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独自奋斗，想改革吏政系统而没有成功。他无法叫政府采取预防措施，事先解除未来的饥荒。但是往后两年他不断对抗阴霾，终于使中国人民脱离王安石国营主义的遗祸。依照苏东坡的说法，数百万人民遭到毁灭，欠债下狱，或者离家逃避本金和利息的负担。政府富裕，国家却破产了。中国人民一年四季都是政府的债务人，政府查封了太多太多的抵押品，对于逃债远走的人简直不知道要如何收债。王安石死了，死后曾追封最高的荣衔。现在要靠苏东坡来使政府宣布全面延缓人民的债务，让他们不至于家破人亡。死者已矣，我们可以用超然甚至好奇的眼光来打量深不可测的官僚思想，王安石兴起的旧债丛林中如何狠心、漠然、无情地狙击人民。

　　苏东坡回到京师，迎接他的是一串猛攻和批评。情况对河北派非常不利。皇后召他回京，似乎要叫他做宰相。他弟弟不断擢升，如今已是尚书右丞，尚书和中书、门下在宋朝政府中同为三省之一。元祐七年（1092年）六月子由又升官了，这次是门下侍郎。照当时比较宽的说法，他也是“宰相”之一。难怪政敌他恐惧不安。现在太后又将他杰出的哥哥召回朝廷。苏家政敌为了自保，只好断然一战。

　　两兄弟都位居高官，一直争论该由谁出京，使另一个人免受猜忌。苏东坡决定出京，但是子由说弟弟该让哥哥。苏东坡一回来就遭到御史们猛攻，更想撤退，就献上第五封、第六封辞职信。

　　苏东坡愈是要求离京，政敌们觉得愈严重。程颐的学生贾易在一万五千字的奏折中说，苏东坡上表辞职，是运有压力争取相位。凡是能贬损他的任何事情，贾易都不放过。先帝死后两个月他在扬州一所庙墙上所写的小诗，上朝时也被提出来。西湖的长堤被指为“于公私皆无利益”。他还被控误报杭州灾情。苏东坡上了一道“乞外补回避贾易劄子”说，“易等但务快其私忿，苟可以倾臣，即不顾一方生灵坠在沟壑”。这又是一次公开的当廷大争吵。苏东坡的敌人有贾易——河南派垮了之后他曾背弃自己的同党——和另一个绰号“三面杨”的杨畏，此人曾先后背叛王安石、司马光、吕大防、范纯仁，不断变更信念。但是苏东坡这边有不少当权的朋友。战斗很公平，结果却只有一种，因为双方目标相同。敌人要他走，苏东坡也想走，不管有没有饥荒，政治斗争得到必然的结论，三个月后苏东坡奉调到颍州（阜阳）。

　　但是他的任务尚未完成。元祐六年（1091年）收成不好，灾情更加严重。他在颍州八个月，扬州七个月，因此有机会看到长江以北乡村的情况。元祐六年（1091年）他在颍州，有一次出城看见灾民成群结队由西南向淮河北岸进发。他报告说，农民开始撕下榆树皮，和马齿苋、麦麸一起煮粥吃。流寇滋生，苏东坡报道许多抢劫的案件。他预言以后会更严重，到时候将有大批难民离开长江南岸。老弱倒在路边，年轻力壮的就加入盗匪行列。

　　正是除夕。苏东坡与皇家子孙赵令畤走上城楼，看难民在深雪中跋涉。赵令畤说第二天还没有天亮他就被苏东坡吵醒。

　　“我一夜睡不着，”苏东坡告诉他，“我要想办法救这些灾民。也许我们可以拨些官粮，做麦饼给他们吃。内人说我们经过陈州的时候，傅钦之赈济有功。我们忘记问他赈济的方法。所以我来找你。你有没有主意？”

　　“我想过了，”赵令畤说，“灾民需要的就是粮食和柴火。义仓积谷数千石，可以立刻分发。酒务处还有数十万秤煤炭——可以分给穷人。”

　　“好，”苏东坡说，“我们立刻办。”

　　于是附近灾民暂时得到救济。但是淮南区的官吏还照样抽谷税和柴税，苏东坡写信叫政府停止这一项愚行，如今柴米需要自由运输。

　　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苏东坡奉调扬州。他的长子在外地任职。但是他到扬州途中曾带个小儿子参观安徽各地。他遣开侍从，到乡下和人民聊天。他看到难以相信的场面。大地充满青翠的麦田，许多农舍却空空如也。农民最怕丰年，因为当地官吏和士兵会来逼他们还贷款的本金与利息，抓他们下狱。苏东坡到达扬州，在谢表中曾说“丰凶皆病”。中国农民和商人进退不得。他们必须在凶年的饥馑和丰年的牢狱之灾中做一选择。

