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美妙地说：把灵性的东西归给灵性，把物质的东西归给物质。但不幸我们不能这样断言。当耶稣说：“把该撒的东西归给该撒”的时候：暗示一个该撒的国及一个上帝的国，它只是用来回答恶意的问题。耶稣的意思并非以为该撒的国和上帝的国是有同等范围甚或分离的，也并不意味它们不是互相重迭的。他的意思是，像在一个异邦征服者统治下的犹太人，应有一条可行行为的界线。犹太人为独立而奋斗的问题属于政治的范围，和耶稣所急于关切的上帝国相离很远。

　　我怀疑近代思想和宗教的一般冲突，是从一种对宇宙唯物的解释，认为整个宇宙可机械地用物理化学的公式来说明，而没有剩余的解释滋长出来的。这不是直接把上帝赶出宇宙，但却间接地导致这种想法。

　　因此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十分重要的。无论我们是为物质或灵性，那种物质与灵性的二分法，是完全不健全的。信仰，灵性信仰的拥护者，当他们离开物质来建筑他们灵性构造的时候，行走在不安全的地面上。他们是在沙上建筑一间房子，它或迟或早，会被科学的潮流冲走。人类的生命及人类的意识是一种物质及灵性的事实、生理及心理的事实的互相依倚，以一种极端奇妙及非常复杂的方式混合起来——生理学家最能告诉我们它是如何的特殊和复杂。一天一个人可能像婆罗门一样，用完全轻蔑的话谈及衣食及一切属于物质的东西。第二天他可能读到镇静剂，或胰岛素对糖尿症的处理有效，证明疯狂是化学的，而那个婆罗门没有地方躲。

　　我以为一切对宇宙的解释，除了真正的宗教解释之外，可作如下分类：

　　㈠拜偶像者——太多神。

　　㈡人文主义者——一种中间地位。

　　㈢唯物主义者——神不够。

　　第一类属于万物皆神论。第二类在宇宙及人类生命中，都为上帝留有余地，一个完全无神的人文主义者是很少见的。第三类，唯物主义，不是怀疑上帝的存在（不可知论），就是坦白地断定没有神（无神论），后者在思想史上也是比较少的。孔子、苏格拉底及福禄特尔都有点站在中间，不相信偶像或民间的神祇，也不否认一个较高概念中的神，而且有时十分愿意参加某种宗教集会。在另一方面纯无神主义，纯粹是一个特殊时代的人造的产物，只限于一种思想的特殊方式。和普通的信仰相反，唯物主义甚少是一个把宇宙问题推到他的逻辑结论的思想家的立足点，毋宁是一个当事情开始显得奇怪、不熟识或混乱的时候，在临近边界的地方止步之人的立足点。因为一百个说“我不能知道神”的唯物主义者中，大抵只有一个断然地说“没有神”，而他是勇敢的。

　　事实上在第一类与第三类之间，大体说来，拜偶像者较唯物主义者近乎真理。野蛮的万物皆神主义者相信每一株树都是一个灵（则指到处充满它自己的感情和能力），这是比较那个只关心观察所得的正确事实表，及那些不问促成那株树的最后原因的唯物主义者更近乎事实。对于一个愚蠢的唯物主义者，那株树只是一根有厚皮的棕色树干。把根插到土里去吸收下面的养料，而张开它的枝在空中呼吸空气。他把自己造成一个记载树生长的事实。及试图了解影响树在花、种、树的循环中，或春、夏、秋、冬的循环中，生长或再繁殖的物理化学过程的纪录者或一本书。一个知道到今天已经发现的一切关于树的事实的植物学家，是一个好植物学家。但如果他以真正明白这一切现象背后的理由为满足。他必是一个浅薄的科学书记及记帐员。你不能不认为这样的一个人缺乏才智。这样的植物学家当然大多数不是缺乏才智；他们有他私下对第一原因的看法，而且有许多相信上帝。当国际植物学家代表会开会的时候，它的会员显然只像一个科学的书记及记帐员大会一样集合，对正确的数据如数家珍，且严格地保持在他们能力所及的领域。他们没有宣告他们对上帝的无知。也没有宣告他们在试图找出理由时的失望。

　　当欧洲知识界的毛病以笛卡儿把宇宙切分为心与物两个方便的部分开始时，它没有清楚地说这种演绎的方法也应用于人类生命及人类意识范围，像应用于自然世界的考查一样。但趋势是如此。这种趋势达到了上帝的“灵”及人的“灵”必须服从笛卡儿方法的程度，它是知识的一部分，但情形刚好相反。人的注意由精神的转移到物质的，而精神的逐渐和超自然的相联合且被贬斥。如我们所知，这种趋势终于逐渐变成十九世纪的唯物主义。上帝及道德价值在这个世纪中确定地失势。但充分的后果还未出现，因为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仍然完整。女孩们仍命名为“信仰”及“忍耐”。但尼生爵士仍然歌唱，“蓝童”（一张名画）的优美仍未为艺术家所鄙视。前拉斐尔派的分子表面上是“灵性的”，而罗斯金实际地“宣讲”真、善、美，喀莱尔仍雷鸣着人类精神的伟大。维多利亚皇室仍未崩溃，而人们仍未被失望之骨所鲠。最后在一千九百年左右写了一本书谈及失望在来临中及世纪末的犬儒主义的，是麦克思·诺多。

