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首先把科斯托格洛托夫带进器械室，一个接受了一次照射的女病号刚刚从那里走了出去。这里从上午8点钟开始，用支架吊起来的一支18万伏特的大型爱克斯射线管就几乎不间断地工作，而通风窗口关着，所以空气里充满了一种甜腻腻的、有点儿难受的爱克斯光辐射热。
病人照射了五六次、十来次之后，肺部一感受到这种热（其实并不单单是热），就会觉得恶心，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对这种热却已经习惯了。东佐娃在这里工作了20年，当初射线管根本没有防护罩（她还差点儿在高压电线下触电身亡），她每天呼吸爱克斯光室的空气，坐在那里进行诊断的时间大大超过容许的限度。尽管有防护屏和手套，她自身所接受的射线量恐怕比那些最能忍耐的重病人还要多，只不过没有人去把这些射线“单位”累计起来算一算罢了。
她动作匆忙，不仅是为了快点出去，还因为不能让爱克斯光装置多耽搁。她示意科斯托格洛托夫躺在射线管下的一张硬榻上，并把腹部袒露出来。她用一支使人发痒的凉丝丝的什么毛笔在他皮肤上刷来画去，仿佛在写号码。
接着，她向担任爱克斯光技术员的护士说明象限示意图，告诉她怎样把射线管凑近每一象限。然后她让科斯托格洛托夫翻身俯卧，又在他背上涂刷了一阵。她通知他：
“照完以后到我那儿来一下。”
说完她就走了。护士又叫他仰卧，用被单覆盖第一象限，然后她去搬来一些沉甸甸的小橡皮铅毯，用它们盖住目前不应受到爱克斯光直接照射的一切邻接部位。这些有弹性的小毯子压在身上，给人一种既沉重又舒适的感觉。
这时护士也走出去了，关上了门，现在只能通过厚厚的墙壁上的小窗口看见他。响起了轻微的嗡嗡声，一些辅助灯亮了，主要的管子已经烧热。
无坚不摧的爱克斯光束，人的头脑无法想像的、颤动着的电磁场向量，或者用比较易懂的说法叫做量子炮弹，开始倾泻下来，透过留出来需要照射的一块腹部皮肤组织，尔后再透过病人自己也叫不出名儿的间层和器官，透过肿瘤蛤模的躯体，透过胃或肠，透过动脉和静脉里的血液，透过淋巴，透过细胞，透过脊柱和小骨，再透过间层、血管和背上的皮肤，然后透过硬榻的板面、四厘米厚的地板，透过搁栅，透过填料，继续深人坚硬的地基或地下，所到之处一切都被撕裂谢穿。
这种重量子的野蛮轰击是悄然无声进行的，被轰击的组织没有任何感觉，经过12场轰击之后，科斯托格洛托夫重新有了生的愿望和生活的乐趣，吃饭也有了胃口，甚至恢复了愉快的情绪。照射了两三次就使他解除了活着便是活受罪的疼痛，从此他就一心想了解和弄懂，这些穿透力极强的小炮弹何以能轰击肿瘤而又不触及其余的肉体。科斯托格洛托夫在弄明白这种疗法的原理并相信其正确性之前，是无法毫无保留地接受治疗的。
于是他就设法从滚拉·科尔尼利耶夫娜那里了解爱克斯射线疗法的原理，当初，就是这个亲切可爱的女人从他们在楼梯脚下初次见面时起，也就是在他横下一条心，哪怕让消防队员和民警来把他拖走也不在乎、也不自愿离开的时候，便解除了他的成见和戒心。
“您别怕，给我解释解释，”他让她宽心。“我就像一名自觉的战士，应当明确了解自己的战斗任务，否则就无法作战。怎么可能让射线杀伤肿瘤而不损害其他组织？”
该技·科尔尼利耶夫娜的一切感受在眼神里尚未流露出来之前，总是首先反映在她那极其敏感的两片薄薄的嘴唇上。此时，她内心的犹豫正是在嘴唇上反映了出来。
（关于这种不分敌我盲目轰击的炮火，关于这种杀伤力极强的射线，她能向他说什么呢？）
“哦，那是不可能的……好吧，我简单地说说。爱克斯射线，毫无疑问，对什么都破坏。不过，正常的组织恢复得快，而肿瘤组织便不是这样。”
不管她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这却使科斯托格洛托夫感到满意。
“噢！在这种情况下我是愿意试试的。谢谢。现在看来我将会痊愈！”
的确，他渐渐好起来了。他欣然躺下，接受爱克斯光照射，其时还特别晓示肿瘤细胞，让它知道自己正面临崩溃的命运，即将彻底完蛋。
