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同日本的战争还没有结束，另外的事件突然压倒了它。革命的洪流激荡着俄罗斯，一浪高过一浪。
在这个时候，一位比利时工程师的遗孀、已经俄国化的法国女人阿马利娅·卡尔洛夫娜·吉沙尔，带着儿子罗季翁和女儿拉里莎从乌拉尔来到莫斯科。她把儿子送进武备中学，女儿送到女子寄宿学校，正好和娜佳·科洛格里沃娃同校、同班。
吉沙尔太太从丈夫手里得到一笔有价证券，先前的行情曾经上涨，目前却正往下跌。为了财产不受损失和避免坐吃山空，吉沙尔太太从女裁缝的继承人手里买了一处不大的产业，就是。坐落在凯旋门附近的列维茨卡哑缝纫作坊，取得了使用老字号的权利；照应先前的老主顾并留用了全体裁缝女工和学徒。
吉沙尔太太这么办，完全是听从了丈夫的朋友、自己的保护人科马罗夫斯基律师的劝告。此人是个精通俄国事务、沉着冷静的实干家。这次举家迁移，是她和他事先通过信商定的。科马罗夫斯基亲自来车站迎接，并且穿过莫斯科全城把他们送到在军械胡同“黑山”旅店租下的一套带家具的房间。把罗佳送进武备中学，是他的建议；拉拉人学的女子学校，也是经他介绍的。他以漫不经心的神气和这个男孩子开着玩笑，同时用令人脸红的目光盯着那个女孩子。
二
在搬进作访三间一套的小小住宅去之前，她们在“黑山”住了将近一个月。
那一带是莫斯科最可怕的地方，聚居着马车夫，有整条街道专供寻花问柳，又是许多下等妓女穷困潦倒的所在。
不整洁的房间、屋里的臭虫和简陋的家具，这都不会让孩子们感到奇怪。父亲死后，母亲一直生活在贫困的恐惧当中。罗佳和拉拉已经听惯了说他们全家处于死亡的边缘之类的话。他们知道自己还算不上是流落街头的穷孩子，可是在有钱人的面前，总像是被孤儿院收留的孩子那样忐忑不安。
他们的母亲就是这样一个整天生活在提心吊胆之中的活榜样。阿马利娅·卡尔洛夫娜年已三十五岁，体态丰满，一头黄发，每当心血来潮的时候总要做些蠢事。她胆子小得出奇，对男人怕得要命。正因为是这样，才由于惊吓而张皇失措地从一个男人的怀抱投入另一个男人的怀抱。
在“黑山”，她家住的房间是二十三号，二十四号从一开始就住着一位大提琴手特什克维奇。这人是个好出汗、秃顶上戴着扑粉假发的和事佬，每逢要说服别人，两手就像祈祷似的合起来放到胸前，在音乐会上演奏的时候，头向后仰着，兴奋地闪动着眼睛。他常常不在家，往往一连几天都留在大剧院或者音乐学院。这两家邻居已经彼此熟悉了，相互照应使他们接近起来。
有孩子们在跟前，科马罗夫斯基每次来访都让阿马利娅·卡尔洛夫娜觉得不方便，于是特什克维奇走的时候，就把自己房间的钥匙留给她接待朋友。对他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吉沙尔很快也就习以为常，甚至有好几次为了逃避自己的保护人，她噙着眼泪敲他房门求他保护。
三
这是幢平房，离特维尔街的拐角不远。可以感觉得出布列斯特铁路干线就在附近，因为从隔壁开始就是铁路职工宿舍、机车修理场和仓库。
奥莉娅·杰明娜每天回家就是往那个方向去。这个聪颖的女孩子是莫斯科商场一个职员的侄女。
她是个很能干的学徒，是当初的商场老板物色到的，如今很快要成为一名工匠了。奥莉娅·杰明娜非常喜欢拉拉。
一切还都保持着列维茨卡妮在世时的老样子。在那些满面倦容的女工脚踏或手摇之下，缝纫机发狂般地转动着。有些人坐在椅子上默默地缝纫，不时抬起拿着针的手，针上穿着长长的线。地板上乱丢着碎布头。说话必须用很大的力气才能压过缝纫机的塔塔声和窗拱下面笼子里的金丝雀的啼叫声。大家都管这只鸟叫基里尔·莫杰斯托维奇，至于为什么取了这么个名字，先前的主人已然把这个秘密带到坟墓里去了。
在接待室里，太太们都像图画中的人物似的围在一张放了许多杂志的桌子旁边。她们站的、坐的或是半倚半坐的姿势，都模仿着画片上的样子，一边翻看服装样式，一边品评着。在另一张桌子后面经理的位子上，坐着阿马利娅·卡尔洛夫娜的助手、老裁剪工出身的法伊娜·西兰季耶夫娜·费秀京娃。她骨骼突出，松弛的两须长了许多疣德。
她用发黄的牙齿叼住一支装了香烟的象牙烟嘴，眯起一只瞳孔也是黄色的眼睛，从鼻子和嘴里向外喷着黄烟，同时往本子上记着等在那里的订货人提的尺码、发票号码、住址和要求。
在作坊里，阿马利娅·卡尔洛夫娜还是个缺少经验的新手。她还不能充分体会自己已经是这里的主人。不过大家都很老实，对费季索娃是可以信得过的。可是，正赶上这些让人操心的日子。阿马利娅·卡尔洛夫娜害怕考虑未来。绝望笼罩着她，事事都不如意。
科马罗夫斯基是这里的常客。每当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穿过作坊往那一边走去的时候，一路吓得那些正在换衣服的漂亮的女人们躲到屏风后面，从那里戏该地和他开着放肆的玩笑；成衣工就在他背后用不大看得起和讥讽的口气悄悄地说：“又大驾光临了。”“她的宝贝儿来了。”“献媚的情人来了。”“水牛！”“色鬼！”
最招人恨的是他有时候用皮带牵来的那条叫杰克的叭儿狗。这畜生快步向前猛冲，扯得他歪歪斜斜地走着，两手前伸，好像是让人牵着的一个盲人。
春天，有一次杰克咬住了拉拉的脚，撕破了一只袜子。
“我一定把它弄死，这魔鬼。”杰明娜像孩子似的凑近拉拉的耳朵哑声说。
“不错，这狗真叫人讨厌。可是你这小傻瓜有什么办法？”
“小声点，别嚷，我教给你。复活节的时候不是要准备石头鸡蛋吗。就是你妈妈在五斗橱里放的……”
“对，有大理石的，还有玻璃的。”
“是呀，你低下点头，我悄悄跟你说。把它们拿来涂上猪油，弄得油糊糊的，这条跟撒旦一样坏透了的杂毛畜生这么一吞，就算大功告成！保准四脚朝天！”
拉拉笑了，同时带点羡慕地思量着：这个女孩子生活环境很穷困，自己要参加劳动。在乎民当中有些人成熟得很早。不过，在她身上还保留着不少没有受到损害的、带着纯真的稚气的东西。石头鸡蛋，杰克--亏她想得出来。“可是，我们的命运为什么这样？”她继续想下去，“为什么要让我看到这一切，而且要为这一切感到痛心呢？”
四
“对他来说，妈妈就是……他也就是妈妈的……这个丑字眼儿我可说不出口。既然如此，为什么他还用那种眼神看我呢？我可是她的女儿呀。”
虽然十六岁刚过，拉拉已经是个完全成熟的少女了。看上去像是十八岁或者更大一些。她头脑清晰，性格明快。她出落得非常标致。
她和罗佳都懂得，生活中的一切要靠自己用双手去挣。和那些花天酒地的人不同，她和他都来木及过早地学会钻营之术，也不会从理论上去辨别那些实际上还接触不到的事物。只有多余的东西才是肮脏的。拉拉是世界上最纯洁的。
姐姐和弟弟都很清楚，事事都有自己的一本账，已经争取到手的要万分珍惜。为了能够出人头地，必须工于心计，善于盘算。拉拉用心学习并非出于抽象的求知欲，倒是因为免缴学费就得做个优秀生，就得有好成绩。如同努力读书一样，拉拉也毫不勉强地干着洗洗涮涮之类的家务活，在作坊里帮帮忙，照妈妈的吩咐到外边去办些事。她的动作总是无声无息而又和谐轻快，她身上的一切，包括那不易觉察的敏捷的动作、身材、嗓音、灰色的眼暗和亚麻色的头发，都相得益彰。
这是七月中旬的一个礼拜日。每逢假日，清晨可以在床上懒散地多呆一会儿。拉拉仰面躺着，双手向后交叉在枕头下。
作坊里异乎寻常地安静。朝向院子的窗户敞开着。拉拉听到远处有一辆四轮马车隆隆地从鹅卵石的大路走上铁轨马车的轨道，粗重的碰撞声变成了像是在一层油脂上滑行似的均匀的响动。“应该再睡一会儿。”拉拉这样想着。隐约的闹市声犹如催人入睡的摇篮曲。
透过左边的肩肿和右脚大趾头这两个接触点，拉拉能够感觉出自己的身材和躺在被子下面的体态。不错，就是这肩膀和腿，再加上所有其余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她本身、她的心灵或气质，这些加在一起匀称他形成了躯体和对未来的无限憧憬。
“该睡了。”拉拉这么想，脑海里浮现出车市商场向阳的一面、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车库附近的地评上停放着的出售的马车、车灯的磨花玻璃、熊的标本和丰富多彩的生活。往下，拉拉的心里出现了另一个场面：龙骑兵正在兹纳敏斯基兵营操场上训练，绕圈走着井然有序的马队，一些骑手在跳跃障碍、慢步、速步、快跑。许多带着孩子的保姆和奶娘，站在兵营的篱墙外面看得目瞪口呆。
“再往下走，”拉拉继续想，“就该到彼得罗夫卡了，然后是彼得罗夫铁路线。拉拉，你这是怎么回事？哪儿来的这么多想象？原先只不过是要描绘出我的房子，它应该就在附近。”
科马罗夫斯基的一个住在车市商场的朋友，为小女儿奥莉卡庆祝命名日。于是成年人有了开心的机会，又是跳舞，又是喝香按。这位朋友也邀请了妈妈，可是她身体不好，不能去。妈妈说：“带拉拉去吧。您不是常告诫我说：‘阿马利娅，要好好照看拉拉。’这回就让您好好地照看她吧。”他真照看了她，没得说，哈，哈，哈！
多么令人销魂的华尔兹！只管转啊，转啊，什么都用不着去想。只要乐声继续回荡，生活就像在小说中一样飞逝，一旦它文然而止，就会产生一种丢丑的感觉，仿佛被人浇了一盆冷水或者赤身裸体被人撞见。除此之外，你允许别人放肆是出于夸耀，借此表示你已经是个大人啦。
她始终不曾料到他居然跳得这么出色。那两只乖巧的手，多么自信地拢住你的腰肢！不过，她是决不会让任何人吻自己的。她简直不能想象，另一个人的嘴唇长时间贴在自己的嘴唇上，其中能够凝聚多少无耻！
