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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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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羽毛球在潮湿的寒冷的风里摇摆着，慢慢从天空落下来。徐守仁拿着拍子，跟着这个羽毛球跑过来，两只眼睛直盯着它。羽毛球快要落地，他伸出拍子，啪的一记，很吃力地把它打过去。那边吴兰珍手里拿着拍子却没有接，大声说：

　　“线外。”

　　“outside？”徐守仁不相信，他踮起脚尖，透过挂在他们两人之间的网子，注视着羽毛球降落的地方。羽毛球歪着身子躲在左边的草地上，橡皮头躲在草地里，只有雪白的羽毛露在草上面。他肯定地说，“inside。”

　　“明明是线外，”吴兰珍也不服，说，“不信，你来看。”

　　徐守仁拿着拍子，从网子下面钻了过去，跑到羽毛球前，对着挂网子的两根柱子一看，仍然坚持他的意见，“当然是inBside。”

　　“离线这远了，还不是线外？”

　　“你站在啥地方？”

　　吴兰珍经徐守仁这么一问，她不吭气了。他们两人因为客厅里餐厅里卧室里的客人太多，不愿意和那些来拜寿的客人打交道，就跑到草地上来打羽毛球。球场上并没有划线，徐守仁脱下身上穿的黄皮茄克放在自己后面八步远近的地方，吴兰珍也在那边八步远近的地方放了自己那件雪白的兔毛的绒线衫，左右两边没有标志。刚才那球可以说是线外，也可以说是线内。吴兰珍打的很累，从她的鬓角那儿流下了汗水，她用手拭去，洒在草地上，气喘喘地说：

　　“算你赢了，好吧？”

　　“哪能讲算我赢？应该讲，是我赢了。”

　　“好，”吴兰珍不想再打了，也不敢得罪他，有意让他一步，说，“你赢了。”

　　“这就对了。”他摆出胜利者得意的姿态，说，“再比一盘？”

　　“休息一会吧。别看不起这个小羽毛球，跑起来可有点累人。”

　　“白相别的，好啵？”

　　“好，”吴兰珍拾起地上的雪白的绒线衫，披在她的淡绿色的丝棉旗袍的肩上，说，“打康乐球去。”

　　他点头同意，跑过去把地上的黄皮茄克往身上一披，扔下拍子，搀着吴兰珍的手，向花圃那边走去。

　　站在羽毛球场上看他们打球的一些小孩子见他们去了，像是一窠小蜜蜂似的，都拥到场子里，你夺拍子，他抢羽毛球，乱哄哄地闹成一团。

　　徐守仁在香港书院里第一学期考试不及格，第二学期缺席过多，成绩仍旧很坏，给院方开除了。他在香港九龙荡来荡去考不上一个像样的学校，美国电影倒是看了不少，美国料子的衣服也做了不少，浅水湾、香港仔和青山也玩腻了，只是手头开始有点紧，书也没地方读，英文更不必提了，没有丝毫的进步。这样白相下去总不是个办法，他开始对香港不满，想起了上海。他写信给父亲，要求回来读书。被开除的事情一字不提，他尽可能瞒着父亲和家里的人。徐义德许久要不到成绩单看，担心他在香港不大容易学的好，同时又怕他自己径自去美国而不去英国，另外一方面亲眼见到共产党在上海对民族资产阶级并不如解放前谣传的那样可怕，而是采取缓和的稳健的办法，觉得让徐守仁回来，熟悉熟悉业务，对自己也会有些帮助。他写信叫他回来。徐守仁回来没几天，就碰上林宛芝的三十大寿。

　　他和吴兰珍走到花圃前面的那一片草地上，那边摆着一张康乐球的台子。这台子原来放在小客厅里的，因为今天客人多，腾空地方，就移到外边来了。有几个人还在打，一会打完了，有意走开，让徐守仁和吴兰珍打。吴兰珍很熟练地把红的绿的木圈圈间隔地摆成一个大圆圈，然后又在四角洞口的上面各放了红圈圈和绿圈圈。两个人开始打了。徐守仁生怕自己输，他抢着要先打。吴兰珍在年龄上是他的妹妹，在举止与态度上都像是他的姊姊，在学问上差的更远：徐守仁中学还没有毕业，而吴兰珍已经是复旦大学化学系的二年级的高材生了。她毫不争先，谦让地说：

　　“你刚从香港回来，当然让你一步，你先打吧。”

　　徐守仁没有对准，打了一个空枪。吴兰珍拿起杆子，弯着腰对准洞口，接连打了两个下去。徐守仁站在旁边看得眼红，他有点忍不住了，踮着脚尖，轻轻绕到吴兰珍的背后。她正要打，他有意对她的杆子一碰，打歪了，没有落洞。她歪过头来看他一眼，说：

　　“看你，打康乐球也是这么调皮！”

　　可是她并不生气。他咧开嘴得意地笑笑，拿着杆子去打了。这次打进去了一个。当吴兰珍打的绿圈圈只剩下洞口上面两个，徐守仁紧张了。吴兰珍拿着杆子对洞口上面的一个绿圈圈说：

　　“守仁，我打反动派给你看。”

　　徐守仁目不转睛地望着“台湾”。啪的一声，被叫做反动派的那个绿圈圈掉到洞口里去了。徐守仁眼看着自己要失败了，他把康乐球的台子一推，放下杆子，说：

　　“别打了。”

　　“你输了。”吴兰珍涨红了脸说。

　　“现在还说不上谁赢谁输，算和了吧。”

　　“你赖皮啊。”吴兰珍指着他的面孔说。

　　他指着自己的肚子说：

　　“我肚子饿了，吃点东西去。”

　　“好吧好吧，让你一盘。”吴兰珍并不在乎这一点小输赢，慷慨地答应了他。她看看天色还早，日头不过才偏西，便说，“还不到开饭的辰光，吃啥物事？”

　　“到楼上去，娘那里准有东西吃。”

　　“去看看她们也好。”

　　徐守仁领着吴兰珍从走廊里走进客厅。

　　三开间的大客厅里挤满了男男女女，乱哄哄地嚷成一团，各自形成了几个中心，东客厅里，大半是工商界的来宾，徐守仁认识的很少，就是少数认识的人。他也懒得一个一个去打招呼。吴兰珍更不消说，她低着头，装着没有看见那些人，尾随着徐守仁走到中间的那个客厅。这间客厅完全改变了往日的面貌。当中挂的是史步云送的一幅大红寿幛，上面贴着一个金晃晃的大“寿”字。紧靠着这幅寿幛的左边有另一幅寿幛，上面有四个耀眼的金字：“宝婺星辉”，下款是“潘信诚敬祝”。靠这幅寿幛的右首是马慕韩送的一幅向王母恭贺的寿桃图。上沿八仙桌当中的一个寿星银盾，是冯永祥拜贺的。八仙桌前面挂的是绣着彩凤的大红缎子桌围，桌子上点着一对寿烛，熊熊的火头兴高采烈地跳跃着。中间客厅两边一直伸延到东西客厅墙壁上悬挂的是沪江纱厂梅佐贤他们送的寿幛寿匾。这三间客厅闪耀着一片刺目的红光，红光上面泛滥着各式各样的金字，当中最多最注目的是寿字。徐守仁看到这许多客人和那许多的礼物，他深深感到今天父亲在上海工商界显赫的地位，他自己也仿佛沾到一份光荣。谁不知道徐守仁是徐义德的爱子哩。本来急于要上楼去吃东西，现在脚步放慢了，而且挺起了胸脯，东张西望，生怕人看不见他。可是中间的客厅是客人进出口的要道，那里墙上挂了一个鹦鹉，它像是个司仪似的，一见有人来，就张开嘴，饶舌地叫：“客人来哉，客人来哉。”许多客人从外边走进来，立刻被林宛芝、徐义德迎接过去，客人拱拱手说：“恭喜，恭喜。”特地来给你拜寿。”

　　大家并没有注意徐守仁站在那里等着和他们打招呼哩。虽然没人上来和他打招呼，可是他仍然耐心地站在那里望来望去。他看到潘信诚送的那幅寿幛上面的四个字，好奇地指着寿幛，问吴兰珍：

　　“这是啥意思？”

　　吴兰珍一走进客厅，看到那热烘烘的场面，她就从心里反感；看到那许多的礼物，更不满意了。她认为这是浪费，这是庸俗，这是一种不能容忍的旧社会的坏习惯的残余。更可恶的是，这个热闹的场面是姨父为林宛芝布置的，想起姨妈到徐家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场面，心中愤愤不平。她恨不得马上走出去，到楼上找一间安静的房间去看一本《青年的修养》或者是《青年团的任务》这一类的书，那比在客厅里停留或者和那些客人周旋有意义得多。因为等徐守仁，她就厌恶地站在那里，像是发痴一般。听到徐守仁问她“宝婺星辉”四个字的意思，她不耐烦地说：

　　“还不是说女人过生日，祝寿，有啥意思。”她拉着徐守仁的手，说，“你肚子哪能不饿了？上楼去吧。”

　　徐守仁点点头，搀着她的手，一同上楼去了。

　　今天一早，客人还没有来，大太太和朱瑞芳两个人就相互约好：不下楼招呼客人，让林宛芝一个人称能，给她触触霉头，看看她的笑话。徐义德要给她做生日，她们两个人没法反对。自从林宛芝进了徐家的门，她们两个人说话的效力大为减少，凡事总是林宛芝说的算。林宛芝成了徐义德面前唯一的红人。啥事体林宛芝都在她们的前头。她们老想找一个机会报复，泄一口怨气，却总没有适当的机会。今天过生日，她们两个人不下去，也使亲戚朋友晓得林宛芝在徐家是没有地位的。过生日的辰光，大太太二太太都不出来，可见得她在徐家没有地位，当然也就没有面子。她们两个人没有把自己的心思向徐义德倾吐，只是说她们两个人留在楼上招呼一些内亲。其实她们两个人身上的亲戚早由她们通知不要来了，一定要来的话，也希望迟点来。所以到现在楼上的内亲和女客仍旧很少，只是马丽琳在陪着朱瑞芳。她们两个人都不说话。朱瑞芳坐着闷的慌，她想起到了徐家以后，从来也没像今天这样做过生日，越想心里越气，越想心里越闷，胸口仿佛有一块铅似的东西堵着，要把它吐出来，心里才痛快。

