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届被人称为“中国屋游戏”的玻璃球游戏年会至今仍尽人皆知，经常被作为经典游戏而加以引证。对于克乃西特和他的朋友德格拉里乌斯而言，成功乃是他们辛勤工作的果实，对于卡斯塔里和最高教育当局而言，成功乃是一种证明，证实他们任命克乃西特为最高长官是正确之举。整个华尔采尔地区、游戏学园以及全体精英分子总算又经历了一次又辉煌又愉快的庆典佳节。是的，多少年来不曾有如此盛况了。这位卡斯塔里有史以来最年轻、也最受争议的游戏大师第一次公开亮相便大获成功，尤其是卫护了华尔采尔的声誉，洗刷了上一年的失败和耻辱。今年没有人重病不起，也没有心惊胆战的代理人。那个代理人在满怀敌意的精英分子们的冷酷包围中，在紧张万分的办事人员，尽管忠实却毫无力量的支撑下，满怀恐惧地支持着那场巨大庆典。而今天是一位穿金裹银的领袖站在象征性的庄严棋盘之上，以静默而不可侵犯的祭司长姿态，向公众发布着他和他的朋友合作的成果。他浑身散射出平静、力量和尊严的光芒，那是任何世俗集会都不可能企及的境界，他在许多助手簇拥下步入典礼大厅，按照仪式规定一场场指挥着整场游戏的表演，他拿起一支发光的金笔在身前的小板上写下一个又一个优美的字迹，这些字迹随即便被放大成一百倍大的玻璃球游戏密码字体，投射到大厅后壁的一块巨大的看板上，被成千上万个人悄悄拼读着，也被发言人大声朗读着播放到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国。当第一场结束之际，他把本场内容概括写在小板上，然后就以优雅感人的姿势请大家作静修准备；他本人则搁下金笔，坐到自己的座位上，摆出静修入定的示范姿态，这时候，不仅在大厅里、游戏学园里，在卡斯塔里地区里里外外，而且在外面许多地方、许多国家的玻璃球游戏信徒，也全都虔诚地坐下来进行同样的沉思，直到在大厅正中打坐的玻璃球游戏大师再度站起身子。仪式过程一如既往，然而一切仍让人感觉新颖动人。这个游戏世界既抽象又无时间性，却富于弹性，能够从上百个细微差别上区别出每一个个人的精神、音调、气质和字迹，这回的主持者个性伟大，他的文化修养也足以使他把自己的灵感式联想纳入不可破坏的游戏本身法规之内，而不是凌驾其上。而在场的所有助手、参与者和精英选手也莫不像训练有素的军人般服从指挥，与此同时，与会的每一个人，即或只是协助大师执礼或者只是拉幕的人，也都在按照每个人自己的感受生气勃勃地参与着演出。至于广大群众，挤满了大厅和整个华尔采尔地区的广大信徒，成千上万的灵魂，全都追随着大师的足迹，穿越过玻璃球游戏无穷无尽多元意象空间，踏上了那条梦幻般的神圣道路，而那专为仪式敲响的深沉洪亮的钟声则是庆典的根本和音，钟声对于人群中较为纯朴幼稚的人而言，可说是他们从庆典中获得的最美妙，也几乎是唯一的切身感受，而对于技巧娴熟的游戏专家和批评家们，对于大师的助手和官员们，乃至大师本人来说，钟声也会在他们身上唤起一种肃然起敬之情。
这是一届高水平的大会，连来自外面世界的使节们也觉察到了，也表示了兴趣。短短几天中为玻璃球游戏赢得了许多永远皈依的新信徒。但是，在十天庆典结束之后，克乃西特却在总结经验时向自己的朋友德格拉里乌斯说了一番颇为奇特的话：“我们也许可以满足了，”他说。“是的，卡斯塔里和玻璃球游戏都很奇妙，两者都已几乎达到了完美的境地。不过它们也许过分完美、过分美好了。它们实在太美，令人几乎不得不为它们担忧。我们不乐意设想它们也会有朝一日终成遗迹。然而我们不得不想到这个问题。”
这番流传至今的言论，使写作本传的作者觉得很有必要深人探讨自己任务中最棘手也最具神秘意义的部分了，其实作者原本想把这项任务稍稍往后放一放，而首先趁此平静时刻，清晰明了地把握克乃西特的状况，以便继续描述他的种种成就，他的领导有方以及他的光辉人生顶峰。但是，倘若我们不把这位可敬游戏大师生活本质中这种双元性或者两极性事先在此处进行若干阐释的话，那么我们似乎有些失误，而且也似乎离开了主题，尽管克乃西特这一本质特征，当时除了德格拉里乌斯之外，并无他人知晓。事实上，我们今后的工作主要将会是：把克乃西特心灵中这种分裂性或者毋宁说是一种不间断交替的两极性，作为这位可敬人物本质中的根本特性加以研究并加以证实。老实说吧，一个传记作家仅仅从圣徒生平言行角度来写一个卡斯塔里大师的传记（为了更好地发扬卡斯塔里的荣誉），完全不是什么难事。他可以很容易地写下克乃西特那几年游戏大师生涯--除了他生命最后时刻的光景--，可以完整地报道他的一系列光辉灿烂的业绩，他所完成的任务，他所取得的成就。凡是仅仅依据文献资料的历史学家看来，克乃西特大师任职期间的作为不但无可指责，而且值得赞誉，他可以和历史上任何一位广受爱戴的游戏大师相媲美，就是与那位在华尔采尔引起游戏热潮的玻璃球游戏大师路德维希·华塞马勒相比较，也毫不逊色。然而，这位大师却有一个绝非寻常的、令人激动的结局，--在某些批判者眼中，这还是一种荒唐的可耻结局，但是这种结局并非偶然或者属于不幸事故，却事出有因并且完全合乎逻辑。我们今后工作的一部分也就是要指出：这一结局和我们可敬大师的光辉业绩和成就不存在丝毫矛盾抵触。