不能再胡闹了，坚决不能。不要装作什么都不懂，不要卖弄风情，也不要害羞地把目光低垂。否则迟早是要出乱子的。可怕的界限近在咫尺，再跨一步就会跌入万丈深渊。忘记吧，别再想舞会了，那里边无非都是邪恶。不要不好意思拒绝，借口总是能够找到的：还没学过跳舞，或者说，脚扭伤了。
五
秋天，在莫斯科铁路枢纽站发生了骚动。莫斯科到喀山全线罢了工。莫斯科到布列斯特这条线也应当参加进去。已经作了罢工的决定，不过在罢工委员会里还没有议定什么时候宣布罢工日期。全路的人已然知道要罢工，就是还得找个表面的借口，那样才好说明罢工是自发的。
十月初一个寒冷多云的早晨。全线都是在这一天发薪金。账房那边好久不见动静。后来才看到一个男徒工捧着一叠表册、薪金登记表和一堆拣出来准备处罚的工人记录簿往账房走去。开始发薪了。在车站、修配厂、机务段、货栈和管理处那几幢木头房子中间，是一长条望不到头的空地。来领工钱的列车员、扳道工、钳工和他们的助手，还有停车场的那些清扫女工，在这块空地上排了长长的一队。
市镇的冬天已经来临，这是可以感觉到的。空气中散发着踩烂的械树叶子的气味，还有机车煤烟的焦臭和车站食堂的地下室里刚刚烤出炉的热面包的香味。列车驶来驶去，一会地编组，一会儿拆开，有人不住地摇晃着卷起或者打开的信号旗。巡守员的喇叭、挂车员的哨音和机车粗重的汽笛声，很协调地融合在一起，白色的烟柱仿佛顺着没有尽头的梯子向天空上升。机车已经停在那里升火待发，灼热的蒸汽炙烤着寒冷的冬云。
沿着路基的一侧，担任段长职务的交通工程师富夫雷金和本站的养路工长帕维尔·费拉蓬特维奇·安季波夫，前后踱来踱去。安季波夫对养护工作已经厌烦了，不住地抱怨给他运来换轨的材料质量不合格，比如说，钢的韧性不够，铁轨经受不住挠曲和破裂的试验。安季波夫估计，如果一受冻，就会断裂。管理处对帕维尔·费拉蓬特维奇的质问漠然置之。这里头可能有人捞到了油水。
富夫雷金穿的是一件外出时穿的皮大衣，敞着扣子，里面是一套新的哗叽制服。他小心翼翼地在路基上迈着脚步，一边欣赏着上衣前襟的招缝、笔挺的裤线和皮鞋的美观式样。
对安季波夫的话，他只是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富夫雷金想的是自己的事，每分钟都要掏出表来看，似乎急于要去什么地方。
“木错，很对，老爷子，”他不紧不慢地打断了安季波夫的话，“不过这只是在某一个地方的正线上，或者是哪一段车次多的区间。可是请你想一想，你已经到手的是什么？有备用线，有停车线，万不得已的时候还可以空车编组，调用窄轨机车。怎么，还不满意！是不是发疯了！其实问题并不在于铁轨，换上木头的也没关系！”
富夫雷金又看了一次表，合上表盖，然后就向远处张望。一辆长途轻便马车正从那个方向朝铁路这边驶来。这时，大路的转弯处又出现了一辆四轮马车，这才是富夫雷金自己家的那辆，妻子坐车来接他。车夫在路基跟前才使马停住，两手仍然扯紧经绳，一边不停地用女人似的尖嗓子险喝着，好像保姆对待淘气的孩子。拉车的马像是有点怕铁路。车厢角落里一位漂亮的太太随便地倚在靠枕上。
“好啦，老兄，下次再谈吧，”段长说着摆了一下手，“现在顾不上考虑你说的这些道理。还有比这更要紧的事呢。”夫妇两个坐车离开了。
六
过了三四个小时，已经接近黄昏。路旁的田野里像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出现了先前没见到的一双人影，不时回头张望，一边快步向远处走去。这两个人是安季波夫和季韦尔辛。
“走快点，”季韦尔辛说，“我倒不是怕侦探跟踪。这个会开得拖拖拉拉，肯定快结束了。他们从地窖一出来就会赶上咱们。我可不愿见他们。都这么推来推去，又何必多此一举。当初成立什么委员会啦，练习射击啦，钻地洞啦，看来都是白费！你倒是真不错，还支持尼古拉耶夫街上的那个废物！”
“我的达里哑得了伤寒病，得把她送进医院。只要还没住上院，我什么都听不进去。”
“听说今天发工钱，顺路去一趟账房。看在上帝的面上，我敢说，今天要不是开支的日子，我就会朝你们这帮家伙牌上一口唾沫，紧接着一分钟也不多等，就结束这吵闹的局面。”
“那我倒要听听，你有什么法子？”
“没什么新奇的，到锅炉房把汽笛一拉，就算大功告成了。”
两个人分了手，各走各的路。
季韦尔辛走的是去城里的路。迎面不断遇到从账房领钱回来的人。人很多。季韦尔辛估计，车站区域内他几乎不欠任何人的账。
天色暗了下来。在空旷的广场上，账房旁边的灯光下聚了一些没上班的工人。广场的人口停着富夫雷金的马车。富夫雷金娜坐在车里，还是先前的那个姿势，似乎从早晨起就不曾下过车。她在等着到账房去取钱的丈夫。
骤然间下起了湿润的雨夹雪。车夫从座位上下来，支起皮车篷。他用一只脚撑住车厢的后帮，用力扯动篷架的横梁。坐在车里的富夫雷金娜却在观赏在账房的灯光辉映下闪烁飘过的、裹着无数银白色小珠子的水气。她那一眨也不眨的眼睛向聚在一起的工人头上投去一瞥，带着期望的神色，如果有必要，这目光似乎可以像透过雾气或寒霜一样，洞穿这人群。
季韦尔辛无意中看到了她的神色，觉得非常厌恶。他没有朝富夫雷金娜鞠躬问好就退到一旁，决定过一会儿再去领钱，免得在账房见到她丈夫。他往前走了走，来到灯光较暗的修配厂这边。从这里可以看到黑暗中通向机务段去的许多支线的弯道。
“季韦尔辛！库普里克！”暗处有好几个声音朝他喊道。修配厂前边站了一群人。厂房里有谁在叫喊，夹杂着一个孩子的哭声。“基普里扬·萨韦利耶维奇，替孩子说说情吧。”人堆里有个女人这么说。
老工长彼得·胡多列耶夫又照老习惯在打他那个受气包--小学徒尤苏普卡。
胡多列耶夫原先并不这么折磨徒弟，不是酒鬼，手也不重。从前有个时候，莫斯科市郊工场作坊区的买卖人和神甫家里的姑娘们，见到这个仪表堂堂的有手艺的工人都要偷偷看上几眼。季韦尔辛的母亲当时还刚刚从教区学校毕业，拒绝了他的求婚，后来就嫁给了他的同伴、机车修理工萨韦利·尼基季奇·季韦尔辛。
萨韦利·尼基季奇惨死以后（在一八八八年一次轰动一时的撞车事故中被活活烧死），在她守寡的第六个年头上，彼得·彼得罗维奇再次向她求婚，马尔法·加夫里洛夫娜又拒绝了他。从此，胡多列耶夫喝上了酒，开始胡闹，固执地认为他之所以落到如此糟糕的地步，是整个世界的过错，一心要同整个世界算账。
尤苏普卡是季韦尔辛住的那个院子的看门人吉马泽特金的儿子。在厂子里，李韦尔辛总是护着这个孩子，这也让胡多列耶夫对他不大满意。
“你是怎么用锉刀的，你这个笨蛋！”胡多列耶夫吼着，抓住尤苏普卡的头发往后拖，使劲打他的脖梗儿。“铸工件能这么拆吗？我问你，是不是成心糟踏我的活儿？你这个斜眼鬼！”
“哎哟，我下次不敢了，大爷！哎哟，我下次不敢了。啊，疼啊！”
“告诉他一千遍了，架子要往前推，拧紧螺栓，可是他根本不听。差一点断了大轴，这个狗娘养的。”
“大爷，主轴我可没动，老天爷，我真没动。”
“干吗要折磨一个孩子？”季韦尔辛从人堆当中挤进去问道。
“家狗咬架，野狗可别往前凑。”胡多列耶夫回了一句。
“我问你，为什么折磨孩子？”
“跟你说，趁早赶紧走开，少管闲事。打死他也算不了什么，下流坯，差点地把大轴给我毁了。应该让他亲亲我的手，饶他一条活命，这个斜眼鬼。我只不过揪着他耳朵、头发教训教训。”
“还要怎么样，照你说是不是该把脑袋揪下来，胡多列耶夫大叔？应该懂得害臊。已经是老师傅啦，活到白了头发还不通情理。”
“走开，走开，我说，趁着你身子骨还是整个儿的。要不我打你个魂灵出窍。敢来教训我，你这个狗屁股！你是在枕木上让人日出来的，就在你爹眼皮子底下。你妈是只烂猫，这瞒不了我，破鞋！”
接着发生的事不超过一分钟。两个人都顺手从放着沉重的工具和铁锭的车床上头抄起了家伙。这时候要不是人们一下子上去把他们拉住，两个人都会把对方打死。胡多列耶夫和季韦尔辛站在原地，低着头，前额几乎碰到一起，脸色煞白，瞪着充血的眼睛。暴怒之下，谁都说不出话来。大家从后面紧紧抓住他们俩的手。几分钟的工夫缓过了气力，他们扭动身子要挣开，拖曳着吊在身后的伙伴。衣服领钩、扣子都挣脱了，上衣和衬衫从肩膀上滑了下来。乱糟糟的喊叫声在他们周围一直不停。
“凿子！把凿子夺下来。”“这会把脑袋凿穿的！”“平静一点吧，彼得大叔，不然把手给你扭脱臼！”“干吗还跟他们废话？把他们拉开，锁起来就完了。”
突然，季韦尔辛以一股超人的力气甩掉了扑在身上的人，挣脱出来，几步就冲到了门口。人们刚要冲过去揪住他，可是看到他已经没有了那股发疯的劲头；就作罢了。他砰的一声关上门，头也不回地大步向前走去。秋夜的潮气和黑暗包围了他。“要想给大家办点好事，就有人往你助上插刀子。”他自己嘟饿着，也不知道要干什么和往哪儿去。
在这个卑鄙、虚伪的世界上，养尊处优的太太竟然用那种眼光看着卖力气干活儿的人；可是在这个制度下受罪的人，却让酒灌得昏迷不醒，只能在方才这样的作践自己当中得到某种满足。对这样的世界，如今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憎恨。他走得很快，似乎急促的脚步可以使他发热的头脑里渴望的世上只有理智和安宁的时代更快到来。他懂得，最近一些日子他们的各种努力，铁路上的混乱，集会上的演说以及尚未执行、但也没有取消的罢工的决定，都是今后这条漫长道路的一部分。
