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他早就不许自己存任何幻想了！他甚至不敢让自己有高兴的念头！
只有刚开始服刑的新的囚犯，最初几年才相信每一次叫他带着东西走出牢房都是恢复自由的召唤，把每一次关于大赦的消声传闻都当做天使的号音。其实把他叫出车房，无非是为了向他宣读一份可恶的什么文件，接着把他推到另一间牢房里去，那是层次更低、更暗，空气同样混浊不堪。而大赦则一拖再拖——从胜利纪念日拖到十月革命节，从十月革命节拖到最高苏维埃举行全体会议，大赦像肥皂泡那样破灭，要么只宣布赦免窃贼、骗子、逃兵，而打过仗、吃过苦的人则一次次失望。
为了欢乐，造物主在我们心上所创造的那些细胞，也都由于没有用处而渐渐衰亡。胸中供信心栖身的那几个立方厘米的空间，也因经年空置而萎缩。
尝够了幻想破灭的滋味，做够了获释回家的美梦，最后，他只想回到自己那美好的流放地，回到自己心爱的乌什一捷列克！是的，那是他心爱的地方！说也奇怪，正是从这医院里，从这个大城市，从这个奥列格觉得自己适应不了、而且恐怕也不想去适应的结构复杂的世界遥想他那一角流放之地，着实感到十分亲切。
乌什一捷列克的意思是“3棵白杨”。它因远在10千米以外的草原上也望得见的3棵古老的白杨而得名。3棵白杨挨得很近。它们不像一般白杨那样挺拔，甚至还有点腰弯背驼。它们大概都有400年的历史了。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之后，它们不再往上长，而是向旁边扩展，在一条主要的灌溉渠上方织成浓密的萌盖。据说，这样的老树当年村子里还有不少，但在1931年布琼尼镇压哥萨克人的时候都被砍光了。后来这种树就再也植不活。不管少先队员们栽多少，一抽芽就被山羊啃得活不了。只有美洲枫树在区委会门前的大街上还能扎根成活。
在世上，是要爱你从孩提时期就苦恋、对耳闻目睹的一切都习以为常的地方呢？还是爱第一次对你说“行啦，不用押送了！您自己去吧！”的地方？
迈开自己的两条腿走！“带上你的铺盖，走吧！”
那是获得半自由时的头一夜！监督处暂时还监视着他们，不让进村子里去，但允许随便睡在内务部大院的干草棚下面。棚檐下几匹站着不动的马整夜轻轻地嚼着干草——再也想像不出比这更甜美的声音了！
然而奥列格半宿没能睡着。院子的石铺地面被月亮照得整个儿泛白，于是他像个精神失常的人起来按对角线方向在院子里踱来踱去。没有任何降望哨，没有任何人看着他，在高低不平的院子里他幸福地走着，磕磕绊绊，昂首仰望白色的夜空，似乎一直在朝某个地方走去，又仿佛担心来不及赶到，似乎明天不是要去一个不毛之地的小村子，而是要进一个凯歌高奏的广阔世界。南方早春的温暖空气里没有一点儿宁静：如同一个布局松散的大火车站上空机车的汽笛声此起彼伏，彻夜呼应，从村子的各个角落整夜都有毛驴和骆驼在各自的围栏和院子里像吹号似地发出急切、得意的嘶鸣，表达它们求偶的情欲和对传宗接代的信心。这种求仍的呼声在奥列格本人的胸中引起了共鸣。
难道还有比你度过这样一夜更为可爱的地方吗？
就在那天夜里，他又恢复了希望和信心，尽管他已多次责备过自己。
经过劳改营的生活以后，流放者的世界不能说是残酷的，尽管这里在灌溉季节也会为争水而舞动农具进行械斗，有时还砍脚。流放者的世界宽广得多，轻松得多，不那么单调。但这里也有它残酷的一面，要往地下扎根可不那么容易，要让茎部吸收养分也不那么容易。还得左躲右闪，不让监督处把你打发到150千米的沙漠腹地去。还得找一个茅屋栖身，付点钱给女房东，可实际上找不出什么东西来支付。每天的面包得花钱去买，还得在食堂里买点什么。必须找到工作做，可是挥了7年十字镐，怎么也不愿拿起农具去灌水种地。虽然村里的一些寡妇有土房、自留园甚至奶牛，也都愿意招一个单身流放者做丈夫，但他觉得把自己卖出去当男人还为时尚早，因为生活似乎并不是结束，而是刚刚开始。
以前在劳改营里的时候，估计有多少个男人到了外面也不会剩下，囚犯们以为只要摆脱了押解者的监视，碰上的第一个女人也就是你的了。都以为她们孤孤单单，整天哭哭啼啼，除了男人什么也不想。但到了村里一看，孩子多得不得了，妇女们也似乎整天忙于自己的生活，不论是单身女人还是姑娘们，都不愿就那么同居，而一定要正式结婚，并在村子里显而易见的地方盖一座房屋。乌什一捷列克的风俗习惯还是延续上一个世纪的。
