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挨着斯涅吉廖夫医生的眼科医院有一个小花园。
像这样寒酸的、光秃秃的小花园，在莫斯科郊外的小胡同里有很多，在这样的小花园里，你照样还要看到城市那种死气沉沉的忧郁的脸色，你一看到这些小花园，就会想起那辽阔的原始森林，这时你就会感到眼前的景物更加刺眼，更不舒服。医院的小花园里秋意已浓：红叶满径，晨霜凋伤了鲜花，在剪短的浅草地上洒了一片晶莹、透绿的露珠。晴朗的日子，病人在小径上散步，倾听着莫斯科教堂悠扬、虔诚的钟声。阴雨天（那年这样的天气特别多），病人们就到各个病房里乱窜，或者在对自己和彼此都感到非常厌烦的时候，就一声不响地躺在病床上。
医院里的病人绝大多数是市民，伤兵都住在一间病房里Z 一共有五个人：扬·瓦列伊基斯，是个浅褐色头发、浅蓝眼睛、高身材的拉脱维亚人，留着剪得短短的络腮胡子；伊万·弗鲁布列夫斯基是个二十八岁的漂亮的龙骑兵，弗拉基米尔省人；来自西伯利亚的来福枪射手科瑟赫；轻佻干黄的步兵布尔金和麦列霍夫·葛利高里。后来又送来一个。那天正在喝晚茶的时候，铃声响个不停。葛利高里朝过道里看了看，见有三个人走进了正厅：一个女护士和一个穿束腰无领袍子的人，他们俩搀扶着第三个人。大概这第三个人是刚从车站接来的：他那肮脏的、胸前尽是褐色血迹的军便服上衣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当晚就给他做了手术。经过短时间的准备（一阵喧闹声传到了病房里来——在蒸煮手术用具），新到的病人被送进了手术室。过了几分钟，从手术室传来一阵低沉的唱歌声：在医生给伤兵取出眼眶里残留的、被炮弹片打坏的眼球时，麻醉过去的伤兵就一直在唱歌和模糊不清地咒骂。手术过后，他被送到伤兵病房里来了。过了一昼夜，从麻醉的迷糊状态中清醒过来，他说是在德国前线的韦尔贝格受的伤，姓加兰扎，是机枪手，切尔尼戈夫省的人。没过几天，他就和葛利高里搞得特别熟了：他们是邻床，晚上医生查过病房以后，他们经常要小声谈上很久。
“喂，哥萨克，怎么样？”
“很不妙。”
“你的眼睛是怎么治的？”
“天天打针。”
“打过多少次啦？”
“十八次。”
“疼吗！”
“不疼，很舒服。”
“你可以要求要求，把它挖掉算啦。”
“不能人人都做独眼龙。”
“这话不错。”
葛利高里的这位邻居，肝火旺盛，尖酸刻薄，对什么都不满意：咒骂政府，咒骂战争和自己的命运，咒骂医院的伙食、厨子和医生，——不论什么东西，只要碰到他那尖舌头上，都要大骂一通。
“小伙子，咱们为啥去打仗？”
“大家为啥，咱们就为啥呗。”
“你把道理摆给俺听，把道理摆明白。”
“别缠我啦！”
“哈！你是个傻瓜。俺们来告诉你吧。咱们是在为资产阶级打仗，你明白吗？资产阶级又是啥玩意儿呢？就是那种在大麻里生活的鸟儿。”。
他给葛利高里解释那些难懂的词儿，把一些恶毒的咒骂夹在里面当调料。
“别叨叨啦！我听不懂你的霍霍尔话，”葛利高里打断了他的话。
“看你说的！莫非你是莫斯科佬，真听不懂？”
“说得慢一点。”
“亲爱的，我讲的够慢啦！你以为是在为沙皇打仗，可是沙皇——又是什么东西呢？沙皇是个酒鬼，皇后是个窑姐几，老财们的钱越打仗越多，可是咱们脖子上……却套上了绞索。明白吗？你瞧！工厂老板喝白干儿——小兵儿只好抓虱子吃，双方的士兵都在遭殃……可是工厂老板却在发横财儿，工人阶级光屁眼儿，这就是咱们的制度，层层分明……好好干吧，哥萨克，卖命地干吧！你还能捞个十字架，一枚漂亮的，橡木十字架……”他说的是乌克兰语，但是偶尔在他激动的时候，就会改用俄语，再点缀上些他的咒骂，也能解释得清清楚楚。
