。这里要说的，是他的儿子李如松。

　　李如松，字子茂，李成梁长子，时任宣府总兵。

　　说起来，宋应昌是兵部的副部长，明军的第二把手，总兵都是他的下属。但作为高级领导，他却一定要等李如松，之所以如此丢面子，绝不仅仅因为此人会打仗，实在是迫不得已。

　　说起来，那真是一肚子苦水。

　　两百年前，朱元璋用武力统一全国后，为保证今后爆发战争时有兵可用，设置了卫所制度，也就是所谓的常备军，但他吸取了宋代的教训（吃大锅饭，养兵千日，用不了一时），实行军屯，并划给军队土地，也就是当兵的平时耕地当农民，战时打仗当炮灰。

　　事实证明，这个方法十分省钱，但时间久了，情况就变了，毕竟打仗的时间少，耕田的时间多，久而久之，当兵的就真成了农民，有些地方更不像话，仗着天高皇帝远，军官趁机吞并了军屯的土地，当起了军事地主，把手下的兵当佃农，有的还做起了买卖。

　　搞成这么个状况，战斗力实在是谈不上了。

　　这种部队要拉出去，也只能填个沟，挖个洞，而且明朝的军队制度也有问题，部队在地方将领手中，兵权却在兵部手里，每次有麻烦都要临时找将领，再临时安排部队，这才能开打。

　　真打起来，就热闹了，说起打仗，很多电视剧上都这么演过：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关键时刻指挥官大喝一声：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冲啊！然后大家一拥而上，战胜了敌人，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这都是胡扯。

　　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平时谁也不认识谁，饭没吃过酒没喝过，啥感情基础都没有，关键时刻，谁肯为你卖命？你喊一句就让我去冲锋？你怎么不冲？

　　总之，卖命是可以的，冲锋也是可行的，但你得给个理由先。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大明王朝都找不到这个理由，所以明军的战斗力是一天不如一天，仗也越打越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优秀的将领终于找到了它，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个人，就是戚继光。

　　而这个理由，也可以用一句经典电影台词来概括——跟着我，有肉吃。

　　很多人并不知道，戚继光的所谓“戚家军”，其实并不算明朝政府的军队，而是戚继光的私人武装，因为从征集到训练，都是他本人负责，从军官到士兵，都是他的铁杆，除了戚继光外，谁也指挥不动这支部队。

　　而且在戚继光部队当兵的工资高，从不拖欠，也不打白条，因为戚将军和胡宗宪（后来是张居正）关系好，军费给得足。加上他也会搞钱，时不时还让部队出去做点生意，待遇自然好。

　　长官靠得住，还能拿着高薪，这种部队，说什么人家也不走，打起仗来更是没话说，一个赛一个地往上冲。后来戚继光调去北方，当地士兵懒散，戚继光二话不说，把戚家军调了过来，当着所有人的面进行操练。

　　那一天，天降大雨，整整一天。

　　戚家军就在雨里站了一天，鸦雀无声，丝毫不动。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忠诚。

　　但要论在这方面的成就，戚继光还只能排第二，因为有个人比他干得更为出色——李成梁。

　　戚继光的戚家军，有一流的装备，优厚的待遇，是明朝战斗力最强的步兵，但他们并不是唯一的精英，在当时，还有一支能与之相匹敌的部队——辽东铁骑。

　　作为李成梁的精锐部队，辽东铁骑可谓是当时最强大的骑兵，作战勇猛，且行动迅速，来去如风，善于奔袭，是李成梁赖以成名的根本。

　　拥有如此强大的战斗力，是因为辽东铁骑的士兵们，不但收入丰厚，装备精良，还有着一样连戚家军都没有的东西——土地。

　　与戚继光不同，李成梁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人，他在辽东土生土长，是地头蛇，也没有“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高尚道德，在与蒙古人作战的过程中，他不断地扩充着自己的实力。

　　为了让士兵更加忠于自己，他不但大把花钱，还干了一件胆大包天的事情。

　　在明代，驻军有自己的专用土地，以用于军屯，这些土地都是国家所有，耕种所得也要上缴国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军屯土地都被个人占有，既当军官打仗，又当地主收租，兼职干得不亦乐乎。

