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奥列格不能怀着贪婪的心情一个劲儿地想她，但要是能像一条狗，能像一条挨了打的可怜巴巴的狗那样去躺在她的脚下，那倒是一种享受。躺在地板上，像一条狗似的嗅她的脚——这也许是可能设想的一切幸福中最大的幸福。
然而，他当然不能允许自己表现这种动物的纯真——去到她家乖乖地趴在她的脚下。他得说一些表示歉意的客气话，她也将说一些客气话，表示歉意，因为几千年来事情就是被搞得如此复杂化了。
即使现在他也似乎看到昨天她两颊泛起的红晕，当时她说：“您知道吗，其实您完全可以住在我那里！”这红晕必须用笑声来抵消，用笑声挡住它，阻止它，不能让她再感到窘迫，这就是为什么必须想好最初的几句话，显得既有礼貌，又相当幽默，从而冲淡那不同寻常的境况：作为一个病人，他到自己的医生——个年轻的单身女人家里去借宿。要不然就什么话也别去想了，而只是在门口一站，望着她。不消说，应该立刻称她我加，对她说：“薇加！我来了！”
然而，不管怎么说，跟她在一起——不是在病房里，不是在诊疗室里，而是在一间普通的居室里，随便谈谈什么，他是不敢相信会有这样的福气的。他大概会犯错误，不少地方会弄巧成拙，因为他对人类的正常生活已经完全生疏了，不过，他倒是可以通过眼神表示：“可怜可怜我吧！求求你，可怜可怜我！没有你，我是那么不好受啊！”
的确，他怎么能浪费这么多时间！他怎么能不去找颔加！他早就该去了！现在，他毫不犹豫，迈着大步往前走去，只担心见不到她。在城里逛了半天了，他已经弄清楚街道的位置，此时他知道该往哪儿走了。所以他一直往前走去。
只要他们互相怀有好感，只要他们在一起互相交谈觉得那么愉快，只要他有机会拉住她的两手，搂住她的肩膀，从近处温柔地望着她的眼睛——难道说这还不够吗？甚至还会远远超过以上所说的那些——难道说这还不够吗？……
当然，如果对象是卓姬，那就不够了。可这是我加呀，是一头温顺的羚羊啊……
要知道，只要想到可以把她的双手握在自己手中，胸中的弦就会绷紧，他就会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
可到底够不够呢？……
离她的家愈近，他的神经就愈紧张。这是不折不扣的恐惧！然而这种恐惧又使人感到幸福，又使人高兴得要死。单凭这种恐惧，他此刻就有一种幸福之感！
他一路往前走，只看所经过的那些街名，对商店、橱窗、电车、行人则根本不去注意。突然在拐角处，由于拥挤他一时未能绕过站在那里的一位老妇而猛醒过来，发现这老妇人在卖一束束紫色的小花。
在他那被磨灭和被改造之后重新适应的记忆里，即便找遍最偏僻的角落也见不到去造访女人必须带花这么一回事的影子！这一点已被他忘得干干净净，仿佛世上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事情似的！他一直背着沉甸甸的有补丁的行李袋心安理得地走着，没有丝毫犹豫不决的样子。
可就在这时，他看到了一些鲜花。而且，这些鲜花是卖给人家派什么用场的。他皱起了眉头。模糊的回忆浮现于脑海，宛如溺死的尸体漂出浑浊的水面。对了，对了！在他青春时期那个遥远和近乎虚幻的世界里，有给女人赠送鲜花的惯例……
“这——算是什么花儿？”他问卖花的老妇，有点难为情。
“紫罗兰，还能是什么！”她有点不高兴。“每束一个卢布。”
紫罗兰？……这就是富有诗意的紫罗兰？……不知为什么，他记得紫罗兰不是这样的。它们的茎秆该是更匀称些，更高些，而花朵本身也更像铃铛。不过，也许是他记不清了。也有可能这是本地的品种。至少说这里没有任何别的花儿可供选择。既然想起来了，那么不带鲜花去不仅不可以，而且还会感到羞愧：刚才他不带鲜花怎么竟心安理得地走来着。
可是，这该买多少呢？一束？看起来太少。两束？还是有点寒酸。3束？4束？太贵了。劳改营里的那种机灵似乎在他头脑里的某个地方卡喀一响，像计算器般地转动起来：要是还还价钱，两束花给一个半卢布，或者5束花给4卢布就能买得下来。不过，响起的这清晰的卡喀声对奥列格似乎不起作用。他掏出两个卢布，一声不响地给了卖花老妇。
他拿起两束紫罗兰。花儿很香，但也不是他青春时期紫罗兰的那种香味。
就这样，他拿着鲜花，边走边嗅倒还可以，而单独拿在手里，看上去一定十分可笑：一个有病的退伍士兵，帽子也不戴，背着行李袋，手拿紫罗兰。这两束花怎么也安置不好，索性塞进袖筒里得了，那样别人倒是看不见。
薇加家的门牌号码岂不……对，就是这座房子！
她说过，先得走进院子。他进到院子里去，之后便向左拐。
（而心在突突地跳！）
一条公共的水泥长廊，有顶无墙，栏杆下面的斜栅是用树枝编的。栏杆上晒晾着一些被子、褥垫、枕头，拉在柱子之间的一根根绳子上还晾着床单和内衣。
从这一切来看，这里很不像额加住的地方。周围的一切都很不像样子。有什么办法呢，她不能为此负责。再往前，在所有这些晾晒物的后面，马上就该出现她那带号码的房门，不消说，门内就是薇加一个人的天地了。
他从晾着的一条被单下面钻过去，找到了那扇房门。门是普普通通的门。浅褐色的油漆有的地方已经剥落。门上有一只绿色的信箱。
奥列格从军大衣袖筒里取出了紫罗兰。用手理了理头发。他心情激动，不过这是使他高兴的一种激动。她不穿白长衫，在家庭环境里，是什么样儿呢？…。
不，他两条腿拖着沉重的靴子从动物园走来所经过的不只是这几个街区！他走的是祖国大地的漫长道路，走了两个7年！而现在，终于复员了，来到了这扇门前，那里一个女人默默地等了他14年。
