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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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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七点钟。沪江纱厂铜匠间里挤满了人，黑压压一片。人群当中是一张长方桌——用三张八仙桌拼起来的，上面铺了一块白布。长方桌上端坐着杨健，他正对面坐的是徐义德。徐义德一走进铜匠间，看见那许多人就料到今天的情况不妙，坐下来以后，他有意把头低下，暗中却又不时觑来觑去，但看不太清楚，又不敢完全抬起头来看。他的两只手交叉地放在胸前，眼光经常望着那只细白的肥胖的手。

　　铜匠间里像是处在暴风雨的前夕，静悄悄的，没有一丝声音。这平静里仿佛孕育着巨大的声音，随时可以爆裂开来。

　　在肃静中，徐义德听到杨健充满了力量的声音：

　　“……过去你只坦白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态度极不老实。本来，我们可以根据掌握的材料处理，为了挽救你，没有做结论。我们现在再给你一个机会，做到仁至义尽，希望你彻底坦白。今天会上，要你表示态度，别再耍花招。你坦白，或者不坦白，我们好处理。以前写的讲的，今天要在会上总交代，交代的好，算你坦白；交代的不好，工人同志不允许的。人民政府的法令也不允许。你现在考虑考虑，想好了再讲。”

　　从课堂回去的第二天下午，徐义德又交了一份坦白书，比过去增加了一些琐碎的项目，主要问题还是没有坦白。杨健料到徐义德不见棺材不掉泪的，还存着蒙混过关的幻想。他便把最近沪江纱厂的情况写了个报告给区委，建议召开面对面的说理斗争大会。区委批准了他的意见。今天就召开了会，厂里有关的职工和资本家代理人都出席了。他向徐义德讲清了道理。徐义德听完了，慢慢抬起头来，向杨健感激地点了点头，顺便向左右两边望了望，梅佐贤和韩云程坐在他的左边，他右边是郭鹏和勇复基，再过去有不少工人，他只认识余静、赵得宝、严志发、钟理文、汤阿英和陶阿毛这些人，许多车间的工人面孔很熟，名字可叫不上来。他看到陶阿毛，马上把眼光转过去，生怕被人发现，但又情不自禁地睨视了他一眼。他心想梅佐贤、郭鹏和勇复基这些人，在紧要关头就不起作用。这样大规模的会，事先为啥没告诉他？幸亏陶阿毛没有把他忘记，通过梅佐贤打电话告诉他今天晚上要开这个大会，使他精神上有了一些准备。陶阿毛怕他坦白交代，特地编造群众工作组的一些假情况告诉他，鼓励只要今天这个会能够顶过去，问题就差不多了。他在会场上看到梅佐贤、郭鹏、勇复基和陶阿毛这些人，使他稍为放心：除了韩云程归到工人阶级的队伍里去以外，他们这些人还没有动摇，那么，自己的态度硬到底也就有了把握。他听完杨健讲话，认真地想了想，然后拘谨地站了起来，按照他事先想好的三部曲表演：首先摘下那顶深蓝色麦而登人民装的帽子，然后低下了头，最后两手垂直，毕恭毕敬地发言，声调低沉而迟缓，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吐出来的：

　　“杨部长，我绝对不是个顽固不化的人。你到厂里来以后，再三再四开导我，我再不坦白，实在没有良心，也对不起党对我的教导。我晓得的，我都交代了；我不晓得的，我不好瞎说……”

　　他的话还没有讲完，一个老年女工站了起来，大声质问道：

　　“啥人要你瞎说？你犯的五毒，你自己不晓得？你不老老实实交代，我们工人不答应！”

　　这是细纱间的秦妈妈，说到最后，她把胸脯一拍，来加重她的语气。

　　徐义德不慌不忙地说：

　　“我晓得了，一定交代。”

　　“那我问你，那一阵子车间里的生活为啥难做？”

　　徐义德看秦妈妈气势汹汹的那副腔调，以为她掌握了重要材料，一听她问的不过是一般的生活难做问题，他就不把它放在心上，慢慢说道：

　　“生活难做的原因，仔细研究起来，很不简单，这里面有机器问题，工人的工作法问题，清洁卫生工作问题，工人的劳动态度问题……”

　　“你提的这些问题，想把责任往工人身上推；我问你：这里面有没有原棉问题？”秦妈妈气愤填膺，盯着徐义德。

　　“当然，不能说原棉不是其中的一个问题。”

　　“你既然承认原棉是其中一个问题，生活难做的主要问题是啥？”

　　徐义德见秦妈妈立刻抓住原棉问题，而且要他说出主要问题，他感到势头不对，不能掉以轻心，要小心对付，讲究措词：

　　“这就要仔细研究了。”

　　“你还要仔细研究，要研究到哪一年才弄的清爽？”秦妈妈冷笑了一声，说，“重点试纺的辰光生活为啥不难做？”

　　“正在研究，还没有得出结论。”

　　韩云程见徐义德学他过去的语调，还想实行拖延战术，碰着秦妈妈这个富有经验的对手，不大容易蒙混过去，何况参加会议的那许多人还没有发言哩。他亲身体会拖延不是一个办法。听到徐义德话里一再重复“研究”这两个字，他内心便有些羞愧，这原来是他的挡箭牌啊，现在被徐义德利用上了。

　　“生活难做的辰光，钢丝车上的棉网满布云片，棉卷棉条的杂质很多，条干不匀，造成细纱间的断头率不断提高，有六百多根；重点试纺和试纺点扩大的辰光，同样的机器，同样的工人，同样的工作法，同样的清洁卫生工作，可是钢丝车上的棉网很少云片，棉卷棉条的杂质也少，条干均匀，细纱间的断头率突然降低，只有二百五十根，而且是一级纱，这不是原棉问题是啥问题？”

　　秦妈妈摆事实讲道理，问得徐义德目瞪口呆，一时回答不上来，他也不愿意回答。但是原棉问题摊开在他面前了，既不能避开，也无法说是和原棉无关，他眉头一动，小心地说道：

　　“花司的花衣供应不稳定，有时花衣好一些，有时花衣差一些。”