而有时他在接受爱克斯光照射的时候就胡思乱想，甚至打瞌睡。
例如此刻他看到室内挂着许多皮管和电线，就想给自己找到解释，为什么它们那么多，要是其中有冷却装置，那么是水冷还是油冷。不过他的思想并没停留在这上面，他什么也没为自己解释。
原来他又想到了薇拉·汉加尔特。他在想，像这么可爱的女子永远也不会出现在他们的乌什一捷列克。而且，这样的女子一定都有丈夫。不过，他只是顺便想到这一点，他是撇开想像中她的丈夫而想着她的。他在想，要是能跟她聊天，不是聊一会儿，而是脚很久很久，或者在医院的院子里散散步也行，那会多么愉快。有时用激进的见解去吓唬她一下，看她茫然不知所措的神态也很有意思。每当她在走廊里迎面走来或者走进病房的时候，她那亲切的微笑总是像可爱的太阳一样洋溢着温暖。她善良，不是就职业上来说，而是心地善良。再就是她那嘴唇……
射线管持续地发出轻微的嗡翁声。
他在想薇拉·汉加尔特，可也在想卓娅。原来，昨天晚上产生的、今天从早晨起就浮现出来的最强烈的印象，是她的一对耸起的乳房。这对乳房似乎构成了一个近乎水平的搁架。昨晚闲聊时，他们身旁的桌子上放着一把画表格用的相当重的尺子——不是胶合板直尺，而是木料刨出来的那种。整个晚上科斯托格洛托夫都跃跃欲试，想拿起这把尺子，把它放在她那一对乳房所构成的小搁板上，检验一下尺子能不能滑落下来，他觉得不会滑下来。
他还怀着感激的心情想到放在腹下的那块沉甸甸的小铅毯。这小铅毯压着他，并且兴奋地安慰他；“我能保护你，别害怕！”
可会不会保护不了？它的厚度会不会不够？它放的位置会不会不那么完全符合要求？
不过，经过这12天，科斯托格洛托夫不仅仅是重新回到了生活中来——恢复了食欲、活动能力和愉快的心情，他还重新恢复了对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在最近几个月的痛楚中本已完全丧失。由此可见，铅毯守住了防线！
然而，还是得尽快从医院里逃出去，趁自己还走得动。
他没注意到嗡嗡声是怎么停止的，此时粉红色的灯丝已开始冷却。护士走了进来，开始把他身上的保护毯和被单—一撤走。他把两腿从硬榻上放下来，这时也就清楚地看到自己腹部上的那些紫色的方格和号码。
“那么洗澡怎么办？”
“要医生许可才行。”
“想得真周到啊！这就是说，已经为我做了一个月的安排？”
他去找东佐娃。东佐娃坐在短焦距器械室里，正对着光在看几张很大的爱克斯光底片。两台机器都已经关了，两个通风的小富开着，屋里没有其他人。
“坐下，”东佐娃干巴巴地说。
他坐了下来。
她依然在对比两张爱克斯光片子。
科斯托格洛托夫虽然跟她发生过争论，但那都是由于他想抵制医疗过程中那些多余的纯医学研究方面的东西。至于对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本人，他是信任的，不仅因为她具有男子汉式的果断，黑暗中在荧光屏前发布命令明确，年龄也比较大，对待工作一片赤忱，而更主要的是因为她从第一天起就胸有成竹地摸到肿瘤的轮廓，准确地判断出它的部位。本身也有所感觉的肿瘤向他表明们诊的结果是正确的。只有病人能够评定，医生通过手指所了解到的肿瘤是不是那么回事。东佐娃就是那样模过他的肿瘤，无需借助于爱克斯光。
她把爱克斯光片子放到一边，摘下了眼镜，说道：
“科斯托格洛托夫。您的病历里缺少一项至关重要的资料。我们需要准确了解您的原发性肿瘤的性质。”每当东佐娃改用医学语言时，她说话的语调就会加快：长长的句子和一连串的术语总是一口气说出来。“您关于前年动过手术的叙述，以及目前转移的情况，与我们的诊断是相符的。但仍然不能排除其他可能性。而这却给我们采取治疗措施带来了困难。眼下，从您的转移部位取样检查是不可能的，这您也明白。”
“谢天谢地。要取我也不会给的。”
“我怎么也不理解，为什么我们拿不到原发病灶标本的玻璃片。您本人能否完全肯定，曾经做过活俭？”
“是的，肯定做过。”
“可为什么在那种情况下不把化验结果告诉您？”她话说得很快，完全是实干家作风。有些词汇的意思只能凭猜测才能明白。