　　楼下传来高谈阔论的欢笑声，有时夹几句刻板的没有感情的出于应付的道喜声，“恭喜恭喜”呀，“给你拜寿”呀，她心里厌烦透了。她想让自己的情绪保持宁静，把卧室的门砰的一声关上。马丽琳不了解她为啥这样，也不便问她，静静地坐在那里陪伴她。

　　声音小了，远了。朱瑞芳拿起《解放军画报》来看。这是吴兰珍今天从学校里带来的，早一会和徐守仁下去打羽毛球，掼在她卧室的床上。她翻了几页，里面都是解放军生活的照片。她对这份画报没有兴趣，轻轻合上。门外传来乱哄哄的人声，她对门口轻蔑地说了一句：

　　“真讨厌！”

　　马丽琳随口应道：

　　“是呀，真讨厌。”

　　朱瑞芳抬头望了马丽琳一眼，仿佛现在才发现马丽琳在房间里陪伴她。

　　有人在门外轻轻敲了两下。

　　“谁？”

　　推开门进来的是大太太，她笑嘻嘻地说：

　　“关着门，我还以为你下楼去了哩。”

　　“下楼做啥？给那个骚货拜寿吗？”朱瑞芳说。

　　“当然不，”大太太坐在贴墙的紫色丝绒的双人沙发上，说，“不是讲好了不下去么。”

　　“那就对了。”朱瑞芳放下《解放军画报》说，“我听到楼下乱哄哄的，什么恭喜呀拜寿的，我心里就烦，特地把门关上。”

　　“对。”大太太走过去把卧室的门关上，表示赞同她的意见，叹了一口气，伸出三个手指，说，“这个人越来越神气了，简直不把我们两人放在眼里。”

　　朱瑞芳有意装出很淡泊的神情，说：

　　“人家的眼睛里早就没有我了，谁还晓得徐家还有个朱瑞芳哩。”

　　“人家不把朱瑞芳放在眼里，可是谁不晓得徐守仁是徐义德的爱子？这一点她再能也没有办法。她总不能说徐守仁不是朱瑞芳生的，是她生的。她要是生了儿子，还不哪能晓得神气哩。”

　　“是呀，是呀。”马丽琳附和着说，“别理她。”

　　“她生了儿子，是不是徐家的还很难说。”大太太撇一撇嘴。

　　“这种野货生的儿子，天晓得是哪一家的！”

　　“对。”马丽琳说。

　　她们相视哈哈笑了。

　　大太太想挑起朱瑞芳和林宛芝的仇恨，好泄心头的气忿。

　　她怨怨艾艾地说：

　　“我这辈子算完了。我命里无子，没有给徐义德留下一条根，我对他不起。我在徐家伸不直腰，抬不起头，只要给我一碗粗茶淡饭，糊到眼一闭脚一伸就算了。”她抬起头来，惋惜地看看朱瑞芳，同情地说，“只是苦了你，你还年青，你有守仁，可是你也让她压住了。她骑在你头上，今后的日子长哩，哪能过啊？”

　　“是呀。我是二房，讲起来和她差不多。可是，你不同啊，”朱瑞芳伸出右手的大拇指说，“你是这个。你在，不管怎么样，她不能压住你，也压不住你。你是明媒正娶的，虽然没有生男育女，但总是这个呀。”她又伸出了大拇指，恭维地说，“你不像我，你到啥地方都可以站起来，都可以说话。亲戚朋友不管哪一个，谁不叫你一声大太太，有事谁敢不敬你在前头？那个人再神气也没用，只是这个。”她轻视地伸出三个手指来。

　　“你虽这么说，可是，那个老东西恨不得我早死早好，他哪个地方也不带我去。”大太太深深叹了一口气，无可奈何地说，“我的命不好，没有生育过，我抬不起头来。”

　　“她生育过吗？”

　　大太太给朱瑞芳一提醒，她的心亮堂多了。真的，人家也没有生育过啊。她“咦”了一声，恍然大悟似的点点头，说：

　　“她也没生育过啊。”

　　“这就对了，你为啥要怪自己的命呢？”

　　“是呀。”大太太接着就想起自己的青春早已消逝得了无踪迹，眼角上聚集着扇形的皱纹，白发悄悄爬上了鬓角，皮肤开始发松了。徐义德那一头好头发，真叫做“蒙不白之冤”，快五十的人了，连一根银丝也没有。她对他的头发早就不满，现在越发讨厌了。她嫉妒地说，“人家长的年青，长的俊，长的俏，我们当然不能和她比。”

　　“不，还要加一点，长的骚。我们是正派人，不和她比。”

　　“那当然，好人不和狗比，”大太太恨恨地把“狗”这个字的声音讲得很高，好像这样心里才松快些。

　　像是一阵狂风，徐守仁砰的一声推门走了起来。他走进门，谁也不看，眼睛木瞪木瞪的，一个劲嚷道：

　　“娘，我肚子饿啦，我肚子饿啦。”

　　吴兰珍接着跟了进来，补充说：

　　“二婶，守仁早就闹饿了，现在离开饭的辰光还早，你拿点东西给他吃吧。”

　　“好的。”朱瑞芳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她走过去，打开红木的柜子的抽屉，取出一盒沙利文的什锦巧克力糖和一小玻璃瓶的蜜饯无花果，放在徐守仁和吴兰珍的面前，说，“吃吧。”

　　这两样东西都是徐守仁的心爱之物。娘随时都要给他准备着。她每次到南京路或者是到外滩，都要给他带点糖果回来，其中必有这两样。徐守仁拿了一颗奶油巧克力，剥开外面的大红的玻璃纸和闪闪发着银光的锡纸，一口就吞下去了，接着又吃第二颗。吴兰珍没有吃巧克力，她拣了一颗蜜饯无花果，含在嘴里，细细品着那一股说不出来的味道。

　　大太太的气虽然出了些，但听到楼下传来一阵阵热热闹闹的欢呼声、谈笑声、鼓掌声，林宛芝在客人当中兴高采烈的神情马上浮现在她的眼前。她的眉头不满地皱到一起了。她心里想为啥让林宛芝一个人出现在亲戚朋友面前呢？大太太也没死，徐义德也不只这一个老婆，自己生气留在楼上不是显得很傻吗？她把心里想的这一番意思告诉了朱瑞芳。朱瑞芳拍着自己的大腿说：

　　“你说的对呀。我们不能老躲在楼上，要下去。你下去就坐在她旁边，摆脸色给她看，叫她下不了台，看她还能神气活现？”

　　“你也去吧。”大太太和朱瑞芳从来没有这样情投意合过，两个人似乎穿了一条裤子，形影相随，一步不离。

　　“好，我陪你下去，呕呕她的气。”

　　吴兰珍边吃蜜饯无花果边听她们两人在谈话，慢慢听懂了，见她们两个人要走，便劝道：

　　“算了吧，下去吵啥，别理她就是啦。这种女人，在家里天天打扮得像妖怪似的，见了她，我就生气。理她做啥！”

　　“是呀，这种女人……”大太太撇撇嘴，没说下去。

　　“让她去过生日，我们在楼上白相。”吴兰珍还想劝姨妈不要去。

　　“我们不吵，兰珍，”朱瑞芳像是小孩子对大人说话似的，露出恳求的神情，说，“下去看看。”

　　“来，你也去。”大太太为了壮自己的声势，拉着亲姨侄女的手，要她一道走。

　　吴兰珍把手一甩，表现对这些事毫无兴趣，淡然地说：

　　“我刚从下边来，我不去。你们去吧，我要歇会。”

　　“好，好好。你们两个小鬼歇着吧，我们去。”大太太拉着朱瑞芳的手，露出不满的情绪，边说边走。

　　马丽琳站起来说：

　　“我陪你们一道去。”

　　朱瑞芳说：

　　“丽琳来，一道去。”

　　徐守仁站在那里，吃了巧克力又吃蜜饯无花果。他对她们那些事毫不关心，自顾吃着，一边吹着口哨，同时，用皮鞋踏着拍子。

　　吴兰珍拿起沙发上的《解放军画报》放到花布的提包里，悄悄地离开朱瑞芳的卧室，走进姨妈的房间里，把房门紧紧关上，好像这一来把一切嘈杂的人声、庸俗的交谈和人事的纠纷都关在门外，和她毫无牵连了。

　　她坐在沙发上，对着楼下说：

　　“这些人真无聊，整天闲着没事做，找个机会，到这儿来瞎嚷嚷。”

　　她一个人在房间里，慢慢感到清醒和宁静。她认为一天不看书学习，就随随便便过去，实在太可惜了。她记起奥斯特洛夫斯基说过的名言：“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当是这样度过的：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这一段话，老记在她的心里，几乎随时都在她的脑海里出现，发出一股力量，在吸引她努力学习，好好生活，以便将来把自己的智慧献给世界上最美丽的事业。最近，她给自己订了一个小小的计划，她要了解解放军那种献身给世界上最美丽的革命事业的卓绝的精神，她要知道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的前线上那种忘我的国际主义的崇高的品德，她要研究青年团的团章，和中国共产党的党章。她贪婪地读着图书和刊物报纸，特别是那些青年读物，每次买到这些书，她恨不得一口都把它们吞了下去，让肚子装得满满的。她要努力学习，争取做一个优秀的青年团员，做党的有力助手，在党的指导与培养下，献身给世界上最美丽的革命事业。她把这个愿望不在任何人面前提起，也不让任何人知道。想到这些，她的两颊不禁微微发红了，低低地对自己说：

　　“你还差得远哩，要好好努力才行。”

　　她把《解放军画报》放在膝上，打开来，精神贯注地细细地阅读。

　　大太太和朱瑞芳肩并肩地下楼，马丽琳跟在后边，走到半道上，大太太在人丛中看见一道亮光从她眼前闪过，她站下来，歪过头去，对朱瑞芳说：

　　“你看。”

　　朱瑞芳的眼光在人丛中搜寻，一边问：

　　“啥？”

　　“你看看人家手上戴的啥物事。”

　　朱瑞芳的眼光注意到林宛芝的手。当林宛芝洋洋得意举起手来招呼新到的客人时，朱瑞芳看见她右手无名指上那一颗耀眼的大钻石戒指。她奇怪地问：

　　“从前没有看见她戴过么。”

　　“人家神通广大，有本事，”大太太轻蔑地盯了林宛芝一眼，说，“当然有人送啦。”

