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远东所发生的事情鲜明地显出中国人与日本人之间的大歧异。如果我们想相当准确地去预测中日这场好戏的未来发展时，我们必须明了这种种歧异。

　　日本与中国同为种族的实体，它们不愿给人贴上一些标志或公式便服贴地给放在一旁。种族的特性是一种极度复杂的东西。有时甚至在同一个民族中会发现矛盾的特性，因为这样的特性是那些不相同的潜势力之流，在那个民族的历史上，在同一个时期或不同的时期里的产品。

　　一个最令我大惑不解的现象，便是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幽默感之歧异。在艺术及文学方面，日本人显出很优秀的幽默感，他们有一种独出心裁的幽默文学（如“理发店闲谈”及“浴室闲谈”）。这种文学，即使不能胜过中国人的幽默，至少也能够跟它相比。然而在行动和民族生活上，日本人似乎难免跟不懂幽默的德国人相似——他们都是拙劣的，笨重的，愚蠢地跟逻辑相合，而且无可救药地官僚化起来。在另一方面，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正是懂得幽默的人民，然而，在他们的古文里，那静静的笑声和哄堂的大笑似乎很难得见。

　　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同一个民族里的矛盾，在这个事例中无疑是由文学的传统说明了。困难的一点是：一些事物当接近地观察起来常常不会是简单的。只要想想清教主义（puritanism）的本家，却是那以哈佛大学代表的广大的学术自由的产生地！

　　我们既然知道要提防把事情太过容易一般化起来，让我们来看看中国人和日本人的种族上的特点，观察它们的异同吧。因为中国人和日本人歧异到足以使他们成为不和的邻居，同时他们也相同到足以增强他们互相的憎恶。正如美国人跟他们的英国人表亲一样，我们不喜欢看见我们太相似了。可是，那是人生之美呀：在歧异之中发现类同，在相同的东西里发现繁复的分歧。我并不是说日本人在种族上跟我们有关连；日本人的言语甚至不是属于印度支那系统里的。首先，让我指出这两个民族的相同之点吧。在许多显明的文化情况上，日本跟中国是相同的，因为日本本来是中国的一个颇伶俐的生徒呢。一直到现代，据我们所知的日本文化的整个结构，基本是中国的以及从中国输入的。

　　中国给与日本的东西，包括：陶器，绘画，丝，漆器，印刷，写作，铜币，纸窗，灯笼，爆竹，祝火，佛教禅理，宋代哲学，儒家的君主政体，唐诗，茶艺，试泉水，艺花，亭，以及假山。中国又把她的大部分节日给与日本，例如，正月的十五，七夕，以及重九。至于欣赏萤火一事，是否中国传授给日本，我却不大清楚。

　　中国确曾指导过日本怎样训练较佳的主妇，养成她们更有礼貌，更加温柔，比较中国女子更为热诚。唯一的一件东西，中国人不能传授，日本人也不能吸收的便是道家哲学那种“无为”思想。日本人身体上并没有道家的血液，我们从教育哲学上知道，要从一个人的身上提出他原本并不具有的东西是办不到的。这一点的结果，便是日本人与中国人之间的最可惊异的歧异。因为，一方面日本人是圆满论者，而中国人却是一个听天由命，随遇而安的民族。这样的歧异的含义是很广的，尤其是在一个工业时代里。

　　日本人在过去从中国学到的东西，有些做得很好，有些却不成。在他们整个历史里，他们没有产生一个哲学家。可是在许多别的东西上，他们能够跟他们的师长竟争，常常还胜过他们的师长。在艺术的领域里，包括诗歌绘画，莳花，以及房屋装饰，他们本质地获得中国的精神，而且当中国已经忘记了时，他们仍然能够保持着，在许多例子上，并且创造出他们自己的风格和派别。在这东方艺术的领域里（概括地可以说是对于一刹那间的诗意的领略以及对于普通地方和人生的细微事物的美点的领略），日本人也有他们独擅的地方。那种十七字徘句的发展（用以表现或仅仅提示一种情绪，一种情感），便证实了他们的优长。

　　不要拍那苍蝇；它正在搓着它的手和脚呢。

　　或如：

　　一只青蛙跃入一个古老的池塘里的声音。

　　那正如中国的诗歌里所表现出的中国人的情感那样，或者甚至更丰富些。

　　在幽默故事或随笔的发展上，正如我已经说过，日本人完全无须模仿中国人——例如，在一段旅行随笔里所创造出的一个人物，在这篇东西里，那个无赖汉在一顶轿子的坐垫下拾起一串铜钱，他一声不响便把它收藏在衣袖里，然后大模大样地拿出来替他的朋友们付酒资。

　　这种幽默在日本人的卡通（Cartoons）里也曾发现，关于这种东西，他们具有八百年丰富而复杂的传统，现在又在他们的著名的木刻中表现出来。在卡通、随笔以及木刻里的情感，仍旧是对于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的平常作为的敏捷感觉——两个下棋的人是这样地聚精会神，一个孩子竟能把一些东西放在其中一个的头上，而他却不觉到，或是一个可怜的书塾的教师，无意中给在戏玩中的小学生的皮球打中了他的头颅时，面上那种表情。日本的艺术家最喜欢便是这些东西，在那方面，他们比较中国的艺术家更富于中国气味。