然而科斯托格洛托夫已经不习惯于这种赶时间的谈话了：
“化验结果？当时我们那里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是那么惊心动魄，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形势是那么紧张，说真的……根本不好意思去问我的活组织检查结果。”科斯托格洛托夫跟医生谈话时，喜欢使用他们的术语。
“您不懂，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作为医生，他们应当知道，这可不能当成儿戏。”
“医生们？”
他看了看她那既没有掩盖。也没有染色的斑白头发，打量着她那颧骨有点儿高的脸上严肃认真的表情。
生活正是这样：在他面前坐着的就是与他同祖国、同时代的一个好人，他们讲的都是共同的俄罗斯祖国语言，然而他却无法向她解释清楚一些极为普通的事情。莫非是由于这话说来实在太长。或者是由于把原来的话题打断又实在太早。
“说起医生们，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他们是无能为力的。第一个外科大夫，乌克兰人，决定给我做手术，并为我做好了术前的准备工作，可就在手术的前夜被押走了。”
“您说什么？”
“能说什么？他被抓走了。”
“可是我不懂，他事先得到通知的时候，是能够……”
科斯托格洛托夫笑了起来，他实在觉得有点好笑。
“押走之前，谁也不会事先通知一声，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出其不意，把人除掉，就是这个意思。”
东佐娃皱紧了宽阔额头的双眉。科斯托格洛托夫说出的话使她感到不可思议。
“可如果他正好有要动手术的病人呢？……”
“咳！送到那里去的病人，有的病情比我还严重。一个立陶宛人吞下了一只铝勺，食堂里的那种汤勺。”
“这怎么可能？！”
“是故意吞下的。为的是离开单人囚室。他当然不知道外科大夫要被押走。”
“那么……后来呢？您的肿瘤不是发展得很快吗？”
“是啊，简直可以说从早到晚都在长，真的……后来，大约过了5天，从另一个集中营调来一个外科医生，是日耳曼人，名叫卡尔·费奥多罗维奇。就这样……到了新的地方他先观察了一下，又过了一天才给我做了手术。可是谁也没对我说起过‘恶性肿瘤’、‘转移’之类的话。我也根本不懂。”
“但是活俭他送去做了没有？”
“我当时什么也不知道，根本不懂什么叫活俭。手术后我躺在那里，身上压着小小的沙袋。快满一星期的时候我开始学着一条腿下床，练习站立；就在这时，集中营里突然又集中了一批人要放逐，总共约700人，叫做‘叛乱分子’。在这一批被放逐的人里，也包括我那位极其温顺的卡尔·费奥多罗维奇。他是从宿舍被带走的，没让他给病人作最后一次巡诊。”
“多么荒唐！”
“可这还不算荒唐呢，”科斯托格洛托夫显得异常亢奋。“我的一个朋友跑来悄悄告诉我，说我也在那个放逐的名单上，是经过卫生所所长杜宾斯卡娜夫人同意的。她明明知道我不能走路，刀口还没有拆线，却点了头，瞧，这个混帐的女人…··对不起……我心想：刀口带着缝线挤在运牛的火车车厢里，必定会溃烂化脓，这就是等死。于是我拿定了主意，等他们来押我走的时候，我就说：‘你们开枪打死我好了，就打死在这床上，我哪儿也不去。’我横下了一条心！可是他们没来带我。这并不是由于杜宾斯卡妮夫人发了善。乙，她对我没有被押走还感到惊奇呢。原来是由于登记分配处里的人发现：我的刑期还剩下不到一年的时间。我把话题扯得远了……随后，我走到窗前去看。医院的木栅外面排着一列长队，离我大约有对米远，收拾好东西的已被赶到那里集中，准备解走。卡尔·费奥多罗维奇从那里发现我在窗口便喊了起来：‘科斯托格洛托夫！把通风小窗打开！’看守骂他：‘闭嘴，你这混蛋！’可他还是在喊：‘科斯托格洛托夫！您要记住！这很重要！您的肿瘤切片我已派人送到鄂木斯克病理解剖研究室做组织分析去了，您要记住！’就这样……他们被押走了。这就是在您之前给我治过病的几位医生。能怪罪他们什么呢？”
