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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2005年1月，女儿笑笑陪我去意大利乌迪内领取NONINO国际文学奖。期间，结识了印度加尔各答一家出版社的编辑Naveen Kishore。女儿与他用英文交谈，我坐在旁边看他。这是一个面部轮廓极为鲜明、沉默寡言的黑皮中年男子。穿一身黑色制服，披一件黑色风衣，提一架看上去十分沉重的黑色照相机。风衣的领袖、皮鞋的帮沿、相机的边角，都磨得发了白。我请他吃了一盘面条，他给我拍了一张照片。当时互留了电子信箱和通讯地址，但分手之后，也就基本上把他忘记了。今年年初，突然收到他的邮件，说希望我能给他们出版社写一篇描述三十年来中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的文章，我感到这个题目太过宽泛，自己难以胜任，便婉辞了。但架不住他一再来信劝说，最后竟允许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这样，就没有理由拒绝了。拿起笔来才知道，我不可能“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也不可能“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拿起笔来才知道，他给我的题目，还牢牢地约束着我。他还发来了当年为我拍的那张照片，附着在邮件上，黑白的，有些酷。我这样的脸他竟然能拍出酷的感觉，可见是个高手。

　　一

　　按说我要写的，应该是发生在1979年之后的事情，但我的思绪，却总是越过界限，到达1969年秋天那个阳光明媚，菊花金黄，大雁南飞的下午。至此，我的回忆便与我混为一体。我的记忆，也就是当时的我，一个被赶出学校的孤独男童，被校园内的喧哗吸引，怯生生地溜进无人看管的大门，穿过一条长长的幽暗走廊，进入学校的核心地带：一个被四面房屋包围成的院子。院子的左边竖着一根柞木杆子，杆子顶端用铁丝捆扎着一根横木，横木上悬挂着一口红锈斑斑的铁钟。院子的右边有一个用砖头和水泥建成的简易乒乓球台，一群人正围着那球台，看两个人比赛。喧哗声由此发出。此时正是乡村学校放秋假的时间，围桌观球的大都是教师，只有几个漂亮的女生。她们是学校重点培养的乒乓球选手，准备在国庆节期间去县里参加比赛，所以不放假，在校练习球艺。她们都是国营农场里干部家的孩子，因为营养充足，发育良好，皮肤白皙，再加家庭富裕，衣着鲜艳，一看便知，与我们这些穷小子不是一个阶级的人。我们仰望着她们，但她们正眼都不瞧我们。正在打球的两个人，一个是曾经教过我数学的刘老师，本名叫刘天光。此人个头矮小，但嘴巴奇大。据说他可以将自己的拳头塞进自己的口腔，但他从没在我们面前表演过这绝活。我脑海里经常浮现出他在讲台上打哈欠的情景，那张嘴完全咧开，确实是壮观景象。他有一个外号叫“河马”，我们谁也没见过河马，蛤蟆也有一张大嘴，且“蛤蟆”与“河马”发音相似，于是“刘河马”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刘蛤蟆”。这本来不是我的发明，但查来查去，竟然查到了我的头上。刘蛤蟆是烈士的儿子，又是校革委会副主任，为他起外号，自然是一项大罪。我被开除学籍，轰出校门，也就非常必然了。

　　我这人从小就贱，从小就倒霉，从小就善于将事情弄巧成拙。我经常将明明是拍老师马屁的行为，让老师误以为我要陷害他。我母亲曾多次感叹地说：“儿啊！你是猫头鹰报喜，坏了名头！”是的，从来就没人将好事与我联系在一起，但凡是坏事，总说是我干的。好多人以为我脑后有反骨、思想品质差、既仇恨学校、又仇恨老师，这是误解百分百。其实，我对学校感情深厚，对刘大嘴老师，更有着特殊的感情。因为我也是一个大嘴巴的儿童。我写过一篇题为《大嘴》的小说，里边那个男孩，就是以我自己为模。我与刘大嘴老师，其实是难兄难弟。我们本该惺惺相惜，或曰同病相怜。我给谁起外号也不能给他起外号啊。这道理明摆在眼前，但刘老师就是不明白。他揪着我的头发将我揪到他的办公室，一脚将我踢倒在地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你……你……老鸦笑话猪黑！也不撒泼尿自己照照，看看你那张樱桃小嘴！

　　我想对刘老师解释，但他根本不容我解释，就这样，一个本来对刘大嘴老师怀有亲密感情的好孩子——莫大嘴——就这样被开除了。我的贱就表现在，明明我被刘老师当着学校全体师生的面宣布开除，但我依然爱着我的学校，我每天总是背着那个破书包找机会溜进学校——起初刘老师亲自往外赶我，赶我我不走，他就拧着我的耳朵或者揪着我的头发往外拖我，但不等他回到办公室，我又溜了进去。后来他就支派几个身高体壮的学生往外轰我，轰我我不走，他们就拧着我的胳膊搬着我的腿把我抬出校门，扔到大街上。但没等他们回教室坐定，我又出现在校园内了。我总是依偎在一个墙角里，身体尽量地萎缩，为的是不引起别人注意，为的是博得众人的同情。我在校园里，听他们的欢声笑语，看他们的蹦蹦跳跳。我最喜欢观看的还是乒乓球比赛，看到入迷时，眼睛里常常噙着泪水，嘴巴常常啃咬着自己的拳头。——后来，他们也懒得往外轰我了。

　　现在，四十年前的那个秋天的下午，我倚着墙角，看到刘蛤蟆老师挥舞着他自制的那个大于常规，形状如同一把军用铁锹的球拍，与曾经是我同班同桌的女同学鲁文莉对阵。鲁文莉其实也是一个大嘴巴的女孩，但她的嘴大得比较适合，不似我与刘老师这般夸张。即使在那个不以大嘴为美的年代里，她也算得上一个小小的美人。何况她的父亲是国营农场的汽车司机，开着一辆苏联制造的嘎斯51，风驰电掣，威风凛凛。那年头的汽车司机，是一个高贵的职业。我们的班主任老师曾出过一个题目《我的理想》，让我们作文，有一半的男生想做司机。我们班那个个头最高，身体最壮，满脸粉刺，唇上有胡须，看上去足有二十五岁的何志武干脆在文章里写道：我没有别的理想——我只有一个理想——我的理想就是做鲁文莉的爸爸。张老师喜欢将他认为最好的文章和最差的文章在课堂上朗读。朗读前他不报作者的姓名，朗读完让大家猜。在那个年代里，在乡下讲普通话是要被人嗤笑的，即使在学校里也不例外。我们这位张老师是我们学校里唯一一位敢用普通话讲课的人。他是师范学校毕业生，年纪大约二十岁出头吧。他的脸很瘦很长很白，留着一个偏分头，穿着洗得发了白的蓝华达呢军便装褂子。衣领上别着两颗曲别针，胳膊上戴着一副深蓝色套袖。他一定还穿过别的颜色，别的样式的服装，他不可能一年四季都穿这件衣裳，但在我的记忆里他的形象是与这件衣裳联系在一起的。我总是先想到他胳膊上的套袖和衣领上的别针，然后想到他的褂子，然后才能想到他的脸，他的五官，他的声音，他的表情。如果不遵循这样的顺序，张老师的模样，我是永远也忆不起来的。当时的张老师，用八十年代的话说是“奶油小生”，用九十年代的话说是“靓仔”，用现在的话说是不是“帅哥”？——也许还有更时尚的更流行的对于英俊少年的称谓，等我向邻居家的小女孩咨询一下再来确定吧。何志武看起来比张老师老多了。说他是张老师的爹那是夸张了一点，但说他是张老师的叔叔则没人怀疑。我记得张老师用一种夸张的、讥讽的语调朗读何志武那篇作文时的情景：我没有别的理想——我只有一个理想——我的理想是做鲁文莉的爸爸——短暂的沉闷之后是哄堂大笑。何志武这篇作文只有这三句话。张老师捏着作文簿的一角抖擞着——似乎要抖出其中的夹带——天才啊，真是天才！张老师说，大家猜猜看，这是哪位天才的作品？没人猜得出，我们左顾右盼，左顾右盼后便扭头向后看，寻找这位天才的作者。大家的视线很快集中到何志武的脸上。他个头最大，力气最大，好欺负同桌，所以张老师将他安排在教室最后边，让他单独一桌。他的脸在全班同学的注视下，似乎有点发红，但仔细一看也没有怎么红。他的表情似乎有点窘，但仔细一看也没怎么窘。他甚至有几分得意呢，因为他脸上出现了一个傻乎乎的，带着恶作剧的，几分油滑的笑容。他的上唇比较短，一笑即露出上牙，紫色的牙床黄色的牙，两颗门牙之间有一个缝隙。他的绝活是从这道牙缝里往外喷吐小泡泡，一个个小泡泡，在他面前飘着，很有诱惑力。他又开始吐泡泡了。张老师将他的作文簿像飞碟一样抛过去，作文簿中途坠落在杜宝花的面前——她可是好学生——她捏起簿子，厌恶地往后撇去。张老师问：何志武，你说说，为什么要做鲁文莉的爸爸。何志武继续吐泡泡。站起来！张老师大喊。何志武站起来，一副傲慢的、满不在乎的神情。说！为什么要做鲁文莉的爸爸？——又是一阵哄堂大笑。在我们的哄堂大笑中，与我同桌的鲁文莉，竟趴在课桌上，呜呜地哭起来。——我至今也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哭。——何志武依然不回答张老师的问题，脸上的表情更加傲慢。鲁文莉的哭，使这本来很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起来，何志武的态度也让张老师的师道尊严受到了挑战。我猜想，如果预料到事情会发展到这种地步，张老师是不会当众朗读何文的，但开弓没有回头箭，他只好硬着头皮说：

　　你给我滚出去！

　　我们的天才同学何志武，比我们的老师个头还高的何志武将书包往怀里一抱，当真躺在了地上，团起身体，沿着两排课桌之间那条宽约一米的空隙，往外滚去。我们的笑声刚出喉咙便憋了回去，因为教室里的气氛很严肃，不适合发出笑声。教室里严肃的气氛是由老师气得煞白的脸和鲁文莉断断续续的哭声造成的。何志武的团身滚动并不顺遂，因为在滚动中他无法辨别方向而不时碰撞到桌子腿和板凳腿。一旦发生碰撞他就要调整方向。我们教室的地面虽是用青砖铺过的，但青砖上因沾满了我们的脚带进来的泥土而凹凸不平。设身处地地为何志武想，他的滚动是很不舒服的。但更不舒服的是张老师。何志武的不舒服是肉体的，张老师的不舒服是心灵的。用肉体的自虐惩罚他人，是一种流氓行为，英雄不为也。但能做出这样的行为者，也往往不是一般的小流氓。大流氓往往带有三分英雄气概，而大英雄也往往具有三分流氓气。何志武是个大流氓呢还是个大英雄？得得得，我也搞不清楚，反正他是本文的主要角色，他到底是个什么人，将由读者判定。他就这样滚出了教室。他站起来，浑身沾满泥土，头也不回地走了。张老师喊：你给我站住！但何志武头也不回地走了。外面阳光很耀眼，有两只喜鹊在我们教室前那棵杨树上喳喳地叫。我感到何志武身上焕发出一道道金光，不知道别人如何想，反正在那一刻，在我心目中，何志武，已经是个英雄了。他往前走，大踏步地、义无反顾地走。有一些大大小小的纸屑从他的手中飞起来，飘飘摇摇，降落尘埃。我不知道别人，反正在那一刻，我的心兴奋得怦怦狂跳。他把课本撕碎了！把作业簿撕碎了！他与学校彻底决裂了。学校被他抛到了脑后，老师也被他踩在了脚下。他就像一只鸟飞出了笼子。他自由了。学校的清规戒律再也管不着他了。而我们，还得继续忍受老师的约束。事情的复杂就在于，当何志武滚出教室，撕书与学校决裂时，我从心眼里敬佩他，幻想着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做出如此的壮举。但当此后不久刘大嘴老师将我开除时，我心中的痛苦又是那样沉重，我对学校的眷恋又是那样千丝万缕，牵肠挂肚。谁是英雄谁是懦夫，通过这件小事表露无遗。