　　“我们生活难做的辰光，花司供应坏花衣；我们重点试纺，花司就供应好花衣？”杨健识破徐义德把责任往花纱布公司身上推，这只狡猾的狐狸又想逃走了。他便抓住，问徐义德，“是不是？”

　　董素娟听杨健幽默的语调，忍不住笑出声来，坐在她旁边的汤阿英连忙碰了一下她的胳臂。董素娟会意地马上用手捂住嘴，望着徐义德尴尬的表情，看他怎么回答。

　　“也不是这个意思。”徐义德的声调低了。他预感到情况发展有些不妙：不单是秦妈妈一个人向他进攻，杨部长开口了。

　　余静接着说：

　　“我们过去不止一次上你的当，你别再想欺骗我们了。我们现在懂得你那一套拿手好戏，啥事体都往别人身上推，同你徐义德没啥关系。你想想，哪桩事体不是你出的坏主意？坏花衣是花司配的，不是你徐义德买来的。同样的花司的花衣，为啥重点试纺的辰光花衣忽然变好了呢？真奇怪！”

　　“真奇怪！”管秀芬说，“花衣自己会变戏法呀！”“真奇怪！花衣一歇变好，一歇变坏！”会场上的工人，你一句我一句连声说：“真奇怪！”

　　“徐义德，你快坦白交代！别梦想欺骗我们，我们工人今天绝不放你过去！”陶阿毛涨红着脸说，叫别人相信他真的在生气。

　　杨健见徐义德冷静地站在那里，头虽然低着，一对眼睛却不断向左右窃视，在暗暗观察会场上的动静，寻思怎样对付这个局面。杨健不让徐义德有喘息的机会，单刀直入地问：

　　“你说，究竟是怎么回事？”

　　徐义德还没有拿定主意，默默地没有回答。

　　“回答杨部长的问题呀，”管秀芬生气地说，“怎么，忽然变成哑巴了？”

　　徐义德想起梅佐贤曾经在劳资协商会议上说过：花纱布公司每件纱只配给四百十斤，沪江厂用棉量比别的厂多一点，要用四百十几斤，到交纱末期，车面不够，只好买点次泾阳花衣加进去。当时工人方面听的有道理，就没再追问下去。他很赞赏梅佐贤的妙计。他认为这一着现在正好派用场，便说：

　　“花司每件纱只配四百十斤，不够，我们只好加点次泾阳花衣进去。次泾阳的花衣是比较差一点，对质量多少有点影响。”

　　秦妈妈料到徐义德会把次泾阳作为挡箭牌抬出来的，她早就等待了，连忙抓住问他：

　　“你这个次泾阳是从啥地方买来的？”

　　徐义德觉得秦妈妈这个问题问得叫人好笑，不值一答，但表面上装出很严肃的神情，认真地答道：

　　“是从信孚记花行进的货。”

　　“信孚记花行是从啥地方进的货？”

　　徐义德没料到秦妈妈追问到信孚记花行的货源，这可是问题的要害呀！他差点回答不上来，低下头想了一下，说：

　　“这要问信孚记花行。”

　　“你不晓得啵？”

　　“我不晓得。”

　　“你真不晓得啵？”秦妈妈正面盯着徐义德，看他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神情有点慌张，便又重复问了一句，“是真的不晓得啵？”

　　徐义德暗暗咬紧牙关，一口否认：

　　“真不晓得。”

　　“要是晓得呢？”

　　“我不是那种不老实的人。”

　　“我倒晓得……”

　　秦妈妈说了半句，有意停了下来，看徐义德的态度，给他一个坦白的机会。徐义德以为秦妈妈吓唬他，并不是真的晓得，便稳坐钓鱼台，闷声不响，听秦妈妈的下文。会议上的空气突然变得紧张起来，大家的眼光都集中在秦妈妈的脸上，急于想从她的嘴里知道影响全厂生活难做的秘密。秦妈妈在杨健和余静的领导下，对“次泾阳问题”做了专门调查研究，信孚记花行的职工也在五反运动中检举了这方面的材料，提供了确凿的人证物证。秦妈妈等了一歇，徐义德还是不开口，她说：

　　“要不要我告诉你？”

　　徐义德轻轻地弯了弯腰：

　　“好的。”

　　“信孚记花行是从沪江纱厂进的货！”

　　汤阿英和郭彩娣她们大吃一惊，诧异的眼光都对着徐义德。徐义德还不死心，仍然企图抵赖：

　　“我们沪江纱厂从来没有卖过次泾阳的花衣给信孚记花行，这有账可查，如果真的卖过，我徐义德一定认账。”

　　梅佐贤见秦妈妈一直追问次泾阳的货源，他身上直冒冷汗。这是他一手经办的呀！秦妈妈虽说是一步步向徐义德进攻，但火力的威胁使他感受比徐义德还要深切！徐义德正面顶住，矢口否认，说得有凭有据，庆幸徐义德的远见，把沪江纱厂的破籽卖给信孚记花行，由信孚记花行自己去处理加工，在沪江纱厂的账面上抓不到把柄。他听到这里，暗暗松了口气。

　　秦妈妈英勇地继续前进，她高声地说：

　　“账，我们早就查过了。沪江纱厂的确没有卖过次泾阳给信孚记花行……”

　　徐义德得意地抬起头来，插上一句：

　　“我从来不说假话！”

　　“别忙表扬自己，”管秀芬瞪了徐义德一眼，说，“秦妈妈的话还没有说完哩。”

　　徐义德的头低了下去。秦妈妈继续说：

　　“沪江纱厂把破籽卖给信孚记花行，是不是？”

　　徐义德点点头。

　　“信孚记花行用梳棉机把破籽梳一梳，再用硫磺一熏，就变成次泾阳了，再卖给沪江。你晓得啵？”

　　“我不晓得信孚记花行的情况。”徐义德心慌了，他奇怪秦妈妈哪能了解的这么清爽。

　　“啥人是信孚记花行的老板？”

　　“信孚记花行是合股公司。”

　　“你有没有股子？”

