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一旦来到中国，总是不得不有所感想。他们总是同情中国，有时也不免失望，然而却很少能够真正地理解与鉴识中国，因为他们总是在说爱中国或者恨中国。也许一个人在来中国之前，有时会想，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大国，遥远缥缈，似乎不属于这个世界。这种感觉很有一些吸引力。然而他一旦来到中国，就会感到目不暇接，很快就觉得无法再思考了。他只是感到了中国的存在，一种如此巨大的存在，简直超过了人类心灵所能包容的程度。这里似乎是一片混乱，此事物与彼事物互不关联，生命的运动在遵循着自己特有的规律，生活像是一出出雄伟的戏剧，时而悲哀，时而欢乐，却总是那样紧张，那样激昂，那样真实。一段时期过后，他又开始思考了，这时他感到奇怪，感到惊愕，感到百思而不得其解。

　　这时，他的反应就同他的性格大有关联了。他要么是一个浪漫的国际主义者，要么是个一本正经，自命不凡的道学先生。他要么喜欢中国，要么不喜欢，并开始举例来证明自己的好恶。这也无可厚非，人们总是要对中国有这样那样的看法，采取某种态度，否则便不能证明自己是个聪明人。人们千方百计为自己寻找理由，开始相互叙述趣闻轶事，家常琐事，交流别人在闲谈中说漏嘴的和随便说过的话，并且议论一些至关重要的事情。这又足以使自己成为哲学家，成为在中国问题上冷静的、铁面无私的批评家，认为中国一无是处，或者使自己成为热情浪漫的赞赏者。当然，这些人的结论难免是十分愚蠢的。但是，人们的观点和看法就是这样形成的。世界之大，概莫能外，实在不可避免。于是，人们就开始辩论起来。一些人总是认为自己对中国和中国人有真知的见。这些人是统治世界、操纵世界各地商业贸易的幸福之人，他们的见解总是对的。另外一些人发现自己充满疑虑和困惑，感到茫然，对中国有一种敬畏之情，一种不解之意，也许是一种畏惧感与神秘感——他们又回到自己原来对中国的看法之上了。然而，所有的人都感到中国是存在的，而且是一种神幻莫测的“存在”。

　　可见，中国在当今世界上是最使人感到神秘而惊愕不已的国家，而且这还不只是由于中华民族的古老及其地域的广阔。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有着持续文化传统的最古老的国家；她的人口也居世界之首；她一度是雄视全球的强大帝国，一个引人瞩目的征服者；她为世界贡献了自己某些最重要的发明；她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学、哲学和生活的智慧；她在艺术领域中展翅飞翔之时，其他国家还刚刚在学着拍打自己的翅膀。然而，今天的中国，无疑是这个地球上最混乱、最受暴政之苦、最可悲、最孤弱、最没有能力振作起来稳步向前的国家。上帝——如果有上帝的话——本意是要中国成为世界各民族中第一流的民族；她自己却在国联中选择了一个靠后的位子，与危地马拉坐在一起。整个国联已尽了自己最大的诚意，却还帮不了中国的忙，不能帮她把自己的家整理得稍微有些条理，不能帮她制止国内战争，不能帮她从自己的思想家与军事家、革命家与绅士政客手中解放出来。

　　与此同时，最令人惊愕的事实是：她自己对任何拯救自己于水火之中的行为都表示出一种最冷漠的态度。像一个肚量很大的赌徒，她在失去了像德国那么大的一片领土时连眼皮都不屑于眨巴一下。当汤玉鳞将军在以创世界纪录的速度撤退，在8天内丢掉了5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时，四川方面叔侄二将军正在兴高采烈地大比其武。我们开始纳闷：上帝最后能否按自己的意志去行事，他能否置中国人自己的态度于不顾，而帮助她成为第一流的国家。

　　另一个值得疑虑的问题是，中国的前途在哪里？她能像以前那样成功地生存下去吗？迄今还没有一个古老的国家能做到这一点。上帝真的本意要她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国家吗？抑或她仅仅是“大地母亲的小产儿”？

