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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战争的阴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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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939年9月1日，德国法西斯以闪电战进攻波兰，战争狂飙席卷欧洲。这天晚上，罗兰特·潘罗斯来到了安提贝斯毕加索的住所。毕加索正在画他前晚和玛尔散步时看到的情景。 画好像是快完成了。中央是两个渔夫坐在船上，一个愁眉苦脸，往水里寻找着什么；另一个在用力捞鱼，从他们的神情里看不到明天的影子。还有两个姑娘望着他们，冷漠的面孔与华丽的衣装来自同一个世界。 罗兰特告诉了毕加索战争的消息。毕加索并没有露出震惊的神色，他只是说，他要回巴黎看看。他们互道珍重，黯然而别。 毕加索让潘斯罗把汽车载满衣箱、画卷等等先开回去，他和玛尔爬上了一辆拥挤、闷热的火车。火车开了一整天，才到巴黎。毕加索一走出站台，就感到鼻子尖已碰到了战争的前额。而艾吕雅则钻进了战火的怀抱，他已是法国军联队的一员。 毕加索估计了一下形势，他认为走为上策。西班牙轿车在午夜出发，目的地是较远的洛昂，毕加索在那里有一栋房子。 毕加索的估计是对的。但是，他万万想不到德军的速度那样快，快如闪电。等他们一家人赶到洛昂时，德军先后吞下了波兰、比利时，而且，已经将法国这块肥肉叼在了嘴里。 一个园丁对风尘仆仆的毕加索说：“你的房子被德国人征用了。” “那些油画、雕塑呢？”毕加索最着急的是这个。 “很抱歉，我来不及转移。何况，我不想惊动他们，要是这群野兽知道这房子是你的，他们会把它捣毁。哦，德国人现在正好军事演习去了。” 毕加索连忙带了玛尔进屋，只见屋里一团糟，大件家具搬到了院子里，当作士兵的临时餐桌箱柜，床单、衣服则“变形”为抹布，立体主义的鼻祖看了都哭笑不得。毕加索顾不得那么多了，赶快和玛尔一起营救作品。还好，那些画在柜子里原封未动。他们每逢德国人去演习，就跑到屋子里搬出一批画。 毕加索对着沙巴泰有感而发：“战争有两个情人，一个很漂亮，叫死亡；另一个很丑，就是贫困。她们都是有名的荡妇。那个漂亮的可能还看不上我们，但我们被丑的死死抱住了。” 他像是又回到了洗衣船大楼时期，没有稳定的收入，到处买不到绘画材料，日子过一天算一天。缺少画架，只好蹲在地板上；没有帆布，就用硬纸板；在木头椅垫上调色，效果还蛮不错。 毕加索抽空回巴黎看看，他觉得那么多作品放在屋里太危险，就挑选了最珍视的一部分，存放到一家银行的保险库里。由于真的很保险，所以有的物品战后也没有拿回去，这样就省心得多。毕加索还经常和朋友们绘画，曼雷、胡格涅、塞尔伏斯不知怎么成了“漏网之鱼”，未被应征。他们留毕加索多住一些日子，聊天，读诗，办杂志。 可是，悠哉游哉的日子毕竟是短暂的。1940年5月15日，纳粹军队突破色当，巴黎岌岌可危。16日，毕加索执意要走，他在前往车站的途中遇见了白发苍苍的马蒂斯。“你这么急去哪里？”马蒂斯扬起手大声招呼。“洛昂。你呢？” “我去裁缝店。” “什么！你真从容呀，前线全军覆没，德国人说不定明天就进驻巴黎了哩。” “不要怕，我们有那么多将军，他们未必都是草包。”