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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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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太太没谈了几句话，感伤地叹息了一声，坐到古老的红木床上，右手往左手上一搁，无可奈何地说：

　　“这是命里注定的啊，没有办法，兰珍。”

　　“啥命不命呢，姨妈，我不同意你的看法。”

　　吴兰珍从红木靠背椅上站了起来，走到大太太面前，嘟着嘴说。她最近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为充满了青春朝气的活跃的青年团员。她努力争取在青年团的活动上，也像自己在化学上的成绩一样，站在队伍的前列。她希望把自己的青春生活得更美丽。伟大的五反运动在上海轰轰烈烈地展开，像一场具有不可抗拒的伟大力量的暴风雨，上海每一个角落都卷进运动里面去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复旦大学的组织上一再指出了资产阶级的丑恶罪行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对祖国的危害，又听了陈市长开展五反运动的动员报告，更加了解不彻底展开五反运动，是不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团支委给她谈了很多道理，使她对资产阶级的丑恶本质非常憎恨。团组织希望她好好帮助姨父。在研究化学的公式时，在化学试验室里，她都想起了姨父。她要实践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要把整个生命和所有的力量都献给世界上最美丽的事业——为解放人类的斗争。伟大的五反运动给她带来了最好的机会，也是对她一个考验。今天虽然是礼拜六，学校里并且有个音乐晚会，而她是最欢喜音乐的，但是她还是提了书包，带上实用工业化学的试验报告和《中国青年》杂志，跳上公共汽车，赶到姨父家里来。姨父不在家，在沪江纱厂，还没有回来。她便上楼走进古香古色的姨妈的卧房。她给姨妈谈伟大五反运动的重要意义，希望姨妈规劝姨父早点儿彻底坦白。

　　姨妈说没有用，啥人也拗不过徐义德的脾气。这是他命中注定了的，今年走坏运，谁也没有办法。吴兰珍公然不同意姨妈的意见。姨妈有点生气了，说：

　　“兰珍，你还年青，不懂得事体。义德这回事，我早请张铁嘴算过命了，张铁嘴说，这是命中注定的，过了这个坏运，也许会好些。”

　　“算命先生哪能会晓得姨父的事体呢？还不是闭着眼睛瞎说。”

　　“他当然晓得，有年庚八字吗。每个人的八字不同，只要告诉算命先生，他一排算八字，就了解人的过去未来了，可灵验哩！”

　　“一个人的事只有自己晓得最清楚，别人哪能晓得？素不相识的算命先生，更没法晓得。一个人的未来，主要靠自己努力，看你是不是为人民为祖国服务。每一个人的未来，都要靠自己创造。”

　　吴兰珍的话里夹了一些新名词，大太太搞不大清楚，她抬起头来，问吴兰珍：

　　“你说的啥啊？”

　　吴兰珍见姨妈不懂，忍不住笑了，说：

　　“我说的是中国话啊。”

　　“我这个中国人就听不懂你那些中国话。”

　　吴兰珍给她解释了一遍。她还是不满意，说：

　　“你年纪还青，不懂得这些事，张铁嘴可灵哩。”

　　“劝姨父向人民政府坦白有啥坏处吗？”

　　“这个，也许没坏处。”

　　“那就应该劝劝姨父呀。”

　　“坦白不坦白，我看，是一样的。”

　　大太太心里另有打算。那天晚上徐义德在家里安排后事，她就紧张起来。等听到“五反”检查队进了沪江纱厂，她心神更是不安，整天在惊慌和恐惧当中，夜里躺在古老的红木床上，也闭不上眼，老是望着帐顶发愣。第二天下午，她换了衣服，对啥人也没讲，坐上汽车，到城隍庙去了一趟。她对着灵佑护海公上海县城隍菩萨，求了一签，是第一签，上上，那上面写道：

