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圣元年（1094年）四月章惇拜相，他的巨斧首先落在苏东坡身上。苏东坡最先被贬到广东高山南部，通称为“大庾岭外”的地区。他被削去官衔，调任英州（今南雄）太守。他察觉到眼前的变化，却不知道第二次迫害严重到什么程度。先前太后逝世，他即将到定州任职，皇帝不准他上殿辞行，他就感到事态严重了。八年来他曾断断续续教过小皇帝，非常了解他。一年前他曾上书直告皇帝，如果皇上不听大臣劝告，苏东坡在朝中担任侍读，还不如“医卜执技之注，簿书奔走之吏”。

　　但是他并不明白以后的命运。贬到南雄当太守并不特别辛苦。章惇是他的老朋友。年轻时共游陕西诸山，苏东坡曾开玩笑说章惇会杀人；但他们还是朋友，他对自己贬官毫不意外。罪名是一再重复的老调子，不外乎“诽谤先帝”。证据是元祐年间他所拟的王安石亲党的解职令。“诽谤先帝”如今变成对付元祐大臣的常用措辞。苏东坡是奉太后的口令写圣诏，这一点对方并不考虑。他的免职令如下：

　　“若讥朕过失亦何所不容。乃代予言诋诬圣考。乖父子之恩，绝君臣之义。在于行路犹不戴天，顾视士民复何面目。汝轼文足以惑众，辩足以饰非。然而自绝于君亲，又将谁怼。”

　　现在苏东坡由华北动身，要走一千五百哩到岭南，他一生东飘西落，在神明安排的旅程中，这只是另一步路，天生注定，如今才展露在他在前罢了。他年届五十七，已看过太多荣辱起伏，不会轻易被新变局吓倒。命运要他晚年脱离政治，做一个普通人，他一向渴望如此。他一步一步前进，寥无惧意，心境十分安详。过去他曾以真理和诚心勇敢地面对每一个问题与情境；他甘愿一切听上苍安排。

　　苏东坡最先被贬到岭南高山外，有一种异样的卓越感，就带着家人出发。他弟弟已经在汝州任职，离京师很近，他先去向弟弟争取财政的支援。苏东坡不善理财。太后摄政九年间他官运不错，但是他一直调来调去，老是把薪饷花光。另一方面他弟弟不断升迁，最后当上“宰相”。苏东坡去看他，子由给他七千缗供家人在宜兴定居。他从子由居处回来，发现他的官阶又降了一次，南雄的派令倒没有更改。他上书请愿，希望皇帝准他坐船走，算是对老教师的一项恩惠。他怕走一千五百哩陆地，自己会病死在路边。请愿获准，他把全家——包括三个儿媳妇——送在宜兴湖泊区的苏宅。大家泪眼汪汪，但是苏东坡决定只带朝云和两个小儿子同行。

　　他们在南京对岸的仪真休息，已经是六月了。迫害元祐学者的举动达到高潮，现在有三十多位大官遭到流放。苏东坡第三次贬官。他不再当太守，而改派到广州东面七十哩的惠州担任建昌军司马。情况完全变了，他决定把次子遣回宜兴田庄，只带二十二岁的苏过、朝云和两名老女佣同行。门生张耒当时在靖江担任太守，派了两名老兵一路侍候他。

　　这是愉快的旅行，经过美丽的乡村、丘陵、谷地、清溪、崇山峻岭，他一路大饱眼福。路上发生了一件刺激的妙事。他乘官船进发。他在九江以南的鄱阳湖休息，意外听到第四次贬官的诏命。运输使者听到这个命令，就派一队士兵收船。士兵来时正是午夜。苏东坡约定第二天中午交船，军官答应了。距离南昌的湖港还有十二哩。如果他幸运抵达南昌，就安全无虞了，但是风向如果不顺，他们一家会连人带货被赶下船去。他到龙王庙祈祷，龙王专管船夫的安全。他对神明解释自己的处境，如果明天中午到不了目的地，他只好露天过夜。话刚说完，强风就满小帆，官船全速前进，黎明就抵达目的地。日后苏东坡回来，曾经向龙王谢恩。

　　九月他穿过大庾岭，古代中国人到广东一定要走这条路。这条山隘边筑有三、四百码的石级路，两边绿树成荫，供旅客休息。很多旅客在石头上刻诗寄情。苏东坡站在山峰上，云天近在头顶，仿佛置身梦境中，顿时忘记肉身的存在。他由高处俯视人类的卑鄙行径，清朗的山风把他心里的俗念一扫而空。穿过大庾岭，他乘机参观现在的南雄和南华寺，那是禅宗佛教的圣地。

