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天故事汇 >> 林语堂文集·林语堂散文 作者:林语堂
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

  我早就想要做一篇论“幽默”(Humour)的文,讲中国文学史上及今日文学界的一个最大缺憾。(“幽默”或作“诙摹”,略近德法文音。)中国人虽素来富于“诙摹”,而于文学上不知道来运用他及欣赏他。于是“正经话”与“笑话”遂截然分径而走:正经话太正经,不正经话太无礼统。不是很庄重的讲什么道德仁义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这个毛病在中国很古的,所以诗有毛序,韩序,申培诗说,而《左传》文中便出了一位道学先生——刘歆),便是完全反过来讲什么妖异淫秽不堪的话(这个毛病在中国也是很古的,所以有《杂事秘辛》、《飞燕外传》、《汉武帝内传》等等屈指不可胜数的杰作)。因为仁义道德讲得太庄严,太寒气迫人,理性哲学的交椅坐的太不舒服,有时候就不免得脱下假面具来使受折制的“自然人”出来消遣消遣,以免神经登时枯馁,或是变态。这实是“自然”替道学先生预防疯狂的法子,而道学先生不自觉。所以今日上海三马路及北京东安市场能够有什么《黑幕大观》、《中国五千年秘史》、《妇女百面观》、《九尾龟》等等之盛行于世;所以某报之“俱乐部”除了“三河县的老妈”、“公寓中之生活”、“厕所里的婚姻问题”、“新文化之狗男女”、“同床共宿”一种题目以外,便无所以为俱乐之资料;所以六十岁老翁无肉欲可言之“吴吾”除去“杂事还须续秘辛”以外便无法以资消遣。换过来说。拿起西人詹姆士的一本心理学或是F. C. S. Schiller's Humanism讲学理的书,虽无肉欲可言之六十岁老翁,也未尝不可以借作一种最高尚的精神消遣。说来说去,还是我们中国人吃亏,其原因乃西洋讲学理的书常可以带说一两句不相干的笑话,惟此笑话不是彼笑话,不是三河县老妈的笑话,乃是“幽默”(幽默是什么东西,让我在此地神秘一点儿别说穿了妙)。我们应该提倡,在高谈学理的书中或是大主笔的社论中,不妨夹些不关紧要的玩意儿的话,以免生活太干燥无聊。这句话懂的人(识者)一读便懂,不懂的人打一百下手心也还是不知其所言为何物。所以从前陈独秀大肆其锐利之笔锋痛诋几位老先生们,从一方面看起来,我也以为是他欠“幽默”(impotence of humour)。我们只须笑,何必焦急?近来做杂感栏文章的几位先生好的多了,然而用别号小品文字终觉得有点儿不希奇。若是以“鲁迅”来说些笑话,那是中国本有的惯例,若是以堂堂北大教授周先生来替社会开点雅致的玩笑,那才合于西洋“幽默”的身格(幽默不是怎样卑鄙的,说他也不是丢脸的事)。若是做细腻可爱骂人有步骤的只是“○然”、“○生”,那是无可无不可的,若是有一位周作人先生不屑说些不相干的话来占《晨报副刊》的篇幅,我才承认新文学受过了西方化,因为有这个观念常在我心头,所以今天早上看见《东方时报》英文第一面有一段文论南池子路旁一个露天的拴马的地方,替这马做了一段很不短的文章,又给他照了五个影片,加以记者极有趣的按语,临时触着我的意念,以为这种“不大正经”的勾当在中文报上主笔先生们一定是“不屑干”的。其中英文又极好,又可以拿来做说不正经话不必丢脸的例,及如何可以使我们的生活不太干燥无聊的例,所以就立定主意拿他来做这征求翻译的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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