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兄弟长成少年，即将应考，婚配的问题马上发生了。如果他们未婚进京，通过考试，一定会被有女儿的人家提亲。当时盛行求婚；京城有女未嫁的富商都在等待考试的结果，打算向金榜题名的单身汉提出财政条件。公职考试的期间也是婚姻市场的旺季。从父母的立场来说，他们宁愿儿子娶本乡本土的女孩，身家也彼此熟悉。一切照例由父母安排。东坡十八岁娶王弗小姐为妻，她年方十五，是江畔十五哩以南的青神人。第二年他弟弟才十六岁，娶了一个小他两岁的新娘。都算早婚，却不稀奇。

　　原则上早婚——不一定象苏家兄弟那么早——可以省掉年轻人不少择偶求爱的时间、精力和情绪纷扰。最好年轻人的爱情和恋史都定下来，不妨碍工作。中国父母养儿媳妇是天经地义的，年轻人根本不必要耽误佳期，也许女孩子爱一个已成夫婿的男人要比爱一个还没有娶她的男人来得好些。只是在浪漫的社会里，后者显得比较刺激罢了。反正苏家兄弟高高兴兴娶了亲。这倒不是说，父母安排子女的婚姻不会出错，或者幸福婚姻的比例，一定较高；不管怎么安排，一切婚姻都是赌博，都象在茫茫大海中行船。就算亲自安排，也没有一位父母或预言家能确知儿子的婚事将来会变成什么结果。在理想的社会中，婚姻由十八岁到二十五岁的未婚男女在黑森林中盲目匹配，只要社会伦理和社区生活很安定，婚姻幸福的比例还是一样的。男人不管是十八岁还是五十八岁，择偶仍然以大自然设计的性魅力为基础，很少例外，女人也以同一基础来吸引人，但是不主动挑选。他们更了解明智抉择的企图。光是这一点就使现在婚姻不至于完全沦于动物中的交配。父母作主的优点是简单、方便、不浪费时间，而且有更多选择的自由和范围。一切姻缘都是天定，却在地上实行，男女必须在走出圣堂后才开始建立关系。

　　小儿子成婚后，兄弟俩随父亲进京。他们先到省会成都，拜会大官张方平。他日后和苏东坡情同父子。父亲也希望得到官位。他现在年届四十七，不过上次落榜后他大大下了一番功夫。这时候他写了一本巨作，讨论政治、战争、和平的原则，极富深度及创意，应该能吸引京师学者的重视和尊重。当时有一条门径，可由某位大官特别推荐而得到官职。他把作品呈给张方平看，张方平十分赞赏，准备指派他担任成都的州学教授。老苏不甘只任书院教席。最后张方平被他的热诚所感动，虽然和全国第一大学者欧阳修没有什么交情，还是写了一封介绍信给他。另外一位姓雷的朋友也写了一封介绍信，说老苏有“宰辅之才”。带着这两封给欧阳修和梅尧臣的信件，父子三人就由陆路进京，走了两个月的时间，经过四川北部和陕西的山区。

　　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五月，三苏抵达京城，住在一间佛庙里，等待秋天的考期，这是礼部的初试，考中的人才能参加明春皇帝的殿试。在眉州来的四十五位考生中，有十三个人考中，两兄弟也包括在内。父子们一心等待明春的殿试，没有别的事可做，就留下来参观京城，进入社交界。苏洵把作品呈给士林中最受敬爱的欧阳修。面容和煦的欧阳修耳朵奇长，上唇很短，笑起来露出上牙床。他外貌不英俊，但是会见这个文人领袖，得到他的好感，却是读书人共同的心愿。欧阳修赢得士林的爱戴，主要是他总以发掘后进、奖掖后进为己任。他诚恳接待苏洵，又介绍老苏到枢密韩琦家作客，引见高官大员。不过苏洵态度冷淡自负，没有在大官面前留下好印象。

　　苏家兄弟没事就逛逛街，到著名的饭馆吃饭，站在冷风里瞻仰名臣座车的风采。宋朝有四个都城，以河南开封为主。开封当时名叫东京，外城周长十三哩，内城周长七哩。城门有十二座，都设置双层或三层的防敌工事，城墙顶端按一定的间隔设立“马头”，类似现在的枪墩。京都位在低矮的平原上，没有地势之利，只有北面受到黄河两百哩左右的保护——现在的陇海铁路就沿河而建——于是他们设计了一套完整的军防计划。