奥列格早已不受押解者的监视了，可他还是像关在铁丝网围墙之内的那些年头一样，过着没有女人的日子，尽管村里也有像画上那样的黑头发的希腊女子和勤劳的日耳曼金发姑娘。
他们被送往流放地的单子上已写明永久性，奥列格理智上也认了命，准备永久性地呆下去，不可能设想还有任何其他办法。可是就在这里结婚——这想法不知为什么却不往心里去。贝利亚被推倒了，他那中空的塑像也顷刻间轰隆隆地坍塌了，大家都在期待发生剧变，然而变化像爬行般缓慢，且又是微小变化。后来，奥列格找到了从前的那个女朋友——她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流放地跟她通过几封信。他还打算跟很早以前在列宁格勒相识的一个女子通信，好几个月一直指望她会到这里来。（然而，谁会抛弃列宁格勒的住宅，到他这鬼地方来？）就在这时肿瘤出现了，它以持续难忍的疼痛排斥了其他的一切，连女人也不比一般的好』动人更有吸引人的地方了。
奥列格体会到，流放不只是有使人心情压抑的一面——这一点即使根据文学作品，人人也会知道（不是你所喜欢的地方；不是你所愿意与其相处的人），而且还有使人感到解脱的一面——这一面很少有人知道：从怀疑中、从对自己负责的约束中解脱出来。倒霉的倒不是被流放的人，而是领到带有“第39条”污点的身份证的那些人，他们必须不停地奔波，设法安身，寻找工作，可是又到处碰壁，老是为每一个细节的失检而责备自己。可来到流放地，囚犯反而觉得名正言顺，因为不是他心血来潮要到这里，所以谁也不能把他从这里赶走！当局已为他作了安排，他已不再担心会失去某处的好位置，不再为谋求更好的待遇而忙活。他知道他只有这惟一的一条路可走，这样倒也使他精神振奋。
现在，身体开始康复的奥列格，又面对着错综复杂的生活，他为有乌什一捷列克这样一小块福地而感到愉快，那里为他作了一定的安排，那里一切都清清楚楚，那里大家似乎也把他完全当做公民看待，很快他就会像回家一样回到那里去。那边已有一些亲缘的纽带在牵动着他，他也由衷想把那个地方称为“我们那儿”。
在这之前，奥列格在乌什一捷列克呆的一年里有9个月是生病，所以很少仔细观察那里的景色和生活的细微之处，很少仔细地欣赏。对一个病人来说，草原似乎灰尘太多，阳光似乎过于灼人，宅旁的园地似乎被烤得过焦，和泥制作砖坯似乎太费力气。
而现在，就像那些叫春的毛驴一样，当生命的号角又在他身上吹响的时候，奥列格一边在这个树多、人多、色彩多样、砖房座座的医疗中心的小径上漫步，一边满怀深情地回忆起乌什一捷列克那个世界里平淡无奇的一草一木。那个平淡无奇的世界对他来说是更为可贵的，因为那是他自己的世界，至死是自己的，水流是自己的世界，而这里却是临时的，暂住的。
他回想起草原上的“茹桑”——苦味有如黄连，又是那么使人感到亲切！他也想起了多刺的“让塔克”。还想起刺儿更多的“金吉尔”，这种植物会爬满篱笆，五月里开紫花，芬芳袭人，有如丁香。还有那“芝杜”树——它的花香浓得令人头晕，一如欲念超过限度、香水喷得过多的女人。
这又是多么奇怪，一个同俄罗斯的小片丛林、小块田地感情上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俄罗斯人，总是眷恋俄罗斯中部那沉静而拘谨的自然景色，可是在被迫永久流放到这里来以后，竟会爱上这个时而炎热、时而狂风突起的荒僻旷野，把无风的阴天当做休息日，雨天则视若过节，而且，直到老死都住在这里似乎也俯首听命。他对像萨雷姆贝托夫、捷列根诺夫、毛乌凯耶夫、斯科科夫兄弟这样一些人似乎已经有了感情，尽管还没有掌握他们的语言；透过虚妄与虔诚相混的心态乃至感情的冲动，透过他们对古老氏族的愚忠，他看出这是一个本质上纯朴的民族，永远都是坦诚相见，以美好的愿望报答美好的愿望。