　　何志武已经扬长而去，鲁文莉还在哭泣。张老师以明显的不耐烦口吻说：行啦行啦。何志武的意思是想做一个像你爸爸那样的汽车司机，而不是真的要做你的爸爸。再说，他即使真想做你的爸爸，难道他就成为你爸爸了吗？张老师说完了这些话，鲁文莉抬起头，摸出一条花手绢，擦擦眼，不哭了。她的眼睛很大，双眼间距较宽，当她直着眼看人时，显得有几分傻不愣冬。

　　为什么鲁文莉的爸爸会成为我们的理想？因为速度。男孩子都是速度的崇拜者。我们在家吃饭时，听到汽车引擎的声音，就会扔下饭碗跑到胡同口，看着鲁文莉的爸爸驾驶着那辆草绿色的嘎斯51从村东头或是村西头疾驰而来。那些正在尘土中刨食的鸡被惊吓得飞腾起来，那些正在街头悠闲漫步的狗也连忙跳进了街边的沟渠。简单点说，就是：汽车一到，鸡飞狗跳。尽管发生过好几起压死鸡撞死狗的事故，但鲁文莉爸爸的汽车速度不减。鸡的主人和狗的主人默默地将鸡的尸体或狗的尸体提回或拖回家去，没人提抗议，也没人找鲁文莉爸爸的麻烦。汽车就是这么快，不这么快就不是汽车了。只有鸡狗避汽车，哪有汽车避鸡狗？那是一辆据说是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淘汰下来的苏制嘎斯，车厢上还残留着美国飞机扫射时留下的枪眼。也就是说，这是一辆有着光荣历史的功勋车，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它冒着枪林弹雨英勇前进，在和平的年代里它拖着一路烟尘继续奔驰。当汽车从我们面前驶过时，透过玻璃，我们看到鲁文莉爸爸神气的姿态。他有时候戴着墨镜有时候不戴墨镜；有时候戴着白手套，有时候不戴白手套。我最喜欢他戴白手套兼戴墨镜的时候。因为我们看过一部电影，电影里我军的侦察英雄戴着洁白的手套又戴着墨镜，化装成敌方的高级军官去检查敌人的炮阵地。他用戴着洁白手套的手伸进炮筒一摸，几个手指染黑了，然后他打着官腔问：你们的炮是怎么保养的？——敌军的美式军服实在是漂亮，穿着敌军的美式军服戴着洁白手套和墨镜的我军侦察英雄实在是英气逼人，潇洒得无边无沿。在看过那部电影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喜欢装模作样地模仿英雄的举动和话语：你们的炮是怎么保养的？但手上没有白手套，表演起来总是不像。我们都梦想着能搞到一副洁白的手套，至于美式军服和墨镜，还有他腰间悬挂的左轮手枪，这些东西太高级，我们连梦想都不敢。我们班里许多男生，包括几位女生都崇拜何志武，并不仅仅因为他用那么有趣的方式离开了学校，还因为他在离开学校后不久，又当着我们全校师生的面，进行了一场潇洒到极致的表演。

　　那天是六一儿童节，全校的师生，集合到学校大门外的操场上，举行隆重的升旗仪式。我们学校虽然地处僻乡，但因为我们校距离国营农场很近，国营农场那一批身怀绝技的右派中，有几位在文体方面有特长的担任了我们的代课老师。他们将鲁文莉培养成了高密县乒乓球少年冠军，他们将侯得军培养成了昌潍地区少年撑竿跳冠军。他们还为我们学校训练出了一支像模像样的军乐队。有一面大鼓，十面小鼓，两对大钹、十把短号、十把长号，还有两把盘绕在身，朝天开口，闪闪发光的大喇叭。乡下人见惯了锣鼓家什，一鼓一锣一钹，咚咚锵，咚咚锵，咚锵咚锵咚咚锵。单调乏味，土打土闹。当我们学校的军乐队第一次在操场上亮相时，那气派，风度，趣味，还有那极其昂扬的节奏和旋律，大大开阔了乡民的眼界和耳郭，谁见过这等仪仗？谁听过这般声音啊！学校里给每个军乐队的成员做了制服，男的蓝色短裤白衬衫，女的白色衬衫蓝短裙，脚上都是白色长筒袜配白色胶鞋，脸上都涂了红颜色，眉毛都用炭笔描过，女生头发上都系着红绸子，男生脖子上都扎着红色蝴蝶结，确实是美丽。而且，都戴着洁白的薄手套！置办这样一批乐器和服装那可是一笔巨款，把我们校内的桌椅板凳再加上那口铁钟都卖了也不够，但对于国营胶河农场来说，那简直就是母鸡身上的一片羽毛，我之所以没说是九牛一毛，是因为九牛一毛太过夸张。国营胶河农场在我的许多小说里都有过描写，包括那批在我看来欢天喜地、活得颇为声色犬马的右派。我那部中篇小说《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主要就是写他们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找了看看。但那是一部小说，里边许多事是我瞎编的，而这一篇，则基本上是回忆录，如果有与历史事实不符之处，那也是因为事隔多年，我的记忆出了偏差。

　　国营胶河农场是全民所有制单位，与目前尚存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原本是一个系统。农场的主要成员是军队的退伍军人，后来又吸收过一批青岛知青。六十年代初，当我们农村还处在牛车木犁的落后生产工具时期，国营胶河农场就有了一台苏联生产的联合收割机，“康拜因”，红色的，那家伙在农场的万亩麦田里隆隆开进时，对我们的震撼，不亚于1904年胶济铁路初通车时，德国造的机车喷吐着黑烟从我们村前驶过时对我们的爷爷奶奶们的震撼。对于这样一个单位来说，给临近的小学装备一个军乐队，那确是张飞吃豆芽，小菜儿一碟。各位千万别嫌我啰嗦，因为我脑子里这些杂七拉八的记忆太多了，不是我要写它们，是它们自己往外冒。

　　胶河农场为什么要给我们小学装备军乐队？因为他们的很多孩子在这里上学。他们为什么要将右派分子派来做代课教师，也是因为他们的很多孩子在这里上学。我们学校的本地老师，张老师学历最高才是个“中师”，至于刘大嘴老师，不过是高小毕业。而农场派来的右派，全是高级知识分子。我说到这里，相信大家也就明白了，我们这小学，是当时山东半岛最好的小学。我是上到小学五年级被赶出校门的，但后来当兵到了部队，发现我完全可以给那些高中毕业的战友上课。如果我当时能从那小学毕了业，等到1977年恢复高考时，很可能以小学学历考入北大、清华。

　　当我们随着军乐队演奏的《东方红》旋律，仰头看着五星红旗在旗杆上缓缓升起时，何志武身穿着一件洗得发了白的旧军装，头戴着一顶八成新的军官大檐帽，戴着白手套、墨镜，手里提着一根自制的马鞭，出现在操场上最显眼的地方。为什么升国旗时我们不奏国歌而奏《东方红》？那是因为原国歌的歌词与歌曲的作者都被打倒了。何志武从哪里弄来这些行头？我们当时不知道。许多年后我与他在青岛见面时，问起这事，他半真半假地笑着说：从鲁文莉她爸爸那里借的呀！虽然他的打扮比不上电影里的侦察英雄，但已经把我们全部“雷”翻了。

　　他迈着方步，昂首挺胸，毫无惧色地从学生方阵和学校领导之间走过。一边走，一边用手中的马鞭指点着我们，撇腔拿调地说：你们的炮是怎么保养的？！

　　学校的领导全部傻了似的，眼睁睁地看着何志武耀武扬威地从他们面前走过，又眼睁睁地看着他从他们面前走回。他吹着口哨进入操场旁边那条胡同。我们的目光追随着他的背影，看着他走上河堤，又看着他走下河堤，消逝在河道中。我们知道河里有水，我们想象着他走到河水边的情景，他是要脱下衣裳跳到河中洗澡呢？还是借水照影自赏。接下来，学校组织的活动其实已经没有意义了，无论是抑扬顿挫的诗朗诵，还是洋相百出的活报剧，都无法把我们的心从河边拉回来。刘大嘴老师气汹汹地宣布：我们一定要收拾他！

　　但最终也没听到刘老师如何收拾何志武的消息。何志武的爹是个给地主扛了几十年活的老雇农，何志武的娘是我们村里资格最老的共产党员，她一脸麻子，一双大脚，脾气暴躁，经常毫无来由地站在她家门前那盘石碾上骂大街。她骂大街时左手叉腰，右臂高举，造型酷似一把老式的茶壶。何志武是家中老大，下边有三个弟弟，两个妹妹。家中只有三间东倒西歪屋，炕上连席都没有。对于这样家庭出身的何志武，别说是刘大嘴老师无奈他何，即便是毛主席来了，又能怎么样他呢？

　　1973年的秋天，我跟着在棉花加工厂当会计的叔叔沾光，进厂当了临时工。虽说是临时工，但每月除交给生产队二十四元后，自己还能剩下十五元钱。当时的猪肉七角钱一斤，鸡蛋六分钱一个，十五元钱，可办不少事情。我身上衣裳时髦了，头发留长了，雪白的手套有了好几副，有点得意忘形。有天下班后，何志武来找我。他穿着一双露出脚趾的破鞋，背着一条叠成方块的破毯子。他头发乱蓬蓬，满腮胡须，额头上有三道深深的皱纹。他对我说：借给我十块钱，我要闯关东去。我说：你走了，你爹你娘你弟弟妹妹怎么办？他说：共产党不会让他们饿死的。我问他：你去东北干什么？他说：不知道，但总比老死在这里好吧？你看我，转眼就快三十岁了，连个老婆也讨不到，出去闯一下，树挪死，人挪活。说实话，我不愿借钱给他，那时的十元钱，可不是个小数目。他说：你押次宝吧。如果我闯好了，这钱就不还你了。如果我闯不好，卖血也会把这钱还你。我实在弄不明白他的逻辑，支吾好久，最终还是借给了他十元钱。

　　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说那个下午我倚在墙角观看刘大嘴老师与鲁文莉打乒乓球的事吧。刘老师的球技一般，但球瘾很大，而且最喜欢跟女学生对决。那几个被选入校队的女生都不丑，鲁文莉是其中最好看的。刘老师因此也最喜欢找她对阵。刘老师打球时会下意识地张开他那张大嘴，仅仅张开大嘴也还罢了，他还从这张大嘴深处发出一种古怪的声音，嘎咕嘎咕的，仿佛里边养着几只蛤蟆。无论是看还是听，他的球相都令人不愉快。我知道鲁文莉很不愿意跟刘老师打球，但他是学校领导，她不敢不陪。因此，她与刘老师打球时那厌烦、厌恶的情绪便通过脸上的表情和胡乱抡拍的动作上表现出来。我说了那么多废话，就是为了铺垫这样一个戏剧性的瞬间：刘老师大张着嘴巴，呜呜噜噜地发过去一个上旋球，鲁文莉漫不经心地抡了一拍子，那只银光闪闪的乒乓球，竟像长了眼睛似的，飞进了刘老师的嘴巴。