“不，不是草包，都是美术学院的教授。” 说毕，两人拊掌大笑，仿佛这一笑，战争就会跑得远远的。 2 法国沦陷了。希特勒和法国人民的叛徒贝当签订了停战协定，将法国一分为二：一边由德军占领，巴黎就在这一区；另一个维希区由马歇尔·贝当统辖。这时，美国、墨西哥等国的团体和党派纷纷致信毕加索，竭诚欢迎他去定居，以摆脱战乱中不安定的生活。毕加索一一谢绝了，他不想远离欧洲，更不想逃亡在外。8月中旬，他反而回到巴黎，决心坚定不移地住下去。 泰勒和玛雅也搬回了巴黎，在亨利四世大街租了一套房子。毕加索离开泰勒以后，泰勒就守着女儿一起生活，她对毕加索爱得很深，他毕竟是她涉世之初的导师和伴侣。每逢星期四和星期六，是她最幸福的日子，毕加索总会来看玛雅，尽管是来看玛雅，这没有什么关系，只要能看到他就行，只有毕加索才能证实她生命的存在。其它的五天，泰勒就把一间房锁起来，告诉到处寻找父亲的玛雅：“爸爸在里面作画，不要打扰他。”毕加索对泰勒说：“你太寂寞，每天给我写写信吧，我也需要它们。”泰勒就真的每天给自己心爱的人写一封信，毕加索来访的日子她也照写不误，还不让毕加索看到，一定要寄出去。毕加索时常回信，信写得充满感情，给了泰勒不少精神上的抚慰。 鉴于巴黎是当时的世界文化之都，德国人并不敢怎么放肆，他们的政策是笼络法国艺术家，对艺术家有许多特殊的优惠。如邀请去德国观光，额外补贴食品和煤炭。可毕加索却拒绝接受这些好处。一个朋友劝他，天气太冷，供应又太紧张，还是要一点吧。毕加索铿锵有力地说： “一个西班牙人是不会感到冷的。” 战时，毕加索呆在巴黎的确需要极大的勇气。他是希特勒最痛恨、最害怕的现代艺术大师，他一直被认为是“布尔什维克艺术”和“颓废艺术”的缔造者。何况，一些带着艺术面具的投机分子依附着新政体，狐假虎威，散播反动思潮。他们叫嚷着：“把毕加索赶进疯人院！”“把马蒂斯扔进垃圾桶！”……真正的艺术家们，莱热、厄恩斯特、扎特金、马松等，在德国人来之前都去了美国。他们都希望毕加索也去，因为他是他们的核心。毕加索给了令他们遗憾的回答： “我可不是甘冒风险，我只是不甘于向暴力和恐怖屈服。我想留下来就留下来，不管会付出多大的代价。” 毕加索付出的代价之一就是不断地受到侵扰。德国人总是找到借口来制造麻烦，每隔几天，就有一群身穿制服的人，装模作样，东看西瞧，总想嗅出点异常来。有一次，那伙人问沙巴泰： “这是李普希茨先生的住宅吧？” “不，这是毕加索先生的住宅。”沙巴泰对付这些人有了经验，不紧不慢，不卑不亢。 “毕加索先生该不是犹太人吧？” “当然不是，犹太人大概都被杀光了。” 德国人讨个没趣走了。 突然德国人宣布，要对各银行保险柜里的东西造册登记。犹太人的财物一律没收，非犹太人的逐一登记，以备用时拿取。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还不是想趁机大捞一把，外国股票、黄金珠宝和珍贵的艺术品都是他们巧取豪夺的目标。 登记一开始，离开巴黎的人马上都回来了，以便清点财物时自己在场。毕加索的作品几乎都在银行里，他放画的隔壁就是马蒂斯的藏画室。恰好马蒂斯做了一次腹部大手术，到南方休养去了，回不来。毕加索意识到了这些珍贵艺术品的危险处境，他在自己的柜子被打开时，及时赶到了现场。 地下室里有三大间屋子放满了画，毕加索占了两间，马蒂斯一间。虽然银行经理是他的朋友，但他是西班牙人，他和马蒂斯又都被划为“颓废”艺术家，所以形势不容乐观。