　　当然，这种行为是违法的，如果被朝廷知道，是要惹麻烦的。

　　所以一般人也就用地种点东西，捞点小外快，就这样，还遮遮掩掩不敢声张，李成梁却大不相同，极为生猛，不但大大方方地占地，还把地都给分了！但凡是辽东铁骑的成员，基本上是人手一份。

　　贪了国家的粮也就罢了，连国家的地，他都敢自己分配，按照大明律令，这和造反也差不太远了，掉脑袋，全家抄斩，那都是板上钉钉的事。

　　但事实证明，李成梁不是木板，而是板砖，后台极硬，来头极大，还很会来事，张居正在的时候，他是张居正的嫡系，张居正下去了，他又成了申时行的亲信，谁也动不了他一根指头。

　　如果按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分析，李成梁的士兵应该全都算地主，他的部队就是地主集团，那真是平民的没有，良民的不是。

　　有这么大的实惠，所以他的部下每逢上阵，都特别能玩命，特别能战斗，跟疯子似地向前跑，冲击力极强。

　　地盘是自己的，兵也是自己的，想干什么干什么，无法无天，对于这种人，今天我们有个通俗的称呼——军阀。

　　对于这些，朝廷自然是知道的，可也没办法，那地方兵荒马乱，只有李成梁镇得住，把他撤掉或者干掉，谁帮你干活？

　　所以自嘉靖以后，朝廷对这类人都非常客气，特别是辽东，虽然万历十九年（1591）李成梁退休了，但他的儿子还在。要知道，军阀的儿子，那还是军阀。

　　而作为新一代的军阀武将，李如松更是个难伺候的人物。

　　在明代，武将是一个很尴尬的角色，建国之初待遇极高，开国六公爵全部都是武将（李善长是因军功受封的）。并形成了一个惯例：如非武将、无军功，无论多大官，做了多少贡献，都绝对不能受封爵位。

　　所以张居正虽位极人臣，干到太师，连皇帝都被他捏着玩，却什么爵位都没混上。而王守仁能混到伯爵，只是因为他平定了宁王叛乱，曾立下军功。

　　但这只是个特例，事实上，自宣德以来，武将的地位就大不如前了，这倒也不难理解，国家不打仗，丘八们自然也就无用武之地了。

　　武将逐渐成为粗人的代名词，加上明代的体制是以文制武，高级武官往往都是文科进士出身，真正拿刀拼命的，往往为人所鄙视。

　　被人鄙视久了，就会自己鄙视自己。许多武将为提高社会地位，纷纷努力学习文化，有事没事弄本书夹着走，以显示自己的“儒将”风度。

　　但这帮人靠打仗起家，基本都是文盲或半文盲，文言中有一句十分刻薄的话，说这些人是“举笔如扛鼎”，虽说损人，却也是事实。

　　所以折腾来折腾去，书没读几本，本事却丢光了，为了显示风度，军事训练、实战演习都没人搞了——怕人家说粗俗，武将的军事指挥能力开始大幅滑坡，战斗力也远不如前。

　　比如明代著名文学家冯梦龙（三言的作者）就曾编过这么个段子，说有一位武将，上阵打仗，眼看就要被人击败，突然间天降神兵，打垮了敌人。此人十分感激，便向天叩头，问神仙的来历和姓名。

　　神仙回答：我是垛子（注意这个称呼）。

　　武将再叩首，说我何德何能，竟然能让垛子神来救我。

　　垛子神却告诉他：你不用谢我，我只是来报恩的。

　　武将大惊：我何曾有恩于尊神？

　　垛子神答道：当然有恩，平日我在训练场，你从来没有射中过我一箭（从不曾一箭伤我）。

　　真是晕死。

　　就是这么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职业前景也不光明，干的人自然越来越少。像班超那样投笔从戎的人，基本上算是绝迹了，具体说来，此后只有两种人干这行。

　　第一种是当兵的，明代当兵的，无非是为混口饭吃，平时给长官种田，战时为国家打仗，每月领点死工资，不知哪天被打死。拿破仑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明朝的士兵不想当将军，但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混个百户、千户还是要的——至少到时可以大喊一声：兄弟们上！

　　为了实现从冲锋到叫别人冲锋的转变，许多小兵都十分努力，开始了士兵突击，苦练杀敌保命本领。一般说来，这种出身的武将都比较厉害，有上进心和战斗力，李成梁本人也是这么混出来的。