　　围观者愣了片刻，接着便哈哈大笑，那位姓马的女老师本来就是个红脸皮，这一笑，脸皮红成了鸡冠子。原本一直绷着脸的鲁文莉，也“噗嗤”一声笑了。只有我没笑，我只是感到惊愕，怎么会这么巧呢？我当时联想到村里有名的故事篓子王贵大爷讲过的故事：说姜子牙命运处于低谷时，卖面粉遇上了狂风，卖木炭遇上了暖冬，仰面朝天长叹一声，一摊鸟屎落入口中。二十年后，也就是1999年秋，我在北京乘坐地铁到检察日报社上班时，车厢里一个报贩子大声叫卖：请看请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军的一发炮弹，钻进了德军的炮筒。报贩的话立即让我回忆起鲁文莉将乒乓球打进刘老师口中的情景。当时的情况是：众人大笑片刻，感觉事情不对，连忙止住笑声。按照常理，刘老师应该立即将口中的乒乓球吐出来，说两句幽默的话——他一向是很幽默的——鲁文莉应该红着脸向刘老师道几句歉——然后他们继续比赛。但事情的发展根本不循常理，我们看到，刘老师不但没往外吐乒乓球，反而是抻着脖子，瞪着眼，努力地往下吞球。他的两只胳膊上下抖动着，喉咙里发出“噢噢”的怪声，这形状与吞食了毒虫的鸡颇为相似。众人目瞪口呆，无所措手足。俄顷，我们张老师跑上去，捶打刘老师的背；于老师跑上去，试图卡住刘老师的脖子；刘老师摇摆着胳膊摆脱了他们。右派王老师是医科大学毕业生，具有这方面的经验，他喝退我们张老师和于老师，疾步上前，伸出猿猴般的长臂，从后边搂住刘老师的腰，猛地一勒——那只乒乓球从刘老师嘴里飞出来，先是落在球台上，弹跳几下，然后落在地上，几乎没有滚动就止住了。王老师松开胳膊，刘老师怪叫一声，如一摊泥巴，萎在了地上。鲁文莉将球拍往球台上一扔，掩着脸哭着，跑了。王老师又在平躺在地上的刘老师身上揉巴了一会儿，刘老师才在众人搀扶下站起来。他站起来，四下张望着，哑着嗓子问：

　　鲁文莉呢？鲁文莉呢？这小丫头，差点要了我的命！

　　二

　　送走了何志武之后，我的心也开始躁动不安。虽说我在棉花加工厂当临时工比在村里当农民强，但我的农民身份并没有改变。而改变不了农民身份，你就是下等人。当时，厂里有十几个刚由临时工转为正式工人的小伙子，他们穿皮鞋，戴手表，耀武扬威，不可一世。那时我已经读过《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等古典小说，能背诵几十首唐诗宋词，还能写一手不错的钢笔字。我经常帮厂里一个退休的老职工给他在杭州当兵的儿子写信。我帮他写的信半文半白，堆砌辞藻，至今忆起，耳颊犹热。那老职工却当众夸我是“小知识分子”，我自己也觉得怀才不遇，梦想着到一个广阔的天地里施展才华。棉花加工厂显然不是久留之地，回到农村那更是将千里马关进了牛棚。当时上大学不考试，靠贫下中农推荐，虽然从理论上说我也有资格上大学，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每年那几个名额，还不够公社干部子女们抢的，根本轮不到我这样的小学五年级学历，家庭出身中农，大嘴开阔，相貌古怪的人。我想了很久，当兵，也许是我跳出农村，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当兵虽然也很难，但比上大学要容易。从1973年开始，我年年报名应征，到公社去参加体检，但年年落选。终于，1976年2月，经过无数曲折，在诸多贵人的帮助下，我领到了一张“入伍通知书”。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凌晨，步行五十里到达县城，换上军装，爬上军车，到达黄县，住进有名的“丁家大院”，参加新兵集训。1999年秋，我重访故地。此时黄县已经改名为龙口市，那曾是部队营房的“丁家大院”已经改为博物馆，当年这所在我的印象中巍巍峨峨的地主庄院，竟然是这般低矮狭小，这说明我的眼界发生了变化。新兵训练结束后，我与三个新兵被分配到一个所谓的“国防部保密单位”。很多老乡羡慕我分到了好单位，但到了那里，却大失所望。这单位不过是一个电子测向站，而且即将撤销。我们的直属上级机关远在北京，行政上归驻扎黄县的蓬莱守备区34团代管。“代管代管，代而不管。”不是不管，是管不了，没法管，不敢管。我们单位的代号叫“263”。“提起‘263’，愁坏34团。团长血压高，政委翻白眼。”听听这顺口溜，你们就知道我到了一个什么鸟单位。分派给我的任务是站岗和种地。唯一让我感到亲切的是，这单位的那辆军车，与鲁文莉她爸爸那辆一模一样。一样的型号，一样的颜色，一样的新旧程度。开车的司机是一个年约四十的军官，小个子，花白头发，半口假牙，姓章，我们都叫他章技师。章技师离过一次婚，后任妻子带着一个女儿在济南上班，他带着前妻生的儿子住在部队。这爷儿俩是篮球迷，经常在球场上比赛定点投篮，谁输了谁用头将球从中场拱到篮架下。我刚到那里时，多看到章技师驱赶着儿子爬地拱球。一年之后，就基本上是儿子赶着老子拱球了。对，那小子名叫亲兵——这名字有些古怪——亲兵用一根木棍毫不留情地敲打着章技师高高翘起的屁股，一边敲一边说：快爬！快爬！别“绿豆芽进茅坑——冒充长尾巴蛆”！

　　我当时已经没有什么远大理想了，因为这个只有十几个人的小单位，根本没有发展前途。听老兵们说，要从新兵里边选拔一个跟章技师学开车。我就梦想着这幸运能降临到我头上。我在故乡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鲁文莉她爸爸的嘎斯51拖着烟尘从面前疾驰而过。唯一一次亲近汽车的机会，却差点要了我的小命——鲁文莉的爸爸将车停到供销社门前的大街上，进去买烟，趁此机会，我脚踏车后铁杠，手攀车厢后挡板，想过过车瘾。鲁文莉爸爸买烟回来开车疾驰，尘土飞扬，呛鼻难呼吸，我松手下车，却像块泥巴般砸在地上。好久才爬起来，鼻青脸肿，满嘴是血，愣怔半天，也弄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后来我才明白这是惯性的作用。——现在，每星期都有机会坐着嘎斯51到距营房二十里外的农场去劳动。我们单位只有十六个人，却从农场里要了四十亩地。十六个人里有九个军官，他们轮流在那台吱吱乱叫的机器上值班，下地干活的，也就是我们警卫班里这六个人。我们警卫班里这六个人中又有两个是从天津城里来的，他们耍嘴皮子的功夫一流，但干活偷懒磨滑。所以真正干活的也就是我们四个人。章技师拉着我们沿着那条海边的砂石公路往农场奔驰。驾驶室副座上是他的儿子或是一位军官。我们站在后边的车厢里，手扶着车厢边沿，将军帽摘下塞进裤袋里，风迎面吹来，使我们头发飘扬，心旷神怡。想想当年为了体验一下嘎斯51的速度险些丧命的事，我心中感到当这次兵还是值了。章技师开车很猛，基本上是个土匪。那时候车很少。那时候全中国连一厘米高速公路都没有。这条沿海公路是据说是最好的公路，是当年日本侵略中国时修的，宽度只容两车相错。路边经常有骑自行车的人，被我们的车卷起的沙土遮没。有很多次我们听到那些骑车人在车后大骂。这里的老百姓比我们老家的老百姓勇敢。鲁文莉她爸爸撞死了我们村那么多鸡犬，没有一个人找他的麻烦。但章技师的车撞死了一只老母鸡，鸡主老太太提着死鸡，拄着拐棍找到我们营房，站在我们站长办公室门口，用拐棍捣着门板破口大骂。后来听说，这老太太是著名电影《地雷战》中那位女民兵英雄的原型，她的两个儿子都是解放军的高级军官。她怒气冲冲地说：你们算什么八路军？日本鬼子进村都不敢这么猖狂！我们站的领导连忙点头哈腰赔不是，并愿意赔老太太十元钱。老太太说：十元钱？我这鸡一天下一个双黄蛋，一年下365个双黄蛋，五个双黄蛋一斤，一斤5元8分钱，你给我算算多少钱？我的领导好说歹说，总算用二十元钱把老太太打发走了。但没想到老太太出了营房又转回来，非要我们领导把开车的司机找来让她看。她瘪着嘴说：我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能把一辆破汽车开得像惊了枪的野兔子一样！我们领导无奈，只好让我去把章技师唤来。章技师一见老太太，“啪”一个立正，敬了一个油滑的军礼，然后说：革命的老妈妈，晚辈知错了！老太太说：知错必改！以后啊，进村后把速度放慢到十五迈，否则，我在大街上埋上连环地雷阵，炸翻你这王八羔子！

　　后来听说，聪明绝顶的章技师提着点心去探望老太太，并且拜老太太做了干娘。1979年，我奉调河北保定前两个月，章技师也调到了济南军区大院当了一名后勤助理员，与分居多年的妻子团聚。他儿子亲兵，虽然只有十五岁，也被特招入伍，成了军区文工团的一名团员，拜著名演员高元钧为师，学说山东快书。据说，老太太的大儿子是军区的重要领导，章技师的升迁，是沾了老太太的光。