　　巍巍碧落处高空

　　复夀涵仁万古同

　　莫道先天天不远

　　四时运用总亨通

　　穿着深蓝布长夹袍的管签的老先生，看完了签，摸一摸自己花白了的长胡须，很严肃地说：

　　“这是天道运行之象，乾道轻清，混沌始分；两仪化象，八卦成形。金木水火，四季流行，一顺一逆，不测风云。土为老母，亘古到今。太太，你问的是啥事体？”

　　大太太告诉他问的是丈夫“终身”。

　　老先生皱着眉头，同情地说：

　　“暂屈必伸。”

　　“啥意思？”

　　“你那位先生目前交的是蹇运，只要能守正直，定可逢凶化吉，不久便可以交好运道了。”

　　“哦……”大太太心里暗暗吃了一惊：城隍菩萨真灵，也知道她丈夫的事，现在正在交坏运，和张铁嘴算的命一样。

　　老先生怕她不相信，用力“唔”了一声，又怕她担心受不住，便劝她：

　　“你只要向城隍许许愿，一定可以逢凶化吉的，不要担心。”

　　她点点头，又在城隍菩萨面前叩了三个头，默默许了一个愿：请求菩萨保佑徐义德平安度过坏运，等“五反”过去，弟子一定捐助一千万元，装修佛像，点九十九天的油灯。请求菩萨慈悲，万万保佑徐义德。

　　从城隍庙回来，她心里安定了。她好像有了依靠，有了保证。现在她希望“五反”快点过去，好到城隍庙去还愿。在她看来，徐义德能够平安过去，似乎很有把握。徐义德坦白不坦白是无关紧要了。

　　吴兰珍不明白姨妈肚里的安排，她对姨妈一个劲地直摇头，急着说：

　　“坦白不坦白，那分别可大哩！共产党的政策，治病救人。

　　坦白了就从宽处理，不坦白就从严处理。”

　　“这个我也听说了。”大太太表示自己也并不比姨侄女差，外边有些事，她也知道哩。

　　“你既然听说了，为啥讲坦白不坦白是一样呢？”

　　她站在姨妈面前，歪着头，等姨妈回答。她头上两根长长的黑乌乌的辫子垂到肩上来，显得她身上那件兔毛的绒线衫更加雪白得耀眼。她两只手插在厚蓝布的工装裤子里。

　　姨妈给她这么一问，一时回答不上来，既不愿意说出暗中许愿的事，也不承认自己说的不对，便借故岔开，训斥吴兰珍道：

　　“看你歪头歪脑的，哪里像个女孩子。讲话没高没低，也不懂得规矩，给我好好坐到那边去！”她对着姨侄女向右边的靠背红木椅子一指。

　　吴兰珍退到靠背红木椅子上坐下，她并不灰心。她知道这是姨妈的老毛病：逢到说不过晚一辈的辰光，就信口骂两句，显得还是自己对。她懂得遇到这样的情形，不能和姨妈正面顶撞，要迂回曲折地说，姨妈有时也会接受你的意见。吴兰珍小心翼翼地改口说：

　　“姨妈当然比我懂的多，晓得人民政府讲的到做的到，坦白了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不坦白人民政府也会晓得的，那辰光，对自己就不好了。”她望了姨妈一眼：姨妈两只手交叉在一起，放在胸前，头微微歪着，出神地听她说话。她了解可以再说下去，“为了姨父，只有劝姨父坦白，才能挽救姨父啊。”

　　姨妈突然把眼睛对她一瞪，说：

　　“这些我都晓得，还用你说。”

　　姨妈心里想：城隍菩萨和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一定会保佑徐义德的，因为她已经许下了愿。

　　“吴兰珍，吴兰珍！”

　　这是徐守仁在楼下叫唤的声音。

　　吴兰珍走到姨妈的卧房门口，提高嗓子，对楼梯口那个方向应道：

　　“我在这里，有啥事体呀？”

　　“快下来，快下来啊！”