　　“谁？”

　　“谁晓得是哪个寿头。”

　　“你看她神气的，简直是目中无人。”

　　“当然啦，”大太太酸溜溜地说，“人家今天是寿婆么。”

　　朱瑞芳一直不满地注视着林宛芝。林宛芝今天穿的是短袖大红丝绒的旗袍，两只雪白的胳臂完全露在外边，左手的白金手表和右手无名指上的大钻石戒指不时在客人面前发出闪闪的亮光。从任何一个角落，只要有人对客厅门口那边一看，也不论那里麇集了多少人，谁都是首先看到林宛芝。她的那一身红光和两只摇晃着的胳臂夺去了所有人的视线。在她身后两三步远的地方，站着一个青年，也打扮得出奇的漂亮。他的头发梳得雪亮，和他脚下的那双皮鞋一样的可以照见人，面孔刮得光光的，微微可以看出今天脸上涂了过多的香粉蜜，因为脸上过分的白，显得耳朵那里有点黄了。他穿着一身深咖啡色的英国条子哔叽的西装，打了一条大红呢子的领带。从领带后面那里时时发出一阵阵浓烈的香水味。他站在林宛芝的身后，俨然像是徐家的主人。林宛芝招呼进来的客人，凡是工商界的朋友，他都以主人的身份过去引路，把工商界客人带到东边客厅，随后回到原来的地方，笑眯眯地望着林宛芝的苗条的背影。他是冯永祥。

　　那天冯永祥陪林宛芝到南京路去买钻石戒指，跑了好几家都不中意。最后他们跑到南京路四川路只永兴珠宝玉器商店，那里有一只三克拉的大钻石白金戒指，是菊花钻，做工非常精细。林宛芝用放大镜一遍又一遍欣赏，那线条细而长，闪闪发光，确实比一般做工高明。她听店员说，定价五千八百万元，一个不能少，马上把戒指放到玻璃柜台上，眼睛却一个劲不舍地望着它，嘴里说：太贵了。他窥出她的心思，在一旁怂恿她买。店员凑趣地说，“做工那么好，这么大的钻石戒指，我们店里只有这一只，全上海也找不出第二只来。要不是你们二位来，我们还舍不得卖哩。”她想了想，决心买下。

　　在回来的路上，他们两人到弟弟斯咖啡馆喝了杯咖啡。他们坐在卡座里，在小小的暗弱的电灯光亮照耀下，她取出钻石戒指又仔细看了一番。他把戒指拿过去，凝视了一会儿，戴在她的右手的无名指上，意味深长地说：

　　“这也算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你的算盘倒精，别人出钱，你送礼。”

　　“送礼并不在乎钱，”他最怕人提到工厂、商店和钱，因为他在工商界里混，就缺少这三样。他是无产无业也无钱的工商界著名人士。他听了她的话，耳根子有点红，旋即坦然地说，“谈到钱就庸俗了。”

　　“你真清高！”她近来和他讲话越来越不大客气了。

　　他也蛮不在乎：“可不是。”

　　她的左手指着自己右手无名指上的戒指，问他：

　　“你晓得这个东西可以随便送人的吗？”

　　他恍然大悟，懂得她的意思，顿时接过去说：

　　“我当然晓得。正是因为这个，我才陪你出来的。”

　　他两只手紧紧按着她的右手。她两眼望着他乌而发亮的头发，很久很久说不出一句话来。她像是喝醉了似的，脸蛋儿红而发烧。他今天站在林宛芝右侧，暗暗得意地时不时偷偷看一看她手上的钻石戒指。

　　“你看她那股劲道，就像是徐义德的正房，”朱瑞芳挑逗地对大太太说。

　　一把嫉妒的火燃烧起大太太的仇恨和愤怒。大太太咬着牙齿说：

　　“有我在，她别想。就是我死了，也轮不到她，还有你哩！”

　　“我们走下去，”朱瑞芳觉得老是在楼梯上谈，给人看见了不好，而且看到林宛芝那股子神气劲，压抑不住心头的火，她鼓动大太太到林宛芝那边去，扫她的兴，抹她的面子，也出出这口气。她说，“我们坐到她跟前去，看她敢再神气！”

　　“好。”

　　她们两个人气呼呼地一笃一笃地走下楼，生怕大家听不见似的，有意把脚步走得很响。她们一下楼，附近就有几个女客和她们招呼、点头、道贺。大太太板着面孔，不自然地敷衍她们；朱瑞芳虽然笑脸相迎，可是皮笑肉不笑。女客们感到两位女主人有点异样，也不便多问，更不敢进一步表示热烈的祝贺。马丽琳见情势不妙，在楼上她可以一味敷衍大太太和朱瑞芳，下了楼，林宛芝也不好得罪。朱延年早告诉过她：徐义德最心爱林宛芝了，福佑以后有事还得靠徐义德帮助，得罪林宛芝就等于得罪徐义德啊。她悄悄地混到人群中去了。林宛芝看见她们两个人一同下来，心头一愣，料想情势不好，今天是自己的三十大寿，有这许多客人来拜寿，自己占了上风，面子上有了光彩，她打算忍受她们两人可能对她身上发泄的感情，准备受气；同时竭力设法缓和将要紧张起来的空气。她笑盈盈地走过来，体贴地对大太太说：

　　“站着累，你坐一歇吧。”

　　大太太斜视了她一眼，说：

　　“我自己会坐的，用不着你费心。”

　　林宛芝碰了一个钉子，她忍在肚里，表面上一点也没有流露出来，并且努力缓和这个局面。她看到桌子上放着烟卷，她拿过去，敬大太太一支：

　　“抽根烟吧。”

　　“我不抽。”大太太有意把脸转过去。

　　“你抽吧？”林宛芝仍然不失望，她微笑地问朱瑞芳。

　　朱瑞芳表面很客气，实际上是一个橡皮钉子：

　　“谢谢你，我现在不抽，你忙着招呼客人吧。”

　　林宛芝把一听香烟放回到桌子上。她见大太太和朱瑞芳一同下来，而且就站在她旁边，好像一团熊熊的火焰给一张薄纸包着，随时都要出事的样子。她加倍小心，从客厅门口退了回来。她不敢离开那里，怕客人来了没人招呼，也不敢站在太前面，有大太太二太太在啊。她小心翼翼地站在客厅门里面，比大太太她们站的地方稍为后一点。她不敢笑，怕大太太她们说她得意；也不能严肃得像是板面孔，怕客人以为她在生气。她只好把面孔对着客厅的门口，尽可能不和她们面对面。

　　大太太气呼呼地坐在靠门最近的一张沙发上，朱瑞芳坐在她的旁边，正好斜对着林宛芝。大太太见林宛芝那样忍气吞声，一个劲向自己赔小心，她准备好的愤怒的拳头打不下去；同时，给她碰了两个钉子，也泄了一点心头的闷气；并且林宛芝没有刚才那股神气劲了，像是一棵萎了的向日葵似的站在她们后面，自己也有了面子。她的视线慢慢转到林宛芝的身后。冯永祥像是永远和林宛芝保持两三步的距离似的，林宛芝退后了两步，他也退后了两步。他发觉大太太和朱瑞芳带进来的那股紧张空气，自己稍为收敛了一些。他转过脸去退后几步，看花园的草地上有七八个小孩子和两三个大人在打羽毛球，望了一阵，没有兴趣，慢慢转过来，又站在离林宛芝两三步远的后面，望着她的侧影。好像站在那里帮助林宛芝招呼客人是他的一种职责，不好随便离开似的。他察觉大太太在注视他，他装做没有看见，掏出烟盒子，抽了一根香烟，燃起在抽，表示自己并不注意啥了。他嘴里吐出一个一个的圆圆的烟圈。他望着圆圆的烟圈袅袅地升起。从烟圈中他注视着林宛芝的侧影。吐完了烟圈，他眼睛斜视了一下，他发现朱瑞芳也在盯着他看。他感到自己不适宜再站在那里了。他在红寿幛和红寿烛的光芒照耀下，显得自己的脸更是热辣辣红润润的了。他借着把烟蒂送到矮圆桌上的烟盘去的机会，悻悻地向东客厅走去。

　　大太太的眼光跟着他也到了东客厅。东客厅北面墙角那里坐着徐义德、江菊霞和沪江纱厂会计主任勇复基他们。勇复基坐在那里不言不语，静听徐义德和江菊霞聊天，不时发出一两阵笑声。大太太对朱瑞芳向东客厅噘噘嘴。朱瑞芳跟着她的视线望过去，勃然大怒地说：

　　“好哇，我说为啥看不见他，原来在那里谈恋爱哩。”“你过去，”大太太指着东客厅北面墙角徐义德那里，说，“坐在那里，听他们谈。”

　　“对。”朱瑞芳在客人当中摇摇摆摆走过去，好像有啥要紧的事体急着去找人。

　　徐义德和江菊霞谈的正起劲，忽然听到一阵匆忙的脚步声，他以为出了啥意外的事体，转过头去一看，见朱瑞芳板着面孔向自己这边走来。他知道事体不妙，本想站起来避开，想到避开反而露了马脚，不如干脆仍旧坐着不动，装着没有看见她来，继续和江菊霞谈心。他刚才的话没有说完，忽然转到棉纺公会改选问题上去，说：

　　“我觉得这次棉纺公会改选，不够慎重……”

　　江菊霞听得徐义德突然转到棉纺公会改选的问题上来，感到丈八和尚摸不到头脑，她亲热地叫道：

　　“德公，你刚才说啥？”

　　徐义德身后的急促的脚步声近了，知道朱瑞芳已经走到自己的身边，他有意放高嗓子大声说：

　　“是呀，我是说我们棉纺公会这次改选不够慎重，你是棉纺公会的执行委员，今天要和你谈谈……”

　　这时她才看到徐义德身后站着朱瑞芳，静静地在听他和她谈话。她立即懂得徐义德改变话题的用意。她天衣无缝地顺口答道：

　　“当然，我是执行委员，你们会员有意见，我有责任听的，也有义务给你办的，效劳不到的地方还要请徐总经理多多指教。”

　　“执行委员太客气了，”徐义德也改变了称呼，两个人好像突然变得很陌生，而且很客气。他说，“我认为棉纺公会改选应该照顾各方面，网罗各种人才。”