　　章技师尽管有很多地方不像个军人，譬如他永远歪戴着军帽，敞着外衣，走起路来一溜歪斜，活像个电影里经常看到的匪兵。譬如他好喝小酒，酒量不大，二两就醉，喝醉后就哼唱着一首著名的淫邪小调《王二姐思夫》。譬如他喜欢与驻地村子里的女青年勾勾搭搭，每次开车进城，都有村里的大姑娘来搭我们的军车。有一位名叫苦妹子的村姑，与他关系特别密切。苦妹子的爹养了一头老母猪下了八只小猪，想进县城去卖，章技师就将老母猪和小猪都装到我们车上，小心翼翼地给运到了县城猪市里。章技师尽管有这些毛病，但作为一个司机，他对汽车非常爱护。每星期六他都要保养维护他的车。他对汽车了如指掌，一听声音就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我们单位那辆经历过朝鲜战场的枪林弹雨的嘎斯51，如果不是章技师维护保养，早就成了废铁。章技师对我很好，每逢车场日，就喊我去帮他洗车或是修车。我们同来的几个新兵都说章技师要培养我接他的班，我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我从章技师那里学到了一些汽车发动机的原理，明白了汽车为什么能够飞快地奔驰。我跟章技师说起过胶河农场里鲁文莉她爸爸那辆嘎斯51。章技师惊讶地说：我以为全中国只剩下一辆这种型号的而且还在服役的古董车了呢，没想到你们那儿还有一辆。章技师甚至说过：等有了机会，就开车去趟我们那儿，让这两辆嘎斯51见见面——他认为车是有灵性的，就像老树能够成精一样，一辆从枪林弹雨中钻出来，车身上曾经沾过烈士鲜血的车也是可以成精的。两辆成了精的车相遇会是一种什么情景呢？——章技师说他是这辆车的第九个司机。第一个司机是牺牲在方向盘上的，也就是说，这辆车的挡风玻璃，曾经被敌人的子弹或是弹片打碎过，那中了弹的英雄司机，虽然受了重伤，但还是坚持着把车从浓烟烈火中开出。章技师对我历数那前八任司机的名字、籍贯，好像一个后代儿孙对别人讲述自己的家谱。这辆车是1951年由苏联的高尔基汽车厂制造的，比我的年龄还长四岁。听过章技师讲述这车的光荣历史，我对它肃然而生敬意，由此车想到鲁文莉爸爸的车，就感到这两辆车仿佛一对失散多年的双胞胎姐妹——为什么是双胞胎姐妹而不是双胞胎兄弟抑或是一男一女龙凤胎，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反正第一想法就是如此，然后便不可更改。由这两辆姊妹车我又想到，我这次当兵，本来是济南军区蓬莱要塞招来的，被分配到这个隶属总参谋部的小单位纯属偶然，这偶然的几率比鲁文莉一拍子将乒乓球打进了刘老师嘴里略高，但也高不到哪里去。听章技师讲完那辆车的光荣历史后我就明白了，我被分配到这个小单位是命中注定的，我的任务就是为这两辆失散多年的姊妹车牵线搭桥。

　　1978年元月，我们的新任站长购买了四十篓子苹果，一百捆大葱，让章技师开车送到我们的上级领导机关去。我们的领导机关在北京郊区深山里，距离我们站按地图计算也有一千二百公里。为了沿途有个照应，章技师选我做他的助手押车前往。这是天大的美差。半夜动身，原计划傍晚即可赶到目的地。但汽车刚过潍坊便出了毛病。慢速行驶尚可，速度超过三十迈，排气管便发出放枪般的爆响并冒出青烟。章技师的第一判断是油路出了问题，但钻到车底打着手电检查一遍，并无任何问题。加速，毛病依旧。此时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天寒地冻，遍地霜雪。章技师将一件破棉袄铺在地上，钻到车底下，一遍又一遍地检查。什么毛病也检查不出来。我们坐在驾驶室里闷头抽烟，章技师低声嘟囔着：邪了门了，真他娘的邪了门了。车啊，老伙计，你今天怎么啦？我老章开了你十几年，可从来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啊！——章司机把话说到这份上，弄得我也心惊胆战，疑神疑鬼。我最先想起的就是胶河农场里鲁文莉她爸爸那辆车，此地距离胶河农场约有二百里路，对汽车来说，距离并不算远，难道它们俩急于相会？章技师念叨着：老伙计，配合我完成这次任务，将苹果和大葱送到北京，回程时，咱一定拐个小弯，到胶河农场去，见见你那姐妹……这个章技师，几乎与我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了。

　　红日初升，道路两边土地白茫茫一片，也许是霜雪，或者是盐碱。我们磨磨蹭蹭进了寿光县城，想找个地方吃点饭。那时的寿光县城，一片荒凉破败景象。全城只有一条马路，马路两边只有一家饭馆，玻璃上写着八点开门，但到了九点才开。没有别的饭，只有头天剩下的冷馒头。看到我们是解放军，服务员对我们还客气，答应尽快帮我们将馒头热热，还白送给我们一暖瓶热水，一碟子咸菜。那时候一个馒头收二两粮票，我带的粮票都是大面额的全国粮票，服务员找不开，请示了领导才决定让我们以每斤粮票三角钱的价格交了钱。——2003年我应邀去寿光参加了他们蔬菜博览会，此地已是高楼林立、马路宽阔、非常现代化的城市，当年那些荒凉的土地上，塑料大棚一个挨着一个。塑料大棚改变了中国人的食谱，打乱了植物生长的季节和植被的地域。当地人在大棚里栽培出许多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蔬菜瓜果，令国内外的客商和参观者啧啧称奇——我们吃饱了肚子继续上路，老嘎斯51与我们继续捣乱，我们只能慢慢地开，一路冒烟放炮，好容易磨蹭到惠民地区的首府北镇市，将车开进汽车修理厂，请一位老师傅帮我们检修。老师傅满头白发，左手缺了两根手指，但干起活来准确有力，让人钦佩。他一见我们这辆老车就眼睛放光，说：嗨，这老爷车，还跑啊。章技师给他敬烟，套近乎。老师傅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汽车兵，竟然与我们这辆车的首任司机——那位牺牲在方向盘上的英雄是战友。老师傅那个激动啊，围着车转圈，摩挲，就像骑手见到了失踪多年的老马。他上了车，驾驶着车子在修车厂的跑道上转了十几圈，下来也说是油路问题。认真查了几遍，也没查出什么毛病。老师傅说：嗨，老了，凑合着开吧。我们要跟他结账，他挥手让我们走。我们重新上路，一加速就放炮冒烟。章技师将车停在路边，头伏在方向盘上，好久不动。后来我说，章技师，咱们把油路彻底卸开检查一遍吧，是不是我们行前将车送到守备区后勤处大修时他们帮我们塞了什么东西？他们能给我们塞什么呢？从黄县到潍坊，每小时50迈，跑得好好的啊！虽然这么说，章技师还是下了车，看着我拆卸油路，当拆到滤油器时，我从里边提出了一个陶瓷的过滤罩，章技师大喊一声：我的亲姥姥！这是什么玩意儿！——要塞区后勤处的修车师傅好心好意帮我们放进的陶瓷过滤罩因孔眼过小，导致供油不足，使我们的车无法畅奔！章技师将那陶瓷罩儿用力砸在地上，抢过扳手，上好油管，用棉纱擦擦手，戴上手套，跳上汽车，一加油门，呜呜地开出去，速度到了每小时60公里，不放炮了，不冒烟了，一切正常。我日他姥姥，憋死我的小马驹了！章司机骂着，兴奋无比，像飞奔的骏马背上的骑手。

　　我们赶到沧州时，已是红日西沉，只好找店投宿。店里已客满，服务员，一个胖姑娘，心肠很好，见我们疲惫的样子，道，解放军同志，如果你们不嫌，我就给你们搭两张地铺。胖姑娘给我们搭了地铺，还给我们送来两盆热水让我们洗脚。我们很感动。章技师躺在地上修车，着凉感冒，不停咳嗽，我跑到街上，找到药店，为他买来感冒药，服侍他吃上。我特意绕了一个弯去看了看我们的车，车停在路边，车厢封着篷布，严严实实。我拍着车头，说：辛苦了，你！

　　这一夜我们睡得很香。早晨起来，章技师的感冒也好了。胖姑娘告诉我们饭店里提供油条、大饼、稀饭，如果我们不愿吃，她可以帮我们去买饺子，但那要等到八点之后。我们说大饼、油条、稀饭就很好。饱餐一顿，开车上路。中午时分，由通县驶入北京，驶上长安大街后，章技师撒了野，老嘎斯跑得比那些小轿车还快。一个穿蓝制服戴白套袖手持指挥棒的警察拦住了我们。警察严厉批评章技师超速行驶。章技师连连认错，说第一次进京不懂规矩。北京啊，我的天，这就是北京！想不到我一个高密东北乡的穷小子竟然在1978年1月18日到达了北京。见到了这么多的白的、黑的小轿车和草绿色的小吉普。见到了这么多的高楼和大厦。见到了这么多的高鼻蓝眼的外国人。那时候的北京，城区面积连今日北京城区面积的十分之一都不到，但在我的心目中，已经大得令人惶惶不安了。

　　三

　　我们出了北京城一直往北，沿着盘旋曲折的山路，从万里长城居庸关的墙洞里钻出去，又往北开了一个多小时，终于驶进了我们上级机关的大院。我们拉来的苹果和大葱让整个大院都兴奋起来。将车上的货卸完，装上发给我们的一张乒乓球桌、四个篮球、十支练刺杀用木枪、四套刺杀防护用具、二十颗训练用木柄手榴弹、两件值班用皮大衣，我们便打道返程。来时只有我们两个人，回时添了一个。是给我们站配的新司机，1977年的兵，刚从汽训队毕业，姓田，名虎，山东沂水人，大眼白牙，满脸稚气。

　　好不容易来到北京，这辈子还不知道能不能再来，就这样穿城而过岂不遗憾？启程前我们向上级机关管后勤的一位领导请示，希望能在北京城里住几天，哪怕住一天，到天安门前照张相，也不枉了来北京一次。那位领导爽快地批准我们在北京城内住三天，并帮我们联系了我们系统在城内的招待所。那时候我们既没有居民身份证也没有军官、士兵证，而所有的旅馆、招待所住宿登记前都要查验介绍信。他给我们开了三张盖好公章的空白介绍信，供我们沿途需要时使用。

　　我们首先到天安门前排队照了相，然后又排队进入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了毛主席的遗容。注视着躺在水晶棺中的毛主席，回想起两年前初闻他逝世消息时那种山崩地裂般的感觉，觉悟到这世界上其实没有神，我们过去做梦也想不到毛主席会死，但他死了。我们当时认为毛主席一死，中国就完了，但他死了两年后，中国不但没有完，反而是逐渐地好起来了。大学又开始考试招生了，农村里地主、富农的帽子也摘了，农民家的粮食多了，生产队里的牛也胖了。连我这样一个人，竟然也在天安门前照了相，并且亲眼看到了毛主席的遗容。后来的两天里，我们又去了北海公园、天坛公园和天坛公园旁边的自然博物馆，那里边有一副高大的恐龙骨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还去了故宫、景山、颐和园、动物园，还去了最繁华的王府井大街，还去了西单商场买了三个人造革黑背包，我自己一个，给战友捎了两个。还给我的未婚妻买了一条粉红的纱巾。她是我在棉花加工厂当临时工时由她的一个瓜蔓子亲戚介绍给我的。当时我很犹豫，但那人竟恶狠狠地说：你别不识好歹！肥猪拱门还以为是狗爪子挠的！——这人后来也说了实话，他之所以把他的亲戚的女儿介绍给我，是因为我叔叔在棉花加工厂当会计，而他想通过这种关系达到长期在棉花加工厂工作的目的。结婚后她对我说：在我之前，公社党委刘常委想把她介绍给公社党委副书记的侄子，她嫌那人眼睛太小而没有答应。她和我订婚后，刘常委讥讽她：你嫌郭书记侄子眼小，现在找了个眼大的！她说：郭书记的侄子眼小无神，小莫的眼小放光，不一样的。许多年后，当我浪得虚名成了作家，刘常委逢人便说我太太有知人之明——我们还去西单路口那家饺子馆排队两小时吃了一顿饺子，是那种肥肉馅的，一咬往外冒油的饺子，用机器包的。包饺子的机器在里边工作，隔着一道半人高的柜台，外边是十几张桌子。当时，我感到这是一项伟大发明，这边把面、水、肉塞进去，从另一头，包好的饺子就一个接着一个掉到热浪翻滚的锅里，实在是匪夷所思。我把这事回家说给我娘听，她根本不信。现在想起来，那饺子机挤出来的饺子皮厚馅少，煮出来一半走汤漏水，实在是又难看又难吃，但在当时，在西单商场旁边的饺子馆吃一顿机制饺子，可是回乡吹牛的资本啊。现在，机制饺子早就没人吃了，所有的饺子馆的招牌上，都特别注明是手工制作。过去是肉越肥越好，现在则流行素馅了。世事变迁，于此可见一斑。

