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这是一位中国学者和他一个朋友谈了一次话以后的一句赞语。这句话中含有不少真理。“一夕话”现在已成为一种口头语，以代表和朋友所做的一次愉快谈话，不论是已过的或期望的。中国有两三种著作，其书句即《一夕谈》或《山中一夕谈》。书的性质和英文的《周末闲谈》相似。这种和朋友的一夕快谈，是人生难得遇到的。因为正如李笠翁所说，凡是真正的智者都拙于言谈，而善谈者则又罕是智者。所以在高山的寺院中忽然发现了一位深解人生的高士，而同时又是善谈者，则其愉快自不亚于一位天文家发现一颗新行星，或一位生物学家发现一种新植物了。

　　现在有许多人都以为围炉聚谈或坐桶聚谈的谈话艺术，已因今日事业生活的动率而丧失掉。我以为动率对于这事确也有些关系。不过谈话艺术的毁灭，实开端于家庭改为没有火炉的公寓，而由汽车的影响完成这桩毁灭工作。这动率是完全不合的，因为谈天这桩事只在一群富有闲适精神的人当中，惬惬意意，心平气和，幽默自然的时候方能办得到。因为“说话”和“谈天”之间显然有个分别，这两个中国名词已表示得很明白。在谈话的时候所说的话，天南地北，较为琐屑，态度较为闲适，而没有办公事时那种像煞有介事的情形。公事信和朋友之间通问信也有着相类似的区别。我们可以和任何人说话或谈公事，但不是和任何人可以做一夕之谈的。所以我们如若得到一个能真正谈天的朋友，则其愉快实不下于读一本名著，再加上亲耳听见他的语音，亲眼看见他的动作的乐趣。这种快乐的谈天，我们有时得之于老友的重逢或回溯当年的谈话中，有时则在夜晚间火车的吸烟室中，或旅行时的旅舍中。所谈的话，狐鬼、神怪、独裁、卖国，谈言微中，料及未来，也是常事。这种谈天，过后可以使我们长在心头，一世不忘。

　　当然夜间是最宜于谈天的时候。因为白天的谈天总好似缺乏夜间那种魔力。至于谈天的地点我以为毫无关系。在十八世纪式的“沙龙”（即书室）中，可以谈关于文学或哲学的闲天，但在农家木桶的旁边也何尝不可以谈。或在风雨之夕的航船中，对河船上的灯光微映水波，而卧听船夫闲谈当地的一个女子怎样被选去做皇后娘娘的故事。这类谈天之所以悦人者，实在于所得的乐趣因地点时间和谈者而各不相同。我们所以能牢记不忘，有时因为谈天的时候是正在桂子飘香，秋月悬空的佳景下；有时因为是正在风雨之夕，一炉柴火之前；有时因为是正坐在一个高亭之上，远眺河中船只往来，而当中有一只船忽因潮流过激而侧翻的时候，或是在清晨坐在车站候车室中的时候。这种眼前即景常和所谈的天联系一起，因而使我们永不能忘。如若在室内的话，谈者或是两三人或是六七人，老陈微醉，老秦有些伤风鼻塞，都可以使这夕的谈天增添趣味。人生是限制于月不常圆，花不常好，良朋不能常聚之中的，所以我们做这类简单的乐趣，我想不至于为造物所忌吧？

　　依常例而言，好的谈天等于一篇好的通俗文章。两者之间的体裁和资料都相仿佛。如狐狸精、苍蝇、英国人的古怪脾气，东西方文化的异点，塞纳河旁的书摊，成衣铺中的色迷学徒，各国元首政治家和军人的轶事，储藏佛手的方法等等，都是极好极相宜的谈天资料。它之所以类似文章，即在体裁的通俗。所谈的题目尽可以严肃重大，如本国情形的惨苦混乱，或疯狂的政治概念潮流之下文明的没落，剥夺人民的自由，人类的尊严，甚至剥夺人类快乐的终点，或关涉真理和公平的大问题等等，均无不可。不过意见的发表总是出之以一种偶然的闲适的和亲切的态度。因为在文明的当中：不论我们对强夺我们的自由怎样的恼恨，我们至多只许用我们的舌头和笔尖，以轻描淡写的字句来表示我们的感想。至于充分发挥真情感的激烈言论，自只可以在少数几个知己朋友之间，私下发泄一下子。所以要做一次真正的谈天，其必要条件是一间关上门的屋子，几个知己的朋友，旁边没有我们所不愿意看见的人，那时，我们方能悠闲地发表我们意见。