　　“是呀，外边对我们棉纺公会有不少闲言闲语，说我们棉纺公会的委员代表性不够广泛，就是几个大头在操纵，中小厂照顾不够，就连沪江这样规模的厂也没有一名执行委员，实在太不合理啊。”她之所以能当上棉纺公会的执行委员，主要是因为和史步云的亲戚的关系，否则，保险连委员也当不上。她侃侃而谈，眼睛既不望着徐义德，也不看朱瑞芳，却对着坐在她对面的勇复基，说，“是啵？你是不是也听到一些？”

　　勇复基不知道他们海阔天空谈啥，一会东一会西，叫他摸不看头脑。既然江菊霞问他是不是，他不假思索，含含糊糊地应道：

　　“是的，是的。”

　　徐义德感激她的同情，说：

　　“是呀，沪江这爿厂在上海来说，也不算小，连个执行委员也没有，太不像话了。”他想起这次改选棉纺公会徐义德没当上执行委员实在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冯永祥不够朋友。他答应了考虑，改选出来却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委员。起不了啥作用。他感慨系之地摇摇头说，“这次改选棉纺公会，我总觉得不够慎重，遗憾，遗憾。”

　　她懂得是给他自己叹息，便凑趣地说：

　　“确是一个很大的遗憾。照我个人看来，徐总经理应该当选为执行委员的。这次考虑不够慎重，下次改选，徐总经理一定会当执行委员的。”

　　徐总经理脸红红的说：

　　“我个人倒无所谓，最近忙得很，也没有时间做这些事。我并不计较委员和执行委员，倒是从我们棉纺公会着想，能多一些人工作，就多一分力量啊。”

　　朱瑞芳站在后面听了一会儿，发现他们是在谈公事，那不必在背后听，索性坐下去，参加他们谈。她很随便坐下去，给勇复基和江菊霞点了点头。徐义德看朱瑞芳坐下来，刚才为了让她听而说的一番话估计很成功，至少说明他是在谈正经事。现在他可以不露痕迹地走开了，因为当着朱瑞芳的面，没有啥好谈了。他对朱瑞芳说：

　　“你来的正好，给我陪陪客人。我的公事谈完了，要到那边去招呼一下。”他指着马慕韩、朱延年那一堆人说。

　　“好吧，你忙去吧。”

　　徐义德走了，留下一个尴尬的局面。汉菊霞和朱瑞芳无话好谈，她认为自己不必过份敷衍她。朱瑞芳是带着嫉妒和憎恨的情绪来的，必要时，她准备给江菊霞一个难堪。她只听到一点点传说，风呀，雨的，徐义德和江菊霞有些啥暧昧关系，她不知道。在徐家只有林宛芝一个人了解这个详情，可是林宛芝从来没和她们谈过这些事。朱瑞芳刚才在后面听了一阵，也抓不到啥把柄，心里正在苦闷。勇复基是一位勤勤恳恳的会计人员，他对人就像是对待数目字当中的小数点似的，生怕弄错，那出入很大的。他永远把自己保持在一切是非的漩涡之外，他不干预任何事体，他不得罪任何一个人，就连三岁娃娃，他也不去碰他一下。他今天来拜寿的目的不过是一种职业上的应酬，找机会坐在徐总经理附近，好让他知道勇某人到了。徐义德晓得他是一个怕惹是生非的人，和江菊霞谈话无须避开他，有了他坐在旁边反而可以起一种掩护的作用。三个人沉默地坐在那儿，谁也不吭气。朱延年和马慕韩谈的很起劲，嗓门又高，显得他们这儿三个更加冷静得可怕。朱瑞芳眼睛对着勇复基，有意不看江菊霞，暗中却又不时睨视她一眼。她把江菊霞冷落在一边，打破沉默，对勇复基说：

　　“近来厂里很忙吗？”

　　勇复基恭恭敬敬地欠着身子说：

　　“是的，很忙，很忙。”

　　“你们的生活好吗？”

　　“很好，”勇复基两只手交叉地放在膝上，有点拘谨地说，“现在生活很好，很好。”

　　勇复基这样小心翼翼地简单答复问题，使朱瑞芳很难谈下去。江菊霞听到这些公式的寒暄也感到腻味。东客厅左边的书房里忽然爆裂开一阵喝彩的掌声，吸引了客厅里客人的注意。一会儿，这掌声消逝了，大家又安静地谈论自己的题目。这掌声救了江菊霞。她自言自语地说：“啥事体呀？这样高兴！”她很自然地站了起来，眼睛盯着书房的门，没有和朱瑞芳勇复基他们打招呼，悄悄地走去。

　　朱瑞芳指着她的背影问勇复基：

　　“他们刚才谈啥？”

　　“我不晓得。”

　　“给我讲，没有关系，你坐在这里，哪能不晓得他们谈啥哩。”

　　“谈啥？我听到一些……”

　　朱瑞芳聚精会神地在听勇复基谈。她希望在他嘴里能够发现一些秘密。勇复基说：

　　“他们谈改选委员会的问题……”

　　朱瑞芳听他说这个，大为失望，淡淡地说：

　　“这个我晓得，我在后面听见的。”

　　“啊！”勇复基吃了一惊，暗自想她在哪个后面听见的呢？讲话得小心一点，别弄出岔子来。这不是一般的是非，这是徐总经理家里的事体，别沾边，有啥差池，那是会直接影响到自己的职业的。他警告自己要小心，要留神。

　　“这以前他们谈啥？”

　　“这个，”他抬起头来，仿佛在仔细回想，半晌，说，“我不晓得。”

　　“你坐在这里，哪能不晓得呢？”

　　“是呀，坐在这里，哪能不晓得呢？”他反问自己。他想，对朱瑞芳不可得罪，她就是徐守仁的母亲，而徐守仁是徐总经理的爱子啊。

　　“你一定晓得，说吧。”

　　“我听是听到一些，就是听不清楚，好像老是在讲棉纺公会棉纺公会……”

　　“他们两人在谈自己的事体没有？”朱瑞芳点他一句。“没有，”他说出口，又怕徐总经理将来亲自说出什么来，那不是得罪了朱瑞芳，说勇复基不好吗？他改口道，“我没有听见，他们两人谈话的声音很低，我坐在这里听不清楚……”

　　“声音很低，”这个情况吸引了朱瑞芳的注意，啥事体不可告人？要低声谈呢？她满怀兴趣地追问：

　　“你听到他们低声谈些啥？再低，你总会听到一句两句的。”

　　“这个，”勇复基的眼睛里露出了惊惶的神色，想了想，说，“这个，我真没听见。”

　　“一点也没听到？”朱瑞芳不信任地问。

　　“真的一点也没听到。”勇复基坚持不卷进是非的漩涡里去。他把刚才听到徐总经理约江菊霞上余山去玩的话隐瞒起来，一点也不敢泄露。

　　“你这人，……”朱瑞芳忍耐不住，有些生气了。她心里说：你这个怕事鬼，三枪打不出一个闷屁来。

　　朱瑞芳没有再问，勇复基也没有再说，只是沉默地坐着。

　　两人又陷入一种尴尬的局面里。

　　朱延年手里拿着一本福佑药房总结书和计划书。这是他在最近一个礼拜之内赶制出来的精心杰作。他早就风闻徐总经理要给三太太林宛芝做三十大寿，工商界有名人物必然前来捧场，这是他发展福佑药房业务的绝妙机会。他在工商界的历史浅，地位低，人头不熟，许多工商界一、二流人物不知道朱延年其人。参加了星二聚餐会以后，认识了一些人，也不过泛泛之交，谈不上往来，更提不到友谊。即使工商界朋友对新药业有兴趣，谁愿意投资福佑药房？谁又对朱延年信任呢？他整整思索了两天两夜，几乎茶饭都要忘记了进，他要抓住这难得的好机会。恰巧快过年了，他写个年终总结，附上今后发展业务的计划，这样拿出来一方面显得自然，有凭有据；另一方面也可以给福佑药房吹嘘一番，好取得工商界朋友的信任，投资的事就有苗头了。他邀请了严大律师，把童进和夏世富找来，加班加点，开了三个晚上的夜车，最后由严大律师杀青，连夜用打字机在薄薄的打字纸上打出。封面和封底是重磅的米色道林纸，边上打了两个眼，用一根大红丝带拴起，在封面这边打了一个蝴蝶结子。他到徐公馆来拜寿，本来只带了三本，一想，假使有许多人对福佑药房有兴趣，都要求投资，想先看看计划书，不给他一本哪能行呢？他自己点头说，应该多带几本，纵然不能全部用完，也是有备无患，免得临时要没有。他于是又带了三本，把两个口袋装得满满的。

　　他走进徐公馆，拜了寿，就四处寻找工商界的人。发现他们都在东客厅和书房里，他就走过去，站在那里随便搭讪着，给大家招呼。有些人他并不认识，或者只不过一面之缘，他也亲热地招呼，仿佛是多年的老朋友。人家应付他一下，都谈别的去了，有的则走进书房，把他撇在东客厅里。恰巧马慕韩来了，他和柳惠光招呼他坐下，那边走过来韩云程，他是沪江纱厂的工程师，老板娘过生日，他算得上半个主人。徐总经理昨天就对沪江系统的人说过了，要他们帮助他招呼招呼客人。

　　寒暄了一阵之后，朱延年就从西装口袋里掏出福佑药房的总结书和计划书，拿在手里，笑眯眯地望着马慕韩说：

　　“提起小号来，承大家帮忙，客户抬举，总算不错。统计往来客户已遍及全国，东北到辽西，西北到天水、兰州、迪化，西南到昆明，东南到福建，……都有客户往来。全国各地和本号建立联系关系的有三千八百五十二户，经常有联系的也有一千九百四十二户。在户数方面说，私营户比重比较大；在营业额方面说，国营户占的比重大。拿今年六月份的营业额来说，就达到三十六个多亿，目前还在发展，今年八月，为了照顾到广大人民对X光器械的需要，我们福佑又特别设立了X光器械部，聘请中外X光器械专家主持这方面的事。同时，为了面向生产，扶植小型厂商，以便为今后转向工业生产打下基础，小号今年九月和大利药厂签订了合同，投资了约占大利药厂资金总额的三分之二，使得大利药厂继续维持并扩大生产，好共同为人民医药事业服务。”