　　回程路上，章技师把方向盘让给田虎，他与我挤在副驾驶的座位上。田虎一到，我的司机梦彻底破灭。章技师看出了我的沮丧，悄悄地劝我：小莫，你满腹文采，当个臭车夫，岂不是高射炮打蚊子大材小用？等着吧，会有好运气来找你的。他的话给了我一些安慰，但想到前程，还是一片迷惘。难道我费尽千辛万苦冲出了牢笼，折腾两年，又一事无成地回去？不，我不回去，我要奋斗！我要挣扎！

　　在北京时，我曾做过一个梦，梦到我和章技师开车回到了故乡，我们的车，和鲁文莉爸爸的车，都停在我们学校前的操场上。两辆嘎斯51，车头上都扎着红绸子，车鼻子上，都缀着一朵绸布扎成的大红花。学校的军乐队，在旁边吹号擂鼓，还有许多的学生，手中挥舞着绸布，跳着一种动作简单、节奏分明的舞蹈。后来，夜深人静，明月当空。我独自一人，来到操场，看到两辆嘎斯51，就像两条小狗一样，鼻子触着鼻子，嗅着对方的气味，借此辨别对方的身份。它们不时发出嘹亮的叫声，像两头久别重逢的毛驴。然后它们便各自往后退了几十米，又往前将鼻子碰在一起。如此三离三合之后，鲁文莉她爸爸那辆车尥了一个蹶子，往前跑去，我们单位那辆车，紧紧地追上去。两辆嘎斯51，在操场上转着圈追逐，好像一头公驴追赶一头母驴。此时我恍然悟到：这两辆车，并非双胞胎姐妹，而是一对恋人。它们追逐着，交配，然后生出一辆辆小嘎斯车……我将这个梦境转述给章技师和小田听。章技师说：看起来我们必须去一趟国营胶河农场了。小田说：我爹也做过类似的梦，但第二天就撞了车。——小田的爹也是司机——章技师说：新兵蛋子，乌鸦嘴！

　　多半是小田出语不祥，犯了章技师的忌讳，原本说得好好的事，到潍坊时又变了卦。此时是晚上九点多钟，满天星光。章技师说：小莫，我们出来太久了，我这几天眼皮跳，心神不宁，担心亲兵发生什么事。既然已经到了这里，就把你送到潍坊火车站，你坐火车回家看看。我回去帮你请假，有啥事我担着。我和小田从烟潍公路先回去了。

　　我理解章技师的心情，虽说原本在心中想象了许多遍的、带着一辆军用嘎斯51轰轰烈烈开进村庄的盛事化为泡影，心中颇感失落，但能在当兵两年后回家探亲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将我放在潍坊火车站外，章技师和小田开着车走了。我一直目送着嘎斯51屁股后的红灯消逝，才走进车站买票。

　　这是我此生第二次坐火车。第一次坐火车是我十八岁那年春天，送我大哥和侄子去青岛坐船返上海。那年头坐火车是一件相当隆重的事，我从青岛回来后，以此为资本吹了好久的牛。第二次坐火车心情依然很激动。车上拥挤不堪，车厢里一股尿臊气。有两个男人为争厕所打架，一个破了鼻子，一个破了耳朵。当时，我不认为这有什么落后之处。从潍坊到高密一百多公里，却颠颠簸簸地跑了三个多小时。而2008年的和谐号动车组，从北京跑到高密，全程近八百公里，只需五小时多一点儿。

　　到达高密火车站时，已是凌晨，红日初升，满天霞光。我一出检票口就听到车站广场一家卖油条、豆浆的小饭铺里传出了好久没有听到的茂腔的旋律。是传统剧目《罗衫记》里老旦的那段著名的大慢板，悲凉凄切，颤颤悠悠，使我热泪盈眶。前几天在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做那个介绍茂腔的节目时，我还提到了这件事。我买了半斤油条，一碗豆浆，边吃边听。车站广场两边全是小饭铺，那些做生意的人，大声招徕着顾客。两年前，车站周围只有那家国营的饭馆卖饭，服务员的态度极其恶劣。两年后，个体饭馆参与了竞争。又过了几年，个体经济犹如雨后的春笋，遍地冒出。那些全民所有制的、集体所有制的饭馆、供销社、商店纷纷倒闭。

　　我转乘那趟开往东北乡的公共汽车，下午三点钟才进家门。一看到家里的破屋烂舍和更加衰老的爹娘，心中感到无比绝望。与父母说到单位的情况，提干无门，学车无望，顶多再混两年就该复员回家了。母亲说：原以为你能混出个名堂来……我说：都怨我命运不济，分配到这么个单位。如果在野战军里，没准已经提了干。父亲道：说这些也没用了。家里就这样，你也看到了。回去还是好好干，别怕出力气，人都是病死的，没有干活累死的。只要你舍得力气干活，领导总会看到的。即便是提不了干，学不了车，也得想法入个党。爹跟着共产党忠心耿耿干了一辈子，做梦也想入党，但总也入不了，这辈子是没指望了，就看你们了，入了党，复员回来，也多少争回点面子。

　　四

　　返回部队后，领导找我谈话，说上级分配给我们站一个报考解放军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的名额，经研究，决定让我复习功课，准备参加考试。我的头嗡的一声响，脑子蒙了好久。我记得很清楚，那天中午改善生活，每人一个“狮子头”，在那个年代，这可是难得的美味，但吃到口中如同嚼蜡。这是我此生第一次体验到食肉无味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站上领导一直认为我是高中生，所以才决定让我去参加考试。但我实际上是小学五年级，语文、政治，也许还可以对付，但数、理、化一窍不通。报考的专业，是电子计算机终端维修，这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难了。但如果说出真相，那我就彻底完了。我硬着头皮答应下来。站上一位姓马的无线电技师，湖南人，与我同岁，对我不错，为我鼓劲打气，说据他所知，此次分配考试名额，实际上是为了照顾外站，考试只是走个过场，只要交不了白卷就可以入学。我说我可是连四则运算、分数加减都不会啊。他说我教你，你这么聪明的脑瓜，啥学不会？还有半年时间呢。于是我下决心拼命一搏。我写信让家里人将我大哥用过的所有的初、高中课本给我寄来。每晚去马技师那里上课。经领导批准，在工具储藏室里为我安了一桌一椅，允许我不值班时可以进去学习。为了让我集中精力复习，我的副班长职务由一个七七年兵暂时代理。

　　因为我大哥是我们高密东北乡第一个大学生，我感受到了他给家庭带来的荣耀，因此我从小就有上大学的梦想。现在，实现梦想的机会来了。但要在半年的业余时间内，自学完中学的数、理、化课程，困难实在是太大了。根本没有时间做练习题，只是看教材，看懂了就往下看。那么多的公式，囫囵吞枣般地死记硬背。储藏室的墙壁上，被我用铅笔写满了公式。我在希望与绝望中挣扎。更多的是绝望，希望越来越渺茫。那时的我面黄肌瘦，头发蓬松，我们教导员说我像个囚犯。8月份时，教导员找我谈话，说：上级刚才来电话，说原先分配给我们站的那个考试名额取消了，希望你能正确对待。他的话一方面让我如释重负，一方面让我深感失望。教导员在全站会议上宣布了这件事，同时宣布恢复我的警卫班副班长职务。那时候，正是全军学文化的热潮，教导员让我给站上战士讲数学。给战士们讲数学时，我才意识到，在半年的时间里，我真的学会了不少知识。后来，上级领导下来视察，听了我一堂三角函数课，认为很有水平。我能被调到保定训练大队当教员，与这堂课有关。大学梦破了，文学梦越做越凶。那时，一部短篇小说可以使人一举成名。我自己订了《人民文学》和《解放军文艺》，从1978年9月开始，学习文学创作。先是写了一部题为《妈妈》的短篇小说，接着写了一部题为《离婚》的六幕话剧。给我们单位送信的邮递员是一位左眼有残疾的小个子中年男人，姓孙，大家都叫他老孙，也有几位浮薄的参谋背地里叫他“独眼龙”。每当听到老孙的摩托响，我的心就怦怦乱跳。因为两部稿子投出去了，我盼望着好消息。最好的消息是《解放军文艺》社用钢笔回了一封退稿信，关于话剧《离婚》的，说篇幅太长，建议投到别处看看。我调往保定前，潜意识中有轻装上阵一切从头开始的想法，就把这两部稿子投到炉子里烧了。1999年我重访故地，营房已经成了养鸡场。到那间当年的储藏室里去看，墙壁上我涂鸦的那些数、理、化公式还依稀可辨。

　　五

　　1979年，无论对于国家还是对我个人，都是至关重要的一年。先是2月17日，对越南的自卫反击作战爆发。二十万大军，从广西和云南两线，冲进越南境内。第二天早晨，我们吃早饭时，就从广播里听到了李成文舍身炸敌堡的英雄事迹。我们同批入伍的战友，有很多去了前线。从内心深处，我是羡慕他们的。我希望自己也能有这样的机会，上战场，当英雄，闯过来可以立功提干，牺牲了也给父母挣个烈属名分，改变家庭的政治地位，也不枉了他们生我养我。有我这种想法的，其实不止我一个人。这想法很简单，很幼稚，但确是我们这种饱受政治压迫的中农子弟的一个扭曲心态。窝窝囊囊地活着，不如轰轰隆隆地死去。前方在打仗，我们这样的单位也一改长期的散漫状态，出操，训练，值班，劳动，都加倍认真和卖力。但战争很快结束，我们单位又恢复原状。

　　这年的6月底，领导批准我回家结婚。7月3日举行婚礼，是日大雨。在婚假期间，我见到了几位参战回来的战友，他们都立了功，有两位还提了干，我从心里边羡慕他们。但等待我的是什么呢？也许，再过几个月，我就该复员回乡了。