但现在他兴奋得急不可耐地想要一口气跑完全程。他大步向前走着，心里还不大清楚究竟往哪里去，然而两只脚却知道应该把他送到什么地方。
季韦尔辛事后很久都不曾料到，就在他和安季波夫从地窖里出来走了以后，会议决定当晚罢工。委员们立刻分了工，规定了谁该到哪儿去和把谁从什么地方撤回。好像是从季韦尔辛心坎儿里发出来的一样，机车修理场里响起了开始是暗哑的、随后逐渐变得峻亮和整齐的信号声。这时候，从车库和货运站拥出的人群已经从进站的信号机那儿向城里走去，接着就同听见李韦尔辛的哨声而放下工作的锅炉房的人群汇合到一起了。
好多年来季韦尔辛都以为，那天晚上是他一个人让整条铁路停止了运行。只是在最后审讯过程中，根据全部事实审判的时候，没有添加上指使罢工这条罪名，他才明白过来。
人们纷纷跑了出来，不住地问：“这是叫大家上哪儿去？”黑暗中有人回答说：“你又不是聋子，没听见吗，这是警报，得救火。”“什么地方着火了？”“当然是着火了，要不为什么拉汽笛。”
门砰砰地响，又走出来一批人。传来另一些人的说话声。“真会说，着火了！乡巴佬！别听这傻话。这就叫歇工，懂不懂？你看，这是套具，这是笼头，可咱就是不上套。回家去吧，小伙子们。”
人越来越多。铁路罢工开始了。
七
到第三天才回家的季韦尔辛，冻得不住打寒颤，觉没睡够，脸也没有刮。前一天夜里突然变冷，这个季节从来没有这么冷过，可是季韦尔辛穿的是一身秋衣。
在大门口碰见了看门人吉马泽特金。
“谢谢，季韦尔辛先生，”他一连说了好几遍，“没让尤苏普卡受屈，让他一辈子替你祷告上帝吧。”
“你是不是变傻了，吉马泽特金，我对你算得上什么先生？求你别这么说了。有话快讲吧，你瞧这天气够多冷。”
“怎么能让你挨冻呢，你会暖和的，萨韦利耶维奇。昨天我们帮你妈妈马尔法·加夫里洛夫娜从莫斯科商场运了整整一棚子木柴。全是一色的烨木，又干、又好的烧柴。”
“太谢谢啦，吉马泽特金。你好像还有话要说，请快讲吧，我都冻僵了。”
“我要告诉你，你别在家过夜了，萨韦利耶维奇。得躲一躲。警察来过，警察分局长也来过，打听同你来往的都是什么人。我说没见到有什么人来，只有他的徒弟、机车乘务组和铁路上的人来过。另外的什么人可向来没见过。”
独身的季韦尔辛和他母亲、一个已经结了婚的哥哥一起住的这幢房子，是邻近的圣三一教堂的房产。房子的一部分住了教士和两家在城里零售水果、肉类的摊贩，其余的住户大多数是莫斯科至布列斯特这条线上的铁路职工。
房子是石砌的，几条木结构的回廊从四面围住一个肮脏、零乱的院子。同回廊相连的几条通到楼上去的又脏、又滑的木头楼梯，总散发着一股猫尿和酸白菜气味。紧靠楼梯转角的平台是厕所和门上挂着锁的储藏室。
李韦尔辛的哥哥应征入伍，当了一名列兵，在瓦房沟负了伤，目前正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的陆军医院治疗。他妻子已经带着两个女儿到那里去探望和照料。李韦尔辛一家几代人都是铁路员工，出门行路是方便的，可以使用俄罗斯全境的免费公务车票。家里如今非常安静，显得空落落的，只住着季韦尔辛和母亲。
他们住在二楼，在回廊一进门的前边，门口有一只由送水夫装满了水的木桶。当基普里扬·萨韦利耶维奇走上自己住的这一层的时候，发现木桶的盖子被挪到一边，水面的冰上冻住了一只铁菜缸。
“不会是别人，准是普罗夫。”李韦尔辛想着就笑了。“真是个喝不足的无底洞，一肚子的火气。”
普罗夫·阿法纳西耶维奇·索科洛夫是个诵经士，一个出了名的不服老的人，和马尔法·加夫里洛夫娜是远亲。
基普里扬·萨韦利耶维奇把茶缸从冰面上掀下来，放好桶盖，然后拉了一下门铃。一股家居的热气和香味迎面扑来。
“妈妈，炉子烧得真旺。咱家多暖和，真好。”
母亲一下子扑过来搂住他的脖子，拥抱着他哭了起来。他抚摸着她的头，过了一会儿，轻轻脱开身。
“勇敢就能扫除一切障碍，妈妈，”他轻声说道，“从莫斯科到华沙的铁路都瘫痪了。”
“知道，就是为这个我才哭呢。你可别闯了祸。库普林卡，是不是到远处躲一躲。”
“您那位可爱的朋友、好心肠的羊倌彼得·彼得罗夫，真叫我伤脑筋。”他想逗她高兴。不过她没理解这是开玩笑，正经地回答说：
“拿他开玩笑可真作孽，库普林卡。你应该可怜他。他是个没办法的不幸的人啊，整个心都给毁了。”
“安季波夫，就是那个帕维尔·费拉蓬特维奇，给抓走了。半夜里来的人，到处搜查，弄得乱七八糟，早晨把他带走了。他的达里哑正害伤寒病，还在医院里。帕夫卢什卡是个孩子，还在职业学校念书哪。家里就剩下他一个人和聋子姑姑。还要把他们从家里赶出去。我想应该把这孩子接到咱们家来。普罗夫干什么来了？”
“你怎么知道他来过？”
“看见水桶了，盖子没盖，还有那只茶缸子。我想准是他。普罗夫是个喝水喝不够的家伙。”
“你真会猜，库普林卡。说对了，就是普罗夫。普罗夫·阿法纳西耶维奇跑来借木柴。我给了他。难道我傻了，把木柴给人！可当时我已经想不到这些，因为他带来的是什么样的消息啊！你知道吗，皇上已经签署了一份公告，一切都要照新章程办，不让任何人受屈，给种田的分地，大家都和贵族平等。签了字的命令，你想想看，就差宣布了。主教公会也写了新的呈文，要增加一次祷告，为他的健康祈祷，我可不哄你。普罗武什卡说过，可我忘了。”
八
被捕的帕维尔·费拉蓬特维奇和住院的达里哑·菲利蒙诺夫娜的儿子帕图利亚·安季波夫搬到了季韦尔辛家里。这是个很爱整洁的孩子，生着一张五官端正的脸，一头淡褐色的头发从中间分开。他不时地要用小梳子拢拢头发，整理一下上衣和带着职业中学制服扣环的宽腰带。帕图利亚是个非常爱开玩笑的孩子，而且观察力很强。他能逼真而又滑稽地摹仿看到、听到的东西。
十月十七日公告发布以后，很快就考虑举行一次从特维尔门到卡鲁日斯克门的示威游行。这次正像俗话所说：“一个人担水吃，两个人抬水吃，三个人没有水吃。”参与此事的好几个革命组织互相争吵不休，然后一个接一个地宣布退出。但当得知在原先规定的那天清晨人们无论如何也要上街之后，又各自急忙派出自己的代表们参加示威游行。
不顾基普里扬·萨韦利耶维奇的劝阻和反对，马尔法·加夫里洛夫娜还是带着快活的、好同人交往的帕图利亚参加游行去了。
这是十一月初干燥而又寒冷的一天，宁静的铅灰色的天空飘着几乎稀疏可数的小雪花，落地之前长时间地上下左右翻飞着，然后像一层蓬松的尘土似的填撒在路上的坑洼里。乱哄哄的人流沿街向下挤去，只见一排排的脸孔、冬天的棉大衣和羔皮帽子。这都是些老人、女子学校的学生和孩子们，也有穿制服的养路工、电车场的工人、穿着高筒皮靴和皮上衣的邮电工人，还有中学生和大学生。
有一阵子大家唱着《华沙工人歌》、《你们已英勇牺牲》和《马赛曲》，可是在前头倒退着走的、一只手紧抓着库班帽摇摆着指挥歌唱的那个人，忽然戴上了帽子，停止唱歌，转过身去听井然走的另外几个带队人在谈些什么。歌声散乱了，停止了。这时只听到巨大的人群走在结了冰的路面上踏出咯吱咯吱脆响的脚步尸。
一些好心人通知游行的发起人说，前边哥萨克已经布置了警戒线，准备对付示威游行的人。也有人从就近的药房打来电话，告诉游行的人前面有埋伏。
“那又怎么样，”带队的人说，“最要紧的是冷静，不要慌。应该立刻占据前边路上的一座公共建筑物，向大家说明面临的危险，然后解散队伍，化整为零。”
究竟往哪里去最好，几个人开始争起来。有的主张到商业经纪人协会，有的说应该去高等工科学校，也有人要去外国记者学校。
正在争论的时候，前边已经看到了一幢公用建筑物的屋角。这也是一所学校，比上边提到的那几处毫不逊色，很适合作避难所。
大家来到房子跟前的时候，领队的走上大门口半圆形的台阶，打手势让队伍的排头停住。入口的几扇大门已经打开，整队的人摩肩接路地拥进学校的前厅，走上迎面的楼梯。
“到礼堂去，到礼堂去！”后边异口同声地喊，但是人不停地拥进来，沿走廊和教室散开。
好不容易把大家招呼回来，安顿坐好以后，领队的几次要说明前边路上已经设下埋伏，但是谁也不听。停止前进并进入这所房子，被当成立刻召开一次临时集会的邀请。
经过长时间的边走边唱以后，人们都想静静地坐一会儿，但愿别的人替他们吃点苦，出来叫喊一番。大家现在主要是对休息感到满意，至于在主要方面看法一致的几个发言人的分歧，也就觉得无所谓了。
所以，一位不想哗众取宠使人厌倦的最蹩脚的演说家，反而取得了最大的成功。他每讲一句都引起同情的呼喊。大家毫不吝惜地用表示赞同的喊叫压过了他的讲话。人们已经等得不耐烦，便急忙表示同意，一面喊着“可耻”，一面通过了一份抗议电。后来终于听厌了讲演人那单调的声音，索性把他撇到一边，一个跟着一个成排地走下楼梯，奔到街上。队伍又继续前进了。
开会的时候，外面下起了雪，这时路面已经一片银白，雪也越下越密。
当龙骑兵飞快地迎而冲过来的时候，后排的人还完全没有察觉。队伍前方突然传来越来越大的响声，像是人群里喊起了“乌拉！”“救命啊！”“打死人啦！”以及另外许多叫喊声混成一片，分不清还喊了什么。几乎是同时，趁着这阵混乱的声浪，顺着急忙闪到两旁的人群形成的狭窄的通道，无声而迅速地闪过许多匹马的嘴脸、鬃毛和挥舞着马刀的骑兵。
半个排跑过去了，然后掉转马头，整好队形，从后边冲进了游行队伍的队尾。屠杀开始了。
几分钟以后，整条街差不多已不见一个人影。人们沿着小巷跑散了。雪已经变得稀疏，昏黑的傍晚景色很像是一幅炭笔画。已经落到屋后的太阳，忽然像用手指点着一样，从街角照出路上所有带红颜色的东西：龙骑兵的红顶皮帽，倒下的大幅红旗，洒在雪地上的一条条、一点点的血迹。
