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在俄国有一段曲折的历史。在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的刑律中规定有五十种情节最高可适用死刑，在彼得一世的军事条令中已经有二百个这样的条款了。伊丽莎白女皇虽然没有废除死刑，但一次也没有使用过：据说她在登基时曾许下不杀一人的誓愿。因此她在位的整个二十年间就没有处死过一个人。尽管进行了七年战争！仍是避免了死刑。对于雅各宾共和国出现以前半个世纪的十八世纪中叶说来，这确乎是一个令人惊奇的事例。诚然，我们已经惯于嘲笑自己过去的一切；从来也不承认过去有什么善良的行为，善良的意图。所以也完全可以给伊丽莎白女皇抹黑：她把死刑代之以——鞭笞、挖鼻、烙“贼”字和永久流放西伯利亚。但我们要为女皇说句辩护的话：她怎能违背社会观念去作更激进的改革呢？也许今天的死刑犯为了能在阳光下活下去甘愿选择上述全套的刑罚，而我们却出于人道精神不能向他提供这个办法？也许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读者还会倾向于以下的看法，即二十年，甚至十年的我国劳改营生活要比伊丽莎白女皇的刑罚更难受。
用我们现在的术语来说，伊丽莎白女皇所抱有的是全人类的观点，而叶卡捷琳娜二世则是——阶级观点（因而比较正确）。她觉得完全不处死任何人是可怕的、不安全的。为了保护自己、为了保护皇位和制度，在遇到发生政治叛乱的情况下（米罗维奇、莫斯科鼠疫暴乱、普加乔夫），她认为采用死刑是完全适宜的。而对于刑事罪犯，对于普通罪犯——为什么不可以认为已经废除了死刑呢？
在保罗皇帝的时候，废除死刑得到了确认（有过多次战争，但团队里却没有军事法庭）。在亚历山大一世在位的漫长年代，只对战争中犯下的军职罪实施了死刑（一八一二年）。（马上会有人对我们说：列队鞭打致死呢？没有话说，不宣布的杀人当然是有过的，一次工会会员大会也可以置人于死地！但由司法人员表决决定你的死活的事情——从普加乔夫到十二月党人这半个世纪内，在我们国家里甚至国事罪犯都没有遇到过。）
五名十二月党人的鲜血激起了我们国家的嗅觉。从那时候起直到二月革命，死刑就一直没有废除过，也没有忘掉过，它为一八四五年和一九0四年的刑法典所确认，还得到了陆军刑律和海军刑律的补充。
这个时期内在俄国有多少人被处死刑呢？我们已经援引过（第八章）一九0五——一九0七年一些自由主义活动家的统计。现在再补充以俄国刑法专家H·C·塔甘采夫的经过核实的一些材料。一九0五年以前，死刑在俄国是一种非常手段。从一八七六年到一九O五年这三十年内（这正是民意党人和恐怖行动——而不是在公用厨房里谈论出来的意图——的时期，大规模罢工和农民骚动的时期；未来革命的各政党建立和巩固的时期），共处死了四百八十六人，就是说，全国一年处死将近十七人（这是与刑事死刑算在一起的）。在第一次革命及其遭到镇压的几年内，死刑的数字陡然上升，震惊了俄国人的想象力，使托尔斯泰为之泪下，使柯罗连科和其他许许多多的人义愤填膺：从一九0五——一九O八年共处死将近二千二百人（一个月四十五人！）。塔甘采夫的书里把这称做死刑流行病（至此它就中断了）。
这些话读起来都觉得奇怪，一九0六年实行战地法庭审判的时候，最难办的事情之一就是：谁来杀人？（要求判决后二十四小时内执行。）由军队执行枪决——对军队造成不好的印象。而志愿充当刽子手的人却经常找不到。前共产主义的头脑想不出来，一名刽子手对后脑勺开枪——可以解决很多人。
临时政府在其就职时完全废除了死刑。一九一七年七月，它在作战军队和前线各省里恢复了死刑——以惩罚军职罪、杀人、强奸、抢劫‘（当时在这些地区甚为猖獗）。这是断送了临时政府的最不得人心的措施之一。布尔什维克号召起来革命的一个口号就是：“打倒被克伦斯基恢复的死刑！”