　　结婚第二天，我骑自行车去了胶河农场，说是去找同学玩，其实是想看看鲁文莉她爸爸那辆差点把我摔死的嘎斯51。我在农场的车场上找到了它。鲁文莉的爸爸正在为它刷油漆。我上前去，掏出烟，敬他一支。我说：鲁师傅您不认识我吗？他笑着摇摇头。我说我是鲁文莉的小学同学，姓莫，名叫莫邪的。他连声说：啊啊啊，想起来了，想起来了。那一年，我把车停在你们村，你打开车门，偷走我一副手套。我说：那不是我，那是何志武，他不但偷了你一副手套，还将你的轮胎放了气。他说：那小子，我知道，从小就是歪头鹅，一肚子坏水儿。他不但放了我轮胎的气，还拧走了我轮胎上的气门芯。后来他跟我谈判，说要借我的军装、军帽，如果我不借给他，他就在街上撒铁蒺藜，扎破我的轮胎。我马上想起来，十几年前，鲁文莉她爸爸的嘎斯51抛锚在大街上的情景。六个轮胎，四个瘪了。鲁文莉爸爸暴跳如雷，破口大骂。当时，学校也把我当做重点怀疑对象，盘查讯问了许久。刘大嘴老师将烧红的炉钩子举到我面前摇晃着，要我坦白交代。我心中无事，面对炉钩子，坦然自若——我问起鲁文莉的情况，他说，就业了，在县橡胶厂。我说：在你们农场就业多好，你们这里是全民所有制，县橡胶厂是集体所有制。他说：你不知道吗？我们归县里管了，土地也要承包了，今后，就跟农民差不多了。我指指油漆了一半的嘎斯51，和车场上那些破破烂烂的机械，问：这些怎么办？他说：能卖就卖，不能卖就任它烂掉呗。这辆嘎斯51也要卖吗？我问。他说：前几天，就是那个何志武，从内蒙古拍来一封电报，出八千元的高价，要买这辆破车。这小子，大概是脑子出了什么毛病了吧？再加五千元，他就可以买一辆新出厂的解放牌大卡车。你说，他是不是要作弄我？我感慨万端地想：何志武啊何志武，你那个聪明绝顶的脑袋里又在转什么念头呢？你能拿出这么多钱买车，说明你发了大财，可你为什么要买一辆老掉牙的破车呢？难道仅仅为了怀旧就可以让你一掷千金吗？我说：鲁师傅，我也弄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我相信，他肯定不会作弄你。——随便他吧，他真要买，我这心里还真有点不是滋味呢，你想想，这车跟我多少年了？感情很深啊！鲁文莉的爸爸说罢，抡起刷子，往车厢上抹了两下子，又问我，小伙子，在哪里服役？我说：在黄县。他说：蓬莱守备团的部队，34团吧？我说：我们隶属总参，34团代管我们。他说：我与34团许团长是老战友。我当连长时，他是团里的作训参谋。我兴奋地说：许团长给我们作过报告！太巧了！您要不要捎点什么给他？我后天回部队。他沮丧地说：他堂堂团长，我一个臭司机，不巴结了。我还想说什么，他已经抡起刷子往车上刷漆了。我自然早就听说过他的事。他从朝鲜战场回国后，当了连长，授衔上尉，前途无量，但可惜他像许多少年得志的男人一样，“后头撅了尾巴，前头撅了鸡巴”，自毁了锦绣前程。

　　回部队那天，我特意一大早就赶到县城，买上去黄县的长途汽车票，距开车还有两个小时。那时县城很小，我花半小时疾步走到城南橡胶厂，向门卫老头打听鲁文莉，门卫老头说她好像值夜班。接着就盘问我是她什么人？找她干什么？我说是她同学，探亲路过，顺便想看看她。老头可能看我是解放军，就说：要不我给你去叫叫？我说：那就谢谢你了。老头说：你帮我看着门，我给你去叫。我不时地抬腕看表——我借了战友的一块价值30元的“钟山”牌手表——生怕误了坐车的时间。过了好久，看门老头带着她来了。她披着一件短大衣，穿一条红色绒裤，趿拉着一双拖鞋，蓬松着头发，睡眼惺忪，哈欠连连。我急忙上前，叫她的名字。她上下打量着我，冷冷地问：是你啊，找我干什么？我狼狈无比地说：没事……回部队……离开车还有点时间……顺便来看看老同学……前天我去胶河农场，见到你爸爸了，他说你在这里工作……她不耐烦地说：你要没事我就回去睡觉了。她转身就走了。我望着她的背影，心中感到十分惆怅。

　　回到部队后不到两个月，我就接到了调往保定训练大队的命令。那位借“钟山”牌手表让我回家结婚的同乡战友感慨地说：看来结婚能给人带来好运，过几天我也回家结婚。临行前，我们警卫班与干部们进行了一场篮球比赛，那天我手气很好，几乎是有投必中。这场篮球是我此生打得最漂亮的一场球。

　　9月10日，我与要到北京办事的马技师结伴同行。田虎用嘎斯51把我们送到潍坊火车站。嘎斯51，再见了。没有再见，其实是永别。这辆车，我再也没见过，它的残骸，现在何方？而鲁文莉她爸爸那辆嘎斯51，村里人说，的确是被何志武买走了。何志武开着那辆车，在大街上和我们学校的操场上转了好几圈，实践了要成为“鲁文莉她爸爸”的理想，然后便拖着烟尘扬长而去。

　　我到达保定后，先是担任班长，训练那批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来的学员。他们学制两年，大专学历，毕业后就是正排职军官，行政23级。他们学习的专业，有一个很长的名称，其实就是戴着耳机抄电报。

　　一个月后，训练结束，我被留在大队部担任保密员，后来又兼任政治教员，给那些学员们讲授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我并不具备这方面的知识，是“鸭子上架——全靠逼”。刚开始很吃力，但教过一个学期后，渐渐可以应付自如。于是，那颗未死的文学之心又在拳拳跳动。屡遭失败后，终于，1981年9月，我的第一篇小说《春夜雨霏霏》在保定市的《莲池》发表。第二年春，又在该刊发表了短篇小说《丑兵》。一个战士，担任着干部的工作，能给学员滔滔不绝、声嘶力竭地讲马克思主义原理，又能写小说，确有点引人注目。1981年11月3日，女儿出世。起名时，时在湖南工作的我大哥建议叫“爱莲”，一是我的第一篇小说是在《莲池》发表，二是宋人周敦颐有名文《爱莲说》。我认为此名太俗而为之命名“筱箫”，但上小学后，老师以此名笔画太多而易之“笑笑”，于是也就“笑笑”至今了。在上级机关诸多贵人帮助下，1982年盛夏，我在故乡度假时，接到了被破格提拔为军官的消息。那张任命我为训练大队正排职教员的命令，现在还应该装在我的档案袋里吧。我清楚地记着，那封信是我父亲拿回来的。当我向他报告了这个喜讯时，他眼睛里闪烁着的是一种让我感觉到温暖又凄凉的光芒。他什么也没说，扛起锄头又下田去了。我父亲的表现立即让我想到邻村我一个本家爷爷的表现，他的儿子提干后，他敲着锣满村喊叫：我儿子提干了！我儿子提干了！我父亲的低调处理使我深切地感到他的性格、品质和经验。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不久即写出成名之作《透明的红萝卜》，不久后又发表了《红高粱》，引起很大轰动。1986年暑假我在故乡集市上买菜，碰到了邻村一个姓万的男人。他一把拉住我，瞪着眼吼叫：听说你发大财了？一部小说，卖了一百多万？——现在，一部小说卖一百多万完全可能，但在当时，这无疑是说胡话。——还没等我辩白，他就说：不用害怕，不会找你借钱。我儿子考上了美国留学生，再过几年，美金大大地有！

　　1987年秋，张艺谋带领着巩俐、姜文等人到高密来拍《红高粱》，最早的名字叫《九九青杀口》，他们剧组的一辆小面包车上就用红漆喷上《九九青杀口》的字样。为什么当时不叫《红高粱》，等拍摄完毕后又叫《红高粱》，我没问，他们也没说。当时，拍电影，对我们高密东北乡人来说，可是一件新鲜事。自从盘古开天地，还没有人到我们这偏僻地界拍过电影呢。开机前，我请剧组主创人员到家里吃饭。张艺谋、姜文都是赤膊光头，皮肤晒得黝黑。巩俐穿着一身老土布衣裳，留着那种乡村妇女的发型，不施粉黛，看上去像一个貌不惊人的小村姑。村里人原以为女电影演员都是天女下凡，但看了巩俐后不由大失所望。当时，谁能想得到，十几年后，巩俐会成为国际巨星，举手投足，高贵典雅，目光流盼，风情万种。开机那天，现场观者如堵，有骑车几十里从外县赶来的普通百姓，也有坐着轿车前来观看的县市领导。但都是乘兴而来，扫兴而去。

　　剧组住在我们县招待所，房间里没有空调也没有卫生间，当时，县级招待所条件大都如此。当时的演员也没有现在的演员那么大的谱。等剧组撤走后，我听到县里的朋友对我说：很多人对演员们的印象不好。尤其是姜文，打长途电话一打就是四个小时。我说他打长途电话交不交钱？他说交啊。我说既然交钱你管那么多闲事干什么？——现在，我想没人再去管这些闲事了吧！中国人从人人关心别人的私事，到个人隐私受到保护，是一个多么巨大的进步。不久前我在电视上看到八十年代初一个因为“流氓罪”被判了十年徒刑的电影演员为自己的遭遇鸣冤叫屈。是的，他无非是与几个女人发生过两相情愿的性关系，竟被认为是犯了严重的罪行，此案当时轰动全国，大多数人认为他罪有应得，并无人认为量刑不当。如果按照那时的标准来衡量当今社会的男女……那需要多少监狱啊！

　　看到剧组那辆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破汽车，我马上就想到了鲁文莉她爸爸那辆被何志武买走的嘎斯51。颜色形状都有几分相似，近前一看，车头上的罩板似乎不对。听村里人说何志武人在内蒙，那辆嘎斯51是不是还在为他效劳呢？

　　六

　　1988年8月，我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和鲁迅文学院合办的文学研究生班。相对于1984年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我这次没有太大的兴奋。1984年时我接到军艺的入学通知书时那可真叫欣喜若狂。一是终于圆了大学之梦，二是圆了文学之梦。这次考入研究生班，尽管毕业后可以拿到硕士学位，但由于我已经浪得虚名，对文学这行当有了相当的了解，知道对一个作家来说，无论什么学历学位，都比不上作品有力，因此，起初我并不想来上这个学。后来有人劝我把眼光放远点，利用这机会学点英语，将来会大有用处。这想法无疑是十分正确的。我的确也认真地学了两个月，曾经背了几百个单词。但很快，学生运动爆发，形势日益紧张，多数人无心上课。我本来就缺少毅力，有了这个借口安慰自己，就把学英语的事搁置脑后。后来经常出国，每次都为当初没把英语学好而后悔莫及。前几年还有学一点日常用语的想法，这几年，连这想法也没有了。我只是盼着发明家们尽快发明一种简单、便携、快捷、准确的语言交换器，以解我出国之难。

　　1990年春天，我回到县城，将原有的几间旧房子推倒，用一个月的时间，翻盖了四间房子。期间学校几次来电报催我回去。等我回到学校后，领导劝我自动退学。我未加考虑就同意了。后来，有众多同学为我求情，又得到北师大童老师的鼎力相助才得以保留学籍。我们毕业那天，正好是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毕业典礼草草结束，没有酒宴，没有舞会。我们单位电影队的小伙子开着一辆三轮摩托接我回去，没有宿舍，只好在一间摆放废旧杂物的仓库里安身。仓库里耗子成群，夜夜闹腾。一只母耗子在我的衣箱里做窝生了小耗子。之后几年，我的衣服上、被褥上似乎都有一股鼠尿骚味。仓库里有十几尊毛主席的石膏塑像，我把它们摆在门口和床边，仿佛哨兵一样。有几位文学圈的朋友混过部队大院的层层岗哨进来看我，一看那阵势，都说我是中国第一牛人，让十几个毛主席为我把门放哨，侍卫床前。过了两年，单位分我两间房子，我搬出了仓库。但我经常怀念起与十几个毛主席在一起生活的日子。