幸好，检查人员是两个德国大兵，很守纪律，不太机灵。毕加索想出了好办法，他带着他们这个屋子穿到那个屋子，冷不丁地又拿出一叠画，翻给他们看。两个德国兵被毕加索牵着鼻子走，云里雾里，他们没有一点艺术修养，根本不知道看的是什么玩意，这样鬼画桃符的东西还要收藏在银行里，好笑！他们有点不耐烦了，这样，毕加索就只让他们登记了三分之一的画。填单时，德国兵问这些画一共值多少钱，毕加索说：“三间房的加起来，也顶多不过8000法郎（相当于500多英镑）。” 德国兵空着手走了，他们还埋怨今天讨了一个苦差，没捞到一点油水。毕加索诙谐地在胸口划了一个十字。 3 战争所造成的贫困使绘画都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但毕加索是一个画家，绘画是他生命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买不到颜料和画板固然令人气愤，但这是难不倒毕加索的。他炉火纯青的艺术功底，使他在任何一种非艺术的物品上都能获得艺术启发，找到艺术灵感。他一有空闲就到外面去捡石子、骨头、纸片，以至于有人把他当作一个靠捡垃圾为生的孤寡老人。他在扁圆的卵石上刻出古典式的侧画像；利用香烟盒内的纸板，做了些着色的半浮雕；小孩的脚踏车破片居然变成了一只飞禽。这一时期最有意思的作品是《公牛头》。 《公牛头》是用最平常的物品，通过最彻底的变形，构成最简单的造型。材料只有两样，即一个自行车座和一个车把。毕加索充分发挥了自己对物体多元性质的理解力，他每看到一种事物，总能挖掘出其中的微妙含义。自行车座和车把与公牛毫不相干，毕加索却千里姻缘一线牵，这“一线”就是他无处不至、无孔不入的想像。他的朋友迈克尔·累利斯向他道贺，毕加索谦逊地说： “这还不够，应该拿起一块木头就能发现它是一只鸟儿。” 毕加索就是这样看重艺术家的想像力。 作画的条件差一些，毕加索还有他的“副业”——写诗。1941年1月14日，一个又长又冷的夜晚，毕加索无心作画，他找出一个旧练习簿，想学科克多的样，写一部诗剧。他认真地拟了标题《被尾巴愚弄的欲望》。主角是“大脚”，诗人；他的朋友“洋葱”，也是他的情敌，他们共同追求女主角“果馅饼”。女主角的两个朋友是“胖忧虑”和“瘦忧虑”。其他角色还有“圆片”、“汪汪”、“静寂”等等。他们围绕着爱情、寒冷和饥饿展开活动，剧中充斥着黑色幽默和颓废情绪，比如主题歌就是一句单调的合唱词：“我的冻疮，我的冻疮，我的冻疮……”全剧自始至终使用诗的形式，许多句子简直就是诗人的手笔。如： “她含糊的态度像溶化的奶油。” “她的手指像玫瑰，有松节油的气味。” “我用她美貌的火柴点燃罪恶的蜡烛。” “她的痛苦像闪亮的大理石那样洁白而坚硬。” 这个剧本花了四天时间才完成，在朋友们中间广为流传。迈克尔·累利斯冒着被监禁的危险，在自己的住宅里组织了一次规模很大的朗诵会。卡牧斯担任剧务主任，累利斯朗诵“大脚”的台词，参加朗诵的还有他的妻子路易斯·累利斯、保尔·萨特、西蒙·波娃、乔治·胡格涅、约翰·奥比尔、詹尼·奥比尔、雷蒙·圭诺以及道拉·玛尔。其中的保尔·萨特和西蒙·波娃后来终身相好，互弹琴瑟。他们一个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大师，是历史上仅有的拒绝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另一个是法国现代最优秀的女作家，其《第二性——女人》被尊为西方妇女的“圣经”，不愧为珠联璧合，天造地设。 