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的上海战役，丝毫没有惊动到内地，却给西安带来了巨大震撼。首府暂迁到洛阳，大批的政治领袖、常务工作人员、将军们、报社记者，和一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大学校长啦、外国政治专家啦、经济学者啦、名学者等——都蜂拥而至。

　　几乎每天都有重要人士到达车站，军乐队在月台上奏乐迎接他们。如果来者太重要，那么就会有两组乐队，一组是警察局派的，另一组是省政府派的。从火车入站直到那位重要访客离开月台，特别是当他跨上轿车的那一刻，两组乐队一齐地吹响不同的曲子、不同的调子，反正声音愈响，就表示愈热烈的欢迎。

　　一次全国紧急会议计划在洛阳召开。代表团正考虑建西安为“西都”。因为西安是中国古代的名都，从洛阳坐火车来只要花几个小时而已，大多数的首长都趁机来访参观，乘陇海铁路运行的钢铁车身的“蓝色特快车”。那位不识字的军阀、西安警察局局长、铁路管理局局长，都忙得不可开交。警察穿上崭新的春季制服。街道上的汽车也显著地增加。军队也大幅度地调动。满身灰尘、衣衫褴褛的士兵绑着腿，穿着草鞋，在城里游荡，有些还戴着那种毛茸茸附有耳罩的“满洲帽”。

　　国际联盟指派李顿代表团来调查“沈阳事变”时，日本正继续对满洲各省进行大肆侵略。而当李顿爵士奔波于日本和上海之间时，废帝溥仪遭挟持，“满洲国”宣布独立。满洲的中国士兵被逐出故乡，越过万里长城到内地来，变成了一支没有根据地的军队。很多人流于西北。有位著名的满洲司令也来了，暂时驻在离西安不远的潼关。戏园、茶楼、饭馆生意都很兴隆，因为有很多男女优伶和女艺人也逃到西安。

　　和柔安吃完午饭，李飞花了二十分钟走到家。他爱散步。虽然他生长在这里，这个城市仍然令他迷惑。从上海回来之后，他开始用成熟的眼光来看它。整座城充满了显眼炫目的色彩，像集市场里村姑们的打扮那样，鲜红、“鸭蛋绿”和深紫色。在西安的街上你可以看到裹小脚的母亲和她们在学校念书、穿笔挺长裙、头发烫卷的女儿们同行。这座城市充满了强烈的对比，有古城墙、骡车和现代汽车，有高大、苍老的北方商人和穿着中山装的年轻忠党爱国志士，有不识字的军阀和无赖的士兵，有骗子和娼妓，有厨房临着路边而前门褪色的老饭馆和现代豪华的“中国旅行饭店”，有骆驼商旅团和堂堂的铁路局竞争，还有裹着紫袍的喇嘛僧，少数因没有马匹可骑而茫然若失的蒙古人和数以千计包着头巾的回教徒，尤其是城西北角处更易见到这些对比。

　　李飞回到家乡，替那家国立报馆写“西安通讯”，至今已一年了。在此以前，他曾写过一系列的“洛阳通讯”。他的报道很不凡。他向来不喜欢把任何事情写得记录化、统计化，而是在字里行间表达他个人的感触。上海的编辑为此抱怨了好多次。有一回，当他寄出一篇文章之后，收到了编辑打来的一份挖苦的电报：“亲爱的李飞，可否请您慷慨地来电告知这段插曲发生的地点和时间，以及当事人的全名和籍贯？您的文中只说明事理和起因而已。”令编辑感到意外的是，读者纷纷来信说他们喜欢李飞的文章，说是他的文体和评论中体现出他个人的感觉，这使得他写的故事独具风格、值得一看。李飞真的塑造出他自己的格调，半认真、半捉弄，往往带有讽刺意味，读者喜欢他的评论意见甚过他对报道的事实。他替自己立了些名气，编辑也就任他写些自己独特的报道。他仍不喜欢当个新闻特派员，他想写小说。他之所以继续干下去，只是为了谋生，况且，毕竟报社的工作是以写作为主。他爱写作，有些作家把小说写得像市政报告，而李飞却喜欢把他的新闻报道写得像小说。虽然这对记者写作的规则而言，是不正当的，非职业性的和不被承认的。但是他喜欢这样。