　　西京在一百三十哩外的洛阳西面，专门用来保护西北经潼关重镇入侵的通路。东面八百哩外的商邱建有另一个军事要地南京。南方倒不怕人侵略。相反的，公元十世纪前叶，北方的蛮族曾侵入中国。当时有一个军阀另成立政府，与蒙古那边的异族结盟，对抗中国其它的兵力。石敬塘变成鲜卑皇帝的儿子，却满口说他爱中国，关心人民的安宁与福利。他自称“儿皇帝”，叫鲜卑人“父皇”。他保全性命，破坏了中国的统一，却赢得异族的喝采。因此政府采取特别的措施，避免分离政权重现，因为古代也好现代也好，总有不少“爱国志士”甘愿借中国老百姓的名义担任外国政府的傀儡，追求自己的权力。这位异国暴君的“儿子”失势，蒙羞而死并不能阻止十二世纪另一个傀儡张邦昌；张邦昌饱受利用然后被推翻，也不能阻止十六世纪另一位“爱国者”吴三桂领导异族军队进入长城，毁灭中国政府。因此宋朝在河北南方的大名府建立北京，严防北面的蒙古异族入侵。

　　京师是中国的首府，饱藏帝国的繁华，全国的财富、天资和美质都集中在朝廷四周。城外有一百英尺宽的壕沟，两岸遍植榆树和垂柳，露出后面白白的扶墙和朱漆大门。四条河流过市区，大抵东西向，最重要的是汴水，由东南部安徽与河南的平原运送货品和食物到京师。四条河的水门晚上都关闭起来。城内大街每隔一百码就设一个岗哨。城内河面上布满精雕的木桥，皇宫前的小桥由用精心设计的大理石雕刻而成。皇宫位在城中心，南面由宣德楼下的一列石砖墙开始，有精美的龙凤半浮雕，上面露出亮晶晶的屋顶，都是用各色琉璃瓦建造的。宫外四边就是主要街道，依照罗盘的四点来命名。皇宫西边是中书省和枢密院。朱雀门外的南外城有国立大学和皇家庙宇。街上挤满行人、官车、牛车和轿子，这是一般的交通情况，少数二轮小车子则由人力拉动，是近代洋车的雏型。牛车上的妇人都把帘子拉下来。京师有一个特色，谁也不能光着头走来走去，连最卑微的算命先生也打扮得象文人似的。

　　殿试的时候到了。欧阳修被皇帝任命为主试，还有不少名学者担任判官。这是读书人一生最重大的时刻，向来充满兴奋、希望和患得患失的心情。多年的寒窗苦读就要见出成果了。应考人必须半夜起床，天亮就到皇宫，自备冷饭干粮，要到考完才能出来。考试进行中他们分别关在隔室里，有宫中卫士看守。当局有一套严防贿赂或徇私的制度。应考人的试卷都由书记重抄一遍，再交给考官，以免负责人看出他们的笔迹。重抄的卷子不写姓名，另记在档案里。应考人考完出来，判官开始入禁宫中，不准和外面的人接触，通常由一月底关到三月初，把试卷批好呈给皇帝看。应考人先考历史或策论。第二回再考古文，等成绩揭晓，得中的人必须在皇帝监督下考诗赋和策问。仁宗皇帝特别爱才，对这些测验也十分关心。他常派身边侍仆送出考试题目，有时候为防泄露，又在最后一分钟更改。

　　苏氏兄弟都高分入选。东坡写了一篇文章，欧阳修后来拿给同事看，还欣赏了好多天。文中谈到国家行政求简求宽的原则，也是苏东坡基本的政治哲学。不过其间发生一项不幸的误解。欧阳修很欣赏那篇试卷的文体和内容，以为一定是好友曾巩所写的。为了避嫌疑，他把卷子由第一名改为第二名，于是苏东坡考了个第二。嘉祐二年（1057年）四月八日苏东坡通过殿试，四月十四日年方二十就被点为进士，在三百八十八位考中的学子中名列前茅。得到这个荣誉就表示他立刻变成全国一流的学者了。

　　不过，这位才子在试卷上随便引用史例，还杜撰了一则对话，却是史上少有的。他畅言奖赏宁可失之过宽，处罚若有疑问则应慎刑免杀无辜的道理。他写道，唐尧时代有一个人即将被判死刑。“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对话不错，也颇能支持圣君愿起用坏人，给他表现才华机会的权威说法。考官读到这则故事，不敢置疑，怕承认自己没有读过这些不出名的古书。于是苏东坡过关了。考完后，有一天考官之一的梅尧臣问他：

　　“对了，尧帝和皋陶的故事刊在哪本书里？我不记得在哪里读过。”

　　“我杜撰的。”小学者承认说。

　　“真的？”老考官说道。

　　“咦，圣君一定会这样做的，对不对？”苏东坡回答说。

　　文人在某一位主考官手下金榜题名，就得感激他的知遇之恩，两个人之间从此建立“恩师”和“门生”的关系。考生要拜见恩师和考官，并写信道谢。欧阳修是文学权威。他的一句褒贬就可以造就或毁灭一个文人。当时有一位作家说，文士不怕刑罚，不爱晋升，也不贪生怕死，只怕欧阳修的意见。欧阳修对一位同事说，“读苏东坡的信，我全身喜极流汗。我应当退隐，使这个青年出人头地。”想想这句话对苏东坡有多大的影响！欧阳修这句话一说出来，全京师都听到了。据说欧阳修还曾对他儿子说，“记住我的话，三十年后没有人会谈起我。”预言果然实现了，苏东坡死后十年没有人提欧阳修，人人都在谈苏东坡，偷读他被禁的作品。