科斯托格洛托夫仰头靠到椅背上。他心情十分激动。不是这所而是那所医院的气氛又使他透不过气来。
东佐娃撇开枝节（病人的叙述总是有许多不必要的），抓住要点，继续问下去：
“那么，鄂木斯克方面是怎么答复的？有过答复吗？是怎么向您宣布的？”
科斯托格洛托夫耸了耸瘦削的肩头。
“谁也没向我宣布什么。就连卡尔·费奥多罗维奇为什么向我喊这番话，我也不明白。直到去年秋天，在流放地，我的病情恶化得厉害时，有一个妇科老医生，我的一个朋友，才硬催我去询问。我给自己营里写了封信。没有回音。于是我就给营部写信告状。大约过了两个月，来了这样的回信：“虽经仔细查阅您的档案材料，仍无法确定分析结果。’肿瘤已使我恶心得受不了，本来不想再往哪儿写信，但由于监督处怎么也不放我出去治疗，我也就抱着试试看这种想法往鄂木斯克写了封信，写给病理解剖研究室。很快，没过几天那里就回了信——这已经是在1月份，放我到这儿来之前。”
“说的就是这个，对，对！这封回信！回信在哪儿？！”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当时我正要动身到这里来，我……已经什么都无所谓了。何况那张纸上也没有盖章，只不过是研究室的一名化验员写来的信。她写得很客气，正是在我说明的那个日期里，从那个地点确曾有标本送去，切片分析也做过，并且证实了……您所怀疑的那种类型的肿瘤。还有，当时就已经把答复寄给要求鉴定的医院了，也就是说，寄给了我们营的医院。看来，这事很有可能按照我们那里的一套做法处理了，我完全相信：答复寄来了，反正谁也不需要，于是杜宾斯卡妞夫人就…”
不，东佐娃根本不能理解这种逻辑！她交叉着两只胳膊，手掌不耐烦地轻轻拍着上臂。
“要知道，根据这样的分析结果，应当立刻给您进行爱克斯光治疗！”
“给谁？”科斯托格洛托夫开玩笑似地眯缝起眼睛看了看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爱克斯光治疗？”
瞧吧，他对她讲了有一刻钟，而且还能怎么坦率呢？可她还是什么也没有明白。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他不无感慨地说。“那里的情况是很难想像的……关于那个世界，外面的人连一点概念也没有！什么爱克斯光治疗！我开刀的地方疼痛还没有消失，跟艾哈迈占现在的情况一样，可已经跟大伙一起在干活了，还浇灌过混凝土。我甚至没有想过自己还会有什么不满。您不知道两个人抬的那种盛着混凝土浆的深箱子有多重吧？”
她低下了头。
“那是另一回事。可是后来病理解剖研究室的这一答复为什么没有盖章？为什么作为私人信件发出？”
“作为私人信件发了出来已经谢天谢地了！”科斯托格洛托夫说。“总算遇到了一个好人。我发现，女人中间的好心人毕竟比男人中间的多……至于作为私人信件发出来，那得怨我们该诅咒的保密制度！她信上还继续写着：‘不过，肿瘤标本寄给我们的时候没有注明病人的姓名。因此，我们不能给您开出正式的证明，标本的解剖玻片我们也不能寄给您。”’科斯托格洛托夫十分气愤。这种表情在他脸上反映得比什么都快。“这算什么了不起的国家机密！真是些白痴！唯恐那边的什么研究室知道某某营里关着一名囚犯科斯托格洛托夫。仿佛是法王路易的兄弟似的！至今，我的切片还作为无名氏的标本放在那里，而您却为治我的病不得不绞尽脑汁。保密倒算是做到了！”
东佐娃望着他，目光坚定而明确。她没有改变自己的主张。
“那么，这封信我也应当放在病历里。”
“好。我一回到那个庄子，马上就给您寄来。”
“不，要快一点。您的那位妇科大夫能不能帮您找到，能不能寄来？”
“找倒是能够找到……不过我自己什么时候回去呢？”科斯托格洛托夫皱着眉头望着她。
“在我认为您的治疗需要告一段落时，您可以回去，”东佐娃一字一顿而又意味深长地说。“但那也只是暂时的。”