流传下来一个说法，十月二十五日到二十六日的夜间，在斯莫尔尼大楼里发生了一次争论：是否以最初的一个法令宣布永远废除死刑？——列宁当时公正地嘲笑了自己那些同志的空想主义，他知道，不采用死刑是不能朝新的社会方面移动一步的。然而，在跟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组成联合政府的时候，对他们的错误观念作了让步，从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八日起还是废除了死刑。这个“慈悲”的态度当然不可能产生出什么好结果。（而且是怎样废除的呀？一九一八年初，托洛茨基下令审判新晋升的海军上将阿列克谢·夏斯特内，因为他拒绝凿沉波罗的海舰队。“高庭”审判长卡尔克林用恶劣的俄语飞快地说了一句：“二十四小时内枪决。”审判厅内激动起来：已经废除了！检察长克雷连科解释说：“你们激动什么？废除的是死刑。而夏斯特内我们不是处死刑——是枪决。”于是就枪决了。）
如果拿官方文件来判断，从一九一八年六月起，死刑就完全恢复了——不，不是“恢复”，而是——作为死刑的一个新纪元确立下来了。如果确认拉齐斯不是有意缩小而只是没有掌握充分的资料，如果确认革命法庭完成的审判工作量至少与契卡完成的非司法制裁的工作量相同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在俄国的二．十个中心省份里，十六个月内（一九一八年六月——一九一九年十月），就枪决了一万六千多人，就是说一个月超过一千人产顺便说一句，被枪决的人中包括俄国第一个（一九0五年彼得堡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主席赫鲁斯塔辽夫-诺萨利和那个设计了红军在整个国内战争期间穿的那套古代勇士式的军服的美术家。
还有那些每月也是成千地杀人的革命军事法庭呢。还有铁道法庭呢（见第八章）。
然而，一九一八年来临的死刑新纪元使俄国忽而浑身冰凉，忽而如醉如狂的原因，也许还不是这些宣判或未宣判的后来加起来有成千上万的个别的枪决。
我们觉得更加可怕的是作战双方采用的而后来变为胜利者一方采用的时髦做法——凿沉驳船，每次都装着未计数的、没有登录的、甚至没有点名的几百个人，（特别是军官和人质，沉没在芬兰湾、白海、里海和黑海，还有贝加尔湖里）。这不包括在我们的这部狭义司法史的范围内，但这是风习史，以后的一切都是由此而来的。从第一个留里克起，我们的各个时代有过像布尔什维克在整个国内战争中那么残酷和杀过那么多人的那样一段时期吗？
如果不提一下在……不错，在一九二0年一月曾废除过死刑，那我们就会忽略掉一个有代表性的曲折。当库班还有邓尼金、克里米亚还有弗兰格尔、而波兰的骑兵正在备鞍出征的时候，专政却丢掉了手中的惩罚之剑！有的研究者在专政的这种轻信态度和放弃防御的做法面前甚至会不知所措。但是，第一，这个法令是很明智的：它不适用于军事法庭，只适用于契卡和后方的法庭。因此将预定枪毙的人事先转移到附近地方去枪毙。例如，为历史保留下来了一份指令：
“机密。通令”
发至各地肃委主席，全俄肃委各特科。
鉴于死刑业已废除，建议将所有因犯有所列各种罪行而应处以最高措施的人犯送至不属废除死刑法令范围的军事地带。
一九二0年四月十五日
第3256．756号
全俄肃委特科主任
／签字／雅戈达
第二，已通过对各监狱进行清理为法令做好了准备（大批枪杀以后可能属“法令规定之内”的犯人）。档案中保留着一份布蒂尔卡监狱犯人一九二0年五月五日的声明：
“在我们布蒂尔卡监狱中，在废除死刑的法令已签署之后，夜间枪毙了七十二人。这种行为之卑劣令人发指。”