奥列格已经34岁了。所有的大专院校都不收35岁以上的学生。他已经永远得不到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了。没有这种机会也就算了。还是在前不久他从一个砖坯工提升为土地测量员助手（他向卓娅说是测量员，那是撒了个谎，其实只是助手，工资为350卢布）。他的上司，区土地测量员，对于测杆上的刻度还不甚明了，因此奥列格的工作按说是够多的了，但他几乎没什么事情可做，因为集体农庄都有永久（又是永久）使用分给它们的那些土地的证书只是偶尔才需要他去把集体农庄的土地割出一部分作为扩大村镇建设使用。他还远不如一个米拉勒！这农田灌溉的主宰米拉勃，眼睛不看也能感觉出背后土地的水分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奥列格大概也会把生活安排得好些。但即使在目前，他回想起乌什一捷列克来心里也总是那么热乎乎的，只等疗程结束就回到那边去，哪怕健康只恢复了一半也要去那里，这又是怎么回事？
对自己的流放地怀着满肚子怨气，憎恨它，诅咒它，岂不更合乎情理？其实不然，就连本该受到讽刺作家鞭挞的事情，在奥列格看来也不过是笑料而已。就拿新来的校长阿本·别尔杰诺夫来说，他从墙上把萨夫拉索夫的《白嘴鸭》这幅画撕下来扔到了柜子后面（因为他看到画上有教堂，认为那是宗教宣传品）。还有那位区卫生局长，一位精力充沛的俄罗斯女同志，她经常在讲台上向区里的知识分子做报告，私下里却以两倍的价钱向当他的女士们销售一种新花色的中国绔纱，直到这种料子在区百货商店也出现了为止。还有，救护车常常是烟尘滚滚地疾驰而过，但往往不是运载病人，而是充当区委会的小轿车，要么就是给当官的家里分送面粉和奶油。还有，小小的零售店负责人奥列姆巴耶夫的“批发’买卖：在他的小小食品店里总是空空如也，然而房顶上——卖掉的商品的空箱子却堆积如山；他因超额完成销售计划而获得奖金，平时经常在店门口打瞌睡。卖东西他懒得零称零卖，懒得分散包装。对所有的权势人物都供应足了以后，他就去选他认为有资格的对象，悄悄地对对方说：“拿一箱通心粉去，要就是一箱”，“搬一袋白糖去，要就是一袋”。就这样，整袋或整箱的食品从仓库直接搬进住宅里去，可都作为奥列姆巴耶夫的零售营业额。还有，区委第三书记一心想以校外学员的身份通过中学毕业考试，可是任何一门数学他都一窍不通，于是夜里他偷偷地去向一个流放教师请教，送给他一张羊羔皮。
这一切只不过引起他微微一笑罢了，因为这一切都是他在狠改营（劳改营）之后所见。不消说，在劳改营里待过之后，这里的什么事情不像笑话？什么事情不使你觉得像休息？
要知道，这可称得上是一种享受啊——傍晚的时候，穿上白衬衫（惟一的一件，领口已经磨破了，至于穿什么样的裤子和皮鞋，那就别问了），沿着村里的那条大街走一走。在俱乐部门前的芦席棚下可以看到海报：“缴获的新故事片……”，还可以看到那个傻帽儿瓦夏在招徐所有的人进去看电影。你可以花两个卢布买一张最便宜的票——第一排，跟孩子们坐在一起。个月去过一次痛——花两个半卢布到茶馆里去挤在车臣族司机们中间喝一杯啤酒。
这种带着笑声和经常怀着喜悦的心情去对待流放生活的态度，奥列格多半是从卡德明夫妇——妇科医师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和他的妻子叶连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那里学来的。在流放中卡德明夫妇不论遇到什么事情，总是这样说：
“真是太好了！这比过去好了多少啊！我们能来到这样一个好地方可真是走运啊！”
他们要是弄到了一只白面包，就会高兴得不得了！今天俱乐部上映一部好电影——高兴得不得了！书店里有两卷本帕乌斯托夫斯基选集——高兴得不得了！来了专家镶牙——高兴得不得了！又派来了一位妇科医师，也是流放者——他们同样会觉得非常好！让她专着妇科病，悄悄管打胎的事，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管一般内科病，钱虽然少些，但却比较安稳。遇到瑞瑰色、粉红色、火红色、猩红色乃至血红色的草原夕照，那简直是一种享受！身躯细长、头发花白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会挽着臂粗腰圆、不无病态地愈益发胖的叶连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步履稳重地走到村边的几所房子外面去欣赏这夕阳余辉的晚景。