　　马慕韩见朱延年滔滔不绝地说下去，他听出了神，恭维朱延年道：

　　“福佑药房的生意确是做得不错，客户遍及全国，可真不容易，现在又从商业注意到工业，朱先生的眼光远大。”

　　柳惠光听朱延年叙说福佑药房发达的情况，心中未免有点醋意，以嫉妒的眼光看着朱延年说下去。

　　“慕韩兄过于夸奖了，”朱延年表面显得颇为谦虚，下面接着说的却又表示出对他的赞美辞受之无愧了，“不过哩，这也是几年来磨炼出来的，现在做生意眼光不能不放远一点。”

　　“你们生意为啥做得这样发达呢？”马慕韩关心地问。

　　“是呀。”韩工程师说，“听说福佑药房原来并不怎么大啊。”他想起梅佐贤说过福佑药房开门，全靠徐总经理支持：

　　借了三百万的现款，又担保在银行里开了透支户头。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讲起来也很简单，小号创办以来，就以树立信誉，薄利多销为经营原则，凡是外埠客户来办货，小号一定按照当天最低市价发货。客户都晓得福佑的价格的确比一般市价便宜，大家都愿到福佑办货，因此客户不断增加。为啥福佑药房的货价比别的字号便宜呢？因为我们提高工作效率，节省人事开支，减低成本，压低货价。同时，我们在服务态度方面确确实实做到负责、真诚、恳切和热情，凡是外埠客户有函电来，问上海行情，我们一一具体答复；或者是要购办一些上海市面上买不到的药物器械，像是山东省政府卫生厅要买离心机，西北卫生部要买高度显微镜，这些重要医疗器械，上海买不到，我们就设法到香港到国外去订购，真正做到完全为客户服务。做生意主要靠信誉。客户和同业中有了信誉，业务必然会发达的。在我们新药业中，惠光兄最了解福佑的了。惠光兄，我说，是啵？”

　　朱延年生怕马慕韩觉得自己说的不够恳切真实，他特地拉出柳惠光来撑他的腰。柳惠光完全了解朱延年在新药业是没有信用的，谁听说福佑药房，谁见了朱延年，没有一个不头痛的。因为有生意做，要和他往来，表面上不得不应付，骨子里却怕和他打交道，万不得已时，也要百倍提高警惕。不说别的，就拿福佑药房和债权代表立的和解笔据来说，本来讲三个月内偿清全部债务，如不可能，得延期偿清。除了第一个月偿付二成以外，第二个月的三成就没有付足，其余的款子整整拖欠了一年，经债权人再三再四地登门坐索，才陆陆续续地零零碎碎地付清。一提起这件事，柳惠光就伤心。现在朱延年当着他的面吹牛，真叫他哭笑不得，还要他证明福佑药房和朱延年的信誉，天呀，这个话怎么说呢？打狗看主面。他反正不想多和朱延年往来了，但是，还有徐义德哩，他可是台面上的人物啊。他无可奈何地笑了笑。

　　马慕韩认为朱延年做生意讲究信誉这一点很重要，他点点头，说：

　　“信誉确实很重要。”

　　朱延年像是遇到了知己，他眉飞色舞地说：

　　“慕韩兄同我的看法一致，我非常高兴。”他转过脸来看见韩工程师托着腮巴子好像在想啥，有点露出不大信任他所说的神情。他解释地望着韩工程师说，“当然，单靠信誉是不行的，小号还成立了业务研究会。这个研究会主要研究三方面：首先研究药物的地区差价，哪个地方大量生产便宜的药用原料，我们及时采购，调节供应，减低成本。其次，研究进口成药原料价格上落问题，小号派专人长期驻留进口处，进口药物滞销价廉的辰光，我们及时收购，这样不会因为旺季到来上涨，可以低廉供应客户，供求不致脱节。对于公营机构在哪一季最需要的是什么药物，我们就事先准备，以便供应。这是我们研究的第三方面。根据业务研究会的研究，过年以后，我们准备派人到河南收购蓖麻子、纯硷，到苏北收购芒硝，到皖北收购五倍子，到四川收购松节油、甘油、硬脂酸，到西安收购药用棉花……”

　　朱延年一张口，就没一个完。马慕韩不大愿意听他这些业务上的具体事情，想打断他的话；一想到自己要在工商界树立威信，团结广大的工商界人士，应该有倾听一切意见的雅量。他于是用赞美来打断他那流水般的谈话，说：

　　“福佑药房的经营方针真不错，加上朱先生这样努力经营，前途一定远大。”

　　朱延年听了这些赞美的辞句，他浑身的骨头都有点酥了。他洋洋得意，觉得自己刚才努力介绍福佑药房的情况立即收了显著的效果，计划中的目的已经闪现出希望。他讲得口渴，连忙喝了一口茶，急转直下地转到了正题：

　　“今后除了投资工业，扩大X光器械部以外，还准备在迪化、成都这些地方设立分支机构。目前只是有一个问题急待解决，就是业务日益扩展，利润也不错，原有资金有限，要想应付这样庞大的经营规模，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困难。所以，我们想扩大招股，或者贷款也可以，主要倚靠工商界有眼光的朋友支持这个为人民服务的事业。慕韩兄是棉纺界的巨子，工商界的领袖人物，我想，一定乐于帮助小号的。这是——”朱延年立刻把装订得非常美观的福佑药房的总结书和计划书送到马慕韩面前，眯着眼睛，微笑地望着他，期待他一个肯定的答复。他说，“这是小号的总结书和计划书，请指教指教。”

　　马慕韩一愣，恍然了解刚才朱延年那一番冗长谈话的目的。他对朱延年拱拱手，谦虚地说：

　　“对不起，我对新药业是外行。”

　　他没有接过去。朱延年仍然把总结书和计划书放在他的面前，说：

　　“新药业讲起来也没有啥了不起，我这个计划书，谁都可以看懂的。里面的内容我刚才已经简单谈了一下，希望你看一遍，小号希望得到工商界前辈的更多的指教、更大的帮助。”

　　柳惠光望着马慕韩。他久仰马慕韩是一个年少有为、精明练达的人，这次碰到朱延年的手上，不知道会不会上他的当。他有点替马慕韩担忧。当着朱延年的面却又不好戳破。马慕韩内心极不满意朱延年不识时务，人家过三十大庆，正好大家尽兴玩个痛快，不料他来做生意，徐公馆变成了朱延年的交易所了。他想起要团结各方面的人才，不好露出不满的情绪来，只是应付地说：

　　“对于朱先生刚才谈的经营方针和今后计划，我个人完全赞成。工商界应该有远大的目光，这样，才算得上是新时代的新型工商业家。朱先生就是这样的人才，非常钦佩。”

　　“过誉过誉。今后希望慕韩兄多多提携。”朱延年指着重磅米色道林纸封面的总结书和计划书说，“小号这次募股是一千万一股，慕韩兄，你看，你来多少股呢？一百股怎么样？多一点也可以。”

　　“这个……”马慕韩看出朱延年是属于狗皮膏药性质那一类的人，一粘上就撕不下来，不能再随便敷衍下去，但态度又不能转的太快，也不能表示得过于露骨。他看柳惠光不吭气，便顺水推舟，把问题放到柳惠光面前。他不露声色地说：

　　“对新药业，老实讲，我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并且，自己的精力也有限，办厂都忙不过来，没时间考虑经营其他企业。倒是柳先生，听说利华药户生意不错，流动资金不少，正在找出路，你们两位是同行，又是老朋友，我看，可以合作合作。”

　　“惠光兄愿意合作，小弟同样是无任欢迎的。怎么样，惠光兄，你认多少股呢？”

　　“我吗？”柳惠光把脸转向北面墙角那里，这辰光，朱瑞芳正站在徐义德身后，紧张地听他和江菊霞谈话，此外，没有一个新到的客人。那就是说，没有机会可以把这个问题岔开去，得要自己明确表示态度，回答马慕韩摔过来的难题。他想了想，说，“延年兄，你了解利华药房是股份公司，几位股东都是老实人，巴巴稳稳地做点小生意，从来不向外发展的，和老兄比起来，可以说是目光如豆。我在店里呢，是灯草拐杖，做不得主的。”

　　“这情形，我了解。不过，小数目呢，只要惠光兄肯帮忙，我想，也不大成问题。”

　　柳惠光看朱延年粘到自己身上来了，想法从速推开，支吾地说：“你不要过份抬举我。抬的高，跌的重。我确实没有那个能力，利华这爿小店自顾不暇，哪有余力投资福佑呢？我们不像慕韩兄，企业大，实力雄厚，福佑需要这点小数目，只要慕韩兄指头缝里漏一点下来就行了。”

　　马慕韩听到柳惠光这几句话，见他也不含糊，至少也是在市面上混了二三十年的人了。他这几句话捧得马慕韩心里怪痒的。但是，马慕韩不上这个圈套，却又不能显得自己寒伧，转弯抹角地说：

　　“当然，福佑募这点股，讲数目，不大；讲交情，应该帮忙。只是兄弟经营的是棉纺业，一向没过问新药业，今后也不准备过问。福佑募股或者贷款，应该找志同道合的人，钱倒是次要的。韩工程师，你说，对不对？经营一种事业，总得要有兴趣才行。”

　　“凡事要有兴趣，没有兴趣，做不成事。比方我学工程吧，别人在学校里读书见了数目字头就痛，我一见数目字就有兴趣。越是难做的数学题目，我越有兴趣。经过几天几夜思索，一道数学题算出来了，那乐趣，简直妙不可以酱油。”

　　徐义德从北面墙角那里脱围出来，见马慕韩和韩工程师谈的眉飞色舞，他慢慢走过来，轻松地问道：

　　“你们谈啥，谈的这么高兴？”

　　韩工程师告诉徐总经理谈福佑药房募股贷款的事。徐义德马上发现马慕韩面前的那本福佑药房总结书和计划书。他想不到朱延年把林宛芝三十大寿的盛会变成福佑药房募股贷款的场所了。福佑药房复业向他借的三百万现款，别说利息，到现在连本钱的影子也没有看见过。朱延年当林宛芝过生日这天在徐家募股贷款，显然是想借徐义德的招牌捞一票的。他防备朱延年当着客人向他募股，那才是叫他为难哩。他感到情势于自己不利，内心虽然对朱延年愤愤不满，当着客人的面又不好发作，便装出对这些事毫无兴趣的神情，说：