克乃西特是一位优秀的模范行政官员，是他那高级官员层里的光荣代表，一位无瑕可击的玻璃球游戏大师。然而他看出了，也感到了--即或在他还处于任职期间就己感到卡斯塔里的显赫光辉不过是一种受到威胁的、正在消失的伟大。他生活于其中，却并非毫无怀疑毫无揣测--就像大多数与他同时代的卡斯塔里人那样--，而他是知道它的起源和发展历史的，他认识其历史本质，感受到它如何屈从于时代，如何受到冷酷无情巨大暴力的冲击和震撼。克乃西特对这一历史进程从认识到产生切身感触，以及他联系自己本人和自己工作所产生的感触，使他就像一个在成长发展和自我变化的血流之中运转的细胞，在运转过程中逐渐成熟了，其实早在他跟随伟大的约可布斯神父从事历史研究时就已经成熟。他虽受到这位本笃会神父的影响，而我们倘若追溯这种意识的根源和萌芽状态，就会发现很久以前已存在于他内心之中了。谁若真正有意探究克乃西特活生生的个性品格，追踪分析他一生的特点和意义，那么就不难发现这些根苗和萌芽了。
这个男子在他生平最辉煌的日子里，在他第一次主持庆典大会后，在他得以不同凡响地光大卡斯塔里精神之后，竞说出这么一番话来：“我们不乐意设想它们也会有朝一日终成遗迹--然而我们不得不想到这个问题”，这个男子对一切存在之物的短暂无常，对一切人类精神创造成果之可疑性质，远在他研究并洞悉人类历史之前，便早早有了宇宙意识。让我们回溯一下克乃西特童稚和学生年代的往事，我们立即就会想起，他每一回听说某个同学因为令老师失望，已从精英学校转送普通学校，将从艾希霍兹消逝不见时，他就深感不安，惶惑不已。我们知道，在这些被驱逐的学生中，并无一人曾经是少年克乃西特私人的好友。让他受到刺激和痛苦的不是什么个人损失，不是某些人离开了，消失了。确切地说，我们应该把他的痛苦形容为他对卡斯塔里的永恒性与完美性所抱持的童稚气的信仰因此而受到了轻度的震撼。由于克乃西特视自己受感召进入精英学校为神圣使命，而有那么一些男孩和少年却不知珍惜这一幸福和恩典，轻率地丢失了它，这事实不仅令他震惊，同时也让他看见了几俗世界的力量。此外，也许还应当--虽然我们无法证实--提一下，这类事实导致他第一次产生了对自己一贯绝对信任的教育当局的怀疑，为什么一次又一次把学生挑选进来，过些日子又驱逐出去呢。
这些批评当局具有权威的最早期的感情冲动是否影响到了他的思想，我们无法判断。不管怎么说，在孩提时代的克乃西特眼中，开除一个精英学生不仅是不幸的，而且还是不应当的，是一种丑陋的污点，人人视而不见，听任其长期存在，乃是整个卡斯塔里的罪咎。我们认为，这便是学生克乃西特所以在此类情况中感觉困扰和惊恐的原因。他知道，在卡斯塔里疆界之外还有另一种世界和另一种生活，这种生活与卡斯塔里的原则完全背道而驰，它既不会溶入卡斯塔里的秩序，也不会受到卡斯塔里的控制而得到精神升华。当然，克乃西特知道这种世界也存在于自己内心深处。他也有着违背自己原则的种种冲动、幻想和欲望，必须付出艰苦代价才能逐渐加以制服。
于是克乃西特知道，在某些学生身上，这种冲动力十分强大，以致突破了一切警告和惩罚的界限，令这些软弱的学生背离卡斯塔里的精英世界而回返那个只受本能支配而无精神教养的世界。对于努力发扬卡斯塔里美德的人们而言，那个世俗世界时而像一种邪恶的地狱，时而又像一种诱惑人的游乐场和竞技场。许多世代以来，无数有良知的青年都曾接受和体验过这种卡斯塔里式的罪恶观念。事隔多年之后，克乃西特作为成熟的历史学家则必然能够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倘若没有这种自私和本能的罪恶世界提供素材与活力也就不可能有什么历史，而诸如宗教团体这类崇高的组织也正是这种浊流的产物，它生于此，也会有朝一日淹没于此。这个问题成了贯穿克乃西特一生努力奋进的动力基础，他觉得这决不是什么单纯的思想性问题，因为它比任何其他问题更为深入自己的内心深处，并且意识到自己对这个问题也负有责任。克乃西特属于具有这类天性的人：凡是目睹自己信仰爱戴的理想，自己深爱敬重的国家和团体有了弊端和灾难，他就会生病，憔悴，甚至死亡。
我们顺着这一思路继续回溯，我们就发现了克乃西特在华尔采尔留下的蛛丝马迹，他初到华尔采尔的光景，他的最后几年学童生涯，还有他和旁听生特西格诺利具有重要意义的交往，--对于这位旁听生的情况，我们也已在适当的地方作过详尽介绍了。卡斯塔里理想的热情追随者克乃西特与世俗之子普林尼奥的遭逢，不仅对卡斯塔里具有强烈而持久的影响，对于青年学生克乃西特本人更具有一种重要而深刻的象征意义。因为当时强迫他扮演如此艰难重大的角色，表面上似乎纯粹出于偶然，事实上却十分符合他的总体天性，以致我们不禁要说：他后来半辈子的生活似乎只是一再重演这个角色，而且使这个角色越来越完美深刻。毫无疑问，他扮演的是卡斯塔里的保卫者和代理人，就如同他约摸十年后向约可布斯神父再次演出了这个角色，而后便以玻璃球大师身份把这个角色演到终结，然而他虽是教会组织的保卫者和代理人，却始终热衷于向敌人学习，努力不让卡斯塔里与世隔绝而处于停滞孤立，并且促使它与外面的世界积极合作，展开活泼的讨论。克乃西特与特西格诺利进行的演讲比赛式的交往多少还带有玩耍性质，到了后来，他和举足轻重的人物，又是敌人又是朋友的约可布斯神父打交道时，就完全是严肃认真的大事了。克乃西特在与两位敌人交手过程中考验了自己，使自己日益成熟，也从他们那儿学到了很多东西，而他通过斗争和交流也给了对方许多东西。他在这两场斗争中确实没有击败对手，是的，从一开头起，他就未曾有过这个目标。但他成功地赢得了他们的敬重，也迫使他们承认了他所代表的原则与理想。即或他和那位学识渊博的本笃会神父的辩论并未直接导致实际成果，但卡斯塔里不久在罗马教廷设立的半官方的代表机构--这是一个颇有价值的贡献，比起大多数卡斯塔里人所能想象的价值要高得多。
