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
 
 

第 八 章 抵 达

 



  一

  火车把日瓦戈一家载到这个地方后,仍停留在车站的倒车线上,不过被别的列车挡住,使人觉得整个行程中同莫斯科保持的联系在这个早晨中断了。

  这里的居民比居住在首都的人更互相了解。虽然尤里亚金至拉兹维利耶铁道两旁的人都已被轰走,被红军部队封锁起来,但当地郊区的旅客不知怎的还能钻到铁轨上来,仿佛人们所说的“漏了进来”。他们已经拥进车厢,挤满取暖货车的门口,沿着列车在铁轨上走着,有的站在自己车厢入口处的路基上。

  这些人彼此都认识,隔老远便打招呼,走到跟前互相问候。他们的穿戴和言谈与首都的居民有点不同,吃的也不一样,习惯也不同。

  真想知道他们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吸收的都是什么样的精神营养和物质营养,怎么样同困难作斗争,又怎么样逃避法律的制裁?

  答案很快就会以最生动的方式出现了。

  二

  医生在那个把步枪拖在地上或当手杖一样拄着的哨兵的陪同下,返回自己的列车。

  天气闷热,太阳烤着铁轨和车厢顶。地上洒了汽油而变得污黑的地方,在太阳光下泛着黄光,仿佛镀了一层金似的。

  哨兵的枪托子在沙土地上划了一道沟,在沙地上留下了痕迹,碰到枕木上发出砰的一声。哨兵说道:

  “天气不会再变化了。到了播种春麦、燕麦、黍子的黄金季节。播种养麦还嫌早点。我们那里要到阿库林娜节才种养麦吧。我们是唐波夫省的马尔山人,不是本地人。唉,医生同志!要不是这祸害人的内战,世界上的不和,我干吗这季节还在他乡消磨时间?它使我们阶级之间闹得不和,你瞧,它干的是什么呀!”

  三

  “谢谢,我自己上得去。”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谢绝了别人的帮助。不少人从取暖货车里弯下腰,伸手拉他上车。他双手攀着车门拔起身子,登上车厢,同妻子拥抱在一起。

  “到底上来啦。谢天谢地,终于没事儿了。”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反复说。“其实,幸运的结局对我们早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

  “怎么不是新鲜事儿?”

  “我们全都知道了。”

  “从哪儿知道的?”

  “哨兵报告的。要是我们一点不知道,又如何受得了?尽管如此,我和爸爸都快急疯了。你瞧,他睡着了,叫都叫不醒,激动得倒下了,像一捆木柴似的,谁也推木醒。又上来了几个新旅客,我马上给你介绍一两个。可你先听听周围都在说什么吧。全车厢都在祝贺你脱险。这就是他!”她突然转换话题,转过头去,从肩膀上把丈夫介绍给一个刚挤上车的旅客,他被周围的人挤到车厢的最里边。

  “桑杰维亚托夫。”声音从那边传过来,一项软帽从拥挤在一起的人头上举起来,报名的人想穿过挤成一团的人丛,挤到医生这边来。

  “桑杰维亚托夫。”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这时想道。“我还以为他会带点旧俄罗斯风味,壮士歌风味,一脸大胡子,穿着腰里带把的外衣,系着镶有金属装饰品的皮带。可他却像艺术爱好者协会里的人,留着髦发,头发里露出银丝,还留着一把山羊胡子。”

  “怎么样,斯特列利尼科夫没吓着您吧?您跟我说实话。”

  “没有,怎么会吓着呢?说话很严肃。无疑是位有魄力有分量的人物。”

  “那还用说。我对这位人物略知一二。他不是我们这地方的人,是你们莫斯科人。像我们所有最新流行的东西一样,都是从你们首都传过来的。我们自己的脑袋瓜想不出这些玩艺儿。”

  “这是安菲姆·叶菲莫维奇,尤罗奇卡!一个无所不知的人。他听说过你,也听说过你爸爸,认识我外祖父,什么人都认识。你们认识一下吧。”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毫无表情地随口问道:“您大概认识当地的女教师安季波娃吧?”桑杰维亚托夫回答时脸上也没有表情:“您提安季波娃干什么?”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听见了他们俩的对话,但没搭腔。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接着说下去:

  “安菲姆·叶菲莫维奇是布尔什维克。当心点,尤罗奇卡。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可得多个心眼。”

  “真的?我可从来没想到。看样子还很有点演员的派头呢。”

  “我父亲开过旅店。有七辆三套马车在外面拉脚。可我受过高等教育,并且是个货真价实的社会民主党党员。”

  “你听听,尤罗奇卡,安菲姆·叶菲莫维奇都跟我说了什么吧。顺便说一句,可不是想惹您生气,您的名字和父称可真拗口。好啦,尤罗奇卡,你就听我对你说吧。我们算走运了。尤里亚金站不放我们通行。城里起了火,桥炸断了,无法通过。让我们转到与这条铁路相连的另一条路线的支线上,而我们要去的托尔法纳亚正在那条路线上。你说巧不巧!不必转车,也不必提着东西穿过城市,从这个车站到另一个车站。可是在火车真正开动之前,一会儿叫我们到这边,一会儿又叫我们到那边,真把我们折腾坏了。我们还要转好几次车。这都是安菲姆·叶菲莫维奇告诉我的。”

  四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没估计错。火车除了重新挂车厢外,还加了新车厢,在挤满列车的轨道上倒来倒去,同时别的列车也在移动,使他们这趟列车半天也无法开到辽阔的原野上去。

  远处的城市有一半被山坡遮住。只有屋顶、工厂烟囱的顶端、钟楼的十字架偶尔显露在地平线上。郊区有个地方起火了。浓烟被风刮起,像马鬃似的飘过天空。

  医生和桑杰维亚托夫坐在取暖货车尽靠边的地板上,两条腿垂在车门外。桑杰维亚托夫一只手指着远方,不停地向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解释什么。取暖货车发出的轰隆声有时盖过说话声,他说的话便听不清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便再问一遍。安菲姆·叶菲莫维奇把脸凑近医生,直对着他的耳朵拼命喊叫,重复刚才说过的话。

  “他们把‘巨人’电影院点着了。主官生盘踞在那里。可是他们早就投降了。要不就是战斗还没有结束。您瞧钟楼上的黑点。那是我们的人正在清除捷克人呢。”

  “我什么都看不见。您怎么都能看清楚呢?”

