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有晋身之道，也有自退之道，苏东坡专门从事于后者。现在苏东坡不追求政事，却为政界所追逐，实在是一个有趣的现象。王安石当权，他在政界失败还不为奇，他自己的党人得势，他仍然“不成功”，可就令人吃惊了。苏东坡向来不是好党人，因为他做人的格调太高。同党当道，他自己又享盛名和高位，连太后都佩服他，他却一直想放弃这个受人羡妒的官职。他没有立刻如愿，不过凡是知道苏东坡脾气的人都可以看出，他不会永留政坛。延年术的第一道法则就是避免一切情绪干扰，而苏东坡对政坛他所谓的“奸小之境”却有不少情绪的纷争。政治游戏对于爱好此道的人颇有魅力；对于不想统治别人的人来说，失去人类尊严以换取权势和浮名实在太不值得了。苏东坡从来不热衷政治游戏。他缺乏跻身公卿的决心，如果他个性稍微改一改，升官并非难事。他身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其实等于太后的秘书——有机会和皇族亲近，只要他有心玩一手，凭他的智慧一定可以大大成功。但是这不合他的本性。

　　宋朝的官制特别容易造成党争。大权操在皇帝手里。虽然元丰元年（1078年）朝廷曾改组官制，简化官制，仍然没有专责的宰相一职。内阁的连带责任并无明文规定，好让宰相和阁员成为一体。我前面已说过，在位党和反对党也没有明确的权责。多数党统治的机能并不存在。于是政治游戏便成为个人之间的斗争，比西方更剧烈。但是东西方的政治规则完全一样：爬到顶端的一定是庸才。游戏大部分在幕后进行，有几个固定的规则。第一，好政客要会说一大堆话，却不透露任何消息。好官决不肯定什么，只用否定。只要学会“无可奉告”、“你说得对”等至理名言，好官就可以无往而不利。第二、他应该施惠于朋友。第三、他应该小心不得罪人。一个人如果不随便说话，爱用文雅、细柔、愉快的低语，又很喜欢施小惠给人家，他就算不位极人臣，也不会失势。他到死都有官做。

　　不幸苏东坡并非这种典型。几年内他解犯了每一道作官成功的规则。朝云的儿子出世，他曾写出下列的愿望：

　　惟愿孩子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小娃娃夭折，没有机会实现父亲的愿望。我们怀疑诗画家能不能做一个成功的官员。太平时期应该可以，不过“太平”是一个相对的名词，政治上没有一段时期没有热门问题可争。诗画家满怀高超的哲学观点，很难专心于政治问题，甘愿玩政治、受折磨。他试了几次之后，往往嘲笑自己不该下海从政。

　　苏东坡逃避政治，政治却在追逐他。他和司马光政见不合——独立的心灵永远不会完全一致——但是他到京师半年，司马光就去世了。苏东坡陷入显赫遭忌的地位。不久风暴向他袭来，朝廷的争斗立刻以他为中心。到了次年一月，有几十篇表状攻击他。司马光一死，政党就形成了——有理学家为首的“河北派”、“河南派”和苏东坡为首的“四川派”。由记载和苏东坡的退意来判断，他根本不知道“四川派”是什么意思。但是政敌很气他，一心要与他狠斗。说句公道话，斗争是由他弟弟子由引起的。元祐初年子由入京担任右司谏，他自认为有责任清扫政府，去除骑墙派和王安石的余党。后来惠卿终于被逐，蔡确、蔡京和章惇也暂时贬官，然而他们日后却强力反击。不过子由也上了七道奏折弹劾河北派的一位领袖，最后那个人垮台，他还说河北派其他的人都是“饭袋”。