　　“你们谈吧，我到书房里去看看信老他们去。”

　　徐义德的脚仿佛擦了油，一滑，就溜过朱延年他们的面前，到书房里去了。

　　朱延年并不指望从姐夫身上能得到啥。他没有理睬就离开，在朱延年看来，毫不奇怪。朱延年一心一意在马慕韩身上打算盘。马慕韩纵然一再暗示拒绝，他也不死这条心。不过，现在明白今天当面解决这个问题显然不可能了，他给自己留了下一步，说：

　　“慕韩兄，这本总结书和计划书送给你了，入股多少倒没有关系，福佑药房能得到各位的赞助——就是精神上的赞助也罢，我朱延年总是衷心感激的。今天不可能详细谈，明天再领教，你先收下吧。”

　　“好的。”马慕韩不好意思不把那份总结书和计划书收到西装口袋里去，说，“我一定拜读拜读。我想，我从这里面一定可以学到不少经验。”

　　“那倒不见得，主要是希望你指教。”朱延年又从口袋里掏出两份，分送给柳惠光和韩云程，对他们两个人说，“也请你们两位指教指教。”

　　他们两个人谦虚地点点头，同声地说：

　　“一定拜读。”

　　马慕韩怕朱延年再纠缠下去，他站了起来，指着书房说：

　　“那里面谈的很热闹，我去听听……”

　　马慕韩一走，朱延年失去了主要的对象。马慕韩这方面既然没有谈出什么大结果，他把希望寄托在书房里面那些大老板身上。他也站了起来，附和地说：

　　“好，一道去听听。”

　　朱延年跟随马慕韩走去。韩云程和柳惠光不太熟，也没话好谈，他们两个人旋即也站了起来。

　　书房里是另外一个天地。徐义德这个书房很大，几乎等于外边的东客厅。书房里的摆设多而凌乱：贴壁炉上首是三个玻璃书橱，里面装了一部《四部丛刊》和一部《万有文库》。这些书买来以后，就被主人冷落在一边，到现在还没有翻过一本。徐守仁对这些书也没有兴趣。书橱上面放了一个康熙年间出品的白底篮花的大磁盘，用一个红木矮架子架起。大磁盘的两边放着两个一尺多高的织锦缎子边的玻璃盒子，嵌在蔚蓝色素绸里的是一块汉玉做的如来佛和唐朝的铜佛像。壁炉上面的伸出部分放了一排小古玩，放在近窗的下沿左边的角落上的是一个宋朝的大磁花瓶，色调著目，但很朴素，线条柔和，却极明晰。面对壁炉的墙上挂了吴昌硕的四个条幅，画的是紫藤和葡萄啥的。书房当中挂着唐代的《纨扇仕女图》。画面上表现了古代宫闱生活的逸乐有闲，栩栩如生地描写出宫女们倦绣无聊的情态。她们被幽闭在宫闱里，戴了花冠，穿着美丽的服装，可是陪伴着她们的只是七弦琴和寂寞的梧桐树。这幅复制的画，买来以后，重新裱过做成条幅，他平时不挂在书房里的，今天因为是林宛芝三十大庆，他特地把它从楼上移下来，表示徐家的豪富和高雅。这些陈设显得庸俗，极不协调，好像个古董铺。

　　书房里这些古玩和字画，据专家们研究，几乎全是赝品，唯一值得考虑的是吴昌硕的四个条幅。但徐义德有徐义德的哲学：玩古董和字画，就是假的也要当做真的，只要自己喜欢就行。上海古董店的老板们深知徐总经理有这个癖好，经常送点货色上门。徐义德买古董有他的一个章程：不管真假，贵的一概不要。古董商人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做徐一万。上海解放头一二年，每件古董超过一万块钱，他就考虑要买不要买了。今年稍为好一点，暗中增加到五万块了，但有了历史的传统，仍然保留徐一万这个绰号。

　　今天来宾当中的工商界的巨头们都坐在这间书房里，新参加进去的是冯永祥。冯永祥刚才叫大太太和朱瑞芳盯着，他不得不离开林宛芝。离开了以后，像是丢掉了什么东西，丧魂失魄地毫无目的地东张张西望望。他在东客厅里走过去，又走回来，百无聊赖。一会看见朱瑞芳跟进来，他吓了一跳，以为是要来和他吵架。幸好看到她站在徐义德背后，半晌又坐下去，而徐义德旁边坐着的就是江菊霞。他知道朱瑞芳并不是对他。他放慢了脚步，停留在东客厅里，幸灾乐祸地在等待着将要发生的事。徐义德路过朱延年那边溜走。冯永祥觉得东客厅里没有他落脚的地方，就慢慢向书房里踱去。一走到书房门口，冯永祥就放轻了脚步，悄悄地躲在角落里，把自己隐藏在徐义德的背后。徐义德比他矮半个头，他弯曲着腿，从徐义德的肩头望过去，房间里坐满了人，所以徐义德只好站在门口了。大家的视线都集中在坐在里面沙发上的梅佐贤的身上。梅佐贤皱着眉头，忧虑地说：

　　“徐总经理说的对，我最近也感觉到了苗头不对。我们在厂里办事的人，大事体当然不清楚，上面的情形也不知道，就从我们小角落来看。和平常就两样。不说别的，就讲税务分局驻在我们厂里的驻厂员方宇同志吧，最近连影子也看不见了，好像税不要了似的。我们打电话到税务分局去，那边要么是没人接，要么是问你是哪一个——问的可仔细，像审问犯人似的。我就说，我是沪江纱厂的副厂长，找他有要紧的事体谈。那边总回答没有空没有空。为啥没有空呢？一点风声也不漏，再问，他们就把电话挂上。再说我们厂里的党支部书记余静同志和工会副主席赵得宝同志吧，他们也忙得很，常常出去开会。开啥会，到啥地方开会，谁也不吭气。开完会回来，神色很紧张，见了我们就远远离开，仿佛我们身上有啥龌龊物事会弄脏他们衣服似的，正面碰到也不大讲话。正如徐总经理估计一样，我也认为不是一个好兆头。”

　　徐总经理对坐在书桌边的潘信诚说：

　　“信老，你们厂里的情形怎么样？”

　　“我不大清楚，想来大体和‘沪江’差不多吧。”潘信诚稳重地把他厂里的详细情况避而不谈，因为他不完全了解今天来客当中的情况，如果走漏出去，传到政府首长的耳朵里，那是不利的。他说完了以后，看看四周的人，都是工商界的朋友，稍为放心一些。

　　“你的熟人多，接触的面广，总比我们要多晓得一些，”徐义德不放过潘信诚，他又追问一句，“信老，最近可曾听到新情况吗？”

　　“这方面的情况，我没有阿永熟悉，他到处走动，是我们工商界的消息灵通人士。啥消息总是他先晓得。有些我们不晓得的事体，他也晓得。得把他找来。阿永在啥地方？”

　　冯永祥听到潘信诚在问他，他把腿更弯曲下去，完全躲在徐义德的身后了。徐义德一点也没有发觉，他说：

　　‘刚才在东客厅里看见过他，现在，可能还在那边。”

　　梅佐贤从里面沙发上站了起来，对徐义德说：

　　“总经理，你这边坐，我请永祥兄来。”

　　梅佐贤走过来，徐义德移动脚步，冯永祥见自己躲藏不住了，他跨上一步，站在徐义德的左前方，伸出手来挡住梅佐贤的去路，笑嘻嘻地说：

　　“不必去请，我冯永祥自己来了！”

　　宋其文说：

　　“阿永躲在啥地方的？我们怎么没有看见？真奇怪。”“不奇怪，”冯永祥走上一步，站在大伙当中说，“我刚才心血来潮，掐指一算，晓得信老有事要找我，我就来了。”

　　“我晓得，……”徐义德发觉冯永祥刚才从他身背后走出来的。

　　冯永祥生怕他的西洋镜被徐义德拆穿，连忙暗示徐义德：

　　“德公晓得就不必说了。”

　　马慕韩和朱延年走了进来。在他们身后出现的是柳惠光和韩云程。坐位不够，大家谦让，反而多出空位没人坐了。梅佐贤从东客厅里端进来三把红漆皮的椅子，大家才陆续坐下来。朱延年没有地方坐，他靠在马慕韩旁边，在沙发扶手上坐下。他不死那条募股的心，紧紧靠着马慕韩。梅佐贤端了张红漆皮椅子坐在门口。冯永祥的坐位紧对着壁炉。他装出没有听见刚才大家谈话的神情说：

　　“信老，你找我，有啥吩咐吗？”

　　“你再掐指算算看。”

　　“心血不来潮，掐指算不出。”

　　“可见得你还不够灵。”马慕韩说。

　　“要灵，还是让我们的德公算算，他是铁算盘。”冯永祥和徐义德开玩笑。

　　徐义德对潘信诚说：

　　“不要算啦，你说说就行了，信老。”

　　潘信诚把刚才大家所谈的内容扼要说了一下，旋即问冯永祥：

　　“你说，究竟是啥事体啊？”

　　“啥事体？”冯永祥觉得这个问题提的很奇怪，他反问潘信诚，“信老，陈毅市长在二届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讲的话，你记得吗？”

　　“没有多久的事，哪能会不记得哩。”

　　潘信诚想起史步云在这次人代会上代表棉纺业提出了上次谈的年终奖金那些问题，政府交给有关部门解决。

　　“陈毅市长在第二届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说，”冯永祥讲到这儿，整个书房里的客人都把面孔对着冯永祥，聚精会神地静听。书房里静悄悄地，可以听见外面客厅里乱哄哄的人声，和从楼上飘扬下来的美国爵士音乐。徐守仁正在楼上，紧靠着电唱机，一个人手舞足蹈地欣赏世纪末的美国爵士音乐。冯永祥俨然成为谈话的中心人物，他一本正经地小声地说，仿佛在保守机密似的。坐在远一点的人，像徐义德，他就听不大清楚。徐义德要求冯永祥讲高一点，大家都赞成。因为书房里的客人大多数都不是市的人民代表，没有听到陈市长的报告，显出特别关注的神情。冯永祥打扫了一下嗓子，说，“好，我讲高一点儿。”

　　梅佐贤从门口那边走过来，倒了一杯热茶送到冯永祥面前，巴结地说：

　　“冯先生，先喝杯茶，润润嗓子，再说。”

