莺莺遇刺的消息不准北平各报发表。中国报纸大部分已停刊，一张叫《新生报》的傀儡报纸六月间被查禁过，现在倒复刊了。天津意租界出版的一家天主教报纸有人偷运几份到北平也卖了高价，可是查到卖这份报的贩子就予逮捕。傀儡报纸只登出日本同盟社的和东京发来的电讯以及论述“东亚新秩序”的社评。北平同中国广大地区隔绝了。只有富裕的家庭才有收音机，就迫不及待地打开，收听南京的新闻广播。

　　警察查不出刺客的踪影。可是又怕又怒的环玉把两眼盯住了姚家花园。

　　第二天一批警察来到静宜园，详细调查了各个住户，记下每个人的名字。园里一共有冯舅爷、阿非、襟亚和博亚四家，冯泽安和冯太太以及宝芬的父母都已年迈。幸运的是这里没有立夫、环儿和陈三的名字。大家说园里实实在在只有这些住户，警察查看了一下便和和气气地走了，别无骚扰。

　　阿非听说了行刺案，疑心陈三和环儿多半与此有关，幸而他们已经走了。他也怀疑警察光临多少同此案有关，还可能是环玉派的。后来他得知警察也去过黛云家，黛云的母亲告诉他们女儿去了天津，还没有回来。

　　在这种情况下，阿非肯定他自己和静宜园都已危险：第一，环玉已回北平，第二，他当禁烟局局长得罪了许多人，可以被当作中国官吏。他请了宝芬的美国朋友多纳休小姐到园里来住，还立了契约把园子转让给她，要她在门口插上美国旗。他知道多纳休为人厚道，决不会趁人之危干出什么来的，那契约不过是个形式，警察来找麻烦时堵他们嘴的。有个白种的外国人住在这里，日本强盗、士兵和浪人总得有几分顾忌。那种家伙太多了。

　　可是警察草拟报告时人名中还漏写了曼妮和阿萱一家，因为芦沟桥事变发生之初曼妮怕日军虏掠北平，决意搬到乡下去。她想到玉泉山附近的姚家的别墅，可是阿萱的妻子一定要说京北她亲戚家更安全些，因为那里远。曼妮的母亲已于头年冬天死去，因此阿萱带上全家人：母亲曼妮，妻子和五岁的孩子投奔岳家所在的村落去了。

　　这个村子距铁道线上的一个小站约有十里，他们乘火车去的，没有遇到什么麻烦，这是北平陷敌之前三天的事。阿萱的妻子姓朱，村子也称朱家庄。这仅仅是个集镇，座落在山区，村民都是朱姓族人。曼妮一家的到来成了村里的大事。女眷们上路穿的简朴衣服在村人看来简直是了不起的奢侈品，大姑娘小媳妇纷纷赶来看这帮从故都的王府园林来的城里娘们。

　　他们住的是阿萱的丈人的妹妹的房子。村里一般房屋是土坯盖的，要多简陋有多简陋。这座房子可与众不同，屋前有围墙和小院，屋后又是一个很大的打麦场，围墙的墙基是山里采来的卵石砌成的。

　　村里的姑妈把卧室腾给侄女住，自己搬到后屋去，并为村居的简陋再三表示歉意，曼妮却没有别的房间可住，阿萱便说他睡在堂屋里，让母亲同妻子和孩子睡在同一张炕上。

　　从北平那些惊恐不安的日子到乡间生活的转变是让人愉快的。宁静的村庄位于山脚下，晚凉时分阿萱和他那摩登的妻子往往带上孩子到附近的溪流去漫步。这种看似宁静的日子过了七八天。之后去到铁道近旁的村里人只见一车车的日本兵向北开往长城线上的南口，村里仍然没事。

　　又过了五天，日军开始踏过乡间，主要是铁路沿线。他们开始看到农人扶老携幼，带上猪、鸡等家畜家禽逃离铁道线近旁的村落，有些人还是北平近郊逃出的。这些不过是华北乡间生活普遍的天翻地覆的初步迹象，灾难最重的地方简直是人畜不留，甚至一棵树也找不见。难民中的媳妇向村里的媳妇悄悄诉说受辱的事。有个汉子帮媳妇挣脱鬼子兵之手，头上便挨了他们的棒击。他们讲到鬼子兵住进他们的屋子，杀鸡宰猪，砸下门窗又搬走一切家具来烧。华北缺少燃料，大军过境首先是一切木材制品遭殃。