　　他在南雄和广东之间某地碰到一位老道士吴复古，在他流放期间与他关系很密切。吴复古是一个怪人。这些年来他曾在不同的地方和苏东坡不期而遇。苏东坡最先在济南认识他，后来在京师重逢。这个人在干什么？他没有职业吗？他靠什么过活？他是不是存心和苏东坡交往，有求于东坡，尤其苏东坡在朝廷得势期间？但是吴复古从来没有求过苏东坡，也没有求过他认识的其他大臣。他突然消失，如今竟在这儿遇到他。吴复古是真正的道士。道家最关心身心的自由，无忧无虑的心境，只要身体强壮，欲望简单，很多人都过着令人羡慕的自由日子，自由的代价是甘愿舍弃名利，能忍受简单的食物、衣着、住所，步行千里。必要时就露宿野地。吴复古一无所求。他时出时没，苏东坡想到自己若不是投身政治，也许会过那种生活。

　　绍圣元年（1094年）——欧洲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前两年——十月二日，东坡抵达惠州。很多事情又陌生又亲切。这是亚热带地区，他看到桔子、甘蔗、荔枝、香蕉园和槟榔树。生活在这个地方还挺不错哩。两条河由北面流过来，在城东会合。头两周太守招待他住在官舍里。他站在两河交会口的“合江楼”上，看见大江流过城市，对岸归善县的山城立在陡坡上。大小石头林立岸边，悠闲的百姓正在钓鱼。正北是罗浮和象头山，他知道自己一定会去探险。

　　这是中国南方，与他想象中不同，到处充满深绿的菜蔬和亚热带的水果。“岭南万户皆春色”，大家意外看到这位诗人，不知道他犯了什么罪被贬到该区。东坡想起苏武流放漠北，并不知道晚年还能回中国，又想起管宁流放辽东，决定终生在那儿居住。惠州风光优美，人们对他很不错。后来他迁居到对岸的嘉祐僧舍，他说不久连狗和鸡都认识他了。

　　他为对岸松风亭所写的短记最能表达他的人生观。他搬到嘉祐寺之后，常常逗留在山顶的小亭里。有一天他正要回家，看到他家高高出现在树顶，路程颇远，双腿顿感疲倦万分。他转念一想：“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由是心若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当恁么时也不妨熟歇。”

　　他又恢复了自然的本性。他在广州曾买了一些檀香，现在他常关门静坐，享受奇特的异香，反省自己以往的错误。有时午后小睡一回，凉爽的江风吹进窗口，房顶的乌鸦打断他的幽梦，他突然觉得自己卸下一切责任。他看到大江的光影射入他房中。真美，他暗自说，美得像清空的明月。他不懂为什么有人喜欢云中的翳月。他觉得晴空是光明磊落的象征。

　　他写信给朋友说，他来了半年，已经适应该地的气候，心中无忧无虑，因为他向命运妥协，毫无疑惑地接受了。黄州老友陈慥写信说要来看他。由汉口到惠州有一千哩路，苏东坡回函如下：

　　“到惠将半年，风土食物不恶，吏民相待甚厚。孔子云‘虽蛮貊之邦行矣’，岂欺我哉。自失官后，便觉三山跬步，云汉咫尺，此未易遽言也。所以云云者，欲季常安心家居，勿轻出入。老劣不烦过虑……亦莫遣人来，彼此须髯如戟，莫作儿女态也……长子迈作吏，颇有父风。二子作诗骚殊胜，咄咄皆有跨灶之兴。想季常读此，捧腹绝倒也。今日游白水佛迹，山上布水三十仞。雷辊电散，未易名状，大略如项羽破章邯时也。自山中归来，灯下裁答，信笔而书，纸尽乃已。三月四日（1095年）。”

　　他外在的生活并不寂寞。不出所料，邻近地区的官员都把握良机来结交这位名诗人。惠州东、西、北面五区的太守不断送酒送菜给他。惠州太守詹范和博罗县令林抃成为他最亲密的好友。其它好友如杭州和尚参寥，常州的钱世雄经常派信差带礼物、药品和信件给他。苏州有一位姓卓的佛教信徒特地步行七百哩，由湖泊区带来苏家子女和亲朋的音讯。苏东坡的两个儿子住在宜兴，没收到父亲的消息，心里很挂念，卓契听到了就说：“咦，简单嘛！惠州又不是天上，你一直走，总会到嘛。”卓契长途跋涉，翻山越岭，抵达惠州的时候面孔晒黑，双足也起茧了。