  “着火的是霍赫里基区,作坊区。旁边就是柯洛杰耶夫市场区。所以我才注意它。我们的旅店就在市场区。火势不大,蔓延不到市中心去。”

  “您再说一遍,我听不清。”

  “我是说,城市中心。有大教堂啦,图书馆啦。我们桑杰维亚托夫家族,这是圣·多纳托的俄文译音。我们据说是杰米多夫家族的后裔。”

  “我还是什么也没听懂。”

  “我是说,桑杰维亚托夫是圣·多纳托的译音。我们据说是杰米多夫家族的后裔。圣·多纳托·杰米多夫公爵。也许纯粹是胡说人道,是家庭传说罢了。这块地方叫作下斯皮尔金。到处是别墅和游乐场所。地名怪不怪?”

  辽阔的原野展现在他们眼前。铁路支线从各个不同方向把原野切断。电线杆飞快地向后退去,退到天边。宽阔婉蜒的铺石公路像一条飘带,与铁轨媲美。它忽而消失在地平线的尽头,忽而又在转弯的地方变成起伏的弧形,一连几分钟呈现在你眼前,接着又消失不见了。

  “我们的公路是出名的,横贯整个西伯利亚。受到苦役犯的赞扬。现在是游击队的据点。总的说来,我们这儿还算可以,住长了就会习惯的。您会喜欢城里的新奇事儿的。比如我们的公用供水所,每个交叉口都有。这是妇女们的冬季露天俱乐部。”

  “我们不打算住在城里。我们想住在瓦雷金诺。”

  “我知道。您的妻子告诉过我了。住哪儿都一样。您还要进城办事儿呢。我一眼就看出她是谁来了。眼睛、鼻子、额头都跟克吕格尔一模一样,跟外祖父像极了。这个地区的人都记得克吕格尔。”

  原野尽头的几座高大的砖砌圆型油库泛着红光。竖立的高柱子上钉着工业广告。其中有一幅同样的竟两次从医生眼前闪过,上面写的是:

  莫罗与韦钦金公司。出售播种机和打谷机。

  “本来是一家很像样的公司。出产精良的农业工具。”

  “您说什么?我没听清。”

  “我说的是公司。明白吗——公司。出产农业工具。股份公司呀。家父曾经是股东。”

  “可您刚才说他开旅店。”

  “旅店是旅店。互不妨碍嘛。他可不是傻瓜,知道把钱投入赚钱的企业。‘巨人’电影院里也有他的股份。”

  “您好像以此为荣?”

  “以家父的精明为荣?那还用说!”

  “可你们的社会民主党呢?”

  “得了吧,这于他们什么事?什么地方说过,一个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看问题的人就一定是个流口水的窝囊废?马克思主义是真正的科学,解释现实的学说,研究历史情况的哲学。”

  “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同一个相知不深的人辩论这个问题至少是太轻率了。但不管怎么说,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科学太不稳重了。科学要稳重得多。马克思主义与客观性?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马克思主义更封闭和更远离事实的学派了。每个人只留心在实验上检查自己,而全力宣扬自己永远不会犯错误的神话的当权者又背离了真理。政治不能告诉我什么东西。我不喜欢对真理无动于衷的人。”

  桑杰维亚托夫把医生的话当成一个说话刻薄的怪人的奇谈怪论。他只笑了笑,没有反驳他。

  这时火车又倒车了。每当火车开到出站道岔上的时候,宽腰带上系着盛牛奶的铁桶的女扳道员,倒了倒手里的毛线活,弯下腰,扳动出站道岔的圆盘,让火车倒回去。当火车慢慢向后滚去时,她便直起腰来,冲着火车后面挥拳头。

  桑杰维亚托夫还以为她朝自己挥拳头呢。“她这是对谁呢?”他忖量着。“有点面熟。不是通采娃吧?有点像她。可是我又怎么得罪她了?未必是她。要是格拉莎又太老了。可这又于我什么事儿?俄罗斯母亲正在发生大变革,铁路上发生混乱,她这个可怜虫生活困难,就认为是我的错儿,就向我挥拳头。见她的鬼去吧,还值得为她伤脑筋呀!”

  女扳道员终于挥了挥小旗,又对司机喊了句什么话,便放列车通过信号旗,驶向旷野,但当第十四节取暖货车从她身旁飞驶过去的时候,她对几个坐在车厢地板上嚼舌头嚼得让她讨厌的人吐了吐舌头。桑杰维亚托夫又陷入了沉思。

  五

  燃烧着的城市的郊区、圆柱型的蓄油槽、电线杆和商业广告都消失在远方,眼前出现了另外一番景色:小树林、山冈以及其间显露出的境蜒的公路。这时,桑杰维亚托夫说道:

  “站起来舒展舒展腿脚吧。我快要下车了。您也就剩一站地了。当心点别坐过站。”

  “这一带您当真很熟吗?”