克乃西特原本对卡斯塔里之外的世界基本上一无所知，通过与世俗同学普林尼奥·特西格诺利以及同智慧的老神父舌战而结下的友谊，使他对那个外面的世界有了认识，或者应当说有了相当想象力，这却是极少数卡斯塔里人才拥有的认识。克乃西特过了幼年以后就不曾见识和体验过外界生活--除了逗留玛丽亚费尔的那段时期，然而那里也并不能让他认识真正的世俗生活。不过克乃西特通过特西格诺利，通过约可布斯神父，也通过自己的历史研究，对这个世俗世界的真实情况获得了一种十分清醒的大致了解，当然大都是直觉认识，很少直接的体验，这却也足够使他比大多数卡斯塔里人--包括最高行政当局人士在内，更为懂得和更为接受那个外面的世界。他始终是忠贞不渝的卡斯塔里人，然而他从未忘记，卡斯塔里是世界的一个部分，只是世界的一个极小部分，尽管那是他最珍惜最心爱的部分。
克乃西特与弗里兹·德格拉里乌斯的友谊又是什么性质的呢？德格拉里乌斯是个难相处的问题人物，一个技艺精湛的玻璃球游戏能手，一个娇生惯养、敏感、道地的卡斯塔里人，一个才到玛丽亚费尔几天就受不了本笃会修士的粗俗气息、声称绝不能住过一星期以上、因而对自己顺顺当当毫无惧色呆了两年的朋友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人物。关于他们之间的友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们不得不排除其中的若干看法，另一部分也尚待进一步探讨。而所有的看法都建立于同一问题上：这一持续多年的友谊究竟有什么样的基础和意义。我们首先不能忘记下列事实：除了克乃西特与约可布斯神父之间的关系，他和任何朋友交往都不是有所寻找、追求，甚至有求于人。克乃西特引人注目，受人仰慕妒忌，甚至受到爱戴，纯粹是因为他那高贵的品质，他本人自某一“觉醒”阶段以来，也早已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天赋。他也知道德格拉里乌斯早自大学生涯初期便己对他五体投地，可他仍始终对朋友保持一段距离。
然而，种种迹象显示克乃西特也确实很喜欢这位朋友，我们认为，克乃西特对他产生兴趣，并不仅仅由于他出众的才能和他擅长解决玻璃球游戏问题的卓越禀赋。让克乃西特产生强烈和持久兴趣的不仅是朋友的才能，而且还有他的种种缺点，包括他的体弱多病，正是这些欠缺让别的华尔采尔人厌烦德格拉里乌斯，以致常常受不了他。这个怪人是个道地的卡斯塔里人，他的整个生存方式也许外人难以想象，却与卡斯塔里的文化气氛和修养水平相一致，若不是他的难以相处和古怪脾气，把他形容为“十足的卡斯塔里人”，这倒是贴切的雅号。然则这位十足的卡斯塔里人与同伴们的关系却十分糟糕，他在同伴面前与他在领导面前一样不受欢迎，他经常打扰别人，一再引起他人激怒，倘若没有他这位又勇敢又聪明的朋友给予保护和引导，也许早就毁灭了。其实人们所指责的毛病，归根结蒂只是一种环习惯，一种执拗脾气，一种性格上的弱点而已，也就是说，他的思想和行为纯属个人性格问题，与宗教团体的制度体系全无干系。他的行为恰恰只是为了适应现存的秩序，因为这是对他能否生存于团体中的起码要求。
他算得上一个称职的卡斯塔里人，是的，甚至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卡斯塔里人，因为他不仅多才多艺，无论在学问上，还是在玻璃球游戏技艺上都精益求精，从不故步自封。可惜他在对待教会和团体的现行秩序上，显得十分无能，甚至可说十分糟糕。他的最大毛病是长久以来始终忽视静修课程，其实打坐的意义恰恰在于能够让个人纳入团体的秩序之中，更何况还具有治疗作用，他若能运用得当，也许早就治好了自己的神经衰弱症。因而，每当他有一阵子表现不佳、过分激动或者情绪抑郁之后，他的上级们都要惩罚似地让他在严格监督之下进行静坐训练，哪怕只是一小会儿，就连一贯待他温厚宽容的克乃西特也常常不得不强迫他静坐以培植自持能力。
