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等级观念，或称“人各得其所”的理想，以一种稀奇的方式将平等的观念阉割了。认识到这一点，对于理解中国人的社会行为的精神，好的也罢，坏的也罢，都很重要。中国文人学者的脾性要强调各种各样的区别，如男女之别（如前所述，导致了对妇女的幽禁），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别，青年人与老年人之别，等等。儒道总以为自己所给予的是文明的影响。所以，儒家到处传播这种区别，到处建立社会等级和社会秩序。他们期望用一种道德的力量把社会绑在一起，向统治者宣传仁慈善行，向被统治者宣传恭顺服从，老年人要慈祥和蔼，青年人要尊敬老人，哥哥要“友与兄弟”，弟弟要谦恭。这里强调的并非社会平等，而是严格的等级之别，或称有等级的平等。汉语中，“五伦”的“伦”字，意谓阶层内的平等。

　　这样一个社会并不是没有其迷人与美好之处。比如，尊敬老人就一直令人感动不已。罗斯（A. E. Ross）教授曾经指出，中国的老人给人印象最深。他们比西方的老年人要高贵，看上去更体面。西方的老人们则被迫感到他们在各方面都已经度过了自己最有用的时期，现在正无偿地由孩子们供养，似乎他们在壮年时，并没有尽了抚养儿女的职责！西方的另一些老人们则不断地向人们呼喊，说他们在精神上还很年轻，结果使自己看起来更滑稽可笑。没有一个有教养的中国人会无缘无故去惹恼一位老人，正如没有一个有教养的西方人会故意激怒一位女士。这些细微的感情现在已经丧失掉了一些，但在大部分中国家庭中还依然存在。这就是为何老年人总是那么清静和悠闲的原因。中国是唯一能使老人获得清静悠闲的国家，我相信这种对老年人的普遍尊敬比世界上盛行的老年救济金要好一千倍。

　　另一方面，这种等级理论却带来了特权，对那些可以享受特权的阶层，以及羡慕这些特权阶层的人们不无魅力，直到今天都是如此。尊敬老人无疑是好事，然而尊敬学者与官员却既是好事，又是坏事。社会对“状元”——科举考试的第一名——的拥戴和欢呼，使每一个母亲都动心，你看他骑着高头大马，由皇帝亲自装饰，作为全国第一也是最聪明的学者在街上走过，真正是一个名符其实的迷人王子。作为头名状元，他应该是很漂亮的，这一点也很重要。这就是作为一名卓越的学者所得到的荣耀，一个中国官员所得到的荣耀。他每次外出，都有人为之鸣锣，宣告他驾到，衙役们在前面开道，将过路人逐向两边，像推垃圾一样。这些衙役们也总是分享着王子的权力与荣耀，他们就是偶或打伤甚至杀死一两个人又有何妨！

　　每每阅读中国的古典小说，我们总会看到这样的情景。实际上，我们并不称之为权力或荣耀。我们叫“气焰”，就像熊熊烈火，炙手可热，衙役们唯一的忧虑是会撞上另一班属于更高一级官员的人（这就是等级观念的妙用），这样他们的“气焰”就会降温。他们也可能忧虑由于不知情而杀死或打伤一个属于更高一级官吏家里的人。这时，他们会喊：“小的该死！小的该死！”事实上，他们也可能被主人送到那更高一级官吏的手中，任他给予任何他认为合适的刑罚，包括鞭打、监禁，合法不合法一应俱全。

　　这样的特权总是那么令人振奋，那么迷人。怪不得那些现代的官吏们，即使被撤职，也不愿放弃这些特权。没有一个享受着这种特权的人不感到自己非常荣幸，非常满意。把这些现代官僚们称为“公仆”，简直是对民主的莫大污辱！他们在自己的通电中，可能会使用这个名词，但他们在心里却痛恨它。1934年，曾经有一位高级官员的司机不听交通灯指挥，在一个拥挤的路口，横冲直撞。一位警察企图阻止他，他便拔出手枪把警察的大拇指打了下来。这就是他的官火燃烧的熊熊火焰。是的，特权这个东西确实不错，官火今天仍在熊熊燃烧。

　　所以，特权正是平等权力的对立面。官员们正是民主的天敌。只有等官吏们愿意限制自己阶级的特权，享受少一些的行动自由，到法庭上去回答别人对他的控告，只有等到这一夭，中国才有可能在一夜之间变成真正的民主国家。然而，现在还不是。因为如果百姓要自由的话，官僚军阀们还能有自由吗？如果百姓享有人身自由不得侵犯的权利，官僚们不就失去了逮捕编辑，关闭报社，把别人的头砍掉以治自己头疼病的自由了吗？（我的家乡福建漳州的张毅将军就是这样做的。我公布了他的大名，因为他已死了。）每当人民对他们的统治者表示不满，或者年轻人对父母提出异议时，我们就喊：“反了！反了！”意思是说天和地都倒个儿了，世界的未日到了。

　　这种观念深深地扎根在中国人的头脑之中，这种邪恶也不是局限于官吏身上，而是像大榕树的根一样，它把自己的荫凉扩展到所有来到树底下的人身上。我们中国人并不与这种榕树斗争，而是设法钻到榕树的荫凉下面去。我们不像美国人那样弹劾官吏，或者把富人的穷子付之一炬，像布尔什维克那样。我们设法去做他们的守门人，享受官吏们的树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