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家兄弟熙宁二年（1069年）抵达京师。从那年开始，中国卷入新政的大浪中，政治风暴迭起，遗祸一直延续到宋朝末年。这不是中国第一次试行国家资本主义，却是最后的一次。在中国四千年的历史中，曾四度试行极权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剧烈的社会革命，每一次都惨败而终。最成功的是法家商鞅的右派极权主义，他的理论由兴建长城的秦始皇（公元前三世纪）有效推行。早期法家理论最重要的两大原则就是教战与重农。两者其实是同一回事，因为商鞅相信农夫是最好的军人，所有中产阶级的商人和贸易家都该尽量受到压制。大家都知道，根据这一教条而建立发展的强大军事系统使秦国统一了全中国；但是此一政治理论刚遍行全国，不到几年就完全崩溃。

　　另外两次剧烈的改革分别由汉武帝和王莽所推动，发生在公元前二世纪和公元后一世纪。前者遵行桑弘羊的国家资本主义财政论，使府库充实，争战处处得手，但是几乎招来叛变而废止；后者在篡位的王莽手中实现，等他被推翻也就自然结束了。因此王安石第四次实验失败，也不足为奇。不过这四次新政的念头都来自创新的思想家，他们想完全破除过去的一切，都以极大的决心来执行自己的信念。说来有趣，王安石很佩服法家商鞅，曾写了一首诗来阐扬他的思想。还有一点要注意，无论古今中外，每一个极权论都以国家、人民利益为口号。历史上多少政治罪恶假“人民”的名义而推行，现代读者不难了解。

　　王安石是一个怪人，脑袋和性格都很特殊。他是勤奋的学生，也算是好学者（不过他的语言学根本不通），更是一位大诗人。不幸他怀着救世主的使命感，却不够圆滑，无法和任何人相处。同时他也是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家。如果理想主义者就是不在乎衣食外表的人，那王安石当之无愧。他污秽的衣裳，不修边幅的外表远近闻名。苏洵在一篇优美的文章中说他“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说他“囚首丧面而谈诗书”。不知道王安石是否喜欢这样的盛名，不过我们不难相信一个专心思想的人自然而然会忽略他的外表。听说他从来不换外袍。有一天几个朋友陪他上庙里的澡堂。他洗澡的时候，朋友们偷偷留下一件干净的袍子，看他会不会发现衣服换过了。王安石穿着新袍走出浴室，完全没有发觉朋友的举动。反正他穿上一件袍子就对了。

　　还有一天，朋友们对王安石的胖太太说，她丈夫喜欢吃兔肉丝。

　　“我不相信，”他太太大吃一惊，“他从来不注意饭菜。怎么会突然喜欢吃兔肉丝呢？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因为饭桌上他没有动过别的菜，把一盘兔肉丝全吃光了。”

　　“那盘肉放在哪儿？”

　　“就在他面前。”

　　他太太明白了，便对朋友说：“我告诉你们。你们明天把别的菜放在他面前，看看有什么结果。”

　　于是第二天朋友们把菜换了位置，兔肉丝离他远远的，然后看他吃。王安石开始夹面前的菜，根本不知道桌上有兔肉。

　　还有人记载，王安石担任扬州太守的幕僚，通宵用功。当时韩琦任太守，后来就成宰相。王安石常开夜车，在椅子上打盹到天亮。往往一觉醒来发现太迟了，不梳不洗就冲入衙门。韩琦看到他的样子，以为他纵情女色，还告诫了他一番。

　　“年轻人，”他说，“我劝你利用少年时光多读书。”

　　王安石呆呆站着没有解释，临别告诉朋友们韩琦不欣赏他。后来王安石的文名一天天升高，韩琦才对他改变看法，收他做门人，王安石很气愤。王安石在京师得高位那年也正是韩琦罢相的时候。王安石每天勤写日记，记满七十大本，他日记中常说：“韩琦貌美，余一无可道。”