　　斗争热烈进行。政客吵架一点意思都没有，因为这回不象上回为王安石的新政而辩论，这回根本和政策原则无关。苏东坡曾反对恢复征兵制，但是党人争的不是这个问题，纯粹是借故挑衅。他担任秘阁试论的考官，曾叫考生阐述下面的问题：“今朝廷欲师仁祖之忠厚，惧百官有司不举其职而或至于偷。欲法神宗之励精，恐监师守令不识其意，而入于刻。”汉文帝无为而治，并未造成弊端。宣宗励精图治，也没有过严的现象。他要考生说明中庸之道的奥秘。政客们指摘这个考题，苏东坡一再上表给太后，要她主持公道。他们指控他的罪名是渎蔑仁宗和神宗。

　　太后照例把议状束诸高阁，官吏们又接着上了几道表状。元祐元年（1086年）十二月中到元祐二年（1087）一月十日朝廷收到四、五篇弹劾苏东坡的状子。一月十二日太后命朝臣不要再进言。一月十三日百官在中书省收到圣诏。那批人抗命，第二天又上表论奏。这时苏东坡不想答辩，却四度上表请求离京。十六日太后对朝臣说，苏东坡的意思是百官失之过宽或过严，并非存心污蔑先帝，显然支持苏东坡的立场。甚至还说要处罚弹劾苏东坡的人。

　　这时候苏东坡决定不求外放，要为这件事争斗到底。一月十七日他写了一封两千字的长信给皇上，点明立场，责备政客小人。他维护意见不一的原则。信中指出，“若上之所可，不问其是非，下亦可之。上之所否，不问其曲直，下亦否之”，对国家并没有好处。君主和大臣应该互相提供意见，如果百官唯唯诺诺，就变成孔子所谓“足以丧邦”的跟屁虫了。然后他举出他和司马光对征兵问题的异议。他们看法不同，却尊重彼此的意见。现在司马光去世，这批人遵行他的政策，一心只想顺从君主。事实上，他认为司马光并不要求别人永远顺从他的意见，太后也不希望大家唯命是从。他另一道异议是，免役法所收的三千万贯中，除去西北战争的费用还剩下一半，政府应该在城郊买地，安顿退休的老兵，减掉一半的兵员。“此本民力，当复为民用”。他始终维护这些论点，得罪了不少人。十二日左右他写信给好友杨珪（元素），再度指责那批人。颇为自己独立的思想而自豪：

　　“某近数章请郡未以允。数日来杜门待命，期于必得耳。公必闻其略。盖为台谏所不容也。昔之君子，惟荆（王荆公）是师。今之君子，惟温（司马温公）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老弟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致此烦言，盖始于此。然进退得丧，齐之久矣，皆不足道。”

　　最后朝廷在二十三日下令苏东坡留任原职，二十七日决定赦免弹劾他的官吏。

　　苏东坡进退两难。太后支持他，政敌没有达到目标，反而丢尽面子，他只好留任原职。为了报答太后的鸿恩，他决心更坦白、更直率，向她提出别人不敢说的意见。如今苏东坡全集中有不少策论和上书，都是往后两年写的。这些表状明列日期，我们可以看出他争取的是哪些问题。

　　首先他争取“广开言路”。若生在现代，他会为言论自由或健全的舆论而战。这是他一再重弹的主调。他指出好政府好皇帝一向肯接见任何人。譬如唐太宗——也许是中国四千年来最好的皇帝——甚至准许没有官阶的百姓上殿进言。人民若求见皇上，御用卫士不准在宫门挡驾。苏东坡提醒太后，宋朝初年低层官吏和没有官阶的学者也可面见君主。如今可以见她的不出十几个人。这十几个人怎么能知道全国发生的事情呢？万一这十几个人都是庸碌之辈，不敢告诉她实情，太后必以为百姓无冤曲。这岂不是一大病态？其它官吏虽然可以上书，但是书表一入禁中，就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太后不亲自召见，又怎能详细讨论问题呢？何况有许多事，不宜用笔写。有些事情太复杂，连口头都说不清楚，何况是书信！他在另一封书信中又说，马病不能申诉，“人虽能言，上下隔绝，不能自诉，无异于马”。