　　奇怪的是，朱家庄迄今为止还没有遭灾。这里位于铁道那边流过来的一条小溪两侧，又在突然升起的高坡上，所以不在日军行军路线上。传说南口一带战事激烈，可是南口还远，他们听不到炮声。只见远处成千日本兵在坦克掩护下沿铁道线向前开拔，夜间有时可以看到远处熊熊的篝火，他们明白烧的是庄稼人的家具、织机和门栓。然而敌军眼界之内的朱家庄仍然平平安安地睡觉。

　　新的难民浪潮又从北边涌来了。他们诉说了整村整村被烧光，成百名妇女逃到矿里多日没有饭吃的情形。流动的盗贼在乡间遍处都是。

　　一天，阿萱在看不到日军士兵的时候大胆涉过溪流到一个已无人烟的村子里。这个村落在日军通道上，他踏过死气沉沉的街路，处处都是劫后景象。他在一堵墙上看到一张用通顺的中文写的日军布告：

　　大日本皇军布告第一号

　　大日本皇军司令官某向支那良民昭示如下：本军系为执行大日本帝国之使命而来，惟愿建立东亚和平，增进支那良民之幸福，以实现日支两国共存共荣，相互倚靠，此外别无其他目的。近者，虽为支那军对皇军之挑衅及无理态度所激怒，本司令官再次以最大之耐性希望不至加剧局势而有利今后之解决。惟支那军并未察觉其错误，亦未停止其挑衅。支那军此等行为不惟有辱大日军皇军之荣誉，且危及末亚和平，陷黎民于万劫不复之境地。因此皇军上察天意，下顺民情，决意替天膺惩此辈不仁不义、冥顽不灵之匪徒。不与皇军为敌之良民则为皇军之亲友。皇军不惟不骚扰此等恭顺良民，且将为彼等谋永久之福祉。惟愿居民幸匆惊忧，区别良莠，体谅皇军之诚意。兹命汝等从事各业如常以待福境来临，胆敢于此纷乱之际滋生事端私通乱党者严惩不贷。

　　大日本皇军司令官　香月清司

　　昭和十二年七月

　　阿萱在一家铺子旁边的墙上读到这张布告。铺子里的货架空空如也飞地上到处是碎玻璃和翻倒的桌子，扭歪的门柱横跨在门槛上。

　　读过这张布告，几天以后阿萱听到从北面逃过来的难民讲的事情时就理解得透彻些了。

　　从一个村子里逃出来的哥儿俩讲了下面的事。

　　村里有人在鬼子兵的布告中的“大”字右上角加了一个点，“大”字就成了“犬”字。“大日本皇军”就成了“犬日本皇军”。布告正文中的几个“大”序也这样改成了“犬”字。一队四五十人的鬼子兵经过这里，其中一个把这情形指给小队长看。小队长找来了村长。村长跪地求饶道他实不知情，今后一定负起责任。他宁愿在布告前面下跪一天赎罪。小队长一定要他交出那个人，但村长仍说他实在不知道。

　　小队长喝道：“起来！给你十分钟去给我找出来。”

　　但没等到十分钟鬼子兵就提了煤油桶在街上挨户放火。村民要逃命，但只见鬼子兵已把全村团团围住，谁往外逃就向谁开枪。全村连同男女老幼就这样在火中同归于尽。这哥儿俩在残垣碎瓦下面躲藏了一天一夜才敢逃出来讲了这件事。

　　随后他们又看到从南口退下来的一群群轻伤士兵。说是有两万五千日本军队聚集于此猛攻关口，发生了最惨烈的血战。铁路显然已经负担不起运输任务，光是军火、重炮和军需品就来不及运了。

　　局势越来越危急了。附近所有路上都有一批批疲惫已极的日本兵游荡而过。有的直接穿越村落，小媳妇大姑娘害怕了。打起仗来哪儿都一样。不过日本人对女性的态度或者日本人的性生活这个题材是有待专家去研究的章节。

　　阿萱着急了，一定要远远逃离有日本兵往来的各条路线。他听说十几里路之外有个村庄位于道路不通的山谷里，位置甚好，便去看了，安置了睡觉的地方。他找到一户人家，出了大价钱才使别人愿意收留他们。