　　“多少有一点。”徐义德现在感到秦妈妈所问的每一句话的力量，不能再完全赖账了，但设法尽可能缩小一些无法抵赖的事实。

　　“啥人的股子最多？”

　　徐义德见秦妈妈一步步逼得更紧，叫他躲闪不开，却又不甘心完全承认，梦想再负隅抵抗一阵，摸摸秦妈妈的底盘，看她究竟掌握了多少真实情况。他摆出回忆的神情，歪着头想了想，说：

　　“因为忙，很久没有参加信孚记花行的董事会了，不了解啥人的股子最多。”

　　“要不要让秦妈妈告诉你？”杨健望了徐义德一眼。

　　“也好。”徐义德无可奈何地说，声音很低沉。

　　“股子最多的就是你！沪江纱厂的徐义德把破籽卖给信孚记，信孚记的徐义德把破籽变成次泾阳，再卖给沪江纱厂的徐义德。你这个徐义德却啥也不晓得！”

　　汤阿英气愤愤地站了起来，指着徐义德说：

　　“你好狠心，害得我们工人好苦，还想赖账吗？”

　　会场上的人都站了起来，大家的手不约而同地都指着徐义德，愤怒的眼光都集中在徐义德的身上。徐义德的脸微微发红，头更低了，可是他紧紧闭着嘴，一声不吭，真的变成哑巴了。

　　“你看看，韩工程师就坐在你旁边，”余静看徐义德还不肯交代次泾阳问题，便让大家坐了下来，她接着说，“做了坏事是隐瞒不了的。你不坦白，别人会坦白的。徐义德，我看你还是老老实实交代的好。”

　　徐义德一听余静点出韩工程师在场，他心里更加紧张，想起韩云程已经归了工人阶级的队伍，难道说花衣问题也完全交代了吗？归队就归队，为啥要“揭”徐义德的“底”呢？太不够交情了。也许没有，是余静有意压一下，想叫徐义德交代。他心里稍为安定了些。他微微抬起头来，看见韩工程师站了起来，他的心再也不能平静了，刚才隐隐发红的脸现在却变得铁青了。他仔细在听韩工程师说：

　　“余静同志说得好，做了坏事是隐瞒不了的。秦妈妈已经把次泾阳的问题提出来了，我也向‘五反’工作队坦白了。徐义德，你老老实实地交代吧……”

　　郭鹏听到“次泾阳”三个字，根根神经紧张了，吃惊的眼光木然地盯着韩工程师。他想：这下可糟了，秦妈妈虽然揭露了沪江纱厂和信孚记花行来往的秘密，但和他没啥关系。韩云程坦白“次泾阳”，问题就完全不同了，他了解“次泾阳”的名称是郭鹏给取的，那他摆脱不了这关系。勇复基吓得低下了头，不敢呼吸，他后悔不应该去参加第一次总管理处倒霉的秘密会议，现在无论如何也跳不出这烂泥坑了。梅佐贤心里很坦然，他不动声色，坐在那里。他知道：天掉下来有徐总经理顶着。他端徐总经理的饭碗，当然服徐总经理管。资方代理人还有不为资本家服务的道理吗？在这紧要关头，自己正要紧紧靠着徐总经理，“五反”过后，料想徐总经理不会亏待自己的。徐义德给秦妈妈进攻得浑身有气无力，已经招架不住，这时又亲自听了韩工程师这几句话，迎头又受到一闷棍，打得他非常沉重，痛上加痛几乎讲不出话来。他在广播里听到韩云程归队，还以为是大势所迫，不得不应付应付，现在听他那口气，完全不是应付，而是不折不扣归了队。那么，“次泾阳”以外的问题，当然也向“五反”工作队坦白了。他要尽一切努力把这个缺口堵住。秦妈妈只是揭露问题的一个方面，韩云程却了解生产方面的全部情况，如果这个缺口突破，汹涌澎湃的大水通过这个缺口便会冲垮他的防堤，一泻千里，洪水泛滥，便不可收拾了。他向韩工程师笑了笑，用那鹰隼一般的目光注视着韩工程师：

　　“韩工程师是学科学的，态度严肃，办事认真，不随便讲话。你是我们厂里的技术专家，沪江靠了你，我们的事业不断扩大。我对你一向是很尊敬的。你每次讲话我都深信不疑，可是这一次——也许是你的记忆不好，没有把事体说清爽，使人容易误会。我们厂里过去用过‘次泾阳’，工务日记上写着的，报表上也填了的，因为花司配的花衣不够，我们不得不自己买点花衣贴补上，你说，是吧，韩工程师。”

　　徐义德最后两句话充满了热情和无限的希望。他热望韩工程师再回到他的身边，即使不肯马上回来，也不要使他太难堪了。他这一番话在韩工程师的心里确实起了作用，总经理就坐在自己的面前呀，多年的交情，哪能抹下这个面子呢？要是现在当面顶撞，以后要不要在一块儿共事呢？在徐义德面前，秦妈妈又把“次泾阳”的来龙去脉调查得清清楚楚。他第一次听到这里面的内幕，叫他吃惊，也使他懂得做了事是隐瞒不住的。他不能作证“次泾阳”的秘密。可是杨部长的眼光正对着他哩，他在杨部长面前能够不作证吗？他曾经向工会谈的那些事哪能好收回？说出去的话，谁也没有法子收回了。他一时解脱不开尴尬的处境，只好紧紧闭着嘴。杨健看韩工程师拉不下脸来说话，他亲自点破徐义德：

　　“花司给别的厂配的花衣够，同样数量的花衣，沪江就不够，你说，奇怪不奇怪？照你这么说，你贴补了很多‘次泾阳’，那么花司还欠你不少花衣了？”

　　“已经贴补进去，不必再算了。”

　　“那你不是吃亏了吗？”杨健的眼光转到徐义德的身上。

　　徐义德的脸唰的一下红了。杨健追问：

　　“你一共用多少‘次泾阳’换了好花衣？”