　　1992年春天，忽然有人敲我的门。开门一看，竟是多年未见的何志武。我问他怎么能找到我的家门，他笑而不答。他说无事不登三宝殿。我说有事尽管说，只要我能办的，一定不遗余力。他说他在内蒙古交通部门工作，是正式职工，想调回高密，以便照顾年迈的父母。我给高密县长写了一封信，交给何志武，让他拿信自己去找县长。当时我问过他那辆嘎斯51的下落，他瞪着眼问：你不知道吗？卖给张艺谋剧组了。那辆被姜文他们用装满高粱酒的酒坛子当燃烧弹炸烂烧毁的汽车，就是鲁文莉她爸爸那辆嘎斯51啊。你看，他说，我为你的《红高粱》也做过贡献呢。我说，车头上的罩板不太像啊。他说，你怎么这么笨呢，剧组里能人多着呢，他们能原封不动地用一辆苏制卡车冒充日本卡车吗？那不穿帮了嘛。卖了多少钱？我问他。他说：废铁价。这辆车一直在我爹的院子里放着，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才好。终于等到了这个机会，让它有了一个辉煌的结局。

　　1993年初我回高密过春节，何志武来找我，说已经调回来了，在高密驻青岛办事处工作。我说你可真有本事，他说全靠你那封信引路。

　　后来几年，他经常来北京找我，每次都请我吃昂贵的菜。看样子是发了大财。他多次邀请我去青岛玩，说他已经和高密没什么关系了，现在自己开公司，生意做得很好，只要我去，一切都由他安排。

　　从他口中，我得以了解了我们那批小学同学的情况。他不仅熟知我们那些同学的情况，连老师们的情况也了如指掌。从他口中，我知道教我们作文的张老师早就从县职业高中教导主任的位置上退休，两个儿子，一个做木材生意，一个在城南乡当团委书记。那个刘大嘴老师，最辉煌时当过县教委副主任，老伴去世后，与寡居的鲁文莉结为忘年夫妻。鲁文莉的第一个丈夫是县里一位领导的儿子，那小子吃喝嫖赌无恶不作，据说还经常打她。后来那小子酒后驾驶摩托车撞在一棵大树上，车毁人亡。鲁文莉怎么会跟刘老师走在一起呢？我说：这太不可思议了！何志武笑着问我：将乒乓球打到对手的嘴里可以思议吗？——这确实也属不可思议之事，由此可见，世界上的事，千变万化，因缘凑巧，阴差阳错，稀奇古怪，实在是不好说。

　　七

　　2008年8月，我特意到青岛与何志武聚会。在此之前我多次来青岛，不是讲学就是开会，日程安排紧张，让何志武很不爽。他说，你能不能专门来一趟，咱们俩畅谈三天三夜，我有许多话要对你说，保证能启发你的灵感，让你写出一部好小说。当年你借我十元钱，现在我还你一部小说素材！

　　何志武将我安排在汇泉王朝饭店一个开窗即可观海听涛的豪华套间里。从在饭店房间坐定那一刻，他就开始给我讲述这三十多年来的经历。接下来的三天里，无论是对面喝酒还是漫步海滩，他的嘴几乎没停过。他点了那么多的山珍海味，几乎是我自己吃。我说你也吃啊！这么贵的东西，不吃可惜了。他说：你吃，我是“三高”，不能吃这些东西。他喝酒，抽烟，不停地说话。那几天他让司机回家休息，自己驾车，拉着我沿海兜风。我说：喝了那么多酒，行吗？他说：放心，我跟武松一样，一分酒一分本事。我说别叫警察截住。他笑着说：他们哪个好意思截我？开着车时他依然滔滔不绝地说话，一边说还一边用手比画。我说哥们，你最好集中精力开车，他说，放心吧。三十多年的老司机了，一坐到驾驶位上，车就成了身体的一部分。不过，鲁天公开车的技术的确高超，我们村后那座小石桥跟嘎斯51车轮外沿同宽，那家伙过桥从不减速。我刚要问谁是鲁天公，马上就明白他说的是谁，从这里我也意识到自己与何志武的差距。

　　他说：我拿着你借我那十块钱到了火车站，花了一块两毛钱买了一张到潍坊的慢车票。这列车是青岛开往沈阳的。尽管我只买到潍坊，但我一定要坐到沈阳。车上查票很严，每当检票时，两个乘警把住车厢门，谁也别想蒙混过关。被查出来，轻则轰下车去，重则一顿暴打后轰下车去。我的对面坐着一个解放军战士，胳膊上戴着黑纱，看样子是遭了父母大丧。你知道，我跟着王贵大爷学过麻衣神相——我的确不知道他跟着王贵学过麻衣神相——便跟他套起近乎，越说越近，他刚刚去世的父亲，竟被我忽悠成是我的酒肉朋友，他竟然也深信不疑。然后我就跟他说：兄弟，大哥有难，望你能出手相助。那当兵的从衣兜里掏出到沈阳的火车票，低声说：你先用，用完压到我茶杯下。看到检票的人来了，他就从服务员手里接过水壶，热情洋溢地为乘客倒水。车上的人都夸他是活雷锋。那年头，解放军威望很高，有他帮我，一路顺遂到沈阳。我至今对当兵的很有感情。我的大女儿嫁给北海舰队一位核潜艇的艇长，小女儿正跟那艇上的政委谈着恋爱。我对她们的选择热烈地支持。我的女儿嫁给艇长和政委，我们家差不多就等于控制了一艘核潜艇。哈哈哈哈，他大声狂笑。我老婆是上世纪初被布尔什维克吓跑的白俄贵族后裔，纯种俄罗斯人，但她生在中国长在中国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公民。1979年，我已经发了财，存折上有三万八千元！我胆大，敢冒险，但我的冒险是建立在调查研究基础之上的。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改革开始，人民公社解体，土地开始承包。我马上想到，承包了土地的农户，最需要的就是大牲畜，马，牛。那时，在内蒙，买一匹高头大马只要四百元，但赶到关内，可卖一千元。买一头四个牙的犍子牛，只要二百元，但赶到关内，最少六百元。我当时正在县城开照相馆，生意很好。为了赚大钱，我将照相馆卖了一万元，到牧民那里买了三十匹马。雇了一个牧民，帮着我往关内赶。赶到河北地界，人困马乏，饲草难求。我眉头一皱，想出一个主意。我将三十匹马赶进了宣化县县政府大院。我直接去找县长，说我是内蒙牧民，听说内地土地承包到户，春耕在即，牲畜奇缺，因此将自家的三十匹马送来。三十匹骏马，白送。那县长姓白，愣了，一个劲翻白眼。我说真的白送。县长跑到院子里，看着那些骏马，说：我们不能白要你的，这样吧，我们给你作价，八百元一匹。我说，不要那么多，一匹六百，如果你们还需要，我马上回去，给你们赶一百匹来。你们也可以派人去。我帮你们收购。就这么着，那个春天，我当了马贩子，赚了三万八千元。我跟那白县长——现在已经当了副省长了——就此成了换脑袋的朋友。人有了钱，就该成家立业了。当时我就想，应该回老家圆我的青春梦。不瞒你说，我暗恋着鲁文莉。我想送她一件见面礼，那就是将她爸爸那辆车买到手，然后用那辆车拉着她，到内蒙去，干大事，赚大钱。我打听了，国营农场已经改制承包，那辆车已经归鲁天公个人所有。于是我就拍了一封电报，用八千元买他的车，高价，绝对高价，那时南京生产的“跃进牌”NJ130型，完全仿嘎斯51的，才八千元一台。他那台破车，顶多值两千元。

　　我将八千元钱点给了鲁天公，告诉他，我花高价买你的破车，是变相送礼。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何志武买车，意在鲁文莉，我说。鲁天公笑着说：何志武，我早就猜到，你肚子里不定憋着什么坏水呢。但是，婚姻大事，父母不能包办。你有本事，自己追去吧。不过，小子，我估计你已经没有什么戏了。县委汪副书记的儿子看上了我家文莉，说实话我不喜欢那小子，贼眉鼠眼，一看就不是好玩意儿。但他毕竟是县委副书记的儿子，文莉自己愿意，我跟她妈也只好顺水推舟。管他以后怎么着呢，先当几天县委副书记的亲家风光风光吧。

　　何志武说，我开着那辆嘎斯51，在村里转了几圈，耀了武扬了威，那时毕竟年轻浮浅啊！然后驱车直奔县城。你问我何时学会的车？七六年，我在窑厂当装卸工，跟司机老许成了好朋友，跟他学会的。当年看鲁文莉她爸爸开车，那个神气，其实，这玩意儿，抽支烟的工夫就能学会。我把车开到橡胶厂门口，想找鲁文莉谈谈，但看门的老头说她已经调到县邮电局了。老头嘴很碎，说县委副书记的儿媳妇怎么可能还在乌烟瘴气、臭气扑鼻的橡胶厂上班。我开车到了县邮局大门口，将车停下，到旁边的百货商场买了一双新皮鞋换上。乍穿新鞋，走起路来很不得劲，仿佛所有的人都在看我的脚似的。我一进邮局大门就看到了鲁文莉，她在卖邮票的柜台后，与一个中年妇女聊天。我走上前去，说：鲁文莉，我是你小学同学何志武，你爸爸让我来找你。她愣了几分钟，冷冷地问：什么事？我指指停在马路对面的车，说那是你爸爸的车，他让我开车来接你。她说：我还上着班呢！我说：没关系，我到车上去等着，等你下班。我回到驾驶室，抽着烟等她。那时县城破破烂烂，县政府那栋三层楼是最高建筑。我坐在车上，看着那楼顶上的红旗和楼后边的宝塔松，心中感到一种很庄严的感情。我一支烟都没抽完，鲁文莉就跑过来了。我推开车门，让她上车。我根本没问她什么，发动起车子，开车就走。到底有什么事？她问我。我不理她，将车开得贼快，同时用眼睛的余光看她。她抱着肩膀，撅嘴吹口哨。这是她过去没有的习惯，很可爱。女大十八变，果然。开出县城，将车停在一中操场旁边那块空地上。为什么将车停在这里？因为她在这里获得了全县乒乓球女子少年冠军。我转过头，定定地看着她。她确实很漂亮。她肯定也感觉到了什么，有几分警惕，有几分气恼。你到底想干什么？！我没有兜圈子，直截了当地说：鲁文莉，十几年前我就喜欢你，当我滚出教室后，就暗下决心，只要混好了，就回来娶你做老婆！当你在那里边——我指指一中的办公室——解放前的基督教堂——当年的乒乓球比赛就在那里头进行——获得冠军时，我就下决心要混成个人样儿回来娶你——她撇了一下嘴，道：这么说，你现在混好了？混成个人样儿了？我说：基本上可以这么说了。你每月工资多少？我问她，她不答。我说，你不说我也知道。你每月工资三十元，每年工资三百六十元。我在内蒙贩卖牲口赚了三万八千元。相当于你一百年的工资。我花八千元买了你爸爸这辆破车，等于给你爸爸和你妈妈一笔丰厚的养老费，免除了你的后顾之忧。我在那边朋友很多，路都踩好了，有这三万元做本，用不了几年，我，不，我们，就会成为十万元户，甚至百万元户！我敢担保：一，永远不会缺着你钱花；二，我会永远对你好。她冷冷地说：真可惜，何志武，我已经订婚了。我说：订婚也不是结婚，结了婚都可以离婚。她说：你这人怎么这样不讲道理？凭什么来干扰我的生活？凭你买了我爸爸这辆破车？凭你有三万元钱？我说：鲁文莉，因为我爱你，所以我不愿让你跳火坑。我调查过，那个汪建军，是个流氓，专门玩弄女青年……她打断我的话：何志武，你这样说不感到卑鄙吗？我说：我这是拯救你，怎么是卑鄙呢！她说：谢谢你的好意！我与你无亲无故，我的事我自己做主。你无权干涉！我说：希望你再考虑考虑。她说：何志武，你别烦我了，好不好？这事要让汪建军知道了，他会找人砸死你的。我笑着说：我希望他知道，你告诉他吧。她拉开车门，跳下车，说：何志武，别有了几个钱就忘了自己姓什么了。告诉你，金钱不是万能的！她转身往县城的方向走去。我望着她的背影，想：金钱的确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金钱却是万万不能的。鲁文莉，好自为之吧。我回家推倒一面院墙，将鲁文莉爸爸那辆破车，开到我家院子里，用篷布蒙上，然后将墙垒好，嘱咐我爹好好看守着。我爹骂我：守什么？难道这车还能长翅膀飞走？我告诉他眼光放长远点，这车将来会有大用场。安顿好父母，我带着两个弟弟回了内蒙。他们跟着我做各种生意，贩木材，贩钢材，贩牲口，贩羊绒，金钱滚滚而来。我是有勇有谋的人。我用一个小故事证明我的有勇有谋：

