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就整体而言，孔子对他的这两位上古“朋友”还是褒多于贬的——《论语》中提到尧五次，三次肯定，提到舜八次，六次肯定，肯定的内容包括大公无私、善学习、善用人、无为而治等。由于孔子的肯定，遂使尧舜在那些专念“歪”经的泥古者那里成了圣人的化身。

“尧至晚年德衰为舜所囚”

尽管历朝历代的皇帝们常奉尧、舜为楷模——至少口头上是如此，但尧和舜却谁都没有当过真正意义上的皇帝。这两位大名人只不过是氏族首领。

作为传说中的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首领，尧、舜两个人的“庐山真面目”究竟如何?

有一部比较权威的工具书在谈到“尧”时，有这样一段话：“一说尧到了晚年，德衰，为舜所囚，其位也为舜所夺。”

这段话虽短，但它至少包括两层含意：其—是说尧并非永远正确，其二是说舜继承尧位时使用了非正当(或曰不正当)的手法。一个“夺”字令人深思。

可惜的是，这个“一说”因受工具书体例的限制，有点语焉不详，而且，此部工具书又系现代人撰写，在“泥古”者和信古薄今者看来，没有多大的说服力，因而，也就只能是“一说”——一种说法而已!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历史的事实只能用历史的材料来澄清。

因为从汉武帝开始就“—尊儒术”，所以，要搞清尧、舜是不是圣人，只能到汉代以前去找根据。

不同的声音很快就找到了，它来自与儒、道、墨并称“显学”的法家。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韩非在其巨著《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中写道：“有人问儒家学者：‘当舜去感化民众的时候，尧在哪里呢?’那人回答说：‘尧在当天子。’既然是这样，孔子又把尧看做圣人是什么道理呢?圣人处在天子的位置上明了一切，就应使天下不再有坏人坏事。如果种田的、打鱼的不发生争吵，陶器质量做得不错，哪里又用得着舜去感化呢?舜去那些地方补救社会风气，那就说明尧有过失。赞扬舜的贤，就会否定尧能明察一切，称颂尧是圣人，就会否定舜的德化。这两种情况不能同时成立。”

韩非的这些话因其采用了现代人常使用的“矛盾律”，因而，是颇具说服力的。而且，韩非运用的又是儒家经典著作中常常出现(因而也往往被习焉不察)的史实——舜在尧当政时代替尧去补救社会风气。为了增强说服力，韩非接着讲了一个寓言故事。他说：“楚国有个卖盾牌和矛的人，他夸赞自己的盾牌说：‘我的盾非常坚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把它刺穿。’又夸矛说：‘我的矛非常锐利，任何东西都可以刺穿！’有人问他，用你的矛刺你的盾，将会怎样呢?”

叙述完“矛盾”的故事之后，韩非接着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现在尧舜两人不可以同时称颂，其道理就如同矛与盾之不能同时存在—样。”

从韩非提供的史料及他所运用的推理来看，尧和舜的“圣人”身份，其真实性是很值得怀疑的。

崇拜尧舜，把他们抬高到“使天下化之”的地步，使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的无数中国人陷入了一个“误区”而最终不能自拔，这样做的结果，是使不满足于现实的人，尤其是儒家学派的知识分子们能有一个可以和现实进行精神对抗的“伊甸园”，但另一方面，也使得无数有志于变革现实的仁人志士要面对“崇古”的高墙壁垒，使得无数富有才情的骚人墨客把目光投回到洪荒时代，成为消极的浪漫主义者。

这些“消极浪漫主义者”带给中国的是什么呢?

生下来的倘不是圣贤、豪杰、天才，就不要生；写出来的倘不是不朽之作，就不要写；改革的事倘不是一下子就变成极乐世界，或者，至少能给我有更多的好处，就万万不要动!

鲁迅先生半个多世纪以前的这段“诛心之论”可谓入木三分。

纵观几千年的中华民族兴衰史，每个稍有头脑的人都会发现，日居月诸，时序虽然一天一天、—年一年地往前推移，但改革者却举步维艰，从商鞅到康有为，那些不安于现状的人所遇到的最大的精神障碍(或曰阻力)不是来自活生生的当世人，而是一些已经亡故了的魂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