　　苏东坡就这样和北方的家人保持联络。怪道士吴复古陪他住了一个月，后来两年内一直在惠州和子由的居地高安之间来来去去。另一位苏东坡故乡的道士陆惟忠跋涉两千哩来看他。苏东坡发现了一种新酒“桂酒”，他说是天神的甘露。他开玩笑写信给陆惟忠说，单单桂酒便值回千里跋涉的辛劳代价，陆惟忠就来了。

　　有时候太守詹范会派厨师带酒菜到苏东坡家吃一顿。有时候苏东坡邀朋友在城西的大湖喝两盅，大湖位在山脚下，旁边有一个大亭台和两座寺庙。偶尔他也去钓鱼，坐在河边的大圆石上。有一天他抓到一条鳝鱼，带酒带鱼到太守家吃饭。苏东坡常到白水山游玩，有时候和儿子去，有时候陪太守或新来本地的客人。

　　他写给弟弟的信有些还颇愉快哩。有一封信谈到他临机发明的烤羊脊：

　　“惠州市肆寥落，然日杀一羊。不敢与在官者争买。特嘱屠者，买其脊骨。骨间亦有微肉，熟煮热酒漉，随意用酒薄点盐炙。微焦食之，终日摘剔牙綮间，如蟹螯逸味。率三五日一哺。吾子由三年堂疱，所饱刍。灭齿而不得骨，岂复知此味乎。此虽戏语，极可施用。但为众狗待哺者不悦耳！”

　　苏东坡一到本区，发现这里酒类不专卖，每一家都自酿好酒。他喝第一口蜜柑酒，就觉得自己仿佛在遥远的边区找到了真正的友伴。他给朋友的信中一再赞美本地的酒香不凡，微甜而不腻，使人精力充沛，红光满面。他曾写诗大夸这种酒，说人喝多了觉得飘飘欲仙，可以飞天涉水。他学了酿酒的秘方，刻石为记，藏在罗浮铁桥下，只有寻仙的人能找到。

　　苏东坡至少写了五、六篇酒赋。最有趣的是《东皋子传后记》。东邻太守送他一些酒，他正在读汉朝酒仙东皋子的传记。在谢函中苏东坡加上附注，说明他喝酒的习惯，漫不经心写下两大“至乐”，不高明的作家至少会添到四、五个以上：

　　“予饮酒终日，不过五合。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予下者。然喜人饮酒。见客举杯徐引，则予胸中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适之示乃过于客。闲居未尝一日无客，客至未尝不置酒。天下之好饮亦无在予上者。

　　常以谓人之至乐，莫若身无病而心无忧，我则无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于予前，则予安得全其乐乎，故所至常蓄善药，有求则与之。而尤善酿酒以饮客，或曰‘子无病而多蓄药，不饮而多酿酒，劳己以为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药，吾为之体轻。饮者困于酒，吾为之酣适。盖专以自为也。’

　　东皋子待诏门下省，日给酒三升。其弟静问曰‘待诏乐乎？’曰‘待诏何所乐，但美酝三升殊可恋耳’。今岭南法不禁酒，予既得自酿，月用来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广、惠、循、梅五太守间复以酒遗予。略计其所获，殆过于东皋子矣。然东皋子自谓五斗先生，则日给三斗，救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予者乃日有二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矣。东皋子与仲长子光游，好养性服食，预刻死日，自为墓志。予盖友其人于千载，或庶几焉。绍圣二年（1095）一月十三日。”

　　苏东坡写过一篇酒颂。就是不解杯中乐趣的人，读到他描写半痴半醉的幸福状态也会为之入迷：

　　“浊醪有妙理赋

　　酒勿嫌浊，人当取醇。失忧心于昨梦，信妙理之疑神……仔人之生，以酒为命。常因既醉之适，人识此心之正。稻米无知，岂解穷理。麴檗有毒，安能发性，乃知神物之自然，盖与天工而相并。得时行道，我则师齐相之饮醇。远害全身，我则学徐公之中圣。湛若秋露，穆如春风。疑宿云之解驳，漏朝日之暾红。初体栗之失去，旋眼花之扫空……兀尔坐忘，浩然天纵。如如不动而体无碍，了了常知而心不用。座中客满，惟忧百钟之空。身后名轻，但觉一杯之重。今夫明月之珠，不可以襦，夜光之璧，不可以哺。刍肉饱我而不我觉，布帛袄我而不我娱。惟此君独游万物之表，盖天下不可一日而无。在醉常醒，孰是狂人之乐。得意忘味，始知至道之腴。”