一个头盖骨裂开的人不住地呻吟，两手紧紧抠住地面，在大街的一侧爬着。有几名骑兵排成一队从街道下首放马缓步行来。他们是追踪到大街另一头之后又返回来的。几乎就在他们脚下，头巾掉到脑后的马尔法·加夫里洛夫娜跌跌撞撞地走着，一边用变了音的嗓子朝整条街喊着：“帕沙！帕图利亚！”
他起先一直和她走在一起，惟妙惟肖地学着最末一个演讲人的样子逗她开心，可是当龙骑兵冲过来的时候就突然不见了。
在最危险的时候，马尔法·加夫里洛夫娜背上也挨了一鞭子。尽管身上那件絮得厚厚实实的短棉袄减轻了她挨打的感觉，她还是一边咒骂，一边吓人地朝跑远了的骑兵挥着拳头，对他们竟敢在体面的老百姓面前往她这个老太婆身上抽鞭子气得要命。
马尔法·加夫里洛夫娜激动不安的目光扫向大街两侧，突然喜出望外地在对面人行道上看到了那孩子。在那边，在一座有廊柱的店铺和一所独家的砖房子的突出部中间的角落里，聚了一小群无意中路过的看热闹的人。
一个闯入人行道的龙骑兵，用马的后聘把他们赶到那个地方。人们受惊的样子使他很开心，于是他把出路挡住以后，就紧贴着大家的身子装腔作势地表演起驯马的动作来，先来几个急转弯，然后又像演马戏似的慢慢让马用后腿立起来。当他看到那些慢慢返回来的伙伴以后，才用马刺刺了马一下，三窜两跳地归了队。
被挤在角落里的人散开了。先前不敢作声的帕沙，立刻向老太太跑来。
他们往家里走。马尔法·加夫里洛夫娜不住地嘟娥：“该干刀万剐的杀人犯，天杀的刽子手！老百姓原本高高兴兴，皇上给了自由，这帮家伙就受不住了。什么都给搅得一团糟，把每句话的意思都弄拧了。”
她气得对龙骑兵发狠，对周围的一切都发狠，这一刻连她的亲生儿子也包括在内。在暴怒的瞬间，她仿佛觉得现在发生的这一切，都是被那些既不会拿主意、又自作聪明的库普林卡一伙糊涂虫惹出来的。
“真阴险狠毒啊！可是他们这些吵吵嚷嚷的人到底需要什么呢？一点儿也不明白！就知道骂呀，吵呀。还有那一个，特别会说话的那个，你怎么学他来着，帕申卡？再给我学一遍，亲爱的，学学看。哎哟，笑死我了，笑死了！简直一模一样。你这个讨厌鬼，大马蝇。”
回到家里，她不停地埋怨儿子，又说，不能活到这把年纪还让那个头发乱蓬蓬的麻脸蠢货从马上用鞭子抽屁股教训她。
“您可真是，妈妈！好像我就是哥萨克中尉或者宪兵队长。”
九
当奔跑的人出现在窗前的时候，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正站在窗前。他知道这是游行的人，于是聚精会神地向远处看了一阵子，看看在走散的人当中有没有尤拉或另外的什么人。但他没有发现熟人，只觉得快步走过去的那个人是杜多罗夫那个不要命的儿子（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忘了他的名字），不久前才从他左肩取出一颗子弹，今天又在他不该去的地方窜来窜去。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是秋天从彼得堡来到这里的。在莫斯科他没有自己落脚的地方，但是又不喜欢住旅馆，如今是住在一房远亲斯文秀茨基家里。人家在顶楼角上给他让出了一间书房。
这幢两层楼的厢房对没有子女的斯文季茨基夫妇来说有点过大，这是已故的老斯文李茨基多年以前从多尔戈鲁基公爵手里租下来的。多尔戈鲁基的产业一共有三个院落、一座花园和许多格局零乱、不同风格的房屋，连着三条巷子，过去被人称作磨坊小城。
虽然开了四扇窗，这间书房依旧稍嫌阴暗。屋子里摆满了书籍、纸张、地毯和雕塑品。书房有个半圆形的外阳台，遮住了房子的这一角。冬天通往阳台的双重玻璃门关得严严实实。
透过书房的两扇窗和阳台的玻璃门，可以看到笔直的一条小巷、一条雪橇压出来的通向远处的路、排列不整齐的房子和歪斜的栅栏。
从花园向书房投来一片淡紫色的阴影。树木从外面窥探着室内，似乎要把蒙了一层雪青色凝脂般寒霜的枝条伸到地板上。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眼望着小巷，回想起彼得堡去年的冬天，回想起加邦牧师、高尔基、维特的来访和那些时髦的现代作家。他远远地离开那个令人眼花缭乱的环境，来到莫斯科这个安静和睦的地方写一本已经构思成熟的书。谁知根本不可能！他如同从火里出来又掉到炭上。每天都要讲演，作报告，没有喘息的机会。一会儿是女子高等学校，一会儿又是宗教哲学院，再不就是红十字会或者罢工基金委员会。真想到瑞士去，拣一个到处是森林的偏远的县份。那里会有静温、清明的湖光山色和一切都能引起回响的凛冽的空气。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转身离开窗口。他情不自禁地想出去随便看望一个人，或者漫无目的地走走，但是立刻又想到那位信奉托尔斯泰主义的维沃洛奇诺夫有事要来找他，所以不能离开。于是他在室内踱来踱去，思想转到外甥身上。
从伏尔加沿岸一个偏僻的地方迁往彼得堡的时候，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把尤拉带到莫斯科，让他见见韦杰尼亚平、奥斯特罗梅思连斯基、谢利亚温、米哈耶利斯、斯文秀茨基和格罗梅科这几家亲戚。他先把尤拉安顿在既无头脑、又爱饶舌的奥斯特罗梅思连斯基家里，亲戚们平时都管这个老人叫费吉卡。费吉卡同自己的养女莫佳暗中同居，所以自认是个足以动摇通常的伦常基础和捍卫自己的主张的人。不过他手脚不干净，辜负了对他的信任，连尤拉的生活费都被他挪用了。于是他又把尤拉转到格罗梅科家，此后尤拉便一直寄居在那里。
在格罗梅科家里，尤拉处在令人羡慕的和睦的气氛中。
“他们在那儿简直成了一个三人同盟，”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想到尤拉、他的同年级伙伴戈尔东和主人的女儿东尼娅·格罗梅科。三个人在一起已经读腻了《爱情的意义》和《克莱采奏鸣曲》之类的书，于是又迷上了贞洁的说教。
在少年时代，应该体验一下那种偏于极端的纯洁情感。但是他们太过分了，以致反而糊涂起来。
三个人都有着可怕的怪脾性和孩子气。凡是使他们激动的、属于清欲方面的东西，不知为什么都被说成“庸俗化”，而且不顾是否恰当，到处都把这个词挂在嘴上。简直是极端的用词不当。“庸俗化”--他们用来指的是人的本能的呼声、诲淫的作品、作践妇女，甚至还包括整个物质世界。每逢说这话的时候，他们那张激动的脸由涨红而变得苍白。
“如果我在莫斯科，”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这样想，“决不让他们发展到这种地步。羞耻心是必要的，但要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啊，尼尔·费奥克蒂斯托维奇，欢迎您。”他高声说着，走上前去迎接进来的客人。
十
一个身穿灰色上衣、腰束宽皮带的胖子走进房来。他脚上穿着一双毡靴，裤子的膝盖部分胀了出来。他给人一种印象，仿佛自己是一朵五彩祥云笼罩着的善行使者。一副用黑色宽绦带系住的夹鼻眼镜在鼻子上恶狠狠地跳动着。在过道里，他没来得及把该办的事办完。围巾没有摘，一头拖在地上，手里还拿着一项圆形呢礼帽。这几件东西使他无法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握手，甚至妨碍问好。
“唉，唉。”他不知所措地应答着，一面打量四周。
“随便放吧，”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说，让维沃洛奇诺夫恢复说话能力和自制能力。
这一位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的追随者。在他们这些人的头脑里，那个永远不甘寂寞的天才大师的思想，只是安然享受着欢乐的休想，而且被无可救药地庸俗化了。
维沃洛奇诺夫是来请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到一所学校去为政治流放犯演讲的。
“我已经在那里讲过一次了。”
“是为政治流放犯讲的吗？”
“是啊。”
“还得再讲一次。”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稍加推辞，然后就同意了。
来访所要谈的事情完全谈妥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也就没有过分地挽留尼尔·费奥克蒂斯托维奇。他本来可以起身告辞了，但觉得这么快就离开不大礼貌，走之前应该找个轻松、活泼的话题谈一谈。结果谈话却拖得很长，而且不大愉快。
“您颓废了？陷入神秘主义里去了？”
“这是为什么？”
“人毁了呀。还记得地方自治会吗？”
“那还用说。我们还在一起筹备过选举哪。”
“还为乡村学校和教师学习会的事冲锋陷阵呢，记得不？”
“当然，那可是一场苦战。后来您好像转到民众福利和社会救济方面去了，对吗？”
“有过一段时间。”
“是啊，可如今时兴的都是些放荡的牧羊神呀，黄色的睡莲呀，受戒者呀，还宣传什么《我们要像太阳》。我是死也不相信。让一个富于幽默感的人，一个如此了解人民的聪明人去干……算啦，您不必说了……也许我触到您的隐私了吧？”