　　但是学者若缺乏独立思考和大胆批评的精神，言论自由也没有用处。在这方面他推崇欧阳修，贬抑王安石，因为欧阳修鼓励自由批评，王安石却极力压制。苏东坡很关心当时死气沉沉的气氛，学者都忘记自己思考了。这段期间他曾写信给门生张耒说：“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

　　元祐元年（1086年）八月，苏东坡终于使朝廷不再行青苗法。同年四月，朝廷曾颁布诏命半废此举。常平仓恢复了，但是农民贷款照样发给人民，只是款额限于仓谷价值的半数。朝廷用意甚佳。不许官吏象往日一样，到村中召集人民，硬摊贷款，更不许官员挨户到民家收债。但是苏东坡认为，这种半改革还不够，还会造成往日的弊端。八月四日他上书给太后，首先要求政府不再行青苗法，又要求政府免掉贫民的债务，本息皆免。他把四月的法令比为偷贼决心改过，却声明每月只偷一鸡。典故来自“孟子”。“臣伏见熙宁以来，行青苗免役二法，至今二十余年。法日益弊，民日益贫，刑日益烦，盗日益炽……又官吏无状，于给散之际，必令酒务设鼓乐娼优，或关扑卖酒牌子。农民至有徒手而归者。但每散青苗，即酒课暴增，此臣所亲见而为流涕者也。二十年间，因欠青苗，至卖田宅，鬻妻女、投水自缢者不可胜数。”苏东坡问道，君主怎么能自卑自贱，借钱给人民来赚利息呢？他建议政府下令欠官债的人分十期还债，半年为一期，甚至希望皇帝体念债务人已付了不少利钱，大发慈悲，免掉四等以下贫民的债务。下个月政府就宣布罢行青苗法。不过贫民免债的建议，却直到六年之后，经过苏东坡再三争取才被朝廷接受。

　　他独自对抗政府的贪污和无能。他要由基层改革吏政。科举是选官的基础，但是考试制度已经松懈了。他曾三、四度担任主考官，尽力选拔人才，有时候还救下其他考官所遗弃的卷子。有一次考生在内廷卫士监督之下应考，卫士的嚣张使苏东坡吓了一跳。巡捕内廷对应考人高声喝叫有如使唤新兵。有一两位举人挟带，被人扶出殿外，由兵众大声喝叫。一片闹哄哄，再由巡铺内臣恢复秩序，有如平乱一般。他们存心污辱举人，苏东坡立刻写了两封信，将那两位内臣免职。

　　当时政府最大的问题——中国每一朝代都是如此——就是冗官充斥。文人太多，官位太少，在“学而优则仕”的中国社会成为经常存在的弊端。除非现在能改变此一观念，否则教育普及就能把国家拖垮。我们要如何提供四亿五千万知识分子的官位呢？如果公职制度严格遵行，用人惟才，则考中的人数自然有限，素质也会提高。但是苏东坡时代已盛行亲族主义。各省来的考生有不少凭着亲友的推荐，没有应考就得到官职。中举得官的人若有三、四百位，免考得官的就有八、九百人。礼部能荐用两、三百个特免生，其它的由兵部和皇家亲戚推荐。春祭时节，很多学者蒙皇上“解恩”免考。苏东坡说，结果“一官之阙，率四、五人守之，争夺纷纭，廉耻丧尽。中材小官，阙远食贫，到官之后求取鱼利，靡所不为，而民病矣”。又说：“臣得伏见恩榜得官之人，布在州县，例皆垂老，别无进望，惟务黩货以为归计。贪冒不识，十人而九。朝廷所放恩榜，几千人矣，何曾见一人能自奋励，有闻于时。而残民败官者，不可胜数。所至州县，举罹其害。乃即位之初，有此过举，渭之恩泽，非臣所识也。”苏东坡建议削减免考的人数，严格限制大官的儿子、亲戚和皇族推荐的人当官。