　　第二种就是身不由己了，一般都是世家子弟，打从爷爷辈起，就干这行。一家人吃饭的时候，经常讨论的也是上次你杀多少，这次我干掉几个之类的话题，家教就是拳头棍棒，传统就是不喜读书，从小锦衣玉食，自然也不想拼命，啥也干不了，基本属于废品。嘉靖年间的那位遇到蒙古人就签合同送钱的仇钺大将军，就是这类人的光荣代表。

　　总体看来，第一类人比第二类人要强，但特例也是有的，比如李如松。

　　用一帆风顺来形容李如松的前半生，那是极其贴切的，由于他爹年年杀人，年年提干，他还没到三十岁时，就被授予都指挥同知的职务，这是一个从二品的高级官职，实在是有点耸人听闻。想当年，戚继光继承的，也就是个四品官而已，而且还得熬到老爹退休，才能顺利接班。

　　李如松自然不同，他不是袭职，而是荫职。简单说来，是他不用把老爹等死或是等退休，直接就能干。

　　明代的武将升官有两种，一种是自己的职务，另一种是子孙后代的职务（荫职）。因为干武将这行，基本都是家族产业，所谓人才难得，而且万一哪天你不行了，你的后代又不读书（很有可能），找不到出路，也还能混口饭吃，安置好后路，你才能死心塌地去给国家卖命。

　　前面是老子的饭碗，后面是儿子的饭碗，所以更难升，也更难得。比如抗倭名将俞大猷，先辈也还混得不错，留下的职务也只是百户（世袭），李如松的这个职务虽说不能世袭，也相当不错了。

　　说到底，还是因为他老子李成梁太猛，万历三年的时候，就已经是左都督兼太子太保，朝廷的一品大员，说李如松是高干子弟，那是一点也不过分。

　　而这位高干子弟后来的日子更是一帆风顺，并历任神机营副将等职，万历十一年（1583），他被任命为山西总兵。

　　山西总兵，大致相当于山西省军区司令员，握有重兵，位高权重。而这一年，李如松刚满三十四岁。

　　这是一个破纪录的任命，要知道，一般人三十多岁混到个千户，就已经算是很快了。所以不久之后，给事中黄道瞻就向皇帝上书，说李如松年级轻轻，身居高位，而且和他爹都手握兵权，实在不应该。

　　客观地说，这是一个很有理的弹劾理由，但事实证明，有理比不上有后台。内阁首辅申时行立刻站了出来，保了李如松，最后此事也不了了之。

　　李如松的好运似乎没有尽头，万历十五年（1587），他又被任命为宣府总兵，镇守明朝四大要地之一，成为了朝廷的实权派。

　　一般说来，像李如松这类的高干子弟，表现不外乎两种，一种是特低调，特谦虚，比普通人还能装孙子；另一种是特狂妄，特嚣张，好像天地之间都容不下，不幸的是，李如松正好是后一种。