　　其实他写过只有两百页的短篇小说，是根据他追随国民党自广东北上讨伐各省军阀的亲身经验。心怀着青年对国民革命的狂热，誓讨军阀、统一全国，他放弃了大学第三年的学业，和许多大学生一样投入到这个行列。这本书描写政工人员的口号、独特的仪式和讲演方式，把政工人员变成了人们的笑料。几乎有点像是政工人员的手册似的。当国民党的军队一路打下来收复城池之际，主角却高谈张贴标语的技术，糨糊的制作方法，偏爱选用蓝色的糨糊刷、糨糊罐和扶梯，以及如何在城墙和桥梁上漆上大字；简言之，就是要引人们注意的标语。还有些逗趣的段落描写国民党的仪式、行礼、鞠躬，特别是在演讲之后的“鼓掌”。党员会议中的会议事项往往包括了下面几个部分：

　　1.主席致词

　　2.观众鼓掌

　　3.介绍上级指导员

　　4.观众起立鼓掌欢迎

　　5.上级指导员致词

　　6.观众鼓掌

　　7.主席赞美上级指导员的演说，并称颂孙中山先生

　　因为老百姓对标语生厌，痛恨看到四处张贴的海报破坏了城市和乡下的景观，所以那部小说大受欢迎，甚至政工人员也暗地观赏。那本书成了北伐时期最好的讽刺文章。

　　李飞厌烦了革命，回到学校去完成大学学业。他已经稍有名气。他毕业的时候，一位在北伐时认识的朋友把他介绍到《新公报》工作。现在他已经当了三年的特派员，由他自行选择工作的职务和地点，因为他从未重复其他记者的报道。

　　他家在古城墙的东北角里，是一块比较便宜的地段。屋子后街上有些蔬菜摊子，是由邻近的农人经营的，还有几家肉铺、杂货店，一间回教清真馆和两三家平民小吃店。

　　房子是用黏土或干砖盖的，有些刷了洋灰，有些没有。蜿蜒街道的那边有个大池塘、邻家的鸭鹅常泡在水中，池塘边长满了浮萍和沼泽植物，他小时候常来这里玩耍。夏天一到，池塘就枯缩一半，他常在烂泥上走，掘取贝壳。把双脚浸泡在凉快的泥浆里，让软泥透过脚趾缝，这股感觉真令他难忘。他爱这个池塘、古城墙以及延伸着墙被沃草覆盖的这幅美景。

　　他家的房屋比别家的好些，是一幢古老、坚固的红砖房，坐落在寂静的巷子里。他可以闭着眼走过巷子，摸索到家门口。他是在这儿长大的，也是在这儿和邻居男孩玩耍，念大学时每次他从上海回来，总是明显地看出这条巷子愈来愈短、愈来愈窄。

　　大门边有两根红砖柱子，伸出白粉墙。小时候他喜欢闭着眼，沿着墙拿根棍子划。当棍子碰到红砖柱子，就知道到家了。当他母亲叫他去买青菜豆腐，他就这样走，母亲会在门口看着他。他睁开眼，往往会撞进母亲的怀里，母亲总是笑笑，即使他压碎了手中的豆腐，她也不生气。

　　现在他母亲已届中年，而他也不再闭着眼走回家了。他稳健快速地走上去敲门，通常都是老妈子李妈来开门。小时候，家里请不起女佣。他父亲是个铁路局的员工，在他很小的时候他就过世了。他母亲洗衣煮饭，一手把两兄弟抚养成人。现在他们请得起佣人了。小时候他说过要送给母亲“一个地球的铜板”。当他第一次把稿子卖给报馆，把三块半稿费换成了一毛、两毛的零钱。他买了个地球仪，在北极的地方穿了个洞，开始存铜板。念大三的时候，地球仪几乎满了，他把它带回家送给母亲。