　　这种真正的谈天之有异于政治上的交换意见，其对比情形正如一篇优美通俗的文章之有异于政治家的宣言。这类政治家的宣言中虽表现着较为高尚的情感，例如：对于民主制度的意见，服务的愿望，穷人的福利问题，精忠报国，崇高的理想主义，酷爱和平，保证维持国交，绝不贪图权位金钱或名誉等等动人听闻的说话，但其中终免不了带着些令人远而避之的气息，正如我们畏避一个打扮过分，胭脂粉搽得太浓的妖娆女人一般。反之，我们在听到一次真正有趣的谈天，或读到一篇优美的通俗文章时，我们便如面对着一个在河边洗涤衣服时姣艳少女，穿着极淡雅的布衣服，头发或者有一绺拖在前面，身上的纽子或者有一粒未曾纽上，其天真烂漫的姿态自然令人见而生爱。这也就是西方女人特意穿着便服所想要模仿的动人姿态。凡属有趣的谈天和优美的文章，都必然具有这种天然的动人之处。

　　所以谈天的适当方式应是亲密，的，毫无顾忌的。在座的人谈到出神时，都已忘却身处何地，也不再想到身上穿的是什么衣服，谈言吐语，一举一动都是任性为之。而所谈的，也是忽而东忽而西，想着便谈，并无一定的题目。我们只有在知己朋友相遇，肯互相倾吐肺腑时，方能真正地谈天。而谈时各人也是任性坐卧，毫无拘束，一个将两脚高高地搁在桌上，一个坐在窗槛上，一个坐在地板上，将睡椅上的垫子搬下来当褥子用。因为我们必须在手足都安放在极舒服的地位，全部身体感受舒适时，我们的心地方能安闲舒适，此即前人所谓：

　　眼前一笑皆知己，
　　座上全无碍目人。

　　这些都是真正谈天的必要条件。我们谈时不择题目，想到便谈，天南地北，愈去愈远，既无秩序，也无定法，随意所之。所以谈到兴尽之时，也就欢然而散。

　　这就是谈天和空闲的联结关系，也就是谈天和散文之勃兴的联结关系。因为我相信一个国家的真正优美散文是必须在谈天一道已经发展成为一项艺术的地步方能产生。这个情形在中国和希腊文的发展中最为显明。我以为孔子之后的数百年中，思想的活动，因而产生所谓“九家”的学说，其起源即因于当时有一群学者，平生唯以说话为事，所以即发展成一种文化的背景。这种发展，除此之外，实说不出其他的理由。当时列国有五位豪富的公子，都以慷慨好客著名一时。每人的家中都聚着食客数千人，例如：齐国的孟尝君，他家中养着珠履之客三千人。其人数既如此众多，则当时的你谈我说，议论纷纷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这类人的说话，在传于后世的《列子》、《淮南子》、《战国策》和《吕氏春秋》诸书中，可以得其大概。《吕氏春秋》据说实是他的门下所著，而不过用他的名义（这和英国十六世纪与十七世纪时代的作家著了书用赞助他的人之名义发表的情形相似）。这部书中已经发展了一种善处人生的概念，大意是不善处人生，不如不生活。此外还有一群长于说辞的纵横家，列国君王常利用他们到邻国去下说辞，或去挽回一次危局，或去劝说退兵解围，或去说合联盟。而他们也大都能成功而返。这群纵横家或学者，都是长于口才，善于譬喻。他们的言论很多记载于《战国策》中。从这种自由而智巧的言论中即产生了几位大哲学家：以“为我主义”著名的杨朱，以“现实主义”著名的韩非子（他和玛基维里相似但较为温和），和以敏捷辩论著名的大外交家晏子。这些都可以证实我的假说。