　　她是有过美好前程的，她曾经是征服者。现在，她最伟大的前程也许不过就是能够生存下来，而这种能力是毋庸置疑的。尤其是在考虑到以下事实时，就更为坚信不疑：考虑到她所经历过的岁月，那时希腊的崎丽与罗马的荣耀早已成为过去；考虑到她那苦苦研习外族文化的真谛，并使之融入自己的文化之中的能力；考虑到她吸收井同化外来民族的能力。中华民族的这种生存能力，她的悠久，显然是值得认真思索的。这是对一个古老国家应持的态度。人们应该尊敬老人，也应该尊敬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是的，即使她除了年迈，除了长寿以外别无所长。

　　这是因为中国有一种优越的生存本能，一种新奇的、超自然的、非凡的活力。其他方面姑且不论。她的一生就是这种生存本能胜利的一生；她使自己适应了各种不同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而这些生活环境如果给予另外一个生命力不太旺盛的民族，则会酿成大祸；她接受了自然给予自己的那部分思想，这里有鲜花、小鸟和名山大川作为她精神与道德的支柱，革凭此项就足以保证她的身心健全而纯洁，从而使整个民族免于城市社会的退化与堕落。她宁愿生活在旷野，晒晒太阳，观赏夕阳的余辉，触摸情晨的甘露，吸收千草与湿润的大地的芳香；从她自己的诗歌（生活习惯的诗歌和写在纸上的诗歌）中，她学会了如何使自己的灵魂——呜呼！那个经常受伤的灵魂——振作起来。换言之，她想方设法使自己活到了这样一大把年纪，就像一个普通人一样，靠着在野外的生活，靠着那许多的阳光与新鲜空气。然而，她也经历过艰难时世，经历过持续数百年的战争，经历过瘟疫，经历过自然灾害与暴政的折磨。所有这些，她都用自己严肃的幽默和坚强的神经挺过来了。她总是有办法使自己适应这一切。是啊，长寿，仅仅是长寿，就很值得人们思索一番了。

　　她现在已经到了耄耋之年，身体与精神的痛苦对她来讲已无关紧要。她或许也不再抱什么希望，感到自己已不可救药。其他人也可能会这么想。人们奇怪，这是老年人的长处呢，还是弱点？她曾经向这个世界挑战过，但她已不像以前那样激动。她的高寿也使她有权利这样做。无论发生什么事，她那平静的生活总是一如既往，不为所动。她感觉不到任何痛苦与酸楚，没有屈辱和奢望这些使青年人激动不已的感情。即使是过去两个世纪以来要将她立即毁灭的威胁也未能把她吓倒。她不再考虑什么成功与失败；灾难与死亡也不再是那么可怕；几百年以来民族生活的阴影也不再具有任何意义。正如尼采对大海的比喻一样，她的伟大能够包容所有的鱼类、贝壳类、海蜇类水生物，包容那些向她掷来的污泥与垃圾。中国的伟大能包容出国留学生的蹩脚的宣传和暴躁的语言，包容她所有的下级官吏、变节将军和骑墙革命者的虚伪、无耻与贪婪，包容所有的战争、瘟疫、污秽、贫穷和饥荒，因为她就是战胜了这些东西而活下来的。欢快而古老的中国，面对着战争和瘟疫，周围是贫穷的子孙，安详地呷着清茶，微微地笑着，笑着。在她的笑声中，我看到了她真正的力量。她安详地呷着情茶，微微地笑着，笑着。在她的笑声中，我有时发现一种懒于革新的惰性，有时则发现一种颇觉高做的保守。懒惰？高做？到底是什么？我也不清楚。然而在她灵魂深处的某个地方，存在着一种老大的狡黠，一种给人以奇怪印象的狡黠。多么奇怪而又古老的灵魂！多么伟大而又古老的灵魂！

　　然而，中国是伟大的吗？卡莱尔①说过，一个人在读一部真正伟大的作品时，开始总是感到烦躁，甚至会达到痛苦的程度。伟大者命里注定会被误解②。这也是中国的情形。中国曾经被人极大地误解过。我们在不理解并想放弃某样东西时，我们常说它伟大。在被理解与被称作伟大之间，中国宁愿选择前者，这对周围的任何人都有益。然而，怎样去理解中国呢？谁来做她的解说员？她有如此悠久的历史，有无以数计的国君、皇帝、圣人、诗人、学者、勇敢的母亲和聪敏的妇女，她还有丰富的艺术、哲学、绘画、戏剧——这些东西赋予普通人的分辨善恶的道德观念。她还有民间文学与民间传说的巨大宝藏。语言本身也是一个几乎无法逾越的障碍。通过洋径洪英语能使外国人懂得中国吗？那些老中国通应该靠自己的厨子和老妈子来理解中国的灵魂吗？还是靠他最可信赖的男仆？抑或靠他的买办与收帐员？或者是靠阅读《字林西报》上的通信？这些显然都是行不通的。