　　日暮时分他才回归，从他那个村子逃出的难民迎面而来，哭喊道鬼子进了村。做父亲的背上爷爷，丈夫背着受伤的婆姨，这便是不必说出口的灾难故事。

　　阿萱问：“我家怎么啦？”

　　大家说：“谁知道呀。各逃各的命。”

　　阿萱直奔他的家。鬼子已经走掉了，只见几只狗在阒无一人的街上觅食。

　　他走进家门。外间的桌子已经翻转了。他进到睡觉的里间，只见妻子赤身裸体横在炕上，小腹部挨了刀，已经气绝。一阵震颤直透脊梁骨。他看到自己的孩子直挺挺地躺在地上，赶紧过去抱起来，已经成了一堆冰凉的烂肉，双肩各有一道刀痕往下斜划，在下面交叉，那手法是很熟练的。阿萱抱起孩子，又看到炕上一丝不挂的妻子的尸体还在淌血，一时懵了，孩子的尸身从手中落地，成了一堆软肉。他产生了异样的幻觉，仿佛已坠入地狱，万劫不复。他并没有觉得自己幸而逃脱，而是仿佛是正在一个庞然的恶魔的掌握之中，完全无能为力。他没有掉泪。体内的整个循环系统似乎都颠倒过来了。口水外淌，泪水汗水向里流，因此两眼枯涩，而皮肤则好像泡在体外的冷水里那样起了疙瘩。

　　里间一声呻吟，他才从恍惚中醒过来。

　　他冲进里间，只见母亲曼妮半裸的尸体在靠窗的一条绳索上晃荡，他吓得紧闭两眼。

　　又一声呻吟使他毛发倒竖。

　　“把她解下来，盖上点才是。”那声音仿佛疲乏已极。他睁开眼睛向床上望去，那个遮住的暗黑的角落里传出什么人在动作的声音。

　　阿萱走到床边。他妻子的老姑妈微弱地拽住席子。“您伤着了吗？”阿萱问。

　　那声音又有气无力地说：“把她解下来。”他再看曼妮的可怖的样子。她的身子从未让男子见过，如今却半裸着悬在那里。

　　他把目光移开，壮胆往前走去，先把她裤子系好，再把她解下来。碰上她还有点涂温的身子他才仿佛重新接触到人间，又能哭出声来了。他细看母亲的脸，虽已死去却依然安详，美丽，碰上她软弱无力而下垂的两臂，这两臂是从小抚摸过他，抱过他，把他拉扯大的；他心灵深处不禁涌出泉水般的眼泪，再也煞不住了。他也不知道坐在曼妮的尸身前面究竟哀彻了多久。到泪水仿佛流尽时他才又想到老姑妈，便起身再到床边。

　　那声音说：“点个亮。”

　　阿萱各处乱找火柴。再进到妻子和孩子的尸身躺着的堂屋时他突然害怕了，又奔到院子里，长长地吐了口气。这才想起他是在找火柴，于是进灶间去拿了一盒，又回到那间暗的屋子。一跨进去他又是泪如泉涌——曼妮的尸体依然有种魔力。

　　他划了根火柴点亮了小小的油灯。点的时候世界仿佛变过了。火柴、油灯、自己那只手，全都失去了意义。什么是油灯？什么是火焰？什么是人的手？什么是手指头上能曲的骨节？知觉终于从这种半昏眩状态中缓缓恢复了。不错，他还活着。但妻子死了，还有孩子，母亲。他孑然一身在这间屋里，还有个老姑妈，离北平不知有多少里地。他的头脑只领悟到这个可怕的现实：他在人世间是孑然一身了。

　　他一时冲动，想烧掉这座屋子，同家人死在一块。可是床上的声音又响起来了：

　　“给我杯水。”

　　这话又使他省悟到自己尚在世间。他去灶间拿了杯水来，走近老姑妈，把灯也挪近床边。他看到她头上有伤口，他帮她坐起来，给她水喝。

　　他说：“您躺下，我给您洗伤口。”

　　他去端了盆水来，拿了块手帕在水里浸了浸，洗掉了她额头上的凝血。老太太尖叫起来，不过他已看清仅仅破了表皮。他说：“告诉我这一切全是怎么回事。”

　　她呻吟道：“五十多岁的妇道人家，还要丢这个人！他们干吗不杀了我？”

　　他说：“别胡想，这哪是您丢人哪。”