　　当日本人能够这样优美地了解，感觉，以及表现出我们心中的情感时，我怎能够不对日本人的艺术意识和诗意感到钦佩呢？首先，他们了解简朴之美，那种简朴之美很可以从日本人的居室内见到，等于中国人的“明窗净几”这个理想，而且又可以在他们喜欢把不加油漆的木器的表面揩拭得很洁净这一点见到。

　　如果要用几个字来表达出日本人与中国人的不同之点，我要说日本人缺乏明理精神，缺乏广大的眼光，缺乏和平主义，以及中国人的民主观念。这些特性是连结在一起的。日本人有的是较中国更大的对皇帝和国家的忠心，更严格的纪律，更大的生活下去的决心，以及——这里是一个惊人的结果——更墨守礼法。日本人比较忙碌，可是中国人比较智慧。

　　我有这样的见解，也是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我觉得当你要探求深邃和创作力——一个伟大民族的文化工作的最后的试验——日本人在这一方面的成绩却很令人失望。然而，一个民族并不需要深邃和创作力才能生活下去，因为世界上尽有许多人缺乏深邃和创作力，可是却生活得很顺适。我所说的是关于那些文化上的较奢侈的现象。在艺术上，有一种现象便是：许多日本人的东西是可爱的，而很少是美丽的。日本人了解精巧这一点，一种偏狭的精巧，他们也许要比任何的国家更为了解小型的，细小的，轻的，极小的东西的美点，可是我仍旧要在他们的艺术里找寻一种对神秘的深邃和伟大的感想。据我的一般印象看来，一切都是像他们的木屋那样轻浮而不稳固。

　　这个“明理的精神”一语——那精神上圆熟之母——究竟能解释上面所举出的异点吗？也许它能够的。日本人的好战精神，日本人的决心，日本人对皇帝的热烈的忠诚，以及日本人的高度的民族主义，便是缺乏明理精神的表现。一个明理的人决不会好战的；一个明理的人决不会坚决的；一个明理的人决不会狂热的。

　　中国人太明理了，所以不会好战；太明理了，所以不会坚决，太明理了，所以不会赞成任何一种热狂；而且太明理了，所以不会成一个十足完美的人。中国言语中，两方面争执时最动人的一句话便是：“这个有理吗？”承认不合理的一方面便已经是失败了。

　　例如，这种明理的精神调和了中国人的墨守礼法观念，调和了中国人对女子的态度和对君主政体的态度。一般人假定中国人交际时是很拘礼的，这种假定是极端错误的，所以会这样子，是因为外国人从中国的一些客套的称呼推论出这一些夸张的见解，事实上这种称呼在中国人看来毫无意义，因为它们不过是一些客套罢了。

　　事实上中国人是我所知的人类中，生活之道最为自由的民族——最自由是因为他们是最能随遇而安。他们讨厌日本人喝茶时那种墨守礼法。日本女子现在仍然在他们的现代女学校里学习怎样合度地鞠躬和低头徐行。现在试试去教中国女子怎样鞠躬吧——简直难以想象！

　　中国人轻视女子，可是，至少当他们看见日本做丈夫的带歌妓回家，要他们的妻子来款待她们（日本做妻子的总是乐于听从），他们会认为是不合理的。中国的妇女也不像日本的妇女那样，对男子称呼时，用另一种自抑的言语，日本妇女甚至做母亲的对儿子说话时也是这样子。

　　所以，儒家所主张的女子顺从男子，平民顺从贵族，以及人民顺从皇帝的制度，在日本实行得很严格，可是在中国却从来不会这样。日本人对皇帝的崇敬，在中国人看来只觉得是一种热狂心理，一种热狂心理无疑对于民族力量有功效，可是，它成为可能的原因是由于缺乏思想。日本产生一个武士阶级，在中国却不会产生。结果，甚至在中国的君主政体下，精神仍旧本质地是属于民主的。

　　令人惊异的一件事是：虽然经过了二千年的历史，幕府的变迁是这样频繁，日本却有一个继续不断的皇朝，同时中国已经有过二十多个朝代。甚至在诸侯争雄战乱的时代，例如一三三六——一三九二及一四六七——一五八三这两个时期，日本皇帝的权力已濒于消灭，皇族系统和皇朝的宝座却始终安然无恙。总之，日本的皇帝是一种半神圣的人物，这种特点中国皇帝从来不会有的。中国人太富于明理精神，决不会承认这样的一个人物。中国的历史学者推定出一个理论，认为皇帝都是受命于天，统治天下，他一旦统治不善便是放弃他的权利，这一来，叛乱便成为合理的了。这种思想在日本要被认为是“危险思想”的。