　　苏东坡自觉有责任把官吏怠惰、无能和欺君的情形告诉太后。他写过不少机密的表状。很多封都加了附笔，求她自己保管书信，不要发交中书省。

　　例如西北蛮族暴动，中国农民将近万人遇害。军事将领不肯将实话奏报朝廷。甚至消息传到京师，朝廷派特史去调查，他本着“官官相护”的古风，说只有“十数人”遇害。特将灾情化小，要求原谅守军将官，慢慢调查案情。两年过去了，一点动静都没有。于是该受抚恤的村民，被剥夺了不少利益。苏东坡上书给太后，指出这样忽略民情，政府很难赢得百姓的爱戴。

　　“官官相护”自然造成“官对民”的结果。还有广东守将童政无法平定盗匪，竟杀害数千无辜的百姓。但是其它官吏都奏报他平贼有功，是大英雄。还有温杲诱杀平民十九人，只是降官而已。一位小吏卒为了请赏求功，大白天入民宅杀了一家五、六口人，都是无辜妇女。他把首级割下来，自称杀了不少强盗。案件太多，无法遮掩，朝廷下令调查，官吏竟辩称杀时无法分辨男女。有这些暴政存在，苏东坡实在不能保持沉默。

　　抱怨最多的就是周穜的大案件。这件事苏东坡实在忍不住了。王安石的余党失势在外，打算卷土反攻。首领惠卿、蔡确等人都已遭罢黜，但是他们仍有许多朋友仍在京师任职。为了试探朝廷的态度，他们叫一个默默无名的州学教授周穜上表，建议朝廷把王安石的灵位放在皇家祖祠神宗牌位下，分享神宗皇帝的祭祀。如果太后恩准，就表示他们可以出来公开行动了。苏东坡看出他们的意思，就猛烈攻击这些投机分子。他列出十六位奸党人物，说他们是“虮虱”、“蛆蝇”、“邪妄小人”、“国之巨蠹”。他第一次不吞吞吐吐谈王安石，而公开称他为大骗子。他告诉太后，如果富弼、韩琦、司马光还在，“此鼠辈”就不敢露面了。他警告说，这次的阴谋若不加以阻止，则“惠卿、蔡确之流，何忧不用。青苗、市易等法，何忧不复哉”。根据他自己的观察，这些事迟早要发生的。事实上他已决心离开朝廷。他说君子如麟凤难求，小人“易进如蛆蝇，腥膻所聚，瞬息千万”。含意很明显：人若不想与苍蝇合污，就只好自己离开垃圾。

　　两年之间，苏东坡强烈的个人主义和大胆的言论得罪了不少人，包括河北、河南派在内。他更变成王安石党人的眼中钉！苏东坡一天不走，这些人就一天无法再得势。

　　有些弹劾状很有意思。最有趣的也许是苏东坡替皇上起草的王安石政敌吕大防任职召命。圣诏称赞吕大防的勇功，说王安石不再当道，“民亦劳止，愿闻休息之期”。这是一句人人可用的古文。出自“诗经”一则讽刺暴君的诗。御史们眼睛一亮，他们说苏东坡毁谤神宗，把他比为周厉王。御史们听到心爱的先帝受谤，气得双脚发抖。

　　还有一个案件牵涉到苏东坡几年前由南都回京时所写的一首诗，说他听到朝廷准他往常州，欣喜欲狂。他经过扬州，曾在一座庙墙上刻了三首诗。三首一起读，主题决定不会弄错：他一直想安居，却没有结果，如今真高兴能退休欢度余年。他第三首诗说：

　　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
　　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

　　恰好这首诗在五月一日写成，神宗却在三月五日（五十六天前）去世。他在庆祝国丧哩！他高兴皇帝去世嘛。好一个懦夫——好一个忘恩负义的家伙！这是最近苏东坡所遭遇的最严重的指摘，罪名可大了。照文章看来，我相信“好语”只是代表那年的好收成。但是子由替哥哥想出了更好的辩白。元祐六年（1091年）子由作证说，苏东坡三月在南都，当然已听到皇帝去世的消息，不可能五十六天后在扬州才听到。他告诉太后，“好语”是指苏东坡下山听到农夫争传小皇帝即位的好消息。这个说法高明多了，子由说完证辞，就退出圣殿，让别的官吏去争到底。