　　不过这位怪人不只是不修边幅而已。他尚未得势以前的二十年间，最为人称道的是他一再拒绝朝廷擢升的派令。很难相信他只是沽名钓誉，因为他二十一岁中进士到四十六岁当权期间——也就是他壮年最活跃的二十五年——他一再拒绝高职，始终只愿意担任外郡的小官。当时是仁宗治下，一切有名的才子都荟集京师。王安石愈拒绝高位，名气愈大。最后京里的大官们没有一个不渴望见他一面。他除了文章出色，也是能干的行政人材。他筑水坝、改革学校、成立农民贷款，而且也实现了他的一部分新政的思想。他政绩不错，人人都很喜欢他。别人催他进京，他置之不理。直到嘉祐五年（1060年）朝廷派他担任三司度支判官，他才有兴趣入京。显然他志在经济与财政，觉得自己在这一方面最能报效国家。后来他母亲去世，他不得不辞官守丧；但是守孝期满，朝廷再召他进京，他又拒绝了，宁愿留在南京（当时叫做金陵，在江宁府）。

　　这段时期他自甘淡泊颇令人费解，因为他一定相信时机来了他能为国家做一番大事，壮年建立政治生涯应该是最合理的。也许京师大学者的竞争让他受不了，象范仲淹、司马光、欧阳修、曾公亮等年高名重的学者一定不赞成激烈的改革，他们的名望足以教思想新奇的年轻人为之气馁。王安石要静待时机。不过我认为还有一个心理上的原因。象王安石那种脾气不管到哪里都要当上司，在外区任太守，就等于在小水潭里当大青蛙。他在京里任职，短期间内一再和同事争吵，把事情弄糟。他要改变规矩，照自己意思处理一切。吴珪和张方平都曾回忆说，和他共事期间他很难与人合作。

　　嘉祐五年（1060年）他来到京师，被视为一大奇才。他诗词散文都写得不错。思想创新，口才绝佳。富弼和文彦博等老臣都看重他，连欧阳修也喜欢他。此人奇特的外表下隐藏着大家无法测量的才气和性格。只有少数人看穿王安石的个性，认为他是国家的一大危机，苏洵和他的老友张方平就是其中之一。后者曾和他一起监考乡试，把他解雇，从此不和他说一句话。他一定曾告诉苏洵自己早年与王安石共事的经验。因此两个人都讨厌王安石，尤其认为他的衣着和习惯有虚伪的成份。欧阳修把王安石介绍给东坡的父亲，王安石本人也很想结识三苏，但是老苏不愿意见他。王安石的母亲去世，老苏也应邀作客，但是苏洵拒绝参加丧礼，还写了著名的《辨奸论》，至今仍是学校最流行的范文。

　　在这篇文章里，苏洵首先指出人的性格很难洞察，往往连聪明人也会受骗。只有平静的观察家能看穿一个人的性格，预言他将来的发展。他列举王衍少年时一位古学者对他的预言，以及一位大将军对覆唐的卢杞所做的批评。卢杞是一位大策士，外表丑得吓人。主人若接待他，一定把歌儿舞女屏退，以免女孩子吓倒，或者忍不住哧笑而得罪了他。但是苏洵说，要不是当时的皇帝昏庸无能，这两个人还不足以毁灭一个帝国。然而现在有一个人兼具卢杞的丑貌、才略和王衍的辩才。“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这种人可以骗过最英明的君主，一旦得势，必是国家一大祸害。“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苏洵但愿自己的预言不准，他会象一个好将军，未打仗就先吓退敌人。但是他说：“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

　　王安石的怪习惯是不是伪装，我们无法断定；不过一个人的行为如果太过份，大家难免怀疑他有自我宣传的意味。我们若相信邵伯温的记载，则仁宗皇帝也曾感到怀疑。有一天皇帝宴请大臣，客人得从水塘里自己钓鱼来吃。开饭前，一粒粒鱼饵用金盘子摆在饭桌上。王安石对钓鱼不感兴趣，就由桌上拿鱼饵来吃，把整盘都吃光了。第二天皇帝对宰相说：“王安石是伪君子，人也许会误吞一粒鱼饵，但是没有人会心不在焉吞下一整盘。”根据这段记载，仁宗不喜欢王安石，就是这个原因。在王安石的私人日记中，他对仁宗也特别挑剔。