　　这一次徐守仁的声音比上一次高而清晰。他走到楼梯那里，按着扶手，抬头对楼上叫。

　　吴兰珍以为有紧急的事体，连忙飞一般地跑下楼来。

　　徐守仁手里拿着一把德国造的小刀，见她下楼来，上去一把抓住她的右手，说：

　　“快来，我们两个人比飞刀白相。”

　　天黑了，外边看不见，徐守仁一个人也白相的腻了；他摘下客厅外边墙上的木靶子，挂到客厅里面的墙上来，叫吴兰珍下来陪他白相。她看见小刀和木靶子就摇头：

　　“这做啥？”

　　“练飞刀！”

　　“现在是啥辰光？姨父在厂里‘五反’，你还有兴趣在家里练飞刀？”

　　“我，我……”徐守仁讲不下去了。他想：父亲“五反”，自己也不“五反”，待在家里，不白相做啥？林宛芝老是蹲在楼下看书，像是有意监视他一般，叫他不好活动。他本有意到书房里挑选一两件值钱的物事，偷出去换点钱花，林宛芝在那里，不好下手，多可恶！没钱不好出去，留在家里一刻也闲不住，他总想活动活动。他原来盼望吴兰珍下楼来和自己一起白相，热闹些，不料吴兰珍朝他头上浇下一盆冷水。他不得不装出一副忧愁的样子，说：“实在闷的慌啊。”

　　“你为啥不给姨父想想办法呢？”

　　“我？我有啥办法！”徐守仁一屁股坐到客厅里的单人沙发上，闷闷不乐地说。他望着手里的德国造小刀，嘟着嘴，解释地说，“我不是经理，也不是厂长，我百事勿管，我啥事体也不晓得。爸爸也不给我讲。这几天他回来很晚，我看也看不见他，我有啥办法！”他讲到这里，把眼光从小刀上移到吴兰珍的脸上，理直气壮地盯着她。

　　她坐在徐守仁斜对面的沙发上，两根辫子垂在胸前。她两只手抓着右边那根辫子梢，出神地望着绕在辫子梢上的橡皮筋，想起学校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支委对她讲的话：“你不是一个青年团员吗？在‘五反’中应该起啥作用呢？你的姨父是上海有名的工商业家，他那爿沪江纱厂的五毒行为很严重。你打算怎么样帮助他彻底坦白呢？”她在团支委面前保证：绝对不失掉一个青年团员的立场，要到姨父家里去帮助他。她感到自己的肩上担负着神圣的责任。姨妈的态度已经有些改变，徐守仁还是糊里糊涂，整天只知道吃喝玩乐，不知道姨父严重的五毒的不法行为。她要启发启发徐守仁。姨父很喜欢徐守仁，徐守仁讲话的作用比她大啊。她说：

　　“不一定要当经理厂长才有办法，……”

　　“哦，”他惊异地说，“那你的本事比我高强，我愿意甘拜下风，听你的！”

　　他伸出右手的大拇指对着她一翘，钦佩的眼光注意着她那圆圆脸庞上一对亮晶晶的眼睛。它掩藏在长睫毛下面，越发显得动人。她问；

　　“你晓得姨父厂里的情形吗？”

　　“不晓得。”

　　“听说沪江纱厂的五毒不法行为很严重。”

　　“啊？”

　　“唔。姨父不坦白的话，就要抓起来，吃官司，坐班房……

　　你也没有好日子过。”

　　“我？”他想想也是的，假如父亲被关起来，那怎么办呢？父亲不在，他就是徐公馆的主人。他可以支配一切。他要多少钱就有多少钱，没有人敢碰他一根毫毛。那他不是可以痛痛快快地白相了，也不必动脑筋偷啥出去了。他旋即否定了这个可耻的念头。他想到父亲。如果父亲被关进了监牢，自己哪能够忍心出去吃喝玩乐呢？他说：“是呀，有啥办法帮助爸爸呢？”

　　“只有一个办法。”

　　“啥办法？”

　　“劝他彻底坦白。”