　　“妈，这是我送你的一球铜板。”他把球摇得叮当响。母亲笑得脸皱成一团了。长大后他仍继续寻母亲开心，用各种故事来愚弄她，有真有假，她被弄得糊里糊涂，从来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他的话。而这种顽皮不羁、真假参半的个性，不知不觉地塑造成他的风格。

　　有时候是他大嫂端儿来开门。她的身材娇小，声音像银铃般悦耳。端儿是个零售商的女儿，是他母亲做主替哥哥娶过门的。他觉得，这么一个小女人竟生下了三个男娃，简直是不可思议，他哥哥一百八十厘米，还比他高出两厘米呢。他哥哥李平不常开口，很少让情绪表现在外。他现在是个成功的羊毛皮货商了。他母亲辛辛苦苦地抚养两兄弟长大，让大的能在商场上立足，小的能够完成大学学业，这是他认为女人比男人强的许多原因之一。至少在养育子女方面，父亲根本可有可无。李飞深信自然法则，人类永远无法达成大自然所预定的一切。公鹅无法抚育小鹅，公鸡也是滑稽的父亲。他还相信，即使是个没教养的街头少女，只要她有良好的天赋，不论他是名将或是学者都能获得男人的心，因为自然界从未要求女孩子用文凭去赢得男人呀！

　　他回到家总是先去看母亲。

　　“吃过午饭了吗？”虽然他已经二十五岁，她仍然把他当小孩子看待。因为他是幺儿，而且还没成亲。

　　“是的，我和一个漂亮的小姐一齐吃午饭。”

　　母亲的眼睛露出阴郁不相信的神色。他又说：“学生和警察发生斗殴。妈，你知道吗？真可笑。警察乐队引导学生游行，却偏又有警察来阻止游行。”

　　“干吗游行？”

　　他母亲不识字。他不想作太多的解释，因为那只会弄得她更糊涂。在她窄小的天地里，只有西安和她的亲人。

　　“我们在上海和日本人打仗。有一部分军队在和日本对抗，有一部分却没有。学生们想要支持那支在对抗敌人的军队。”

　　“你说你和女孩吃午饭，别又是在骗我的吧？”

　　“不，妈。很多男女学生都受了伤。有一个女孩受伤被落在后面，我只好帮她的忙。我带她上医院，之后请她和我一块吃饭。”

　　“是不是个好女孩呀？”母亲真不该用这个字眼，天底下的女孩都应该是好的。

　　“是的，我想是吧！”

　　母亲很重视这件事。幺儿成亲她看得比什么都要紧。她不是那种专制的女人，她只是静静地等着。

　　“你应该多多留意女孩子了。你哥哥已经给我生了三个孙子，而你还不结婚。告诉我，她是谁呀？”

　　“一个大学生。”

　　“长得什么样子？”

　　李飞虽然很会说话，却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她。“叫我怎么说呢？她是个很端庄的女孩，漂亮的脸蛋、乌黑的眼睛。”

　　“你喜欢她吗？”

　　“喜欢。我看她独自坐在树下揉膝盖，表情有点难过。”

　　“你会不会再见到她？”

　　“噢，妈，别催我嘛！我今天早上才认识她。她父亲是位学者，是大夫邸杜市长的亲戚。”

　　“这我不喜欢。我不认为一个有钱人家的女儿会成为我们家的好媳妇儿。”她母亲绷着嘴。

　　“但是她不一样，您还没见过她呢！”

　　“我只是不想再看到你受伤害，记得吗？”

　　她母亲记得很清楚。他在上海念大学的时候，有个同窗好友叫做蓝如水。他曾经全心地用柔情和理想去爱蓝如水的妹妹。但是蓝如水的父亲是个工厂老板，一心想找个有钱的女婿。女孩对他的印象不错，总是对他微笑，他们也曾约会过几次。然而他一直没有机会。那女孩和一个有钱的少爷订亲了。他尝到了心碎、失眠、绝望的滋味。