　　根据各种史料记载，这人从小就狂得没边，很有点武将之风——打人从来不找借口，就没见他瞧得上谁，因为这人太狂，还曾闹出过一件大事。

　　他在镇守宣府的时候，有一次外出参加操练，正碰上了巡抚许守谦，见面也不打招呼，二话不说，自发自觉地坐到了许巡抚的身边。

　　大家都傻了眼。

　　因为李如松虽然是总兵，这位许巡抚却也是当地最高地方长官，而按照明朝的规矩，以文制武，文官的身份要高于武将。李公子却仗势欺人，看巡抚大人不顺眼，非要搞特殊化。

　　许守谦脸色大变，青一阵白一阵，又不好太发作，他的下属，参政王学书却看不过去了，上前就劝，希望这位李总兵给点面子，坐到一边去，让巡抚好下台。

　　李总兵估计是嚣张惯了，坐着不动窝，看着王学书也不说话，那意思是老子就不走，你能把我怎么样？

　　很巧，王参政也是个直人，于是他发火了。

　　王参政二话不说，卷起袖子上前一步，就准备拉他起来。

　　这下子可是惹了大祸，李如松岂肯吃亏，看着对方上来，把凳子踢开就准备上去干仗，好歹是被人拉住了。

　　许巡抚是个老实人，受了侮辱倒也没说啥，御史王之栋却想走胡宗宪的老路，投机一把，便连夜上书，弹劾李如松骄横无度，应予惩戒。

　　事实证明，干御史告状这行，除了胆大手黑，还得看后台。

　　奏疏上去之后，没多久命令就下来了——王之栋无事生非，罚俸一年。

　　但在这个世界上，大致就没有明代言官不敢干的事情，王之栋倒下来，千千万万个王之栋站起来，大家一拥而上，纷纷弹劾李如松，说什么的都有，舆论压力甚大。

　　这么多人，这么多告状信，就不是内阁能保得住的了，但耐人寻味的是，李如松却还是安然无恙，毫发无伤。大家就奇了怪了，内阁的人都是你家亲戚不成？

　　后来个把太监透风出来，你们的奏疏，皇帝都是看过的。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最大的后台在这里。

　　说来也怪，万历对戚继光、谭纶这种名将似乎兴趣不大，却单单喜欢李如松，把他看作帝国的武力支柱，对他十分欣赏，且刻意提拔，有他老人家做后台，那自然是谁也告不动的了。

　　简单说来，李如松是一个身居高位，却不知谦逊，且嚣张至极，到哪里都讨人嫌，碰谁得罪谁的狂妄家伙。

　　但我们也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有狂妄资本的家伙。

　　李如松的实力

　　万历二十年（1592），宁夏发生叛乱，万历虽然已经修养五年，且一直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然而叛乱逐渐扩大，眼看不管是不行了，便下令出兵平叛。

　　戚继光已经死了，李成梁又退了休，指挥官自然是李如松，于是万历命令，任命李如松为提督陕西讨逆军务总兵官，前去平叛。

　　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任命，所谓提督陕西讨逆军务总兵官，并非是陕西一省的军事长官，事实上，他带领的，是辽东、宣府、大同、山西各省的援军，也就是说，只要是平叛的部队，统统都归他管，不受地域限制，权力极大，类似于后来的督师，即所谓的平叛军总司令。

　　而在以往，这种大军团指挥官都由文官担任，以武将身份就任提督的，李如松是第一个。

　　得到这一殊荣的李如松着实名不虚传，到地方后一分钟也不消停，就跟当地总督干了起来，不服管，合理化建议也不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兵部尚书石星看不下去，先去信劝他收敛点，结果李如松连部长的面子也不给，理都不理，石星气得不行，就告到了皇帝那里。

　　可是皇帝也没多大反应，下了个命令，让李如松注意影响，提督还是照做，跟没说没两样，石星丢尽了面子，索性也不管了，只是放话出来：纨绔子弟，看他如何平叛！

　　然而石星大人明显忽略了一个问题：纨绔子弟，就一定没有能力吗？

　　纨绔子弟李如松去宁夏了，在那里，他遇到了叛军，还有麻贵。

　　麻贵，大同人，时任宁夏总兵，和李如松一样，他也是将门出身，但要论职业发展，这两人实在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早在嘉靖年间，这位仁兄就已经拿刀上阵拼命了，打了若干年，若干仗，到了隆庆时期，才混到个参将，然后又是若干年，若干仗，到万历年间，终于当上了大同副总兵，万历十年（1582）修成正果，当上了宁夏总兵。这一路走来，可谓是一步一个坑，吃尽了苦，受够了累。

　　人比人，那真是气死人，看人家李如松随便晃晃，三十四岁就当上了山西总兵，现在更是摇身一变，当了讨逆总司令，跑来当了自己的上司，麻贵的心里很不服气。

　　可还没等他老人家发作，李如松就发火了，刚来没几天，就把他叫去骂了一顿，还送了他一个特定评价：无能。

　　这句话倒不是没有来由的，李如松到来的时候，叛军首领哱拜已收缩防线，退守坚城，麻贵也已将城团团围住，并日夜不停攻打，但这帮叛军很有点硬气，小打小守，大打大守，明军在城下晃悠了半个多月，却毫无进展。

　　麻贵打了多年仗，是军队的老油条，且为人高傲，动辄问候人家父母，平时只有他骂人，没有人骂他。

　　但这次挨了骂，他却不敢出声，因为他清楚眼前这个人的背景，那是万万得罪不起的，而且他确实攻城不利，一口恶气只能咽肚子里，苦着脸报告李司令员：敌军坚守不出，城池高大，十分坚固，实在很难打，最后还毕恭毕敬地向新上司请教：我不行，您看怎么办？