  “熟到家了,方圆一百俄里都熟悉。我是个律师啊,开业二十年了,因公务到处跑。”

  “直到现在?”

  “可不是嘛。”

  “现在还有什么样的业务?”

  “您想要什么样的,就有什么样的。没有办妥的旧契约,财贸业务,没有还清的债务——堆成山,多得不得了。”

  “难道这类活动还没废止?”

  “名义上当然废止了。可实际上同时还是有互相排斥的事物。既要企业国有化,燃料也要归市苏维埃,省国民经济委员会还需要兽力牵引的交通工具。同时所有人都渴望生活。这是理论与实践尚未结合起来的过渡时期的特点。所以,需要具有我这样性格并善于经营的机灵的人。得意的是那些不跟他们走,抓住大把钱就什么都看不见的人。可是像我父亲所说的那样,有时也得挨嘴巴。半个省的人现在都得靠我供养。我还要到你们那儿去串门,办理木材供应的事。到你们那儿去非骑马不可,可我的马腿瘸了。要是它好好的,我干吗坐这破车挨颠。您瞧走得这个馒劲,还叫火车呢。您要到瓦雷金诺去的话,准能用得上我。我对米库利钦一家人了如指掌。”

  “您知道我们旅行的目的和我们的打算吗?”

  “多少知道点,猜得出来。有个概念。人对土地的某种向往,用双手养活自己的理想。”

  “那又怎么样?您好像不赞成?您看行吗?”

  “理想大天真,太田园式了。干吗要上那儿去呢?愿上帝帮助您。可我不相信。有点乌托邦味道,太手工业方式了。”

  “米库利钦会怎么对待我们呢?”

  “不让你们进门,拿鸡毛掸子把你们赶出去,并且做得对。他那儿没有你们也够乱的了,怪事多得不得了,工厂停了工,工人跑散了,说到生计,更是一筹莫展,饲料缺乏,可是你们突然大驾光临,真是岂有此理,可恶至极。就是他把你们宰了,我也认为他无罪。”

  “您瞧瞧,您是布尔什维克,可是您并不否认这不是生活,而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荒诞不经的怪梦。”

  “一点不错。但这是历史上不可避免的现象,必须通过这个阶段。”

  “为什么是不可避免的现象?”

  “怎么啦,您是小孩,还是故意装傻?您是不是从月亮上掉下来的?馋鬼和寄生虫驾驭着挨饿的劳动者,并把他们驱向死亡,这样能够长久下去吗?还有其他凌辱和暴虐的形式呢?难道您不明白人民的愤怒、要求正义生活的愿望、寻求真理的精神是合法的吗?您以为在杜马里通过议会制、不采取专政手段就能根本摧毁旧制度吗?”

  “我们说到两岔去了,就是辩论一百年也辩论不出个所以然来。我是非常赞成革命的,可是我现在觉得,用暴力是什么也得不到的。应该以善为善,但问题不在这里。再回到米库利钦身上。如果等待我们的竟是那样一种局面,那我们又何必去呢?我们应当向后转才是。”

  “别胡说了。首先,难道米库利钦是窗子里唯一的灯光?其次,米库利钦善良极了,善良到了犯罪的地步。他会大吵大闹一番,死也不肯答应,接着就会软下来,把身上的最后一件衬衣脱给你,同你分食面包皮。”于是,桑杰维亚托夫又讲开了。

  六

  “二十五年以前,米库利钦作为工学院的大学生,从彼得堡来到这里。他在警方的监督下被遣送出彼得堡。米库利钦来到这儿后,当了克吕格尔的管家,并结了婚。那时,我们这儿有通采娃四姐妹,比契河夫的作品里还多一个。阿格里平娜、叶夫多基哑、格拉菲拉和西拉菲玛,父称是谢韦里诺夫娜。尤里亚金所有的学生都追求她们。大家通常用父称称呼这四位姑娘,或干脆管她们叫谢韦良卡小姐。米库利钦娶的就是谢韦良卡大小姐。

  “他们很快就有了一个儿子。傻瓜父亲出于对自由思想的崇拜,给小男孩取了一个古怪的名字:利韦里。利韦里,平时说话的时候都管他叫利夫卡。利夫卡长大了,很顽皮,但表现出多方面的杰出才能。他改了出生证上的年龄,还是个十五岁的少年,便自愿上前线了。阿格里平娜·谢韦里诺夫娜本来就是个病秧子,没有承受住这次打击,躺倒了,就再也没起来,前年冬天死了,死在了革命前夕。

  “战争结束了,和韦里回来了。他是谁?这是一位身佩三枚十字勋章的准尉英雄,自然啦,还是一个从前线派回来做宣传工作的彻头彻尾的布尔什维克代表。您听说过‘林中兄弟’吗?”

  “对不起,没听说过。”

  “那讲起来就没意思了。效果会失掉一半。那您从车厢里就没必要向公路张望了。它有什么出色的地方?眼下——是游击队。什么是游击队?这是内战中的骨干。两种因素创建了这支力量。取得革命领导权的政治组织和战败后拒绝服从旧政权的普通士兵。这两部分人的联合便产生了打游击的队伍。它的成分五花八门。其中大多数是中农。但在同他们一道的人当中,您什么人都能碰见。这里有贫农,有免去神职的教士,有同老子作战的富农的儿子。有虔诚的无政府主义者,有没有身份证的乞丐,有被中学开除的到了结婚年龄的二流子。有受到给予自由和遣送回国的允诺诱惑的德、奥战俘。而在这支浩浩荡荡的人民军队中,有一支由列斯内赫同志,利夫卡,利韦里·阿韦尔基耶维奇,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米库利钦的儿子所指挥的部队,叫作‘林中兄弟’。”

  “您说的是什么呀?”