但生活作为种种乐趣所点缀起来的火树银花，是从他们为自己买下一座带宅旁园地的低矮土房子那一天开始的。他们明白，这是自己最后的栖身之所，是他们终其天年的最后归宿。（他们已经约好，死一起死：一个归西，另一个随之而去，否则留下来还有什么活头？）他们没有任何家具，便请霍姆拉托维奇老头（也是个流放者）给他们在屋角里用土坯砌了个平台。这就成为一张双人床——多宽敞！多方便！这可真叫人高兴！缝了一只大口袋，里边塞满了麦秆——这就是床垫。还请霍姆拉托维奇做一张桌子，而且一定做成圆的。霍姆拉托维奇有点纳闷：活在世上60多年了，可从未见过圆桌。干吗要做圆的呢？“这就请您别管了！”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搓着他那妇科医师白净而灵巧的手说。“反正一定要圆的广下一件操心的事儿是没法弄到一盏玻璃的，而不是铁皮的高脚煤油灯，要灯芯一英寸宽的那种，而不要零点七的，此外，要有备用的玻璃罩子。在乌什一捷列克没有这样的灯卖，他们是托好心人从老远的地方逐渐带来的。于是，他们的圆桌上也就放上了这样一盏灯，而且还加上了一只自制的灯伞。1954年，当大都市里人们竞相购置落地灯柱的时候，当世界上连氢弹都有了的时候，在这乌什一捷列克，自制圆桌上的这盏灯竟把简陋的土屋变成了18世纪的豪华客厅了！多么阔气啊！他们3人围桌而坐，叶连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激动地说：
“啊，奥列格，我们现在的生活有多好哇！您知道，如果童年不算的话，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广
她说得对！因为人们的幸福并不取决于富有的程度，而是取决于心与心的关系和我们的生活观。这两点永远由我们自己作主，而这就是说，人只要自己愿意，随时可得到幸福，任何人都不能妨碍他。
战前他们同卡德明的母亲住在莫斯科郊区。婆婆的性格如此不能客人，老是吹毛求疵，而儿子对母亲又是百依百顺，以至当时已届中年油食其力、也不是第一次结婚的叶连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经常感到心情压抑。现在她把那些年头叫做自己的“中世纪”。正需要发生一场灾难性的不幸，好让清新的空气涌进他们的家庭。
不幸也的确降临到了头上，那是她婆婆本人牵的线：战争的头一年，一个没有证件的人前来要求暂避。婆婆对家里人十分苛刻，但又恰守基督教的普遍信条，她收留了那个逃兵，甚至没跟儿子、媳妇商量一下。逃兵在她家里住了两夜就离去了，后来在别的地方被逮住，审讯时他交待出留他住宿的人家。婆婆当时已年近八旬，当局没有碰她，但认为应当把她50岁的儿子和40岁的媳妇抓起来。提审时间及，拥逃兵是不是他们的亲戚；如果是的话，后果的严重性就会大大减轻，因为这不过是河私行为，完全可以理解，甚至情有可原。但逃兵同他们非亲非故，只是路过罢了，结果卡德明夫妇不是作为逃兵的窝藏者，而是作为有意识破坏红军战斗力的祖国公敌各判10年徒刑。战争结束了，那个逃兵已在1945年斯大林大赦中获释（历史学家将会百思而不得其解：为什么逃兵最先得到宽恕，而没有任何限制）。他已经忘了当初在哪户人家借宿过，连累了什么人。而卡德明夫妇跟那次大赦却沾不到边儿，因为他们不是逃兵，而是敌人。他们眼满了10年徒刑，可还是不放他们回家，因为他们不是单独行动，而是一个集团，一个组织——丈夫和妻子！所以必须永久流放。卡德明夫妇预见到会有这样的结果，所以事先就提出申请，希望至少能把他们流放到同一个地方。当时，似乎谁也没有直接表示反对，这一请求似乎也是合情合理的。然而，丈夫还是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南方，妻子被流放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区。也许是有意把他们分开，因为他们是同一个组织的成员？……