遗憾的是，德格拉里乌斯为人任性，脾气执拗，不合群，他好炫耀知识，常常说得连自己也着了迷，往往妙语如珠，灵思泉涌，说到得意忘形时，谁也止不住他。总之，他是不可救药的，因为他根本不肯接受矫正。他从来不顾什么团结和合群，他只要自己的自由，他宁肯永远处于学生状态。他愿意一辈子做个受苦受难、前途渺茫却死不回头的独行者，做一个才能出众的愚人，做一个虚无主义者，也不肯走顺从教会秩序而达到平静境界的道路。他不在乎平静安定，他不敬重教会秩序，他对种种指责与孤立一概满不在乎。毫无疑问，他在这个以和谐与秩序为理想的团体里，是一个令人不快而且难以消化吸收的分子。然而，恰恰是这种难以相处、难以同化使他成了这个如此秩序井然小世界里一股生气勃勃的不安定力量，成了一种责备、警告和提醒，成了一个激发新颖、勇敢、冲破禁忌等无畏思想的发动者，他是羊群中一头执拗不听话的山羊。而这一切，我们认为，正是他所具有的这一些品性才赢得了克乃西特友情。
当然，克乃西特在对待德格拉里乌斯的友谊中多少含有一点儿怜悯的成份，他常常为这位处于危难和不快活状况中的朋友付出一种骑士式的友情。但是，光靠怜悯是远远不足以维持友谊的，一旦克乃西特重任在身，整日为工作、职责和义务之类疲于奔命，这种友谊也会不复存在。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德格拉里乌斯对于克乃西特的重要性和必须性，事实上并不亚于特西格诺利和约可布斯神父，他实际上与另外两位一样，乃是克乃西特生活中一种刺激性的因素，一扇望向新境界的小小窗户。我们相信，克乃西特在自己这位奇怪朋友身上觉察到他是某种典型思想的代表人物，随着时间的消逝，他也逐渐认识到，除了眼前这位独一无二的先驱者，卡斯塔里尚未出现过这一类型的人物，对于卡斯塔里而言，唯有通过新际遇，注入新血液才能够使卡斯塔里的生活获得更新，变得兴旺。德格拉里乌斯和绝大多数孤独的天才一样，是一个孤独的先驱者。他实际上是生活在一个目前尚不存在而将来可能出现的卡斯塔里王国内，他又实际上是生活在一个虽然仍远离世俗世界，而内部已因老化、因终日静坐而德行退化的宗教团体之中，在这个卡斯塔里世界里，仍然能够高度发挥智慧，能够深入潜心于重要精神思想，但是这些高度发展和自由发挥的精神活动已丧失了目标，只知一味欣赏自己精雕细琢的技艺能力。克乃西特看出德格拉里乌斯一身兼容了两个特点：既是卡斯塔里精湛技艺的化身，又是这类才能之堕落性和道德败坏性的一个警告信号。这个德格拉里乌斯确实又奇怪又可爱，但是决不能让卡斯塔里沦为满布德格拉里乌斯式怪人的梦幻王国。
这一危险固然远未降临，却已显露端倪。克乃西特懂得，只消把卡斯塔里贵族气的孤立围墙继续稍稍高筑一点儿，团体的纪律再衰败一点儿，宗教道德再沦落一点儿，那么德格拉里乌斯就不再是孤零零的怪人了，而成了日益堕落的卡斯塔里一个蜕化变质代表人物。倘若这个未来型的卡斯塔里人没有生活在克乃西特身边，克乃西特对他也没有精确的认识，这位游戏大师也许要迟些时候才会看清，甚至永远也不会发现此类衰落可能性的，如今克乃西特已洞察了真相，颓势业已开始，败落迹象业已存在。目光敏锐的克乃西特本能地觉察到这是一种征候，一个危险的信号，情况就像一个聪明的医生首次发现某个患者得了一种不为人知的新奇病症一般。而德格拉里乌斯不是等闲之辈，他是一个贵族，一个出类拔革的才子。若先让德格拉里乌斯尚不为人知的预兆性病态传播开来，就可能改变卡斯塔里人的形象，也许整个学园和团体也会终于接受这种病态蜕化形象，然而未来的卡斯塔里人也许不可能都是真正德格拉里乌斯的人物，归根结蒂，不会人人都具有他那种罕见的才能，那种忧伤的性情，那种闪跃跳动的艺术家热情，相反，大多数人也许将会仅仅具有他的消极因素：他的不可信赖性，他的浪费才华的嗜好，他的缺乏纪律和团结的意识。克乃西特在心情不安的时候，脑海里常会浮现诸如此类阴暗想象和预感，唯有通过静坐沉思，或者通过加强工作量才能予以驱除，这一定耗费了克乃西特许多精力。
恰恰是德格拉里乌斯事件向我们提供了克乃西特如何进行教育的卓越范例，显示他面临问题、疑难和病态时从不逃避，而是努力加以战胜。如果没有克乃西特小心谨慎的照顾和引导，这位危险的朋友大概早就彻底完蛋了。此外，他无疑也会给整个游戏学园带来没有止境的麻烦，自从弗里兹成为精英分子之后，已经引起了不少麻烦。游戏大师克乃西特巧施手段，不仅让自己的朋友纳入正常轨道，而且让其在玻璃球游戏中充分发挥他的高超才能。克乃西特不知疲倦地耐心诱导朋友以有价值的工作克服性格上的弱点，我们不得不惊叹德格拉里乌斯事件实为处理人际问题的杰作。附带提一下，倘若有人把克乃西特任职期间所主持各届玻璃球游戏年会的风格特征进行精确分析研究，恐怕会是一项很美妙的计划，大概会获得意料不到的发现--我们很乐意向任何一位玻璃球游戏历史学家郑重推荐这项任务。每一届游戏无不又庄严又可爱地散放出奇思异想的光彩，韵律节奏又如此富于创意，绝非任何自我陶醉的技巧所可比拟的，每一场游戏的基本概念和结构，那一系列引导与会者静修的设想，全都是克乃西特运思后的产物，而一切技术上的精雕细镂和大部分细节处理则是合作伙伴德格拉里乌斯的工作。岁月流逝，这些游戏年会将被人遗忘，然而克乃西特的生活和工作仍会对后人产生吸引力和楷模的影响力。我们很幸运，他的生平和业绩已和所有公开庆典活动一样被记录和保存下来，而且．不仅埋藏在档案馆里，而且代代流传、生气勃勃地活到了今天，被无数青年学生研究学习，在许多玻璃球游戏课程和研讨会上成为广受喜爱的范例。连那位合作者的名字也跟着流传了下来，否则早就被人忘得一干二净，或者至多只是许多往日传闻轶事中一个影子式人物罢了。