　　“我劝他，行吗？”

　　“当然行，他可听你的话哩。”

　　“他听我的话？”徐守仁突然觉得自己了不起，真的变成一名“英雄”，好像自己有一股无上的威力，自己讲啥，别人听啥，精神因此抖擞起来。

　　“姨父最心疼你。”她知道他一贯好胜逞强，整日价就想做英雄豪杰，给他一个高帽子戴，要他做啥就做啥，如果说动了他，做起来，劲头不小哩。她说：“姨父最听你的话啊。”

　　他兴奋地站起来，拍一拍胸脯，大声地说：

　　“那好，我叫老头子彻底坦白。”

　　叮叮，叮叮叮……

　　客厅外边忽然传来一串铃声。徐守仁耳朵对着客厅门口，右手放在耳根子后面，在凝神地谛听。他仿佛从铃声里可以辨别出谁在揿电铃。他最初以为是楼文龙来找他，今天是礼拜六啊，多么好的时间啊。徐守仁蹲在家给姨表妹谈啥坦白不坦白，真扫兴。父亲坦白不坦白，同徐守仁有啥关系呢？想到这里，他的心已经飞到门口，在和楼文龙低声商量，到啥地方去白相？再一想，他的心又回到客厅，因为从那铃声可以辨别出门外的人揿的轻而稳，仿佛心情很沉重，没有一点儿年青人的火气，完全不像楼文龙过去揿的重而急。可是他又希望是楼文龙来，也许这次楼文龙有意揿的轻而稳呢。他拔起脚来，想出去看个究竟。他走到客厅门口那里，大门的电灯亮了，黑漆大铁门上的那扇小铁门咔嚓一声开了。

　　从外边走进来的是徐总经理。徐总经理今天和往常不一样：他穿着深灰咔叽布的人民装，头上那顶布帽子几乎要压到他的眉毛上，远远望去，他的圆圆的脸上只有鼻子和嘴。过去他出去，气概轩昂，洋洋得意，到什么地方都引起人家注目，有意让人家知道，这位矮矮的胖子就是大名鼎鼎的沪江纱厂总经理徐义德。陈市长宣布五反运动正式开始，徐义德低下了头，唯恐让人家知道他就是那位沪江纱厂的总经理。杨健率领“五反”检查队进了沪江纱厂，他的头更低了下来。他脱下西装，穿上人民装，开口闭口工人阶级怎样怎样，你不知道他是徐义德，有时会误会他的人民装的口袋里恐怕还有一张红派司哩。以往他回家来，汽车还没有开到门口，司机就揿喇叭，门房一听见熟悉的林肯牌轿车的喇叭声，立刻就开好黑漆大铁门，站在门口等候徐总经理。最近门房得听电铃声。不坐汽车，黑漆大铁门也不必开，开那扇小门，徐总经理就跨进来了。

　　门口电铃声传到楼上，大太太和朱瑞芳都下来了。林宛芝捧着冯永祥借给她看的托尔斯泰的《复活》，也从书房里走进了客厅。

　　徐义德走进客厅头一件事是嫌电灯光线太亮，厌恶地说：

　　“是谁开了这许多电灯？”

　　这是徐守仁做的事。他在家里总喜欢把一切电灯都开了，自己好跳来蹦去。他听父亲生气地质问，不敢正面承认，把责任推到老王身上：

　　“大概是老王吧。”

　　徐义德并不真的要追究谁开的电灯。他回过头去，把屋顶上那盏最亮的大灯关上了，把火炉上的两盏壁灯关了，只留下右边那一盏立灯。在米黄色的府绸的灯罩下，灯光显得柔和，稍为远一点的事物，这个灯光就照不到，靠窗户放钢琴那里几乎是模糊一片。徐义德在外边怕人见到，在家里，最近也不喜欢刺眼的灯光。仿佛灯光一亮，看到徐义德的人就多了似的。