就这样，他那中指的关节触到了门上。
不过，他还没有来得及正式敲门，门却自动地开了。（是不是她从窗子里先看见了他？）接着，从门内冲着奥列格推出一辆鲜女的摩托车，这车在狭门。门口显得特别庞大。推车的是一个大脸盘的小伙子，鼻子像被踩扁了似的。对奥列格的到来他甚至连问都不问——来干什么和来找谁，只顾往外推摩托车，似乎没有让路的习惯，于是奥列格往旁边闪了闪。
奥列格一时愣住了，弄不明白这个小伙子跟单身独居的额加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他从她家里出来？尽管经过了那么多年，但他毕竟不会完全忘记，人们一般都不是独家居住，而是合住公房！忘是不会忘记的，但也不见得完全记住了。在劳改营的营房里，自由被想像成与营房截然相反，决不会几户人家合住一套公房。是的，即使在乌什一捷列克，人们也都是独门独户，不知道什么是合住的公房。
“请问，”他对小伙子说。然而那小伙子把摩托车从晾着的被单下面推过去之后，已经顺着梯级往下去了，车轮落在梯级上发出哈哈的碰撞声。
而门他却任其敞开。
奥列格犹豫不决地往里走。此时，在晦暗的过道深处看得见还有一扇、两扇、三扇门——究竟是它们之中的哪一扇呢？昏暗中出现了一个女人，她灯也不开，立刻怀着敌意问道：
“您找谁？”
“我找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科斯托格洛托夫一反常态，不好意思地说。
“她不在！”那女人不去敲门试试看，当即怀着反感以十分自信而生硬的口气把他顶了回去。她冲着科斯托格洛托夫走过来，迫使他后退让路。
“请您敲敲她的门，”科斯托格洛托夫镇定了下来。他是为了盼望见到额加才这样软下来的，否则对这位没好气的大邻居他也能以牙还牙。“她今天不上班。”
“这我知道。她不在家。起先在。后来走了。”额头很低、面颊有点歪斜的这个女人上下打量他。
她已经看见紫罗兰了。要藏起来已为时太晚。
如果手中没有这两束紫罗兰，此刻他还会有个人样儿，可以自己去敲门，坦然地谈话，继续问下去——她走了多久，是不是很快就会回来，甚至还可以留张条子给她。（说不定感加也留了条子给他？……）
可是紫罗兰使他变成了一个求爱者、一个前来送礼物的人。一个痴情的傻瓜……
于是，在这个面颊有点歪斜的女人的进逼下，他退到了长廊上。
而对方不仅把他从进攻基地赶走，还跟踪观察：这个流浪汉的背袋里似乎有什么东西直往外顶，可不能让他从这里顺手牵羊捞走了什么。
不带消音器的摩托车，在院子里肆无忌惮地发出开枪似的啪啪声，有时突然中止，随后又响起来，接着又停止了。
奥列格不知所措。
女人怒气冲冲地盯着他。
薇加既然答应了，她怎么会不在家呢？是的，她本来在等他，可是后来出去了。多么不幸！这不是不巧，不是扫兴，而是不幸！
奥列格把拿着紫罗兰的那只手缩进了军大衣的袖子里，就像手被砍去了似的。
“请问，她很快就会回来还是上班去了？”
“她走了，”女人把字眼咬得很清楚。
不过，她并没回答问题。
可是，就这样站在她面前等着也很尴尬。
摩托车抽动起来，啪啪地喷吐着，放了一阵烟枪，随后又熄火了。
而栏杆上放着的是一些沉甸甸的枕头、褥垫和罩着被套的毯子。这都是被拿出来晾晒的。
“那您还等什么呢，公民？”
还由于这些床上用品所形成的庞大碉堡，奥列格怎么也想不出对策。
而那个女人则直盯着他，连思考的时间都不给他。
那辆该诅咒的摩托车始终发动不起来，简直把人心都撕成了碎片。
于是，奥列格从枕头碉堡那儿后退——循着来时的原路被撵得退了下去。
要不是还有这些枕头（一只角被揉皱，两只角像奶牛的乳房那样松垂，还有一只角像方尖碑似的耸立），要不是还有这些枕头，说不定他会想出办法来，会采取什么行动。不应该就那么干脆地走了。激加一定会回来的！而且，很快就会回来！那时她也会感到遗憾！必定会感到遗憾！
然而，枕头、褥垫、带被套的毯子以及像旗帜似的晾在绳子上的床单，似乎都标志着一种稳定的、世世代代检验过的经验，此刻要将这种经验推翻，他是无能为力的。他也没有权利这样做。
尤其是现在。尤其是他。
一个单身汉，只要他心中燃烧着信念或强烈的追求，便能睡柴难，睡木板。囚犯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睡在光秃秃的硬板铺上。被强制与他分开的女囚犯也是如此。
不过，要是男人和女人约好了在什么地方待在一起，那么，这些松软的嘴脸就会信心十足地等着显示自己的威风。它们明白，自己的估计决不会错。
奥列格离开那个他自知无力攻克的要塞，背着沉甸甸的熨斗，缩着被砍去了似的手，踉踉跄跄地走出大门，枕头碉堡则得意地用机枪朝他的背影射击。
那该诅咒的摩托车还是发动不起来！
到了大门外面，这些劣劈啪啪的响声减轻了些，奥列格也就停住了脚步又等了一会儿。
他还没有完全失去等到薇加的希望。她要是回来，不可能不从这里经过。那时他们就会相对一笑，高兴地说：“您好！……”
“您可要知道……”“说起来也真可笑……”
那时，他已不会马上把挤皱、变蔫了的紫罗兰从袖子里抽出来？
等到了就可以跟她一起重新院子里去。但是，他们又不得太经过那些松软而自信的碉堡！
碉堡不会放过他俩，决不会让他们在一起。
即使不是今日，总也会有那么一天，就连与世俗灰尘格格不入的、步态轻盈、热情洋溢和眼睛呈浅褐色的藏加，也会把自己那轻柔美好的被褥（但毕竟是被褥）搬出来晒在敞廊上。