剧本的演出非常成功，每个人都进入了角色，他们对在纳粹统治下能享受的这一点点自由非常珍惜。保尔·萨特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既然纳粹的毒液渗入了我们的心灵，那每一种正义的思想都是一个胜利。既然全能的警察逼迫我们缄默，那每一句话都是一篇宝贵的宣言；既然我们陷入了绝境，那这一些手势便有了誓言的重量。” 《被尾巴愚弄的欲望》直到1944年才第一次发表在《巴黎消息》的第二期上，还配了四幅插图。1945年，巴黎加利马德出版社发行了它的单行本，共66页，另有手稿摹印本作为毕加索分送友人的礼品。此前，该剧曾在罗兰特·潘罗斯的撮合下，趁毕加索的一次画展之机，在英国隆重上演。毕加索过足了一回“剧作家”瘾。 诗歌依然是毕加索的另一种武器。在战争的洗礼中，毕加索的诗歌变得更加纯粹，更加锐利，更加能折射出心灵的光辉。从技术上说，他的诗歌已完全脱离绘画的影响，不再是颜料的堆积了，而且绘画中所惯有的激情和理性不留痕迹地溶入了诗歌的质素之中。可以说，只有当毕加索写出了下面这样的子时，他才是一位真正的诗人： 我尽力把钟敲得很响 敲得钟都流出了血 惊起了鸽子，使它们绕着鸽棚不停地飞 直到跌在地上累死才算罢休 我将要把所有的门窗都用泥土封住 我将用头发把所有会唱歌的鸟儿都捉住 我想把所有的花朵都摘下 我要把小羊羔抱在怀里轻轻摇动 并用我的乳汁喂饱它 我将用悲喜交加的泪水给它洗澡 我将用孤独者的歌声伴它入眠 4 1943年5月的一个星期三傍晚，毕加索和道拉·玛尔带着玛尔的朋友玛丽劳尔·德·诺阿耶到卡特兰餐馆吃晚饭。诺阿耶是一名有爵位的贵妇，收藏了不少名画，还出过一本诗集《巴比伦塔》。他们刚坐定，邻桌一位英俊的男士就站起来，走到毕加索身边问好。毕加索也认识他，法国很有名气的演员阿兰·居尼。他友好地到那边回访，并向居尼敬酒，这时，居尼旁边两位容貌婉丽的姑娘吸引了毕加索的目光，他痴迷地看着，酒从杯子里洒出来了都没有知觉。居尼连忙介绍：“这位是吉娜维芙，漂亮的少女；这位是弗朗索瓦，聪明的姑娘。” 毕加索对“漂亮的少女”似乎司空见惯，而对“聪明的姑娘”则情有独钟。他耸了耸肩说：“你一张嘴就像演戏，你说这位姑娘聪明，根据何在？” 居尼回答：“她们是两位坠入红尘的现代圣女。” 这句话把毕加索逗得哈哈大笑起来。他转过身问弗朗索瓦：“你们两位从艺术史中跑出来的难民，到底是干什么的？” 吉娜维芙抢先回答：“我们都是画画的。” “真的？好呀，我也是个画画的，两位能否到我的画室去指导一下？” 毕加索从不轻易邀请陌生人去他的画室，今天显然是情绪调动起来了，他还一定要和她们约好下次见面的时间：下周星期一。 弗朗索瓦和吉娜维芙如约而来，她们领教了正如传闻所说的要见毕加索的难度。她们先得过沙巴泰这一关，不是事先约好的沙巴泰一律拒之门外，没有丝毫妥协的余地。而后，她们又在接待室里坐了几十分钟，只好靠欣赏墙壁上挂着的画来打发这漫长的等待。弗朗索瓦特别喜欢马蒂斯1912年的一幅静物画，这是毕加索用自己的画换来的，它在幽暗中闪烁着色彩的光芒。她不禁脱口而出：“马蒂斯的画真美呵！” 沙巴泰听了，马上严肃地纠正：“这里只有毕加索。” 话音刚落，毕加索送走一批客人后进来了。他热情地和她们招呼，开场白就引经据典起来：“知道巴尔扎克的《不为人知的杰作》吗？