　　徐义德坐在矮圆桌子面前那张双人沙发上。吴兰珍和徐守仁坐在他正对面那边双人沙发里，朱瑞芳和林宛芝则坐在右边靠墙那一长排沙发上。大太太走过来，一屁股坐在徐义德身边。她的眼光从他的头打量到他的脚，好像从他的外表可以猜测到最近厂里的“五反”情况。徐义德那身灰色咔叽布的人民装并没有告诉她啥。她关心地问：

　　“厂里情形怎么样？”

　　一提到五反运动，徐义德就生气。他恨不得离开上海，站在天空，痛痛快快大喊大叫几声，抛却那些烦恼的事，把自己的财产和资本家这个臭名义都扔掉，舒舒服服歇一会。徐义德有天大的本事，可是没有翅膀。他今天从厂里回来，对严志发说要细细想一想，好坦白。他本来打算到家里轻松轻松，想不到大太太一张开嘴，就给他提厂里的事。他把脸一板，说：

　　“厂里的事，提他做啥？”

　　大太太给顶回去，一时想不起哪能说才好。吴兰珍也摸不清姨父为啥这样，不好接上去说。

　　大家沉默着。老王刚走进来，见空气很紧张，连忙知趣地退出去。过了一会，幸好朱瑞芳打破了沉默，说：

　　“你讲讲，也叫我们放心。别的人我不晓得，”她的眼光朝林宛芝一扫。她知道今天冯永祥来看过林宛芝，两个人在书房里谈了很久，不知道讲些啥。她不满地说：“这一阵子，我待在家里总没有心思，老是惦记着你。”

　　徐义德没有答理她，脸上也没有表情，心情却平静了些。林宛芝靠在长沙发上，把《复活》放在膝盖上，搭了两句：

　　“别老闷在心上，讲出来，大家也好出出主意。”

　　吴兰珍听林宛芝讲话，有意把脸转过去，心里说：“整天讲究吃穿，懂得啥，还出主意哩！”

　　徐义德摘下头上那顶深灰咔叽布帽子，往面前矮圆桌子上一扔。这时候，他好像才感到自己三位太太都坐在旁边，全关心他的事；并且发现姨侄女就坐在徐守仁身旁。他漫不经心地问：

　　“你哪能不在学校里念书？”

　　“今天是礼拜六，姨父。我惦记你，特地来看看你。”

　　“今天是礼拜六？”徐义德怀疑地暗暗问自己。他最近一些日子是在糊里糊涂中过去，根本不记得哪一天是礼拜几了。他猛然想起究竟是在自己家里，家里人惦记他，姨侄女也惦记他。他在家里感到了温暖，这里还有不少人惦记着徐义德啊。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

　　“还不是那个样子。”

　　“检查队走了没有？”大太太焦急地问。

　　“杨部长可厉害哩，不解决问题，他会走？”

　　朱瑞芳生气地说：

　　“那就让他住下。”

　　“他住下不是光吃饭睡觉的，”徐义德想起最近厂里闹的热火朝天，车间工人开会，公司职员开会，三两个人走在路上都是嘁嘁喳喳地谈论。“五反”检查队老是找人谈话开会，谁也不知道他们在谈啥。梅佐贤也不知道，甚至陶阿毛也不照面，即使见了面，也吓得远远避开了。自古道：养兵千日，用在一时。现在正是陶阿毛卖力气的机会，料不到他不起作用。他自己不好去接近，得告诉梅佐贤。梅佐贤这家伙是个胆小鬼，近来的态度也有些变。他大概看见徐义德不吃香了，有意避着不见面。徐义德一个人像是闷在鼓里，厂里的事不知道，而“五反”检查队的同志，比如严志发吧，见了他也不催也不急。越是这样，徐义德心里越是没底，有点沉不住气了。杨健带着“五反”检查队住下去，徐义德担心他那老底子会给翻得一清二楚。他显出自己无能为力，说：“不走，当然住下。”