　　徐义德从杨部长口气里已经知道韩云程啥都坦白了，秦妈妈揭露的那些材料，物证人证俱在，再也没有办法隐瞒下去。现在再坚决否认，那对自己不利。他毅然下了决心：做了就不怕，怕了就不干，干脆坦白。他想用坦白把韩云程这个缺口堵住。他低着头，用悔恨自己的语调，沉痛地说：

　　“唉，这是我的过错。从一九五○年六月起，棉花联购处宣布联购，私营厂不能自行采办。花纱布公司配棉很好，纤维很长，我资产阶级本性未改，觉得有利可图，就在信孚记花行头了一些黄花衣搭配。我给它取了个名字叫‘次泾阳’。我先后一共买了两千多担，大约用了一千八百担，现在还留下两百多担在仓库里没用。余静同志提出重点试纺以后，我就没敢再用了。以一百万元一担计算，一千八百担共取得非法利润十八亿。细账要请工务上算。这是我唯利是图。盗窃国家资财是违法的，请上级给我应得的处分。以后，我再也不干了。”徐义德说完了，连忙又补了一句：

　　“这些违法的事情是我个人做的，和韩工程师没有关系，希望上级给我处分好了。”

　　“这个我们了解，当然和韩工程师没有关系。不用你操心。

　　现在就是要你彻底交代。”杨健说。

　　“是的，我要彻底交代。”

　　钟珮文匆匆走到余静面前，附着她的耳朵，低低地告诉她夜校教员戚宝珍要来参加今天晚上的会议，已经踉踉跄跄走进大门了，余静一听到这消息，马上皱起眉头：戚宝珍那个病哪能参加这样激烈的会议呢？她的身体支持不住的？余静要他赶快劝阻，无论如何不能让她进入会场，派人送她回去好好休息。他站在余静旁边，迟迟不去，脸上露出为难的神情：他这个夜校教员怎么能够阻止戚宝珍参加这么重要的会议呢？不说别人，就说他自己吧，听到这样重要的会议，不管身体哪能，一定也要来参加的。余静察觉他的顾虑，果断地说：“你告诉她，是我不让她参加的。她要是生气，过两天，我亲自到她家去解释。”

　　钟珮文立刻走了，一眨眼的工夫，他回到铜匠间，坐在汤阿英附近的木凳子上。

　　汤阿英听到徐义德坦白用了一千八百担的坏花衣，顿时想起从前那段生活难做的情景，心里汹涌着一股抑制不住的愤怒。她听了徐义德的坦白，霍的站了起来。

　　坐在她前面的人闪出一条路，她站在长方桌旁边，感到无数只眼睛都在对着她，耳朵里乱哄哄的，听不清楚是啥声音。她两只手按在桌面上，右手抓住白台布，激动的心情稍为平静了一点。这时，整个铜匠间很平静，她知道大家在等她发言。她努力使自己保持镇静，慢慢地说：

　　“我有一肚子话要说……”她说到这里激动得再也讲不下去了。

　　余静在一旁鼓励她：“慢慢讲好了。”

　　“我要控诉徐义德的罪恶，”等了一会，汤阿英才接下去说，“你害得我们工人好苦呀！你用坏花衣偷换国家的好花衣，我们流血流汗，你吃的肥肥胖胖。我们累死了，你还不认账，说我们做生活不巴结，清洁卫生工作不好。我的孩子都早产了，这样做生活还不巴结吗？徐义德，你这个杀人不见血的坏家伙，你有良心吗？……”汤阿英讲话的速度越来越快，一句紧接着一句，声音也渐渐放高了。她每一句话像是一粒火种，散发在人们的心田上，立刻燃烧起熊熊的愤怒的火焰。

　　坐在韩云程紧隔壁的清花间老工人郑兴发心里特别激动。他在清花间做生活总是很巴结的，就是因为徐义德盗窃国家原棉，车间生活难做，工人同志们怪来怪去，最后怪到清花间。余静虽然在工厂委员会的扩大会议上把这个问题分析清楚，是原棉问题，不怪清花间，可是没有水落石出，在人们心上总有个疙瘩。徐义德坦白交代才完全道出问题的真相，给汤阿英一提，他的心像是要从嘴里跳出来似的激动。他站了起来，讲话的声音有些颤抖：

　　“我要把徐义德的丑事揭出来。在纱厂里，清花间顶重要。清花间花卷做不好，那么，钢丝车棉网不灵，影响棉条，粗纱条擀不匀，细纱断头率就增多，前纺就影响到后纺。细纱间工人骂粗纱间工人，粗纱间工人骂钢丝车工人，钢丝车工人骂清花间工人，从后纺骂到前纺。这个车间和那个车间不团结，大家都怪清花间。我在清花间做了二三十年的生活，哪一天也没有磨洋工，生活做的不能再巴结了。本来一千斤一镶，不分层次；后来五百斤一镶，分八层，这样的生活我们已经做到家了，后纺的生活仍旧不好做。毛病出在啥地方？余静同志和秦妈妈把资本家偷盗原棉秘密揭出来，盗窃国家原棉，破坏我们工人团结的，不是别人，就是徐义德。徐义德一共盗窃国家多少资财，要详详细细地算出来。”

　　“是呀，就是徐义德破坏我们工人的团结。”陶阿毛大声叫了起来。

　　铜匠间各个角落同时发出相同的声音。可是谭招弟靠墙坐着，闷声不响。自从生活难做以后，她最初是怪细纱间，后来又肯定是清花间不好，余静在会上虽然说过，她听了心里总是不服，相信自己是对的。她老是说：骑着毛驴看书——走着瞧吧。她认为总有一天可以证明自己的意见是对的。这一天终于到了，但证明自己的意见不对。事实不可驳倒，心中也服了，她面子上还有点扭转不过来。

　　汤阿英等郑兴发讲完了，她举起右手高声叫道：

　　“我们要徐义德彻底交代五毒罪行，不胜利决不收兵！”