“何必信口开河地瞎扯呢？我们又何必非要争论这些？您根本不了解我的思想。”
“俄国需要的是学校和医院，不是淫荡的牧羊神和黄色的睡莲。”
“这谁都不反对。”
“乡下人没有穿的，饿得浮肿……”
谈话就这样跳跃式地进行着。意识到这样谈下去毫无意义，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向他解释是什么使他同一些象征主义派的作家接近起来，接着把话题转到托尔斯泰身上。
“在某种程度上我同意您的看法。不过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说过，人如果对美的追求越来越强，就会离善越来越远。”
“您以为正相反吗？能够拯救世界的究竟是美，是宗教的神秘仪式或类似的东西，还是罗赞诺夫和阳思妥耶夫斯基？”
“请等一等，让我谈谈自己的想法。我认为，如果指望用监狱或者来世报应恐吓就能制服人们心中沉睡的兽性，那么，马戏团里舞弄鞭子的驯兽师岂不就是人类的崇高形象，而不是那位牺牲自己的传道者了？关键在于干百年来使人类凌驾于动物之上的，并不是棍棒，而是音乐，这里指的是没有武器的真理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和真理的榜样的吸引力。直到现在还公认，福音书当中最重要的是伦理箴言和准则。我以为最要紧的是应该懂得，耶稣宣讲的时候往往使用生活中的寓言，用日常生活解释真理。从这里引出的看法是：凡人之间的交往是不朽的，而生命则是象征性的，因为它是有意义的。”
“我一点也听不懂。您应当把这些想法写成一本书。”
维沃洛奇诺夫走后，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的情绪非常激动。他恼恨自己对呆头呆脑的维沃洛奇诺夫谈了一部分内心的看法，但没有产生丝毫影响。像通常那样，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的懊恼突然换了目标。他一下子就完全忘记了维沃洛奇诺夫，仿佛这人根本不曾来过。他又想起另外一件事来。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平时不写日记，但一年之中总有一两次要把感受最深的思想写在一册厚厚的普通记事本上。他取出这个本子，开始用那大而端正的字体写起来。下面就是他所写的。
这个施莱辛格傻女人使我整天感到不自在。早晨就来了，一直坐到吃午饭时，一连两个小时朗诵歪诗。招人厌烦。这是象征派作家A为天体起源交响乐作曲家B所写的一篇散文诗，里边有各大行星的神袛、四首诗的唱词和另外一些东西。我一直是忍着，忍着，终于忍无可忍，于是恳求说：“受不了啦，请便吧。”
突然间我恍然大悟，懂得了为什么就连在浮士德身上这种东西也往往约对难以忍受而又虚假。现代人没有这方面的要求。当他们被宇宙之谜弄得困惑不解的时候，他们要深入探索的是物理学，而不是赫西奥德的六音步诗。
然而，问题不仅仅在于这种陈旧过时的形式，也不在于这些水火之神把科学明显弄清楚的东西重新弄得含混不清，而在于这种体裁与当今艺术的精神、实质以及创作动机格格不入。
在人类还很稀少、大自然尚未被人所掩盖的古老的大地上，相信天体演化是很自然的。大地上徘徊的还有猛妈，对恐龙和各种龙记忆犹新。那时，大自然是如此引人注目、如此凶猛而威风地扑向人的脖颈，似乎当真充满了各种神祗。这就是人类编年史最初的几页，而且还仅仅是开始。
由于人口过剩，这个上古世界在罗马结束了。
罗马挤满借用来的神袛和被征服的民族，挤成天上地下两层，像肠子紧紧扭成三个结的垃圾堆。那里有达吉人、赫鲁人、斯基泰人、萨尔马特人、极北人，看到的是没有辐条的笨重的车轮、浮肿的眼睛、兽奸、双下颠、用受过教育的奴隶的肉喂鱼，还有不识字的皇帝。人要比后来的任何时候都多，在斗兽场的通道里被践踏，忍受痛苦。
如今，这个轻快的、光芒四射的人，突出了人性，故意显出乡土气息。这个加利利人，来到这俗气的大理石和黄金堆中。从此，一切的民族和神不复存在，开始了人的时代，做木工的人，当农夫的人，夕阳晚照之下放牧羊群的人。人这个音听起来没有丝毫傲气，他随着母亲们的摇篮曲和世界上的所有画廊崇高地向各地传播。
十一
彼得罗夫大街给人的印象仿佛就是彼得堡在莫斯科的一个角落。街道两旁是对称的建筑，都有雕塑精致的大门，再往下去是售书亭、阅览室、图片社，还有高级的烟草店和考究的餐厅，餐厅门前笨重的支柱上是装在磨砂玻璃圆罩里的煤气灯。
冬天这个地方阴暗得难以通行。这里居住着稳重、自重而又富裕的自由职业者。
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科马罗夫斯基在这里租下的一套讲究的独身住宅是在二层楼上，通到那里的是一条有宽大、结实的橡木栏杆的宽楼梯。为他操持家务的女管家，不对，他幽居处所的女总管埃玛·埃内斯托夫娜，对样样事都关心，都打听，但似乎对任何事又都不干预，是个不声不响、不惹人注意的人。他对她则报以一个绅士所应有的骑士般的感激，而且在住宅里从不容忍同她那老处女平静的生活圈子不相容的客人和来访者。在这里，主宰一切的是修道院般的宁静--帝幕低垂，纤尘不染，如同手术室一般。
每逢礼拜天的上午，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照例带着自己的叭儿狗沿彼得罗夫大街和库茨涅茨基大街闲逛，在一个街角，与从家里出来的演员兼纸牌迷康斯坦丁·伊拉里奥诺维奇·萨塔尼基会合。
他们一同在人行道上缓步踱着，讲着笑话，时断时续地交换一些无足轻重、对一切都瞧不起的见解。其实，即便不讲话，随意哼哈几声，也能起同样的作用，但必须要让库茨涅茨基大街两旁的人行道都能听见他那响亮的、满不在乎地发呛的、像是由于颤抖而憋住气的低音嗓门，才算达到目的。
十二
天气也是病恹恹的样子。水珠滴滴答答地敲打着铁皮泄水管和屋檐板。各家的屋顶交错发出这种响声，似乎到了春天。开始融雪了。
她一路上迷迷糊糊地走着，只是回到家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家里的人都已入睡。她又陷入了麻木状态，失神地在妈妈的小梳妆台前坐下来，身上穿的是一件接近白色的浅紫色的长连衣裙，连衣裙上镶着花边，还披着一条面纱。这些都是为了参加假面舞会从作坊里拿来的。她坐在镜中自己的映像面前，可是什么也看不见。然后她把交叉的双手放在梳妆台上，把头伏在手上。
妈妈要是知道了，一定会打死她的。把她打死，自己再自杀。
这是如何发生的呢？怎么会出现这种事？如今已经迟了，应该事先想到。
正像通常所说的，她已经是个堕落的女人了，成了法国小说里的那种女人，可是，明天到了学校还要和那些女学生坐在一张书桌后面，同她相比，她们简直是一群吃奶的孩子。上帝啊，上帝，怎么会有这种事呀！
多年之后，如果可能的话，拉拉也许会把这一切都告诉奥莉娜·杰明娜。奥莉娜一定会和她抱头痛哭。
窗外滴水喃喃自语，这是融雪滴落的声音。街上有人在敲邻居家的大门。拉拉没有抬头。她双肩抖动，痛楚地哭着。
十三
“唉，埃玛·埃内斯托夫娜，亲爱的，木大好过。我烦死了。”
他往地毯上、沙发上胡乱丢着套袖、胸衣和别的东西，把五斗橱的抽屉拉开又关上，自己也不知道要找什么。
他非常需要她，可是这个礼拜天又不可能同她见面。科马罗夫斯基像头野兽似的，在屋子里胡乱走着，坐立不安。
她的心灵无比之美。她那两只手，像崇高的思维形象所能令人惊讶的那样，让人销魂。她那投在室内糊墙纸上的影子仿佛纯洁无假的侧影。贴身的上衣像是一幅绷在绣架上的细麻布，服帖而又紧紧地裹住她的前胸。
科马罗夫斯基用手指有节奏地敲打窗上的玻璃，合着柏油路上缓缓走动的马匹的脚步。“拉拉。”他轻声低唤，闭上了眼睛，脑海中出现了枕在他臂弯里的她的头。她已然入睡，睫毛低垂，一副无忧无虑的神态，让人可以一连几小时不眨眼地端详。头发散落在枕上，她的美恰似一股清烟，刺痛科马罗夫斯基的眼睛，侵入他的心灵。
礼拜天的散步没有实现。科马罗夫斯基带着杰克只在人行道上走了几步就停住脚步。他想起了库茨涅茨基大街、萨塔尼基开的玩笑和他所遇到的许多熟人。不行，他实在受不了啦！科马罗夫斯基向后转了。狗觉得奇怪，用木乐意的眼光从地上向他望着，不情愿地跟在后面。
“哪儿来的魔力！”他这样想。“这一切又意味着什么？是苏醒过来的良心，怜悯，还有悔恨？或许是不安？都不是，他明明知道她平安无事地呆在自己家里，可为什么一直没法不想她？”
科马罗夫斯基进了门，顺着楼梯走到中间转弯的楼梯口。这里的墙上有一扇窗户，玻璃的四角装饰有华丽的纹章。照进来的缕缕阳光，五彩缤纷地投射在地板和窗台上。走到第二层楼梯的中间，科马罗夫斯基站住了。
“决不能在这种恼人而刺心的苦闷面前屈服！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应该懂得，如果作为一种消遣方式，这个姑娘，已故的老朋友的女儿，成了使自己神魂颠倒的对象，将会有什么后果。要清醒！要有自信，不能破坏自己的习惯，否则全都会化为乌有！”
科马罗夫斯基用力紧紧抓住宽大的栏杆，抓得手都疼了。他闭了一会儿眼睛，然后坚决地转身走下楼去。在有阳光照进来的楼梯转弯的楼梯口，他看到叭儿狗的崇敬的目光。杰克从下向上望着他，抬着头，活像一个双颊松弛、流着口水的老年作儒。
