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一句苏东坡自己的话，他始终如蝇在食，吐之乃已，到目前为止还平安无事。但是他“吐”一百次，终于被捉了。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他奉调湖州，也就是江苏湖泊区。在他到任谢表中，有些话教朝中政客受不了。他一直作诗描写百姓的困苦、税收和征兵制，政客小人还能忍受。现在他直接提到他们——包括王安石门下窜升的李定和舒亶。政权落在见风转舵、毫无原则的三流小人手中。苏东坡一直上表给皇帝，皇帝每次读完，都对朝臣公开赞美他。这些人曾阻止东坡入京。新政的首领都已罢黜或隐退，万一他再得势，情况就危险了。

　　这篇谢表依照例行的格式，略提他自己平凡的政绩，感谢皇帝慷慨给他此一新职重任。但是苏东坡说，“伏念臣性资顽鄙……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新进”在王安石口中是代表那些“突然升迁的无能后辈”。在王安石时代的党争中，这两个字的含意就此固定下来。李定和舒亶岂肯放过他。而且他自称奉调出外是因为年龄大了，不想生事。难道说朝中的人都爱惹事生非？古代学者因为民权没有保障，便发展出一套微妙的赞美辞，语意暧昧，读者也习惯找弦外之音。朝中告示公开发行，是中国最早的印刷报纸。苏东坡一下笔就引起广泛的注意，这篇谢表不免使“新进”成为了知识分子眼中的笑柄。

　　元丰二年（1079年）六月，有一个御史摘取苏东坡谢表中的四句话，告他讽刺政府。几天后舒亶——仍在御史台任职——也提出他描写农民贷款的诗句，譬如三月食无盐，燕蝠相争……等等。苏东坡写这种诗，不但莽撞无礼，更对皇帝不忠。舒亶把苏东坡的四本诗集连奏状一起送上去。李定如今升任御史中丞，也送了另一份表状，列举苏东坡无礼该杀的四点理由。状子一共有四份。案件发交御史台查办。母丧不奔，被司马光比为野兽的李定担任法庭检察官。他派了一位能人到湖州，革去苏东坡的官职，押回京师审问。御史们希望苏东坡一路上在牢中过夜，但是皇帝不准。神宗不想杀苏东坡，不过案情既然正式提出，他愿意让御史们详细调查。

　　东坡的好友王诜驸马曾亲自出版苏诗，他一听到消息，连忙派信差到南京找东坡的弟弟子由，子由又派信差通知东坡。这是信差之间的赛跑。官差带着儿子和两个御史台的兵丁快马前进，但是儿子在靖江病倒，耽搁了半天，据说子由的差人先到。

　　我们来看看东坡闻讯时的心情。他刚到湖州，对新职很满意。他曾带长子、子由的女婿王氏兄弟一起在山间漫游。他有一首诗描写飞英寺之行，说他自己“莫作使君看，外似中已非”。他的好友画竹名家文同二月去世，他哀悼了三天。官差正要来抓他，七月七日他却悠哉游哉拿出画册来欣赏，放在院中晒太阳。一眼看见文同送他的一张偃竹图，忍不住又流下泪来。那天他在杂记中写下一段妙文，描述他和文与可（文同）的友谊：

　　“与可画竹，初不自贵重。四方之人，持缣素而请者，足相摄于其门，与可厌之，投诸地而骂曰‘吾将以为袜’。及与可自洋州（今陕西洋县）还而余为徐州，与可以书遗余曰‘近语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袜材当萃于子矣’。书尾复写一诗，其略曰‘拟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予谓‘与可竹长万尺，当用绢二百五十匹，知公倦与笔砚，愿得此绢而已’。与可无以答，则曰吾言妄矣，世岂有万尺竹哉。余答其诗曰‘世间亦有千寻月，竹落庭空影许长’。与可笑曰‘苏子辩则辩矣，然二百五十匹吾将买田而归老焉’。因以所画筼筜谷偃竹遗予曰‘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