　　看看他后来的发展，苏询倒不幸而言中了。不知道为什么，世界各国的怪人、狂想家、精神分裂者都相信邋遢是天才的标志，拒绝绅士的衣着便是不朽的最佳保证。有人还有一种怪想法，以为污秽表示不重视物质环境，因此就代表更高的灵性，如此推论下去，天堂岂不充满又脏又臭的天使。

　　这篇文章写成后，苏东坡说他们兄弟俩都觉得父亲的指责太过份。只有张方平热烈赞成。不过苏东坡时代的人马上就发现这份预言太真实了；这篇文章流传至今，显示出他老父奇特的见解。

　　王安石一到三司任职，马上想探测自己的政治基础。当时仁宗在位，王安石献上一篇长达万言的政治报表。在这篇文章中，他明确表示自己的财政改革原则，“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他说宋朝以来，政治财源不足，全是缺乏良好的财政和经济政策所致。只因为没有伟人来面对这个问题，才没有人想出此一政策。他说，当时掌权的人都不足以当大任，他认为国内也没有别的才子有资格担当。他明确指出，若要激烈改革，必须把政策和古圣君的作为扯上关系，人民才不会觉得和过去相差太多。不过他又说，遵循过去的传统并不是抄袭古代帝王的措施，而是遵循他们的用意，也就是一切为人民着想，政策相差多少都无所谓。大体说来，这是一篇文笔绝佳、结构完美的政治改革论文，涵盖了政府的每一面，财政、文职机关，甚至教育都包括在内。

　　如果王安石想探测自己的政治基础，他会发觉自己毫无基础可言。仁宗读完这篇长报表，就撇在一边。下一任皇帝英宗只在位四年，王安石曾奉召一次，但是他又辞官不就。史学家往往解释说，仁宗无子，他曾反对立英宗为继承人，所以内心很不安。

　　这时候英宗的太子住在京师，后来继位为神宗，王安石就在他手下得到了权位。神宗还是太子时，韩维担任他的秘书，对王安石非常崇拜。韩维常发表某一政治观点，太子若欣赏，他就说：“这不是我自己的意见，是王安石的主张。”因此太子很看重王安石，希望有一天能重用他的政治长才。治平四年（1067年）英宗去世，他年方二十就登上皇位，立刻任命王安石为江宁知府，九月就擢升为翰林。王安石经常和好友连络，相信自己的机会来了。他一反前例，马上接受这个官职。但是他拖了七个月才进京。

　　“王安石在前朝始终拒绝官职，不愿入京，”神宗说，“有人以为他卤莽，现在他又告病不来。他是真的生病，还是等更好的官位呢？”

　　这时候两位重臣曾公亮和韩琦彼此互相猜忌。后者曾在三位皇帝手下担任宰相和枢密的官职，权力太大了。曾公亮想动摇韩琦的地位，希望拉王安石做自己得力的盟友。他告诉皇帝，王安石有王佐之才，陛下应该相信他。相反的，另一位高官吴珪曾和王安石密切交往，却警告皇帝说，王安石一旦得势，必定使整个国家陷入混乱中。

　　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王安石终于确定了皇帝的态度，就来到京师，破例获准“越位”进言，不必遵循礼规的限制。

　　“政府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皇帝问他。

　　“选择适当的政策。”王安石答道。

　　“你认为唐太宗如何？”皇帝提起唐朝最受爱戴的君主。

　　“陛下应该以尧舜为表率，不该只学唐太宗。尧舜的主张其实很容易实现。因为后代学者不了解他们，才以为这种标准遥不可及。”（尧舜是孔子笔下的理想圣君，统治公元前二十三到二十二世纪半传奇的中国。）

　　皇帝表示满意，但却廉虚地说：“你对我期望太高了。我只怕没法达到你过高的期许。”

　　后来皇帝屏退左右，让王安石单独进言。这是王安石的一大机会。

　　“坐下，”皇帝说，“我要和你长谈一番。”于是皇帝开始问他唐太宗和刘备为什么要让两位名士拜相治国。其中一位名相就是诸葛亮，他是历史上最出名、最能干的行政人才。王安石又把话题拉到三千年前传说中的圣君身上。王安石说，他宁愿谈谈尧舜的贤臣。“在上等人才眼中，诸葛亮根本不值得一提。”