叭儿狗不喜欢那个姑娘，撕破过她的长筒袜子，朝她哪牙乱叫。它不高兴主人到拉拉那里去，仿佛怕他从她那儿染上人的气味。
“啊，原来如此！你也希望一切照旧--仍然是萨塔尼基、卑鄙的诡计和下流的笑话吗？好，那就给你这个，给你，给你！”
科马罗夫斯基用手杖和脚照着叭儿拘一阵踢打。杰克跑开，尖声鸣叫着，摇摆着尾巴上了楼，前腿扒在门上向埃玛·埃内斯托夫娜诉苦。
几天和几个礼拜过去了。
十四
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迷魂阵啊！科马罗夫斯基闯进拉拉的生活，如果只是引起她反感、厌恶的话，拉拉原是可以抗拒和设法摆脱的。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姑娘自己也感到惬意，因为这个论年龄可以作为父亲、容貌已经开始秃顶的男人，这个在集会上受欢迎、报纸上也常提到的人，居然在她身上花费金钱和时间，把她称作女神，陪伴她出入剧场和音乐会，即所谓让她“精神上得到发展”。
她只不过还是个穿褐色长裙、未成年的寄宿学校的女生，学校里那些天真的恶作剧也都少不了她。无论是在马车里当着车夫的面，还是众目暖暖之下在剧院的幽静的包厢里，科马罗夫斯基的那种暧昧而大胆的举动迷惑住了她，挑逗起她心中渐渐苏醒的也想模仿一番的不良念头。
但这种学生淘气的激情很快就过去了。一种刺心的沮丧和对自己的畏惧长久地留在她的心里，在那里扎下了根。她总想睡觉，这是由于夜晚的失眠，由于哭泣和不断头痛，由于背诵功课和整个身体的疲乏。
十五
他是她所诅咒的人，她恨他。每天她想的都是这些。
如今却终身成了他的奴隶。他是靠什么制服她的呢？用什么恫吓她顺从，而她便屈服了，满足他的欲望，用毫不掩饰的羞耻的颤抖让他快活？莫非因为地位的差异，妈妈在钱财上对他的依赖，他善于恫吓她拉拉？不是，都不是。这一切都是无稽之谈。
不是她受他支配，而是他受她支配。难道她看不出来，他是怎样因她而苦恼。拉拉是无所畏惧的，良心是清白的。假如她把这一切揭穿，可耻和害怕的应该是他。然而问题就在这里，因为她永远不会那样做。她还没有这么卑鄙，还没有科马罗夫斯基对待下属和弱者的那股狠劲。
这就是他和她的区别。因此，她也就越发感到周围生活的可怕。生活中什么让她震惊？是雷鸣，还是闪电？不，是侧目而视和低声诽谤。到处都是诡计和模棱两可的话。每一根线都像蛛丝一样，一扯，线使断了，但要想挣脱这个网，只能被它缠得更紧。
卑鄙而怯懦的人反而统治了强者。
十六
她也曾经自问：如果她是已婚妇女，会有什么不同？她开始求助于诡辩。有时，绝望的忧郁控制了她。
他又是多么不知羞耻地匍匐在她脚下哀求：“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想想看，我和你做了些什么呀。你正在沿着陡坡向下滑。让我们向你母亲承认了吧。我娶你。”
他哭着，坚持着，好像她争辩着并不同意似的。不过这只是空话，拉拉甚至懒得听他这套悲剧式的空话了。
可是他继续带着披着长面纱的她到那家可怕的餐馆的单独的房间里去。侍者和顾客目送着她，他们的眼光似乎要把她剥个精光。她只能自问：“难道人们相爱，就要受屈辱吗？”
有一次她做了一个梦：她被埋在土里，外面剩下的只有左肋、左肩和右脚掌；从她左边的乳房里长出了一丛草，而人们在地上歌唱着《黑眼睛和白乳房》和《别让玛莎过小溪》。
十七
拉拉并不信奉宗教，也不相信那些教堂仪式。但为了承受生活的重压，有时也需要某种内在音乐的陪伴。这种音乐并不是每一次都能自己谱写的。它是上帝关于生命的箴言，拉拉到教堂正是去哭他。
十二月初的一天，拉拉的心情就像《大雷雨》中的卡捷琳娜。她跑去祷告时的感觉，似乎脚下的大地随时都会裂开，教堂的穹顶随时都会崩塌。活该。让一切都完结吧。可惜她带了奥莉娅·杰明哪这个话匣子。
“看，那是普罗夫·阿法纳西耶维奇。”奥莉妞对着她耳朵悄悄说。
“嘘，别讲话。哪个普罗夫·阿法纳西耶维奇？”
“普洛夫·阿法纳西耶维奇·索科洛夫，我的堂叔父。正在读经文的那个。”
“噢，你说的是那个诵经土，季韦尔辛家的亲戚。嘘，别作声。别打搅我吧。”
她们进来的时候，仪式刚刚开始。人们在唱赞美诗：“赞美我主，我的灵魂，以我所有，赞主圣名。”
教堂里显得空荡荡的，四处响起回声。只有前边挤着一群做祷告的人。这幢房子是新建的，不带颜色的窗玻璃不能使积雪的灰色小巷和往来的行人增添色彩。这扇窗前站着教堂长老，不顾正在进行的祈祷，用大家都能听到的声音对一个呆傻耳聋的乞丐开导着什么，他的声音像那扇窗和窗外的小巷一样呆板而平淡。
拉拉手里摸着几枚铜币，慢慢绕过祈祷的人，到门口替自己和奥莉娅领取蜡烛，然后小心翼翼地免得碰撞任何人，回到后边。这时普罗夫·阿法纳西耶维奇已经急促地念完九段经文，仿佛在念一篇大家早已熟悉的东西。
“祝福吧，心灵空虚的人……祝福吧，痛哭失声的人……祝福吧，渴望并追求真理的人……”
拉拉走着，打了一个冷战，停了下来。这说的就是她。他说：受践踏的人的命运是值得羡慕的。他们关于自己有许多话可以诉说。他们的前途是无量的。他就是这么认为的。这是基督的意思。
十八
正值普雷斯尼亚区武装起义的日子。他们恰好住在起义区。在离他们几步远的特维尔街上筑起了街垒，从旅馆的窗口就可以看到。人们从院子里用桶提水浇街垒，为的是把构筑街垒用的石头和废铁冻在一起。
隔壁院子里是义勇队员集合点，有些像救护站和食品供应点。
有两个男孩子到那儿去。这两个人拉拉都认识。一个是娜佳的朋友尼卡·杜多罗夫，拉拉就是在前者家里认识他的。他的性格同拉拉相似--耿直，孤傲，不爱讲话。他和拉拉相似，引不起她的兴趣。
另一个是职业中学学生安季波夫，住在奥莉娅·杰明娜外祖母季韦尔辛老太太家里。拉拉到马尔法·加夫里洛夫娜家里去的时候已经觉察出她对这男孩子产生的影响。帕沙·安季波夫还没有失掉童稚的纯朴，毫不掩饰她的到来带给他的快乐，仿佛拉拉是夏季的一片小白排林，地上遍布着清新的小草，天空飘荡着如絮的白云，所以对她用不着掩饰牛犊似的又蹦又跳的狂喜，更用不着担心别人讥笑。
拉拉刚刚一发现自己对他产生的影响，便不自觉地开始利用了这种影响。不过，过了好几年之后，在他们交往的后期，她才更加认真地把握住他那温顺的性格。那时，帕图利亚已经知道自己发狂地爱着她，知道在自己的生活中已经别无选择了。
这两个男孩子正玩着一种最可怕的、成年人的游戏，战争的游戏，而且参加这种游戏的人不是被绞死便是被流放。可是他们头上戴的长耳风帽还从后面扎着结子，清楚地表明他们不过还是两个孩子，还都受着父母的管教。拉拉像是大人看待小孩子那样看着他们。在他们危险的娱乐中有一种天真无邪的味道。其他的一切也都烙上了这种痕迹。冬天的寒冷的黄昏似乎泛起一层黑色的浓重的霜；还有这灰蓝色的庭院以及对面孩子们躲藏的那幢房屋。而主要的是从那儿不断传来的手枪射击声。“男孩子们在开枪。”拉拉想道。她想的已经不仅是尼卡和帕图利亚了，而是开枪射击的整个城市。“两个诚实的好孩子，”她想道，“正因为是好孩子，所以才开枪。”
十九
听说可能要向街垒射击，而且她们的房子有危险。但这个时候再考虑搬到莫斯科另一个区的熟人家里去已经太迟了，因为这个区已然被包围。只能在这包围圈附近找个角落，于是她们想起了“黑山”旅馆。
原来最先想到这里的并不只是她们。旅馆已经住满了人，同她们处境相同的人还有很多。只是因为她们算是老主顾，所以才答应把她们安顿在被眼间里。
皮箱太惹眼，于是她们把最必需的东西包成了三个包袱，一天天拖延搬入旅馆的日期。
由于作坊里充满古朴的风习，所以尽管外面闹罢工，工人直到这一天仍继续干活。但在那一个寒冷而又沉闷的傍晚，外面有人按铃。进来的人指责了一番。大家要求店主到大门口去。法伊娜·西兰季耶夫娜到前厅去平息来人的火气。“姑娘们，到这儿来！”不一会她把女工们都招呼到那里，把她们一个个地介绍给进来的人。那人热情而笨拙地和每个人握手问候，同费季索娃讲妥了什么事之后便走了。
女工们回到大厅后，开始围披肩，一个个把手举过头，伸进瘦小的皮大衣袖子。
“出了什么事？”阿马利娅·卡尔洛夫娜急忙赶过来问道。
“把我们撵走了，太太，我们罢工了。”
“难道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们？”吉沙尔太大哭了出来。
“阿马利妞·卡尔洛夫娜，您别难过。我们对您没有恶意，而是非常感激您。问题不在于您，也不在于我们。如今大家都这样做，全世界都这样。能有什么法子反对呢？”
她们都走了，连奥莉哑·杰明娜和法伊娜·西兰季耶夫娜也走了。后者在告别的时候悄声对店主说，为了东家和作坊的利益只好装出罢工的样子。但店主并未平静下来。
“多么忘恩负义！真想不到，把她们看错了！就拿那个姑娘说吧，在她身上我操了多少心啊！好吧，就算她还是个孩子，可是还有那个老妖婆呢！”
“您应该明白，妈妈，她们不能对我们例外。”拉拉安慰着她。“谁对咱们都没有恶意，恰恰相反。现在周围发生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人的权利，为了保护弱者，为了女人和孩子们的幸福。是的，真是这样，您不用不相信地摇头。总有一天，这会对我和对您都有好处”