　　根据孔平仲由逮捕时当地官吏口中得知而记录下来的资料，苏东坡事先曾得到子由差人的警告。不过他不知道罪名有多大，罪责有多重。差人一到他就正式告假，由祖通判（祖无择）代理。

　　官差来了，身穿正式的官袍官靴，拿着手笏站在庭院中。御史台的两个士兵分列两旁，白衣黑巾，怒目而视。衙门的人一片骚乱，不知道会出什么事。苏东坡不敢出来，和祖通判商量，通判劝他不要逃避官差，还是出迎的好。他们商量出迎的方式，苏东坡相信他是被告，不能穿官袍出面。不过祖通判认为，他还没有正式被控，应该仍以太守身份出迎。于是东坡也穿上官袍官靴，拿着手笏站在庭院中，面对差吏，祖先生和手下人员列队站在他后面，头戴较小的官帽。两个士兵手拿御史诏命，紧握小包，仿佛里面藏有利剑似的。官差一言不发，气氛紧张到极点。苏东坡先开口：

　　“我知道我冒犯了朝廷。相信难逃一死。我不怕死，不过请容我回家和家人道别。”

　　官差皇甫遵简短地说：“没有那么严重。”

　　通判向前跨了一步：“我相信一定有诏命吧。”

　　“他是谁？”皇甫遵问道，于是通判表明了身份。士兵正式把诏命交给通判。他一打开，发现只是苏东坡革职进京的普通命令。官差要他立刻动身。

　　苏东坡获准回家见亲人，然后动身。照他自己的杂记中说，全家人都哭了。苏东坡笑着对他们说了一个故事：

　　真宗时代，皇帝四处探访隐居的大学者，有人推荐杨朴。杨朴不愿入京，却被押到朝中见皇帝。

　　“听说你会写诗。”皇帝说。

　　“不，我不会。”杨朴想掩饰自己的才华，不愿从政。

　　“朋友们送你出来，有没有人写诗给你？”皇帝又问。

　　“没有，”杨朴说，“只有臣妻写了一首。”

　　“请问诗中写什么？”陛下问他。

　　于是杨朴把妻子送行的诗念给皇帝听。全诗如下：

　　更休落魄贪酒杯，且莫猖狂爱咏诗。
　　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苏太太听到这个故事，热泪盈眶，却忍不住笑出来。这个故事出现在东坡的笔记中，不知道是不是他临时杜撰的。

　　家人决定由长子苏迈陪他进京。王适一直担任东坡子女的教席，他们兄弟将留下来，以后再带全家到京城去。官吏都吓得躲起来，老百姓却出来送太守，根据该地府志的记载，人民都“泪如雨下”。官差与士兵态度专横，后来苏东坡写给继任皇帝的信中曾说，他们逮捕太守却如捕盗贼。只有王氏兄弟和陈师锡设酒宴送他。

　　传说苏东坡一路曾想办法自杀。他自己给皇帝的表状中说，到扬州他想跳入江里去，不过照孔平仲的记载，那是刚起航不久，船只靠在太湖修桨的时候。那夜月明星稀，湖上有风。苏东坡不知道罪名多重，又怕连累朋友。他想闭眼跳入湖中，一了百了，不过转念一想，这样一定会给子由惹来大祸。他给文彦博的信中提到家人销毁他的信件和文稿的经过。家人抵达安徽宿县，御史台又派差官去搜拿诗篇、信函和其他的文件。很多士兵包围小船，翻箱倒柜，把东西随处乱丢，女人和孩子都吓坏了。他们走后，女人怒骂道：“都是写书惹来的！他得到什么好处呢？把我们吓得半死。”于是大烧文稿，后来东坡发现只剩三分之一没有烧掉。