鸟儿无巢不居，女人的生活离不开被褥。
就算你出污泥而不染，就算你崇高纯洁，但夜晚那不可避开的8小时你能躲到哪里去呢？
总不能不睡下。
总不能不醒来。
滚出来了！鲜红的摩托车从大门内滚出来了，一路朝科斯托格洛托夫作最后的射击，而那塌鼻子的小伙子到了街上，神气得像个胜利者。
科斯托格洛托夫失败了，灰溜溜地走开去。
他把紫罗兰从袖子里移出来。过不了几分钟，这两束花便无法送人了。
迎面走来两个小姑娘——乌兹别克少先队员，她们拥同样的黑色发辫都是用电线扎紧的。奥列格的两手各拿一束花递给她们：
“拿去吧，小姑娘。”
她们诧异起来。先是两人互相看了一眼，接着又看了看奥列格。她们用乌兹别克语交谈了几句，认识到此人并不是喝醉了独，也不是要纠缠她们。也许，她们甚至还明白，这位士兵叔叔论鲜花送给她们是有其难言2苦的？
其中之一接过街来。点了点头。
另一个也接过花束，点了点头。
接着，她们快步往闹走，两个人肩头紧靠在一起，谈论得很起劲。
他的肩后只剩下肮脏、汗湿的行李袋了。
在哪儿过夜——这得重新考虑了。
旅馆里不行。
去卓娅那里不行。
找薇加不行。
不，可以，可以。薇加一定会感到高兴，尽管她不会让你看出来。
然而，这说“不行”还不如说是“不准’”。
对奥列格来说，我加不在，整个这座美丽、富饶、有百万人口的城市，就像背上的那只沉重的行李袋。说来也奇怪，今天早晨他还那么喜欢这个城市，想多待几天。
还有一点也很奇怪：今天早晨他为什么那样高兴？而此时，他的痊愈却突然不再使他觉得是什么特别的喜事。
还没走完一条街区，奥列格就感觉到自己饥肠始辆，两腿疲软，周身乏力，觉得残余的肿瘤在体内滚动。这时他大概一心想着的是尽快离开这座城市。
然而，即使重返乌什-捷列克，这一前景对他也没有吸引力了，尽管现在去那里的路完全畅通。奥列格明白，如今到了那里，必会更受到苦闷的折磨。
是的，他简直想像不出，现在能有哪一个地方、哪一件事情能使他心情舒畅。
除非回到薇加身边。
他会扑到她的脚下，对她说：“不要撵我走，不要撵我走！这不能怪我啊。”
然而，这说“不行”还不如说是“不准”。
他看了看太阳。太阳开始往西偏了。想来已过了两点了。现在得拿个主意。
他看到一辆电车上的号码正是开往流放人员监督处方向的那趟车。于是他开始观察，看它在近处的什么地方靠站。
电车本身像患有重病似地载着他通过一条条铺着石头的狭窄街道，一路发出钢铁摩擦的轧轧声，拐弯处尤其刺耳。奥列格抓住电车吊环，弯下身来，想看看窗外有些什么。但这一带没有草木，没有林荫道，只有铺着石头的路和墙面褪色的房屋。闪过一张日场露天电影的海报。看看那是怎么放映的倒挺有意思，但不知为什么，他对世上的新奇事物已没有什么兴趣。
14年的孤独生活他挺了过来，以此而感到骄傲。但他不知道，像这样若即若离的状态半年下来会意味着什么……
他认出自己要到的那一站，便下了车。从这里得沿着乏味的工厂区的一条没有树木、晒得发烫的宽阔大街步行三，500米左右。马路上不断有卡车和拖拉机来来往往，轰隆作响，而人行道顺着长长的砖墙延伸，然后跨过工厂的铁路轨道，接下来跨过一条煤渣路堤，经过一片挖了好多坑的空地，再次跨过铁轨，往前又是沿着墙边，最后终于见到几排单层木棚。这些棚子的正式名称是“临时民房”，可是它们已有10年、20年甚至30年的历史了。现在，尽管不像一月份科斯托格洛托夫第一次来找监督处时那样，雨下个不停，泥泞不堪，但终究是一段漫长而又令人泄气的路程，也很难让人相信，这条街跟那些环形林荫路、粗壮的橡树、挺拔的白杨和堪称奇观的红杏花开竟在同一个城市里。
无论他怎样压抑自己的感情，说应该那样，那样才对，那样才好，事后仍然会更为猛烈地进发出来。
主宰全市所有流放人员命运的监督处如此神秘地设立在郊区究竟用意何在？瞧，反正它就在此地，在这些棚屋、泥泞的通道、玻璃打破后用胶合板钉死的窗户和到处都挂满了晾晒的床单和衣衫中间。
奥列格想起了那位连上班时间人也不在的监督官可惜的面部表情，想起当时他在这里接待自己的情形，此时，到了监督处木棚的走廊里，奥列格放慢了脚步，让自己也摆出一副独立不羁、成竹在胸的面孔。科斯托格洛托夫从来不许自己向看守们露出笑脸，即使对方向他微笑。他认为有责任提醒他们，自己什么也没有忘记。
他敲了敲门，走了进去。第一间屋子半明不暗，空无所有：只有两条瘸腿的长凳和栏杆后面的一张桌子——当地的流放人员每月两次的注册圣典想必就在这里进行。
此时，这里什么人也没有，而里边牌子上写着“监督处”的一扇门敞开着。奥列格走过去往里面张望了一下，严肃地问道：
“可以进吗？”
“请进，请进，”一个十分亲切的声音表示欢迎他。
怎么回事？奥列格有生以来从未听见过“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用这样的语调说话。他进去了。在整个光亮的房间里只有监督官一人坐在办公桌旁。但这不是先前那个表情严肃让人琢磨不透的蠢货，而是面相和善、甚至书生气十足的亚美尼亚人坐在那里。此人一点架子也不摆，穿的也不是制服，而是一套颇为讲究的便装，显得跟这棚屋不大协调。这位亚美尼亚人如此和蔼地打量着奥列格，仿佛自己的工作是摊派戏票，并且欢迎奥列格这位好主顾的到来。
在劳改营里待过之后，奥列格不可能对亚美尼亚人抱有太大的好感：在那里，亚美尼亚人为数不多，但相互拖成一团，总是占据存物处、面包房之类的好差使，有些差使甚至可说是肥缺。不过，说句公道话，这也不能怪罪他们：这些个劳改营不是他们发明的，这西伯利亚不是他们创造的，凭什么道理要他们不互相庇护，不做交易，成天用十字稿去刨士？