可是母亲一点也听不明白。“每回都这样，”她啜泣着说，“本来心里就乱糟糟的，你还说这种话，让人听了只能惊讶得瞪眼。都骑到我的头上拉屎来了，你还说对我有好处。不对，准是我老糊涂了。”
罗佳仍然在武备学堂。空落落的楼房里只剩下拉拉和母亲了。没有灯光的街道和房屋都用空洞的眼睛相互凝望着。
“到旅馆去吧，妈妈，趁现在天还没黑。您听见没有，妈妈？马上走吧。”
“菲拉特，菲拉特。”她们喊来了看门人。“菲拉特，送我们，亲爱的，到‘黑山’旅店去。”
“是，太太。”
“拿上包袱。还有，菲拉特，这阵子就请你在这儿照看着。别忘了给基里尔·莫杰斯托维奇这只鸟儿喂水、添食。东西都锁上。还有，请常到我们那儿看看。”
“是，太太。”
“谢谢，菲拉特。基督保佑你。怎么样，要分手了，一起坐一会儿吧，愿上帝保佑。”
她们来到街上，就像大病初愈一样，一下子适应不了新鲜的空气。凛冽澄澈的空间把圆润的、仿佛经过车床加工的光滑的声音轻轻地散向四方。炮声和枪声砰砰响，像要把远方炸成一堆废墟。
不管菲拉特如何说服拉拉和阿马利她·卡尔洛夫娜，要她们相信真的在放枪，她们仍然认为放的不过是空枪。
“菲拉特，你真傻。想想看，根本见不到放论的人，怎么会不是空枪呢。照你说谁在开枪，莫非是圣灵不成？当然是放空枪。”
在一个十字路口，巡逻队把她们拦住了。狞笑着的哥萨克对她们进行搜查，放肆地对她们从头到脚瞅来瞅去。他们的系带的无檐帽膘悍地拉到耳朵上，一个个好像都只有一只眼睛。
“真太好了！”拉拉想道，她们和城里其他地方隔绝的这段时间，可以不再见到科马罗夫斯基了。因为母亲的关系，她不能和他断绝来往。她不能够说：妈妈，别接待他。那一切就都公开了。说了又怎么样呢？为什么伯说呢？啊，上帝，让一切都完蛋吧，只要这事能了结。上帝啊上帝！她厌恶得就要昏死在街上。可是现在她又想起了什么呀？！就在开始发生这种事的那个单间屋子里，画着一个肥胖的罗马人的那幅可怕的画叫什么来着？好像是叫《妇人或花瓶》。当然，一点不错。这是一幅名画。要是和这件珍品相比的话，她那时还算不上妇人，后来才是。餐桌摆设得真够排场。
“你要到哪儿去呀，走得这么快？我赶不上你。”阿马利妞·卡尔洛夫娜在后边哭着说，喘着气，勉强赶上她。拉拉被一股什么力量推着，一股骄傲的、令人振奋的力量推动她仿佛凌空疾走。
“枪声多么清脆，”她想道，“被践踏的人得福了，受侮辱的人得福了。枪声啊，愿上帝赐你健康！枪声啊，枪声，你们也该有同感吧！”
二十
格罗梅科兄弟的房子坐落在西夫采夫一弗拉日克街和另一条巷子的拐角上。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和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格罗梅科都是化学教授，前者在彼得罗夫斯基学院任教，后者在大学任教。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是个单身汉，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娶的是安娜·伊万诺夫娜。她娘家姓克吕格尔，父亲是铁矿场主，另外在乌拉尔的尤里亚金附近还有一座很大的林中别墅，那儿有几座已经废弃的、没有收入的矿山。
他们的房子是一座两层楼。楼上是寝室、孩子们的学习室、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工作间和藏书室。另外还有安娜·伊万诺夫娜的小客厅、东尼娅和尤拉居住的房间；楼下是接待客人的地方。灰绿色的窗慢，大钢琴盖上镜子般发亮的光点，鱼缸，橄榄色的家具和样子像水藻似的室内植物，使楼下接待室给人一种梦幻般浮动的绿色海底的印象。
格罗梅科一家都是非常有文化修养、慷慨好客的人，非常喜欢而且懂得音乐。他们经常邀请一些人在自己家里举行钢琴、提琴独奏和弦乐四重奏的室内音乐会。
一九○六年一月，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出国以后不久，在西夫采夫街照例又要举办一次室内乐晚会。预定演奏塔汉耶夫学派的一位初露锋芒的作曲家新谱写的一首小提琴奏鸣曲和柴可夫斯基的三重奏。
前一天就开始准备，把家具搬到一边，腾空了大客厅。在大厅的一角，调音师上百次地弹奏同一个音符，又像撒珠子似的弹出一连串音符。厨房里忙着退鸡毛，洗蔬菜，把芥茉调到橄榄油里，作调汁和拌凉菜用。
舒拉·施莱辛格一清早就来惹人讨厌了。她是安娜·伊万诺夫娜的密友和律师。
舒拉·施莱辛格是位生得略带男相的女人，面目端正，身材瘦高。她的相貌和皇上有些相似，尤其是斜斜地戴上那顶羔皮帽子的时候。她作客的时候不摘帽子，只把扣在上面的面纱稍稍掀起一点儿。
每逢调到伤心和心烦的时候，这对朋友的交谈可以使双方都感到轻松。这种轻松感在于她们相互都说越来越恶毒的挖苦话。一场风暴爆发了，但很快就以眼泪与和解而结束。这种周期性的争吵对双方都起镇静作用，就像用水蛙放血一样。
舒拉·施莱辛格嫁过好几次人，但一离婚便把丈夫忘了，不再理睬他，因此仍保留着单身女人冰冷善变等癫性。
舒拉·施莱辛格是神智学者，对东正教的一整套仪式，甚至包括心灵传递在内，都非常清楚，所以在她兴致非常高的时候，总会按捺不住地要提醒神职人员该说什么，该唱什么，不断让人听到她那声音沙哑、脱口而出的提示：“请听吧，我主上帝”，“无所不在，无时不在”，“荣耀的天使”，等等。
舒拉·施莱辛格懂得数学和印度密宗教义，知道莫斯科音乐学院知名教授的住址以及谁跟谁同居之类的事。天啊，没有她不知道的事。正因为如此，日常生活中发生什么重要的事，她总要被请来裁决和调停。
到了约定的时间，客人们陆续到了。来的人有阿杰莱达·菲力波夫娜、金茨、富夫科夫一家、巴苏尔曼先生和巴苏尔曼太太、韦尔日茨基一家和卡夫卡兹采夫上校。天正在下雪，每次打开前厅正门的时候，扑进来的冷气像是被纷纷扬扬的大小不一的雪花团团裹住似的。男人们从寒冷的街上进来，脚上穿的是宽松的深筒长靴，一个个都装出心不在焉和呆头呆脑的样子，可是那些在严寒中容光焕发的太太们，解开皮大农最上边的两个扣子，蒙上一层白霜的头发后边披着毛茸茸的头巾，反而像是老好巨滑的骗子、奸诈的化身，没人敢惹。“居伊的侄子。”当一位初次被邀请的新的钢琴家来到的时候，大家相互低声转告。
通过两端开着的侧门，从大厅可以看到餐室里已经摆好一条长桌，像冬天覆盖着白雪的一条路似的。颗粒状花纹瓶里的花楸露酒闪光耀眼。银托架上摆着各种装着奶油、香酵的小巧玲现的五味汁瓶，唤起你的种种想象。一盘盘野味和冷荤拼成的彩色图画，乃至折成三角形的餐巾、排列整齐的刀叉和花篮里散发出杏仁味的蓝紫色的小花，都刺激着人的食欲。为了不拖延品尝这人间美味的渴望的时刻，大家尽快开始精神的筵席。他们在客厅里一排排地就了座。当钢琴家在钢琴前坐下来的时候，又听到人们低声在说：“居伊的侄子。”音乐会开始了。
大家事先就知道，打头的这首奏鸣曲枯燥而做作。结果不出所料，而且曲子长得不得了。
关于这支奏鸣曲，休息的时候评论家克林别科夫还和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争论了一番。评论家骂这支曲子，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却替它辩护。周围都是吸烟的人，响起一片移动椅子的声音。
但是大家的目光再次落到隔壁餐桌上那张浆洗得平整光洁的桌布上，于是齐声建议音乐会赶快继续下去。
钢琴家用眼角扫了一下听众，向合奏者点了点头，示意开始演奏。小提琴手和特什克维奇挥动琴弓，如泣如诉的三重奏开始了。
尤拉，东尼娅，还有大部分时间都在格罗梅科家寄居的米沙·戈尔东，三个人一起坐在第三排。
“叶戈罗夫娜向您打手势。”尤拉低声告诉坐在他前面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
客厅门槛旁边站着头发斑白的格罗梅科家的老女仆阿格拉费娜·叶戈罗夫娜。她用焦急的目光向尤拉这边望着，同时朝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使劲点头，让尤拉明白她有急事找主人。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掉过头来，责怪地看了叶戈罗夫娜一眼，耸了耸肩膀。叶戈罗夫娜并不罢休，于是两个人就在大厅的这一头和那一头像聋哑人那样“交谈”起来。大家都朝他们看去，安娜·伊万诺夫娜狠狠地瞪了丈夫几眼。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站起身来。应当想法处理一下。他红着脸从墙边绕过大厅走到叶戈罗夫娜跟前。
“您怎么不懂规矩，叶戈罗夫娜！您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好吧，快说，出了什么事？”
叶戈罗夫娜低声对他说了几句话。
“从哪个‘黑山’来的时
“‘黑山’旅馆。”
“那又怎么样？”
“要求马上回去，他的一个什么亲戚快要死了。”
“都快死了。我想象得出来。不行，叶戈罗夫娜。等演奏完了一小段，我就去说，早了可不行。”
“来送信的茶房等着哪，赶车的也等着哪。我跟您说，人快死了，您明白吗？是位太太。”