　　①卡菜尔（Thomas Chr1y1e，1795～1881），苏格兰作家、历史学家及哲学家。

　　②语出自美国诗人、小品文作家爱默生（1803～1882）的一句名言：伟大即意味着被误解。

　　确实，要想理解一个不同文化的异邦，特别是中国这样与其他国家差别如此之大的异邦，往往不是凡人所能胜任的。这种工作需要宽广博爱的情怀。做这种工作的人应该感到整个人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与同伴有着深情厚谊，并为之感到高兴。他必须像感觉自己心脏的跳动那样去感觉事物，用自己心的眼睛去观察事物。他还不应该受自己下意识思维的影响，不受从小养成的观念的影响，更不能受成年人所具有的专横思想的影响，受那些用大写字母开头的名词的影响，如民主、繁荣、资本、成功、宗教、股息等。他需要暂时抛开这些东西，需要稍微简单一些的头脑，正如罗伯特·彭斯①那样典型的简单头脑。彭斯是最具有苏格兰特色然而也是最具世界性的诗人之一。他把我们的灵魂赤裸裸地摆在我们自己面前，他揭示了我们共同的人性，我们人类所具有的爱和悲。一个人只有摆脱了以上这些东西，具备了一个简单的头脑，才能真正理解一个异族的国家。

　　①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1759～1796），英国诗人。

　　那么，谁来做她的解说员呢？这似乎是根本无法解答的难题。当然不是那些身居海外的汉学家和因书馆学家，因为他们只是通过儒家经典来反映中国社会。侨居中国的真正的欧洲人不讲汉语，真正的中国人又不讲英语。汉语讲得很好的欧洲人会养成与中国人相同的思维习惯，从而被自己的同胞视为“怪物”。英语讲得很好的中国人则已养成了西方人的思维习惯，被“异族化”了。他们或许根本不讲汉语，或者讲汉语时带点英语口音。通过这样一个淘汰过程，似乎这个解说工作非老中国通莫属了。我们要在很大程度上靠他们对洋径洪英语的理解来理解中国了。

　　老中国通，英语缩写为0. C. H.——我们先来为他们画幅像，因为他作为中国问题唯一的权威，似乎占据着一个重要的地位。阿瑟·兰塞姆①先生对此有过很精辟的描述。在我们心目中，这是一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大家尽可以凭自己的想象力来描绘一下，他或许是一个传教士的儿子，或许是一位船长、舵手、领事馆的书记员，也可能是一个商人，中国正好是他倾销沙丁鱼以及“同阳光接过吻”的蜜橘的市场。他并不总是没有受过教育，事实上他还可能是一位出色的记者，一只眼睛盯着政治顾问们的活动，另一只眼睛盯着贷款委贝会的行踪。他在其有限的活动范围内，可能消息还非常灵通，尽管他连续讲3个中国字都颇为困难，是依靠他讲英语的朋友提供信息的。他孜孜不倦地进行着冒险。他打高尔夫球，以保持身体催康。他喝李普顿②茶，读《字林西报》。读报时也不免为那些土匪、绑票、频繁的内战等大动肝火，以至影响了早饭的食欲。他胡子刮得光光，穿着也比他的中国助手们整洁。他的靴子也比在英国时擦得亮，当然这并非他的功劳。中国那些擦皮鞋的小男孩，技艺可真不错。他每天早晨从住所乘车三四英里到办公室去品尝史密斯小姐为他准备好的清茶。他的血管里可能并没有流淌着贵族的血液，客厅里没有悬挂着祖先的画像。但是他总可以迫溯历史，进而发现他那在远古时代生活在丛林中的祖先是有贵族血统的。于是，他安心了，排除了一切顾虑与不安，他开始潜心研究中国。然而，每当他由于公务的原因，不得不穿越中国城镇的街道时，总有些未曾开化的人们用眼睛盯着他瞧，他感到很不舒服。他取出手帕，大声地擤着鼻子，勇敢地忍受着这一切。恐惧之心实在无法抑制。他约略环视了一下这些身着蓝褂的人潮。他们的眼睛似乎不像廉价小说封面上所描绘的那样包斜。这些人会在背后给你一刀吗？在这光天化日之下，似乎不太可能。但是谁敢打保票呢？他在板球场上学到的勇气和风度，这时都烟消云散了。他宁可在球场上被人用板球棒当头击一闷棍，也不愿意再光顾这些弯弯曲曲的街道了。是的，这就是“恐惧”，一种对不了解的事物的原始的恐惧。