　　诸葛亮的政治天才在于一步步走向既定的目标，这位急功自信的财政鬼才觉得很不对胃口。

　　王安石继续说：“陛下正治理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帝国。百年太平，国内又有那么多学者，竟没有一位贤臣出来辅佐陛下，岂不怪哉？一定是陛下没有固定的政策，不信任贤才。虽然当代有人才高可比尧舜的贤臣，他们会因政客小人的阻碍而罢官。”

　　“每一朝代都有奸佞小人，”皇帝说，“尧舜时代也有著名的四凶。”

　　“不错，”王安石说，“正因为尧舜知道四凶的真面目，处以极刑，所以他们才能达到那么高的成就。如果四凶继续在朝廷阴谋作乱，良臣贤佐早就离开了。”

　　神宗深受感动。他年方二十，充满青少年的野心，想使国家强大繁荣。他为人善良公正，面孔圆称匀润，和他的祖先十分相像。直到神宗以后，宋朝皇帝才开始显出生理退化的特征。他的热诚被王安石对他的高度期许所煽动，从此以后，年轻的皇帝就准备赴汤蹈火来实现此人的政见，就算要牺牲其他的大臣，也在所不惜。不知怎样，每当老贤臣进言反对王安石的新政，皇帝心中就出现“四凶”的影子。

　　熙宁二年（1069年），苏氏兄弟到达京城，王安石被任命为参加政事。此后两年内老臣纷纷离京。皇帝的谏官遭到清算，由王安石的手下一一接替。王安石一登相位，马上整肃所有政府官员。抗议连连发生，整个官界一片混乱。所有才高望重的大臣都公开反对他。年轻的皇帝大惑不解，不过，王安石设法让他觉得，一切纷乱喧哗都是皇帝和犯上的恶臣间猛烈的斗争。

　　“怎么回事？”皇帝问他，“为什么朝廷所有的大臣、御史、学者都联合反对新政？”

　　“您应该明白，”王安石说，“陛下想遵循古圣君的伟大教训，但是要达到目标，您必须先克服流俗。因此陛下与流俗之间的斗争，在所难免。他们若赢了，政府就落入他们手中，陛下若赢了，政治权利便掌握在陛下手中。这些自私小人想阻止陛下实现古圣君的伟大训示。所以才议论纷纷。”

　　有了少年皇帝强国富国的野心，又有一个对自己政治、财政理论过度自信的参政，王安石的激烈改革马上就要开始了。这些改革的动机不容置疑。事实上宋朝在五十年的分裂和斗争之后，政府的力量始终不强。西夏、契丹（后来改名辽国）和金人不断侵略中国北面的疆土。中国和他们打仗，事后往往签订辱国的休战条约。条约的项目总是中国皇帝吃亏，这些国家承认皇帝，纳贡的却不是他们，而是我方皇帝献上金银财帛，每年花费十万到二十五万缗。国库为之空虚。内政松弛，政府经常闹赤字。王安石相信他可以玩弄税制和兵制，替府库筹钱。我相信神宗欣赏王安石主要就因为他想在西北征战，拓展国力，增加帝国的声威。王安石一上台，我方就向北部蛮族发动几次战争，有几次胜利，有一次败得奇惨。为了打仗，皇帝需要财源；为了财源，国家的财政制度必须重新调整。我们对改革家的动机毫不怀疑，但是我们将会发现，这些财政和经济的改革产生了性质完全不同的悲惨结果。

　　王安石刚到京师不久，司马光和他就当着皇帝面前发生争吵，这次的论点似乎总括了双方基本的差异。当时府库空虚，春祭之后，皇帝想免掉大臣的银钱丝帛例费，替皇室省钱。司马光和王安石为此热烈争论。王安石坚称，国库耗竭是大官不懂财政的结果。

　　“你所谓的财政，”司马光反驳说，“只是增加人民的税金和例费罢了。”

　　“不，”王安石说，“好官能增加政府的岁收，却不加重税款。”

　　“一派胡言！国家的财富有限，财富不是在人民手中，就是在政府手中。不管你执行什么策略，运用什么名义，只不过收集民财交给政府罢了。”