　　跟着二十世纪的进步。这种趋势逐渐形成道德的犬儒主义之一。人性的优美及光明已经过去。任何谈及优美与光明的人，现在听来是可怜的老样式。除了艺术家之外，任何人都可以看见女人大腿的美；任何人若不赞赏毕加索画里挺着大肚子和笨重大腿的怀孕妇人，就是毫无希望的反天才的无知者。于是毁灭的时代来了，毕加索用像一个把钟表拆开，把轮子、指针、螺旋钉及弹簧抛弃在他面前的顽皮孩子的欢欣心情，分切那个物质的世界，而称它为“内视”。斯特拉文斯基嘲笑和谐，斯坦因破坏文法，康明斯破坏标点符号，而特里破坏心智健全。每一个人都撕破一些东西，而用这样做来接受群众的喝采。它是一个“勇敢的”新世界和对“勇敢”一字的侧重。什么东西被毁灭并不重要，重要的事情是撕破，因为只有藉撕破，人类才能表示他的“进步”。这些人是我们的领导者，是我们知识分子的精华，我们精神的先锋。艺术家及作者如果想成乌进步的，便要着意找寻可以着手而尚未为别人所毁坏的东西来毁坏。我想发明一种用像变形虫的污点来盖满画布的新艺术派，但一个美国人已经偷去了我的镜头，新近用同样型式的昼来暗示一个原子的世界，在巴黎大吹大擂。有一天将会有某些诗人发明一些诗句，颠倒放置其中的字母，想到一种幸好康明斯尚未有的形式。而那些附从者当然不会找不出话或公式来暗示这些颠倒的字母灵性上的意义。我可以为这一派想一个名字——超语意学派——意即一个字的功能，不是表达感觉，而是表达超感觉。

　　佛洛伊德在一般的破坏中扮演一个奇怪的角色。他把图书馆设在厕所里面，而可以分析关于人的许多事情。现在任何这样做的人，都不能不尽量接近关于人的某些生物学的事实。佛洛伊德有某些事情要说，而他仍必须创造他自己的语言。他发现“灵魂”一字被滥用，而非常聪明地用“精神”一字来代替。于是他进而谈及本能的冲动、本我、自找及超自我。最伟大的字当然是“下意识”。他开辟了人类知识的一条新战线。大体说来，下意识的世界主要地是原始的“本能”的世界；但由于把它和意识世界及有意识的理性的活动相对立，他显示出深藏不露的合理化、自卫机构、愿望完成，及自卑的情结等等新景色。这样，我们对于心智的进行，意识及下意识的知识，变得敏锐。当一个人发现一幅全新的世界时，结果并不单纯。它们不能单纯。直接的结果并不可爱——并不比解剖手术可爱多少。它发出恶臭，但仍很迷人。它是像做外科手术的助手，看见了人染满了血的内脏。它显出人在他本能力量下的情形，躺着打开他的自我欺骗，显示出他是有一个很不完美的心的野蛮人。人的行为是绝非合理的。如果人是一个有思想的动物，他的思想则属于十分低级。佛洛伊德派对于人类灵魂的报告，事实上刚好和一个公爵堡垒里面的女帮厨的报告差不多。我在别的地方曾这样写：

　　人心和人体已再没有什么隐私；心理史的学生们已经剥去了无花果树的叶，吹散了一切秘密。已经把赤裸的、正在发抖的灵魂送到厨房的洗涤室，而把厕所改变为公共走廊；他们已使爱的魅力钝化，把罗曼司的酒弄酸，拔去了骄傲的羽毛。把高贵的人们心的内部圣所暴露在人的眼前，把它从高坛上推下来，而让发恶臭的本能冲动戴上皇冠坐在它的宝座之上。

　　但经过长时间之后，佛洛伊德的发现所建立的趋势，导向对人类灵魂（精神）较好及较深的了解；对于罪恶、对于内在的斗争及对于那个道德监察，达到充分的了解；而且由于瑞士心理学家容格对于生命较多“神秘”及较少物质主义的看法，使得对直觉那个角式及那共有的下意识——人的种族的欲望——有较大的评价。换句话说，任何对个人心理较深的理解，必然适用于人对他同伴的关系，及导致控制人心较深的势力。下意识重要性的提高，自然会减少人对宇宙全部反应中理性的重要性。它领导人离开唯物主义（特别是藉容格），而向着对人生较为灵性及神秘的看法方面走。

　　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化学的进步也有同样的发展。唯物主义永远不敢赶尽它的全程去追求这个题目到它“逻辑的结论”，因为怕物质会被“灵”走。以科学而论，这种态度是正确且甚至可赞美的，即是对于没有物理的工具来知道的事不作最后断言的态度。自然科学家像是一个忠实的向导，他把你带到可知的最前面一道关闭的门前，坦白地告诉你：“此门以外我不知道，且不能告诉你。”