　　那年夏天，他可怜、难过、失魂落魄地回西安。他没告诉任何人，只是单独受折磨。他大嫂看得出来，他母亲也看出来了。

　　在一个夜晚，全家人都入睡了，他醒着躺在床上。他祈祷那个少爷善待她，使她快乐，祈求老天别让她吃苦。这是他唯一的期望。那样他就感到快乐了。

　　他听到母亲的床嘎吱作响，然后是划火柴的声音。她的脚步向他接近。手上拿着蜡烛，走过来坐在他的床边。

　　她温柔地抚摩着他。“孩子，你到底有什么烦恼？”

　　经她这么抚摩，泪水不禁夺眶而出，他伤心地哭，像小时候那样大哭。自从长大以后，那是他第一次哭。

　　他把一切告诉母亲。她温柔地只想帮助他。

　　“你一定要回上海去吗？你可以留在家里，我替你找个好女孩。”

　　他还是回上海了，表面上忘记了这件事。但是他母亲一直牢记在心里。

　　“飞儿，你还是小心一点的好。”现在她端详儿子的表情说。

　　她没有多说什么，但是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件事。说起来她很高兴见他又恋爱了，自从那次失恋之后，他就一直对女孩提不起兴趣。

　　现在他并不想写稿子。他知道读者想明白刚才的事件，可是他不急着写。他和《新公报》约定每个月至少写六篇稿件，他是按件拿最低的稿费。除非有特殊的事故，他才打电报。他的文章可以依靠其他记者的报道。在他看完当地第二天的晨报，再去找一切的实情，当事人的名字和出事地点了。他把这叫做“记者的骑墙作品”。他提纲挈领地记载事实之后添油加醋，再用空邮寄出稿件，西安每个礼拜只有星期三递送一次航空邮件。现在离星期三还早呢！这次学生示威评述起来真没意思，不过倒是个很精彩的戏本哩！

　　他可以把一连串这种戏剧写成一本《西安史录》。西安大大小小的事他都知道。很多事情不但他知道，而且每个人都知道，清楚得不用在报上发表。省主席是个不识字的军阀，身高一百七十八厘米，在爬上今天这个地位以前，吃过多少风沙，民国初年有许多人大字认不了几个，却高居省府和中央的要职，他就正是其中之一。有一回他亲自颁布了戒严令，想通过一个哨岗，他因为穿着便服受到哨兵的盘问。

　　“干你娘的！”他咆哮着。

　　哨兵又再次盘问：“口令！”

　　“干你娘的！”他又说那句脏话，把哨兵推到一边，当场就把他枪毙了。

　　所以其他官员也学他。凡是有勇气咒骂他们老娘的，哨兵们都不敢拦阻了。后来连老百姓也依样画葫芦。可怜的哨兵又怎么知道哪个才是穿了便衣的长官呢？

　　想着今天早上认识的那个女孩，他突然有个巧妙的主意，傍晚他就去找蓝如水。蓝如水是个很特殊的人，大约二十八岁。当李飞参加北伐时，蓝如水为了继续他的学业，到巴黎去念艺术去了。回国时他带着满腹的法国菜烹饪技术和法国“油炸苹果”的做法。

　　说起来，他们个性完全相反。蓝如水像个富家少爷，整天玩照相机、画画，下下棋和逗逗他的金鱼。但是他有一张敏感的脸孔、雪白的皮肤。他对生意和政治都不感兴趣，连只苍蝇也不敢打。回国之后，他深深认为中国的生活方式中一定有某些地方优于别的国家，只不过他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李飞却刚好相反，他从来没到过外国，可是他认为中国必须改变才能在现代化的世界中生存。李飞会对军阀的作为感到可笑或者愤怒，但是蓝如水却平淡冰冷，根本没兴趣。虽然对事情看法不同，他们还是最好的朋友。两个人都酷爱旅行。李飞劝蓝如水来古都西安看看。如水本来打算只住几个月，结果快一年了还没走。