　　苏东坡七月二十八日被捕，八月十八日关入御史台监狱。审讯很久，一共经历六、七周。狱卒知道他的身份，对他十分礼遇。每天弄热水给他洗脚，到今天四川人还有这种习惯。

　　东坡在狱中碰到一件有趣的插曲，结果竟对他有利。儿子每天到牢中探望他，天天为他送饭。苏东坡和他暗中约定平常只送菜和肉，万一听到坏消息就送鱼来。有几天苏迈被迫出京借款，就叫一个朋友代他送饭，却忘了告诉他这一项秘密的约定。他送了几条熏鱼，苏东坡吓坏了。他以为事态转恶，难逃一死。便和狱卒商量，他写了两首告别诗给弟弟，语气含悲，说他一家十口要靠弟弟抚养，他自己的灵魂则躺在荒郊外听风受雨。他愿意生生世世和子由做兄弟。诗中他感谢皇帝以往的恩情，一切怪自己，子由读诗大恸，伏案痛哭，狱卒就把诗拿走了。除非东坡获释，狱卒不把诗交还子由，就说他不肯收。我相信子由知道一切计划，所以故意把诗交还狱卒。这时候狱卒手中的两首诗却派上了用场。他有责任将犯人的作品交给当局检查。据说东坡深信这两首诗会到皇帝手中。果然不错。皇帝大受感动，后来御史虽施高压，东坡仍然获释，这也是原因之一。

　　多亏陆游编写苏东坡一份文稿的历史，并列明审判的所有文件，我们今天才有“乌台诗案”可查，乌台是御史监狱的代称。书中包括四份状子，审判的记录，东坡的口供、证物，以及最后的宣判。陆游勤于写日记，对东坡留下的文稿和碑铭特别感兴趣，他在东坡死后六、七十年才看到他的作品，曾提起这本书的经历。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北宋覆亡，政府南迁杭州，尽量带珍稿同行。到了扬州，一个名叫张全真的官吏取得手稿，把它从政府档案中抽出来。后来张全真去世，另一位姓张的宰相受遗族之托替他写墓志铭。宰相要这份文稿为酬，最后决定遗族留一半，宰相拿一半。陆游说，他看到苏东坡亲笔写的文稿，改正的地方都由东坡签名，里面还盖了御史台的戳印。不知道今天留存的版本是不是根据陆游所看到的手稿印成的，不过书中确实列明官报的细节，包括苏东坡对自己诗篇的诠析。

　　我认为此案的判案完全看我们对苏东坡批评朝政如何解释。张方平和范镇曾力救东坡，张氏划分诚实批评和恶意中伤之间的分野，成为此案最好的总结。今天我们认为这些诗纯粹是正直的批评，御史们却说他恶意中伤政府与皇帝。张方平指出，“诗经”由孔子所删校，内容便充满朝政的讽刺，好政府应该容许坦白的批评。另一方面，御史们却义正严词为亲爱的圣君受辱而愤慨。

　　舒亶在表状中说：“臣伏见知湖州苏轼近谢上表，有讥切时事之言。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陛下自新美法度以来，异论之人固不为少……然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陛下躬履道德，立政造士，以幸天下后世，可谓尧舜之用心矣。轼在此时以苟得之虚名，无用之曲学，官为省郎，职在文馆。臣独不知陛下何负于天下与轼辈，而轼敢为悖慢无所畏忌以至如是。且人道所立者，以有义，而无逃于天地之间者，莫如君臣。轼之所为忍出于此，其能知有君臣之义乎。为人臣者苟能充无义之心往之以为利，则其恶无所不至矣……轼万死不足以谢圣时，岂特在不赧不宥而已。伏望陛下付轼有司论如大不恭，以戒天下之为人臣子者。不胜忠愤恳切之至。”

　　另一位御史的指责简直强辞夺理。苏东坡到湖州上任途中，曾为张氏园写了一篇碑记。文中说：“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这是孟子对孔子参政态度的结论。但是这位御史忠于国君，意想诬赖苏轼传播危险的教条。他说：“天下之人仕与不仕不敢忘其君，而独苏轼有必不仕则忘其君之意，是废为臣之道尔。”