看到办公桌旁这位对他满面笑迎的亚美尼亚人，奥列格想到的正是亚美尼亚人不打官腔、讲究实际的特点，心头马上感到一种温暖。
监督官尽管很胖，听到奥列格报出了姓名并说明是临时登记注册，却马上从座位上利索地站起来，开始在一只柜子里翻查卡片。与此同时，他似乎是竭力不使奥列格觉得乏味，因此口中一个劲儿地念叨：要么是毫无意义的感叹词，要么是按纪律来说严格禁止念出来的一些卡片上的姓名：
“欧…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卡里福吉季…慷斯坦丁尼季……好吧，请您坐一会儿……库拉耶夫……卡拉努利耶夫……哎哟，一个角给弄破了……卡兹马戈马耶夫……科斯托格洛托夫！”接着，他又完全忽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严格规定，没有询问，就主动说出了对方的名字和父称：“是奥列格·菲利蒙诺维奇吧？”
“是的。”
“欧……您是从1月23日开始在肿瘤医院里治病的……”这时，他抬起头来，一双灵活的。富有人情味的眼睛望着奥列格：“怎么样？您觉得好些了吗？”
奥列格深受感动，他甚至已经感觉到自己的喉咙里有点硬住了。所需要的是多么少啊：只要让一些通情达理的人坐在这类可惜的桌子旁边，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此时，奥列格的神经已松弛下来，很自然地回答：
“这怎么对您说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好了些。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坏了些……”（坏了些？真是忘思负义！还有什么能比躺在医院的地板上只求一死时的状态更坏呢？）“总的来说是好了些。”
“噢，那就好！”监督官为他感到高兴。“您干吗不坐下？”
哪怕是摊派戏票也得花一些时间的！得在什么地方盖上印戳，填写日期，还得往一本厚厚的簿册里注上些什么，还得从另一本簿册里注销什么。这位亚美尼亚人当即欣然办理了上述种种手续，把奥列格先前交来的获准外出证明从卷宗里取了出来，一边将它递给奥列格，一边含有深意地望着他，并且压低了声音，以完全不是谈公事的口吻说：
“您……不必苦恼。这一切很快就会结束。”
“您指的是什么？奥列格十分惊异。
“这还用问？当然是指注册、流放、监督管制这类事情！”他无所顾忌地露出了笑容。（显而易见，他有另外一种比较愉快的工作可做。）
“什么？已经有了……指示吗？”奥列格急于了解底细。
“指示倒还没有下达，”监督官叹了口气，“不过已有那种苗头了。我可以肯定地对您说：一定会下达的！您要坚持住，把身体养养好，再回到人们中去。”
奥列格露出了苦笑：
‘是啊，我已经被逐出了人间。”
“您有什么专长？”
“什么专长也没有。”
“结婚了吗？”
“没有。”
“这倒也好！”监督官深信不疑地说。“在流放地结婚的，后来往往要离婚，这有一系列的麻烦事。而您恢复自由以后，回到家乡去，也就可以娶个媳妇儿！”
娶媳妇儿……
“但愿如此，谢谢您，”奥列格站了起来。
监督官深表同情地向他点头作别，但毕竟没有伸出手去。
奥列格走过两间屋子时，一直在想：为什么来了这样一位监督官？他是生来如此，还是风气所致？他是固定在这里，还是临时的？还是如今特地要派这样的人来任职？弄清楚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但显然不宜回去。
奥列格又沿着工厂区的这条长街经过棚屋、铁轨、煤渣路堤急匆匆地走，脚步比较轻松，也比较平稳，很快就热得把军大衣脱了下来，监督官给他灌输的那一桶喜悦也渐渐地顺着血管流遍全身。这一切，他只是逐步领会到的。
奥列格之所以是逐步领会到的，是因为坐在那些办公桌旁的人早已失去了他的信任。战后初期，一些有大尉、少校头衔的官员特意散布谎言，说什么即将对政治犯实行大赦，这事他怎能不记得呢？当时大家是多么相信他们！“是大尉亲自对我说的广其实，他们是奉命给情绪绝望的囚徒打气，让他们坚持服苦役！让他们完成定额！让他们至少有活下去的一个奔头！
然而，这位亚美尼亚人如果还可以对此作一些猜测的话，那么，就其所担任的职务来说，也不可能摸到很深的底情。再说，奥列格自己根据报纸上的一些简短的消息，岂不也悟出了这一点？
我的天哪，要知道是时候到了！早该这样做了，难道不是吗！一个人会由于肿瘤而丧命，一个国家增生了许多劳改营和流放地又怎能生存？
奥列格又感到自己是个幸福的人了。不管怎么说，他总算没有死。不久他就可以买张火车票去列宁格勒了。去到列宁格勒！……莫非当真可以走到伊萨基大教堂那儿摸摸它的圆柱？……
伊萨基的圆柱——那算什么！眼下的事情是，同薇加的一切都变了！简直令人头晕目眩！现在，如果真的……如果确实……
要知道，这已不再是幻想！他可以在这里住下，跟她住在一起！
跟薇加生活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只要想到这里，心都快要跳出来了！……
要是马上到她那里去，把这一切告诉她，她会多么高兴啊！为什么不告诉她呢？为什么不去呢？倘若不告诉她，世上还有什么人更值得告诉呢？还有谁会更关心他的自由？