　　李飞招了一辆黄包车直奔东大街。他在接近满洲区的地方下了车，走过几条窄巷，穿过拥挤的人群，才来到如水和一个朋友麻子范文博的屋前。

　　文博的个儿不高，声音沙哑。有一头浓密、粗硬的头发。虽然有点麻子，不过他的五官匀称，长得不算难看。你若经常看一个朋友的脸，就不会注意他的缺陷了。通常长麻子的人都很能干，但也很顽固，很难打交道。也许他们从小习惯了被人咒骂、愚弄，于是长大后采取攻击的姿势。文博就是老练、世故、对人冷淡嘲弄、对自己充满信心，并且很健谈，他没什么特殊的成就，但交游广阔。他打进了艺术圈、社交名人圈，并且结交了不少朋友。

　　李飞和他很熟，文博是个单身汉，住着一幢大房子，所以李飞托他招待蓝如水。文博爱交朋友。他对李飞很直爽，常给他坦率的建议，偶尔他也会讽刺地幽人一默。

　　“怎么啦？”

　　李飞一进门，文博就问他。

　　“我想和如水谈谈。”

　　“为什么不跟我谈谈？如水在睡觉。”

　　他们的说话声把隔壁的如水弄醒了。他揉着眼走出来，扣好长袍的扣子。粗厚的毛线袜鼓在大布鞋的外面。他放弃西装，走路摇头晃脑地，好像老学究似的。嘴角留有两道短髭，一小撮胡子，加上那锐利、有趣的眼神，更令人们觉得他是个有教养的人，如水从不像文博那么粗率，他用温柔的声音说话。他椭圆形的脸、白白的皮肤以及眼中发出来的温柔高雅，让人一看就认为是个艺术家，也就是一个情绪丰富、不假思索、没记性的人。

　　他坐在一把罩着黑罩的硬椅上，就在这把椅子上，如水和文博曾经下了几小时的棋直到入夜。

　　一个男佣走进来倒茶。

　　“有什么有趣的事吗？”如水问道。

　　“没有。今天早上我去看学生示威游行，吃了午饭没事做。我想顺道来看看你。”

　　“他可有特别的事要跟你说，不想让我知道。”文博说。

　　“我没这么说呀！”

　　“差不多啦！”

　　“他们和警察打了起来。很多学生和警察受了伤。他们拿竹棍打。有些女生的衣服都被扯破了。”

　　“我真恨不得能看看。”文博说。

　　“别这么没良心。他们是为了上海的战事示威的。”

　　“不会打很久的。”

　　“你怎么会这样想的？”

　　“不可能嘛！别欺骗自己了。没错，日本鬼子是已经被赶到边界。但是他们的海军还没开动呢！我们何不到市集逛逛，在那儿喝杯茶？”

　　三个人走出来。如水和李飞喜欢走路，文博说什么也不肯劳动双腿。他们乘黄包车来到市集的一间茶馆，找了张桌子坐下来，透过玻璃看着午后的人群。说书的时候还早，屋里客人只有五成满。他们坐在棉垫发硬了的木椅上。前面摆着一张摇晃的方桌，上面放着几碟瓜子、花生、榛果和五香豆腐干。如水叫了些高粱酒和一盘熏鱼，他喜欢在午后浅酌一番。

　　李飞啜了一口高粱酒，觉得很舒服。他酒量小，必须要慢慢喝才行。

　　“昨晚你真该来听听崔遏云姑娘说书，她是从北平来的。”文博说。

　　文博一向爱捧戏子。崔姑娘是个说书的，随着小鼓的节奏叙述着历史轶事。奇怪的是这面鼓叫做“大鼓”。

　　“小小年纪还真不简单，你真该来听听。她在笛笙楼。”

　　“她说的是哪段书啊？”

　　“李香君的故事。”

　　“那应该不错。”李飞带着兴趣说。

　　“她怒斥阮大铖强娶李香君，折磨她。说得好极了。”

　　“你们在女师范有没有熟人？”李飞突然问起。

　　文博正眼看着他。“是和你记者的身份有关，或者是别的事？”

　　“也许两者都有。你有没有熟人在那儿？”

　　“女师范没有。如果你是替报社找新闻，我可以帮你挖到一点资料。”

　　“别费事了。我和一个女师范的受伤学生吃午饭。”