你们刚才上楼时走过的楼梯，就是书中那个年轻画家看着老普比时常走过的地方。老普比是蒲桑的朋友，他的画谁也看不懂。哈，这里充满了文学和历史的幽灵。” 毕加索带两位女客参观了他的工作室，她们有幸看到了刚雕塑好的《人与绵羊》。这是一件石膏制品，一个裸体的人威严地站立着，正视前方，他紧紧抓住羊腿，不管它如何挣扎。整个作品简单朴素，鲜明有力，宛若形象的语言，在向人们表示一种力量、一种信心、一种希望。 弗朗索瓦深受感染，她几乎要做了那一种力的俘虏。她感到那间画室就是一处宗教的圣殿，走进这里的人不知不觉地都会产生朝拜的心理。毕加索到底是画家的眼光，他看出了弗郎索瓦的心思。所以，当她们告别的时候，他和蔼地说： “假如你们想再来，请随便好了。不过，真的再来时，请不要像个去麦加的朝圣者。如果你们喜欢我，觉得和我在一起很有意思，那我们就建立单纯、直接的友好往来。要是你们来这里只是为了看我的画，那就和上美术馆没有什么两样。” 弗朗索瓦比毕加索的大儿子保罗还小九个月，她的父亲是农业工程师，开了几家化学肥料加工厂。他酷爱文学，大量的藏书成了弗朗索瓦的精神营养，她在文学和哲学方面的理解力令人惊讶。17岁时，她师从匈牙利画家罗兹达，后又在巴黎大学专修法律，但她最感兴趣的还是绘画。父亲对她浮荡优柔的性格很是担心，他提醒女儿：“你不要悬在空中，最好穿双铅鞋落到地面上来，否则你会要碰壁的。”可弗朗索瓦认为父亲的话没有多少道理。 她的老师罗兹达因母亲是犹太人，在巴黎如临悬崖，如履薄冰，一旦被抓住，就要关进毒气室。弗朗索瓦的父亲知道后，帮他弄到了安全返回布达佩斯的证件。1943年2月，弗朗索瓦到车站为老师送行，她满怀惆怅地说，以后可能学不成画了。火车开动了，罗兹达跳上车对弗朗索瓦喊道：“不要急，三个月后，你会得到一个更好的老师，毕加索——”这句话竟然应验得非常准确。 罗兹达走后，弗朗索瓦十分空虚，她谈了一个男朋友。不久男朋友又抛弃了她，她一气之下，退学在家。这一招惹恼了父亲，她被赶出家门，不得不寄住在外祖母家。她正是在孤独无助中，碰到了毕加索火热的目光。 弗朗索瓦和吉娜维芙拜访毕加索后没几天，就共同举办了一次画展。忽然，画廊里出现了一个身着蓝白条水手紧身衫，双目炯炯有神的矮个子老人，他的到来打破了这里的宁静，人们都在悄声议论：毕加索怎么会来看两个无名女画家的画展，真是新鲜事。不巧，弗朗索瓦和吉娜维芙都外出了。当画廊老板激动地把这一消息告诉她们时，她们也深觉意外。弗朗索瓦更是有些着急，怎么办呢？毕加索会怎样看待这些作品？他会不会说“像这样的小姑娘不可能是画家”……弗朗索瓦执意要吉娜维芙和她一起再去毕加索那，探询一下他的口气。她记得毕加索前厅的大窗子下摆着许多花木和鸟类，于是她买了一盆菊花作为进门的礼物。 毕加索的第一句话就解除了她的紧张：“没人会给一个老头子送鲜花的。” 弗郎索瓦礼貌地说：“我不这样想。” “我看了你们的画展。”毕加索终于谈到了画展，她们故意装作不知道，显出很诧异的样子，听着他的下文：“你们绘画的天赋都很高，应当继续下去，一天也不停地刻苦磨练。我将很高兴看到你们技艺的提高。” 接着，毕加索又直率地说出了他的另外一些看法： “绘画，是思想的某种图示。画面上是一只杯子也好，一个瓶子也好，都没有关系，那只是细节，或者说，那只是语言，思想就包容于其中。可能由于你们是女性，画面上的感觉太多，思想较少，因而显得飘忽不定。 “还有，你们的作品追求一种画面的和谐，而不是冲突和动荡之中的紧张，这样装饰意味太浓，也许会好看，但不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绘画是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方式，但要真正反映，就不能描摹，那是毫无意义的，只有发自内心的创造才会使绘画生机不息。世界上并没有那么多和谐，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其实，人的左眼和右眼都是有差异的，你不能把它们画得一样。画面中线条与线条之间、线条与颜色之间、颜色与颜色之间、实体与空白之间，无不存在着冲突和斗争，它们就好比狭路相逢的陌生人，有的成为朋友，有的成为敌人，有的勾心斗角，有的志同道合……它们就是这样，形成自己的社会，营造自己的生活。” 5 不久，吉娜维芙回到南方的家乡去了。弗朗索瓦按捺不住，她的眼前总是浮现着那双乌亮的明眸，它发出的光芒使弗朗索瓦根本就忽略了她所思念的人已年过六旬。她每天上午都要骑着自行车去格兰·奥古斯丁大街毕加索的宅子，这种来回奔波给她的生活增添了一份新奇和充实。有一天，弗朗索瓦在路上淋了雨，头发给淋得透湿。沙巴泰说：“快喊伊内斯来帮你擦干吧。”毕加索抓起弗朗索瓦的胳膊：“不用了，伊内斯还有她的事哩，我来给你擦。” 两天后，毕加索将弗朗索瓦领进了他的雕塑室，他向她介绍了各种雕塑工具，他每拿起一件，就朝她凑近一步，当他把最后一件扔到台子上时，已无法再做声，他的嘴唇干别的事情去了。 弗朗索瓦没有拒绝毕加索的狂吻。“你不介意吗？”毕加索有些吃惊。“我随你。”“这不好，你至少该把我推开，不然我会产生一种念头——随心所欲。”“我说了随你呢。”这等于是为毕加索的进攻扫清了所有的障碍。 他们之间的感情一日千里，年龄的沟壑和世俗的偏见都被倾慕、爱情与欲望的潮水抹平了。6月下旬的一个下午，弗朗索瓦跟着毕加索来到了屋顶阁楼上的卧室里，毕加索热切地说： “我想看看你的身体是不是与我想像中的一致；再有，我还想观察你的身体与头部的比例。”他一边说，一边脱尽了弗朗索瓦的衣服。然后，他站到离她十来英尺远的地方，端详着眼前这具冰雕玉砌的躯体： “比我想像的还要美，简直太令人难以置信了！” 他把弗朗索瓦放倒在床上，手温柔地抚摩着，体味着每一处曲线，每一个造型，每一种姿势。他喃喃地说： “我们或多或少都是动物，四分之三的人类都像动物一样。但你不是，你像一棵成长中的植物，我一直在寻找这种植物，现在终于找到了。” 弗朗索瓦在她的回忆录中，无限深情地描绘了这一次爱情火花的碰撞。她写道： 那天，当我离开他的时候，我深知，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无论幸福还是痛苦，或二者兼而有之——这一天都是有着重大意义的。几个月来，我们以一种反常的方式相互徘徊于对方的身边，而现在，在这一小时中，当我们真正面对面地躺在一起了，这种反常反而消失了，呈现的是一种非常严肃的爱的启示。 毕加索与弗朗索瓦的结合遇到了空前的阻力。弗朗索瓦的外祖母大骂她堕落无耻，也把她驱逐出去。无奈，弗朗索瓦只好搬到了毕加索的阁楼上来住。沙巴泰对她极不友好，从不主动和她说话，一出口就话中带刺。 受伤害最大的是道拉·玛尔，这位个性很强的女画家，自从毕加索冷落她以后，精神上受到了刺激，她自我虐待，希望藉此博得毕加索的同情，但毕加索已经“溺”无反顾了。她就跑到毕加索家里，怒斥他“道德败坏”，还要毕加索跪在她面前谢罪。