“不行，不行。大不了就是五分钟，有什么了不起的？”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又蹑手蹑脚地沿着墙回到自己的座位，皱起眉头，用手揉鼻梁。
第一乐章结束后，他走到演奏的人跟前，在大家的掌声中，告诉法杰伊·卡济米罗维奇外面有人找他，出了一件不幸的事，演奏只好中止。然后，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用手掌向客厅里的人挥了挥，让大家停止鼓掌，大声说道：
“先生们，三重奏不得不停下来。让我们向法杰伊·卡济米罗维奇深表同情。他遇到了心烦的事，不得木离开我们。在这种时候，不能让他一个人走。我陪他去可能是必要的，我跟他一同去。尤罗奇卡，亲爱的，出来一下，告诉谢苗把车赶到大门口来，他早就套好车了。先生们，我不和诸位告别。请大家留下来，我只是暂时离开一会儿。”
两个男孩子请求跟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一起在寒夜里坐车兜兜风。
二十一
虽然生活已经恢复正常，十二月以后有些地方仍有枪声，新的火灾也时有发生，好像早先的余烬还未烧完似的。
他们从来还没有像今天夜里坐车走这么远，走这么久。离“黑山”旅店只有一箭之遥，穿过斯摩棱斯克大街、诺温斯克大街和花园路的一半就到了，但酷烈的寒雾把天昏地暗的空间隔成一块一块的，仿佛它在世界各处都不相同。黄火的浓烟、马蹄的喀塔声和滑轨的轧轧声加强了这种印象，让人觉得已经走了不知多久的路，而且驶入了令人惊骇的远方。
旅店门前停着一匹披着马衣、缠着跨腕骨的马，套在一辆窄小、讲究的雪橇上。驭者座上坐着一个马车夫，用戴着手套的双手抱住缩进脖子里的脑袋取暖。
旅店的前厅很暖，在把入口处和存衣室隔开的栏杆后面，守门人在打诚地，鼓风机的噪音、熊熊炉火的呼呼声和沸腾的茶炊的尖叫声催得他昏昏欲睡，但又不时被自己响亮的鼾声惊醒。
前厅左边的镜子面前站着一个浓妆艳抹的太太，由于脂粉涂得过多，脸孔显得虚肿，身上穿了一件在这种天气里过于单薄的皮上衣。这位太太正在等人从楼上下来，她转过身背朝着镜子，一会儿从左边肩头、一会儿从右边肩头打量自己，看看自己从后面看上去是不是好看。
冻僵了的车夫从外边探进身子来，长上衣的形状看起来像招牌上画的8字形小面包，身上冒出的一股股哈气更加强了这种印象。
“他们快来了吗，小姐？”他向站在镜子前面的女人问道。“跟你们这帮人打交道，马准保要冻坏。”
二十四号客房里发生的事不过是茶房们平时最恨的一件小事。走廊里几乎每分钟都要响起铃声，墙上玻璃长匣子里就跳一个号码，告诉你是哪个房里的客人发神经病了，自己也不知道要干什么，就是不让茶房安生。
现在正给二十四号客房里的老傻瓜吉沙罗娃急救，给她灌催吐剂，洗肠胃。女仆格拉莎忙得团团转，又是擦地板，又是把脏桶提出来，把干净的桶送进去。眼下的这场风波早在这阵慌乱之前就在下房里开始了，不过那时候还没觉得会出什么事，还没有派捷廖什卡坐车去请大夫和这位可怜的提琴师，科马罗夫斯基也还没来，门前走廊里也没聚集这么多人妨碍走动。
今天发生在下房里的这场乱子，起因是白天在窄小的过道里不知谁从小吃间里出来，转身的时候不留心碰了餐厅招待员瑟索伊一下，刚巧他右手高举着摆满菜肴的托盘，弯着身子从门里飞跑进走廊。瑟索伊扔了托盘，泼了汤，打碎了三个深盘子和一个浅盘子。
瑟索伊一口咬定碰他的那个人就是女洗碗工，应该让她赔，扣她的工钱。现在已经到了晚上十一点钟，一半人快下工了，可他们还在为这件事争吵不休。
“都是你手脚发颤，白天黑夜就知道像接老婆一样搂着你那酒瓶子，连鼻子都舔饱了，像公鸭那样。干吗要碰人家，砸了盘子又拨了汤！谁撞你了，你这个不要脸的斜眼鬼？谁撞了你？”
“马特廖娜·斯捷潘诺夫娜，我已经跟您说了，您讲话可要当心。”
“又吵又闹，又摔盘子打碗的，要是值得也就算了。什么稀罕东西，骚货太太，小心眼的小市民，好好地的就要吞砒霜，这种过时的贞洁。我们在‘黑山’旅店里干了不少年，还没见过这号拨弄是非的婆娘和欺侮女人的公狗。”
米沙和尤拉在门前的过道里走来走去。这一切都出乎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意料之外。他原先以为大提琴家生活中出现悲剧，准是某种纯洁而庄严的不幸。可鬼知道这算什么。不外乎是肮脏下贱的丑事，尤其是对孩子们来说。
两个男孩子在走廊里来回转。
“你们进去看看大婶吧，少爷们。”条房走到男孩们跟前，再次不紧不慢地说。“你们进去吧，别犹豫了。放心吧，他们都没事了，都好好儿的。这里不能站人。今天就在这个地方发生了那件倒霉的事，把贵重的餐具摔碎了。你们瞧，我们得随时伺候着，跑来跑去，这地方窄，你们进去吧。”
两个孩子听从了。
客房里点着的煤油灯，已经从吊在餐桌上方的灯架挪到房间另半边，中间隔了一道发出臭虫气味的屏风。
那一边有个睡人的角落，被一条落满尘土、掀起的门帘隔开，遮住前室和外人的视线。大家在忙乱中忘记把它放下来，只是下半边搭在屏风的上面。煤油灯就放在一把扶手椅里。这一角像剧场脚灯从下向上照着似的，亮得刺眼。
太太吞服的是碘，不是洗碗女工胡说的砒霜。屋里有一股嫩核桃果皮发出的酸涩难闻的气味，尚未变硬的果皮让人摸得发了黑。
一个姑娘在屏风后面擦地板，床上躺着一个被水、汗和眼泪弄得浑身精湿的半裸的女人。她把头俯在一个面盆上大声哭号，粘成一缕一缕的头发披散下来。两个男孩子立刻把眼睛掉开，往那边看实在不好意思，不成体统。不过，已经让尤拉感到惊讶了：当女人处于木舒服的竖立姿势中，在紧张和吃力的状态下，就不再是雕塑所表现的女性，而成了肌肉发达的穿着短裤参加比赛的半裸的角力士。
屏风那边终于有人想到应该把帘子放下来。
“法杰伊·卡济米罗维奇，亲爱的，您的手在哪儿？把您的手给我。”女人说，眼泪和恶心憋得她喘不过气来。“唉，我这是经受了多么可怕的事呀！我太多心了！法杰伊·卡济米罗维奇……我觉得……不过还算幸运，原来这都是蠢念头，是我的想像力错乱了，简直难以想象，法杰伊·卡济米罗维奇，真不得了，心想多轻松啊！结果……您看，我还活着。”
“安静点，阿马利娅·卡尔洛夫娜，求求您，安静下来。这真不像话，老实说，太不像话了。”
“咱们马上回家。”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对孩子们嘟嚷一声。他们窘得不知如何是好，站在昏暗的过道里，就在客房没有隔开的那一半的门槛上，因为他们不自在，便望着原来放灯的方向。那边墙上挂了几张照片，地上放着一个琴谱架，书桌上堆满纸张和画册；铺着手织台市的餐桌的那边，一个姑娘坐在扶手椅上睡觉，双手拢着椅子扶手，脸也贴在上面。她大概疲乏到了极点，周围的吵闹声和人的走动并没有妨碍她睡觉。
他们到这儿来可说是毫无意义，而且继续再呆下去也不礼貌。“马上就走，”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又说了一遍，“等法杰伊·卡济米罗维奇出来，我就向他告别。”
从屏风后面出来的却是另一个人。这是一个身体健壮的男子，脸刮得干干净净，威风凛凛，十分自信。他把从灯架上取下来的那盏灯举在头顶上，走到姑娘睡觉的那张书桌跟前，把它放在灯架上。亮光惊醒了那个姑娘。她朝这人笑了一笑，微微眯起眼睛，伸了个懒腰。
一见到这个陌生人，米沙不觉全身颤抖了一下，两眼死死地盯着他看，同时扯了一下尤拉的衣袖，想对他说什么。
“你在生人面前南咕什么，多不害臊？人家会怎么看你？”尤拉止住了他，而且也不听他说。
这时，在姑娘和那个男人之间演出了一幕哑剧。两个人一句话也没说，只是交换一下眼色，但相互的理解简直像着了魔法似的。他仿佛是耍木偶戏的，而她就是任凭他耍弄的木偶。
脸上露出的疲倦的微笑使姑娘半闭着眼睛，半张开嘴唇。对那男人嘲弄的眼色，她则报以一个同谋者的狡黠的眨眼。两个人都挺满意，因为结果如此圆满，隐私没有暴露，服毒的也没死。
尤拉死死地盯着他们。他从谁也看不见的昏暗中不转眼地望着灯光照亮的地方。姑娘屈从的情景显得不可思议的神秘而又厚颜无耻的露骨。他心里充满矛盾的感情。尤拉的感情被这些从未体验过的力量揪成一团。
这也就是他同米沙和东尼娅一直不断热烈争论的、并称之为什么也说明不了的庸俗的那种东西，就是那种即使他们惊恐又吸引他们的东西，在安全距离内口头上容易对付的东西。而现在出现在尤拉眼前的正是这种绝对物质的、模糊的力量，既是毫无怜悯的毁坏性的，又是哀怨并且求助的。他们的童稚哲学到哪儿去了？尤拉现在该怎么办？
“你知道这个人是难吗？”他们走出门外以后米沙问道。尤拉只顾想自己的心事，没有回答。
“这就是教会你父亲喝酒并害死他的那个人。记得吗，在火车上，我对你讲过。”
尤拉想的是那个姑娘和未来，而不是父亲和过去。开始他甚至没弄明白米沙说的是什么。在严寒的天气里无法交谈。
“冻坏了吧，谢苗？”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问了一句。他们坐上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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