　　“不走，请他走！”徐守仁拿出手里那把德国造的小刀子，雄赳赳的神情像是准备帮父亲把检查队打出去。他气呼呼地说：“也不是他的厂。”

　　“人家是政府派来的检查队，谁敢请他走。”

　　大太太同意丈夫的话：

　　“那是啊。”

　　吴兰珍不了解徐义德厂里的情形。她想知道，又不晓得从啥地方谈起好。她从厚蓝布的工装裤子里掏出她一直好好保存着的三月二十六日的《解放日报》，看了大家一眼，最后对徐义德说：

　　“姨父，我念段新闻给你们听，好不好？”

　　徐义德正懒得谈厂里的事，念段新闻调剂调剂，倒也不错。他信口应道：

　　“好吧。”

　　吴兰珍走到米黄色的立灯旁边，高声朗诵：

　　“我们根据政务院所批准公布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也同样大体把上海十六万三千四百户工商业分为五类：守法户，估计大约可占工商业总户数的百分之十五左右；基本守法户，估计大约可占工商业总户数的百分之五十左右；我们并拟放宽尺度，规定凡违法利得在一千万元以下并彻底坦白交代者，仍算做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估计大约占工商业总户数的百分之三十左右；我们也拟放宽尺度，违法利得虽在一千万元以上，但如能彻底坦白，真诚悔过并积极检举他人而立功者，亦可算做基本守法户；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估计不会超过工商业总户数的百分之五，其中罪恶很大如能彻底坦白、真诚悔过并积极检举他人而立功者，仍可酌予减轻。”

　　念到这里，吴兰珍停了下来，喘了一口气，坐在徐义德坐的那张双人沙发的扶手上，歪过头去问：

　　“姨父，你是啥户？”

　　徐义德想不到她念陈市长宣布五反运动正式开始的报告，更想不到她突然会问这句话。他愣了一下才说：

　　“我么，自评基本守法户，人称两个半。”

　　“你啊，不是基本守法户，也不是半守法半违法户，我想，你是严重违法户。”

　　吴兰珍两只眼睛望着姨父，看他怎么说。

　　姨父的面孔微微发白，他想自己的事，怎么连姨侄女也知道了哩，转过身子，问她：

　　“你哪能晓得的？”

　　“我当然晓得。”吴兰珍很有把握地说。

　　“瞎讲！”

　　“你的五毒怎么样？”吴兰珍并没有叫姨父“瞎讲”两个字吓倒，进一步了解他的情形。

　　徐义德看姨侄女那股认真劲，有意和她扯：

　　“啥叫五毒？”

　　“五毒就是——”吴兰珍伸出左手来，用右手扳左手指数给他听，“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

　　还有，哦，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不好好在学校念书，管这些闲事做啥？”

　　“这不是闲事，这是关系我们全国人民能不能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大事体。姨父，你有几毒？”

　　“我一毒也没有。”

　　吴兰珍见姨父赖得干干净净，她有些生气，觉得这真是丑恶资产阶级的本色，却又不好发作，团支委不是对自己再三嘱咐：要采取耐心说服的办法吗？她按捺住火气，慢慢地说：

　　“你至少有个三毒四毒，我晓得。”

　　“你晓得？”徐义德以为她和“五反”检查队的人认识，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材料。那他可以从她的嘴里探听出“五反”检查队掌握了啥材料。他便问：“你倒给我说说看。”

　　吴兰珍并不知道沪江纱厂的五毒具体情况，但她表现出来好像知道一些却不愿意告诉姨父。她说：

　　“我呵，我才不告诉你呢，你的事，你自己晓得。”

　　徐义德知道厂里的事瞒不了大家，也骗不了姨侄女。他轻描淡写地说：

　　“厂里不能说没有问题，有是有些，便不像你说的那么严重。”

　　“你坦白了没有？”吴兰珍紧接着追问。

　　“当然坦白了，我没啥好隐瞒的。”