  “就是您听见的。让我继续说下去。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在妻子死后又结婚了。他的第二个妻子叫叶连娜·普罗科洛夫娜,一个直接从学校拉到教堂去结婚的中学生。她本来就天真,可还故作天真;她本来就年轻,可还打扮得更年轻。就这样子卿卿喳喳,装得天真无邪,像个小傻瓜,像只小云雀,见到谁就考谁:‘苏沃洛夫是哪一年诞生的?’——‘举出三角形相等的条件。’她要是考住了你,问得你张口结舌,就乐不可支。几个小时以后,您就能亲眼看见她了,看看我说得对不对。

  “他本人则有另外的弱点:抽烟斗,说话爱咬文嚼字儿。什么‘绝不迟疑片刻’啦,什么‘勿使’、‘鉴于’啦。他本应在海洋上施展宏图。他在学院里学的是造船。这在他的外表和习惯方面都留下了痕迹。脸刮得干干净净,烟斗整天不离嘴,说话的时候从容不迫,和蔼可亲,一个个字从牙缝里吐出来。像所有爱抽烟斗的人一样,下巴突出,灰色的眼睛显得冷漠。差点还漏了两个细节:他是社会革命党党员,并被边区选入立宪会议。”

  “这可太重要了。父子互为水火,岂不成了政治敌人?”

  “表面上自然如此。其实绿林好汉并不同瓦雷金诺作战。可您听我往下说。通采娃的几个妹妹,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的小姨们,至今仍住在尤里亚金。她们都是没出嫁的老姑娘。时代变了,姑娘们也变了。

  “最大的叶夫多基灰·谢韦里诺夫娜当了市图书馆馆员。黝黑的女郎很可爱,羞涩到了极点,常常无缘无故涨红了脸,像芍药一样。阅览室里静得疹人,仿佛置身于坟墓中。可她得了慢性感冒,一连打二十个喷嚏,臊得恨不能钻进地缝里。您说有什么办法?神经过敏。

  “老二格拉菲拉·谢韦里诺夫娜是姐妹当中的使使者。厉害的姑娘,神奇的女工,什么活儿都不嫌弃。大家一致认为游击队的首领列斯内赫像他这个小姨。你刚看她在缝纫作业组或者在织袜子,一眨眼又变成了理发员。您注意到了没有,尤里亚金铁路上有个女扳道员向我们挥拳头?我当时想,真想不到,派格拉菲拉看守铁路去了。不过好像又不是她,人太老了。

  “最年轻的西拉菲玛——家庭的磨难和考验。她是个聪明的姑娘,读过很多书。她研究哲学,喜爱诗歌。到了革命的年代,在共同高涨的情绪、街头游行、广场上登台演说的影响下,她精神失常了,陷入宗教的狂热中。姐姐们上班去的时候把门锁上,可她从窗口跑出去,沿街挥手召集群众,宣传耶稣第二次降世,世界到了本日。可我只顾说话了,到站了,您下一站下,准备准备吧。”

  等安菲姆·叶菲莫维奇下了火车,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说道:

  “我不知道你怎么看,我觉得这个人是命运给我们派来的。我觉得他将在我们生活中起好作用。”

  “这完全可能,托汉奇卡。但令我懊恼的是你跟你外祖父太像了,人家会认出你来,而这儿的人对他记得太清楚了。就拿斯特列利尼科夫来说吧,我刚一提到瓦雷金诺,他马上不怀好意地插嘴道:‘瓦雷金诺,克吕格尔的工厂?不是亲戚吧?不是继承人吧?’

  “我担心我们在这儿比在莫斯科还显眼,我们跑出来就是为了逃避别人的注意。

  “现在当然已经没有法子可想了。脑袋掉了,还会哭头发吗?但最好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隐藏起来,少抛头露面。总的说来,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叫醒咱们的人,收拾好东西,系紧皮带,准备下车吧。”

  七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站在托尔法纳亚车站的月台上,不知把人和东西数了多少遍,生怕车厢里还落下什么东西。她感到脚下踩的已是被人踩结实的月台沙地,但担心坐过站的紧张心情还没过去,火车行驶的轰隆轰隆的响声仍在耳边鸣响,虽然她眼睛明明看见火车一动不动地停在她面前的月台旁边。这妨碍她的听觉和视觉,也使她不能集中起思想来。

  不下车的旅客从上面,从取暖货车上向她告别,但并没有引起她的注意。她没有注意到火车开走,直到她看见火车开走后露出的第二条铁轨、绿色的原野和湛蓝的天空时,才发觉火车不见了。

  车站是用石头建筑的。人口的两边有两条长凳。从西夫采夫来的莫斯科旅客是在托尔法纳亚车站下车的唯一旅客。他们放下行李,坐在一条长凳上。

  车站的寂静、间无人踪和洁净使刚下车的人感到惊讶。他们感到不习惯,因为周围没有人拥挤,没有人吵架了。生活仿佛处于荒僻的地方,停滞在历史的长河中,迟误了。它尚未达到首都的那种野蛮。