不，这倒不是为了惩罚他们，不是故意刁难，只不过内务部机构里没有分管照顾夫妇关系的专职人员，所以他们也就分开了。年近半百、手脚浮肿的妻子被放逐到原始森林，那里除了在劳改营时已经熟悉的伐木外，没有别的活可干。（但直到现在她回忆起叶尼塞河流域的原始森林时，也不免赞叹地说：那里的风景多美啊！）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他们不停地往莫斯科写信求告，最后总算派来一名特别递解员把叶连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带到乌什一捷列克这里来。
对于现在的生活，他们怎会不高兴！他们怎会不爱乌什一捷列克！怎会不爱自己的小泥屋！他们还会想过什么样的好日子？
永久流放就永久流放好了！在这永久流放的时间里是足以研究乌什一捷列克的气候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挂出了一支温度计，安放了一只计算降水量的罐子，而风力则去向英娜·施特廖姆了解。英娜是10年制中学毕业生，在管国家气象站的一个点。气象站如果还观察到什么情况，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也都—一记入精确统计的气象日志，令人叹服。
还是小时候他就从当交通工程师的父亲那儿养成困不住的工作习惯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不管柯罗连科是否有点迂夫子气，但他说过（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引用他的原话）：‘识要事情井井有条，我们的心里就觉得平静。”卡德明医生还有一句喜欢常说的口头掸：“事物都知道自己的位置。”事物本身知道，而我们只要做到不妨碍它们就行了。
在冬天的晚上，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喜欢把这样一件事当作消遣：装订书籍。他喜欢把蓬乱、松散、扭曲的书整理得平整熨贴、赏心悦目。在乌什一捷列克，他甚至清人做了一台装订压书机和一把极其锋利的切纸刀。
付清了土房子钱以后，卡德明夫妇依然在各方面都很节约，衣服总是穿！日的，逐月省下来的一点钱好买一台干电池收音机。他们得先跟文化用品商店的库尔德族售货员说好为他们留一些电池，因为电池与收音机是分别到货，而且不是经常有。他们还必须克服所有流放者对收音机所怀有的恐惧心理：内务部的官员会怎么想？买收音机的目的是不是为了收听BBC？恐惧心理克服了，电池也弄到了，收音机打开了，于是传出了音乐声，对囚犯的耳朵来说，这种声音只有天堂才有。但这是靠3截电池供电的收音机发出来的，是普契尼、西贝柳斯、鲍尔特尼扬斯基③等人的作品，在卡德明的土屋里，每天都从节目中选出来收听。就这样，收音机充实了他们的世界，不仅没有什么需要取自外界，而且还可以把自己的财富匀给别人。
但春天一到，晚上就没有多少时间听收音机了，他得抓紧时间照看宅旁的园地。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把自己的这块园地安排得如此精细和富有生机，简直使老公爵包尔康斯基和他那荒山田庄上特聘的建筑师也相形见拙。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年已花甲，但在医院里还十分活跃，一个人顶一个半人工作，无论哪天夜里随时都准备跑去接生。在村子里，他走路总是急急匆匆，健步如飞，不因自己须发斑白而不好意思，人们只见叶连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给他缝的那件帆布上衣的衣襟迎风飘扬。然而使起铁锹来，他却显得力气不够，早晨干半个小时，也就开始气喘吁吁了。但尽管两手和心脏跟不上，规划设计得却十分完美。他带领奥列格在以两株小树为界的宅旁空地上参观，边走边夸耀地说：