　　“不过你是个和尚。我从来不晓得你会对女孩发生兴趣。”

　　李飞不喜欢他的语气。他本来想和如水谈柔安的事。对文博来说天底下的女人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水会了解，也不会拿这事寻他开心。他觉得自己像个天文学者，必须找个人谈谈刚刚发现的一颗彗星。

　　“她的膝盖受了伤，所以落在队伍后面。我送她上医院，之后又请她吃顿饭。”

　　“长得怎么样？”如水问道。

　　“年纪很轻，个子娇小，不过眼睛好黑、好美。她是那种看了一眼就不想失去的女孩子。”

　　“完了。”文博咂舌说道。

　　“会不会再遇到她？”如水问道。

　　“试试看，也许可以。她是前市长杜范林的侄女儿。”

　　“这下真完了。你根本不会有机会，除非你开工厂、开银行。”

　　“不过我可以试试呀！”

　　“是的，你可以去试试。但是我可不鼓励你到这位杜小姐的叔叔家去找她。门房会把你丢出来的。”

　　李飞感觉出自己目前的处境。他深信，如果柔安能自己做主，一定会给他一个再见的机会。他相信彼此之间有很多话要说。他几乎敢确定，她虽然畏惧叔叔，但是在某些地方，一定有她自己独立的思想。在告诉他别把她的名字登在报纸上时，他看出了在那双灵巧的眼睛后隐藏着的忧虑。

　　“你见过她父亲杜忠翰林吗？”

　　“见过，他的书法很有名。当他在碑林观察古代铭文时，我遇过两次。”

　　“他应该是个很风趣的人。”如水说。

　　“对。如果你能引经据典，对古代思想表示同情，那么他会和你谈话。很多保皇党都过世了，他可能是最后残余分子的其中之一。”

　　“难怪他有个这么特别的女儿。”

　　话题转到柔安父亲的身上。杜忠是个暴躁、难相处，但是很特殊的人。身为儒家信徒，他对已逝的王朝具有莫名的忠诚，对民国毫无好感。虽然他坚持实行帝制，但是袁世凯称帝时，他拒绝为他做事。他认为袁世凯出卖了光绪皇帝，是篡位者。光绪被慈禧太后囚禁时，他和翁同稣、康有为都是保皇党，极力反对孙中山先生领导国民革命。

　　杜忠有两条信念。一是即使中国革新，也该和日本一样保持帝制；二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是指汽船、枪炮、电气和水管之类的东西。一八九○年使这成为流行的公式，面对进步的时代，人们没法找到这个结论。没有人能动摇他的这两条信念。

　　对这种坚决的保皇分子真是一点法子都没有；他宁愿被风暴淹没，也不肯随波逐流。现代乱世促使他对自己的信念深信不疑，他孤独地为目标奋斗，寂寞地支持着艰涩的理想。然而，高耸挺直的老橡树也许会被斧头砍倒，内部却不腐烂。眼见混乱的共和政府、不识字的军阀、不学无术的官员，和受了现代教育却对自己国家的文化历史陌生的半文盲——好比他的亲侄儿祖仁，当然他鄙视这些了。他把这一切归咎于帝制的废止。原因也许不在这儿，可是国民政府的政治分裂使他坚信，中国已经没落了。他单纯地以为日本之所以崛起，是因为他们仍有个天皇，人们心中的忠诚尚未消逝。

　　晚饭后，他们到笛笙楼去听崔遏云说书。崔姑娘要八点才出场，但是茶馆已经座无虚席了。文博和茶房很熟，茶房特地为他们保留了一张台子。

　　范文博在这儿仿佛回到家一样，看起来好像城里的混混儿一样。他把毡帽歪着一边戴，直到屋里热得吃不消才脱下来。屋里充满了男男女女的喧嚷声。大家都是来这听这个北平来的说书的。茶房熟练地越过客人的头抛递热毛巾。他们忙着把铜壶里的开水倒进客人的茶杯里，分送瓜子、糖果、五香牛肉干、找零钱、搬凳子，为晚到的客人在新板凳上挤出个位子。没有注意舞台上的动静。杂处的客人里从衣着华丽的妇女到一般的劳工，共聚一堂同享今晚的节目，准备为这位女艺人在完美旋律中的圆润嗓子所动容。