  车站隐蔽在白禅林中。火车进站的时候,车厢里的光线变得暗淡了。微微摇曳的树顶在人们的脸和手上,在清洁的灰黄色的月台沙地上,在屋顶和地上,投下移动的阴影。林中的鸟鸣与它的清幽非常和谐。木掺杂别的音响的纯粹的鸟鸣,响彻整个儿的树林,把它联成一片,仿佛世界上除了鸟鸣便不存在其他的声音了。树林被两条道路——铁路和土路割开。它用自己向下垂着的枝叶,仿佛一双低垂到地面的广袖,把两条道路同样遮盖住了。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的眼睛和耳朵突然恢复了正常。她立刻意识到了一切。比如乌的鸣哈,林中的清幽,笼罩着四周的寂静。她的心中涌出了话语:“我不敢相信我们能平安到达。你知道吗,你的斯特列利尼科夫在你面前可以表现得宽宏大量,放了你,但可以往这儿拍一份电报,命令一下火车就把我们所有的人都逮捕起来。亲爱的,我不相信他们的高尚。一切都是做出来给人看的。”不过她说出来的却是另外的话。“多美啊!”她看到周围的迷人风景脱口说道。别的话她再也说不出来了。眼泪使她感到窒息,她大哭起来。

  听到她的哭声,车站站长,一个小老头,从屋里走出来。他小步跑到长凳跟前,很有礼貌地把手伸到红项制服帽的帽檐前,问道:

  “小姐,您要不要镇静剂?车站药箱里有。”

  “不要紧。谢谢。一会儿就过去了。”

  “旅途上心情不好,又受了惊吧。这是常有的事儿。还有天气热得像非洲,在我们这个纬度地带是罕见的。再加上尤里亚金发生的事。”

  “火车经过的时候,我们从车厢里看到了火灾。”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们是从俄罗斯来的吧。”

  “从白石城来的。”

  “从莫斯科来的?那夫人神经不正常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听说莫斯科全被毁了?”

  “那是人们言过其实。不错,我们什么都见识过了。这是我女儿,这是女婿。这是他们的男孩子。这是我们年轻的保姆纽莎。”

  “您好,您好。非常高兴见到你们。我多少听说了。安菲姆·叶菲莫维奇·桑杰维亚托夫从萨克玛会车站打过电话来。他说日瓦戈医生带着家眷从莫斯科来,请多加关照。您大概就是日瓦戈医生本人了?”

  “不是我,日瓦龙医生是他,我的女婿,我在另一个部门,农业部门供职,我是农学家格罗梅科教授。”

  “对不起,认错人了。请原谅。非常高兴认识您。”

  “从您的话来看,您认识桑杰维亚托夫?”

  “怎么会不认识他这位魔法师呢。我们的思主和希望。没有

  他我们早蹬腿了。不错,他说要我多加关照。我说照办。答应他了。因此,如果你们需要马的话,或者需要别的什么东西的话,我愿效劳。你们打算到哪儿去?”

  “我们要到瓦雷金诺去。那儿离这儿不远吗?”

  “上瓦雷金诺?怪不得我怎么也猜不出您女儿像谁呢?可您上瓦雷金诺!一下子都明白了。这条路还是我们跟伊万·埃内斯托维奇一起修的呢。现在我去张罗一下,准备准备上路的东西。找个带路的人,弄辆大车。多纳特!多纳特!先把东西拿到乘客大厅的候车室里去,趁着办事的时候先在那儿歇会儿。弄得着马吗?伙计,到茶馆里跑一趟,问问能不能借匹马?仿佛早上瓦克赫还在那儿呢。问问他走了没有?告诉他把四个人拉到瓦雷金诺,什么行李都没有。快点儿。夫人,我给您一个老年人的忠告。我故意没向您打听你们同伊万·埃内斯托维奇的亲戚关系多么近,但在这件事情上您可要当心。不能对所有人都敞开胸怀。现在是什么时候,您自己想想吧。”

  一提到瓦克赫的名字,刚下车的旅客们惊讶地互相看了看。他们还记得去世的安娜·伊万诺夫娜讲过的打了一副打不破的铁内脏的神话般铁匠的故事,以及当地其他的荒诞不经的传说。

  八

  替他们赶车的是一个长着一双招风耳、一头雪白的乱发的老头,拉车的是匹刚下了驹的化马。由于种种不同的原因,他身上所有的地方都是白的。新草鞋还没穿黑,而裤子和上衣由于穿的时间过久全都褪色变白了。

  马驹乌黑得跟黑夜一样,像只乌鸦似的在白扎马后面跑着,迈着骨头还没长硬的小腿;它的小脑袋上长着馨曲的鬃毛,就像雕花的玩具一样。

  大车经过坑洼的地方摇晃起来,坐在车边上的旅客连忙抓住车上的木柱,以免从车上滑下来。他们的心里是一片平静。他们的理想正在实现,越来越接近旅途的终点,晴朗美妙日子最后的几小时,黄昏前最迷人的时刻,迟迟不肯降临。

  马车一会儿穿过树林,一会儿经过林口的旷野。车轮撞着树根的时候,坐在车上的人便挤做一团,躬腰弯背,皱紧眉头,你紧靠着我,我紧贴着你。大车经过林间空地时,由于心灵的充实而产生了辽阔之感,仿佛有人替他们脱帽向周围致敬似的。旅客伸直了腰,坐得松快了些,甩了甩头。

  这一带是山地。山地总有自己的面貌,自己的模样。从远处望去,它们像一条条雄伟傲慢的影子,一声不响地注视着赶路的人。玫瑰色的余晖欣慰地伴随着旅客越过田野,慰藉着他们的灵魂,赋予他们以希望。

  一切都使他们高兴,一切都使他们惊奇,而最让他们高兴和惊奇的是这个古怪的赶车老头滔滔不绝的闲话。在他的话里,古俄罗斯语言的痕迹,须担语言的质层,地方语言的特征,同他自己发明的难懂的用语混杂在一起了。

  马驹一落到后面,牧马便停下来等它。它便不慌不忙地、一窜一蹦地跳过来。它那靠得很近的四条腿,迈着拙笨的步子,走到大车的旁边,把长脖子上的小脑袋伸进车辕里去,唱牧马的奶头。

  “我还是不明白。”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上牙碰着下牙,一个字一个字对丈夫喊道,担心意想不到的颠簸咬掉舌尖。“这个瓦克赫就是母亲讲过的那个瓦克赫吗?还记得那些胡说八道的事吗?他是个铁匠,有一次打架的时候肠子打断了,他又做了一条新的。一句话,铁匠瓦克赫有条铁肠子。我明白这完全是个故事。可难道这是他的故事吗?难道这就是他本人吗?”