　　冯永祥受人奉承惯了，他并不在意梅佐贤的殷勤和恭维，点点头，算是表示他的谢意。他并没有喝，向大家说：“陈市长说：为了贯彻执行毛主席‘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我们必须大力地展开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同时发动严惩贪污与反对浪费的运动，并以这两个运动为本市当前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各机关必须厉行精简节约，调整机构，紧缩编制，精简人员，清理物资，提高工作效率，反对官僚主义，特别是，一定要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严惩贪污和反对浪费。陈毅市长认为：特别重要是在我们上海市进行严惩贪污与反对浪费，因为上海市增产节约的任务重大，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贪污腐化的风气包围着我们。我们如果不彻底严禁贪污，打破包围，我们在思想上、行动上便站不起来，便不能完成建设新上海的任务。陈毅市长号召：上海市各级政府人员及广大市民，在开展增产节约反对浪费运动时，立即与贪污分子划清界限，立即发动猛攻，非做到‘彻底消灭贪污罪行’绝不休止！”冯永祥一口气说到这里有点累了的样子，他端起刚才梅佐贤送过来的那杯热茶喝了两口，向大家扫了一眼。大家的面孔紧张、严肃。他接着说，“陈毅市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又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他讲的话，谁敢不照办？”

　　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和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话由冯永祥的嘴重复出来，冯永祥因此觉得自己的地位也蛮高，很神气地望了大家一眼。他的眼光最后停留在潘信诚面孔上，说：

　　“信老，你说，干部门哪能不紧张？”

　　“这个我了解，我在人代会上也听到陈市长这番话的。但是，为啥最近看不大见干部呢？问题在这个地方。”“哦，”冯永祥会意地说，“那是因为最近华东军政委员会发出了关于贯彻增产节约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指示，陈市长特地在上海市邮政局设置信箱，接受各界人民和公教人员等对于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行为的秘密检举和控告。三反运动这样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展开，你到啥地方去看到干部？这辰光，干部们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别说沪江纱厂，税务分局派来的那位方宇驻厂员，就是再大的官，他首先得顾顾自己，至于啥税款呀，那倒是次要的。”

　　冯永祥的答复，徐义德仍然不满意。他问：

　　“三反运动么，市面上倒听到一些风声，有的《解放日报》也登了，我们想知道的是：究竟三反运动是哪能反法啊？

　　永祥兄。”

　　潘信诚、宋其文和柳惠光他们都同意徐义德意见，异口同声地说：

　　“对呀。”

　　朱延年加上一句，表示自己拥护姐夫徐义德所提的问题：

　　“徐总经理所谈的，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这个呀，问题报复杂。”冯永祥并不晓得中共上海市委和人民政府进行三反运动的真实的具体情形，但自己是大家公认的工商界的消息灵通人士，这件事体哪能不晓得呢？天下事冯永祥没有不晓得的。怎样把不晓得的事说成晓得，而且和真实的事实又不能相差太远，这是一个不小的难题。冯永祥抬起头来望着斜对面的书橱和书橱上的那个康熙年间的白底蓝花的大磁盘。他感到书房里的水汀烧得太热，解开深咖啡色的英国条子哔叽的西装上衣的钮扣，整理了一下那条大红呢子的领带，想了想，吃力地说，“三反运动主要是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各个部门的具体情况不同，发生的事情不一样，采用的方法当然不能一律。共产党办事总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三反运动，各个机关不同。”

　　冯永祥绕了一个大弯子，最后还是没说出一个所以然来。梅佐贤见到徐总经理把两道眉毛皱到一起，显然是不满意冯永祥的解答，同时，又表现出不好意思再问冯永祥。他为了投合徐总经理的心意，代他问冯永祥：

　　“冯先生，你说一个机关哪能进行三反好不好？比方说市人民政府，或者是我们这个区人民政府哪能进行三反？”

　　徐总经理暗暗点头。他心里想梅佐贤究竟不愧为我们沪江纱厂的一名人才，问题提的明确具体，叫冯永祥躲闪不开。

　　马慕韩也希望知道一点“内幕消息”，他说：

　　“阿永，谈一个具体机关哪能进行三反运动，我想，是很有意思的。”

　　“很有意思是很有意思，可是我不能说。这是有关国家机密问题。我讲出来，就是泄露国家机密。乖乖龙的冬，这个问题太大了，我吃不消。我只有一个脑袋，没有两个头。你还是让我多活几年好，慕韩老兄。”他对马慕韩嗨嗨笑了两声，然后转过脸去朝梅佐贤瞪了一眼，觉得这家伙为啥这样不识相，在众人面前“将”了他一“军”，差一点叫冯永祥下不了台。幸亏冯永祥灵机一动，借口国家机密，挽回了难堪的局面。他怕大家再追问下去，连忙熬了车，把话题引到干部身上，说，“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说的，三反运动就是整干部。

　　但是，这个话在外边不能随便讲……”

　　冯永祥最后把声音压得相当低，暗示这几句话也属于机密范围之内的。

　　徐义德说：

　　“干部是要整，太官僚主义了。”他立即想起花纱布公司的干部和区里的干部，一个一个熟悉的面影从他眼前闪过。他又愤愤不平地说：

　　“一提起干部就叫人生气。别的方面我不了解，我也很少和他们打交道；花纱布公司和区税务分局的干部我可是清楚的，他们那个神气十足的官僚架子实在叫人吃不消，谈业务谈税法，老实讲，没有我们清楚；可是啥事体都得照他们的意见办，不然就给颜色看。我们有钱办厂，也不欠他该他的，凭啥要受这份气？诸位说，是不是？”

　　“是呀。”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说得声音最高的是梅佐贤。

　　“幸亏毛主席领导的英明，来一个三反运动，整整这些干部，再不整，干部的官僚架子更不得了，恐怕眼睛都要长到头顶上去了。”

　　“干部么，不可一概而论。”潘信诚伸出手来，指着徐义德，以他丰富的历世经验分析地说，“据我看，干部有三类：上级、中级、下级。一般的是上级好，中级差，下级糟。你刚才说的，是属于下级的干部，自然很糟糕。上级，那是无话可说。他们埋头苦干，艰苦朴素；办事认真，丝毫不苟；待人接物，和蔼可亲。你和他们在一道，感觉不到他是个大首长。我五十多年来，见过不少市面，接触过各式各样的大人物，从没有见过像中共这样的首长，他们可一点官僚架子也没有。”

　　“信老分析的也有道理，但是中、下级干部不能一概而论。”马慕韩想起上海解放的第二天早上，他看到解放军睡在南京路两旁马路上的情景，叫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他从来没有看见过，也根本没有听见过军队的纪律这样严明，入城以后，怕惊动老百姓，连门也不敲一下，就睡在马路上过夜，那些长官和士兵一样的睡在水门汀上。这样的好部队，老百姓哪能不喜爱？他不同意潘信诚对干部那种分类法，提出了异议，“拿解放军来说，进城睡在南京路上，没有惊动一家老百姓，这不能说‘糟’吧？”

　　“那是部队，那些干部真是好，无话可说。”潘信诚也同意这一点，“我不晓得见过多少部队，北洋军阀的也好，国民党的也好，英国美国的也好，可是从来没有像解放车这样好的部队，那么守纪律，讲道理，叫人见了一点儿也不怕，真是古今中外少有的部队。”

　　潘信诚并没有正面回答马慕韩的不同意见，马慕韩听出来他的意思：一般干部吗，还是他的意思：中级差，下级糟。马慕韩第一次正式见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干部是在外滩中国银行的楼上。那是上海解放没多久，陈毅市长召集工商界的人士举行座谈会，他心中有一种新鲜的异样的感觉：干部不论大小，一律穿着布衣服，有的穿黄色卡其布的军装，有的穿灰布的人民装。猛一下见到，叫你分不出哪一个是高级干部，哪一个是下级干部。上海解放快三年了，他们还是穿着朴素的布衣，生活也很节省，见了人和和气气，一点架子也没有。他最初觉得他们在农村待惯了，进城以后，一定会变，现在快三年了，可是还没有变。原来以为他们是所谓“土包子”，对于军事和农村工作有一套办法，城市工作，特别是经济工作就不一定能行，上海许多公共事业和一些大型工厂，军管会接管以后，派去的那些军事代表和厂长这些人，摸索一个时期之后，居然也熟悉了。这样一来，他对干部看法有些改变：他们不单是生活朴素，态度和蔼，平等待人，而且还有本事。国家大事交在这样的人手里，那是大有希望的，会给中国人出一口气。他对潘信诚说：

　　“我虽然年纪轻，接触到政府的干部也不多，但不论上级也好，中级也好，下级也好，我觉得他们能力很强，经验丰富，尤其是生活朴素，不爱钱财，确实叫人佩服。他们那个完完全全为人民服务的伟大精神，真是天下第一！对我们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

　　“我不大同意慕韩兄的说法。”徐义德想起一个多月以前梅佐贤还代他送了两百万块钱给驻厂员方宇，怎么能说是干部不爱钱财呢？他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们生活朴素是真的，不爱钱财，我看不见得。钱，谁不爱？如果照信老的分类法来说，也有三种人：一种人是心里爱嘴上也爱；一种是心里爱嘴上不爱；第三种是心里不爱嘴上也不爱。现在的干部多数是第二种，如果你送上钱去，保证不让第二个人晓得，你看他要不要？我徐义德担保：他一定要。”

　　马慕韩摇摇头：

　　“德公，你这个说法，要考虑。”

　　“我有亲身的经验。”徐义德坚持自己的意见，他看了梅佐贤一眼。

　　梅佐贤懂得他指的是方宇。梅佐贤说：

　　“我同意徐总经理的意见。”

　　“就是有亲身的经验，也不能以局部代替全部，更不能以个人的经验下结论。我们要从全面看问题，要从历史发展看问题，要比较的看问题……”

　　马慕韩在上海解放后就不断买毛泽东主席的著作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看，学了不少新知识。在工商界朋友当中，他是比较有点修养的。他这几个看问题的方法把徐义德说得哑口无言。他心里不服，可是弄不清那些新名词，有理也说不出。他不言语，只是对马慕韩一个劲地摇头，表示不同意。朱延年从马慕韩的沙发扶手上站了起来，向大家点了一点头，态度很谦虚，语气却坚定，说：

　　“借这个机会，我想向诸位报告报告福佑药房的具体情况……”