他把葛利高里还不明白的那些道理灌输给他，揭露发生战争的真正原因，恶毒地嘲笑专制政体。葛利高里想进行反驳，但是加兰扎只用几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就问得他哑口无言，弄得葛利高里只能赞同他的话。
最使葛利高里不安的是他从心里觉得加兰扎是正确的，而且无力去反驳他，他没有反驳的理由，根本也找不到反驳的理由。葛利高里恐怖地意识到，这个聪明、凶狠的乌克兰人，在一点一点地、顽强地摧毁他原先对沙皇、祖国和他的哥萨克军人天职的全部概念。
在加兰扎来医院后一个月的时间里，葛利高里的意识赖以存在的基础全部土崩瓦解了。这些基础早已腐朽不堪，战争离奇的荒谬像铁锈一样腐蚀着这些基础，只须冲击一下，立即就会崩溃。现在冲击的力量已经具备了，思想觉醒了，这种思想使葛利高里那单纯而朴素的头脑感到疲惫不堪，穷于应付。他东冲西撞，寻找着出路，寻找着解决这个他的智力无力解决的问题的答案，而在加兰扎的答案里却找到了满意的答复。
有一天深夜里，葛利高里从床上爬起来，井把加兰扎也唤醒了，坐到他床上。九月的月亮，透过垂下的窗帘射进了淡绿色的冷光。醒来的加兰扎的两腮闪着黑亮、粗糙的皱纹，黄眼窝里射出湿润的光芒。他打了一个哈欠，怕冷地把脚裹进毯子里去。
“你为啥不睡觉？”
“睡不着。一点儿睡意都没有。你给我讲讲这个问题：战争使一些人大发横财，另一些人倾家荡产……”
“是啊，怎么啦？……”
“等等！”激愤的葛利高里小声说道。“你说是为了财主们的利益，把咱们赶去送死，可是老百姓怎样呢？难道他们不明白这个道理？难道就没有这样的人，能把道理讲清楚，能跑出来大喊一声：‘弟兄们，看，你们是为什么流血牺牲的。' ”
“怎么能这样跑出来呢？你胡说些什么呀？那好，俺倒想看看你来出这个头儿。咱们俩是在这儿悄悄说说，就像两只野雁在芦苇丛里偷偷咕咕几声，只要你大声一叫，——立刻就有一颗子弹飞过来。老百姓都聋得要命。但是战争会把他们惊醒。打过响雷，黑云就会下雨……”
“那么怎么办呢？你说呀，坏蛋！你把我的心都搅乱啦。”
“那么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呢？”
“我什么也不明白。”葛利高里坦白地承认说。
“谁要想把俺推下山崖，俺就先把他推下去。咱们要敢掉过枪口来对付他们。要朝那伙把人们推下地狱的坏蛋开枪。你要知道，”加兰扎抬起身来，咬牙切齿地伸出手去，说道：“大风浪一来，把一切都一扫而光！”
“照你的意思，就是要……来个天翻地覆？”
“对啦！要把政府像扔破包脚布一样把它扔得远远的。要把地主身上的羊皮剥掉，撕破他们嘴唇，因为他们打老百姓的嘴巴子打得太狠啦。”
“有了新政权以后，战争怎么办？人们还是要打仗的，——就是咱们不打，咱们的子孙还是要打的。用什么法子来缩短战争呢？怎么来消灭战争呢，既然自古以来就老是打个不停？”
“说得对，从古以来就老打仗，只要这些混账政权还存在一天，战争就不会消灭。就是这样！只有等到每个国家都是工人掌权的时候，那就不会打仗啦。这就要求好好去干。要把他们都他娘的送进橡木棺材里去！……会做到的！不管是德国人，还是法国人，——所有的国家都要变成工人和农民的政权。到那时候，咱们谁还要打仗呢？那时候国界没有啦！凶恶的仇恨也没有啦！全世界都过着美好的生活。唉！”加兰扎叹了一日气，咬着胡于尖，那只独眼放着光，像做了个美梦似的笑了。“葛利什卡，俺愿意把自己的血一滴一滴地流完，为了能看到这样的日子到来……俺的心像火一样在燃烧……”
他们一直谈到天亮。在灰色的曙光中，葛利高里才烦躁不安地睡去。
早晨，他被一阵吵声和哭声惊醒。伊万·弗鲁布列夫斯基脸朝下趴在床上，在抽抽搭搭地哭泣，一个女医生、扬·瓦列伊基斯和科瑟赫站在他周围。
“他哭叫什么？”布尔金从毯子里探出脑袋，沙哑地问道。
“他把假眼珠儿摔碎啦。从杯子里往外拿的时候，一不小心，掉到地上打碎啦，”科瑟赫与其说是惋惜，还不如说是幸灾乐祸地回答说。