　　李定列出苏东坡该杀的四点理由。他报表的叙言说：“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李定又说，苏东坡渴望高位，所以才酸溜溜表达他对当权者的不满。皇帝容忍他，愿他改进，苏东坡却不听警告，这是该杀的理由之一。苏氏作品虽然无聊，对国家倒有极大的影响，这是该杀的理由之二。“臣叨预执法，职在纠奸，罪有不容，岂敢苟止。伏望陛下断自天衷，特行典宪，非特沮乖慝之气，抑亦奋忠良之心，好恶既明，风俗自革。”

　　审讯由八月二十日开始。被告说，他今年四十四岁（西方算法四十二岁），同时详述他的祖先，他的籍贯，他考中进士的年份，他曾担任的官职。然后是一大串他推荐做官的人名，因为一个官吏提拔好人或坏人当政也是衡量他政绩的要素之一。他说他政治生涯中曾有两次过失。他在凤翔担任判官，与上司不和，曾拒绝参加官厅的秋季仪式，被罚了八斤铜。杭州任内有一个小官盗用公款，他失察未报，也被罚铜八斤。此外，“别无纪疑”。

　　起先苏东坡只承认他写了杭州山村那几首诗——说农夫无盐可吃啦，攻击农民贷款啦——以及控告中的另外几首。他想不起自己写过其它批评朝政的著作。一连几天他否认写讽刺诗给朋友，一直自称无罪。这是“中伤政府”和“恶意攻击”的定义问题。八月三十日他决定认罪；他承认写讽刺诗批评政府，寄给朋友。不过他说他无意隐瞒，一切全是解说的问题。审讯中他奉命签一道口供，“入馆多年，未甚擢进，兼朝廷用人多是少年，所见与轼不同，以此撰作诗赋文字讥讽。意图众人传看，以轼所言为当”。苏东坡的朋友牵入案情的一共有三十九人，审查的诗篇共达一百多首，每一首都要作者亲自解说。苏东坡所有的诗都用千挑百选的措辞，还引了一大堆文学和历史的掌故，幸亏有这本审判纪录，我们才能读到作者对诗中许多段落的阐析。很多诗含意暧昧，言外之意只有了解那段史例的人才能看出来。我一直避免典故太深的诗篇，因为每一比喻或史都要个别说明；读起来很不容易，会加重读者的负担。这些学问倒不难卖弄，几百年来注解苏诗的人一直忙着挖掘他诗中提到的史书或唐诗原文。

　　有些控告十分牵强。最有趣的就是一则描写两棵老桧树的律诗。诗中说，桧树“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他们认为这是侮辱皇帝，因为“龙”象征在位的皇帝，应该只能说在天上，不能说龙藏在地泉里。还有一首牡丹诗，诗中佩服上苍的技巧，竟创造出各种各类的牡丹。判官们说他有意暗示当权者花花巧巧设计出各种新税。《杞菊赋》的前叙说他吃杞菊种子，直接讽刺该地贫困，官员薪金微薄。盲人看日的寓言是指考生无知，对儒家思想一窍不通，只认识王安石的《三经新义》。

　　不过，被告大抵承认写诗批评新政，语含愤怒与失望，自己中伤政府是罪有应得。

　　他寄给王诜驸马的诗中，有一句说他坐听“鞭菙环呻呼”。又说“岁荒无术归亡逋”。还提到“虎难摹”，老虎是苛政的象征。他写给李常的诗中说他在密州“酒涕循城拾弃孩”，男尸、女尸、童尸都是饿死在路边的，当时“为郡鲜欢”。至于他写给好友孙觉的诗，有一行说彼此不谈政治，他承认两人一起吃饭，约好谁提政事就罚一杯酒。他曾写诗给官位小、文名大的曾巩，说他对“聒耳如蜩蝉”的政客小人十分厌烦。给张方平的一首诗把朝廷比为“荒林蜩蚻乱”、“废沼蛙蝈滛”，说自己“遂欲掩两耳”。给范镇的诗直接提到“小人”，我们已经知道他写给周邠的诗中把当权派比为夜枭。杭州观潮诗中则说，东海若知君主的意愿，“应教斥卤变桑田”。