  “当然不是。首先,正如你所说的,这是个故事,民间传说。其次,母亲说过,她听到的时候这个民间传说已有一百多年了。可你干吗大声说话?老头听见会不高兴的。”

  “没关系,他听不见,耳朵背。就是听见了也不会懂——他脑子有点傻。”

  “唉,费多尔·汉费德奇!”不知老头干吗用男性的名字和父称来唁喝牧马,他当然比乘客更知道它是杜马。“该死的热天!就像波斯炉子里烤着的阿拉伯子孙!快走啊,该死的畜生!我是对你说的,混蛋!”

  他突然唱起了从前这儿工厂里编的民间小调:

  再见吧,总账房,

  再见吧,隧道与矿场。

  老板的面包我吃腻了,

  池子里的水已经喝干。

  一只天鹅飞过岸边,

  身下划开一道水波。

  我身子摇晃不是因为美酒。

  而是要送万尼亚当兵吃粮。

  可我,玛莎,不是傻瓜,

  可我,玛莎,不会上当。

  我要上谢利亚巴城,

  给辛杰丘利哈当雇工。

  “哎,母马,上帝都忘啦!你们瞧,它这个死尸,它这个骗子!你抽它,可它给你停下。费加·涅费加,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家?这座树林子,绰号就叫大莽林,一望无边。那里面藏着农民的队伍,晦,晦!‘林中兄弟’就在那边。哎,费加·汉费加,又停下啦,你这不要脸的死鬼。”

  他突然转过头来,眼睛紧盯着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说道:

  “年轻的太太,你真以为我不知道您是打哪儿来的吗?我看你,太太,脑子太简单啦。我要认不出来还不羞得钻进地缝里去。认出来啦!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活脱脱是格里果夫(老头把克吕格尔说成格里果夫)。我没有见过格里果夫还是怎么着?我在他家干了一辈子,替他干过各种各样的活。打过矿坑柱,伐过木头,养过马。——我说,走啊!又停下啦,没长脚的东西!中国的天使啊,我跟你说呢,听不见还是怎么的?

  “你刚才说这个瓦克赫是不是那个铁匠?夫人,你长着那么大的眼睛怎么那么没脑筋呢!你说的那个瓦克赫姓波斯坦诺果夫,铁肠子波斯坦诺果夫,半个世纪前就入土了,进棺材了。我们姓梅霍宁。同名不同姓,不是一个人。”

  老头一点一点地用自己的话又把他们从桑杰维亚托夫那儿听到的有关米库利钦的事又说了一遍。他称他为米库利奇,称他妻子为米库利奇娜。他把管家的第二个老婆叫后老婆,而提到“第一个老婆,死了的那个”时,说她是个甜女人,白衣天使。他说起游击队的首领利韦里,知道他的大名还没有传到莫斯科,莫斯科没听说过“林中兄弟”,他觉得简直不可思议:

  “没听说过?没听说过列斯内赫同志?中国的天使啊,那莫斯科的人长耳朵干什么用呢?”

  天渐渐暗下来。旅客的影子变得越来越长,在他们前面跑着。他们还要穿过一片空旷的林中空地。木质的滨藜、飞廉、柳兰的枝茎高高地挺立在路面上,上面开满了一个样式的穗子般的花。它们被落日的余晖从下面,从地面上照亮了,在虚幻中增大了轮廓,仿佛骑手们为了巡逻起见在原野上设置的间隔稀疏的不会动的哨兵。

  在很远的前方,道路的尽头,原野一直伸展到一道小山似的横坡脚下。横坡像一堵墙似的挡住了去路,仿佛那一边必然会有峡谷或溪流似的。那儿的天空就像被围墙围起来的城堡,而通向围墙大门的正是这条土道。

  上面,山坡陡峭的地方,浮现出一幢孤零零的白色平房。

  “看见山顶上的那座小楼吗?”瓦克赫问道,“那就是米库利奇和米库利奇娜住的地方。他们下面有一条峡谷,俗名叫舒契玛。”

  从那个方向传来两声枪响,一声接一声,四周引起一阵回响。

  “怎么回事?别是游击队吧,老爷爷?别是朝我们射击吧?”