克乃西特就这样替自己难合群的朋友弗里兹安排了一个位置，让他充分发挥作用，结果不但多少充实了华尔采尔的文化和历史，同时也让这位朋友的形象在后代的纪念中获得一定程度的不朽性。我们在这里顺便说一下，这位伟大的教育者完全清楚自己对这个朋友产生教育影响的最重要实质性基础。基础便是朋友对他的爱戴和钦敬。众所周知，克乃西特与生俱来的和谐品性，他的领袖气质，向始至终不止吸引着弗里兹，也受着无数同辈人和学生的爱戴和钦敬，克乃西特运用权威力量时，倚持此一特点远胜于情持自己的职位，尽管他本性温和宽厚，却也屡试不爽。克乃西特能够非常精确地感觉到每一句善意赞同的话，或者每一句冷淡轻视的话所产生的影响。许多年之后，一位十分崇拜他的学生向人叙述道：克乃西特曾经一星期之久不和他说话，不论在课堂上，还是在研讨会上，都不和他说话，好像根本没有看见他，把他当成了空气--在他上学几年所受的处罚中以这一次最厉害，不过收效也最大。
我们认为引证和回溯上述情况是不可或缺的工作，以便让我们的读者从这些段落中体会到克乃西特品性中两种相反极点的倾向，我们的读者既已追随我们的描叙经历了克乃西特的顶峰时期，现在就得准备历经他丰富一生的最后阶段了。他生命历程中显示了两种相反相成或者两个极点的倾向--也即是他的阴和阳--，一种倾向是毫无保留地忠于并且卫护自己的宗教团体，另一种倾向则是“觉醒”，想要突破、理解和掌握现实生活。约瑟夫·克乃西特作为信徒和献身者，宗教团体、卡斯塔里、玻璃球游戏在他眼中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在觉醒的、敏锐的、开拓性的克乃西特眼中，一切奋斗而得的价值均属过去，它们的生存形式面临变化，此外还存在着老化、缺乏创造性和衰落的危险。虽然教会的理想在克乃西特心中始终神圣不可侵犯，然而他也已认识到各个具体部门都面临着无常多变，都是可以批评的。克乃西特对自己所献身的这个精神团体，对它的力量和思想都是惊叹的，然而认为有一种倾向很危险，也即把自身存在视作唯一纯粹目标，完全忽视它应该对整个国家和全世界承担的责任和工作，最终的结果必然是日益越来越贫瘠歉收，逐渐与整体人类生命脱离关系而日趋衰亡。他早在少年时代便已对这种危机有了预感，这也正是他始终犹豫不定、迟迟难以下定决必献身玻璃球游戏的原因。尤其在他和修道院的修士们，特别是与约可布斯神父展开讨论，勇敢地为卡斯塔里辩护的时候，这种意识常常更加强烈地袭向他的心头。自从他回转华尔采尔，后来又担任大师职务之后，他频繁地察觉到这一危险的明显征兆，既出现在那些老老实实照章办事的各部门官员和自己下属中，也出现在那些才华横溢却盛气凌人的华尔采尔精英分子中，特别是在自己朋友德格拉里乌斯非常感人又十分可怕的性格中。
克乃西特度过了就任大师职务的艰辛的第一年，如今总算有点空余时间从事耽搁了一年的历史研究。他生平第一回真正睁开眼睛来认识卡斯塔里的历史，很快便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情况并非像玻璃球游戏学园里的人们自我感觉的那么良好，卡斯塔里和外面世界的关系，它与外界在生活、政治、教育文化上的相互影响，几十年来一直处于不断的衰退状态中。尽管在教育和文化事务方面，联邦议会确实仍一如既往地向最高教育当局咨询，华尔采尔学园也依旧向全国各地供应优秀教师，在一切学术问题上也始终拥有权威地位，然而所有的事情全都是例行公事，带有机械主义的味道。如今出身自卡斯塔里各类专科的精英青年已很少有人对校外工作感兴趣，更没有什么人自愿报名去外面担任教师了，与之同时，外界的朝野人士也难得来卡斯塔里叩门求教，而往昔年代，卡斯塔里的声音何等重要，例如重大法律事项，社会各界都乐意援引和听取卡斯塔里的声音。人们如果比较一下卡斯塔里和全国各地的文化水平，马上就会发现，两者非但没有互相接近，反而以令人难堪的方式背道而驰了。卡斯塔里的文化越是受到过度精细培植，世俗世界对这种文化就越是听之任之，越来越不把它视为一种必须，一种每天必吃的面包，而看成是一种外星来的物体，又像是一种值得向人炫耀的珍贵古董；当然这种古董暂时不舍得丢弃，却因为缺乏实用价值而宁肯束之高阁。大多数人都不了解内情，依然信任卡斯塔里的道德和精神气氛，但事实上，这一切早已失却生命力，对实际生活毫无作用了。
全国人民对卡斯塔里学园的兴趣，对各种教育设施，包括对玻璃球游戏的关心，也如同卡斯塔里人对全国人民的生活与命运的关心一般，全都在不断往下低落。错误当然咎在双方，他心里早就清楚，但是他如今身为玻璃球游戏大师，却尽与卡斯塔里人和玻璃球游戏专家们打交道，这一事实让他内心优伤。因而他才日益更加致力于初级游戏课程，更加愿意教授幼小的学生--是啊，学生的年龄越小，他们与整个外界生活的联系也会越多，他们训练调教的局限性也就越少。他常常察觉自己狂热地渴望那个世俗世界、普通人以及纯朴自然的生活--尽管那个存在于外边的世界他全然陌生无知。当然，我们大多数人也有过大致类似的渴望，向往某种虚空的东西，向往一种更为清淡的空气，就连最高教育当局也熟悉这一难题，也曾不断想方设法寻求解决这一难题的途径，例如加强体操训练和体育游戏，试验推行各种手艺劳作和园艺劳动等等。倘若我们的观察正确，我们敢说宗教团体当局最近一段时期出现了新倾向，撤消了某些过度培养的专门科目，以利于强化静坐训练，那么不是怀疑分子和抹黑者，不是叛离团体的人，也会承认克乃西特的看法是正确的，因为他早于我们很久之前便已清楚看出：我们这架既复杂又敏感的共和国机器，业已老迈不堪，不少器官均急需更新了。