　　好友刘恕罢出京师，东坡曾写两首诗给他，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就不难了解官吏的愤慨，也能看出苏东坡大部分诗句中的弦外之音。我们还可以顺便看出，某些诗篇若不加注脚，对英文读者就毫无意义可言，有一首如下：

　　敢向清时怨不容，直嗟吾道与君东。
　　坐谈足使淮南惧，归去方知冀北空。
　　独鹤不须惊夜旦，群鸟未可辨雌雄。

　　苏东坡承认他很佩服这个朋友，所以把他比为孔子，说他不敢怨不容。第二句提到东汉的大经史家送门徒东行的典故。第三句是说一位勇敢的大官在朝廷上压服淮南王的叛变。第四句引用古籍中的一段文章，说冀（今河北）北产的马区最著名，接着引唐朝韩愈的一首送别诗，说好友走后，冀北就无良驹了。因此也暗示现在朝中没有好人。第五句的“独鹤”牵涉到一段古文，说大人物在升斗小民中有如鹤立鸡群。含意是朝中人物都是平凡的家禽而已；夜啼则是孤鹤的任务。最后一句更气人，因为诗经说，“俱曰予圣，谁识鸟之雌雄？”因此等于说朝廷中只有一群乌鸦，连好人坏人都分不清楚。

　　他给刘恕的第二首讽刺诗如下：

　　仁义大捷径，诗书一旅亭。
　　相夸绶若若，犹诵麦青青。
　　腐鼠何劳吓，高鸿本自冥。
　　颠狂不用唤，酒尽渐须醒。

　　前三句是指虚伪学者大谈仁义，借此晋升，同时笑他们为官位而沾沾自喜。苏东坡说“麦青青”是引“庄子”的一首诗，说大官生前追觅荣华，死后口含珍珠而葬，不久墓地还是化为麦田。第五句也出自庄子。国君给庄子一个高位，庄子不受，还对官差说了下面的故事：几只专吃腐肉的乌鸦叨到一些腐鼠，正在树上饱餐一顿。一只白鹤（象征纯正隐居的学者）恰好经过，乌鸦大叫，想把它吓走，高贵的白鹤径自飞到云端。含意是苏东坡不屑在政客小人间争权夺利。

　　我想苏东坡为写诗而被捕受审，一定觉得很奇妙。他当庭教授文学，应该颇有乐趣吧。

　　于是苏东坡不尊敬政府的罪名就此成立。他把当权者比为蛙蝈，比为蜩蝉，比为夜枭，比为吃腐鼠的乌鸦，比为鸡场的家禽。最气人的是他用“沐猴而冠”的掌故。结论是：苏东坡看不起舒亶和李定等人，舒亶和李定又何必对他有好感呢？

　　审讯大约在十月初终结，证言交到皇帝手中。牵连的人不少，尤其王诜驸马牵涉最重，审讯中发现他和东坡曾交换许多礼物。皇帝下令，与苏东坡有诗信来往的人都要把手边的诗文交给法庭调查。

　　这时候一向支持苏东坡的仁宗太后病死了。临死曾对皇帝说：“我记得苏氏兄弟中进士，仁宗先皇曾对家人说，他那天为子孙得到两个相才。现在听说苏轼因写诗而获罪。这全是小人陷害他，他们在他的政绩上挑不出毛病，就想用他的诗来定罪。这些控告不是太琐碎了吗？我是无法复原了，你可不能冤枉无辜。天神会动怒的。”这等于她临终的遗嘱。

　　十月三十日判官门做了一份案情摘要，呈给皇帝。由于太后殡葬，案件悬搁了很久。苏东坡在牢中等待审判的结果，看自己命运如何，一件神秘的事情发生了。

　　“审问结束后有一天夜里，”几年后苏东坡对朋友说：“更鼓已敲，我正要睡觉，突然看到一个人进入牢房。”