　　如果我是上帝，我会非常感兴趣的看那些地上的化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家及生物学家，进而打开我的秘密。我当然保持缄默而不给予任何帮助，但我却很有兴味地看望着他们的科学发明，给他们以或者一世纪，或者两世纪的时间来窥探及打开我的秘密，把它们想通。什么东西都可以——一只蚁，一只蟋蟀，一只蚯蚓，或简单的一片草。用一只蜘蛛为例，人类的科学家可能用一种纯粹在机械基础之上物理化学的解释，来穷究蜘蛛的秘密。我可以告诉人，蜘蛛显然是机械的，就是说蜘蛛是为物理化学的机构所发动。它当然是如此。他首先说明上颚的机构、消化系统，及自卫系统等等，除了黑寡妇的毒液，它们都是比较简单的。那黑寡妇怎样想到这种毒液的化学公式而用极其简便的方法来制造它，可能令他感到困惑。但我猜他不会停止去想及它，直至他满意的找到了这些毒液的化学公式。然后是那不会干燥的粘丝的问题，因为如果它曝露在空气中完全干燥，对于蜘蛛会很不方便。一代将会过去，而杜邦公司会起来给我们一个答案。然后是反胶粘的问题，没有它，蜘蛛的脚会被固定，而蜘蛛将不能在网上活动。这个问题并不新：胃里的盐酸消化肉，但不消化胃壁的本身，因为胃提供它自己消毒剂来抵抗酸。另一代将会过去，斯伦——克德林基金会在它对癌肿的研究中会偶然发现反胶粘剂的化学公式，且可能综合地制造它。斯伦学院的教授甚至可能凭这种发明的功绩而要求准许和上帝作一次会见，但他可能被谢绝进入。

　　我能为上帝及科学家之间发生的事情绘一张图。那个仍然追寻蜘蛛秘密的科学家，可能现在面对着一个真正困难的问题。如果上帝准他进去，他和上帝的对话，就是讨论这一点，他们全神贯注地讨论那小蜘蛛没有他们母亲的教导，怎样学习结网那个问题。那小蜘蛛必须知道怎样结网，无论牠的母亲支持与否。他们便沉迷在本能、遗传因子、遗传性，及后天习得特性的能否遗传讨论中。他们将沉迷于生物演化、生物化学的深的原理，且可能要处理精确的化学公式。如果为适应生存而在后天习得的特性不能遗传，则它们对于蜘蛛的种族并无用处；如果它是可以遗传的，那就应在某些地方有一个记忆的“贮藏所”来供应消息给那些小蜘蛛，准确地告诉牠怎样做及在什么时候做。约在七十年之后，在奥斯陆或柏林会有些科学家，能解决种族记忆的贮藏所的化学公式，以电报收报纸的形式藏在遗传因子中。一英寸包含有大概十亿电码符号，对某种酵素的构成发出命令来使某种化学反应成为可能，然后从现场撤退而隐遁。根据此项发明，奥斯陆或柏林已获得诺贝尔化学奖金的教授将被准许进到上帝的面前，且被给予许多称赞及勉励的话。这位教授大受感动地从和上帝对话后准备退出，且曾学习多一点复杂的化学方程式，这些方程式只对他显示——无论如何比耶和华显示给摩西的十诫复杂得多。在临走的时候，上帝可能对那位教授说：

　　“我已经让你看到隐藏在遗传因子里面的化学公式。”

　　“你已经让我知道，万能的上帝。”

　　“而且我已经帮助你对于蜘蛛的本能及本能的行为有一完美机械的说明。”

　　“你已经给我恨多帮助，主，我的神。”

　　“而你是很满意了吗？”

　　“我满意，你不以为我应该如此吗？”

　　“这样你以为你现在已经知道了。”

　　“我以为我知道了。我常想如果我能把握各物的化学公式，我们人类就可以解释每一件事情。”

　　“你曾感到惊异吗？”上帝问。

　　“我的确很感动。”

　　“我的意思不是这样，”上帝说：“我给你这些化学公式，只是让你知道这些事情怎样发生，而不是它们为什么发生。因为‘怎样’和‘为什么’那两个问题是不相同的。我让你知道了怎样，但你仍未找出为什么。”

　　泪水充满了那个教授的眼，而他问：“呵，上帝，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这个为什么你永不能在化学公式中找出，”上帝说：“但如果你不能找出那个为什么，你仍不知道蜘蛛的秘密。”

　　“是的，我不知道。”

　　我不是庄子，但下面是庄子可能写下的结论：“那个教授从睡觉中醒来，满身大汗。他的妻发现他七日之久默默无言。到第七天他开始进食，但终身不敢出门再进入花园。他曾显示一种医生宣告无法医治的蜘蛛恐惧症。”

　　特别在近数十年，由于科学所开辟的新远景，灵性和物质曾移动得接近一点。而且奇怪的是，这种接近是由于物质让她给灵性，多过灵性让她给物质。物质常有消失之兆，以太及实体的旧见解不再适用。主张物质可靠的死硬而未成熟的唯物主义，似乎不冉可以维持，而这个时候，灵性不再是超自然的。灵性未曾变得较清楚，而物质或已较为半透明。最近四个世纪或五个世纪来思想的趋势，大致如下图。

　　偶像崇拜→人文主义（十八世纪）→唯物主义（十九世纪廿世纪早期）→宗教（廿世纪后期）

　　为支持上面那个图，我只须引用英国大生物学家哈尔登的话。他在一九三二年所著的“唯物主义”序文中，想到他书中的论据时说：

　　唯物主义虽然陈腐得像一个哲学系统，但在科学及实用方面，仍十分活跃，而我是从这一方面来研究这个问题。有几本很著名的新书已考虑到关于我们所区别为无机世界传统物理概念的最后背景，虽然这种区别是人为的。那些新书并非直接处理这一特殊方面的分析。它们所处理的是用物理的概念来解释生命及有意识行为的不可能，而最后必然要有一种对我们宇宙的灵性解释。