有个俄罗斯化了的德国人，是个卖人造眼睛的商人，爱国心激励着他，把人造眼睛免费赠送给士兵。前一天，医院里给弗鲁布列夫斯基挑选了一只玻璃眼球，给他装上去，假眼球做得非常精致、漂亮，蓝蓝的，简直像真眼睛一样，真可说是巧夺天工，就是仔细去看，也很难分辨出真假。弗鲁布列夫斯基高兴得像小孩于一样笑了。
“将来我回到家乡，”他用浓重的弗拉基米尔省口音说道，“随便骗上一个姑娘。等结了婚，我再坦白告诉她，眼睛是假的。”
“他要骗人啦，狠狠地骂他一顿！”布尔金哈哈大笑道，他嘴里总在哼着一支歌唱杜尼娅和咬坏了杜尼娅衣裳的蟑螂的歌。
多么不幸的意外——漂亮小伙子只好就这么个独眼丑八怪样子回家乡了。
“别哭啦，会再赠送你一只新的，”葛利高里安慰他说。
弗鲁布列夫斯基抬起他那哭肿了的、一只眼窝空空的脸。
“不会再赠送啦。一只假眼——要值三百卢布呢。人家不会再给啦。”
“那只眼可真是一只好眼睛！上面的每一根细筋儿都画得清清楚楚，”科瑟赫惊叹道。
早茶后，弗鲁布列夫斯基和女医生一同到德国人的商店去，德国人又挑了一只眼睛送给他。
“德国人真比俄国人好！”弗鲁布列夫斯基欣喜若狂地说道。“要是个俄国商人——连一个戈比也休想讨到手，可是人家二话也没有说。”
时间吝啬地打发着日子。死气沉沉的、寂寞的漫漫长日真是度日如年。每天早上九点钟喝茶。给每一个病人用小碟子端来两片薄得可怜的法国面包和一块小手指头大小的奶油，午饭后，病人饿着肚子散去。傍晚又喝茶，为了有所不同，就用凉水下茶。病人的组成也在不断地变化。从“军人病房”（大家都这样称呼那间伤兵住的病房）里第一个出院的是西伯利亚人科瑟赫，紧跟着就是拉脱维亚人瓦列伊基斯。十月末，葛利高里也出院了。
留着剪得短短的小胡于的院长——漂亮的斯涅古廖夫医生检查后，认为葛利高里的视力很不错了。在黑屋子里，让他离开一定的距离，看灯光映出的字母和数字。他出了这家医院，又被送进特维尔大街的军医院里去，因为他脑袋上的已经治好的伤突然又破裂了，有轻微的化脓现象。葛利高里和加兰扎告别的时候，问道：“咱们还能见面吗？”
“两座山不会碰到一块儿……”
“好，霍霍尔，谢谢你，你使我懂得了很多道理。现在我是个有眼也能看的人啦，而且……是个凶狠的人啦！”
“你回到团里的时候——把这些话讲给哥萨克们听听。”
“好吧。”
“要是有机会到切尔尼戈夫省的戈罗霍夫卡镇的话——你就打听铁匠安德里亚·加兰扎，我很愿意再看到你。再见吧，小伙子！”
他们互相拥抱了。乌克兰人的形象长久地留在葛利高里的记忆里——那仅剩下的一只严厉的眼睛和灰脸颊上、嘴上的温柔线条。
葛利高里在军医院里住了十多天。他的心里在滋长着一种还没有形成的决心。加兰扎的说教激起的忧愤使他仿惶不安。他很少和同房的病人说话，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带着惊慌、疑惑的神情。医院院长在接收葛利高里入院时，匆匆地打量着他那非俄罗斯人的脸庞，结论为：“不安分的人。”
最初几天，葛利高里一直在发烧，他躺在病床上，倾听着耳朵里的不停的嗡嗡声。
这期间，发生了一场风波：一位皇族的大人物，答应从沃罗涅什顺便来军医院看看。从早晨起，接到这个消息的医院里的医务人员，就都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忙活起来。给伤病员换了衣服；额外换了一次睡衣，把伤病员们折腾得苦不堪言，一位年轻的医生甚至还要教给他们怎样回答大人物的问话，跟他谈话时候应该持什么态度。这种慌恐情绪也传染了伤病员：有些人早就不敢大声说话了。中午时分，医院大门口响起了汽车喇叭声，接着，贵人照例在一群侍从人员的簇拥下走进了敞开的医院大门（一个快活而又喜欢多嘴的伤兵事后有声有色地对同伴们说，当这些贵宾走近大门时，尽管天气格外晴朗，而且没有风，可是医院的红十字旗却突然拼命飘动起来，而且对面理发店的牌匾上面的那个卷发的、仪态优雅的男士，也好像在那里直磕头，或者是在行屈膝礼）。