　　“村里可对谁也别说。”

　　“村里也没人可说。”

　　“人全哪儿去了？”

　　“全都跑啦。村里一个人都没有。告诉我怎么回事吧。”

　　于是她打起精神对他讲了。

　　“矮鬼子来了。谁知道什么时候，怎么来的？他们闯进家里，你媳妇正同孩子在前院里玩。一个凶煞神模样的鬼子兵进来了，你媳妇连忙拽上孩子奔屋里来。鬼子兵在后面追。她拴上门，让鬼子兵捅开了。曼妮和我奔进这后间来，听到外面的惨叫声，然后是什么金属的东西恍当一声，孩子的叫声便一下子没了。过了一会又是你媳妇的一声惨叫。我爬在床下。可是你妈悬梁了。那鬼子兵进来，把我从床下面拽出来，他怒气冲冲，把我摔到床上。过后我晕过去了。醒来以后屋里再没有声响。我看见你母亲的身子在那儿。你看，人都死了，他还放不过她。你媳妇和孩子死了吗？”

　　阿萱默默地点点头。他不敢走进妻子躺着的房里去，他坐着瞧地上的母亲的尸身。说来也怪，他每回瞧她都产生了新的力量。她看去并不是惨不忍睹，只是死了，她看来还是美丽如昔。最后他鼓起全部勇气去到前屋，把孩子搁在妻子身旁，盖上了母子两个。

　　老姑妈问：“想吃么？”

　　他说：“我吃不下。”

　　“那么给我从柜子的右边抽屉里拿枝人参来熬成汤。我要长点气力。”

　　他照办了。把人参切成小片再熬汤的一道道动作使他镇静下来，但仍有对自己的处境感到不可思议的感觉：家小全死去了，他却平静地熬人参汤。一切全好像很怪；再细小的事，只要还是平时的状况，就好像是意料之外的。他盯住僻啪作响的火苗，陷入沉思，他心里慢慢地、悄悄地作出了决定。

　　他回转去再看母亲的尸身。“妈，我一定给您报仇！”这话他几乎是高声说出来的，“我要杀，杀，杀！”

　　这时他一点不怕死了，也完全不考虑自己。他突然感到一身轻松，同今天早上的那种压抑感恰恰相反，他打算遇上日本鬼子，随时随地去死。他解脱了。

　　他到外面去看看左邻右舍各家，看不见一个活人，这里那里全是死尸，但是他毫不害怕了。他再往前走，听到了急促行走的脚步声，那儿还有人活着。他觉得自己是个在鬼魂世界行走的健康人。他走进一座漆黑的屋子，大声咳嗽。

　　一片阒寂。他有点害怕了。

　　他喊话：“我是中国人。这里有人吗？”

　　他向漆黑处再喊了一遍。“别害怕。矮鬼子已经走了。”

　　有脚步走动和衣衫窸窣的声音，他依稀认出两个前来的身影。

　　一个女子的声音问道：“你是谁？”

　　“我是北京的曾先生。我家有三口人都死了。”

　　一个女子去点亮了灯。

　　“你们怎么活下来的？”他问。

　　“咱们婆媳俩藏在做饭炉灶下面一个椅角里。”

　　他告诉她们：“赶明儿你们最好到山里去投奔亲戚，鬼子兵还会来的。”说完他就往回走，当晚在母亲身傍的地下躺了一夜。

　　第二天他帮助老伯母和那婆媳俩避到山里去，又回到死去的亲人身旁。村里就他一个。他拿起锄头铁锹把几具尸体埋在后园里，还没干完天已黑了。

　　这时他才感到肚子饿。他到灶间去胡乱做了一餐来充饥，又走到外面坐到埋了母亲和妻子及孩子的土堆上。

　　第三天他还是不忍心抛下她们离去，便又留了两天——这个鬼影幢幢的村子里只有他一个生灵。

　　到第五天早晨他遵照礼俗又在墓地上拜哭一遍才离去。

　　他的两个小指头上各戴上一个指环，一是母亲手上的，一是妻子手上的；又在皮夹里放三缕头发：母亲的，妻子的和孩子的。

　　他找到游击队营地，入了伍。每逢战斗他总在前列而从未受伤，他的性命像有魔法护佑；队里同志都奇怪他何以打起仗来是那么力大无穷，勇往直前。他来不及告诉大家那是他母亲和妻子孩子的阴灵在护卫他，增添他的勇气，他们也不知道他已是孑然一身可又不是孤孤单单的。

