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是一个人探索宗教时经验的纪录。记载他在信仰上的探险、怀疑及困惑；他和世上其它哲学及宗教的磋磨，以及他对过去圣哲所言、所教最珍贵宝藏的探索。当然，这是一次令人兴奋的旅行，而我希望能把它写得明简。我确信在这种对最高贵真理的探索，每一个人都必须遵由他自己的途径，而这些途径是人各不同的。哥伦布曾否在美洲登陆是没有多大关系的，最重要的是哥伦布会去探索，且有过探险旅程中一切的兴奋、焦虑和欢喜。如果麦哲伦选取一条更长、更迂回的不同路线来绕过好望角抵达印度，也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各人必然有各人不同的路。我清楚知道，今日到印度去，搭乘喷射飞机是简单得多的方法；你可以快一点到达。但我怀疑如果你搭乘喷射机到达得救，更迅速、更正确地认识上帝，对你会有多大的益处。我确知有许多基督徒从来没有做过这种探索。他们在摇篮里的时候，便已找到这位基督教的上帝，而且像亚伯拉罕之妻一样，把这位上帝携带到他们所去的一切地方，最后他们进入坟墓时，这一位神也和他们同在一起。宗教有时成为太舒服了，而且已近乎自满自足。这一类的宗教，好像一具家具或财产，你可以把它带走，且无论你到什么地方旅行，都可以携它同行；在近代较粗鲁的美式英文中，就有所谓人可以“得到宗教”或“出卖宗教”那句话。我相信许多教会都宁愿把宗教放入手提箱里出卖。那箱子是紧密的，这样，推着它周游各地便方便得多。这是一种获得宗教的舒服而容易的方法。

　　但我怀疑这种宗教的价值。我获得宗教走的是一条难路，而我以为这是唯一的路；我觉得没有任何其它的路是更妥当的。因为宗教自始至终是个人面对那个令人震惊的天，是一件他和上帝之间的事；它是一种从个人内心生发出来的东西，不能由任何人来“给与”。因为宗教是一株最好在田野中生长的花，那些在盆中或温室里生长的，容易变色或变得脆弱。

　　因此这必然是一个个人经验的故事，故事中一切值得提及的，必然要以个人的探讨、以个人瞬间的怀疑、瞬间的领悟，及所获得的启示为基础。虽然这本书并非自传，但我觉得有些地方必须提及某些个人的环境及背景，使这个故事的发展易于了解。它绝非一次平易无奇的发现之旅，而是一次灵性上充满震惊与遇险的旅程。这其中常有些类似雅各布在梦中与上帝搏斗的故事，因为对真理的寻求很少是一种愉快的航行；常有类似使哥伦布船上水手们震恐的风暴、船难及令人困惑的罗盘偏差；常有疑惑、踌躇、叛变及渴望回航的威胁。我曾航过可咒诅的地狱之火的雪拉恶礁及法利赛党、文士，及有组织信仰该亚法派的涡流。我是终于通过了，但费了不少手脚。

　　我这本书并非为那些没有时间谈及宗教、且永不会加入寻求队伍的人而写，因为这本书不会引起他们的兴趣。我也不是为那些完全满意于他所晓得、那些自觉已有可靠的拯救、那些永不会有任何怀疑的自满、自足的基督徒而写。我和那些自信在天堂上已有定座的人们不起共鸣，我只是对那些问及：“在这次旅行中我们到那里去？”的人说话。在每一条航线上，都有些旅客，为求心安，认为有必要先看看船上的测程仪，并找出他们的船所在的正确经纬度。我是对这类的人说话。