　　徐义德这句话刚讲完，朱瑞芳大吃一惊。她是最关心厂里的事了。徐守仁是徐义德唯一合法的继承人。徐义德的财产就是徐守仁的财产。徐守仁的财产就是朱瑞芳的财产。徐义德坦白了，他的财产充公没收，就是徐守仁的财产充公没收，也就是朱瑞芳的财产充公没收。她焦急地问：

　　“真的坦白了，义德，一共多少钱？要不要赔给公家？”

　　徐义德泰然地说：

　　“我没啥严重的五毒不法行为，赔啥？”

　　朱瑞芳吃了定心丸，松了一口气，嘻着嘴说：

　　“对啦，没啥五毒，自然不要赔的。”

　　这一来，可急坏了吴兰珍：姨父没有坦白呀！她涨红着脸质问：

　　“你为啥不坦白呢？”

　　“没有材料，”徐义德慢条斯理地说，“坦白啥？”

　　“你是沪江纱厂的总经理，你又是这个厂那个厂的董事长。许许多多的事都是你亲自做的。你会没有材料，啥人也不相信。你不坦白，政府是不会宽大你的。”

　　吴兰珍接着举了一些彻底坦白得到政府宽大处理和拒不坦白政府严办的例子给姨父听，然后激动地说：

　　“你要想想自己，你要想想家里的人啊。”

　　吴兰珍讲完了话，眼睛盯着姨妈。大太太说：

　　“义德，你还是坦白算了吧，刚才兰珍说得好，坦白了政府宽大处理，不会加重罪行的。不坦白，倒是危险，政府要严办的，你要是有个意外，丢下我们怎么办啊！”

　　徐义德避开吴兰珍和大太太的视线，他的眼睛望着下沿窗口那架钢琴，在出神地想。大太太见他不吭气，唠唠叨叨地往下说：

　　“我给你算过了命，你今年正好交坏运，坦白了，坏运走完，就没有事了。”她心里盘算：要是徐义德真的平安度过，头一件要办的事是到城隍庙去还愿。

　　林宛芝从吴兰珍的例子里想起冯永祥今天下午也给她谈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道理。她相信坦白出来是没有啥了不起的。不坦白，说不定真的会关进提篮桥监狱的。她劝徐义德道：

　　“大家都说坦白了没事，不会判罪的。义德，你就坦白了吧，也叫我们放心。”

　　徐义德没吭声，只是轻轻叹了一口气。吴兰珍向徐守仁噘一噘嘴。徐守仁会意地点点头，挺起胸脯大声地说：“大丈夫顶天立地，啥也不在乎。好汉做事好汉当。爸爸，别怕，你去坦白好了！”

　　徐义德的眼光从那架钢琴上移到儿子身上，对儿子这句话又是喜欢又是恼，喜欢的是儿子这几句话有英雄气概，将来一定有出息；恼的是这几句话不像是儿子对父亲讲的，仿佛是长辈对晚辈的口吻。他瞪了徐守仁一眼，训斥道：

　　“你年纪青青的，懂得啥！”

　　全家都劝徐义德，只有朱瑞芳没有言语。吴兰珍趁热打铁，连忙加上一把劲，说道：

　　“姨父，大家都劝你坦白。为了你好，为了大家，也为了祖国。你还有啥顾虑呢？明天去坦白吧，姨父。”

　　吴兰珍的语气里充满了激动的感情，声音都有点颤抖。

　　“我一定重新坦白，”徐义德在吴兰珍激动的言词下，信口说出了这一句，话出了口，又有点后悔。他改口说：“可是我没有材料，哪能去坦白呢？”

　　吴兰珍见姨父讲话前后矛盾，顾虑重重，态度恶劣，她生气地从双人沙发的扶手上站了起来，指着徐义德的脸，庄严地对徐义德说：

　　“你是总经理，坏事就是你做的。你会没有材料？你一定要去坦白，你不坦白，我就不承认你是我的姨父，因为我是一个青年团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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