在交谈中科斯托格洛托夫所等待的就是这一瞬间！可不能不战而轻易放过！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我们最好达成协议，不要用大人跟小孩谈话的这种调子，可不可改用大人跟大人谈话的那种调子？很认真地谈谈。今天巡诊时我对您……”
“今天巡诊时您在我面前，”东佐娃的大股顿时一沉。“作了一次丢脸的表演。您想干什么？想把病人的思想搞乱吗？您在往他们的头脑里灌输什么？”
“那会儿我想干什么？”他说时并不发火，同样很有份量，并且理直气壮地坐在椅子上，脊背紧靠着椅背。“我只是想提醒您，我有权支配自己的生命。人可以支配自己的生命，不对吗？您是否承认我有这样的权利？”
东位娃望着他脸上那道没有血色的弯曲疤痕，默然不语。科斯托格洛托夫继续发挥：
“您一开始就基于错误的论点：既然病人进了你们的医院，下一步就是你们代他考虑。由你们的指示，由你们的碰头会、方针、计划以及你们医院的名誉代他作主。就这样，我又是一粒砂子，同在营里一样，我又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
“做手术之前，医院总是先取得病人的书面同意，”东佐娃提醒他。
（她提到手术是什么用意？…如果要给他动手术，那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
“谢谢！为此而感谢，尽管医院这样做是为了自身的保险。可是除了动手术，要知道，你们是什么也不征求病人的意见的，什么也不向他解释！就说爱充斯光这一点吧，那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关于爱克斯光，您是从哪儿听来的谣言？”东佐娃在寻思。“是不是从拉比诺维奇那里听来的？”
“我不认识什么拉比诺维奇！”科斯托格洛托夫自信地摇了摇头。“我谈的是原则。”
“一点不错，他正是从拉比诺维奇那里听来这些关于爱克斯光后遗症的可怕故事，但答应过决不出卖他。拉比诺维奇曾经是个门诊病人，已经照过200多次爱克斯光，吃了不少苦头。他觉得，每照10来次，自己不是愈来愈接近康复，而是愈来愈接近死亡。在他住的那个地方，同一套住宅、同一栋楼房、同一座城市的人，谁也不理解他的心情：那些健康的人们总是从早到晚奔波忙碌，想一些如意和不如意的事情，在他们看来，这些事情都非常重要。就连自己的家属也已经对他感到厌烦了。只是在这儿，在癌症楼的台阶上，病友们会对他表示同情，一连几个小时听他唠叨。他们能够理解，当“推引”的活动三角出现僵化，照光的所有部位辐射瘤痕增厚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
您听听，他居然谈起原则来了！…难道东佐娃和她手下的主治医生所缺少的就是整天跟病人讨论治疗原则！那什么时候才能着手治病呢！
“不过，像此人这样固执地好刨根问底，或者像拉比诺维奇那样老是缠着她了解病情进程，大概50个病人中间才有1个，有时免不了要耐着性子跟他们解释。从医学上来看，科斯托格洛托夫的病例也是很特殊的：奇就奇在她接手之前有人对他采取了极端不负责任的态度，好像以密谋暗算的手段把他推到了死亡的边缘；奇又奇在他接受爱克斯光照射之后以惊人的速度陡然好转，恢复了生气。
“科斯托格洛托夫！12次爱克斯光照射使您起死回生，可您怎么竟敢对放射治疗本身倒打一耙？您抱怨在劳改营和流放地没有给您治病，置您的生死于不顾；而在这里您又抱怨给您治疗和关心太多。这是什么逻辑？”
“看起来是不合乎逻辑，”科斯托格洛托夫把一头蓬乱的黑发一甩。“但也许本来就不必有什么逻辑，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您说是不是？要知道，人本身是非常复杂的，为什么非要用逻辑学去加以解释呢？或者用经济学去解释？再不就用生理学？不错，我到你们这里来的时候等于一具尸体，躺在楼梯下面的地板上，要求你们收下，于是乎你们也就得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认为我到你们这里来是不惜任何代价只求活命。可我，并不愿不惜任何代价！！世上没有任何东西会使我愿意不惜任何代价去换取！”他愈说愈快了，尽管不喜欢这样，但是东佐娃好像要打断他的话，可他还有好多话要说。“我来到你们这里，是为了减轻痛苦！我一遍一遍地说：我疼得厉害，帮帮忙吧！你们的确帮了忙2瞧，现在我不疼了。谢谢！谢谢！我欠你们的情，我感你们的思。不过现在，请放我走吧！让我像一条狗那样回到自己的窝，在那里躺一躺，舔舔身上的毛。”