　　①阿瑟·兰塞姆（Arthur Ransome，1884～1967），英国作家。

　　②李普顿（Thomas Johnston Lipton，1850～1931），英国商人。

　　然而，对他来说，还远不止这些。是他自己的“人性”不能忍受他所意识到的人类悲哀与贫穷。他甚至不能忍受一个人像牲畜一样为他拉黄包车，他需要一辆小汽车。他的小汽车不单卑是一辆小汽车，而且是一个带篷子的走廊，从家里到办公室，保护他不受中国人的伤害。他在喝茶时和史密斯小姐谈了这些，说在中国拥有一辆小汽车不算奢侈，而是必需。一个精神封闭的人，坐在用玻璃封闭的盒子里，被从住宅运送到办公室，每天行程3英里。在侨居中国的25年间，他就是这样生活的，尽管他回到英国，在给伦敦《泰晤士报》的信上署名“25年侨居中国的老住户”时并没有提及这些。他的信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他当然应该知道自己在讲些什么。

　　他的旅行很少超越那来回六英里的路程，除非他到乡下参加越野赛跑，但那时他在野外，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然而，这里他也错了，因为在这种户外活动中，他根本不需要防卫。这一点他也知道，他不过是那么说说而已。他从未被中国人邀请到家中作客，他小心翼翼地躲着中国餐馆，他从未读过中国报纸。在灯火辉煌的晚上他去了营业时间最长的酒吧，呷着鸡尾酒，拾取、吸收并交换着从葡萄牙水手那里流传下来的发生在中国海岸上的故事。他总是感到很遗憾，上海不是苏塞克斯①。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在英国时基本相同。（一位署名为J. D.的作家在伦敦出版的《新政治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英国人在中国》的文章，他说：“英国人的生活范围只限于办公室与俱乐部之间，在办公室，他周围都是外国人，有同事，也有上级；还有中国人，这是他的下级，职员一类的人。在家里，他看到的只是外国人，当然仆人除外。这里他每晚听到的是抱怨中国人的不诚实与愚蠢，其间也点缀着一些日常工作中的故事，也谈谈体育新闻。这后者是唯一能够拯救在中国的英国人的法宝，也是除了攻击中国人之外的唯一话题。”）当他听说中国人也在开始过圣诞节，也在取得进步，他感到很高兴；但他讲的英语别人听不懂，他又感到很惊讶；他目中无人地在大街上行走，踩了别人的脚，甚至也不屑用英语讲一声：“对不起”，是的，他连汉语“谢谢”、“请”、“请原谅”这些最起码的，甚至一个旅游者都会讲的道德语言都懒得去学；他抱怨排外主义，并对中国人并没有吸取“义和拳”起义后北京遭劫这样的历史教训而感到失望。这就是中国问题的权威。让他们来做人类联系的纽带是多少可悲的事情啊！

　　①苏塞克斯（Sussex），英国南部一郡。

　　所有这些，我们都能理解，这都是很自然的事。如果不是因为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由此而来，我们也不会提起它们。只要考虑一下这些因素，一切都不难理解：语言的难学，汉字的难写，当今中国政治、学术和艺术上的一片混乱，中西方在习俗上的巨大差异等等。不过，我们要求的不过是更高的智慧层次上对中国更加全面的理解，我们固然不能仅因为老中国通们读不了中文报纸，就下结论说他们没有权利写有关中国的书。然而这些书籍和文学也只能维持在世界上营业时间最长的酒吧里的那些闹言碎语的水平上。

　　当然也有例外，像罗伯特·哈特爵士①、伯特兰·罗素②这样的人，他们都能看到一种与自己如此不同的生活也有其特定的含义。然而，有一个哈特爵士，就有一万个罗德尼·吉尔伯特③；有一个罗素，就有一万个伍德海④，于是形成了舞台化的中国人的模式，他们还不间断地为这个模式增添一些笨拙的细节——幼稚，虚假——而西方人对此又是那么熟悉。这是早期葡萄牙水手传说故事的继续，只是语言不那么污秽罢了。然而，讲故事的人的心灵都是与那些水手们的心灵一样地令人厌恶。