　　由唯物主义到上帝及一种对宇宙的灵性解释，是一条多么奇怪的旅行路线！但事实似乎是如此。这当然是一个简化图。在启明时代和今天失望时代之间发生过几件事情。

　　当福禄特尔、狄德罗，及达朗拜开始编百科全书的时候，人的希望是高的。他容忍陈旧的“超自然”宗教，他靠赖人已解放的理性。人盼望有一个理性的、合理主义的、健全清醒的、真正启明的新时代——一个让黑暗时代留在后面的时代。

　　为什么不可以？中国人文主义已经继续了将近二千年，没有任何人对唯物主义的哲学让步。中间只有过一个活在主后五百年左右的无神论者范缜。中国人始终整个是哲学的理想主义者，把较大的评价放在“道德”之上多过物质的财货之上——至少在学者们的理论中是如此——而一般民众，则宁愿崇拜偶像及精灵，而不愿意要一种死硬的、无神的唯物主义。主要的是因为这种无神论比一种健康丰富的异教精灵崇拜更没有意义。在欧洲，改变了对人灵性的历史路线的：是由自然科学提供的唯物主义者的展望，因为自然科学坚定而光荣的进步，逐渐侵犯人文科学及对人生的一般看法。结果人文主义的适当发展，被在后一世纪——十九世纪——唯物主义的进步所截短。

　　马克思是侵略的唯物主义最奇怪的花朵之一。但人不要忘记马克思及恩格尔的知识背景是在十九世纪的中叶，当时每一个人都仍然充满希望，唯物主义与自然主义的观点坚强地得势。人文主义的学者也仿效自然科学家，试把自然主义及唯物主义的展望介绍入人文科学中，例如历史的经济解释，好像两脚动物的活动，不可免地要向着马铃薯供给的方向；或罗马帝国之衰落，不是因为人道德品性的败坏而是因为老鼠；拿破仑不是在滑铁卢被惠灵顿的勇敢及战略所击败，而是因为在法国得不到甜菜的供应等等。至于巴令顿，则不过是因为他有写作的专长。

　　让我们记得，临近一八五○年的时候，唯物主义方法的威望，每天往上爬，且侵入道德科学及人性的研究。所有学者都想在人的事情中找寻“生长”及“有机体”的基本定律。实证哲学家孔德，意欲用否定形而上学及启示的宗教来把人文主义建立为一个人道教。孔德说社会像一个有机体。毛姆森在一八五○年写他的罗马史。泰恩在一八五六年在他的英国文学史的序言中说：“罪恶及美德是一种产品，正像硫酸及糖是一种产品一样。”多么动听！于是道德变成了物理，而人类社会或人类个人的灵魂生长正像一株植物得病及腐化。泰恩不但有文学天赋，他还有建立一个由种族、环境、时机，及个人的天才四者合成的智力结构的高贵睿智。每一个知名文人都可以用这个种族、环境、时机，及个人天才的物质公式来解释。泰恩给人以坦白仿效自然科学家方法的清楚印象。泰恩说：“自然科学家曾观察……用同样的方法，历史家也可以建立……自然科学家显示……用同样的方法，历史家也可以显示……”

　　达尔文的“种原论”出现在极严重的一八五九年。当马克思写资本论时，它的第一卷是在一八六七年出版，思想的唯物主义倾向，用机械的科学定律来解释一切，达到了它的最高峰。泰恩及雷南二者都有文学艺术家的天赋，也都想象自己为自然科学家，于是雷南也像达尔文写种原学及像泰恩写“当代法国的渊源”一样，在一八六三年写他的“基督教起源史”，从耶稣的生平开始，像医生一样的解剖它。雷南不是一个神学家，不是一个神学蛛网的编织者，他是一个东方通及考古学者，而他的耶稣生平是在腓尼基及耶路撒冷当地发掘古迹的具体表现。“划时代的发明”是在一八六○年所作。巴斯德，斐尔科，及本生在反射镜及细菌世界开辟了一条新前线。马克思出版他的资本论的第一卷那一年是一八六七，佐拉创立自然主义小说的验尸派也是在这一年。马克思像他那时代的女狗神自然生下来的孩子一样来为。（译注：意即他是这个思想错误时代的自然产物。）这是为什么他宣称已首次找到了一个科学的乌托邦，在其中笛卡儿派及黑格尔派的逻辑和科学的自然主义，并合而产生“不可免的”人类发展的唯物主义定律。“唯物主义者的方言”那句话是一大讽刺。但马克思想它成为对半科学的社会科学的大讽刺。这样唤起了这个狭隘宗派学校孩子（马克思）“绝无错误”的抱负，既没有达尔文的谦虚与谨慎。又没有泰恩及雷南艺术家的天赋及了解。马克思主义者的唯物主义在当时是像厄塞尼女皇的妆扮一样的毫无错误。这当然不可能是暗示厄塞尼女皇的高腰线。不是对女性美永久及没有错误的处理。马克思在同样情形之下成为没有错误。而达尔文的谨慎则使他免于许多与事实相反的论断，马克思的缺乏谨慎（这是池的伪科学姿态），曾使他在他的每一条教条，都被一千种事实所反驳。理由是达尔文严格地站在他自然科学的立场，但马克思宣告这进化的严密经济定律，当用在人类的活动及社会生活中时，有自然科学的“不可免性”和“客观性”。史大林自己大抵是对于马克思所确定的在历史上，环境是一切。而人是等于无物的最好反驳。泰恩最少有法国精神的大颖悟，他为个人及环境各留地步。这个卡鲁乔（Cologne）的狂热理论家（马克思）则没有。他是被时代的风尚领到这个问题的面前。阶级斗争必不能免。否则它便失去了它科学的性质。那是说机械化的性质。