　　不久前，一个日本大学的政治学教授，曾发表过一个震动全国的论调，他认为“皇帝是国家的一个器官，而不是国家本身”。据我记得，这个教授后来终于要撤回这句话。这样的思想简直是中国人所难以想象的。

　　这一点便解释日本这一个民族的团结力。日本是一个比较有秩序，比较有纪律的民族，这一点是毫无疑间的。要是对一个中国人说起团结的利益和纪律的美德，他便要掩口窃笑了。

　　你不能使一个旷达的个人成为一个优秀的公民。照现在的世界那样地组成，民族间的冲突这样剧烈，说不定有十全十美的人和一些头等爱国者，总比较有一些过着合理生活的明理的个人更好呢。中国人最后说不定会跟这种见解适应。可是他们这样做，只是对于这个他们不幸生于那里的世界的一种让步罢了。你必须费许多唇舌才能使中国人相信民族伟大的美点。你可以叫他观看一场热闹的游行，或是观看一队令人生畏的舰队，他会承认这是美丽可观的。有一队舰队来看，那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所以我认为日本人很适合变成一个好战的法西斯民族，像机械一般地动作，中国人却很不适合。困难的一点便是中国人的个人太会思想了，你决不能把一些会思想的个人，构成一个法西斯的民族，用着“鹅步”走路。人类用“鹅步”走路，总是没有意思的。

　　我以为思想统治在日本简直是多余的，因为一切日本人无论如何都是同样思想的。

　　这一点便说明了我所说的中国人的较大的明理精神，广博的观念，较大的民主思想以及和平主义是什么意思了。中国人究竟推翻了他们最后的一个皇朝，可是日本的皇帝显然要永远继续下去。至少，它在理论上已经继续了差不多二千年了，一直回溯到太阳女神的时代。

　　要轻视现代的日本是不中用的。日本的突然飞黄腾达，成为一个世界上强国，并非一件偶然的事情。民族团结力，纪律，组织的能力，改作的（也可以称为模仿的）能力，勇武精神，以及强大的劳作能力——这些都是重要的特点。要显示出日本具有真正的民族力量，更切当的也许是指出她每年出版的书籍超过美国和英国，只逊于俄国和德国。

　　可是，由于缺乏“明理的精神”，缺乏圆熟，机敏，以及自由批判精神的缘故，现代日本却也有她的危机。日本已经用“鹅步”步伐走上各民族的前列，可是踏步时也用“鹅步”，未免太疲乏了，永远地用“鹅步”步伐而不稍用思想是危险的。

　　日本无疑已经达到前列。我认为她达到这个地位，纯粹是由于性格的力量，可是没有什么思想。明治天皇的维新，便是用“鹅步”的步伐，使日本变成一个现代国家，当你把现代的、工业的、科学的，以及军事的利器，放进那些短小的富于团结性，并且已经有了一个封建社会现成的勇武，忠诚，民族性精神，等等特点的岛国人民的手里时，会发生怎样的事情，这便是一个显明的例子。

　　日本把西洋的文化整个吞咽下去，它的军国主义，它的资本主义，它的民族主义，以及它的权力的信仰，把它加在一个封建社会上面，没有时间替自己思想。这一来，给她的文化一种机械的，缺乏幽默的，不近情的特点。这种机械的，缺乏幽默的特点，可以从日本税关人员和替察那种令人讨厌，爱好规律，以及极度严肃的态度，从军人的虚荣梦想，以及从“日本高于一切”式的对世界（包括大不列颠）的外交挑战的傲慢态度看到。

　　我想这种傲慢态度一定时常使西园寺公以及几个老年的政治家感到头痛。由于她的完全而不和谐的傲慢声调和态度，日本使自己投入一个国际孤立的地位，然后把法西斯的德国拉来做同盟者，连她自己也感到惊异。这样便证明了我所说日本人缺乏机智这一点。纯然信仰权力是不会有结果的。

　　我很抱歉地说，日本甚至连“武士道”这种可敬的精神也丧失了。我希望日本人会有更大的机智，而不至于要求中国人去压制那种由日本自己的行动所引起的完全自然的反日情感，并且有更大的机智，而不至于派遣战舰和轰炸机去消灭反日情感。日本人完全是抱了诚意希望消灭反日情感这一件事是毫无疑问的，他们的认真态度，使这件事显得很悲惨。他们没有明白，有些东西即使用轰炸机也不能消灭的。他们跟反日情感斗争时，不啻跟自然的动力和反动力斗争，跟自然斗争是愚蠢的。甚至大炮也不能跟自然斗争。

　　所以，结果是日本在中国所成就的正跟她所要做的相反。日本人性格上的最不愉快的一面，不幸在近日的日本支配着。而且在政治上握了权力——日本人性格的这一面是由军人代表了。日本的进步主义分子当然看到这种“跨在虎背”，趾高气扬，向着毁灭前进的愚蠢，而更安稳的结果也许会由较温和的方法而获得成功。

　　中日两国的接近，必需日本政府的内部发生变化，文治派领袖能约束军人，才可以想象到。这一点不成功，即使世界上最佳的战争机构也不能把日本从自然的动力和反动力拯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