　　“他一言不发，丢了一个小盒子在地板上，倒头就睡。我以为是别的囚犯，没有理他，就径自睡着了。四更天（凌晨三点）左右我觉得有人推我，那人对我说‘恭喜’，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好好睡，别担心。’说完就带着小盒子离开牢房。原来舒亶等人一直想办法劝皇帝杀我。陛下不忍杀，就暗地派宫中小黄门到狱中来看我。这位小官仆刚到来，他便呼呼入睡，鼾声如雷。他立刻奔回去向陛下报告，说我睡得很安详，陛下对朝臣说‘我知道苏轼心中没有亏心事！’于是我获赦，配往黄州。”

　　通常皇家出殡总要大赦天下，依照法律和习俗苏东坡应该减罪。御史们原满心想把反对派一网打尽，这样一来他们的心血全白费了。李定和舒亶十分担心。这回李定强烈反对特赦。舒亶更要求把司马光、范镇、张方平、李常、孙觉和另外五位苏东坡的朋友都判死刑。

　　当时的一位副相王珪受到御史威逼，有一天突然对皇帝说：

　　“苏轼有心反叛陛下。”

　　“他也许小有冒犯，”皇帝吃惊地说，“但是他无意谋反。你怎么这样说呢？”

　　王珪提起那首双桧树的诗，说文中提到地底的“蛰龙”，也许是指有人以后会摇身变成皇帝。但是皇帝说：

　　“诗不能这样读法。他是描写桧树。和我有什么关系？”

　　王珪这才闭口不响。章惇当时还是苏东坡的朋友，他为东坡辩护说，龙不但是君主的象征，也可以指大臣，还引了几个文学典故来印证他的说法。

　　等苏东坡友伴交出的证物都调查完毕，皇帝就派自己的人重审。根据这位判官的摘录，诽谤政府应该贬居或处两年的苦役，但是苏东坡情况较严重，该连带取消他的两个官衔。这是法律的观点。不过这么重大的案件该由皇帝亲自决定。

　　十二月二十九日，宫中官员送出一道命令，把苏东坡贬居到汉口附近的黄州，使李定和舒亶大失所望。他获得团练副使的小官位，条件是“限”住该区；也就是不能随便离开，也无权签署公文。

　　受牵连的人有三位处罚颇重。王诜驸马对东坡泄漏公务机密，一直与他互换礼物，而且身为皇帝国戚，竟不将手头的诽谤诗向上报告，因此被削除一切官衔爵位。另一位是王巩，他倒没有收到什么诽谤诗，显然是无辜受累，也许御史们为了私怨想修理他吧。往后几年苏东坡一直说王巩为他受过。我们知道王巩性好奢华，他谪居西南边区，一定很难受。

　　第三位是子由，他上书皇帝，愿以一切官爵来替哥哥赎罪。供状中倒没有告子由接受哥哥哪一首特别严重的诽谤诗，不过因为同胞关系，他被降调高安——离哥哥谪居地一百六十哩——担任筠州监酒。

　　此外张方平和另一位大官各罚三十斤铜，司马光、范镇和十八位东坡的朋友各罚二十斤铜。

　　苏东坡除夕出狱，一共在牢中关了四个月零十二天。他走出东城街北面的牢门，站了一会，吸吸空气，觉得微风拂面，非常舒服，四周有人吱吱喳喳说话，街上行人骑马走来走去。

　　他真是不可救药，那天晚上又写了两首诗，说他“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

　　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
　　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

　　他又开始大做诗文，这两首诗至少有两句御史们还可以告他不尊敬皇上。塞翁失马的比喻还无伤大雅，因为它指的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塞翁得马，焉知非祸”的寓言；换句话说，谁也不知道什么是好运，什么是坏运。但是“少年鸡”提到贾昌。贾昌晚年曾对人说，他年轻时以斗鸡赢得皇帝的宠爱，皇帝把他当做弄臣和演员。言外之意是把朝中人比为“倡优”——这是侮辱的名辞。另一句自称“窃禄”也就是说他不够资格却得到官位；但是这两个字是从一位大学者写给曹操的信中摘取出来的，而曹操被人通称为奸臣和暴君。苏东坡写完这首诗，丢下笔杆说，“我真是无可救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