“等您又疼得受不了的时候，您再爬回来找我们是吗？”
“也许。也许我还会爬回来。”
“我们又必须把您收下是吗？”
“是的！！仅就这一方面来说，我也看到了你们的善心！而您有什么可担心的？担心治愈率？担心不好交差？既然医学科学院认为不应少于批次，而你们只做了15次就放我走——这您担心没法交代？”
她还从未听到过这样的胡说八道。如果是从交差的角度考虑，那么现在以“明显好转”为理由让他出院恰恰最为有利，而照射50次之后反而不能这样做。
可他仍然固执己见：
“你们打退了我的肿瘤，这就够了。你们把肿瘤抑制住了。现在它处于守势。我也有了防御能力。这就好得很。士兵在防守中日子最好过。而你们反正做不到“彻底根治”，因为治癌是没有底的。况且，自然界的一切过程都以渐趋饱和为特点，过了头就会事倍功半。起初我的肿瘤被破坏得很快，现在这个过程就会缓慢下来，所以，趁我还有自己的一点血液，还是请你们放我走吧。”
“真有意思，这些知识您是从哪儿得来的？’冻佐娃眯缝起眼睛。
“您也许不知道，我从小就喜欢读医学方面的书籍。”
“但是我们的治疗究竟有什么使您担心的？”
“有什么使我担心的——我不知道，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我不是医生。这也许您知道，只是不想跟我说罢了。就举这个例子吧：蔽拉·科尔尼利耶夫娜要给我注射葡萄糖……”
“这是必不可少的。”
“可是我不要。”
“为什么呢？”
“首先，这是不自然的。如果我非常需要葡萄糖，那就让我口服好了！20世纪人们可真独出心裁：每一种药何必都打针呢？自然界能见到这种现象吗？动物是这样的吗？再过100年，后人将把我们当作野蛮人嘲笑。再说，针又是怎么打的？有的护士一下子就能扎准，可有的护士简直会把整个……肘弯儿都给戳遍。我不愿意！另外，我已经观察到了，你们正在设法给我输血……”
“您应该高兴才是！有人把自己的血献给您！这是恢复健康的保证，这是生命啊！”
“可是我不要！我曾亲眼看到过给一个车臣人输血，后来他在床上折腾了3个小时，据说跟他的血“不完全相容”。而有的人输血没输进静脉里，结果胳膊上凸起了肿包。现在还在热敷，整整有一个月。我可不愿意。”
“可是不输血就不能较多地进行放射治疗。”
“那就别进行了！！为什么你们总是认为自己有权利代替别人做出决定？要知道，这可是一种可怕的权利啊，很少导致好的结果。你们真的要当心！即使是医生也没有这个权利。”
“正是医生有这个权利！首先是医生有！”东佐娃深信不疑地大声说道，她很生气。“要是没有这个权利，那就没有任何医学可言！”
“可这会导致什么结果呢？瞧，不久您就会写出一篇关于射线病的报告来，是这样吧？”
“您怎么知道？”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十分惊讶。
“这是不难设想的……”
（桌子上随便放着一个厚厚的文件夹，里边尽是打字稿。从科斯托格洛托夫的方向看去，文件夹上的题目是倒着写的，但在谈话过程中他已经看明白了，并且仔细想过了。）
“……这是很容易猜到的。因为出现了一个新的词儿，那就是说，得写出研究报告来。其实，您20年前就给某个这样的科斯托格洛托夫照射过，那人曾竭力拒绝，害怕这种治疗，而您一再让他相信，一切都很正常，因为当时您还不知道有射线病。我现在也是这样：我还不知道我该怕什么，不过，您还是放我走吧！我想凭自己的体力恢复健康。说不定那会对我更好些，您说呢？”
医生有一条常识：对病人不应当吓唬，而应当鼓励。但是，遇到像科斯托格洛托夫这样纠缠不休的病人，则恰恰相反，应当让他大吃一惊。