　　马慕韩一听到朱延年要报告福佑药房的情况，马上就预感到他又要大煞风景，在林宛芝三十大庆的日子来大力募股了。他厌恶地盯了朱延年一眼，想离开他远一点，书房里没有一个空座位，突然离开朱延年也容易引起旁人的诧异。他不动声色，把头转过去，注视挂在墙上的那幅《绔扇仕女图》。

　　朱延年没有注意马慕韩的表情，他兴致勃勃地说：

　　“福佑药房复业不久，从苏北行署卫生处来了一位张科长，刚开头，连根香烟也不肯抽我们的，吃饭更不必说了。我们送过去一双黑皮鞋和一套深灰色的哔叽人民装，起先一定不要，劝他先穿了再说，到后来就一直穿到苏北去了。送他礼物不肯要，我们把它放到火车的行李架上，他也带到苏北去了。最初不敢当面送饯，只说是借点钱给他零用，他就放手化用了。第二次，我们又送了一些钱放在他房间里，他化了，从来一字不提。到娱乐场所吧，比方讲跳舞厅，开头也不肯去，带他去一二次，以后就自动去了，跳完了，就把一个很漂亮的舞女——叫徐爱卿的带到旅馆去了。公家机关的干部总是这一套，心里爱钱嘴上不敢爱。以后，我们摸清了这个底细，不管他同意不同意，你照办，坚持做下去，只要不让人晓得，他们最后总是接受的。十拿九稳，没有一个干部不是这样的。”

　　徐义德的嘴上露出了笑容，说：

　　“我说的，对吧？慕韩兄。”

　　马慕韩听见朱延年并不说募股的事，而是谈了张科长的例子，这些事吸引了他的注意和兴趣。他没有正面回答徐义德的话，转过脸来，对朱延年说：

　　“你谈下去。”

　　朱延年见自己的一番谈话引起了马慕韩的兴趣，他扬起眉头，得意忘形地说：

　　“哪个干部到了我们福佑药房，总逃不出我朱延年的手。不但生意一定是给福佑做下来，而且人也会慢慢变成福佑药房的。他们自己单位的生意一定给福佑做自不必说，就是他们有联系的别的单位，也会介绍来的。每次介绍生意来，我也不亏待经手人，不是寄点钱去，就是送点礼物去。他们要办货，上哪一家都是一样，到福佑来，自己有油水，何乐而不为呢？老实说，我们福佑药房是干部思想改造所。任你是哪一个干部来，只要跨进福佑的门，思想就一定会得到改造。因此，我们福佑的生意越做越大，经常联系的客户几乎遍及全国，有一千九百四十二家，今年六月份的营业额曾达到三十六个亿，现在还在发展……”

　　马慕韩听到这里生怕他又要拉到募股上头去，当着这些朋友的面，再要拉他入股，他是很难拒绝了。他连忙插上去说：

　　“福佑药房是干部思想改造所，那么，你是所长了。”“不敢当，不敢当。”朱延年谦虚地说，“我不过在这方面多出点主意，具体的事情还是靠伙计们去做。”

　　韩云程工程师不大接触工商界的这些人物，平日尽在数字里过日子，今天听了朱延年的宏论，他暗自吃了一惊，深深感到自己晓得的事体太少了。拿朱延年和徐义德一比，显得徐义德大为逊色了。他感叹地说：

　　“想不到福佑药房做买卖还有这一手……”

　　柳惠光早听说福佑招待客户的一些情形，但是没有今天这般具体。早一会儿和马慕韩、韩云程一道听朱延年谈福佑药房发达的情形，当时的嫉妒现在已变为轻视，甚至是不屑一顾了。这样做法，风险太大，就是赚钱，将来也会出毛病的。他不再嫉妒福佑药房，内心安于利华药房的营业情况了。

　　他听到韩云程的感叹之词，接上去说：

　　“我们延年兄的花样经多的很，别人想不到的事体，他都做得出。”

　　这几句话说得朱延年心里不大舒服，在座的只有柳惠光知道他的底细最清楚，怕他再说，连忙顶过去：

　　“别给我高帽子戴，惠光兄，你也不推板。”

　　徐义德的意见得到朱延年的有力的支持，他指着挂在上沿墙壁上那幅《绔扇仕女图》说：

　　“金钱与美人这两关，谁也逃不过。你们看看这是一幅唐朝的古画，这几位宫女画得多美丽！谁见了能不动心呢？干部跳舞当然找最漂亮的舞女跳。有了金钱和美人，你要干部做啥，他不肯，才怪哩。”

　　潘信诚闭目遐思，想起他从香港回到上海，曾经看到上海解放初期英文《字林西报》的一篇社论，感慨万端地说：

　　“唉！英国人是有眼光……”

　　大家对金钱与美人这两个问题正有兴趣的时候，忽然听潘信诚说了这么一句，大家都以莫名其妙的眼光注视着潘信诚。宋其文问：

　　“信老，你怎么忽然岔到英国人身上去了？这和我们的谈话内容，有点风马牛不相及啊！”

　　“大有关系。”潘信诚说，“上海解放初期，《字林西报》有篇社论，说上海是一个大染缸，不管你啥政党来，都要变色的。那意思是说，就是共产党来，也要被上海改变的，也要变色的。我听了延年老弟的一番话，心里很有感触，要修正我刚才的看法。以我五十多年的经验来说，我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每当哪一派得势上了台，开头都是勤勤恳恳朴朴素素地办事，总是得人心的。可是，不久，政权建立起来，生活富裕了，过的写意了，就起了变化，慢慢失去了人心。我们中国受帝国主义压迫了百把年，统治阶级也不争气，尽和帝国主义勾结，一点可怜的民族工业总抬不起头来，老大的中国富强不起来，也独立不起来。自己捧着一个金饭碗在人家面前讨饭吃。我原先以为共产党不同，想不到上海解放还不到三年，干部已经起了变化。上海这染缸，……这可怕的染缸……”潘信诚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他这一声叹息，使得大家都闭住了嘴，不知道说啥是好。书房里静静的，草地上暮色苍茫，打羽毛球的大人和孩子的叫喊声低下去，有些人就走进客厅里来。楼上徐守仁已经把电唱机关了，再也听不见世纪末的美国爵士音乐。客厅里的乱哄哄的人声比刚才更高。在一片嘈杂的人声中，稍为注意一下，可以听到西客厅里有人在唱《捉放曹》：“将此贼好一比井底之蛙……”此外，还可以听到搬动桌椅和放置筷子碗碟的音响……

　　梅佐贤坐在书房门口那边，伸过手去把电灯扭开。灯光照耀着古色古香的书房，给潘信诚叹息了一声因而沉闷起来的空气，让电灯一照，大家情绪又仿佛活跃了起来。肃静中，马慕韩开口，打破了沉默：

　　“信老，你是用旧眼光看新社会。我不同意。你说的情形，过去确是如此，那是反动统治阶级，改朝换代，他们的阶级本质决定他们一定要起变化的，有的变化迟些，有的变化早些，但是一定要变化的。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他们不会的。”

　　“这件事，慕韩兄，你可不能给人打包票。”徐义德完全同意潘信诚的意见。

　　“不是我要给人家打包票，共产党硬是和别的党派不同么。”

　　“何以见得？”潘信诚不慌不忙地问。

　　“自然有道理，我亲眼看见的啊。”马慕韩回忆地说，他仿佛又回到朝鲜前线，“在朝鲜的志愿军，就是原来的解放军，他们住在坑道里，有时连水也喝不上，用雪化成水来喝，不怕多么强烈的炮火，个个争先恐后，受了伤也不下火线。过去只听说解放军生活艰苦，打仗勇敢，我却没见过。我在朝鲜前线慰劳，可是亲眼目睹的，他们一点也没有变。”

　　“共产党的军队确实管教的严。不过，军队在城市里住久了，也很难说。”潘信诚还是相信《字林西报》的论调。

　　“不，信老，我见到的志愿军，有的是从上海开去的，他们在上海驻防过。”

　　“哦？”潘信诚感到有点惊奇。

　　“信老担心的很对，一般干部就很难说了，有些干部，我也是亲眼看见的。”徐义德支持潘信诚的看法。

　　“当然，十个指头有长短，不能说每一个干部都很好，陈市长在一次会上，也说过这个问题，他说共产党早注意这个问题，可以防止，因为共产党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也就是毛主席说的每天要洗洗脸，我相信他们是不会腐化的。”

　　冯永祥给朱延年“将”了一“军”之后，一直保持着沉默，他怕露底。马慕韩提到陈市长，他立刻支持他，表示自己也了解这件事，大声地说：

　　“慕韩兄的话对，我也听陈市长这么说的。我相信共产党不会腐化，有毛主席领导一定不会腐化，绝对不会腐化。”“现在还难说，”潘信诚的口气已经有了一些改变，“走着瞧吧。我的眼光也许旧了一点，不过，我是一番好意，但愿共产党能把中国弄好。”

　　马慕韩坚持他的意见，说：

　　“目前正在进行三反运动，事实说明共产党不会腐化。这个运动就是为了挽救那些贪污、腐化、浪费的干部的。”

　　一提到整干部，徐义德的兴趣就来了。他说：

　　“对，这些官僚主义的干部是要整……”

　　徐义德的话还没有讲完，忽的，冲进来一个穿黄皮茄克的青年，乌而发亮的头发向前飞起。他大步跨到徐义德的面前，像个小孩子似的，没头没脑地说：

　　“爸爸，开饭啦。”

　　“等一等，我们正在谈心哩。”

　　“不，”徐守仁靠着徐义德的膝盖摆了摆身子，说，“我肚子饿哪。”

　　“客人不叫饿，你叫饿，”徐义德轻轻拍一下他的大腿，说，“没一个规矩。告诉他们，等一会开。”

　　徐守仁站在爸爸面前不肯走，撇着嘴说：

　　“外边的客人都等着哩！”

　　“那就吃吧。”潘信诚给马慕韩批评了一下，心里不高兴，可又说不过这些年青人，感到自己是老了，但又不完全服老。他本来还想多讲一点，驳斥马慕韩，一看今天人多口杂，不是说知心话的地方，他就放了一步，借口吃饭，站了起来，说，“我也饿了，等会再谈吧。”

　　宋其文、柳惠光他们也站了起来。徐义德把手指着书房的门，对大家嚷道：

　　“各位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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