　　※※※

　　在北平他们当然得不到曼妮一家的消息。警察来查问，多纳休小姐搬进来以后园子里表面上平静无事，然而阿非和宝芬觉得非离开北平不可，因为事情明摆着：他这个政府官员只要环玉和那些亲日分子高兴，随时可以被捕。襟亚和暗香也觉得只有脱离环玉的手掌才能安全。

　　除了这种种个人间的原因以外，目前的北平从一切实际目的来看都是一个沦陷了的城市，同中国的其馀部分隔绝，封闭在混乱无序的血腥气氛中。日方没有公开接收市政府，可是群丑已经准备成立地方维持会来协助日方维持地方秩序并且在各方面配合他们。冒出个什么东亚文化协会来提倡学日语。学校里的课本要换过。去年逐渐减少的毒品窟又猛增起来。大批日本商人来到，而日本女子穿的不是西服就是中式旗袍，穿旗袍的理由是爱国，是“巩固同满洲国的友谊”。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旗袍的时兴是在通州保安队反正、三百日本人被杀之后，而不是在此之前。在中国人眼里北平从各方面看来都已是个死城。安福系政客的余孽、以西原大借款落得臭名的王克敏已经伙同他那帮人积极筹备成立傀儡政权。

　　阿非和襟亚谈论如何带上家小去上海的事。这时毒瘾已完全戒绝的博亚则决定同妻子留下。年迈的冯舅爷和冯舅妈以及宝芬的父母说他们不必离开，愿意留下来同多纳休小姐一块看守静宜园。

　　这时上海也爆发了战事。不过外国客轮依然定期往返津沪之间。这两家子只要上了船，平安驶出天津就不会有什么危险了。他们也知道乘火车离开北平要经过搜查，但头等车的旅客麻烦又要少一些。最有可能严密搜查甚至逮捕的一类人是大学生和二十到四十岁的青年人，因为他们各方面都像士兵。商人阶层照例容易放行。襟亚年近五十，应该是安全的。阿非四十不到，但他细心改扮为商人，戴副老式眼镜，捧一副水烟烟具，又留起胡须，让人看来尽可能老些。他们还要从药铺和古玩铺弄来营业文书。

　　暗香扮做商人之妻是容易的。宝芬看去非常摩登，年轻得多，但是跟一个富裕的掌柜乘头等车，又有丈夫孩子在侧，应该通得过。此外，多纳休小姐愿意陪送他们到天津，看他们平安上船，因为她知道有个美国女子在场可能提醒日本人表现得像个文明人。

　　于是八月中旬他们告别了古城北平。他们经过东单北大街，看到那些熟悉的店铺时，阿非和宝芬双手紧握，竭力克制惜别之情。到东单牌楼时阿非吩咐司机向西拐弯走东长安街，让大家再看一次金碧辉煌的紫禁城的屋顶。

　　多纳休小姐用英语说：“多谢上帝，宫殿建筑依然无恙。在我看来北京还是北京。”

　　他们一早便到车站，开车时间是八点半。一大群人，老的小的，在站前转悠，黄包车、汽车和马车上行李堆得高高的。

　　进站的旅客不分年龄性别都要搜查，站外的人则要久等。经过检查到了站台上他们还得打开箱笼。阿非一行人无甚困难就上了头等车的包厢。这时已十点，火车还不大像要开。

　　阿非等得不耐烦，下车到站台上散步，告诉暗香和宝芬孩子们一定要严格关在车厢里。他看到别的旅客还在被搜身，行李也打开检查。

　　一个担任警卫的中国人对已经轮到的旅客大声呼喊：“打开箱子！”然后悄悄说：“碍事的书报杂志丢掉。”两三个一群的日本宪兵上了刺刀，在一旁注视。

　　阿非再前行到三等车厢前面，只见乘客排成队一个个经过搜查才准上车。大家的上衣都是解开的。一个女学生上衣里没有口袋，便不去解开胸前的纽扣。

　　一个日本宪兵上前指指这个女学生，又对中国警卫说了点什么。

　　一个旅客，五十来岁的商人过来说：“这年头，委屈点算了。”

　　那女学生羞红了脸，解开上衣，里面衣服的口袋盖上有几个字。

　　日本宪兵指那几个字间这是什么。

　　女学生说明：“学校里洗衣房的号码。”