而他就在电车站上。此刻就得作出选择：去火车站呢，还是去滚加那里？而且，必须抓紧时间，否则她又会走开。太阳已经不那么高了。
他又激动了起来。心又要他飞向薇加！在去监督处的路上想到的那些理由已统统不见了。
他为什么要像做错了事身上有污点似的，回避薇加呢？她给他治病的时候，岂不也想过什么？
当他提出异议，要求停止这种疗法的时候，她不是保持过沉默并退出镜头吗？
为什么不去呢？难道他们的关系不能进一步发展？为什么不能站得高些？难道他们不是人吗？就颔加来说，至少她有这个权利！
他已经在往车上挤了。站上聚集了那么多人，全都往这路车上涌！大家都要往这个方向去！而奥列格一只手上是军大衣，另一只手上是行李袋，没法抓住扶手。他被挤得团团转，先是被推上了踏板，然后被挤进了车厢。
从各个方向都在拼命挤他，他发现自己处在两个姑娘背后。她们的模样像大学生，一个皮肤白皙，一个黝黑。她们同奥列格靠得那么近，大概会感觉到他的呼吸。他的两手分别被夹得牢牢的，不仅无法掏钱给火气很大的女售票员，而且无论哪一只手都动弹不得。他仿佛用拿着军大衣的左手半搂着皮肤黝黑的那个姑娘。而整个身体压向皮肤白皙的那一个，以致从膝盖到下巴颌儿都触及到她，她也不可能不感觉到他。最强烈的情欲也不可能像车上这群人那样使他们贴得如此之紧。她的脖子、耳朵、头发圈儿与他靠拢的程度远远超出了一切可以设想的界限。隔着自己那破旧的呢子军衣，他吸收看她的温暖、柔软和青春。黝黑的那个姑娘继续向她谈着学校里的事情，白皙的这一个却停止了答话。
在乌什一捷列克是没有电车的。像这样的挤法，先前只是在弹坑里才有过。但那里并不总是跟女人杂在一起。这种感受他几十年没有得到验证，没有得到充实，因而此时益发觉得强烈！
但这不是幸福。这是悲哀。这种感受有一道不能跨越的门槛，哪怕是受到内心的怂恿也不行。
要知道，有人曾预先告诉过他：里比多还会保留下来。这就是它！……
如此过了两站。随后尽管还是挤，但来自后面的压力已不是那么厉害，奥列格有可能稍微松动一下。但他没有这样做：他不想脱出身来结束这痛苦的享受。此时此刻，别的他什么也不想要，只想就那样再待会儿，再待上一会儿。哪怕电车现在开回老城！哪怕它发了疯似的，吱吱轧轧不靠站地直到深夜那么环行！哪怕它敢于去作环球旅行！——反正奥列格不想首先脱出身来！奥列格尽量延长这种幸福的时刻，比这更高的幸福他现在不配得到。与此同时，他怀着感激的心情记下了脑勺上的头发圈儿（而她的脸奥列格始终未能看到）。
皮肤白皙的姑娘脱出身来，开始往前面移动。
在把虚软、微屈的两膝站直的同时，奥列格明白了，去找滚加也必将以痛苦和欺骗为结局。
他去她那里，求之于她的必然会多于求之于自己。
他们曾如此崇高地一致认为，精神上的交流比任何其他形式的交流都更为宝贵。但这座高高的桥由他俩的手搭起来之后，奥列格发现自己的手臂有点支撑不住了。他去找她，见了面会侃侃而谈，可内心里却痛苦地想着另一件事。等她一走，他一个人留在她房间里，他就会对着她的衣服、她的每一件小物品哀怨地哭起来。
不，应当比天真的小姑娘有头脑些。应当去火车站。
他没有往前去，从那两个女学生身旁经过，而是往后挤，从后面的门跳下了车，被什么人骂了一句。
电车站附近又有人在卖紫罗兰……
太阳已快落下去了。奥列格穿上了军大衣，换车去火车站。这路电车已不像刚才那么挤。
在车站广场上挤了一阵，问了几次也没问出个名堂，最后他终于挤到一个类似带篷菜场那样的亭子跟前。那是卖远程火车票的地方。
售票的窗口共有4个，每个窗口前面都排有150至200人。暂时离开的人还不计算在内。
奥列格看到，火车站上一连几天几夜排队的这种景象，似乎还是老样子。世上许多事物起了变化——时尚变了，路灯换了，青年人的作风也不一样了，但是排队买火车票的这种情况从他记事以来就是如此：1946年是这样，1939年是这样，1934年和1930年也是这样。对新经济政策时期摆满了食品的橱窗他还记忆犹新，但不排队的火车站售票处他甚至想像不出是什么样子：不知出门之难的只有那些持有特别身份证或特殊证明的人。
眼下他倒有一张证明，尽管说明不了其重要性，但是还能派上用场。
空气窒问，科斯托格洛托夫直冒汗，但他还是从行李袋里掏出了那顶很紧的皮帽子戴在头上，就像绷在帽值上似的。他把行李袋挂在一只肩上。他那神态让人觉得似乎他躺在手术台上由列夫·列昂尼多维奇给他开过刀之后还不到两个星期。于是他带着极度虚弱的表情和暗淡无神的目光从长蛇阵的尾部向窗口那里一步一拖地挨近些。
那里也有一些喜欢这样做的人，但他们并不往窗口那儿挤，也没有人打架，因为旁边站着一个民警。
在这里，奥列格当着众人的面，动作迟缓地从衣襟里边的斜兜里掏出了证明信，很信任地把它递给了民警同志。
民警是个留小胡子的乌兹别克人，英姿勃勃，像一位年轻的将军，他表情严肃地看了奥列格的证明，向排在最前面的一些人宣布：
“这个人我们得让他排在前头。刚开过刀。”
说着，他指定奥列格排在第三个。
奥列格精疲力竭地看了一眼队伍中的新伙伴，甚至不打算挤进去，耷拉着脑袋站在一旁。一个上了年轻的乌兹别克胖子戴着一顶盘子似的棕色丝绒宽边帽，因而脸上有古铜色的阴影，他把奥列格往队伍里推了一下。
靠近售票处站着是很有意思的：可以看得见女售票员往外扔车票的手，可以看得见旅客从暗兜里或从腰带缝兜里掏出来紧紧捏在手中的那些绰绰有余的血汗钱，可以听得见旅客胆怯的请求和女售票员无情的拒绝——显然，事情在进展中，而且进展得不慢。
不一会儿，轮到奥列格俯身往窗口里探头买票了。
“请给我一张到托陶的普通硬席票。”
“到哪里？”女售票员问。