　　皇帝和司马光意见相同，于是他的措施暂缓了一两个月。

　　一般人不是经济专家，只认定国家财富的两大要素就是生产与分配。要增加国家的财富，就必须增加生产或善加分配。然而在王安石的年代，既没有工业，根本不可能增加生产。于是财政鬼才只能在分配方面动脑筋。王安石志在充实国库，所谓增加国家财富就等于增加政府的岁收。王安石明显看出，自由企业制度下富商和地主非常赚钱，他认为政府可以收取自由企业的利润，自己做生意赚钱。结论十分有力。他用的名辞也很新鲜。他要“钱平”；要平均财富，“抑兼并济贫乏”；他要阻止农人向地主借高利贷。政府可以在春耕时期借钱给农民，等收成再叫他们还钱，这是便民的伟大措施。王安石告诉皇帝，这些措施都是“富其民”；但是史籍记载，他迟疑良久之后终于决定放债，却是因为一个小官说，政府投资五十万元，每年就可赚进二十五万的利息，因为一年收成两次，每年可两度收到百分之二十或三十的利钱。

　　各项改革由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八年后王安石和皇帝对新政都很厌烦，彼此也不太满意，变法就惨兮兮结束了，我们不愿多谈改革的细节，只谈谈这些措施的概略。

　　最重大，最知名的有九项，为了方便起见我把它们归成三类。一共有三项国营企业措施，三项新税，和三项管制人民的登记制度。三项国营企业措施是：均输法，市易法和利息二成实收三成（加上申请和登记费）的青苗贷款。三项新税是免役税，商税和所得税。登记制度是把人民编成十家一组的军训单位（保甲法），重新登记土地和马匹（方田均税法和保马法）。大体说来，这些措施接近现代的集体经济政策。

　　国营企业由熙宁二年（1069年）七月开始，先设立全国或省际的批发机构。皇帝相信政府可收到极大的利润，就拨出五百万缗现金和三百万石的稻米做本钱，接收省际货物和原料的贸易。这一制度马上发生实际的困难。那一年二月政府先成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负责研究计划和条款加以公布。东坡的弟弟子由也是条例司的人员之一。子由上表指出，政府接收全国贸易，自由企业马上就会瘫痪，因为各地批发商无法和政府竞争。政府和商人难免互扯后脚。而且他否认府库有利可图。私人商业有既定的信用系统，政府却没有这些便利，势必要先用高薪聘请人员，建立堂皇的官舍。这种生意将不是依照供求关系来经营，而是看佣金的多少来处理，照私人交情分配利益与合同。子由说，由于官僚制度的缺点，政府无法压低买价，进货成本一定比独立商人更高。因此赔钱是必然的。

　　因此，所谓的均输法搁置了一年，从长计议；政府后来又用新名辞提出修改的计划。批发和零售的划分并不严格，于是成都、广州、杭州等大都市成立了市易务。为发展这些贸易机构，政府又由国库中拨出一百万缗，由京师当地的货币中拨出八十七万贯。成立这些机构的理由是“富商大贾因时乘公私之急，以擅轻重敛散之权”“宜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而制其有无，以便转输，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他们任命了一位能干的首长，他能向政府报出愈多的利润就被视为愈能干的人才。这位吕嘉问变成全国的市易务官，对小商人具有垄断控制的权利。例如京师市易务规定，小贸易商要做该机构的会员；他们可以把货物和该处的资财合并联营，或者由政府出资购买他们店铺所卖的存货；万一商人想结束业务，可以把货品卖给政府；也可以用部分货物做保险，向政府借钱，半年付息一成，或者一年付息两成；和该处无关的商贾也可以把存货卖给该处，价格由政府订定；最后，不管哪一部门的皇家用货都由该机构办理。

　　政府吸收小企业是这个制度最差的一环，私人商业几乎完全停顿。几年间贸易和商务实际上一天天减少，政府的岁收大受影响，与理论上的高利润大相径庭。皇帝发现自己在人民眼中沦为卖水果、冰、炭、日历、草席的小贩，心里很不高兴。最后京师市易务和商税的丑闻闹进皇室的耳朵里，皇帝才下令终止改革中最不受欢迎的项目。