开始视察病房了。贵人提出了一些合乎他的身份和地位的愚蠢问题；伤员都按照年轻医生的建议，把眼睛瞪得比在军队里教给他们的还要大，回答说：“是，殿下”，或者：“不是，殿下”。院长忙着对伤员的答复进行解释，这时候，他就像条被叉注的蛇一样摇摆着身体，即使从老远看去，也令人很不舒服。这位皇族显贵从一张病床走到另一张病床，赏赐给每个伤员一只小圣像。衣着华丽的人群和浓烈的贵重香水气味移动到葛利高里跟前来了。他脸也没有刮，瘦骨磷峋，两眼红肿，站在自己的床边；瘦削的棕色颚骨轻微地颤动着，显示出他内心的激动。
“就是这帮家伙，他们为了自己的欢乐，把我们从家里赶出来，叫我们去送死。唉，这群坏蛋！该死的东西！混账东西！他们就是在我们脊骨上咬得最凶的虱子！……是不是就为了这个家伙……我们的马才去践踏外国人的庄稼和杀死许多外国人呢？……而我自己则在庄稼茬子上爬行、喊叫，担惊受怕呢？我们离乡背井，在兵营里受折磨……”他那一团激烈、混乱的思绪在脑袋里翻滚。强烈的仇恨把他的嘴唇都扭歪了。“你看他们，个个都肥得流油。最好能把你们这些该死的东西送到战场上去！叫你们骑上马，扛起枪，叫虱子把你们埋起来，叫你们吃臭面包和生蛆的肉！……”
葛利高里的眼睛盯着那些油头粉面的侍从军官，然后把黯淡的目光停在那位皇族显贵尽是皱囊的脸颊上。
“他是顿河哥萨克，得过乔治十字章的英雄，”院长哈着腰，指了指葛利高里说，那说话的声调就像是他本人获得了这枚十字章似的。
“哪个镇的？”皇亲手里捧着准备要赠送的圣像问道。
“维申斯克，殿下。”
“怎么得的十字章啊？”
显贵的两只空洞的浅色眼睛里流露出无聊和厌烦的神情。浅红色的左眉毛熟练地抬起来——这使显贵的脸给人的印象更为深刻。葛利高里突然打了一个冷战，胸中一阵阵轻微的刺痛；这种感觉是在冲锋开始时常有的。他的嘴唇不禁扭歪了，颤抖不已。
“请允许我……我必须去一下……非去不可，殿下……去小便……”葛利高里摇晃了一下，就像被打伤了似的做了一个很大的手势。指着床下说。
显贵的左眉毛倒竖了起来，拿着圣像的手伸到半路上停住了。他茫然不知所措地耷拉下肥厚松弛的嘴唇，转向一位陪他访问的白发将军，说了句英语。侍从人员中出现了一阵轻微的混乱：一个高身材、戴肩章的军官，用戴着雪白手套的手揉了揉眼睛；另一个军官低下了头，第三个疑问地看了看第四个人的脸……白发将军恭敬地笑着，用英语向殿下禀报了些什么，于是显贵大度地把圣像塞到葛利高里手里，甚至还赐予他最高的恩典：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贵宾去后，葛利高里趴到床上。他把脑袋埋在枕头里，颤动着肩膀，躺了几分钟；简直弄不明白，他是在哭，还是在笑，但是他从床上站起来时，眼睛里却没有一点泪痕，而且十分明朗。院长立刻把他叫到办公室里去。
“你这个流氓！……”他手里搓着颜色像脱毛的兔子皮一样的长胡子，张口骂道。
“我不是流氓，坏蛋！”葛利高里颤动着下垂的下颚骨，朝着医生走过去，说道。“在前线上却看不到您这号！”他控制住自己，已经很沉着地说道：“请您送我回家去！”
医生向后退着避开他，转到写字台后边去，语气稍微缓和地说道：“送你走！见你的鬼去吧！”
葛利高里走出办公室，忍不住微笑了，眼睛却是疯狂的。因为他在皇族显贵面前表现的不可饶恕的行径，医院行政当局罚他三天不许吃饭。同病房的伙伴们和一个好心肠的、被小肠疝气折磨着的厨子都送东西给他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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