“汗陶。”
“我似乎没听说过这个地方，”她耸了耸肩膀，开始翻查一本厚厚的手册。
“你怎么啦，亲爱的，怎么要买普通的票呢？”排在后面的一个女人可怜他。“你开过刀，坐普通车厢行吗？爬上爬下，刀口会进裂的。还是买卧铺吧！”
“没钱哪，”奥列格叹了口气。
这话是真的。
“没有这么个车站！”女售票员大声说，随即把手册啪的一声合上了。“买到另一个站吧！”
“怎么会没有呢，”奥列格微微露出笑容。“这个站卖票有一年了，我自己就是从那里上车来的。早知道这样，我会把车票保存下来给您看看。”
“这我可毫无办法！既然手册上查不着，那就是说，没有这个站！”
“可是火车明明在那里停啊！”奥列格有点要争论的架势，声调似乎比一个刚开过刀的人来得激动一些。“那里还有售票处呢！”
“公民，您不买就走过去！下一个！”
“对，干吗耽搁时间？”后面的人开始嚷嚷了起来。“给你到哪儿的票就拿呀…·才开过刀，可还磨磨蹭蹈。”
噢，此时奥列格是多么想据理力争啊！噢，此时奥列格是多么想让周围的人评评理，并要求旅客服务处的负责人和车站站长出来解决问题啊！噢，他可真想把这些木头脑袋狠敲一顿以伸张正义——尽管这只是一点点、可怜巴巴的正义，但毕竟是正义啊！至少在维护这点正义的过程中可以感到自己作为一个人的正当权利。
然而，供求关系的法则也好，运输计划的法则也罢，都是铁的法则！刚才劝奥列格买卧铺票的那个女人，已从他背后把钱往窗洞里塞了。而刚才让他插进队伍里去的那个民警，已经抬起了一只手，准备将他拉到旁边去。
“即使从汗陶下车我还得走30千米，而从另一个站我就得走70千米，”奥列格还在向窗口那儿诉苦，但这已经是按劳改营里的方式，以求可怜罢了。他自己急忙表示同意：“好吧，那就买到楚站。”
女售票员对于这一站倒是挺熟悉，票价也知道，而且也还有多余的票，巴不得赶紧卖给他。奥列格没有走远，就在那儿对着亮光核对了票上打的小孔，核对了车厢号码，核对了票价和找回来的零钱，这才慢慢地走去。
离开那些知道他开过刀的人远了，奥列格也就把腰直了起来，摘下那顶不像样子的帽子，将它塞回行李袋里。离开车还有两个小时，衣兜里有了火车票后度过这段时间是会很愉快的。现在倒是可以庆祝一下了：吃一杯在乌什一捷列克再也吃不到的冰激凌。喝一杯在那里同样喝不上的清凉饮料克瓦斯。还得买一些黑面包路上吃。也不要忘记买点白糖。再就是耐心排队灌一瓶开水（随身带着饮水可是件大事情！），而咸鲜鱼无论如何不能带。哦，这可比乘坐递解犯人的车好多了！上车的时候不会搜身，不会把他带到闷罐似的车厢里，不会让坐在有押解人看守的地上，也不会让你两天两夜口渴难熬！还有，倘若能占到第三层的行李架，那就可以伸开腿躺在那里——管它是两个人合用还是3个人合用，反正一个人躺上再说！躺上之后，肿瘤的疼痛也感觉不到了。这岂不是幸福！他是一个幸福的人！他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况且监督官还透露了有关大赦的消息……
生活中久久期待和呼唤的幸福已经来了，终于来了！可不知为什么奥列格竟认不出它。
不过，归根结底，激加有一个“廖瓦”，而且用“你”相称。说不定还会有什么别的心上人。反正各种可能性都存在……一个人闯进另一个人的生活中去势必会引起爆炸。
今天，他看到清晨的月亮时，曾怀有信心！可是，那月亮是亏缺的……
现在必须早点到站台上去，尽快在那趟车开始放人上车之前赶到那里，越早越好。等到那一列空车靠在站台上，就得看准哪一节车厢，跑过去排在队伍的前头。奥列格去看了一下行车时刻表。有一趟开往另一方向的列车——第七十五次列车——已经到了该上车的时候。这时，奥列格便装出万分焦急的样子，匆匆往门前挤，一边还逢人就问，就连站台检票员也不例外（捏在手里的车票只露出一点点）：
“75次已经开走了吗？……75次已经开走了吗？……”
他非常害怕赶不上那趟75次列车，检票员连车票也没核对，就推着他背上那只沉甸甸而又胀鼓鼓的行李袋将他放了过去。
到了站台上，奥列格不慌不忙地走了一会儿，随后就停了下来，把行李袋放到水泥地上。他回忆起另一次类似的可笑经历——1939年在斯大林格勒，那是奥列格应征入伍的前几天，当时同里宾特洛甫已经签订了条约，但莫洛托夫尚未发表讲话，对回9岁青年的动员令也还没有颁布。那年夏天，他和他的朋友一起在伏尔加河上划一条小船顺流而下，到斯大林格勒后他们把船卖了，因为得换乘火车回去上课。可是他们划船旅行带的东西很多，两个人勉勉强强拿得下，而且奥列格的朋友还在一个偏僻小镇的商店里买到一只扬声器——当时在列宁格勒很难买到这类东西。那只扬声器是圆锥形的大喇叭，又没有用匣子装，奥列格的朋友担心上车时会被挤扁。他们进到斯大林格勒车站时，马上发觉已是排在密密麻麻的长队末尾，整个大厅都塞满了手提箱、口袋、木箱，而要赶在上车之前挤到站台上去是不可能的，眼看着会有两宿找不到地方躺一躺的危险。提前进站，在当时是严格禁止的。奥列格马上灵机一动，对朋友说：“你自己能不能把所有这些东西都设法拖到车厢跟前，哪怕你落在最后？”他拿起扬声器，迈着轻松的步子，走向车站工作人员出入的一个上了锁的通道。他隔着玻璃门郑重其事地向一位女值班员摆了摆扬声器。对方开了门。“还有这一只，我把它安上也就完事啦，”奥列格说。那女的点头会意，似乎知道他整天都在跟喇叭打交道。列车进站后，他赶在旅客上车之前头一个跳进车厢，占好了两个行李架。
16年过去了，什么也没有改变。
