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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成长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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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5年,唐霍塞因小女儿之死被迫远走巴塞罗那,无意中为帕布洛打开了一扇新鲜的窗口。

  帕布洛一到达这个拥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就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不料,这竟然是满口反对教会和政府专制的现代运动的气息。一群颓废派诗人、泛神论者、象征主义者、哲学家在街头集会游行,他们举着尼采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著作,喊着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口号,“印象派”的光波在他们迷乱的眼神里激荡,“象征主义”的沉梦在他们蓬松的长发间出没。帕布洛一下就注意到了那个拖着脏污卷发、络腮胡子的卡塔鲁那人圣地亚哥·鲁西诺,他是位画家,可他讲演好像比画画更出色。这位巴塞罗那现代运动的领袖,是西班牙16世纪末绘画大师格列柯的崇拜者。1894年,现代派在海边小镇西特赫斯举行隆重集会,鲁西诺自己出钱,买下了格列柯的两幅画,专门赠给这次集会。在诗人伊萨特朗诵了大作《肺病印象》之后,他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

  我们宁愿做象征主义者,宁愿精神失常,不,甚至疯疯癫癫,萎靡堕落,也不愿降格以求,胆小怕事。陈规陋习令人窒息,在我国,谨小慎微实在太过分了!

  唐霍塞在靠近码头的旧城区克里斯提那街租到了房屋。这里本身很安静,又能看到马车、火车、渔船等热闹场面;当然,不喜欢走路的唐霍塞更多的是想到住处离美术学校不过几百码远。

  10月的一天,帕布洛跟着父亲爬上了一幢叫做交易大楼的高层建筑的最高几层,这就是巴塞罗那美术学校的校址。帕布洛很奇怪,这个学校怎么吊得这么高?幸而一些雕像和喷泉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不然他对学校的印象就真是一无是处了。

  帕布洛的腋下夹了几幅人物画,它们将是他能否取得入学资格的准绳。校长安东尼奥·恰巴,一位优秀的人物像画家,他看着这个才满14岁的孩子的作品,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帕布洛站在一旁,非常紧张,他悄悄地隐到了父亲的后面,搓着冒汗的手心。

  恰巴好不容易看完了,他抬起头对唐霍塞说:

  “对我们学校,你的儿子比你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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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学的第一天,教室里吵吵闹闹。帕布洛坐在墙角的一个座位上,显得十分孤独,他除了知道这个教室里有个叫帕布洛的学生外,一无所知。这时,他感觉有一双温和的大眼睛望着他,并向他走来。

  “我叫曼奴尔·帕拉勒斯,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帕布洛·鲁伊斯·毕加索。”

  他们就这样成了好朋友。帕拉勒斯是塔拉戈纳省荷尔达镇人,比帕布洛大5岁。帕拉勒斯谈起他们的友情,说:

  “14岁的时候,他的活动和工作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其他同龄人。他非常早熟,我们在一起,根本看不出年龄差别。在观察事物、感染他人等方面,他还是我的老师。”

  唐霍塞看到儿子心不在焉,有些着急。他知道以儿子的水平,在那个班上是受了点委屈。他亲自找到校长,于是,帕布洛获准跳过这个枯燥死板的初级阶段,参加了“古代美术、实物写生和绘描”的插班考试。

  考试的结果吓了老师们一跳。恰巴校长见他年纪小,原定期限一个月。帕布洛可管不了那么多,他只用一天就交卷了。那些作为考试的素描,上面盖有校印,至今还保存在该校。当看到少年毕加索的素描所表现出的无可否认的技能时,人们都感叹:这个天才仿佛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那些以朴实而夸张的手法描绘的人体精彩生动,真实准确。

  唐霍塞见儿子长进不小,就在普拉塔街给他租了一个房间做画室。

  帕布洛第一次拥有自己的专门画室,自然兴奋不已,随手就在画布上涂了一幅好玩的《刺刀冲锋》。他把它带回家里,妹妹洛拉见了,吵着要。帕布洛不给,正闹得很僵,唐霍塞用一个漂亮布娃娃哄住洛拉,才结束了这场兄妹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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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布洛平生第一幅最重要的作品即将问世了。

  1896年,为了参加一个大型展览会,16岁的帕布洛决定画一套具有“沙龙风格”的作品,他征求父亲的意见。父子俩商量了好久,最后选中了三个题材:《唱经班的男孩》、《第一次圣餐》、《科学与仁慈》——既有宗教的,又有科学的,反映了当时两代人的妥协。

  4月,巴塞罗那全市美术展览会上,帕布洛的《第一次圣餐》陈列于第一展览室,标价1500比塞塔。5月15日的《巴塞罗那日报》上刊登了一篇对这次展览的综合评述,其中也提到了这幅画,称其“画中人物富于感情,线条明快”。