　　一、穷巷

　　近代原子及电子的发明，不只改变人对宗教或生命的看法，而是推翻了一切。当我说新近发明的结果是硬心灵和物质移动得较为接近，而这种移动得较为接近，是由于“物质让步给心灵，而不是心灵让步给物质”，似乎是在宗教方面的一种情形。但它并非完全如此。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把心灵等于能；当我们看到物质消灭在能中时，我们肤浅地以为它是对心灵的一种情况。我们真的只曾改变我们物质的概念；物质是百万伏特无法说明的能量驾驶着无限小的电子显显藏藏，这种发现改变了我们对物质的观念。但一个完全为能所组成的宇宙，确是一个机械化的宇宙，也就是物质的宇宙。因此我说心灵仍未比较清楚，只是物质已减少了不透明。也就是说，减少它的固定性。这样的一种物质的启示，不一定要推翻唯物主义。

　　但在一较广泛的意义中，物质和心灵仍移动得较为接近。关于心灵，我们没有发现什么事情。但对于物质习惯的看法已不能再维持。它不是固定的，它事实上是空的，而它并非常常可见。物质已经改变了它的色彩及外观。心灵又有什么遭遇呢？心灵减少了它的超自然性，进入物质本身的组织；或至少我们可以说可见与不可见已有融合为一之势势。在这种意义中，现在最少已容易有一个对宇宙、人生，及关于它的一切较有学识的看法。曾成为“超自然”的不是心灵。毋宁说它是物质的本身。如果一杯水包含有足够把一列火车由纽约开到华盛顿的核子能，便成为奇迹，而一切奇迹都是自然。我们现在已准备接受任何事情。我们已有一种奇迹的新意义。我在广岛事件前数年。读李科克一篇在大西洋月刊论及原子的论文时，曾试把这种思想表现在下面的诗句中。

　　现在可以讲述科学的神仙故事，
　　超过青年男儿时代的勇敢的梦，
　　当信仰是对真理创作性的猜测时，
　　大自然和古代的精灵笼罩着神秘的色彩，
　　或我们自己童年自由而勇敢的幻想。
　　当家庭的爱使整个宇宙转动，
　　当闪烁的小星在高空歌唱，
　　而甲虫的背比金还要漂亮；
　　直至青春期放射出冷淡的颜色，
　　像瞎眼的理性使魔术的戏法失色，
　　一切都死硬得实实在在，
　　一切神秘都过去了，再没有什么奇怪的事了。
　　但那个地是活的！
　　我们能再一度获得古人的快乐与惊异。
　　大自然是奇怪的，肉体中有魅力！
　　原子是囚禁仙人离子的一个囚牢——
　　我们的科学用来编织成一个轻灵的网
　　——宇宙——无实质的纤维；
　　当她用百万伏特锤炼那解释密码的钥匙
　　来击破那虚幻的堡垒，
　　撬松那无限小的螺钉，
　　这样，离子便被释放而重新服务人群。
　　这是圣者所见的异象，
　　物质披上了灵性的色彩。
　　而现在得到教训，我们重新站在一点尘埃之前
　　寅畏地蹒跚着。
　　这样的新信仰，天上的星辰倒下来的金流，
　　和一片稻草没有什么分别。

　　我喜欢它；我完全为的是想有一个较进步、较好、较清楚、较明快，或者较真实的宇宙观。我并不屏弃物质，如果物质成为能力，我也喜欢能力。简言之，如果这是可能的话。我想了解那个我生活在其中的宇宙。开放的宇宙观加深了它的神秘。达尔文只是加深了创造的神秘。一种对宇宙的机械的解释，由宇宙光从四面八方射出开始，而最后发展成为人类的意识，也加深了神秘性。

　　但对顽强而有恋栈之势的唯物主义有一个难题。如果在我有生之年，有任何科学家能帮助解决这个难题，我将十分感谢。我喜欢能理解的事。我不是一个科学家，但像任何曾受教育的近代人一样，渴望知道，渴望找出某些满意的解释，而不愿被带到一道“关起来的门”。我想了解这个宇宙，它如何运行，及生命是如何发生的。

　　我猜想那个唯物主义者的难题是属于顽固而无法解决的一种。在上文那个和上帝对话图中，我指出一切物理化学的解释只能显示“怎样”，而不能显示“为什么”。例如，想及一片草的神秘，我已经知道它有用叶绿素做工具来利用日光同化食物的化学特性。可能我们还未知道化学反应的精确细节，但我们知道它已经发生。它帮助我们对植物生活的知识。至于“为什么”那片草能有“超自然”能力来执行这种化学反应，我们一无所知，且将永不能发现。于是我们事实上已发现叶绿素，但我们并不比已经知道一株植物需要阳光来帮助它生长的非洲野蛮人知道得多。而那个难题仍常继续困扰我们。