奥列格在站台上徘徊，看到这里还有另外一些狡猾的人，像他一样，不是上这趟车，而是混进来的，现在带着东西在等。这样的人有不少，但站台上毕竟比车站大厅和站前广场上空得多。这里也有万次列车上的旅客在悠闲地散步，他们衣着讲究，不慌不忙，因为座位是对号的，不怕被别人抢占。有拿着受赠花束的女人，有拿啤酒瓶的男人，有的人还在照相——对他来说，这是高不可攀而又可说是不可思议的生活。在温暖的春日黄昏里，这个长长的带顶盖的站台使他想起童年时代到过的南方的一个地方——也许是矿泉水城。①
这时，奥列格发现，车站邮政所是对着站台开的，甚至站台上还直接摆着一张有4个斜面的小桌子，供旅客写信。
他心中一下子烦乱起来，觉得这是应该做的，而且最好马上就做，趁印象还没有模糊，还没有磨灭。
他带着行李袋挤进门去，买了一只信封，不，买了两只信封和两张纸，还买了一张明信片，随后又挤出来回到站台上。他在斜面小桌旁坐好，把装有熨斗和黑面包的行李袋夹在两腿中间，开始写信——先从最容易的明信片着手：
焦姆卡，你好！
我去过动物园啦！告诉你：真棒！这么好玩的地方我还从未见过。一定要去。
那里有白熊，你能想像吗？有鳄鱼、老虎、狮子。你花上一整天的时间好好看看，那里还有卖油炸包子的地方。
有捻角山羊，别漏了看。在它旁边站会儿，想一想，别急着离开它。要是看到羚羊，同样如此……有很多猴子，你一定会笑个够。但少了一种动物：一个狠心人往猕猴眼睛里撒了烟末子，无缘无故地把它给弄瞎了。
火车快要开了，匆此。
祝你恢复健康，做一个真正的人！我相信你！
代我向阿列克谢·菲利波维奇问候！我相信他一定会恢复健康。
握你的手！
奥列格
信写起来一点也不费力，只是笔很不好用，笔尖不是歪的就是裂的，总是戳破纸张，像用铁锹在写似的。墨水缸里积着一些纤维渣滓，因此无论怎样小心谨慎，表面上看起来信是很可怕的：
小蜜蜂卓英卡：
您让我的嘴唇接触到真正的生活，为此我由衷地感谢您。要是没有那几个晚上，我必定会感到自己完全——完全是个被偷之一空的人。
您比我明智，也许正因为如此，我现在才能离开而不受良心的谴责。您邀请我到您家去，可我没有去。谢谢！不过我想：让我们保持已有的关系吧，不去破坏它。我将永远怀着感激的心情铭记您的一切。
由衷地、诚挚地祝愿您婚姻美满幸福！
奥列格
这有点像在秘密监狱里的情形：在允许申诉的日子里也是给你这种满是纤维渣滓的墨水缸，给你跟这差不多的蘸水笔，而纸比明信片还小，墨水写上去湿得厉害，都透到纸背了。任你写给谁都行，爱写什么就写什么。
奥列格把信读了一遍，折好后放进信封里，打算封口（他从小就记得有一部侦探小说，情节的起因就在于信封的混淆），但事情不尽人意！本来，按国家标准规格，信封的斜口上应有一层胶水，可是现在那里只有一道暗淡的痕迹，不消说，胶水是没有的。
于是，奥列格把3支笔都试了试，选出笔尖不算太坏的一支，把它擦干净了，考虑写最后一封信。刚才他还那么坚定，甚至脸上露出了笑容。可现在一切都晃动了起来。他曾拿定主意写“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结果写的是：
心爱的薇加！
（我一直想这样称呼您，此刻总算如愿了。）
我可以完全敞开。心扉给您写信了。我跟您交谈的时候从未这样坦率，但想像中不也是这样坦率吗？您主动提供自己的房间和床铺，这就是说，我并不只是您所接诊的一位病人，对吗？
今天我到您那里去过几次！有一次还真的走到了门口。我去找您的时候非常激动，简直像16岁的孩子似的，这对于有我这样经历的人来说实在不可思议。我感到激动、羞怯、高兴、害怕。要知道，若不是经过那么多年的颠沛流离，还不可能明白什么是“上帝的安排”！
然而，薇加！倘若我去时您正好在家，我们之间就有可能出现一种不正常的、完全属于虚幻的事情！后来，我走在路上也就明白了：您不在家反倒更好。到目前为止，您所忍受的一切痛苦和我所忍受的一切痛苦，至少可以说出个缘由，可以表白！但是，我们之间所可能发生的事情，甚至对任何人都无法承认！您和我，我们之间，似乎有一条灰色的死蛇，但它愈来愈膨胀！
我比您年长，这倒不是指岁数，而是就生活经历来说。
因此，请您相信我：您是对的，您在各个方面，在一切方面都是对的！无论是在您的过去，还是在您的现在，都是如此，只是您无法预料自己的未来。您尽可表示反对，但我敢预言：您不用等深游到对一切都淡漠的老年，就会庆幸今日没有分担我的命运。（我根本不是指自己的流放生涯，现在甚至有风声说那种情况很快就会结束。）您已经把自己的前半生像一只羊羔那样宰了，如今您就烧了自己的后半生吧！
现在，当我反正要离开这里的时候（即使流放期告终，往后我也不会再到你们医院检查和进一步治疗了，这就是说，我们将从此分手），我要把自己的肾心袒露给您：就连我们在谈论崇高精神的时候，尽管我也是那么真诚地想和真诚地相信这种崇高精神，我还是一直想，一直想把您抱起来，并且吻您的嘴唇！
这一点您尽可自己去分析。
现在，我不征求您的同意就此吻您。
第二只信封也是如此：斜口上只有一道暗淡的痕迹，根本没有一层胶水。不知为什么奥列格总觉得这不是偶然的，这是为了便于检查。
可是一瞧背后（哎哟，他的整个计谋和花招全都落空了！），列车已经靠站了，人们都往那里跑！
他提起袋子，抓起信封，挤进了邮政所：
“胶水在哪儿？姑娘！你们这里有没有胶水？胶水！”
“因为老是有人拿走。”那姑娘大声解释。她看了奥列格一眼，犹豫不决地拿出一罐胶水：“拿去，就在我这儿用，粘吧！不要走开。”