  帕布洛做好足够的思想准备,把自己的情绪、心理调整到最佳状态,就动笔画那幅著名的《科学与仁慈》。

  唐霍塞对此也十分重视,他破天荒地亲自做模特儿,于是他就成了画面左边坐在病人床旁的医生。唐霍塞一生拘谨踏实,极少照相,后人也许只能通过这位“医生”来想像他的模样了。帕布洛充分借鉴流行的印象派的技巧,在以赭色、棕色表现悲悯和忧郁的同时,映衬着紫红、黄绿诸色,从而一扫伤感颓靡之风,画面成熟稳重,泰然自若,虽然尚没有摆脱学院派的影子,却也对未来有所预示。比如,病妇那只柔软细长的手,就好比一段安详优美的语言,在款款倾诉。

  《科学与仁慈》在1897年的马德里全国美展上获得赞扬,接着又在马拉加市的全省美展上摘取了金像奖。

  他在别人吹捧的光晕中,他在别人期待的眼神里,他上了报纸,上了展览,如果他按着别人为他指明的道路走下去,凭帕布洛的聪明,他也可以成为一个很不错的画家,至少会超过他的父亲,名望于当地,传诵于当时。但是,我们就永远也见不到天才的毕加索了。

  帕布洛决意离开巴塞罗那。

  正好,放暑假了。帕布洛随父母返乡,他暂时把烦恼丢到了脑后。帕布洛受到了亲戚朋友的热烈欢迎,叔父萨尔瓦拥抱了侄儿,他一直对他抱着很深的期望。常在列塞奥俱乐部聚会的唐霍塞的一群朋友,也设宴为画家帕布洛·鲁伊斯·毕加索祝贺。

  人们不难看出,这段时间帕布洛把绘画丢开了,他一到傍晚,就挽着表妹卡门·布拉斯科的手在海滩、河边散步。他腋下夹着一根手杖,戴一顶黑帽子,也遮掩不住帽檐下乌黑眼珠闪出的亮光。洛拉常常跟踪在哥哥的后面,窥视他们的亲密举动,然后回来学给大人们看,逗得满堂笑声。

  帕布洛与表妹的郎才女貌让人们认定了这是天生的一对。他还特意在一个铃鼓上画了一束花送给布拉斯科,因为这么名贵的花,他还买不起,他不好意思向叔父要钱干这些事情。过了几天,布拉斯科说,她不能再和他一起出去了。原来,布拉斯科的妈妈嫌帕布洛家里穷,社会地位不高,配不上她的女儿。

  帕布洛虽然冷静地和布拉斯科分手了,他的心中却烙上了不可磨灭的伤痕。那么短暂而圣洁的初恋呵!在以后毕加索一生的情海里,很少有过这种单纯和爱恋了,而更多的是成人化的感情的依托、寂寞的排遣与情欲的宣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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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期刚过,毕加索就在萨尔瓦的帮助下,孤身去了首都马德里。执教于圣费尔纳多皇家学院的牟诺斯·德格拉因先生是唐霍塞的朋友,他的引荐使帕布洛顺利地就读于该校。但他很少去教室上课,不是呆在学校的画室,就是跑去普拉多美术馆,在那里,他又一次被委拉斯开兹、格列柯、鲁本斯吸引住了。“这才是真正的学校。”帕布洛一边欣赏,一边自言自语。

  埃尔·格列柯引起了帕布洛的特别注意。生活在16至17世纪的格列柯属威尼斯派,所作多宗教题材,人物瘦长变形,在一种神秘气质里宣扬苦行主义精神。他那通过手势和眼神揭示人物心理的哲人式画法感染了帕布洛。去普拉多复制委拉斯开兹和格列柯的名画,成了帕布洛的必修功课。

  天气稍暖,帕布洛漫步在喧嚣的街头,手里拿着写生本,他很快就完成了5本街景的写生,其中2本只用了一个月。帕布洛几乎走遍了全城,尤其是饥饿与贫困的波希米亚人出没的那些暗得可怕的小胡同。他敏锐的目光开始对实物的可塑性进行考察。他发觉,同样是人,富人总是那么大腹便便,目空一切;而穷人却枯肠瘦肚,委琐难堪。物体这种可塑的品质,后来在他的第一幅立体主义绘画中就表达了出来。

  萨尔瓦听说帕布洛在学校专门逃学,很不高兴。在这位一心只想侄子光宗耀祖的叔父看来,只有圣费尔纳多学院才能使帕布洛飞黄腾达,如此自由散漫的帕布洛太让他失望了。他一气之下,停止了对帕布洛的接济。

  帕布洛本来十分拮据,这一来,更是雪上加霜。他穷得连绘画的材料也买不起,毕加索曾对诗人艾吕雅回忆这个时候说:

  “饿肚皮是小事,几天不能创作,我就像停止了呼吸一样。”

  无奈,他便把一张画纸做几张用,密密麻麻画,重重叠叠画,有一张后来被发现的画纸,上面涂满了小丑、狗、马和吉卜赛人。由于画得太密,辨认不清,只数得出八个签名,前面都是同一日期:“12月14日”。帕布洛总是把日期放在签名之前,有人对此不解,他说,时间比名字更重要。

  冬天,马德里特别地冷,帕布洛身无分文,每天喝西北风度日,他终于病倒了,猩红热使他成了格列柯画中一样的人物。为了捡回一条命,他被迫回到巴塞罗那父母的身边。

  唐霍塞对儿子明显冷淡了,以前欢迎过帕布洛的人也怪怪的,惟有母亲洛佩斯相信儿子,她拍着帕布洛的肩膀说:“要是你当兵,就能做将军;要是你当僧侣,就能做教皇。”1946年后,毕加索当着情人弗朗索瓦·吉洛的面,接上了母亲的话茬:

  “可是我当了画家,就成了毕加索。”

  母亲的话对帕布洛触动很大。从此,他的画面上不再用“鲁伊斯(Ruiz)”署名。“毕加索(Picasso)”,大家都这么叫他,一是这个姓很新鲜,二是他和母亲太相像了,他愿意这么改过来。

  家里太闷,毕加索想起了好朋友曼奴尔·帕拉勒斯。1898年6月,毕加索来到了曼奴尔的家——阿拉贡边区的荷尔达。他头一回沐浴农村的风光,与和气热情而又沉默寡言的农民打成一片。曼奴尔家所在的村庄有一个美丽的名字:桑·雷恩花园。鲜花遍野,绿树成荫,山丘河谷长满了葡萄滕和橄榄树,石灰石峰峦有如哥特式建筑,高耸云霄。毕加索在这里很少画画,他学习了各种农活,给骡子装载,给公牛套车,以及酿酒等等,他都极有兴趣。

  他和曼奴尔在山上找到了一个山洞,那里幽静凉爽,好比天然画室。他们还筑起了一堵墙,用以避风。那年夏天,在西班牙历史上是百年不遇的炎热,他们在山洞里一个劲地画牛、羊、驴、马,根本不管外面热浪滔天。他们3个月后才下山,而毕加索被好客的曼奴尔家人留到了第二年的1月份。他研究冬天的落叶从枯黄到降落的全过程。他最喜欢的是山区的太阳,那么纯净而热烈,宛如山区姑娘湛然的明眸。他对曼奴尔说:“印象派怎么画得出这样的太阳呢?光线多么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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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9年2月,毕加索从荷尔达回到巴塞罗那。出去这么久,父母很担心,生怕他住不了几天又要跑,只好同意他不去学院的要求。毕加索的同学约瑟夫·卡尔多那专攻雕塑,他十分钦羡毕加索的才华,邀请他来共用他的画室,解了毕加索的燃眉之急。

  初春,巴塞罗那的天气转向和暖。毕加索整天都一头扎在画稿当中,他画了又改,改了又画,似乎没有满意的时候。可是,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他的美术活动已经纳入了“现代派”的观察范围。

  一天,毕加索正在修改作品。忽然,门开了,信佛刮进来一阵旋风,一个长头发青年就站在了毕加索的面前,问他是不是安达卢西亚人毕加索。毕加索惊讶地睁大黑色的眼睛,没有做声。来人也不再问,视线转到画板上,那件被改得鬼画桃符般的作品使他弓着腰,足足看了十来分钟。

  他就是诗人、画家沙巴泰,毕加索终生的朋友和知音。

  多年后,毕加索与沙巴泰都回忆起这第一次会面。

  毕加索说:

  “当我走过他的面前,向他道别时,我向他鞠了一躬,我不禁为他的整个形象所散发出来的光芒而折服。”

  沙巴泰说:

  “我一看见他就想,德梭那小子没说错,他果真是非凡的。他的眼睛亮得像一颗星,你要一段时间才能适应;那双手虽小,但灵巧、好看,动起来的时候好像在说话。他的画里有一种特别的东西,我说不出,但深得我心。”

  毕加索特别神往英国,他禀承了父亲对英国家具、服装和绘画的爱好,他尤其想见识一下英国的妇女,在他的心目中,英国妇女美丽、勇敢,富有魅力。经过慎重考虑,他决定,经巴黎到伦敦。

  临走前,毕加索画了一幅自画像给自己壮行,他遥视浩茫的天空,大雁飞过,万里碧空,挑战的豪情和征服的欲望蓦然跃起。毕加索神定气足地在自画像的眉毛上连写三遍:“老子天下第一。”

  这时,距毕加索19岁生日只差几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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