　　苏东坡觉得，太后收到的弹劾状远比他所知道的多。她不断把状子束诸高阁。他要求公布弹劾他的书表，让他有机会答辩，但是太后不赞成，他知道敌人打算推翻他。连他起草的惠卿谪官诏命都被敌人提出来，说他贬抑先帝。他赶苍蝇实在赶厌了。不但苏东坡本人，连他的朋友秦观、黄庭坚、王巩、孙觉也经常成为攻击的目标，有时候是正式告状，有时候是造谣中伤。暗中造谣，使人无法自辩，这可不是现代的新玩意儿；只是现在升格为政党攻讦的战术之一而已。苏东坡觉得自己仿佛置身蛇窝中，他决定退出去。

　　元祐元年（1086年）他第一次遭到攻击，曾想辞官不作，第二年又再度请辞。这两封信含有自传的题材，点明他作官的生涯和他倔强的个人主义所招来的灾祸。元祐三年（1088年）十月十七日那封表状说：“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两年内他“四遭口语”，他推荐的人也遭到无谓的毁谤。他提醒太后，前朝他曾受李定弹劾，他写讽刺诗，本意是希望皇帝听到百姓的疾苦，改变政策。御史把他的忠言当做“毁谤”，指控“犹有近似者”，而今他用“民亦劳止”一辞竟有人说他毁谤先帝，连“近似”也谈不上。“臣以此知挺之险毒，甚于李定、舒亶、何正臣……古今有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臣欲依违苟且，雷同众人，则内愧本心，上负明主。若不改其操，知无不言，则怨仇交攻，不死即废。伏望圣慈念为臣之不易，哀臣处此之至难，始终保全，措之不争之地。”信中他加了四道附笔，注明“贴黄”、“又贴黄”、“又贴黄”、“又贴黄”。最后一则说，如果太后觉得他的话不真实，就把这封信交给外府，公开调查。如果相信他的话，请她留在宫中省阅。他会再写正式的表状辞职，对外公布。

　　他表达退意最好的书表是元祐六年（1091年）五月十九日写成的，当时他杭州任满，要求继续留在外郡。这是苏东坡最好的自传信，列出他过去遭逢的一切恶运，包括他被捕受审在内。党人对他“嫌忌”甚于子由。他列出长长的政治生涯，然后说“陛下知臣危言危行，独立不回，以犯众怒者，所从来远矣”。他反对周穜的信触怒了敌人，更增加他们的恨意，他们拼命攻击他。古语说，“聚蚊成雷，积羽成舟，寡不胜众也”。

　　他接着写下去：

　　臣岂敢以衰病之余，复犯其锋。虽自知无罪可言，而今之言者，岂问是非曲直。今余年无几，不免有远祸全身之意。再三辞逊，实非娇饰……臣若贪得患失，随世倪仰，改其常度，则陛下亦安所用臣。若守其初心，始终不变，则群小侧目，心无安理……所以反复计虑，莫若求去。非不怀恋天地父母之恩，而衰老之余，耻复与群小计较短长曲直，为世间高人长者所笑。伏望圣慈……早除一郡。所有今来奏状，乞留中不出，以保全臣子。若朝廷不以若不才，犹欲驱使，或除一重难边郡，臣不敢辞避……惟不愿在禁近，使党人猜疑，别加阴中也。

　　他一再请求，元祐四年（1089年）三月十一日终于如愿以偿。以龙图阁学士出任杭州太守，领兵浙西。浙西太守可以管辖六区。包括现在的江苏。临走皂帝还赐给他茶叶、银、金镀鞍马、官袍、金带等礼物。这匹马苏东坡用不着，就送给穷门生李廌去卖钱。

　　临行八十三岁的老臣文彦博特地来送他，劝他不要乱写诗。苏东坡已经跨在马上。他大笑说：“我若写诗，有一大堆人正等着替我注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