　　东坡正要开始做官，他母亲去世了。根据儒家的规矩，这是一件大事，连宰相也要立刻辞官，守丧二十七个月，才能复职。东坡的姐姐几年前就死了，家里的男人都出去应考，母亲和两个媳妇留在家中。她临死还没有听到京师的好消息。父子匆匆赶回家，发现母亲已死，房子乱七八糟，篱笆倒塌，屋顶漏雨，“如逃亡人家”。

　　办完丧礼，他们在一片山坡下的“老翁泉”选了一块墓地。根据地方传说，晴朗的月色里可以看见一个白发俊脸的老头在泉边或坐或躺，但是人一走近，他就消失在水中，因此命名“老翁泉”。后来苏洵也葬在同一个墓穴里，他诗号“老泉”，就是由这个地方而得名。

　　苏洵在亡妻的祭文中写道：“我知母心，非官是好，要以文称。昔予少年，游荡不学；我知子心，忧我泯灭。感听折节，以至今日……有幡其丘，惟子之坟。凿为二室，期与子同。……嗟予老矣，四海一身。自子之逝，内失良朋。我归旧庐，无有改移。魂兮未泯，不日来归。”

　　强迫蛰居的二十七个月期间是苏东坡年轻时最快乐的日子。两兄弟都和年轻的夫人住在一起。东坡常到青神拜访他太太的娘家，那儿青山围绕，山顶有溪流、深塘和佛寺。一片神秘、浪漫和传奇的气氛。苏东坡常和太太的叔叔、堂兄弟姐妹一起游庙，在瑞草桥畔野餐或喝酒。夏夜他就坐在茅屋外吃瓜子和炸蚕豆。那是一个大家庭：有他太太的父亲王方，她的两个叔叔和家眷。在王家三十多个堂兄弟姐妹中，有一位“二十七娘”，后来竟成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

　　这时候老苏正在等他的派令。他可以做官，因为哀悼亡妻不象哀悼母亲，不至于成为出仕的障碍。京里的高官答应帮忙，不过他等了一年多还没有消息。最后圣旨来了，叫他到京师接受特别的考试。这使他惊惶失措，如今他对一切考试都感到害怕。他写了一封回函给皇上，以年老体衰为借口，拒绝应试，但是他写给朋友的信里说：“仆非固求仕者，亦非固求不仕者……何苦乃以衰病之身委曲以就有司之权衡，以自取轻笑哉……向者权书论衡几策，乃欧阳永叔以为可进而进之。苟朝廷以为其言之可信，则何所事试。苟不信其平居之所云，而其一日仓卒之言又何足信耶？”另一封给梅尧臣的信里也说：“惟其平生不能区区附合有司之尺度，是以至此穷困……自思少年尝举茂林，中夜起坐，裹饭携饼待晓东华门外，逐队而入，屈膝就席，俯首据案。其后每思至此，即为寒心。……”

　　第二年——嘉祐四年（1059年）——六月，他收到政府另一道命令，重申前一次的旨意。文中没有说特免考试，但是他只关心免考的问题。政府领袖应该信任他——要嘛就接受，要嘛就算了。他不愿象小学生被人考来考去。所以他第三次恳辞。他写信说，他已经五十岁了。这个年龄能为国家做些什么？毕竟学者从政只是为国效力，否则就该安份的做一个穷学者。如果他现在决心从政，既不能得到为国效命的机会，又不能享受大隐士的殊荣。不过他最后说，现在已是夏季，他儿子的服丧期下个月就满了，他就陪他们再度入京。他希望到时再会见众官，讨论一切。由整封信的语气看来，他不反对五十岁从政，只要这些大人妥善安排，不让他的试卷象小学生一样受人批改就行了。

　　事实上老妻已死，老苏打算永远离开四川。他显然很适合京都的生活。两个儿子已得到功名，下一步就算不为自己求官，也该看一看政府有什么空缺留给他们。孝期刚满两个月，父子就再度进京，这次还带着年轻的太太同行。他们为亡母的灵魂做了一番妥当的安排。苏洵叫人塑了六座菩萨像，放在两个木刻镶金的圣龛里，安置在极乐院的如来厅内。六菩萨是观音娘娘、势至菩萨、天藏王、地藏王、解冤王者和引路王者。动身前苏洵正式把佛像献给庙方，又到亡妻灵前告别。祭文末尾说，“死者有知，或升于天，或升于四方，上下所适如意，亦若余之游于四方而无系云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