　　①罗伯特·哈特（Robert Hart，1835～1911）英国外交家。

　　②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1，1872～1970），英国数学家及皙学家。

　　③罗德尼·吉尔伯特（Rodney Gilbert，1889～1968），美国新闻记者，著有几种有关中国的著作。

　　④伍德海（H. G. W. Woodhead，1881～1969），英国人，著有各种有关中国的书籍。

　　中国人有时奇怪，为什么中国只吸引了一些水手和冒险家来。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读读H. B. 摩斯①的著作，检查一下自古到今上述水手们的传统是如何继承下来的，分析一下早期葡萄牙水手和现代的老中国通们在世界观上存在什么相似之处，他们的兴趣，他们选择细节的自然过程。是什么样的客观条件促使他们漂洋过海，踏土地球的这个角落，是什么动机使他们过去直到现在还在陆续地到这个未开化的地方来呢？是黄金和投机冒险，黄金和冒险首先使哥伦布这个最大的航海冒险家去寻找一条到达中国的路。

　　①H. B. 摩斯（H. B. Morse，1855～1934），美国的中国问题权威，著有《满清帝国的贸易和行政》、《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1934年东印度公司在中国活动史》等。

　　然后，我们就开始理解这个持续的过程，理解哥伦布－水手传统是如何一步一步被有条不紊地继承下来的。我于是为中国感到难过，可惜不是我们人性的力量，而是我们的黄金，我们作为具有购买力的动物把西方人吸引到了这个远东海岸。是黄金和成功，是亨利·詹姆斯①所讲的“既预示幸福又预示灾难的女神”把西方人和中国人绑在一起，把他们扔进这个卑鄙龌龊的漩涡。他们之间没有任何人性的和精神的纽带。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英国人，自己都不承认这一点。所以，中国人便问英国人，既然你如此记恨中国，为什么不回到自己的国家去；而英国人则反唇相讥，问中国人为什么不愿意离开租界。他们谁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对方的问题。情况就是这样，英国人认为不值得让中国人去理解自己，而真正的中国人认为，让英国人去理解自己更是犯不着的事。

　　①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11～1882），美国作家。

　　然而，中国人理解自己吗？他们是中国最好的讲解员吗？人们公认，自我认识是极难的事。尤其是需要对自己进行大量健康而又清醒的批判时更是如此。语言障碍对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来说并非难事，但中国悠久的历史却能使他颇费精神。她的艺术、哲学、诗歌、文学和戏剧之复杂很难使他钻进去，并加以清理，从而完美地理解和阐明这些问题。他的同胞，同一趟电车上的旅伴，现在正在控制着某省大权的者同学，也都使他难以理解，难以原谅。

　　可见，眼前发生的一切，使外国观察家感到困惑的一切，也使现代的中国人感到困惑。也许中国人与外国观察家相比更缺乏一种应有的冷静公正的态度。他的心中正在进行着一种乃至多种艰苦的斗争，其中有理想的中国与实际的中国之争；有对祖先感到自豪而对外国人又感到羡慕的斗争，这也许是更为激烈的斗争。他的灵魂正在为这样一种斗争所撕裂：即两种对立的忠诚之间的斗争——对古老的中国的忠诚，一半出于浪漫，一半出干自私，以及对开明与智慧的忠诚，这种智慧渴望变革，渴望将所有那些腐败、堕落、干枯或者发霉的东西一扫而空。有时，这是一种更为基本的斗争，产生于羞耻与自豪之间，对自己的家庭忠贞不渝，而对家庭的现状又感到不满和惭愧。这都是非常健康的本能心理。有时，他的宗族自豪感占了上风，而在正常的自豪感与极端的保守之间的距离是那么近；有时他的羞耻的本能占了上风，而在诚心改革的愿望与非常肤浅的现代化和现代拜金主义之间，距离又是那么小。要想避免这两种极端，实在是一件很棘手的事。