　　达尔文主义把这个难题放进一种清明的光线中。我拥护达尔文及达尔文主义，正像现代一般人一样。我想教皇也相信生物进化。继续创造的程序当然是比在七日中创造世界的比喻说法更使人感动。大体上看来，适者生存的概念无法否认，但物种（常态的）由来，则比较是一种信仰的问题，一种直觉的猜测，易于招致质问，可能或也不可能是对。我不知道，没有科学家可以确知。在这个“信仰”中有几点概念的困难。在赫克尔的手上，这个信仰无疑地已成为一种美好的、差不多是诗的结构——生物的奇迹。但以一种学理而论，进化仍只像一个幸运之轮，被给以无限的时间盲目的碰机会来搅出对的号码，简直是充满了漏洞。我喜欢看到一种可理解的学说。有一个有资格的人告诉我（他的资格并不差于长期流连在蒙地卡罗游乐场的人），在他一生之中，曾看见过一次连续搅出五次零的号码。我自己曾见过连续搅出三次零的号码。在轮盘赌中仍未有人看见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号码连续按次序出现。但在一百万年中，这样的情形也可能会发生。但把生命科学的理论建立在这种盲目碰机会的基础之上，听来却令我震惊。盲目碰机会的意义是靠“幸运”，而一个有庞大形体的宇宙靠“幸运”而建立，听来像盲信多过客观的科学。如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号码按序出现，外行人健全的反应，是怀疑赌场主人有意作弊。

　　进化的基本概念是站得住的，但关于进化过程及它们怎样发生的解释，却似乎很错误。它假定及推测太多的事情。一到九的继续出现是很简单的，它可以由机会发生。但长颈鹿颈的进化却包含着复杂得多的过程。我们所见的是每一个想解释自然变形的人都有形而上学的意味，那是说，我们一问到进化为什么会发生的时候，除了瞎碰机会之外，便超出严格的“物理”范围。我们问到“为什么”那一瞬，我们便不得不假定许多事情。在“瞎碰机会”的理论中，确有许多矛盾。第一，当它假定一个有机体当它“适”于某种目的而存在，而这归根结柢是适于没有目的的目的。目的的存在或不存在纯粹是形而上的，而所谓进化便成为为一种没有目的的目的而改变，这甚至令人更难理解。其次，常态（物种）原来未为连接二者之间的形态所支持，甚至在百万年的化石中也找不到。在理论上，我喜欢这种大胆假定说它们是这样进化的，只是缺乏证据。于是人便被逼要说从一道没有梯级的楼梯下来，或从有梯级而没有连接东西支撑着它的楼梯下来。第三，叔本华在“自然的意志”中假定形态的进化常因为生存而适应生活环境，而推测有“适应的意志”，我同意这一说法。换句话说（而这也是形而上学），适应说假定有适应的意志，否则适应说将只是在一个盘子里，堆满了五百张锯形谜板，而希望在无限次中，就说一万次吧，这些谜板终于各就各位一样。这将是一种奇迹，而科学不能像奇迹。在理论上，我可以相信那两块首先相合的可能显示适应性；在假定上，这样的两块是坚固地联结在一起。我们可能相信，像马克思的资本家在消失中的理论一样，小块会逐渐减少而只剩下了那些大块，而少数的大块也会逐渐改变他自己来适应。这是一种或可能使我自己信服的美妙理论，但不能使别人信服。其四，无穷的变化是可厌的目的论。福禄特尔说鼻子是上帝造来戴眼镜，而腿是造来穿长袜的，它们是多么完全地互相适合，他以此来嘲弄目的论。但无论如何，人们不能否认一种便利，例如人类的鼻尖向下的事实，总有点“留存”的价值。正当的看法是有无限的机会使鼻子生向一切方向，向上，同左或右，机会都和向下一样多，而终于有最后一种“保存”，只因为它较能“适应”生活的环境。一个向上的鼻子在下雨时显然是非常不方便。如我所说，变化是可厌的目的论。一个鼻尖向下的鼻子，不过是万种其它在人体里发生的物理化学事实中的一个较小的事实，甚至在身体能适当地作有效的活动之前。

　　或者我能以列举达到最适（the fittest）的诸多困难总括而言之。我不知道响尾蛇毒液的化学成分。我姑且说，一个化学家会称用人工来复制这种毒液为一种高度复杂的过程来碰一碰运气。帮助蛇生存的是这种毒液，虽然我希望它不必有这样危险性。在瞎碰机会的理论上，蛇制成这种毒液，没有经过思想，而靠赖在千万分之一的机会中瞎碰机会。那为必要与有效注射毒液的鎗样舌头，及毒液囊纯粹偶然的碰着，也只有万万分之一的机会。但凭偶然的侥幸，继承这种能耐以使第二代的身上准确地形成这化合的混合物，将可能是十万万分之一的机会。一种这样简单的东西，有所有圣者及天上天使的帮助，发生的机会，以一次碰机会再加上跟着要碰的机会来并算，将是一之后跟着廿三个零分之一，或100，000，000，000，000，000，000，000/1。数学上的或然率是相当危险的。而这种机会必须发生在我们能有一条毒的响尾蛇之前。生存是容易的，但得到这种机会都是难之又难。而这对于任何维持生命所必需的自然特性，例如臭鼬的放射物或墨鱼的黑墨汁，都是如此。因此叔本华说得很对：“野牛并不是因为有角才触，而是因为它想要触才有角。”真的是科学吗？它是完全形而上的。进化是好知识，而它甚至可能是显然的，但它并非如人所想象的这般简单。有许多人被迫以假定生机说的某种形式来说明如何达到最适，如化学家大仲马（巴斯德的老师，当他想找出生命的原始时对巴斯德说：“我不劝任何人在这个题目上花太多的时间。”）所谓的“超机械的势力”，许多人（包括萧伯纳在内）所谓的“生命力”，及赫克尔在“结晶体”中所说的“灵魂”。