　　崔姑娘出场了。她前额覆着刘海儿，体态非常年轻。穿着浅蓝色的衣服。观众热烈地鼓掌，打从丹田发出典型、有力的“哟嗬”声。喝彩声像一串炸裂的爆竹。西安的观众热情又疯狂。崔姑娘熟练地向小鼓走去。她对台下的观众扫视了一下。她带着毫不掩饰的笑容看着观众，她的眼睛在灯光下闪亮。然后她收回笑脸，喝了一口桌子上的热茶，之后转向和她一块出场的老头儿。等他调好三弦的音，她敲了三下鼓，观众渐渐安静了下来。她宣布要说的是“空城计”，这是叙述孔明凭智慧以空城计退敌的故事。这个故事早就说过千百遍，可是观众百听不厌。在对白中她扮演各种角色。完美的手势、清晰的声音、抑扬顿挫的语调带给观众意想不到的美感。整段故事都是以显著的韵律道出，由鼓声当节拍。她稍稍地改变了鼓声的节奏，就使得观众兴奋、心动。讲到情绪激昂的篇章时，她会突然大唱一首短短的歌。她的歌声一点都不像她的名字，圆润而不尖锐，有如大珠小珠落玉盘。观众感到心情舒畅，尽情地欣赏这柔美的音韵。

　　在寂静里，李飞被音乐、歌声、诗句和少女灵巧优美的手势弄得神魄出窍了。今天的遭遇，晚饭时喝的一点酒，这女孩的声音，使他陷入沉思中。他很少让自己沉浸在这么慵懒、舒服的状态中。他只是在欣赏女孩说书的声音，却没把内容听进去。他的魂都飘到柔安的身上去了，想到她低垂的头、她的眼睛——那双深邃、黑亮得令人窒息的眼睛——和她的笑容。当他清醒时，才发现崔姑娘已经打住了。

　　表演结束后，文博站起来，示意他俩跟他走。他领他们到楼上的一个房间，敲敲门，发现年轻说书的姑娘正在跟老头子说话，原来他正是她爹。文博说，他特地来道贺的，如果姑娘有什么需要，他都会尽力帮忙。他建议姑娘在城里该去些什么地方看看，譬如说“戏剧学校”，那里是专门训练八岁以上的男童成为演员。

　　“这是你们头一次到西安来吧？”

　　做父亲的点点头。

　　“您的女儿真是棒极了，倒是西安亏待了她。”

　　老人虽有礼，但有些困惑。“我觉得观众对咱们很热情，很捧咱们的场。”

　　“观众是很好，但是那还不够。她应该要比现在更出名。你们要叫上流人士和大官都来听她表演。也该登个报，如果你们运气好，说不定主席还会请她到官邸表演呢！”文博热情地说。

　　“谢谢您的好意。我们这样也过得很好。”

　　“可是只要摸清门路，她应该会在西安造成轰动。这不需花什么钱。只要送几张招待券给一些显赫的人家就行了。茶楼掌柜的会替你们办妥。我开些名单给你们。”

　　他写下几个地址。杜家是其中之一，只是很简单地写着“东城大夫邸”。

　　他把那张纸交给老头儿，说道：“请老板去送票，下星期六晚上一定要保留几张好台子。我这位朋友是个记者，我会请他在报上写些东西。”

　　老头儿和崔姑娘颇为感动。

　　“真不知道该怎么谢您呢。”崔姑娘说。她才十七岁，在台下穿得很朴素。她的眼睛很明亮，脸散发着自然的光润。除此之外她就跟干活儿的女孩一样。她这一流的艺人不会装腔作势，也耍不起派头。和有分量的人打交道，是她们职业的一部分。

　　下了楼梯，李飞问他：“你为什么那么有兴趣捧她？”

　　“你真是白痴！我在帮你的大忙呀！何况我自己也想见见那位杜小姐。所以我挑了星期六，我希望杜小姐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