第三，最令人放心的是，法令有效期很短——四个月（到监狱再次填满为止）。一九二O年五月二十八日法令又把枪决权还给了全俄肃委。
革命急于把一切都改名换性，以便使每个事物看起来都是新的。“死刑”也就改名为——最高措施并且不叫做“刑罚”的最高措施，而是所谓“社会保卫”的最高措施。一九二四年的《刑事立法纲要》向我们解释说：这种最高措施只县未经中执委官布字令废除以前的一项临时规定。
一九二七年的确开始废除这项最高措施了：只留下它用来惩治反对国家和军队的犯罪（五十八条和军职罪），以及惩治武装伙匪（但是，那些年代和今天对“武装伙匪”的政治上的广义解释是大家都知道的：从巴斯马奇到立陶宛的森林游击队，任何一个不赞成中央政权的武装民族主义分子都是“武装匪徒”，没有这一条怎么行呢？还有劳改营的暴动分子和城市骚乱的参加者——也是“武装匪徒”）。至于那些有关保护私人的条文，迎接十月革命十周年的时候废除了其中的枪决规定。
但是，在十月革命十五周年之前，颁布了八七法，这一项社会主义即将到来时期的重要法律许诺给每一个拿了国家一星半点东西的公民一颗子弹。根据这项法律，死刑的适用范围又增加了一个内容。
和历来一样，特别是在起初的时候，即在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撞上这条法律的人成群结队，那时枪也开得特别勤奋。在这个和平时期（基洛夫还在世的时候……），光是在列宁格勒的克列斯特监狱里，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同时就有一百六十五名死刑犯在等候处决。——只拿克列斯特监狱一地来说，一整年内就能超过一千名了吧？
这是些什么样的坏人呀？从哪里搜罗起那么多的阴谋分子和捣乱分子？举一个例子，那里关着六名沙皇村附近的集体农庄在员，他们犯下的罪过是：在集体农庄（用他们自己的手）割草完毕后，他们又去割过的地方把土墩上的草割来喂自己养的牛。这六个庄稼人全没有得到全俄中执委的赦免，判决付诸执行！
多么凶恶的萨尔台奇哈！“最卑鄙丑恶的农奴主恐怕也不能为割点倒霉的草而杀死六个庄稼人！……只要他用树条把他们打一下——我们马上就会知道并在学校里诅咒开他的名字。而现在，好像石头掉进水里，扑通一声就无影无踪了。我只是还暗存着希望，有朝一日我的活证人的叙述会得到文件的证实。就算斯大林此外再也没有杀死过什么人——光为这六个沙皇村的庄稼人我也会认为他是值得五马分尸的！然而竟还有人敢于向我们尖声叫喊：“你们怎么胆敢去揭露他？”“怎敢去惊扰伟大的影子？”……“斯大林是属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不错。但也是属于刑法典的。
不过，还是恢复冷静和公正吧。当然，全俄中执会既然已经许下了诺言，本来一定会“完全废除”最高方法的，—一但糟糕的是，一九三六年父亲和导师“完全废除”了全俄中执委本身。至于最高苏维埃，听起来更接近安娜·伊万诺夫娜女皇下面那个“最高枢密院”。这时枪毙已经名正言顺地称为“刑罚的最高措施”，而不再是什么不明不白的“保卫”的最高措施了。一九三七——三八年的枪声甚至斯大林的耳朵听起来也已经不能容纳在“保卫”里了。
关于这些枪决——有哪个法学家，有哪个刑事史家能给我们举出核实的统计数字来呢？这个特别档案库在哪里呀？我们要能潜进去读一读数字该有多好。这些数字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因此我们只敢重复一下那些小道数字，一九三九——四0年在布蒂尔卡的拱形屋顶下这些数字还当做新闻传来传去，它们来自前不久住过这些监室的垮了台的高中级叶若夫分子（他们是知道的！）。叶若夫分子说，在这两年里全苏联共枪决了五十万“政治犯”和四十八万刑事犯（五十九条3，他们是作为“雅戈达的基础”被枪决的，这样一来，“老一代的高尚的盗贼世界”便被拦腰斩断了）。