　　生机说不答复我的问题。我们把事情过分简单化，创造一个字来回答一个问题，而没有花每一种情形之下考验过它，来证明它确是令人满意。有一种小鸟，中国人称为画眉鸟。这种小鸟，在北美洲是黑及白旋木鸟的变种，眼上有一条白色的条纹，牠是由此得牠的中国名称的。那画眉鸟可使任何哲学家停下来想。因为这道眉的进化所牵涉入的事情，是极端难于作机械或化学解释的。花的美，可被解释为由于对称，但它不是如此。这条白线条似乎像画上去的线，但事实上是由于几条分离的羽毛各自在某一点某一长度变了颜色，因此当它们集合在一起的时候构成了一条白色的直线。任何一根分离的羽毛，分开来看，显示一条黑线中间被一段有一定长度的白色所间断，被放在不同的方位，所以当鸟的羽毛生长的时候，它是黑的，然后在中间的某一段却转为白色，经过了那一段之后，又转变为黑色，连在它经过的地方的一切小羽枝，都是如此。几根这样的羽毛看来如下面的图样：

　　它不是一个化学问题；它是当羽毛为同样的成分所培养时，由黑转白而又由自转黑的问题。在任何一根单独的羽毛在那准确之点转白的决定，是非常难以用机械的或任何其它方法来解释。

　　酵素的介绍，即使它是存在，只是把未定问题暂时作为论据而已。而在一切鸟类、鱼类及其它动物中，有线条、圆圈或某种图案，是一种很普通的现象（例如有条纹的鳄鱼，及孔雀的金圈等等）。

　　这是我的穷巷。我不知道它的答案。我只是把难题指出，不再想它。我不准备超过这一点而进入神秘主义的气氛。我简单地说，牵涉到进化规律的程序，由一个严肃的学者来观察，如果他不是肤浅地接受，常导向且终归于形而上学，即是在物理定律之外的假定。

　　二、虚无

　　让人文主义而没有唯物主义的鬼魂跟着它是好的。反之，我们如果已能达到对于所有自然现象，都是适当机械解释而没有遗漏，而我们知道我们站在什么地位，也是好的。但我们现在停留在悬疑及无知中。在普通人的眼中，我们关于物理的宇宙知道得很多；但科学家的见解是，我们最多只知道所应知东西的十分之一，及尚待研究东西的百分之一。

　　我不以为今天道德信念的消失是因为自然科学的进步；倒不如说是因为社会科学在方法及展望上模仿自然科学的趋势。任何科学家都可以告诉你自然科学只问真假，不问善恶或是非。科学方法必然是一种与道德无关的，超乎善与恶，且只问事实而不问价值，不问商业的价值或道德的价值。科学并不关心一颗金刚石的商业价值，而只关心它的重量、它的硬度，及它对于光线的吸收或反射。当孔德宣告他从事建立社会学的伦理，他的意思并非开始那种毁坏价值的姿态——相反的，反面才是他的意思。但他已经把社会说成一个“有机体”，假定它像一株植物或一个动物。一经采取这个立场，人文科学的研究——历史、社会学、心理学等等——的趋势，不免成为“客观”及“超道德”的。经过长久时间，这种趋势必然以信念、道德，及宗教的消灭为止境。在石头的研究中没有任何道德，但在人的研究中则有，且应有道德。一个科学家可以隐在他客观性的堡垒的后面，而当他研究那些石头时，于世无害。但当一个研究人类社会及人类心理的学者躲在这种客观性的堡垒的后面，认为赞美和谴责不是他所关心的事，无论他愿意与否，他不免把路带到价值的虚无上去。且当这种思想的态度成为一般或甚至时髦时，社会必然逐渐更加倾向于失去一切信念。

　　现在所有心理学家及社会学家学院式的术语，都显示出一种类似科学的愿望，一种想了解而不是想评判道德意义的愿望。我可能是守旧，但我想，在你听见一个教育心理学家敢于说一个孩子的行为是“对”或“错”，是“自私”或“不自私”之前，将是一段长时间。说某种行为的型态是对或错会暗示缺乏客观性，一种谴责或赞美的趋势，而非科学的事情。自私两字暗示谴责，但“不善适应的个性”则不是。因此当一个人自私时，他不过是不适应而已。这样我们继续为行为造型，“恋母情结”，“情绪不稳”，“童年抑制”，“隔代遗传”，一直到“健忘症”，“人格分裂”，“临时疯狂”，最后一项可以宽恕杀人凶手。重点常是趋向把咎责归罪遗传及环境，而永不曾归于个人的意志及责任。如果报纸同意停止用“少年过失者”一字，而开始用“青年违法者”或“少年罪犯”来代替，我们可能减少一半少年罪案。显然，没有一个十余岁的少年会介意被称为“少年过失者”的，这个字是属于拉丁字源，可爱地毫无色彩而且很轻微，而他们之中每一个（我曾见过这些有六呎高的“少年过失者”站在曼哈坦岛的马路上），都憎恶被加上“少年罪犯”的招牌。心理学家的意思是想说他是环境不幸的牺牲，且是年少一时的过失，他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想这些六呎高的家伙清楚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而当他们杀人抢劫的时候，确实地知道他们是在做什么。任何十二岁的亚洲儿童都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却说一个十六岁或十七岁的美国儿童仍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而因此对他的行动没有道德责任，显然是对美国人的讽刺，并暗示那些纵容的“社会科学家”尚未成熟。一个在社会上不善适应的个人，不只是一个不善适应社会的个人，用浅白的英文来说，他是一个坏蛋。人类的性情是这样的：如果你称坏蛋为坏蛋，坏蛋便消灭；但如果你称一个行为鬼祟、躲避责任的坏蛋为情绪不能平衡的人格，他便会有点喜欢它，且引以为荣而留一种派头的发型及穿一种派头的衣服来宣传它。