刚才已经提到，克乃西特就任大师职务第二年便又恢复了历史研究工作。除了研究卡斯塔里历史外，主要是研读约可布斯神父论述本笃会教派的各种大大小小的著作。此外，他还常寻找机会与杜波依斯先生和一位来自科普海姆的语言学家（常以秘书身份参加教育当局的会议）交流对历史问题的看法，从而引发他们对历史的新的兴趣。对克乃西特来说，这种交谈不仅愉快，而且是令人振奋的休闲。他在日常工作中非常缺乏这类交谈机会，老实说，他日常接触的人当中，最厌恶历史的人就是他的朋友弗里兹。我们在一堆材料里发现一份记录某次谈话的笔记，德格拉里乌斯发表了激烈的言论，认为历史绝不是卡斯塔里人值得研究的题目。
“人们当然可以用机智的、消遣的，必要时也可以用慷慨激昂的语气阐释历史，谈论历史哲学，议论历史如同议论其他哲学一样，自有许多乐趣，因此，如果有人愿意以此自娱，发言者丝毫也不反对。但是这～事物本身，人们娱乐的对象-一也就是所谓历史，却是又丑恶又可怖，同时也是无聊乏味的东西。发言者无法理解，居然有人乐意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历史的唯一内容便是人类的自私自利和无限的权力斗争，他们总是过高地评价这类斗争，把它们吹得天花乱坠，实际上追求的只是残酷的、兽性的物质权力--这并不是卡斯塔里人理想世界里的东西，或者应该说是卡斯塔里人所渺视的东西。世俗世界的历史不过是无穷无尽一长串无聊乏味的弱肉强食的记录而已。如果把人类真正的历史，也即把没有时间性的精神历史，与老朽愚蠢的权力斗争以及明目张胆地往上爬等相提并论或者试图进行由此及彼的阐释，这种做法本身就是对精神思想的反叛。这使我联想到十九世纪或者二十世纪一个散布很广的宗教派别，凡是其中虔诚的信徒都相信：古时候人们供奉神抵敬献祭品，建造神殿，传播神话，以及从事其他各种各样的美妙活动，全都是食物或工作不足或过多的结果，是工资和面包价格失衡的结果。换句话说，一切艺术和宗教不过是些门面装饰，所谓超越人类之上的思想意识归根结蒂完全取决于饥饿和食物。”
克乃西特听完这番议论，逗乐似地问道：“难道人类的思想史、文化史、艺术史不算历史么？它们和其他历史之间不存在丝毫关系么？”
“不存在任何关系的，”他的朋友激烈地叫嚷道，“这正是我要否定的。世界史只是一部赛跑史，为求利，为抓权，为夺宝而进行的赛跑，凡是好运当头，又可当权又可得利的人，都不会错过自己的机会。而一切思想、文化和艺术的行为则恰恰与之相反，总是努力挣脱时代的奴役，尽力从人类懒惰和本能的粪坑中挣脱出来，抵达一个纯然不同的层次，进入一个无时间性的、永恒的神性境界，这些活动绝对而完全地反历史，是非历史的。”
克乃西特听任德格拉里乌斯讲够后，对这通宣泄之同一笑而已，随即便平静地为他们的对话作了一个结沦：“你爱好精神和文化产品，这值得钦佩！但是，精神文化的创造工作并非如某些人认为的那样，是人人都能够参与的工作。柏拉图的对话录或者伊萨克的合唱曲--一切被我们称为精神产品或者艺术著作或者任何具体化了的思想，都是创作者追求净化和自由而斗争的最后结果。正如你方才所说，都是无时间性，挣脱了时代奴役，进入了永恒自在境界的东西，一般说来，凡是其中最完美无瑕的作品，都似经过大浪淘沙般，洗尽了人间纷争痕迹的。我们能够拥有这些作品是我们的巨大幸福，是的，我们卡斯塔里人几乎纯因它们而活着，我们要做的唯一创造性工作就是再现它们，我们要持久地活在那种超越时空和纷争的境界里，这一切正是作品得以诞生的基础，而没有这些作品，我们大概就一无所知。我们还努力超凡脱俗，或者也可以用你喜欢的说法：不断地深入抽象概括。我们在自己的玻璃球游戏里，把那些圣哲和艺术家的作品分解为一个个原始组成部分，抽象出它们的风格、模式及其升华了的意义，随后予以解剖分析，就像这些组成部分都是积木一般。当然，一切都是美好的工作，没有人为此发生争执。然而，并非每个人都能够一辈子只是呼吸、吃喝在抽象之中。在值得华尔采尔的教师们产生兴趣的工作中，历史研究应该处于优先地位：因为它可以和现实生活打交道。抽象化确乎很吸引人，但是我认为，生而为人也必须呼吸空气，也必须吃饭才对。”