毕加索给她请了一个名叫拉康的精神分析专家，也无济于事。 6 战争的威胁使毕加索不得不参与一些政治方面的事情，他对和平的渴盼也使他乐于在这些问题上发表自己的意见，他的威望更是使他的周围团结了一大批知识分子。这期间，到毕加索的画室去得最勤的是在内政部当差的安德烈·杜布瓦，他后来担任了警察局长，借着“察看有什么异常和不轨行为”的公务三天两头往这里钻，他实际上是毕加索住宅的保护人。常来的还有保尔·萨特、西蒙·波娃和诗人皮埃尔·勒韦迪。 保尔·萨特最有特点，他每次和毕加索交谈时，都要避开所有的人，窝在一个角落里，显得很神秘，又很自信。弗朗索瓦猜想他们一定是在讨论抗德的事，就主动走开，自己作画去了。 1943年冬的一天，弗朗索瓦看见毕加索在画室里和一个面黄肌瘦的男子抵足而谈，她正要回避。毕加索喊她进去，让她见见她心中的偶像——马尔罗。 马尔罗当时确实是个响彻云天的人物，他既是著名作家，又是科雷兹省抗德游击队的领导人。他的著作《征服者》、《人的命运》、《人的希望》等，不仅风行法国，而且在中国、西班牙、印度也备受欢迎。弗朗索瓦早就读过这些书，其中的内容曾使她热血沸腾。但她很难把眼前这个人同她心目中的崇拜者对应起来，他看上去好像刚从地狱里爬出来似的。 马尔罗走后，毕加索郑重地对弗朗索瓦说：“你得珍视我刚才送给你的礼物。” 弗朗索瓦大惑不解，问是什么礼物。毕加索轻轻地说： “让你会见马尔罗。你要知道，在这里，任何人都不准见他。对他，对别人，都太危险了，他刚从游击队基地偷偷来到这里。” “那我看见他有什么意义吗？” “当然有。你还不明白吗？每一次革命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些人绝不是吃饱了饭没事干。” 1944年2月，毕加索接到了科克多的电话，说马克斯·耶科在圣伯努瓦被捕，现关在德朗西拘留所，原因是他的犹太人身份暴露了。科克多说他已经起草了一封请愿书，谈到他在法国青年中的威信、他对法国文学的贡献以及他的淡泊之心，他请毕加索带头在上面签名，这样，释放耶科的可能性是极大的。 然而，毕加索在这个紧要关头，被以前的过节冲昏了头脑。他说耶科是个恶棍，不值得帮他。科克多不相信这句话出自毕加索之口，但他知道毕加索是不可改变的。他只好将请愿书递给德国大使馆主管赦免缓刑的参赞冯·罗斯。罗斯是个诗歌爱好者，并且很喜欢耶科的作品。他想方设法搞到了一张盖世太保签署的释放令。 当科克多和几个朋友匆忙赶到德朗西时，耶科已等不及了，他前一天死于肺炎。毕加索听到耶科的死讯，猛然大放悲声，他意识到自己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也许，毕加索的签名对挽救耶科的生命没有多少意义，但他因一己之私而不顾朋友之谊，的确是“糊涂一时”的失足，这次失足在毕加索的后半生中投下了浓重的阴影。 毕加索希望朋友们都来嘲笑和痛斥他，他毅然参加了耶科的追悼会。但他的朋友们都没有那样做，他们默不作声，陷入深深的悲恸之中。末了，毕加索走到科克多身边，他看到科克多的眼神里充溢着哀怨和困惑。毕加索不想作任何解释了，那都是苍白的，不能夺回失去的损失。他只说了一句话： “我永远也不会原谅自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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