　　我是守旧的，我不能欣赏艺术的颓废或道德犬儒主义的美的魔力。我甚至喜欢在学校里面的一个小巴掌，它不会使身体受伤，而在孩子们的心中深刻地铭记下一种错误及羞耻之感。公平地说，我以为英国以一个社会而论，在那里不可见的标准仍然有效，在那里某些被视为错误的事情，因为它“就是不能做”，因为它“不公正”。我以为在英国社会中，某些理想及价值仍然存在，不是在纸上，而是在人的实际行为中。没有一个人类的社会是完美的，但在英国，“君子”一词不是不只存在纸上而具体表现在一种真实的、一种生活的理想之上吗？我们对于人还有什么更大的期望呢？不是在此世的某些地方——或者在英国——人类的教养已经达到真正文化的阶段，有一种始终一贯且可持久的明确的理想，而使那些幼小者可以瞻望着它来成长吗？这不是真正教养的精华吗？教养的精华不是在优良的形式中见到美吗？而那些理想不存在的地方，受苦的不是整个社会吗？

　　道德热情的逐渐消失，以像是一种对甜美及光明矫揉造作的畏惧开始，可能或不可能归因于两次大战。它们可能助成。因此，凡尔赛之后造成失望，波茨坦之后造成“被打垮”的一代。那“被打垮”的一代，自称为“被打垮”，只是指出他们已发现一个道德的空隙，缺乏值得为它而活、为它而战的可信、善良、新颖的东西。自由主义在美国的悲剧是，今天他们没有为它而战的东西。自由主义在卅年或四十年前并非如此。自由主义是一个孩子，必须有些东西来玩弄使它免于恶作剧。没有为它而战的东西，且发现时间沉重地压在它手上。自由主义，甚至教会的自由主义，是正在为同情、原谅，及承认一个外国的政权及外国的暴君——红色的中国而战。道德的价值在那里？一个善良的基督教竟不重视判定千万人去受极权主义的奴役。似乎没有任何道德原谅被涉及，即使有，他们也因被教要“客观地”想而不觉得。但为什么惊奇呢？道德原则当我们在打第二次大战的时候已经消失了。没有一个领袖试图令我们觉得我们打仗是为使世界安于民主；我们严格地说是在为野蛮的生存而战，为无条件投降而战，而不是为以民族自决作为一种主义而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道德原则的模糊，和第一次大战领袖们公开宣言的明朗比较，它的本身是道德犬儒主义逐渐增进的一个表征。

　　我以为道德的混乱是违背人的本能的。我认为人喜欢有一种强有力的生活理想。一个有清楚理想的社会，是比没有理想的社会更易于生活的。它产生较少的神经衰弱者，较少的挫败感，及较少的精神崩溃。我相信崇拜某些东西的本能是在每一个人之中，而没有一个不崇拜任何东西的社会，甚至无神的社会也是有所崇拜的。苏维埃在一个无神社会中的试验，是唯一这种型态的大尺度的试验，曾经不是一种愉快的试验。在莫斯科及北平苏维埃领袖们无所不在的画像，宣告甚至在一个无神的社会中也有对某些神祇或其它东西崇拜的必要。唯一的分别是新的神祇、新的教条、新的异端，及新的连祷，已代替了那些旧的。由示威游行时所抬过的画像及偶像的数目，强迫向它们致敬及为赞美这些新神而唱的赞美诗，以及个人想及他自己权利的取消看来，我认为共产主义的国家是在近代国家中最卑鄙的偶像崇拜者，如“偶像崇拜”这个字的真正意义。不幸那个他们曾偶然向他崇拜了卅年之久的神，死后按照赫鲁晓夫所说，转变为一个杀人凶手及一个阴谋诡计的主谋，一个歹徒，而二万万人崇拜了他卅年之久，竟未能发现他的真相，但让我们称它为历史上的偶发事件。虽然如此，但在一个无神的社会中，一神主义必然永远继续，这个宗教无误的主是马克思，它启示的先知是列宁。如果这个启示的宗教不稳固地被高举，像神圣一样被崇拜，整个无神的教会必然会粉碎。

　　这是我们已达到的虚无，现代自由主义似乎已被虚无所吸引。自由主义自觉不自在，而我们知道大自然痛恨真空。在这个世界上，真空是最危险的一件事。不是在可怕的黑暗中的某些地方，有光来拯救人类了吗？孔子说：“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