　　不过新政中最著名的却是“青苗法”，直到今天大家谈起王安石的新政，还免不了先想到农民贷款。这个措施影响到国内的每一村庄，也促成朝中大臣最剧烈的政治斗争。计划本身完善合理，令人想起农民银行。王安石以前担任地方官，曾在春耕时期贷款给农民，收成时再连本带利收回来。他发现这样对农夫很有帮助，因为他在地方作官，可以确定农民是真正需要才来借款，一切由他亲自调查。陕西的地方当局也曾试行这个办法，绩效不错，就因为陕西试办成功，农民贷款才叫做“青苗”贷款。

　　丰年政府确定会有好收成，就贷款给农民买耕具、麦种；割麦时再连本带利收回来，给军队当粮饷。照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说法，“诸路常平广惠仓钱谷，略计贯石可及千五百万贯石以上，敛散未得其宜，故为利未博。今欲以现在斛斗，遇贵量减市价粜，遇贱量增市价粜。可通融转运司苗税及钱斛，就便转易者，亦许兑换，仍以现钱，依陕西青苗钱例，预借者给之。随税输纳斛斗，半为夏料，半为秋料。内有请本色或纳时价贵愿纳钱者，皆从其便。如遇灾伤，许展至次料丰熟日纳。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贷，则兼并之家不得乘新陈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广惠之物，收藏积滞，必待年俭物贵，然后出籴，所及者不过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无，贵发贱敛，以广蓄积，平物价，使农人有以赴时趋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为民，而公家无利其人，是亦先王散惠兴利以为耕敛补助之意也。”

　　这一个美丽天真的计划却摧毁了不少农夫的身家性命，我们以后就明白了。不过，我要解释一下，这个新措施是常平仓古法的延续，后来渐渐取代了常平仓。宋朝初年，政府在各地设立粮仓，以平抑谷价。丰年“谷贱伤农”，政府尽量收购剩余的稻麦。荒年粮价上涨，政府就把存粮抛入市场，压低价格。很多官员不肯贱价收购一切余粮，所以效率不能达到最高峰。不过由治平三年（1066年）常平仓公布的数字看来，他们一年内曾收购五百零一万四千一百八十担谷物，卖出四百七十一万一千五百七十担。现在仓禀的财货都化为青苗贷款的本金，常平仓的正常作业就自然而然终止了。

　　问题的重点是贷款难免强迫。王安石不容人反对，非成功不可。他必须向皇帝证明，贷款是一大德政，为人民所欢迎。他不希望部下放款松懈。他不懂农民为什么不要贷款。贷款若不达到配额，他就大发脾气。他开始晋升成绩较好的官员，处罚贷款不力的人，每一个官员都重视自己的前途，一心想留下好政绩。人事竞争的诱导很象现在推销政府公债。官吏知道自己卖不够配额会因“阻碍新政”而被撤职降官，王安石所谓的“积进”好官难免要靠势力强摊贷款。每一户人家都得向政府贷款，每隔三个月就要交三成的利息。好官知道这些贷款对人民不利，确定他们付不出本利会下狱坐牢。他们遵守政府的明文规定，宣布贷款完全出于“自愿”，心中打算有一天会因“阻碍新政”而丢官。

　　免役法也是如此，官厅本意和实际执行完全是两回事。这也许是王安石最好的新政，日后苏东坡的同党得势，决心去除王安石的一切新法，唯有苏东坡据理力争，支持这一道政策。

　　中国行征兵制已经有很久的时间。新法要人民缴税代替兵役。换句话说，就是用募兵替征兵。但是我们仔细研究免役法的规条，就发现政府主要兴趣在于税收，人民免役的福利完全被保甲法所抵消，保甲法强迫服役，比征兵更糟糕。经过一年多的研究，免役法公布了。不必征兵的人家也要交免役税；例如寡妇，没有孩子或独子的家庭，小孩未长大的家庭、尼姑、和尚都要交另一种税，名叫“助役金”。各区除了免役配额，还要多交百分之二十，以防荒年老百姓交不出来。军人和政府雇员都由这税金来招募。子由曾经指出，农民还不出债会被抓入牢中鞭打。司马光也曾预言，夏秋人民没有现款交税——其它税金也同时来临——只好卖粮食，杀牛砍树来换钱。以前征兵，人民轮流服几年兵役，如今人民每年都要交免役税，不必服役的年头也照交不误。