　　纪元前第三世纪末叶，楚国李园以他的才貌双全的妹妹献给楚相春申君。这桩事就是当时社会生活很文明的一个榜样。后来春申君又将这女子献与楚王，以致楚国渐渐衰弱，被秦始皇所灭。

　　昔者楚考烈王相春申君，吏李园。园女弟环谓园曰：“闻王老无嗣，可见我与春申君，欲假于春申君，我得见春申君，径得见王矣！”园曰：“春申君贵人也。千里之佐，吾何讹敢言？”女环曰：“即不见我，汝求谒于春申君：‘才人告，远道客，请归待之。’彼必问汝：‘汝家何等远道客者？’因对曰：‘园有女弟，鲁相闻之，使使者来求之园。才人使告园者。’彼必问：‘汝女弟何能？’对曰：‘能鼓琴，读书通一经。’故彼必见我。”园曰：“诺。”

　　明日辞春申君：“才人有远道客，请归待之。”春申君果问：“汝家何等远道客？”对曰：“园有女弟，鲁相闻之，使使求之。”春申君曰：“何能？”对曰：“能鼓琴，读书通一经。”春申君曰：“可得见平？明日使待于离亭。”园曰：“诺。”既归告女环曰：“吾辞于春申君，许我明日夕待于离亭。”女环曰：“园宜先供待之。”

　　春申君到，园驰人呼女环到，黄昏，女环至，大纵酒。女环鼓琴，曲未终，春申君大悦，留宿……

　　这就是当时受过教育的女子和闲适的文士的社会背景，因而使中国的散文也有了它第一次的重要发展。当时有善说辞，通文才，娴于音乐的女子，使男女共处的社会中有着社交的、美术的和文学的动机交织之，点缀这社会的性质和气象当然是贵族化的，因为，相国是常人很难于见到的贵官，但他在知道一个女子娴于音乐擅长文才时，他便也渴于一见了。这就是古代中国文人和哲学家所度的闲适生活，而当时的一切著作，也不过是他们彼此之间谈话的产物而已。

　　只有在有闲的社会中，谈话艺术方能产生，这是很显明的。也只有从谈话艺术中，优美通俗的文章方能产生，这是同样显明的。一般说起来，谈话艺术和写优美通俗文章的艺术在人类文明进步史中，产生的时间比较迟。因为人类的灵心必须先经过一种锐敏微妙技巧的发展，方能达此地步。而要发展这些，则又非生活有闲不可。文化本身的进步，实是有赖于空闲的合理利用，而谈话则不过是其中的方式之一罢了。一天忙到晚的生意人，吃了晚饭就睡觉，韵声如牛者，是绝不能有所助于文化的。

　　一个人的空闲，有时是环境所迫成，而不是自我的。许多文学杰作都是在环境所迫的空闲中所完成。因此我们如遇到一个极有希望的文学天才，而看见他虚靡时间于社交或写作流行的政治论文时，对待他的最好方法是将他关进监狱去。因为我们须记得《周易》，一部讨论人生变迁的哲学巨著，即是周文王被囚在里时所写成。而中国的历史杰作《史记》一书，也是司马迁被囚在狱中所写成的。古代许多著名的作家大都因为宦途不达，屈在下僚，或是伤心国是，于是转变生活而产生了他们的文学或艺术杰作。元朝何以产生这许多名画家和词曲家？清初何以能产生名画家石涛和八大山人？即由于这个理由。于耻为夷狄之民的爱国思想，使他致一生心力于艺术和学问。石涛实是中国最伟大的画家之一，但因清朝皇帝对于这班心不臣服的艺术家有意埋没，所以他的名不甚著，西方人知道的很少。此外还有很多应试不中名落孙山的人，也发愤而致力于创作，例如：施耐庵之著《水浒传》，和蒲留仙之著《聊斋》。