  “基督保佑你们!哪儿来的游击队。斯捷潘内奇在山沟里放枪吓唬狼呢。”

  九

  刚抵达的客人是在管家的院子里同主人见面的。这是一幅令人难堪的场面,先是沉默不语,后来吵成一团。

  叶连娜·普罗科洛夫娜傍晚刚从林中散步归来,走进院子。几乎同她的金发一样颜色的落日余晖,紧紧跟在她的身后,从这棵树射到那棵树,一直穿过整个的树林。叶连娜·普罗科洛夫娜穿着一身轻盈的夏装。她脸涨红了,用手绢擦着走得发热的脸。她裸露的脖子上套着一条松紧带,松紧带上的草帽背在背上。

  正背着枪往家走的丈夫向她迎过去。丈夫刚从峡谷里上来,打算马上擦烟熏过的枪筒,因为退子弹的时候发现了毛病。

  突然间,瓦克赫和他载着不速之客的大车不知道从哪儿威风凛凛地、轰隆轰隆地滚进了大门口的石板地。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飞快地从还坐着其他人的大车上跳下来,一会地摘下帽子,一会儿又戴上帽子,先结结巴巴地解释来意。

  不知所措的主人们惊呆了,不是装出来的,而是真正惊呆了,半晌说不出话来。而羞红了脸的倒霉的客人们一个个张皇失惜,也不是虚假的,而是真诚的。情况再明白不过了,不仅对当事人,就连瓦克赫、纽莎和舒罗奇卡也没有一丝一毫含混的地方。难堪的感觉也传染给了此马、马驹、金色的阳光和那些围着叶连娜·普罗科洛夫娜转的、不时落在她脸上和脖子上的蚊子了。

  “我不明白,”到底还是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打破了沉默,“我不明白,一点都不明白,而且永远也不会明白。我们南方,白军占领地区,是粮食丰裕的省份,为什么单单选择我们这儿,何苦到我们这儿来呢?”

  “真有意思,您想过没有,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要承担多大的责任啊?”

  “列诺奇卡,你别插嘴。说得不错,正是这样。她说得完全对。您想过没有,这对我该是多大的负担啊?”

  “您怎么能这么说呢。您没有理解我们的来意。这说的是什么事呀?不值得一提的小事。我们决不会侵害你们,打搅你们。我们只要倒塌的空房子里的一个角落。要菜园旁边谁也不要的、白白荒芜的一小块土地。别人看不见的时候,再从树林子里拉一车劈柴。难道这样的要求过高吗?算得上侵害吗?”

  “可是世界如此之大,干吗非找我不可?为什么偏偏是我们,而不是别人,能有这种荣幸?”

  “我们知道你们,也希望你们听说过我们。我们对你们不是外人,所以我们投靠的也不是外人。”

  “噢,原来因为克吕格尔,因为你们是他亲戚?您的舌头现在怎么转得过弯来承认这种事?”

  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生得五官端正,头发向后梳看,走道迈大步子,夏天穿着一件斜领衬衫,腰里系着一条带穗的带子。古时候这种人走起路来就像水上强盗,现在他们老是做出一副幻想当教师的大学生的样子。

  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解放运动,献给了革命,只担心他活不到革命到来的那一天,或者革命爆发得太温和,不能满足他激进的、渴望流血的热望。如今革命来到了,把他最大胆的设想都翻了个儿,而他,天生的和始终不渝的工人阶级的热爱者,第一批在“勇士”工厂建立工厂委员会并设立工人监督的人,却什么都没捞到,没有谋到职位,呆在一个荒芜的村子里。工人们从这个村子里逃散,一部分还跟着孟什维克走了。而现在这件荒唐事,这些不清自来的克吕格尔的不肖子孙,不啻命运对他的嘲弄。它是有意的恶作剧,使他再也无法忍受了。

  “不,这太莫名其妙了,根本无法理解。您是否明白,您对我是何等危险,您使我陷于什么处境?看来我真疯了。我不明白,什么也不明白,而且永远也不会明白。”

  “真有意思,您明白不明白,你们不来,我们就已经坐在火山口上了?”

  “别急,列诺奇卡。我内人说得完全对。你们不来,我们就已经很不好过了。真是狗的生活,疯人院。两边挨打,没有出路。一边责备我,你儿子干吗当红军,当布尔什维克,成了人民爱戴的人。另一边也不满意,为什么把你选进立宪会议。两边都讨不了好,只好在中间挣扎。现在你们又来了。为了你们,被拉出去枪毙才愉快呢。”

  “得了!您冷静点!上帝保佑您!”

  过了一会儿,米库利钦的气消了点,说道:

  “好啦,在院子里喊够了就行啦。进屋继续喊吧。不过,我看不出有什么好结果,掉进墨水缸里洗也洗不清,然而我们不是土耳其大兵,不是异教徒,不会把你们赶到树林子里喂狗熊。列诺奇卡,最好先把他们安顿在书房旁边那间放猎枪的屋子里。然后咱们再想想让他们住在哪儿。我想,可以让他们住在花园里。请进屋里去。欢迎光临。瓦克赫,把行李搬进来,帮帮他们的忙。”

  瓦克赫照他的吩咐办了,只是不断叹气:

  “圣母啊!他们的财产跟朝圣的人一样。只有几个小包裹,一口箱子也没有。”

  十

  清凉的夜晚来临了。客人们洗过了澡。女人们在她们住的房间里整理床铺。舒罗奇卡不知不觉地习惯了用他儿童式的格言引起大人们的哄笑,所以平时为了迎合他们的口味,一胡说八道起来就没完,可今天他很扫兴。他的胡说八道没有引起大人们发笑,没有人理睬他。他对没把黑马驹李进家里来也不满意,当大人呵斥他住嘴的时候,竟大哭起来,害怕把他当作一个不合格的坏孩子送回婴儿商店。在他的观念中,他一出世便从那儿送到父母的家里来了。他把内心中真诚的恐怖说给周围的人听,但他这些可爱的荒唐话并没有产生通常的效果。大人们在别人家里显得拘束,动作比平时急促,不声不响地想自己的心思,于是舒罗奇卡生气了,像保姆们常说的那样,发蔫了。大人们照顾他吃了饭,好不容易才哄他睡下。后来他睡着了。米库利钦家的女仆乌斯季妮姐把纽拉带到自己屋里用晚饭,并向她诉说这一家的秘密。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和男人们被请去喝晚茶。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请求允许他们离开一会儿,到台阶上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多少星星啊!”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说。

  外面很黑。岳父和女婿相隔两步,彼此却看不见。窗内的一道灯光从他们背后住宅的一个角落里射入峡谷。在这道光柱中,沐浴在潮湿清凉空气中的树丛、树木以及其他一切看不清的东西,变得膜增俄俄。亮光没照着谈话的人,更加深了他们周围的黑暗。

  “明天早上得看看他们打算让我们住的地方,如果能住人,我们就马上动手修理。等我们把住的地方整理好了,他也解冻了。那时,我们就要不失时机地翻畦了。我听见他在谈话中好像答应给我们点马铃薯种。是不是我听错了?”