这些数字是否那么难以置信呢？枪决人犯前后用的时间没有两年，而只有一年半，这样计算，每月平均就应当枪决（只就五十八条而言）二万八千人。这是在全苏联范围。那末刑场有多少处呢？少算也有一百五十处（实际上当然比这多。光在普斯科夫一地，在许多教堂地下的原先的苦行僧修道室里都设置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刑讯和枪决场所。到一九五三年这些教堂还不让参观：有“档案”；十年没有打扫的蛛网尘封的“档案”。在修复工程开始前，用卡车从那里拉出人的骨骸）。那就是说一天中押到同一地点枪决的有六人。难道这是不可想象的吗？这甚至是缩小了的！来自克拉斯诺达尔的材料说，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无产阶级大街上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主楼里每夜枪毙二百多人！（根据另一些资料，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前共枪决了一百七十万人。）
在卫国战争时期，死刑的适用因各种理由时而扩大了范围（如铁路的军事化），时而丰富了形式（从一九四三年四月起——一关于绞刑的法令）。
所有这些事件稍稍推迟了原来许下的完全彻底和永远废除死刑的诺言，然而，我国人民以忍耐和忠诚终于赢得了它：一九四七年五月，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对着镜子试用浆得笔挺的衬衣硬领时感到合意——便下令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在和平时期废除死刑（代之以新的刑期——一二十五年。发行“二十五元券”的一个好借口）。
但是我们的人民是忘恩负义的、犯罪成性的、不识好歹的。因此当权者勉勉强强两年半没有用死刑，在一九五0年一月十二日就颁布了一个截然相反的法令：“鉴于各民族共和国（乌克兰？……）、工会（这些可爱的工会总是知道该做些什么）、各农民团体（这是在梦中口授的，所有的农民团体还在大转变的一年就被大恩人践踏光了）以及文化界人士（这倒是完全可能的）提出的要求……”对已经积累起来的“叛国分子，间谍和颠覆破坏分子”恢复了死刑。（可是忘了把“二十五元券”收回，它就这样留下了。）
我们所习惯的杀头既然已经开始恢复，接着就毫不费力地蔓延开来了，陆续规定适用死刑的又有：一九五四年——对故意杀人；一九六一年五月——对盗窃国家财产、伪造货币、监禁场所的恐怖行为（指杀死“眼线”和恐吓劳改营管理人员）；一九六一年七月对违反金融业务规则；一九六二年二月——对企图加害（一晃手）民警和纠察队员的生命；同年——对强奸；对贿赂行为。
但所有这些——都是未经完全废止之前的临时性规定。今天还是这样写的。
结果是，在我国保持不用死刑最久的是在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女皇时期。
在我们的称心如意、胡里胡涂的生活中，我们把死囚想象成为命41注定的，为数不多的个体。我们本能地确信，我们是永远也不会落入死牢的。进死牢的，如果不是犯有重罪，至少也得经历过一段与众不同的生活。我们的脑子需要翻很多个儿才能设想：有许多最普普通通的人是为了一些最平平常常的事而进了死牢的，并且看谁的运气如何——他们得到的往往不是赦免，而是“到头”（囚犯们这样称呼“极刑”，他们受不了那些高深的话，总是把一切说得粗鲁些，简短些）。