“您瞧那儿，奥列格，整个这块地将有一条小径贯穿过去。左面，您将来会看到三棵杏树，这已经种下去了。右边将辟为葡萄园，这无疑也会扎下根去。小径的尽头将出现一座亭子——一座真正的亭子，乌什一捷列克还从未见过的那种！亭子的基石已经安好，那里放一张半圆形的土坯砖台（还是那霍姆拉托维奇问：“为什么要半圆形的？”），这里插一些树条，让啤酒花攀藤。旁边将种上芬芳扑鼻的烟草。白天我们将在这里避暑，晚上生上荣炊在这里喝茶，那时也请您光临！”（不过，茶炊还没有买呢。）
他们的园子里还会长出什么来，目前尚不知道，现在肯定不会种的东西有土豆、卷心菜、黄瓜、西红柿和南瓜，这些东西邻居们家里都有。卡德明夫妇会不以为然地说：“要知道，这都能够买到！”乌什一捷列克的定居者都善于经营和持家，自己养牛，养猪，养羊，养鸡。卡德明夫妇也不完全反对饲养家畜，但他们的饲养方针不能得到实惠，因为他们所养的都是狗和猫。卡德明夫妇是这么想的：牛奶也罢，肉也罢，市场上都能买到，但狗的忠心能上哪儿买去？难道光花钱就能叫那毛像宫狐、大得像狗熊的茹克或小巧玲珑、全身雪白、可是有两只灵活的黑耳朵的托比克那么又跳又蹦地欢迎你？
我们现在把人们喜欢动物看得一文不值，甚至别人爱猫也必然遭到我们取笑。但我们一开始讨厌动物，以后会不会必然发展到对人也讨厌呢？
卡德明夫妇对自己所蓄养的每一只动物爱的并不是它们的皮毛，而是它们的性灵。从老两口身上焕发出来的共同的热诚，不需要任何训练，几乎马上就能被他们的动物所把握。卡德明夫妇跟它们说话的时候，它们总是非常重视，会久久地坐在那里洗耳恭听。这些动物特别珍惜自己跟主人的朋友关系，并以到处伴随主人而感到自豪。如果托比克躺在房间里（狗出入房间不受限制），看到叶连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正在穿大衣，拿起拎包，它不仅一下子就明白了这会儿是要到村子里去散步，而且马上就会爬起身来，跑到花园里去找茹克，不一会儿就会跟它一起回到屋里来。托比克在那里用狗的语言告诉它有关散步的消息，于是茹克就兴冲冲地跑来，准备跟主人一起出发。
茹克的时间观念很强。把卡德明夫妇送到电影场以后，它不是趴在俱乐部门口，而是悄然离去，但电影散场的时候它总是会回到门口等。有一次影片放映的时间特别短，结果它回来晚了。起初它是多么难过啊，而后来又蹦呀跳呀不知有多高兴哪！
狗从不伴随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去上班，它们懂得，那样做是不适当的。如果傍晚的时候卡德明医生迈着敏捷的步伐出门，狗会根据某种心灵的微波感应正确无误地作出判断：他是去探望一个产妇（那它们就不去）还是去游泳（那它们就去）。游泳的地方很远，要走5千米的路才能到楚河去游。本地人也好，流放者也好，青年人也好，中年人也好，都不是每天到那里游泳，因为太远了。只有男孩子经常去，再就是卡德明医生带着他的狗去。说实在的，惟有这种出游狗才没得到任何乐趣，因为草原上的这条小路地硬草刺多，茹克的爪子划破了好几个地方，直到现在还疼，而托比克，有一次呛了几口水，很怕再掉下水里去。不过，责任感高于一切，它们还是坚持伴随主人往返。只是在离河三百米的安全地带托比克就开始落后，为的是不被拖下水，它又晃耳朵又摇尾巴，表示歉意，然后就躺下来等着。茹克则一直走到陡峭的岸边，在这里蹲下它那高大的身躯，像一座雕像从岸上俯视主人游泳。
托比克认为对奥列格也有随从的义务，因为奥列格是卡德明家的常客。（奥列格到他们家去得那么勤，终于引起管理部门的不安，当局的一名官员曾分别盘问他们：“你们的关系为什么这样密切？你们的共同兴趣是什么？你们都谈些什么？”）奥列格离开卡德明家的时候，茹克可以不去送，但托比克必定会去，甚至风雨无阻。有时外面在下雨，街上是烂泥，爪子会又冷又湿，托比克实在不想去送，它就种种前腿，又挺挺后腿，最终还是会去！托比克同时还是卡德明与奥列格之间的信差。如果有必要通知奥列格，告诉他今天有好电影，或者电台要播送好的音乐节目，或者食品店、百货店里有什么紧俏商品，那么，给托比克套上一个布制的颈圈，里边附一张字条，把方向指给它看，明确说“到奥列格那儿去！”就行了。无论什么天气它都会迈动细长的腿乖乖地跑去找奥列格。要是奥列格不在家，它就会在门口等他。最令人惊奇的是，谁也没有教过它，没有对它进行训练过，而它从第一次执行任务起，就什么都明白了，从此一直那么做。（诚然，为了坚定它的思想决心，奥列格每次都为它所跑的邮递路程给予物质鼓励。）