　　免役税和新商税、所得税都可以说是收税的新方法，不是真正解除人民的兵役，因为他们在“保甲法”的新名目之下照常要受军训。消费税是由商人的利润中抽税，以帐簿为根据。所得税的意义和现代不同。我叫它所得税因为当局强制登记人民的收入和财产，以作为其它税金的凭依。还有一点很象今天的所得税，人民必须申报收入和财产，辛辛苦苦骗政府。在新法的争议中有人指出“于是民家尺椽寸土，检括无遗，至鸡豚亦遍抄之”都由政府登记。最后这一道措施在熙宁七年（1074年）订定，寿命奇短，因为王安石不久就失势了，此法尚未废除，苏东坡即拒绝在自己的区域内执行，说它不合法制。

　　王安石征免役税，要解除人民的兵役负担，保甲法却揭穿了他的谎言。事实很明显，新“保甲法”和免役税都在熙宁三年（1070年）十二月颁布，政府一手取消人民的兵役负担，叫他们交“免役”税，另一手又把兵役放回人民身上。“保甲”是邻居连保制度。十户为一“保”，五十户为一“大保”。万一有人窝藏罪犯盗贼，“保”内的人家要负连带责任；万一有杀人、强奸的重罪发生，他们必须向官府报告。每一“大保”的壮丁必须组队受军训，两丁抽一，超过两个壮丁则按比例多抽。这些人每隔五天要弃田受训一天，古代五日等于一周，刚好把一个月分成六段。征兵制把男丁调到外地，新法却把军队带入村中。不过王安石是大宣传家；他知道新立名目，就产生了新玩意儿，“兵役遂止”。

　　除了集中登记管理人民，还有方田均税法和保马法。王安石的新法正如一切集体制度，绝不肯饶过人民。政府一心要照顾百姓，必须确实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拥有哪些东西。正如一切极权制度，他们没有秘警就无法统治，于是秘警在熙宁五年（1072年）成立，幸亏苏东坡当时已离开京师。政府不控制御史台（相当于今天的报章杂志），换上同一路线的手下人，也无法治事。王安石认为，控制文人的思想更属必要。他和古代的王莽，近代的希特勒一样，具有“一个国家、一个信仰、一个领袖”的信念。他像希特勒，遭到反对就大发雷霆；现代精神病学家可以把他列为妄想狂。

　　显出他的“妄想狂性格”，使一切史学家和批评家公认为不可原谅的倒不是他的政治和社会改革作风，而是他把自己当做经书唯一的评注家。以前王莽曾篡改古书，现在王安石写了《三经新义》，把它订为官方的思考指南，取代了过去的一切大经论家。王安石学问不错，但是不足以取代郑玄、马融、陆德明等古代巨儒。这样不仅是滥用权威，也是污蔑学术。试卷通常都引用古文，考生和解释必须统一。他立下这个新标准，国内的读书人都必须研读王安石每一方面的意见，由政治原则，佛家色彩极浓的儒家思想到“鹑”“枭”“雉”等字的语源，不一而足。苏东坡出京之后，有一次监考乡试，曾写诗说，他对考生思想的统一和贫乏非常痛心。

　　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充满佛教色彩，和他的语言学一样，创意高，学术基础却不稳固。然而他深信自己对古代思想和政治制度的分析完全正确。《三经新义》其差无比，他死后就被人抛到脑后，没有一篇留存下来。但在他当权时期却是应考学者的圣经；稍微不合宰相的解释，就会名落孙山。他只花两年完成《三经新义》，尤其是对学术的一大侮辱；这本书在熙宁六年（1073年）三月开始动笔，由他的儿子和一位小政客帮忙，熙宁八年（1075年）六月就出版了。仓促的作品被定为儒经正统的注释，王安石意见一变，新的版本马上问世，考生都知道他们的一生要看自己能不能跟上修订本而定。