一个区地政局的农艺师因为对集体农庄的谷物分析上有错误（也许是分析没有中领导的意？）而得到了死刑！——一九三七年。
手工业合作社（做线轴的！）主任梅里尼科夫因为工场里锅驼机迸出的火花引起了火灾而被判死刑！——一九三七年（虽然后来赦免了他，给了十年。）。
一九三二年在克列斯特监狱等候处决的有：费尔德曼——因为发现他有外币；．转炉工人法吉列维奇——因为出卖了一条供制作笔尖用的钢带。犹太人的传统生意、谋生方式和游戏，也都值得判处死刑！
这样，伊万诺沃的一个农村青年格拉西卡因下面的事而得到了死刑也就不足为怪了：他在春天的米科技节到邻村去游逛，喝了很多酒以后，用橛子揍了一下屁股——不是民警的屁股，不是的！——而是民警的马的屁股！（诚然，他为了故意使民警生气，还从村苏维埃的墙上扯下一块板子，后来还扯断了村苏维埃电话的听筒线，并大声叫嚷：“打鬼呀！”……）
我们是否会有陷入死牢的命运，不决定于我们做了些什么或者没有做些什么—一而是决定于一个巨大车轮的转动、强大的外部因素的进程。例如，列宁格勒遭到了围困。如果列宁格勒的国家安全机关在这样的严峻岁月处理的案子里没有死刑，那该市最高领导人日丹诺夫同志会怎样想呢？“机关不起作用”，不是吗？应当破获一些德国人从外面指挥的地下大阴谋吧？为什么一九一九年在斯大林领导下破获过这类阴谋，而一九四二年在日丹诺夫领导下却没有这类阴谋呢？有了结论——便有了结果；几起错综复杂的阴谋揭露出来了！你正在列宁格勒没有生火的自己的房间里睡着觉，而一只长着利爪的黑手已经在你头上垂下。这一切是不依你的意志为转移的！看中了一个什么人，比如伊格纳托夫斯基中将——他住所的窗户向着涅瓦河，他掏出一块白手帕来擤鼻涕——打信号！还有，伊格纳托夫斯基作为一个工程师喜欢跟水兵们谈谈技术。好材料！伊格纳托夫斯基被抓了起来。到了算帐的时候了！—一那么，请把你们组织的四十个成员说出来，他说出来了。如果你是个亚历山大剧院的检票员，那你被说上的机会不大，但如果你是个工学院的教授——那你准得上了名单（又是这个该死的知识阶层！）——这和你主观意志有什么关系呢！根据这种名单——统统都得枪毙。
所有的人果然都被枪毙了。那么康斯坦丁·伊万诺维奇·斯特拉霍维奇，俄国的著名流体动力学家，是怎样活下来的呢：国家安全部门的某个更高的领导感到不满意，认为名单太小，枪决的人也太少。于是斯特拉霍维奇就被内定为即将破获的一个新组织的合适的中心人物。阿尔特舒列尔大尉把他叫去：“你是怎么回事？是故意赶紧全招认下来，逃到阴间去，好把你们的地下政府掩盖起来？你是那个政府里的什么人？”这样，斯特拉霍维奇就继续蹲在死牢里，同时进入了另一轮侦查！他建议把他当作教育部长（想赶快结束这一切！），但阿尔特舒列尔还不满足。侦查在继续进行，同时伊格纳托夫斯基集团成员陆续在枪决。在一次审讯中，斯特拉霍维奇突然怒气上来：他不是想活下去，而是这种慢慢的死法把他搞疲倦了，更主要的是不断的扯谎使他恶心了。于是在一次交叉审讯中，当着某个大官的面，他拍桌子说：“应该把你们统统都枪毙！我再也不说假话了！我过去的一切供述都收回！”这个发作却起了作用！——不仅不再对他进行侦查，而且好长时间把他忘在死牢里了。
大概，在普遍的顺从中，绝望的突然发作总是起作用的。
你瞧枪毙了多少人——起初几千，后来几十万。我们加、波乘、除，叹息诅咒。但毕竟只是数字。它们使人震惊，然后就被遗忘。如果有一天被枪杀者的亲属把所有被处死者的照片交给一个出版社，如果能出版一种照相集，分为几大册的照相集——只要随便翻翻它，只要朝着照片上失去光彩的眼睛看上最后一眼，我们就可以为自己的余生汲取到许多东西。阅读这样一本无字天书，将在我们心中留下永恒的积层。