　　苏东坡不但是美酒鉴赏家和试验家，他还自己造酒。他在定州任职数月，曾试做蜜柑酒和松酒，甜中带点苦味。在《松醪赋》中他曾提到松脂的蒸法，制酒的过程倒不清楚。到了惠州，他特酿桂酒，而且第一次尝到南方的特产“酒子”。米酒还没有完全发酵就取出来，酒精含量不多；结果有点像微酸的淡色啤酒。他曾在一首诗的前叙中说，他一面滤酒一面喝，终于酩酊大醉。他给朋友的信里介绍“真一酒”的方子。这种圣酒用白面粉、饭团和纯净的春水做成，颜色如玉。上好的面粉加上酵母菌，揉成面麴，挂起来风干两个月。然后煮一斗米，捞出用水冲净。慢慢晾干。把三两面麴磨成细粉，和熟米拌匀。放入坛中压紧，中间留一个圆锥形的小坑。再留一些面麴粉，等中间洞口流出酒液，就洒在面上。酒液够多了，再挖开罐中熟米，加些新煮的米饭，比例是一斗旧米加上三升新米，再加两碗开水。大约三天到五天后，就酿成六升的好酒来，但是时间要看天气而定。夏天酵母应该减半两。

　　我们说苏东坡酿酒只是玩票，不是真正的专家，也不算冤枉。造酒只是他的嗜好，他死后经常有人向苏过和苏迈乞讨他们父亲酿酒的方子，尤其是苏东坡信中、诗中常提的蜜柑酒。儿子们大笑，苏过说：“家父喜欢实验，他只试过一两次。蜜柑酒味道就像土酥酒。”苏东坡也许不太有耐心，不肯一心一意试到底。据说大伙儿喝了他在黄州所酿的“蜜酒”，常常闹腹泻。

　　绍圣二年（1095年）四月十九日，他堂妹去世了。不幸史料中没有留下她的名字；东坡一直叫她“堂妹”或者（苏家）“小二娘”。过了三个月他才由她丈夫的信中得到消息。几年前他曾写信给一位亲戚，说他旅途中无法到常州去看堂妹，感到很遗憾，可见他对堂妹的爱心始终不渝。去年她和丈夫似乎北迁到苏东坡任职的定州去了。她丈夫柳仲远是一个正直的穷学者，科举没有考中，很喜欢收藏名画和书法。苏东坡在京师，他曾登门拜访，苏东坡写了几幅字画给他。后来苏东坡写信给程之才，提到堂妹的死讯，曾告诉姐夫（也是表哥）他“情怀割裂”，又写给堂妹的儿子说他“此心如割”。这种表示哀恸的形容辞在中文里十分普遍，不过仍表现出深刻的悲哀。

　　他献给她的祭文显然是听到死讯后写的，表现出极深的个人情感。文中说他祖父孙儿辈只剩下四个，也就是东坡、子由、子安（他伯父的儿子，留在家乡替兄弟们照顾祖坟）和他堂妹。她“慈孝温文，事故姑母，敬夫如宾”。然后就谈到切身的感觉。他希望她的两个儿子长大能光耀门楣。“一秀不实，何辜于神，调当百年，观此腾振。云何俯仰，一频再呻。救药靡及，奄为空云。万里海涯，百日计闻。拊棺何在，梦泪濡茵。长号北风，寓此一樽。”

　　一年后她丈夫去世，他们的棺材双双运到靖江附近的老家。

　　苏东坡刚到惠州不久，便接到一个令人担忧的消息。自从他姐姐去世，他父亲和姐夫一家绝交，他们兄弟四十二年没有和姐夫程之才说过一句话，写过一封信，不过他们和程家其他的儿子倒有书信来往。章惇得知这个怨隙，就派程之才到南方担任提刑，处理重大的诉讼和上诉的案子。程之才绍圣二年（1095年）一月抵达广州，那时苏东坡刚来三、四个月。苏东坡不知道程之才是不是有心忘却前嫌，将来局面如何。他透过一位朋友送了一封正式的拜函给他，得知程之才三月要到惠州。为了不出错，他派苏过带一封欢迎信去接他，说自己“杜门自屏，省躬念咎”。这时候程之才已年届六十。结果程之才本人也很想弥补过去的争端，和这位出名的亲戚重修旧好。程之才曾要求他为祖先写一篇短传，那人就是苏东坡的外曾祖父。也许血浓于水，也许整个眉州都以大诗人为荣，程之才也分享了这种心境。从此他们的关系日渐真诚，彼此互寄不少书信和诗篇，后来苏东坡还求助于他。程之才在惠州住了十天，就四出察案，不过那年大抵在广州附近。