　　那么，将自豪感与诚实改革的愿望结合起来的关键在哪里呢？既能欣赏，又能批判；既用理智，又用感情；使二者结合绝非易事。因为这就要求我们对古老的文化进行一番打捞工作，就像整理自己的传家宝一样。就是有古玩鉴赏家的眼光有时也不免看锗，他的手指也不免犹豫不决，不敢去捡出那应当捡出的东西。这项工作要求我们有勇气，有一种罕见的诚实，还有那更为罕见的不断向自己提出问题的活跃头脑。

　　他与外国观察家相比，显然有独特的优越之处。他是中国人。作为中国人，他不仅用自己的理智，也用自己的感情去思维。他知道在他的血管里汹涌奔腾着的是既有自豪也有耻辱的中国血。这种神秘中的神秘处在自己的生物化学结构之中，运载着中国的过去与未来，承受着她所有的骄做与耻辱，荣耀与邪恶。看来，我们整理传家主的比喻并不全面，因为上述这些下意识的民族遗产都已融于中国人自身之中，成为他的组成部分。他可能已经学会玩英国足球，但他并不是真的爱好，他或许已学会羡慕美国人的高效率，但在内心里，却反对这种效率；他也许学会使用餐巾，但他讨厌这种东西；从舒伯特的旋律和勃拉姆斯的乐曲中。他听到了一种泛音，这是一种东方古老的民歌和田园诗的回声在诱惑他回到东方来。他昔心钻研了西方美好与难臻的东西。但他还是回到东方来了。在接近40岁时，他的东方血液将他战胜了。他看到父亲戴着中式丝绸瓜皮小帽的画像，便脱掉了西装，换上了中式长袍与便鞋。啊，多么舒服，既平和又舒但。在中式长袍与便鞋中，他的灵魂得到了慰藉。他再也不能够理解狗带项圈这类事情了。也奇怪，他自己在那么长的时间里居然能容忍这种东西。他再也不踢足球了，而开始寻求中国式的修身之道。他漫步于桑田竹林之中，杨堤柳岸之上，做着自己的锻炼活动，这种活动甚至与英语中的“乡间散步”也有差异。这是东方式的漫步，于身心大有神益。他甚至讨厌“锻炼”这个词，为什么要锻炼呢？这是一个可笑的西方观念，甚至那些可受尊敬的人为一只球在运动场上互相追逐也是荒唐的，极端荒唐；更荒唐的是在大夏天运动以后，还要把自己裹在闷热的法兰绒和羊毛绒衣之中。为什么找这么许多麻烦，他想。他记得自己当年也是乐此不疲的，可他那时还年轻，不成熟，不能控制自己。这一切都烟消云散了。他真的没有这个运动的冲动。不，他生来就是与此不同的，他生来是要叩头，要安静，要和平，而不是要足球、狗颈圈、餐巾、效率等等。他有时想，自己可能是一头猪，而西方人则是一条狗。狗喜欢咬弄猪，而猪则只是报之以哼哼，这甚至很可能是满意的哼哼。为什么不呢？他甚至想做一头猪，像一头真正的猪那样地舒服。他并不羡慕狗的颈圈，不羡慕狗的效率和拜金主义。他所有的要求不过是安静地一人呆在那里，狗不要去打扰他。

　　这就是我们当代的中国人是如何观察东西方文化的。这是唯一观察和理解东方文化的途径。他有一位中国父亲和一位中国母亲。每每论及中国，他总会想到自己的父母亲，想到他们的言谈举止。他们的生活充满了勇气、忍耐、苦难、幸福、坚忍与刚毅。这是不受现代文明影响的生活。然而却丝毫不比现代文明生活逊色。同样伟大，同样高尚，同样谦逊，同样真挚。这样他真正地了解中国了。这似乎是我所看到的观察中国的唯一方法，也是观察任何一个外国的方法，亦即考察普通人的而不是异乎寻常人的道德价值，通过考察在表面英俊优雅的仪态之下真正的礼貌与谦恭程度，通过考察妇女奇装异服遮盖下的真正妇女特征与母亲气质，通过观察男孩子的调皮与女孩子浪漫的白日梦。男孩子的调皮，女孩子的梦想，儿童们的笑声，他们嗒嗒嗒的脚步声，妇女们的哭泣，男人们的忧伤——这在全世界都是相似的，只有从男人们的忧伤与女人们的哭泣中，我们才能真正认识一个国家。民族之间所不同的仅仅是社会行为的方式，这是所有明智稳妥的国际批评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