　　大家都跟她大声叫了起来。汤阿英叫过了口号，转过身子要退到后面去，余静要她坐在刚才发言的地方。她就坐下了。她现在感到非常舒畅。

　　徐义德见汤阿英慷慨激昂的发言，而且还叫了口号，确实叫他吃了一惊。他深深感到上海解放以后变化太大了，秦妈妈那样的老工人发言有步骤有层次，条理清楚，一步步向他紧逼，叫他不得不服帖；汤阿英这样女工也毫不在乎地指着他的鼻子叫口号，使他感到一股沉重的力量压在他的心头。他一向是骑在别人头上过日子的，今天才觉得这个日子过去了，要低下头来。他低声地说：

　　“我一定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把盗窃国家原棉的细账算出来，呈交杨部长……”

　　“其他方面呢？”杨健问他。

　　“还有哪个方面？”徐义德故做不知，惊诧地问。

　　“哪个方面？”杨健看他装出那股糊涂劲，想从他的口气里探风声，就反问道，“你自己的五毒行为还不清楚吗？”

　　“清楚，清楚。”徐义德不敢再装糊涂。

　　“那就交代吧。”

　　徐义德望着吊在铜匠间上空的一百支光的电灯在想，他感到今天这盏电灯特别亮，简直刺眼睛，叫人不敢正面望。可是杨健的眼光比这盏电灯还亮，照得他无处躲藏。他想了一阵，说：

　　“关于偷工减料方面，我想起了两件事：去年人家用包纱纸，我下条子叫不用。打大包可以多拿十个工缴，打包不够，没打，棉纱商标也减小……”

　　杨健止住了他往下说：

　　“这是小数目，你就重大的方面谈……”

　　“我想不出了。”徐义德站在那里，两只手放在袖筒里去，不再讲了。

　　“真的想不起来了吗？”

　　徐义德听杨部长一追问，不敢应承，却又不愿否认，很尴尬地站着。他把头歪过来，似乎在回忆。

　　“要不要别人帮你想一想？”

　　杨健笑着望望他。他不好答应，也不好拒绝，顿时想了个主意，说：

　　“启发启发我也好。”

　　韩工程师见他吞吞吐吐，就对他说：

　　“你每月在总管理处召开秘密会议的事忘了吗？”

　　“韩同志，事情太多……”

　　韩工程师听他叫同志，慌忙打断他的话，更正道：“啥人是你的同志？我已经归到工人阶级的队伍里来了。”

　　“韩先生，事体多，一时想不大起来。”徐义德见静云程态度那么坚决，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刚才想把他拉回来显然是不可能了。他便狠狠给韩云程一棒子，想叫韩云程抬不起头。他说，“韩先生每次会议都参加的，许多事体也不是我徐义德一个人做的。韩先生是专家，是工务上的负责人，过去工务上有些事我不懂，还亏韩先生帮忙出力。今天也请韩先生坦白坦白，有啥错误，都算我的，我一定愿意多负责任。”

　　徐义德轻轻几句，把目标转到韩云程身上。韩云程心里想：徐义德你好厉害，把事体往别人身上推，想摆脱自己！他有点狼狈，急得说不出话来，头上渗透出汗珠子，结结巴巴地说：

　　“徐义德，你，你……”

　　工人们的眼光转到韩云程身上，在等待他发言。杨健的眼光却停留在徐义德胖胖的面孔上，说：

　　“韩工程师早向‘五反’工作队交代了。沪江纱厂的五毒行为是你主使的，别的人受你的骗，上你的当，他们参加了，受了你的钱，不要归还，也不要负责。今天是你坦白交代，怎么要韩工程师坦白？态度放老实点，不要拉扯到别人身上。”

　　余静从杨健几句简单有力的话里进一步看出徐义德的阴谋诡计。她钦佩杨健的智慧，及时识破了徐义德的阴谋。

　　杨健把韩云程从狼狈的境地里救了出来。韩云程紧张的面孔上露出了笑容，盯了徐义德一眼，说：

　　“别耍花招了，你的五毒不法行为我都向杨部队检举了，你快坦白吧。”

　　“是，韩先生。”徐义德竭力抑制心中的愤怒，表面装得很平静。

　　“在座还有梅佐贤，郭鹏，勇复基……他们也都晓得，你再也隐瞒不过去了。”

　　从会议开始到现在，勇复基的眼光一直望着面前的白色台布，心里老是七上八下，噗咚噗咚地跳，希望会议早点散，可是今天的时间过去的特别缓慢，一秒钟比平时一点钟还要长。他在担心别联系到自己，韩工程师终于点了他的名。这不比在别的地方，这是在铜匠间呀。这里有徐义德，还有杨部长啊。正当勇复基左右为难的时刻，徐义德怕梅佐贤、郭鹏和勇复基他们动摇，赶紧接着说：

　　“我做的事，我一定负责；就是韩先生帮我做的事，我也负完全责任。”

　　郭彩娣指着徐义德说：

　　“你叫别人做的事，你当然要负责。不要兜圈子，快说！”

　　“我马上就说。偷税漏税部分我已经写在坦白书上了，早交给了‘五反’工作队。是不是可以还给我看看？这是我和总管理处同仁一道弄的，我没有亲手弄，记不清楚了。”

　　“刚才我说的话，以前写的谈的今天要在会上总交代。你忘记了吗？你自己做的坏事写的坦白书，不清楚吗？还要看啥？”杨健知道他又想把问题扯远，延迟时间，分散大家的注意力，便把问题拉回来，说，“老实比不老实好，坦白比不坦白好。快交代吧。”

　　“我一定老老实实坦白，杨部长，”徐义德皱看眉头，苦思冥想似的，用祈求的口吻说，“有些事体，我实在想不起来了呀，不是不肯坦白。”

　　“真的想不起来了吗？”杨健的嘴上浮着不信任的微笑，学徐义德的口吻讲，“要不要找别人启发启发你呢？”

　　“好么，杨部长。”

　　杨健的眼光从徐义德愁眉苦脸上转过来，暗示地望了汤阿英一眼。汤阿英会意地站了起来，沉着地说：

　　“我来启发启发你！”

　　徐义德随着声音的方向望过去，见是汤阿英，猜想汤阿英大概又要喊几句口号，没啥了不起，硬着头皮听下去：

　　“三年前六月底你卖过一笔棉纱没有？”