　　那时羊绒禁止私人贩运，从关外将一吨羊绒私运入关内，可得暴利万元。他们设了关卡。我找了两辆完全一样的卡车，前边一辆装上布匹，后边一辆装上羊绒。车顶上都用帆布盖好。开到关卡附近，将装羊绒的车停下，先开装布匹的上去，让他们检查。检查时敬他们烟，送他们酒，答应帮他们从关内捎东西，检查完毕，开车通过。但一会儿我就把车开回来了，对他们说一个备用轮胎丢了需要回去找。开到羊绒车处，将装棉布车停下，将羊绒车开上去，对关卡的人说备用轮胎找到了，他们刚刚查过了，自然不再检查。就这样，瞒天过海，我带着两个弟弟，一个春天，贩卖了四十吨羊绒，净赚了四十万元。

　　钱越来越多，朋友也越来越多。我帮两个弟弟都落了户口，都安排在运输公司就了业。那时咱还迷信户口、正式职工这些东西。1982年，我又回了一趟老家，给我父母盖了新房子。老房子还保留着，那辆车上的篷布朽了，又换上新的。我爹那时已经不敢骂我了。他对我娘说：志武是有大肚量的，他的事，我们不要妄加议论。我还对鲁文莉抱有一线希望，但她已经和汪建军结了婚，听说生活得还不错。既然这样，我想我也该结婚了。

　　听说我要找对象结婚，十几个媒人上门，介绍的都是有模有样的姑娘。我都没有答应。这时，有一个女人自己找上门来。这个自己找上门来的就是你嫂子朱丽娅。她当时在旗畜牧站工作，外号叫“两个死”，从后边看身材绝好，能把人馋死。从前边看，一脸麻子，能把人吓死。她找上门来，何大哥，我问你，你为什么要讨老婆？我想了想说：一是为我生儿育女，二是为我洗衣烧饭。她说那你最好选我。我想了想，一拍大腿，说：就是你了！走，登记去吧！我和你嫂子结婚，轰动了全旗啊！你想想看，全旗首富何志武，选了一个大麻子做老婆。很多人都不明白，他们当然不明白。你明白吗？他说，等你看到你那两个美如天仙的侄女就明白了，等你看到你那在足球队里踢球的侄子就明白了。你嫂子五官端正，丑就丑在那一脸麻子上。麻子是不会遗传的，但她的白俄血统和她的身材相貌是会遗传的。我如果找个汉族女人只能生一胎，但我找个俄罗斯族的，可以堂堂正正地生二胎，稍微做点工作就能生三胎。你现在明白，为什么你那两个侄女能把一艘核潜艇给“俘虏”回来吧！混血美人，气质高贵，不同凡响！我想得很明白，男人，如果不能与自己爱的女人结婚，那就要找个最能给自己带来好处的女人结婚。朱丽娅就是这样的女人。

　　何志武说，进入九十年代后，我想，要干大事发大财，必须到沿海去。所以我进京找你，先调回县里，然后到了青岛。你嫂子起初还舍不得内蒙那个家，我说，到了青岛，我给你盖一栋大楼！——何志武指着远处一栋乳白色大楼说，那栋大楼，就是咱开发的。他给我说了许多他在青岛的光荣战绩，我听过就忘了。无非是花钱，交友，吃小亏，赚大便宜。我说何志武你还记得吗？文化大革命初起时，我们演过一个活报剧。我穿着张老师那件破夹克，夹克里塞进一个篮球冒充大肚子，扮演苏联的赫鲁晓夫；你头发上扑了粉，扮演“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我们的唱词是：“赫老兄，刘老弟，咱俩唱的是一台戏”。我唱“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你唱“吃小亏赚大便宜”。我说，你的成功秘诀就是“吃小亏赚大便宜”吧。他想了想，说，基本上是，但不完全是。有很多时候，我是吃了大亏，但连小便宜都没沾着。我问：是指买鲁文莉她爸爸那辆嘎斯车吗？他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庸俗呢？我跟谁都计算成本，但唯有跟鲁文莉我是不计成本的。

　　她丈夫死后，你没去找她吗？我问。

　　何志武说，鲁文莉的丈夫是1993年撞死的。那时我已在青岛与××的情妇合伙做钢材生意。有××这杆大旗罩着，青岛市所有建筑工地的钢材都被我们垄断了。听到鲁文莉成了寡妇的消息，我的心动了。我跟你嫂子说了这事。你嫂子慷慨大度地说：你把她接来吧，想明媒正娶也行，想包做二奶也行。但还没等我去找她，她就找我来了。她穿着一条黑裙子，戴着白手套，脸上化着浓妆，正所谓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她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说：何志武，我熬出来了。我也直截了当地问：你是想嫁给我做老婆呢，还是给我做情妇？她也直截了当地说：当然是做老婆。我说：做老婆工程太大，还是做情妇吧，我在海边给你买套房子，养起你来。她凄然一笑，说：那就不麻烦你了。很快，我就听到了她与刘大嘴老师结婚的消息。我带着两瓶酒两包烟，独自开车，到了胶河农场前那片空地上，就是在这里，我向鲁文莉的爸爸表达了我对他女儿的爱慕之心。我边喝边抽边想。我一直以为自己精通相术，能够洞察人心，但其实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之所以基本上能够洞察他人之心，就因为与我交往的大都是小人，而鲁文莉，是个君子。

　　我离开青岛前一天晚上，何志武将我带回家吃饭。他的夫人包了三鲜饺子，还按高密人的方式，捣了一碗蒜泥。这是个热情洋溢的胖大女人，一看就知是贤妻良母。酒至半酣时，何志武起身关了灯，让我往他家厨房的玻璃窗上看，那上边竟有十几个环环相套的铜钱图案，天圆地方，金光闪闪。我说这是哪里投射过来的。他说：不知道，观察研究了好久，也找不出源头。他说，尽管海边有好几处大房子，但我不去，我要守在这里。“守财奴”三个字几乎脱口而出，但我硬憋了回去。他们这些生意人，钱越多越迷信，希望讨口彩，最忌讳不吉利的话。于是，我将“守财奴”置换成“财神光顾”，他极为开心，说：到底是大作家，出口就是成语。

　　我回京后，何志武给我打电话，说他在龙口海边看中了一块地，想搞房地产开发。他说你能不能来一下？这边土地管理局有个管事的，是你刚当兵时待过的黄县工作站那个左站长的儿子，名叫左联。说起你来，那小子眉飞色舞，说他是你看着长大的。我犹豫了一下，但还是找借口推脱了。

　　八

　　今年5月，高密县文化局和广播电视局联合举办首届茂腔电视大奖赛，文化局陆局长专程来京邀我回去当评委，盛情难却，只好从命。高密茂腔，三年前被评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使这个剧种后继有人，县委县政府决定成立茂腔少年班，招收四十名小学员，送到潍坊艺校去培养，毕业后纳入事业编制。此事借着茂腔电视大奖赛一煽呼，成为一时热点，报名者多达五百余人。住在县府招待所，每天都有熟人、朋友、亲戚为了孩子进茂腔少年班的事来找，搞得我不胜其烦。因为要与县里的文学骨干商量为茂腔剧团创作新剧本的事，短期内还不能回京，陆局长给我另找了一家饭店，以避干扰。但没想到刚住进去半天，手机就收到一条短信：老同学，您大概早把我忘记了吧？我是鲁文莉。我现在就在您住的饭店前台，能不能下楼来接见我一下？耽误您五分钟。

　　我们在酒吧里坐定，服务生上前招呼。我问她喝点什么？她问：有酒吗？我吃了一惊。服务生笑着说：当然有，您想喝什么？她说：只要是酒就行。服务生笑着看我。我说：给我们每人来一杯红葡萄酒吧。服务生报了一大串酒名。我说：最好的。鲁文莉抢着说：说好了啊，我请客。我说：不用你请，我可以签单。她顿了顿，幽幽地说：是啊，你现在可是大人物了，我只能在电视上看你了。我说：太夸张了吧？骗子最怕老乡亲，骗子更怕老同学。咱俩不仅是同学，而且还是同桌。她说：我还以为你忘了呢。我说：怎么可能！人过五十，眼前的事记不住，过去的事，却越来越清晰。她说：我也是，连做梦都是梦见那时的事。我说：这说明我们老了。她说：男人五十多岁，正是好时候；女人五十多岁，就成了老妖精了。她虽然穿着肥大的黑裙子，但遮不住腰身的臃肿。她那张瘦长精致的小脸，也团如月了。眼袋下来了，眼圈还是黑的。酒来了，我们端起杯，碰了一下，她急火火地喝了一口。我问：刘老师好吗？她叹了一口气，说：走了。我惊讶地说：怎么……刘老师也不过六十多岁……她说：我是寡妇命，妨男人的……我说：哪有这种事……她又喝了一口酒，眼睛里泪光点点，盯着我说：我的命真苦……我一时也找不到安慰她的话，便端起酒杯，与她相碰。她仰脖喝干杯中酒，说：不说这些了，我来找你，是来向你求情。她摸出一张照片，递给我，说：这是我女儿，刘欢欢，报名参加茂腔少年班考试，已经过了两关，进入了前六十名。听说所有的家长都在活动，我也只好觍着个老脸来找你。我端详着手中的照片，刘欢欢，大嘴巴，大眼睛，依稀可见刘老师一些影子，但更多的还是像鲁文莉。我似乎听评委们提到过这个刘欢欢，便给陆局长发了一条短信询问。陆局长回道：条件非常好，哪怕只招两个学员，也有一个是她。我将陆的短信给鲁文莉看了。她的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我说：你现在放心了吧？

　　她哽咽着说：谢谢……谢谢……我说：你谢谁啊？是女儿条件好，发挥好，考得好！她说：如今的事，我明白……谢谢，老同学……她从包里摸出一个纸袋，说：老同学，这是一万元，您别嫌少，您替我请陆局长他们喝杯酒吧……

　　我想了想，说：好吧，老同学，我收下了。

　　——发表于2009年第十期《人民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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