克乃西特经常抽空去短暂看望老音乐大师。这位可敬的老人已明显地衰老，很久以来便完全丧失了说话习惯，但是那种清明愉悦的平静状态却一直保持到最后时刻。他没有病倒，他的逝世也决非寻常的死亡，而是一种渐进的精神化--肉体的物质存在与功能的日益消失，与此同时，他的生命力最终越来越集中于双眼的目光，还有那消瘦枯萎脸上淡淡的光辉里。这已是蒙特坡大多数居民十分熟悉而且敬重的景象，却只有少数人，如克乃西特、费罗蒙梯和年轻的彼特洛斯能够有幸沐浴在一个无私的纯净生命之落日余辉和慈光中。这少数几个人每回总是先作好准备，集中精神，随后再进入老大师坐在躺椅上的小屋内，这才得以踏进这种超尘脱俗的慈祥光圈中，与无言的老人共同感受和谐完美的境界。他们逗留在这个水晶般透明清澈的灵魂的气氛里，好似置身于受到无形慈光普照的王国里，他们在这一极乐的时刻与老人共同谛听着非尘世的神秘音乐，而后带着清纯的心情和充沛精力回转自己的日常生活，好似从一座高山的巅顶下到人间一般。
有一天，克乃西特收到了讣告。他匆匆赶到蒙特坡，看到老人安祥地躺在灵床上，瘦削的脸容凝缩为一幅静谧的古日耳曼或者古阿拉伯的文字图案，虽然无法辨认，却仍然向人们散放着微笑和极乐的幸福。克乃西特继音乐大师和费罗蒙梯之后在葬礼上致悼词，他没有讲述这位光辉音乐圣哲的成就，没有提他为人师表的伟大，更没有说到他作为最高教育当局元老的仁爱智慧，而只是讲述他垂暮和临终前的慈悲景象，谈论他精神上的不朽之美，凡是曾与他共度最后时光的人都享受过他的恩典。
我们从许多材料中了解到克乃西特极想替老音乐大师写传，却因公务繁重，无暇抽身。他早已习惯于克制自己的私人愿望了。克乃西特有一次曾对一位教师说：“很可惜，学生们不能够完全明白自己目前的生活多么丰富和快乐。我做学生的时候也和他们一样。我们忙着研究，忙着工作．我们不浪费时间，自以为称得上勤奋好学，--但是我们几乎不清楚自己做这一切究竟为了什么，也不知道我们利用这种自由能够做些什么。随后，突然接到了宗教当局的召唤，派给了我们任务，一个教职、一个使命、一个官位，从此升到了更高的地位，不料就此陷入了公务和责任的罗网，人们越是想挣脱，却被围困得越紧，其实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又必须按时完成它们，而且每日的公务都远远多于办公的时间。事实如此，我们则能忍受而已。但是每当我们在大礼堂、档案馆、秘书处、接待室以及小型会议和公务旅途中忙得不亦乐乎之际，偶尔想到了我们曾经拥有又已失却的自由，想到了我们自由选择工作的自由，不受限制地广泛研究的自由，我们就会在这一瞬间非常渴望那些日子，而且会设想自己若能再度拥有这份自由，定要彻底享受和充分利用它的潜能。”
克乃西特在发扬自己属下官员和学生各不相同的为宗教团体服务的秉赋上，有着过人的精细分辨能力。他小心慎重地替每一项任务、每一个职位挑选合适的人才，根据各种记录文字来看，证明他对各种问题，尤其是不同性格的判断极其确切。同事们都很乐意向他讨教处理各种疑难性格的难题。譬如已故音乐大师那位最后的得意门生彼特洛斯的问题。这位青年属于那种静静的狂热分子，在服侍可敬的大师期间，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独特的伴侣、护士和信徒角色，直至大师逝世。但是当这项任务自然终止之后，他却当即陷入了抑郁悲伤状态，当然，大家谅解他，也就容忍了他一段时间，然而，症状随日俱增，使现任音乐大师罗德维希不得不予以认真关注。因为这个彼特洛斯硬要留在老音乐大师逝世的小园亭里，他住在那里，守护着这间小屋，谨慎地把屋内的陈设和家具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甚至把已故者的居室当作圣殿，老人的躺椅、床榻以及那把古琴都成了不可接触的圣物，他除了悉心照看这些遗物外，唯一的其他活动就是守护和照料自己敬爱的先师的坟墓。在他眼里，终身崇拜死者应是他的天职，他要永远看守这一纪念圣地，好似他是一个庙宇的奴仆，他也许想让这地方成为人们朝圣的圣地吧。老大师下葬后的头几天，他拒绝进食，后来仿效老大师临终前进食的量度，每天仅吃一点点东西，人们觉得他大有步先师的后尘，随同敬爱者同赴黄泉的意向。但是他难以长久坚持这一作法，不久便改变主意，想做一个园亭和墓园的永久看守人，把这个地方变成永恒的纪念场所。这个年轻人的行为清楚地显示了他性格执拗，在经历过一段令他留恋的特殊生活后，不愿再回返普通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显然他暗暗感觉自己已不能胜任往昔的工作了。“附带告诉你，那个曾奉派陪伴已故音乐大师的彼特洛斯肯定是疯狂了。”这是费罗蒙梯在一封致克乃西特的短简里的尖刻报道。
蒙特坡这位音乐学生的问题自然不需华尔采尔的大师亲自操心，更不必插手蒙特坡的公务而加重工作负担。但是彼特洛斯的情况越来越糟，他被强行赶出了园亭，然而他的悲伤并未随着时日而消退，甚至到了孤立自己、避不见人的地步，以致一般的犯规处罚对他全无用处，他的上司们知道克乃西特对他颇有好感，于是现任音乐大师办公室的官员便向克乃西特征询意见和帮助，与之同时，他们把这个不听话的学生送进了医院的隔离室进行观察。
克乃西特原本不乐意介入这桩麻烦事件，后来想起这个青年也曾一度有助于自己的思索，最终决定也试着加以援手，便把事情接了下来。他先建议将被特洛斯置于他的呵护之下，请人们视彼特洛斯为健康常人，允许他单独出门旅行。克乃西特在公函里附了一份简短、语气亲切的邀请信，请彼特洛斯到华尔采尔略事逗留，他很希望知道老音乐大师临终前几天的情形。