在黑糊糊的很稠的胶水罐里有一柄小学生用的毛刷，整个刷子都沾满了新的和陈的干硬胶块，简直没祛捏住任何部位，涂胶水时只得把刷子柄横过来像拉锯似地在信封斜口上拉。然后用手指把多余的胶水抹去。封上口。再就是把挤出来的胶水用指头抹掉。
而人们都在往那里跑。
现在：把胶水还给姑娘，把行李袋拿起来（它始终被夹在两腿之间，免得被人顺手牵羊），把信投入邮箱，自己也往那儿跑！
尽管他筋疲力尽，似乎马上就会倒下来，可是说跑就跑！
奥列格绕过从正门涌出来的人群，拖着沉重的行李袋从站台上跳下去，跨越铁轨，再爬到另一个站台上，待他跑到自己的车厢前，大约排在第20名。就算前面还有他们自己的人会加塞儿，那也会排在第对名左右。中层的铺位恐怕是不会有了，不过，反正他也不要那里的，因为他腿太长。然而，顶上的行李架却非占不可。
所有的旅客都带着式样相同的篮子，有的甚至还带着提桶——莫不是都盛着头一茬新鲜果蔬？会不会是运到恰雷所说的那个卡拉干达去纠正供销方面的错误呢？
列车员，一个头发斑白的老头儿，嚷嚷着让大家沿着车厢站好，不要拥挤，说人人都有位子。但最后这句话他说得并不那么有把握，而队伍却在奥列格后面越排越长。这时，奥列格立即发觉队伍里有点骚动，有人企图往车上冲，而这正是他所担心的。头一个企图钻过去的是个装疯卖假的家伙，不明真相的人会以为他是个精神病患者而任其不排队上车，可是奥列格一眼就认出这个装成精神病患者的是从劳改营里出来的痞子，这种人常用这种伎俩去吓唬人。而一些本来在那里安分排队的人也跟在这个带头起哄者后面拥了过来，说什么“他可以，为什么我们不可以？”
当然，奥列格也是能够那样往前钻的，那他就会毫不费力地占到行李架的位置，但在过去的岁月里，这种事他干得太多了，现在他希望老老实实、规规矩矩行事，就像小老头儿列车员那样。
小老头儿终究没有放那装疯卖傻的家伙过去，而那家伙已经推搡着他的胸脯，满嘴脏话地骂娘，仿佛这是很普通的语言。这时队伍里已有人在咕哝，表示同情：
“让他过去算了！一个有病的人！”
就在这个当口，奥列格腾地离开原地，三脚两步跨到那家伙跟前，不管他的鼓膜能否承受得了，对着耳朵大喊：
“嗨，嗨！我也是从那里来的！”
那家伙朝后一仰，揉了揉耳朵：
“从哪儿？”
奥列格知道自己赖以支持的是最后一点力气，现在打起架来恐怕吃不住，不过万一弄到那个地步，他的两条长胳膊还都空着，而装疯卖俊的家伙一只胳膊上却持着篮子。于是，他改换了方式，居高临下地对着那个家伙，声音极轻地一字一句对他说：
“那里哭的有四，笑的只有1个。”
排队的人不明白是什么治好了那家伙的疯癫，但见他冷静下来，眨了眨眼睛，对穿军大衣的高个儿说：
“我倒是没有意见，我不反对，你先上好了。”
但是奥列格仍站在那家伙和列车员旁边。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从这里也能挤上去。不过，那些跟着起哄的人开始散开排队去了。
“得了！”那家伙没趣地说。“等就等会儿吧！”
人们带着篮子、提桶走来。从盖在上面的布袋底下，有时可以清楚地看到粗壮的浅紫淡红色椭圆形小萝。从出示的车票来看，有三分之二的乘客是到卡拉干达。原来，奥列格是为这些人维持了队伍的秩序！正常的旅客也纷纷上车。有一个女人相当体面，罩一件蓝色短上衣。奥列格一上车，那个装疯卖傻的家伙也就稳步跟着上来了。
奥列格在车厢里快步走，发现不靠边的一个行李架差不多还空着。
“就这么样啦，”他宣布说。“我来把这篮子挪动一下。”
“往哪儿挪？干什么？”有人惊慌起来。此人是个瘸子，但看上去倒挺健康。
“不干什么！”科斯托格络托夫答话时已经爬上去了。“人家没地方躺下。”
他很快就在行李架上安顿停当：行李袋里的熨斗拿了出来，袋子就当作枕头；军大衣脱下来铺着，把上装也脱了——这里，高高在上，随心所欲，怎么都行。他躺下来歇会儿，凉快一下。他那穿44码靴子的两条腿，半个靴筒以下都悬在过道上方，但在那么高的地方并不妨碍任何人。
下面的旅客也在归置东西，脱衣凉快，互相认识。
那个瘸子颇好交际，他说过去当过兽医士。
“为什么不当了？”有人惊奇地问。
“这你怎么不懂！每死一只羊都得上被告席，与其这样，我倒宁愿作为残疾人退休，运运蔬菜！”瘸子大声解释。
“这倒也是！”罩蓝色短上衣的女人说。“在贝利亚掌权时，贩运蔬菜、水果的是要抓起来的。如今只有贩卖工业品的才抓。”
太阳想必只剩下最后一点余晖了，而这也被车站挡住映不过来。车厢里，下面还比较亮堂，可上面已暮沉沉。有包房的旅客和软卧旅客此时在站台上散步，而这里的人则坐在占到的位子上，安置行李。奥列格把整个身体伸直。多舒服啊！可蜷着腿在囚犯车厢里待两昼夜是很难受的。在那样的车厢小间里挤19个人很不是滋味。挤对个人情况就更糟。
其他一些人没活到今天。而他活下来了。瞧，癌症也没能置他于死地。如今，流放期也已经像鸡蛋壳儿裂开了缝。
他想起监督官劝他娶媳妇的事儿。不久大家都会这么劝他。
躺着可真好。真舒服。
只是在列车抖动了一下并开始启动的时候，他才感到心脏那里，或者说灵魂深处——胸中最重要的那个地方，突然往后收缩。这时，他翻了个身，俯卧在军大衣上，闭着眼睛，脸贴在装有面包的行李袋上。
火车在运行，科斯托格洛托夫的两只穿着靴子的脚尖朝下地在过道上空晃荡，像死人似的。
1963—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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