　　“我们沪江是纱厂，给人民政府加工订货以前，经常有纱卖出去。”徐义德漫不经心地说。

　　“我问的是三年前六月底那一笔。”汤阿英特别强调“六月底”三个字。

　　徐义德猛的想起那件事，他认为做得天衣无缝，手脚弄的干净，找不出啥漏洞，装出若无其事的神情，说：

　　“过去厂里出售的棉纱很多，要我记清这一笔那一笔是很困难的。”

　　“这一笔棉纱数字特别大，几乎把整个仓库都搬空了，你好好回想一下。”

　　“每次出售棉纱，成交的数量大小不等，有时多出售一些，仓库里的纱当然要大量减少。这很难回想。”徐义德委婉地拒绝回想。

　　“这一笔你会记住的。”

　　“实在记不起来了。”

　　汤阿英见徐义德设法竭力堵住这个缺口，可是不把话说死，语气又显得委婉。她就进一步点他：

　　“那天常日班下工了，仓库里还加班加点，一直忙到深夜，抢着搬运棉纱，为啥这样忙？”

　　汤阿英刚才提到三年前六月底出售棉纱的事，梅佐贤就暗暗捏了一把冷汗，神色有点紧张，惊慌的眼光慢慢从汤阿英的身上移到会议桌上的台布，头也低了下来，眼光望着自己的人民装的钮扣，怕别人察觉他的心思。听到徐义德设法对汤阿英的进攻左堵右挡，稍为安定一些。现在听到汤阿英谈仓库加班加点这些事，他预感到情况有些不妙：难道汤阿英知道出售棉纱的秘密吗？旋即又安慰自己：也许是她看见搬运棉纱，不过提出疑问。他以为像汤阿英这样的女工，是不会知道其中的秘密的，何况出售的手续和买主的安排都十分周到，从账面上不会发现啥问题的。他聚精会神地在听徐义德哪能应付。徐义德说：

　　“白天棉纱搬运不完，晚上接着搬运棉纱，这是常有的事；工作忙一点，就加班加点，厂方照规定发夜餐费，也是常有的事。”

　　“我们厂里夜里从来没有出过货。”

　　“从前也有过，你年纪不大，到我们厂里的时间不长，也许这方面的情形不大了解。”

　　“沪江开办没多久，我就来了。”秦妈妈坐在会议桌子旁边插上来说，“我就没有听说夜里出货的。”

　　“从前是有过……”徐义德的口气没有刚才那样硬了，“买主要的急，只好连夜出货了。”

　　汤阿英紧接上去说：

　　“是哪一家字号买棉纱这么急？晚一天也不行吗？”

　　梅佐贤的脸色忽然发青了，这事是他一手经办的，而且听汤阿英那口气“晚一天也不行吗？”大概已经了解其中的秘密了，不会是无意问了一句，暗中巧合吧！他但愿如此，又怕不是这样。如果徐义德往他身上一推，他哪能摆脱这个干系？他急得头上冒出几颗汗珠，又不方便用手绢拭汗，人家会问：梅佐贤，你为啥忽然出汗了？他眼睛一动，想了一个主意，立刻摘下鼻梁上那副玳瑁边框子的散光眼镜，先用嘴对着眼镜哈了两口气，然后用雪白细纱手绢擦了擦眼镜，接着顺便迅速地拭去额角头上的汗珠。他戴上眼镜，提心吊胆地坐着。幸好徐义德没有往他身上推，好像在保护他，其实徐义德早打定了主意，在会上尽可能把事体都搁在自己的肩胛上，别人不被杨健和工人突破，徐义德的防御阵线才可以巩固下来。徐义德说：

　　“沪江往来客户很多，哪一家字号买的，我可记不清了。”

　　汤阿英见徐义德巧妙地回避要害问题，心里想：这个狐狸真狡猾，杨健早就料到了，要她抓住这个问题追问，确实有先见之明。她深深感到杨健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十分丰富。她追问道：

　　“哪一家字号买的，你记不清，我倒晓得哩。……”

　　徐义德见无法蒙混过去，赶紧补上一句：

　　“沪江出售棉纱，每一笔都有账。沪江历年往来账簿都交给‘五反’检查队了，在杨部长那里，一查就晓得了。”徐义德给汤阿英一个问题又一个问题问的喘不过气来，他想借此机会提出账簿，引起大家注意，好分散目标，避免在要害问题上给抓住不放。

　　汤阿英还是抓住不放，继续追问：

　　“卖棉纱这么急，为啥晚一天不行？”

　　韩云程不了解其中奥妙，听汤阿英一再追问棉纱出厂的字号和时间，认为是小题大做，没有必要在枝节问题上和徐义德纠缠。徐义德既然承认出售棉纱，字号和时间有账可查，就不必再追问了，好揭发其他问题，可以节省点时间。他没有把自己的意见提出来，怕别人怀疑他帮助资本家说话。徐义德自己深知这是一个要害问题，而且是他五毒不法行为当中最严重一项，盗窃国家的经济情报啊！这个罪名可吃不消啊！他决心顶住。但他听到汤阿英把“买棉纱”改成“卖棉纱”，一字之差，触及到要害问题的核心，真有千钧重量，压在他的心头，两道浓眉紧张地聚拢，下巴的肉也有些颤动了，他感到汤阿英这个女工真不简单，进攻的好厉害，一步比一步逼紧，使他难于招架。表面上，他却努力装出镇静的样子，还想把问题推到买主身上：

　　“人家哪一天要货，我们只好哪一天发货。”

　　“对方一定要六月底夜里交货，七月一号白天交货都不行吗？”

　　汤阿英洞察一切的机灵的眼光炯炯有神地盯着徐义德。徐义德的肥胖的面孔红一阵白一阵，瞠目结舌，一时竟不晓得哪能回答。杨健坐在那里，徐义德和梅佐贤表情变化都看在他的眼里，他指挥若定没有啧声，非常满意汤阿英一句又一句有力的追问，使得徐义德躲闪不开，推脱不了。徐义德的态度十分顽固。他料到徐义德这样的人是不见黄河心不死的。他等了半晌，徐义德还没有说话，他便点出：