茹克，就身量和体型来说，像德国牧羊犬，但它身上没有牧羊犬的警觉和凶悍，而是充满了高大强壮动物的和善。它的年纪已经不小了，好几家的主人都喂养过它，而卡德明家是它自己选的。在这之前，它属于一个小酒馆主人（茶馆掌柜）所有。主人用链条拴住它，让它看守放空器皿的箱子，偶尔放它出去咬邻居的狗取乐。打起架来茹克非常勇猛，以至当地的一些没精打采的黄狗见了它就胆战心惊。有一次它被解去链条到卡德明家附近参加狗的婚礼，从此它对卡德明家的院子产生了一种亲切感，经常跑到这里来，尽管这里并没给它吃的东西。酒馆主人离开此地时，把茹克送给了同遭流放的女友埃米利妞。埃米利姐给它充足的吃食，可它还是一再挣脱束缚，跑到卡德明家去。埃米利哑很生卡德明夫妇的气，每次把茹克领回去都重新用链条把它挂起来，可它照样挣脱离去。于是埃米利妞用链条把它同一只汽车轮胎拴在一起。忽然，茹克从院子里看到叶连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在街上走，尽管叶连娜还故意把头扭向了一边。茹克不顾一切地向她冲去，像一匹拉车的马用自己的脖子托着轮胎，喘吁吁地拖了一百来米，直到摔倒在地为止。此后，埃米利妞便放弃了茹克。茹克在新主人那里很快就感受到博爱精神，并把这种精神也作为自己的主要行为准则。街上所有的狗也都不再怕它了；对待路上的行人，茹克的态度也和气起来，但不是连媚讨好。
然而，在乌什一捷列克也有人喜欢开枪打动物。他们如果想不出更好的野昧，就喝得醉醺醺地在街上找狗捕杀。茹克有两次遭到过枪击。现在，任何对准它的管口，包括照相机镜头，都使它感到害怕，所以它不让照相。
卡德明夫妇还养猫——那是一些被娇惯、被宠坏了的动物，是被当作艺术品来欣赏的。但奥列格此刻望着医疗中心的小径，想像中看到的正是茹克，正是茹克那善良的大脑袋，而且，不是就那么在街上走的茹克，而是突然出现在他窗外的茹克——它用后腿支起身子，像人似的往窗内张望。这意味着，托比克就在旁边跳来跳去，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随即就到。
深深为之感动的奥列格，对自己的命运十分满意，对于自己被流放也完全认了命，他只求老天赐给他健康，并不祈求更多的奇迹。
像卡德明夫妇那样生活就行了——知足常乐！略有所得便知足者才是聪明人。
谁是乐观者呢？乐观者通常会这样说：总之别处都不好，比较差，我们这里还不错，我们运气好。乐观者常常是有一点东西便知足，没有苦恼。
谁是悲观者呢？悲观者通常会这样说：总之别处都挺好，叭叭叫，只有我们这儿最糟糕。
现在但求能把这一疗程好歹熬过去！趁着自己还没完全变成一个废物，设法从这爱克斯光疗法、激素疗法的虎口中逃出去。要设法保留里比多，这样人在那边还会有用！因为没有这东西，没有这东西……
回到乌什一捷列克去。再也不打光棍了！结婚！
卓娅未必会去那边。即使会去，也要一年半以后。又得等待，又得等待，一辈子都是等啊等！
可以娶克桑娜当老婆。她会是一个多么好的女主人！瞧她擦起盘子来，毛巾往肩上一搭——简直像个女王！能让你看得出神。跟她一起过，生活准有保障——好房子也能盖起来，孩子会有一大群。
也可以娶英娜·施特廖姆。不过，这多少有点可怕，因为她才18岁。但吸引他的正是这一点！还有，她的微笑似乎流露出心不在焉但却好强的神态，若有所思却又带有挑战的意味。但吸引他的正是这一点……
不要相信什么预兆和先声，不要相信什么贝多芬式的叩门声！这一切都是虚幻的泡影。横下一条心，不存任何幻想！对未来不抱任何希望，不抱美好未来的幻想！
有什么就满足于什么！
永久——那就永久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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