“更好些？决不可能！我敢肯定地这样对您说，”她用四个指头往桌子上一拍，像用蝇拍拍苍蝇似的，“决不可能！您，”她又斟酌了一下打击的份量．“必死无疑！”
她望着他，准备看他怎样发抖。但他只是缄默不语。
“您的命运将跟阿佐夫金一样。您看到过是怎么样吧？要知道，您跟他得的是同一种病，耽误的程度也几乎一样。艾哈迈占能被我们救过来，因为他手术之后马上就接受了照射治疗。而您失去了两年时间，这一点您要考虑！本来应当紧接着动第二次手术，切除邻近最容易波及的一个淋巴结，可是没有给您切除，请您注意。于是就发生了转移！您的肿瘤是癌症中最危险的一种！它之所以危险，就在于它是迅速扩散和严重恶性的，就是说它能非常快地转移。根据最近的统计，这种病的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五，您满意了吧？好，我可以让您瞧瞧……”
她从一堆文件夹中抽出了一本，开始在里边翻查。
科斯托格洛托夫默不作声。后来他开口了，但声音很轻，一点也不像刚才那么自信：
“坦白地说，我对生活并不十分留恋。不仅在我的前头木会有什么生活，就是过去也没有生活。要是现在还有希望活上半年，那就先过上半年再说。至于十年二十年计划，我并不想制订。多治疗等于多受罪。将会出现放射性恶心、呕吐——何必呢…”
“找到啦！您瞧！这是我们的统计。”她把一张双连的练习本纸转向他。展开的全页纸上通栏写着他那种肿瘤的名称，左半页的上方写着：“已经死亡”；右半页的上方：“尚未死亡”。各分3栏填写着姓名——是不同时间写的，有铅笔字，有钢笔字。左边半页没有涂改，而右边半页的姓名一再被划掉、划掉、划掉
“暗，就是这样。出院时我们把每个人的姓名都写在右边，可后来就陆续转到了左边……但毕竟还有几个幸运的人留在右边，您瞧见了吗？”
她把这张名单给他再看看，让他再想想。
“您以为您已经恢复了健康！”她又进入了强攻。“其实，您的病还是老样子。您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怎样，现在还是怎样。推一弄清楚了的，就是跟您的肿瘤可以进行斗争！还不是一点希望也没有。就在这种时刻您声称要走？那好，走吧！您走好了！哪怕今天出院也行！我会立刻让他们给您办手续……随后我就把您登记在这张名单上。填在‘尚未死亡’这半页上。”
他不吱声了。
“怎么样？决定吧！”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科斯托格洛托夫开始讲和。“如果需要在某种合理的程度上再做一定次数的照射，比方说，5次，10次……，，
“不是5次，也不是10次！要么一次也别做！要么需要做多少次就做多少次！比如说，从今天开始，每天要给您做两次，而不是做一次。这也包括一切必要的治疗措施！而且不许您抽烟！还有一条必须做到：接受治疗不仅要有信心，而且还要心情愉快！要有愉快的心情！只有这样，才能治好您的病！”
他低下了头。在一定程度上，他今天就是为了讨价还价。他惟恐向他提出动手术的方案，现在总算没有提出来。至于照射，倒还可以，没什么。科斯托格洛托夫备有一种秘方草药——伊塞克湖草根，他不是无缘无故要回到自己那偏僻的老家去，而是打算在那里用这种草根治病。正是由于有了这种草根，他到这所肿瘤医院来只是为了尝试一下。
而东佐娃医生，看到自己胜利了，就宽宏大量地说：
“好吧，葡萄糖一项我就给您免了。换一种皮下注射的针剂。”
科斯托格洛托夫微微一笑：
“应当说，是我向您做出了让步。”
“还有：请您尽快把鄂木斯克的那封回信转来。”
他离开她那里的时候，一边走一边想，觉得自己正走在两大永恒范畴之间。一边是注定死亡者的名单，一边是永久性的流放。永久性的，像星辰一样。像银河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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