　　幸而那个华人译员，显然是沈阳人，替她圆转了几句，日本宪兵走开了。

　　火车到十一点半才开出，然而还没出外城便逢站都停。带上中国警卫的日军士兵两次登车再查行李，不过头等车旅客只是草草查过。

　　开出外城以后他们看见头顶一队十架或者十二架日本飞机向西北飞去。南口一带正在激战，日方忙于运去军需品，因此火车每到一站就停下让西行列车先过去。那些列车上装的是卸开的大炮、军火，有时整车整车的军马，让人闻到臭气。铁路沿线曾有激战，毁于炮火的小村镇一片惨状，不时见到成群的日本兵零零散散地蹲地休息。一路上的村庄都有太阳旗飘扬在屋顶，路旁的树木都被砍倒，显然是日军用来构筑工事了，可是看来除非派兵驻守，反而为中国武装的伏击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他们抵达天津正是下午七点半。和平时期两个半小时的路程如今走了整整八小时。

　　走出天津车站可没有那么容易了。

　　警卫警告大家：“通过天桥走中间，别乱挤！”

　　有美国女子陪同，他们出站毫不费事。刚刚暗自庆幸过了关口就有几名警卫上来说：“左边去排队。”他们看到旅客三三两两站着，缓缓挪动，四五个日本兵站在左边挑几名旅客出去详加询问。商贩、大学生、男的女的，富人穷人似乎全有挑出去的，这些人得走出队伍另外站排。

　　轮到他们了，一个日本兵突然抓住襟亚十七岁的儿子，把他拖出行列。多纳休小姐出面交涉，对日本兵说了几句，可是那个兵只白她几眼，示意孩子站到一边。暗香颤抖不已。襟亚抛给孩子一个小提箱，里面装的是买卖文件。日本兵看到这事，没管。

　　这一伙人等待孩子回来，好不耐烦。他同别人一块被赶到附近一座办公楼去，襟亚曾经嘱咐他别慌张，别显得胆怯，答话要准确。他知道有人当时让走，有的则押上一天、两天甚至三天，而那些看似当过兵的都枪杀了。离开时慌慌张张的人则叫回去再问。

　　襟亚的儿子处事谨慎。他提着小箱子，耐心等候轮到他，一点不着急。轮到他了，被带到一个小间去，三个日本人各坐在一张桌子后面，表情十分威严，问他这许多问题：

　　“你反日吗？”

　　“你是国民党员吗？”

　　“你是蓝衣社社员吗？”

　　“你是共产党吗？”

　　“你是英美派吗？”

　　“你读过三民主义吗？”

　　“你信仰孙中山吗？”

　　“你拥护蒋介石吗？”

　　“你对满洲国态度如何？”

　　“你赞成日支满合作，共存共荣吗？”

　　“中国的拉一国打一国的政策合理吗？”

　　“你出生的年月日，有姐妹几人，年龄，姓名，进的什么学校？”

　　这些无聊的问题一个接一个板着脸问出来，又把答话认认真真地记录下来。几个日本军官严肃认真对待此事，不见一丝笑容，好像在这种境地还会有人对头几个问题作肯定回答似的！

　　“你手里提的什么？”

　　那孩子打开手提箱让他检查，那个军官对那些文书仔细查看了约摸半小时之后示意他从另一扇门走出去。

　　他知道他获释了，慢慢下楼，走到外面，只见家人在进口处等得好不焦急，见他平安回来真是大喜过望。暗香搂住他，好像他是从鬼门关回来似的。

　　他们进了英租界，在一家外国饭店开了几个房间。三天以后才有船。多纳休小姐一定要陪到把他们平安送上开往塘沽登英国海轮的驳船才走。宝芬对她说她们目前已经确保平安了，要她回去，并且深深感激她患难时候表现出来的这种坚定的友情。

　　多纳休小姐终于在他们上船的前一天回北平去了，因为大家叨念她走开以后园里是否没事？阿非和襟亚两家人经过停靠过几个口岸的五天航行之后抵达上海。黄浦江两岸被轰炸的声音震耳欲聋，日本军舰多艘停泊在码头上炮轰华界，大火冲天，浓烟蔽日。

　　他们的船泊在公共租界的码头。上岸之后他们住进附近的饭店，再打电报给木兰和莫愁告知抵沪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