　　这是王安石变法的遗祸。苏东坡在杭州期间除了催政府拨钱粮赈灾，还上了一道长表要朝廷放过人民的债务。贸易瘫痪，连富家也垮了。政府要求现金交税，市上都看不见货币。国家的财富完全集中在府库内，用做西北的战费。与二十年前相较，杭州区的人民只剩下四、五成。政府本身也受害，苏东坡指出，酒务收入由每年三十万贯减到二十万贯以下。市易法使小商人不复存在。富人替穷邻居作保的制度使很多富人也连带破产。青苗的诉讼和问题多得难以想象。有些人冒名借款，说不定还得到官吏的默许呢。受害人有的与贷款无关，有的根本就不存在。政府档案一片错综紊乱。手中握有几千件抵押财产，有些已经充公。这些没收品够不够本金，够不够本金加利息？利息怎么算法？很多人因为买下诉讼中的产业而坐牢，谁也弄不清合法的主人是哪一个。大家都互相欠债。法庭忙着处理官债，没有时间判决私债讼案。生意一向靠信用，如今谁的信用都不可靠，商业只好停顿。同时官僚腐化得叫人不敢相信。杭州每年要纳一批丝绢给皇帝。税吏一心想收到全额的贡品，常常丢弃坏丝绢。损失的金钱要设法补回；这全靠太守们由坏绢弄出钱来，于是强迫百姓以好绢的价钱购买。太守上受长官压迫，底下又有靠债务而兴起——象绵羊吃草长大一般——的吏卒作威作福。

　　中央政府的漠视和拖延令人吃惊。远在元祐五年（1090年）五月，苏东坡曾草拟议状，要朝廷放过一切官债。新人上台，司马光政府开始发还没收的财产。但是朝廷的本意常被官僚所阻挠。此处不能详述苏东坡所气的一切论点。有些官僚坚称，朝廷下令发回没收的财产，只限于三估以后“籍纳”的产业，不包括政府现场“折纳”的案件。两者之间有微妙的差别，官僚认为立刻接受政府“折纳”的人已经承认估价公平，因此不必发还他们的财产。苏东坡对这种划分颇为愤慨，认为不合圣诏的本意。

　　这只是官僚骗取人民权益的一个例子。苏东坡一件件指出，圣诏被人误解误用，都对百姓不利。他的大论点是人民血汗已尽，政府向无力还债的人收取二十年的老呆账有什么用呢？例如酒务方面欠债的一四三三件案子中，经过政府二十年来的催缴，还有四○四件使人民逃家，不敢回来，牵涉的钱数只有一万三千四百贯左右。如果事情继续下去，政府永远收不到那一万三千四百贯。政府何不立刻取消债务，赢得人民的感激？

　　苏东坡等了一百零八天没有音讯，那年九月他又上了一道奏折，问前一封信结果如何。这是写给太后的机密信，十二月八日太后把信交给中书省，叫他们采取行动。十二月十九日户部写信给苏东坡，说表状遗失，叫他再写一份。元祐六年（1091年）一月九日，苏东坡送了一道复本，又加注说二十年来贸易瘫痪，政府只有恢复人民的信用和存款，岁收才能增加。这是最后的陈情。将近两年过去了，政府还是没有行动。

　　这时候湖泊区和杭州一次又一次歉收，元祐七年（1092年）饥荒十分凄惨。照苏东坡的说法，如今苏州、湖州（吴兴）、秀州（嘉兴）等区居民死掉一半以上。大批灾民越过长江。虽然积水渐退，田界却完全冲垮了。“有田无人，有人无粮，有粮无种，有种无牛。殍死之余，人如鬼腊”。照苏东坡的看法，政府全力帮助，这些地区也要十年才能复原。他指出政府若早些采取他所提的措施，所花的经费必不及今天赈灾的半数。“小人浅见，只为朝廷惜钱，不为君父惜民”。普天下受苦的苍生怎么办呢？

　　元祐七年（1092年）五月十六日，苏东坡又提起放债的问题。他不像其他官吏，他在自己辖区内遵照圣旨，原谅一切圣诏所提的案件，情况不明的可疑案件则延缓一年起诉，等政府决定。他相信人民的信用若不恢复，情况不可能和缓，贸易也无法复原。重债高利像人民颈上的石枷。人民信用一毁，商业贸易也瘫痪了。这是万恶的起源。他上了一道五千字的奏折，详述呆账的解决办法。有人卖公产欠债，有青苗债，官谷债，春税和秋税债，有人欠了市易机构的债，而市易机构已经废止，政府下令分十期（半年一期）还旧债，有人因还不出来而欠了新债。这些情况连同杭州上表中所说的四种债务，一共十种，政府曾先后个别下令取消。苏东坡回顾整个情况，写下详实的建议。最后他说：

　　“臣顷知杭州，又知颍州，今知扬州。亲见两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为积欠所压，日就穷蹙。死亡半年，而欠籍不除，以至亏欠两税，走陷课利，农末皆病，公私并困。以此推之，天下率皆然矣。

　　臣自颖移扬，舟过濠、寿、楚、泗等州，所至麻黄如云。臣每屏去吏卒，亲入村落。访问父老，皆有忧色。云‘丰年不如凶年。天灾流行，民虽乏食，缩衣节口犹可以生。若丰年举债积欠，胥徒在门，枷棒在身，则人户求死不得’。言讫泪下，臣亦不觉流涕。又所至域邑，多有城民……

　　孔子曰：‘苛政猛如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观之，殆有甚者。水旱杀人，百倍于虎。而人畏催欠，乃甚于水旱。臣窃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万虎狼散在民间，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

　　这道劄子送上去一个月后，他又写了一封私函给太后，建议她立诏如下：“访闻淮浙积欠最多。累岁灾伤。流殍相属。今来淮南始获一麦，浙西未保丰凶。应淮南、东西浙、京西诸般欠负，不问新旧，有旧官本，并特与权住催理一年。使久困之民，稍知一饱之乐。”然后他又劝太后依照他前一封详实的奏折，分别立法放债。

　　元祐七年（1092年）七月苏东坡的建议正式立诏颁行。他的愿望实现了，奏折中所提的公债全部由朝廷下令赦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