　　这里不谈王安石的学问，苏东坡对此十分痛心，因为他学问比王安石强多了。不过我要提一下，王安石的《字说》非常滑稽，和所有半吊子的语源学差不多。除了《三经新义》，当时学者最气的就是王安石所创的语源讨论。他的《字说》研究国字的构造和起源，不用比较法，却凭幻想的活用。王安石相信这是他对学术最创新、最持久的贡献，晚年还继续研究，完成了二十五卷。西方学者不难明白，学者若运用想象力，不受科学方法——汉代和清代学者所用的方法就是一例——的约束，要完成二十五卷语源学实在太容易了。“幻想语言学”一天可以编出十几道奇谈来。由中国字的结构找出各种成分组成某一意义的原因，实在很容易也很好玩。王安石有五十多条字说留传下来，大部分成为茶余饭后的趣闻。苏东坡和王安石的许多笑话都和这些《字说》有关。

　　苏东坡喜欢用归谬法。中文有一个“鸠”字，由“九”和“鸟”两部分所构成，读音如“纠”。王安石一心想由字意找出有趣的理论，竟推翻了字音的成份。有一天苏东坡和王安石闲聊，忽然问他：“对了，‘鸠’字为什么由‘九’和‘鸟’所构成？”王安石答不出来。苏东坡取笑他说：“我告诉你，诗经说：鸬鸠在桑，其子七兮。七只小鸟加上父母两个，不就是九个吗？”

　　“波”字是由“水”字和象声的“皮”字所构成。王安石想象力丰富，说“波为水之皮”。所以这样写法。有一天苏东坡遇到他，就诙谐地说：“那么‘滑’字一定是‘水之骨’罗。”王安石违犯了中国字组成的基本原则。他残害“字根”，把它分裂为二，再误接另一个部首——“富”字就是一例——真会使任何语言学家大哭一场。

　　后来，有些中国学者遵循西方集产主义的观念，想洗刷王安石在历史上的罪名，说他的思想“符合现代社会主义”。近代大学者梁启超就为王安石辩护。王安石的社会主义思想有人赞成，有人反对，但是王安石的社会主义政权却要由结果来判断。事实上国家消除了私人垄断，却建立了自己的独占制度；小商人失业了，农民付不出强迫贷款的本金和利息，只好卖妻卖子或全家逃亡，不然就典当财物。监狱常满，每一郡县都有数千件查封的抵押品和没收的财产，官厅诉讼不绝。就算没有异族侵略，暴政也会把国家拖垮。熙宁七年（1074年）圣诏说，商业停顿，人民失业；熙宁九年（1076年）圣诏下令废除青苗法，声言很多人无法还债而坐牢挨打。二十年后，哲宗元祐五年（1090年）六月苏东坡上了一道书表，想解救乡村的经济危机，要求政府归还没收的私产，取消穷人的债务，文中说：

　　“……借纳拘收产业，除已有人承买交业外，并特给还未足者，许贴纳收赎，仍不限年。四方闻之，莫不鼓舞歌咏……以谓‘某等自失业已来，父母妻子离散，转在沟壑，久无所归。’臣即详看元初立法，本为兴置市易以来，凡异时民间生财自养之道，一切收之公上，小民既无他业，不免与官，中首尾胶固，以至供通物产，召保立限，增价出息，赊贷转变，以苟趋目前之急。及至限满，不能填价，又理一重息罚。岁月益久，逋欠愈多。科决监锢，以逮妻孥。”

　　头几年王安石还瞒住皇上，不让他知道恐怖的情景，自称百姓支持他的土地政策，将极权政府说成“民主”国——名称混淆，倒令人想起近代的情景。无论古今中外，人民爱不爱某一政权唯有等这个专制政府失势才能判断。皇帝想知道民情，就派人出去查访。但是宦官和御史知道皇帝喜欢新政，就告诉皇帝，人民都爱新法，税吏一出，人民“欢呼感德”，由特意安排的接待仪式看来，这些话倒是真的。王安石变法几年后的恐怖情景终于由一位勇敢的皇宫门吏以图画方式，呈现在皇帝眼前。

　　郑侠终日站在官门边，看到成群难民由东北逃来，挤满京师的街道。郑侠知道图画比言辞更有力，就把这些可怜的农民画下来，献给皇上。有一张画描写难民饥寒交迫，在大风雨中流浪。另一张描写半裸的男女正在吃草根树皮，还有人拴着铁链搬砖负柴来缴税。皇帝看到这些图面，不禁掉下泪来，精采的献图——我们以后会谈到——加上一颗彗星出现。圣山发生土崩，皇帝终于废除了许多“新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