　　“人民政府决定七月一日加税，所以要在六月底夜里交货，是不是？”

　　韩云程这时才明白汤阿英刚才追问的很有道理，怪不得徐义德那么躲躲闪闪哩；回想起那一阵子增加生产，原来是为了这个呀！他的情绪顿时紧张起来，迫切地等待这桩事体的下文。

　　徐义德心中对自己说：这个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严重罪行，无论如何不能承认；其他的五毒，就是全部承认，问题也没有这个大。他心里慌乱，面部没有表现出来，竭力保持镇静：

　　“这和加税绝对没有关系，我也不晓得人民政府哪一天要加税。”

　　“是真的不晓得，还是假的不晓得？”杨健问。

　　“是不晓得。”

　　“我问你是真的不晓得，还是假的不晓得！”杨健说，“你回答我，是真的，还是假的？”

　　徐义德心一横，仍然努力顶住，心想闯过杨健这一关，大概就差不多了。他说：

　　“真的。”

　　“不要把话说绝，做了的事要想永远隐瞒是不可能的。你不承认，别人会承认的。我们允许你再想一想，现在你承认了，还算是你个人坦白的。”

　　徐义德咬紧牙关，一声不响。他以为这事只有梅佐贤、方宇和他三人经手，梅佐贤不会说出去，方宇不敢说出去，他自己不承认，那啥人也不晓得。

　　杨健等了一歇，徐义德仍旧紧紧闭着嘴。铜匠间静悄悄的，大家在等待徐义德坦白交代。

　　杨健胸有成竹地对余静说：

　　“你把他请来参加我们的会。”

　　余静走出铜匠间没有一会，她带进一个青年干部。会场里的人都注意着那张熟悉的面孔。郭彩娣问张小玲：

　　“咦，他怎么来了？”

　　张小玲含含糊糊地说：

　　“组织上需要他来，他就来了。”

　　“哦。”郭彩娣不解地望着那个青年干部走到会议的长方桌那边来。

　　杨健指着徐义德右前边的地方说：

　　“你就坐在这里吧，谈起来方便些。”

　　人们让出一个空位。方宇坐了下来。徐义德一眼望见他，兀自吃了一惊。他差一点叫了出来。来的不是别人，就是“五反”以后徐义德到处寻找而始终没找到的税务分局派在沪江纱厂的驻厂员方宇。

　　方宇那天经杨健打通了思想，第二天坦白交代了自己的问题，汤阿英检举了六月底以前抢着抛售棉纱的事，经过杨健和区税务分局的帮助，在铁的事实面前，他不得不做了补充交代。这以后，他积极参加反贪污斗争。组织上决定对他免予处分，仍然在税务分局工作，不过不派出来当驻厂员，而是留在分局里。今天开会以前，杨健和余静、赵得宝商量好了，并取得区里的同意，要他到沪江纱厂来，如果徐义德还不肯彻底坦白，就要他出席做证人。

　　徐义德一见了方宇，他的胖胖面孔的脸色顿时发灰了，吓得微微把头低了下去，避免正面看着方宇的愤怒的眼光。杨健指着徐义德对方宇说：

　　“你把徐义德腐蚀干部偷漏税的情况讲一讲……”

　　方宇站起来，说：

　　“徐义德，你应该老老实实坦白，我把问题都向组织上交代了。你要梅佐贤送我一只马凡陀金表和五十万人民币，以后每个月送我两百万人民币，要我及时告诉你们税局的消息……”

　　方宇说到这里叫杨健打断了：

　　“讲到这里就够了，其余的让徐义德自己交代吧……”

　　徐义德面对着方宇，无从抵赖，可是他还不甘心承认，狡猾地说：

　　“我也听说过有这么一回事，可是方驻厂员误会了。这是梅厂长和你私人的交情，和沪江厂没啥关系。”徐义德把这件事推出去，惟恐别人不相信，转过脸望着梅佐贤说，“是啵，梅厂长。”

　　梅佐贤对杨健说：

　　“是的，这是我个人不好，解放以后，还保持从前的旧作风旧习惯。我愿意检讨检讨……”

　　“现在不是你检讨的辰光，”杨健撇下梅佐贤，对徐义德说，“梅佐贤为啥特别和方宇好呢？为啥要他送税局的消息呢？税局的消息和梅佐贤个人有啥关系？政府现在也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呀！”

　　梅佐贤听到这里，哑口无言，瞪着两只眼睛，对着徐义德祈求救兵。徐义德以为反正没有和方宇直接往来，可以不认账，何况梅佐贤已经挺身而出呢。杨健看徐义德不动声色，还企图抵赖，便问道：

　　“方宇告诉你七月一日要加税，你就赶出两千件纱，有没有这回事？”

　　徐义德看到方宇正望着他，梅佐贤坐在那里神色不定，他没法直接否认，却设法间接否认：

　　“这是两回事。”

　　“这完全是一回事，人证物证都在，你还想抵赖吗？”

　　徐义德听到方宇高声质问，他的头更低了。杨健进一步说：

　　“要不要会计主任勇复基也启发你一下呢？”

　　徐义德一听到勇复基三个字像是头上突然给浇了一桶冰凉的冷水，一直凉到心上，浑身都几乎冰冷了。勇复基不比方宇，他的一本账就在勇复基的肚子里呀。向来态度从容不迫的徐义德这次却沉不住气了。杨健点中了他的要害。勇复基比韩云程和方宇知道徐义德的五毒行为还要多的多呀！韩云程顶多只知道工务上的那些事。方宇也不过知道税务上的事。勇复基却不同了，几乎啥事体都知道的啊。徐义德陷在绝望的深渊里，现在唯一的希望就看勇复基的态度了。