　　近代世界及当代历史的发展，对于我好像是不知往何处去的冒险，当我们愿意问及：“我们现在是到何处去”，乃是得救的第一个征兆。我能想象一艘鬼船，一艘无人驾驶的潜艇，受到核子反应能的驱使而完全自动地航行。我还想象到在这艘鬼船上面，有时乘客之间发生大争论，争论是谁在驾驶着这艘船以及它正向着那裹驶去，因为它显然是无人驾驶。有人意图发表那艘潜艇是自动行驶的意见，而有些富于想象力的人则开始主张这艘船可能是自有的，由于机器各部分的偶然接合，不经过任何工程师的设计就自然造成了。在这热烈的争辩中，我可以发现一种挫折、困惑及不满之感，于是有人喊：“我并不要到别处去，我只想留在这里。”我相信，这是一幅近代世界的写真。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有人驾驶着这艘船，但有许多证据证明这艘船是没人驾驶而自动的，那些富于臆测力的人便发表意见说那艘原子能潜艇是自有的。这种臆测，给此学说的拥护者以理性上十分约满足和骄傲；因为他们在臆测的飞翔中，看见这种事物偶然接合（螺旋钉及螺旋钉洞的幸而相配，那些主轴及主要推进器之洞的直径的全等）概念的庄严和伟大，他们相信那些心智较为渺小的人，一定没有这种概念。但船上大多数水手及乘客的心里却被另一个较为实际的问题所占据：他们是从何处来？而最后将在何处登陆？

　　我并非为取悦任何人而写，反而可能使某些人不快，因为我所说的是直接来自个人的观点。在宗教的信徒中，容忍是一种难得的美德。世上一切宗教差不多都是如此，而特别是基督教，它已经僵硬，放入箱里，且放上防腐剂，它不容许任何讨论。很奇怪，在这件关于宗教的事情上，每一个人都似乎认为他所拥有的是独一无二的真理。在演说中要求通过美国联邦宪法的富兰克林说：“因此我越老，我越容易怀疑我自己对别人的批评。”真的，有许多人，以及各种教派，都认为自己拥有一切真理，而别人无论在任何地方和他们有异见，都是大错特错的。斯蒂尔——一个新教徒，在一篇献词中告诉教皇说，我们两个教会对他们信条的正确性唯一不同的意见是，罗马教会是无误的，而大英教会则永远没有错。虽然许许多多个人认为他自己的无误性是差不多和他所属的教派一样高，但很少有人会这般自然地像某一法国妇人在和她姊妹的小争论中说：“除了我自己之外，我未遇见过一个经常是对的人。”

　　可能有许多人想给我们一种“装在箱子里的拯救”，许多人想保护我们免于异端的诱惑。这种对于我们个人得救的焦虑，是完全值得赞赏的。但另一方面，在这种“装在箱子里”的拯救中，人们却容易在我们的信仰上，加上过重的负担。这就是所谓教条及灵性上的独断主义；而我所反对的是那种灵性上的独断主义，多于那些个别的、特殊的教条。这种过度的保护及信仰的负担，可能压扁了许多青年人的心。

　　写到这里，我想到一个父亲告诉我关于他自己的故事。我们是住在南中国海边的漳州。有一位牧师住在离漳州约五六十英里的地方，每月例行回到城里两次。当时我父亲是十二、三岁左右。我的祖母，因为是基督徒，奉献她儿子的劳力，免费为这位基督教牧师搬运行李。父亲当时和他的寡母相依为命，常常去贩卖甜食，下雨天就改卖油炸豆。漳州的居民喜欢在雨天吃油炸豆，因为那些豆被炸脆之后，味道有点像美国的爆玉米。他是一个好担夫，遵从我祖母的吩咐去抬这些行李，那个牧师的太太和他同行。父亲告诉我，这个女人把每一件东西都放在担在他肩上扁担两端的篮子里面。不只有衣服、铺盖，其实这些东西对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已经够重，但那妇人再加上一些瓶瓶罐罐，最后还加上一个三四磅重的瓦炉。而她对我的父亲说：“你是一个好孩子，一个强壮的孩子，这一点点东西你不在乎，我知道你一定能担得起。”其实她并没有必要把那个瓦炉从漳州和她的住所之间担来担去的。我仍记得看过父亲肩头的疤痕，当然它并非单是因为这些行程；但我曾常常想及那些装行李的篮子，那些瓶瓶罐罐，以及那个非必要而可搬运的瓦炉。这使我想起各种不同宗教的祭司们喜欢加在青年人肩上的信仰的重担，且对他们说：“你是一个好孩子，一个强壮的孩子，你可以担得起。你只要信，你将发现它是真的。”有时那些青年人的肩头会长出脓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