蒙特坡医院的医生勉强地同意了这个办法。人们把克乃西特的邀请转交给青年学生，情况正如克乃西特所预料，处于糟糕被囚状况中的彼特洛斯，眼下最受欢迎，最求之不得的事情，莫过于快快逃出这一灾难场所。彼特洛斯立即同意旅行，毫不反抗地接受了正规饮食，一拿到旅行证件就徒步出发了。他平平安安地抵达了华尔采尔，由于克乃西特吩咐在先，大家对他种种漫不经心的举止只当视而不见。彼特洛斯被安排在来档案馆工作的客人们之中，这让他感到自己没有被视为犯过错的人、病人，或者任何脱出常规的人物，事实上，他也没有病到不知道重视这种舒适气氛的程度，因此也就顺顺当当踏上了这条为他铺平的重返人生之路。彼特洛斯初到的几星期里，确乎给游戏大师添了不少麻烦，克乃西特先安排他一项工作，要他把已故音乐大师最后的音乐演奏和音乐研究在严格监督下作出详尽记录，又让他在档案室里做一些小小的日常工作，借口说眼下档案室缺人手，工作忙不过来，希望他能抽空去助一臂之力。
总而言之，大家相帮这位误入歧途的学生重又踏上了正路。直到他完全平静下来，显然已可纳入正常轨道之时，克乃西特开始以简短的交谈对他施加直接的教育影响，逐渐消解这位青年的妄想；把已故大师当作偶像进行崇拜，这种行为在卡斯塔里既不受尊重，也不会获得许可。但是彼特洛斯表面看来似乎已经痊愈，但实际上始终未能克服重返蒙特坡的畏惧心理，于是他只得到华尔采尔一所精英学校去担任低年级的音乐教师，从此他就一直颇为受人尊敬。
关于克乃西特在治疗和陶冶精神和心灵方面所做的工作，实例颇多，然而更重要的是他那种温和品性的巨大感化力量，许多青年学生就像当年克乃西特受老音乐大师教化一样，因克乃西特而体验了真正的卡斯塔里精神。所有这些感化人的例子都表明克乃西特在性格上毫无毛病，是一个十分健康和平衡的人。然而他竭力关心帮助那类具有危险性格又思想不稳定的人物，如：彼特洛斯或者德格拉里乌斯；他似乎又在暗示自己对卡斯塔里人的此类病症或者对病症缺乏抵抗力有着特殊警惕性和高度敏感性，也暗示他自第一次觉醒之后便对卡斯塔里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和危险始终高度关注，从未懈怠放松。与此同时，我们的多数同事却大都轻率地不愿正视这种危险，和他的清醒勇敢相差甚远。我们揣测，在当时的当权者中，大部分人也已看出这类危险，却基本上置之度外，克乃西特的策略可称是不同凡响。他看清了这些问题，或者应当说他因为熟悉卡斯塔里的早期历史而把在危险中生活视作必然的奋斗。克乃西特因而肯定并且乐意面对这些危险，而他同时代的多数卡斯塔里人却宁肯只把自己的团体和团体内的生活视作一种恬静的田园生活。此外，克乃西特还在约可布斯神父论述本笃会教派的著作中汲取了若干观念，如把教会视为一种战斗的社团，把虔诚视为斗争的主场。这位老人有一次说道：“不认识恶魔与鬼怪，不与它们进行持久的斗争，便不存在什么高尚和可敬的生活。”
在卡斯塔里高层人士之间很少有亲密的友谊关系，因而我们发现克乃西特任职最初几年里未与任何同事建立私人友谊时，丝毫也不觉奇怪。克乃西特极喜欢科普海姆的那位古代语言学家，对团体当局的领导成员们也深怀敬意，但在领导层的工作氛围里，几乎排斥了一切个人的以及私人的感情，一切务求不偏不袒，客观求实，以致几乎不可能产生任何超越公务关系之上的亲密关系。然而对克乃西特而言，仍有一种友谊还实实在在地存在着。
涉及最高教育当局的档案都是不供借阅的秘密档案，因而我们仅能通过他偶尔与朋友们谈及这方面的内容的交谈中去进行推断。克乃西特担任大师初期，出席高层会议时似乎总持缄默态度，除非必须由他本人提出倡议之类时才开口说话。我们听说他很快就学会了高层领导的传统的交往语凋，掌握了那种优雅、机智和愉悦的态度，并熟练地运用于实际之中。众所周知，我们教会组织的头头们，各学科的大师们，还有团体当局各部门的领导人相互来往时，无不小心翼翼地保持着一种正规场合的礼仪姿态。我们说不清这种情况始于何时，然而确已成了他们的习惯，尤其当他们彼此间争议越多或者涉及了重大问题，他们的礼数也越发严格越发周到，好像这是什么必得遵守的神秘游戏规则。我们揣测这种礼仪可能是与卡斯塔里其他传统功能一起传下来的重要功能，首先是它的安全阀作用：人们在讨论问题时运用超乎寻常的礼貌语气，不仅可使辩论人避免情绪冲动，有助十令人保持完美的态度，更可借以保护宗教团体和最高教育当局本身的尊严。用庆典的礼服，用神圣的面纱把他们遮掩起来的理由大概也就在此，尽管这种微妙的恭维艺术经常受到学生们的嘲笑。在克乃西特时代之前，他的前任托马斯·封·德·特拉维就是一位精通此道的大师。不过，就这一艺术而言，克乃西特不能算是他的后继者，更不是他的仿效者，而是一个古老的中国的信徒，他的礼数较少讥讽，更多的则是诙谐。但是，他也在自己的同事们之间被奉为精于礼数的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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