　　现在程之才的友谊变成苏东坡替该区百姓谋福利的手段。他虽然无权连署公文，却充分利用他对程之才的影响。他早已告别高级政坛，却不能不管邻居和城中百姓的福利。如果有什么不对劲，苏东坡又有力量纠正，他就不能坐视不管。绍圣三年（1096年）大年初一博罗发生大火，使他激动异常。全城都烧毁了。要放粮救济火户，建立暂时的居所，阻止抢劫。衙门全毁，需要重建。苏东坡怕积习又出现。政府为重建而乘机剥削人民，地方政府强征物力和民力。他叫程之才通令地方政府，维持市场的货源，不准强征民货。他说，否则“害民又甚于火矣”。

　　他站在惠州街头，看到令人唏嘘的场面。他看到农夫载运一车车米谷到城中交税。因为收成好，米价下跌，官厅不肯收。这是苏东坡最关心的问题。他上前询问，知道粮价太低，政府要现款，农夫只好赔价卖谷来换钱，但是他们缴的税金却根据粮价高的时候来计算。结果他们欠一斗粮税，却要卖两斗才交得出来。他写了一封长信给程之才，就像当年写给太后的长篇上书一样，指明这是百分之百剥削农民。他要求程之才和税吏谈判，建议政府照低粮价来收税。几个月之后，他听说三个税吏决心联合向上请愿，心里很高兴。

　　现在他开始关心本城的改善工作。他性爱建筑，曾与程之才和太守、县令商量，建了两座桥，一条横越大江，一条横越惠州的湖泊。建桥的时候，子由的太太捐出一大堆朝廷当年送她的金币。从事这项工作期间，他还做了一件百姓感激的事情，就是建一个大冢，重新安葬无主的孤骨。骨骸安置好之后，他为这些不知名的死者写了一篇祭文。他相信这些尸体不是百姓就是军人。他遗憾有些骨骸不完整，他只好通通放入大冢内，但是希望英灵能像一家人和平共处。他还在城西湖泊附近建了一个放生池。这是佛家的设施，以轮回观念为基础，认定很多鱼前生也是人类。鱼儿一入放生池，就终生安全了。这个湖泊变成有名的“苏东坡放生池”，直到十几世纪，该区的文人和百姓逢年过节还常买几条鱼放入池中。

　　他一向注意小东西。有一件新玩意儿在他贬居黄州期间就令他深深着迷，那是农夫的设施，名叫“秧马”，专在稻田插秧的时候用。种稻一向叫人腰背疼，农夫必须在水田里来来去去，整天弯腰工作。秧马就像小浮筒，农夫可以坐着种稻，双足当短桨划来划去，马头就像装稻苗的器具。又省时又省力。他想介绍到南方。他十分热衷，曾在不少信件中提过。他给一位太守送行，曾叫他推广秧马，还劝他说，为官的秘诀就是“使民不畏吏”。

　　苏东坡失去权位，又是当权者的眼中钉，早已没有年轻时“责君至善”或改变帝国命运的野心。他只是惠州的平民，他的问题就是邻居翟秀才和林太太的问题，林太太是让他赊酒的酿房老妇。他的朋友包括道士吴复古、陆惟忠和罗浮的和尚。文人和官吏间也有不少知交。

　　他不能做公仆，却可以做一个关心公务的百姓。省城广州离那儿不远，太守王古是他的朋友。他知道广州常发生瘟疫，就写信叫王古设一个基金来建公立医院，学他在杭州的办法。广州人也像杭州人一样，饮水不洁，是该城疫病的主因之一。一位他认识的道人对于引山泉入广州订了完善的计划。城中有一口好井，只供官吏用。但是七哩外就有一汪好泉水，水位比城市高多了。苏东坡向王古推荐邓道士的计划，设立干管把泉水引入广州。这些干管可以用大竹节来做，广东东部产竹甚丰。先在山泉建一个大石槽，用五条竹管由山上运水到城内的另一口大石槽中。苏东坡详细说明管线的作法，他在故乡早已十分熟悉。先用麻线绑接竹节，然后上一层厚漆来防漏。每一节钻一个小洞，用竹钉塞牢，如果有任何部位阻塞，可以随时分段检查。他估计一万根大竹就够了。但是这些竹节必须定期检查和更换，和现代的铁路枕木差不多。当局应该任命官吏经常督看水管，申请东区每年供应换新的巨竹。他怕给朋友惹麻烦，特地叫王古别让人知道是他的主张，因为他已经失势。但是王古日后却为了“妄赐饥民”而丢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