　　勇复基的心这时正急遽地跳着。“五反”以来，他日夜不安的一个问题，给刚才杨健几句话澄清了他脑海里翻腾的混乱思想：沪江纱厂的五毒行为是徐义德主使的，别的人受了骗，上了当，参加了，受了钱，不要归还，也不要负责。杨健这几句话虽然是对韩云程说的，可是勇复基听了，好像也是对他说的一样。徐义德放在勇复基身上的沉重的包袱，给杨健几句话毫不费力地放下。勇复基感到浑身轻松，顿时觉得全身有力。杨健给他力量，使他可以伸直了腰，站在徐义德面前讲话。方宇突然在铜匠间出现更给他一个很大的教育：正如杨健所说的，做了事要想永远隐瞒是不可能的，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反而会得到组织上的宽容。经杨健这样支持，他的眼光便不再盯着面前的白台布，勇敢地站了起来，正面对着徐义德说：

　　“徐义德，你害得我好苦，硬拉我下水，做资方代理人，帮你做了对不起政府和人民的事。我现在已经认清了立场，回到工人阶级的队伍里来了，从今以后，和你划清界限。方驻厂员讲的事都是真的，偷税漏税问题，我们已经调查明白了，你快坦白吧！”

　　徐义德万万没想到捏在自己手掌心的这个胆小怕事的会计主任，今天居然也指着鼻子斗他了。他认为勇复基是他亲手提拔的，暗贴是他亲手给的，不应该这样翻脸无情，太不讲交情了。他恨不能当面把勇复基骂个痛快，说：

　　“勇先生……”徐义德看到会场上的人都望着他，气呼呼地没有说下去，只是又叫了一声“勇先生”。

　　“你不要横也勇先生，竖也勇先生的，”勇复基说，“七月一号要加税，你六月底赶出厂两千件纱，偷了多少税你不晓得吗？”

　　谭招弟立刻想到那辰光徐义德说要增加生产，配合国家建设，满足人民需要，原来是满足资本家徐义德偷税的需要！她想站起来说话，却叫徐义德抢了先。他毫不含糊，狠狠地回敬勇复基一下：

　　“这是你经手办的呀！”

　　“是我经手的。”勇复基有了杨健那几句话支持，他也不推扳，拍了拍胸脯说，“钞票上了谁的腰包？你说！”

　　“对呀，钞票上了谁的腰包？”秦妈妈站起来问。

　　“钞票上了谁的腰包？”汤阿英跟着问。

　　“你说呀！”陶阿毛指着徐义德的鼻子。

　　会场上的人很激动，你一言我一语，同时质问徐义德。余静想起方宇在区里坦白交代的那些问题，证明勇复基确实和徐义德划清了界限，引起徐义德不满，想把勇复基再推下水去。她于是对徐义德说：

　　“你不要分化我们工人阶级，你偷税要勇复基负责吗？”

　　钟珮文站了起来，挥动着胳臂，领着高声呼口号：

　　“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全场的人都站了起来，大声叫道：

　　“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徐义德要老老实实坦白交代！”

　　“不彻底交代，我们决不答应！”这是汤阿英嘹亮高昂的声音。

　　大家的手指向徐义德。徐义德在无数的手当中，发现有韩云程的，有勇复基的，还有郭鹏的……他认为有把握的人都离开了自己，站到工人阶级那方面去了。现在只有梅佐贤和他自己站在一道了。他感到深深陷入杨健一手布置的重重包围中，无路可逃。形势变得这么快，简直是他料想不到的。等到大家坐下去，勇复基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紫色的小本子。徐义德一见了这个小本子，他的脸唰的一下完全发白了。这本子是徐义德的黑账。勇复基打开本子看了看，并没有照本子念，只是说：

　　“徐义德，你不要把你做的坏事推到别人身上，你是总经理，我哪一件公事不给你看过？哪一张收付的单据不给你盖章？你还想再赖吗？告诉你，我再也不上你的当了。这是你的黑账，今天我要交给杨部长……”

　　勇复基高高举起紫色的小本子给大家看。大家热烈鼓掌欢迎他回到工人阶级的队伍里来。郭彩娣和谭招弟高兴得一个劲敲着铜匠间的洋铁皮，发出哗啷哗啷的快乐的响声。

　　徐义德急得说不出一句话来。杨健请大家静下去，对徐义德说：

　　“徐义德，你的五毒罪行材料，我们早已完全掌握了。现在再给你一个机会：只要你马上彻底交代，还算你坦白的。这是最后的一个机会了……”

　　“杨部长，我晓得。”徐义德想起那天马慕韩对他说的话：“工人群众发动起来了，高级职员又归了队，大家互助互评，哪桩事体能瞒过人民政府？有些事，还是政府启发，我才想起来的。”从他亲身经历来看，马慕韩的话是对的。马慕韩告诉他在市里交代的辰光，有些人兜圈子挤牙膏，自己不动手，要别人擦背，结果还是要彻底坦白交代，可是弄得很难堪。现在徐义德想起来，这一番话确是好意，那一天不应该冷淡马慕韩，辜负他一片好心。马慕韩坦白交代了六百多亿，工作组同志剔除了四百多亿，而且不再要他坦白交代了，可见得人民政府心中是有数的，不是永远追问不完的。他不应该再有顾虑。同时，他也了解过去杨部长给他谈的话句句是真的，的确是想把他从错误的泥沼里拉出来。杨部长像是一面镜子，徐义德在这面镜子面前，没法隐藏。现在所有的防堤都冲垮了，再不坦白，那最后确确实实对自己不利的。杨部长刚到沪江纱厂对徐义德讲的“坦白从宽”四个字，现在有力地在徐义德的脑海里出现了。杨部长说马上彻底交代还算是自己坦白，真的是最后一个机会了。他不能错过这个机会。他要争取从宽处理。他的防御阵线已经土崩瓦解；没有办法再抵抗下去，不得不下了决心：

　　“现在我向党和工会彻底坦白，”他把“彻底坦白”四个字说得特别响亮，引起大家的注意；希望别人饶恕他的罪行，语调里充满了悔恨的心情，慢悠悠地说，“上海解放初期，我太幼稚，不了解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我把棉纱尽量偷运出去，装到汕头的二十一支纱三百八十件，装到汉口和广州的二十支纱一共八百三十二件，总共是一百二十五万二千四百八十块港币，我套了外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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