　　虽然麻贵识相，但李公子脾气却着实不小，一点不消停，接着往下骂，麻贵一咬牙，就当是狗叫吧，骂死也不出声，等到李如松不骂了，这才行个礼准备往外走，却听到了李如松的最后一句话：

　　你马上去准备三万口布袋，装上土，过几天我要用。

　　攻城要布袋作甚？麻贵不知道为什么，也不敢问为什么，但有一点他是知道的，如果几天后没有这些布袋，他还要挨第二次骂。

　　几天之后，李如松站在三万口土袋的面前，满意地点了点头，然后下达了简洁的命令——堆。

　　麻贵这才恍然大悟。

　　李如松的方法并不神秘，既然敌城高大，难以攻打，那就找土袋打底，就好比爬墙时找两块砖头垫脚，够得差不离了就能翻墙，简单，却实在是个好办法。

　　就这么一路往高堆，眼看差不多了，当兵的就踩在布袋堆上往城头射箭，架云梯，准备登城。

　　但城内的叛军首领哱拜也不是吃素的，很有两下子，在城头架起火炮投石机，直接轰击布袋堆上的士兵，打退了明军的进攻。

　　敌人如此顽强，实在出乎李如松的意料，于是他派出了自己的弟弟李如樟，在深夜发动进攻，李如樟也没给哥哥丢脸，领导带头爬云梯，无奈叛军十分强悍，掀翻云梯，打退了明军，李如樟同志自由落体摔伤，好在并无大碍。

　　进攻再次受阻，李如松却毫不气馁，他叫来了游击将军龚子敬，给了他一个光荣的任务——组建敢死队。

　　所谓敢死队，就是关键时刻敢拼命的，龚子敬思虑再三，感觉一般士兵没有这个觉悟（客观事实），便召集了军中的苗军，先请吃饭，再给重赏，要他们卖命打仗，攻击城池南关。

　　要说还是苗兵实在，吃了人家的，感觉过意不去，上级一声令下，个个奋勇当先，拼死登城，城内守军没见过这个阵势，一时之间有点支持不住。

　　李如松见状，亲自带领主力部队前来支援，眼看就要一举拿下，可这伙叛军实在太过扎实，惊慌之后立刻判明形势，并调集全城军队严防死守，硬是把攻城部队给打了回去。

　　明军攻城失败，麻贵却有些得意：说我不行，你也不怎样嘛。

　　但让他吃惊的是，李如松却不以为意，非但没有愁眉苦脸，反而开始骑着马围着城池转圈，颇有点郊游的意思。

　　几天后，他又找到了麻贵，让他召集三千士兵，开始干另一件事——挖沟。

　　具体说来，是从城外的河川挖起，由高至低，往城池的方向推进，这种作业方式，在兵法上有一个专用称呼——水攻。

　　李如松经过几天的围城观察，终于发现，叛军城池太过坚固，如果硬攻，损失惨重不说，攻不攻得下来也难说。

　　但同时他也发现，城池所处的位置很低，而附近正好也有河流，于是……

　　这回哱拜麻烦了，看着城外不断高涨的水位，以及墙根处不断出现的裂缝管涌，只能天天挖土堵漏，面对茫茫一片大水，想打都没对手，手足无措。

　　此时，李如松正坐在城外高处，满意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他知道敌人眼前的困境，也知道他们即将采取的行动——因为这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三天之后的一个深夜，久闭的城门突然洞开，一群骑兵快速冲出，向远处奔去——那里有叛军的援军。

　　明军似乎毫无准备，这群人放马狂奔，竟未受阻挡，突围而去。

　　但自由的快乐是短暂的，高兴了一阵后，他们惊奇地发现，在自己的前方，突然出现了大队明军，而且看起来，这帮人已经等了很久。

　　逃出包围已然是筋疲力尽，要再拼一次实在有点强人所难，所以明军刚刚发起进攻，脱逃叛军便土崩瓦解，死的死，降的降。

　　由始至终，一切都在李如松的掌握之中。

　　他水攻城池，就料定敌军必然会出城求援，而城外叛军的方向他也早已探明，在敌军必经之路上设下埋伏，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