　　《水浒传》的序文中，有一段形容朋友谈天之乐的绝妙文字：

　　吾友毕来，当得十有六人，然而毕来之日为少。非甚风雨，而尽不来之日亦少。大率日以六七人来为常矣。吾友来，亦不便饮酒，欲饮则饮，欲止先止，各随其心，不以酒为乐，以谈为乐也。吾友谈不及朝廷，非但安分，亦以路遥，传闻为多。传闻之言无实，无实即唐丧唾津矣。亦不及人过失者，天下之人本无过失，不应吾诋诬之也。所发之言，不求惊人，人亦不惊。未尝不欲人解，而人卒亦不能解者，事在性情之际，世人多忙，未曾常闻也。

　　《水浒传》即在如此的环境和情感中产生的，而所以能产生，即因他懂得享受空闲。

　　希腊的散文早年也是在同样的空闲社会背景中产生的。希腊思想的清明，散文体裁的简洁，显系谈闲天艺术所造成。柏拉图以《会话》为其书名，即能证明此点。在《宴会》一篇中，我们看见一群希腊文士斜躺在地上，在美酒鲜果和美少年的气氛中欢笑谈天。因为这种人已养成了谈天的艺术，所以他们的思想才能如此清朗，文体如此简洁。和现代文学作家的夸大迂腐恰成一种对比。这种希腊人显然已学会了用轻描淡写的态度，去应付哲学问题。希腊哲学家动人的闲谈气象，好谈天的欲望，对聆听有趣味的谈天的重视，和对谈天的适当环境的选择，都在《斐特气罗斯》一篇的序文中，描写得很分明。

　　柏拉图在他的《共和国》一篇中，他并不像现代作家般用“人类文明从它的发展的各个连续梯阶观察起来，乃是一种从多种生殖变化为纯一生殖之动力的运动。”或诸如此类令人难解的话头开场，而只说：“昨天我和亚里士多德儿子格劳可到比里阿斯去拜女神，同时想去看看他们将怎样庆祝这个节日，因为这尚是第一次举行。”早年中国哲学家的气象，即思想最活泼最有力时代的气象也可以从希腊人的画像中看得到，在这种画像中几个希腊人偶然齐集在一起，如《宴会》一篇中所描写的，讨论一个伟大的悲剧作家是否同时也必是一个伟大的喜剧作家集会的气氛中，交织着严肃轻快和恶意的敏捷应对。旁人嘲弄苏格拉底的酒量，但他仍是旁若无人地坐在那里，欲饮即斟酒而饮，欲止即止。他口若悬河地谈了一整夜，直谈到除了阿里斯托芬尼和霭迦松之外，其余的听者都已沉沉睡去。后来连那二人也倦极睡去，只剩下他自己一人，他方起身离开筵席，走到教授室去洗了一个澡，于是即又精神焕发了。希腊的哲学即是在这种善意的谈论之气氛中所产生的。

　　毫无疑义地，我们在高尚的谈天时，须有几个女子夹杂在座中，以使这谈天可以具有必不可少的轻倩性。谈天如缺乏轻倩性和愉快性，即变为沉闷乏味，而哲学本身也就变为缺乏理智，和人生相隔离了。不论在哪一个国家，不论在哪一个时代，凡是具有注意于了解生活艺术的文化者，同时都一致发展欢迎女子加入以为点缀的习尚。雅典在派里克列斯的时代即是如此，十八世纪法国沙龙时代也是如此。就是和中国男女之间虽禁止交际，但是历代文士都渴欲女子加入他们的谈天一样，在晋宋明三朝之中，当清谈艺术最为流行的时候，都有许多才女如谢道韫、王朝云、柳如是等掺杂于中间。因为，中国人虽对于自己的老婆力主贤德，回避男子，但自己则免不了极想和有才的女子为友。因此中国的文学史中，差不多随时能发现才女名妓的踪迹。男子谈天之时，渴望女子加入以调剂精神，乃是一种普遍的愿望。我曾碰到过几位德国女子，她们能从下午五点钟谈到晚间十一点钟。我曾碰到过几位英美女子，她们的熟习经济学使我不胜惊异。因为这种学问是我所不敢研究而自认无望的。无论如何，即使一时没有能和我对于卡尔·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作辩论的女子，但谈天之时，如若座中杂坐几位善于听人谈论、心地玲珑的女子，实可以使在座者格外精神兴奋。我觉得座中对玲珑的女子，实胜于和一个满脸笨相的人谈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