  “他答应了,答应了。还有别的种子。我亲耳听见的。他让我们住的地方,咱们穿过花园的时候我看见了。您知道在什么地方吗?正房后面被尊麻遮住的那几间房子。木头造的,可正房是石头盖的。我在大车上还指给您看来着,记得吗?那儿开畦才好呢。那里曾经是花圃。我从远处觉得是那样。也许我看错了。还得修一条小路,旧花坛的土地一定上足了肥,腐殖质非常丰富。”

  “我不知道,明天看看再说。地上准长满了杂草,像石头一样硬。房子周围大概有个菜园。也许那块地方保留下来了,空闲着。明天就全清楚了。早上还会有霜冻。夜里一定有寒气。我们已经抵达了,多大的福气啊。为此我们应该互相祝贺。这儿不错。我喜欢这儿。”

  “这儿的人非常可爱。特别是他。她有点装腔作势。她对自己有什么地方不满意,她不喜欢自己身上的什么东西。所以,她要噪噪不休地说那些过于殷勤的废话。她好像急于把你的注意力从她的外表上引开,免得产生不利于她的印象。就连她忘记摘掉帽子,把它背在背后,也不是出于粗心大意。这样对她很相称。”

  “咱们进屋吧。咱们在这儿呆的工夫太长,主人会见怪的。”

  主人们和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正在灯火明亮的餐厅里,坐在吊灯下的圆桌旁喝茶。岳父和女婿到他们那儿去的时候,穿过管家漆黑的书房。

  书房的墙上有一扇同墙一样宽的窗户,是用一整块玻璃镶成的,正好耸立在一道峡谷的上边。从这扇窗口可以鸟瞰远方峡谷外的平原。瓦克赫拉着他们从这里经过的时候,天还没有黑,医生就注意到这个窗口了。窗前摆着一张同墙一样宽的桌子,不是供设计师就是供绘图员使用的。桌上横放着一支枪,枪的左右两边空着很大的一块地方,足以显得桌子之宽了。

  现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经过书房的时候,又注意到视野开阔的窗户,桌子的宽大和它的位置,陈设华丽的房间的宽阔。当他和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走到饭厅茶桌跟前的时候,他首先向主人表示惊叹的是:

  “你们这儿太好了。您有一个能促使人劳动、激励人工作的多么好的书房啊。”

  “您愿意用玻璃杯还是茶杯?喜欢淡点还是浓点?”

  “尤罗奇卡,你瞧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的儿子小时候做的立体镜多好啊。”

  “他到现在也没长大,还没成熟,尽管他为了苏维埃政权从科木奇手里夺回了一个又一个地区。”

  “您说什么?”

  “科木奇。”

  “什么是科木奇?”

  “这是为了恢复立宪会议权力而作战的西伯利亚政府的军队。”

  “我们整天不停地听到对令郎的夸奖。也许您真能以他为骄傲。”

  “这些是乌拉尔的风景照片,是双重的,立体的,也是他的作品,是他用自制的镜头拍摄的。”

  “小饼里摘了糖精吧?饼干真出色。”

  “噢,哪儿是啊。这么偏僻的地方,哪儿来的糖精?纯粹的白糖。我刚才还从糖罐里给您往茶里加了糖呢。您难道没看见?”

  “对了,真没看见。我欣赏相片来着。菜好像是真的?”

  “花茶,自然是真的了。”

  “从哪儿弄来的?”

  “有那么一种魔术台布,一铺上它就什么都有了。一个熟人,当代活动家,信仰非常左,是个省经委会的正式代表。从我们这儿往城里运木头,靠这点交情送给我们米、黄油和面粉。西韦尔卡(她这样叫阿韦尔基),西韦尔卡,把糖罐推到我跟前来。现在请回答我一个问题:格里鲍耶阳夫是哪一年逝世的?”

  “他好像生于一七九五年,但哪一年初被打死的就记不清了。”

  “再来点茶?”

  “谢谢,不要了。”

  “现在有这么个问题。告诉我,奈梅亨和约是哪一年和在哪几个国家之间签订的?”

  “得啦,列诺奇卡,别折磨人啦。让他们消除消除旅途疲劳吧。”

  “现在我想知道放大镜一共有多少种,影像在什么情况下是真实的和变形的,又在什么情况下是正的和倒的?”

  “您哪儿来的这么多的物理学知识?”

  “尤里亚金有位杰出的数学家。他在两所中学——男校和我们那儿上课。他讲得多好啊,多好啊!像上帝一样!有时候都嚼烂了才放进你嘴里。他姓安季波夫。同这儿的一位女教师结婚了。女孩子们都为他着了迷,全爱上他了。他自愿上了前线,从此就没回来,被打死了。有人说仿佛上帝的鞭子,上天的惩罚,这里的斯特列利尼科夫委员就是复活了的安季波夫。当然是神话了。不像真事。可是谁又说得准呢?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再来一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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