　　但有一件事情仍出乎了他的意料——叛军援军还是来了。

　　其实来也不奇怪，围城都围了那么久，天天枪打炮轰，保密是谈不上了，但这个时候叛军到来，如果内外夹攻，战局将会非常麻烦。

　　麻贵一头乱麻，赶紧去找李如松，李司令员仍旧是一脸平静，只说了一句话：

　　管他城内城外，敌军若来，就地歼之！

　　对方援军很快就兵临城下了，且人数众多，有数万之众，城内的叛军欢欣鼓舞，明军即将败退，胜利触手可得！

　　然而不久之后，他们就亲眼看到了希望的破灭，破灭在李如松的手中。

　　麻贵再次大开眼界，在这次战役中，他看到了另一个李如松。

　　面对人多势众的敌军，李如松不顾他人的劝阻，亲自上阵，更让麻贵吃惊的是，这位正二品的高级指挥官竟然亲自挥舞马刀，冲锋在前！

　　和西方军队不同，中国军队打仗，除了单挑外，指挥官一般不在前列。这是很明智的，中国打仗规模大，人多，死人也多，兵死了可以再招，将军死了没地方找，也没时间换，反正冲锋也不差你一个，所以一般说来，能不冲就不冲。

　　明军也不例外，开国时那一班猛人中，除了常遇春出于个人爱好，喜欢当前锋外，别人基本都呆在中军，后来的朱棣倒也有这个喜好，很是风光了几回，但自此之后，这一不正常现象基本绝迹，包括戚继光在内。

　　但李如松不同，他带头冲锋，那是家庭传统，他爹李成梁从小军官干起，白手起家组建辽东铁骑，一向是领导率先垂范，带头砍人，老子英雄儿好汉，李如松对这项工作也甚感兴趣。

　　于是在李如松的带领下，明军向叛军发动了猛攻，但对方估计也是急了眼了，死命抵住明军的冲击后，竟然还能发动反攻。

　　毕竟李如松这样的人还是少数，大多数明军都是按月拿工资的，被对方一冲，怕死的难免就往回跑。而此时，李如松又表现出了患难与共的品质——谁也不许跑，但凡逃跑的，都被他的督战队干掉了。他也不甘寂寞，亲手杀了几个退却的士兵（手斩士卒畏缩者），在凶神恶煞的李如松面前，士兵们终于认定，还是回去打仗的好。

　　在明军的顽强阻击下，援军败退而去，城内叛军失去了最后的希望。

　　正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哱拜又发现，经过多日水泡，城池北关部分城墙已经塌陷，防守极其薄弱。

　　现在无论是李如松还是哱拜，都已经认定，战争即将结束，只剩下最后的一幕。

　　在落幕之前，李如松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进攻计划。

　　在场的人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进攻北关，因为瞎子也看得见，这里将是最好的突破口。

　　李如松点了点头，他命令部将萧如薰带兵攻击北关。

　　但是接下来，他却下了另一道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的命令：

　　全军集合，于北关攻击开始后，总攻南关！

　　所有人都认定北关将是主攻地点，所以进攻南关，才是最好的选择。

　　兵者，诡道也。

　　从那一刻起，麻贵才真正认识了眼前的这个人，这个被称为纨绔子弟的家伙，他知道，此人的能力深不可测，此人的前途不可限量。

　　进攻开始了，当所有的叛军都集结在北关，准备玩最后一把命的时候，却听到了背后传来的呐喊声，李如松这次也豁出去了，亲自登云梯爬墙，坚守了几个月的城池就此被攻陷。

　　紧跟在李如松身后的，正是麻贵，看着这个小自己一茬的身影，他已经心服口服，甘愿步其后尘，但他不会想到，五年之后，他真步了李如松的后尘。

　　看见明军入城，叛军们慌不择路，要说这哱拜不愧是首领，比小兵反应快得多，一转手就干掉了自己的两个下属，并召集其余叛军，找李如松谈判，大意是说我之所以反叛，是受了这两人的骗，现在看到你入城，已然悔过自新，希望给我和我家人一条活路。

　　李如松想了一下，说：好，放下武器，就饶了你。

　　哱拜松了口气，投降了。

　　延续几个月的宁夏之乱就此划上句号，由于其规模巨大，影响深远，史称“万历三大征”宁夏之乱。当然，关于哱拜的结局，还要交代一句。

　　史料上是这样记载的：尽灭拜（哱拜）族。

　　这正是李如松的风格。

　　投降？早干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