在我所熟识的一个人家里，过去的犯人们有这样一种仪式：每逢三月五日，即总杀人犯的忌日，在桌子上陈列出被枪杀的和在劳改营中死去的人的相片——偶然搜集到的，有几十张，住宅中整天笼罩着一种半教堂半博物馆的庄严气氛。奏起哀乐。朋友们纷纷前来，观看相片，沉默不语，听着，轻声交谈；然后不辞而去。
要是到处这样做才好哩……让这些死亡在我们心上刻下一点小小的痕迹也是好的。
为了—一总不至于白白地死去！……
我也有几张偶然得到的相片：
维克多·彼得罗维奇·波克罗夫斯基——一九一八年枪决于莫斯科。
亚历山大·施特罗宾德尔——一九一八年枪决于彼得格勒。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安尼奇科夫——一九二七年枪决于莫斯科。
亚历山大·安德烈耶维奇·斯维钦，总参谋学院教授——一九三七年枪决于莫斯科。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列福尔马茨基，农学家——一九三八年枪决于奥廖尔。
伊丽莎白·叶夫根尼耶夫娜·安尼奇科娃——一九四二年枪决于叶尼塞河畔的劳改营中。
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呢？人们曾是怎样等待的？他们曾有什么感觉？他们曾有什么想法？他们曾作出什么样的决定？他们是怎样被带走的？他们在最后的时刻所感觉到的是什么？……究竟怎么样把他们……这个……的？
人们渴望钻到幕后去看看，这种想法是自然的。（尽管他们认为这种事情当然永远不会降临到自己头上）。而经历过的人所讲的也不是最后的时刻，这也是自然的——因为他们被赦免了。
往后如何，刽子手们知道。但刽子手不会说。（那个克列斯特监狱的著名的辽沙叔叔，他把犯人的手拧到后面，戴上手铐，如果被带走的犯人在夜间走廊里大声喊出“永别了，弟兄们！”便用一团东西塞进他的嘴里——他干吗要向我们叙述呢？他现在大概还衣冠楚楚地在列宁格勒大街走来走去。如果你在岛上的啤酒店里或在观看足球赛时碰到他，你就问问吧！）
然而，刽子手也不彻底知道一切。在故意开动的某种机器的轰隆声伴随下，子弹无声无息地从手枪筒出来往后脑门飞去，他对自己做的事情注定是懵懵懂懂。彻底情形连他也不知道！彻底知道的只有死者——那就是说谁也不知道。
诚然，还有艺术家——对于直到射出子弹、套紧绞索前的情形，他能够模模糊糊地但或多或少知道一点。
我们也就是从被赦免的人和艺术家们那里得知死牢的大体情景的。例如，我们知道，犯人们夜里不睡觉，而是等待着。只在早晨才安下心来。
纳罗科夫（马尔琴科）写了一部叫做《虚量》的长篇小说，因为预先打定主意一切要像阳思妥耶夫斯基那么去写，而且把死字写得比陀思妥耶夫斯基还要令人心碎，令人感动，所以就把这本书写坏了，但枪决的场面，在我看来是写得很好的。不能核实，但令人相信。
比较早的一些艺术家，例如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的猜测，现在已经不禁散发着克雷洛夫时代的气息了。是呀，哪个幻想家能够想象得出譬如三七年的死囚牢房呢？他一定会去编织心理学的细绳：是怎样等待的？是怎样倾听的？……可是谁能预见到并向我们描述死囚们的这样一些出乎意外的感觉呢；
1．死囚受寒冷之苦。只能睡在水泥地上。窗口下是零下三度（斯特拉霍维奇）。还没有枪毙，你就冻坏了。
2．死囚受拥挤和憋气之苦。一间单人监室要塞进七名（从来不少于此数）、十五名或一十八名死囚（斯特拉霍维奇，列宁格勒，一九四二年）。他们就这样几星期或几个月挤压在一起！所以你那七个吊死者的恶梦又算得了什么！人们想的已经不是死刑，怕的不是枪决，而是——现在怎样伸伸腿？怎样转个身？怎样吸口空气。
一九三七年，在伊万诺沃的各监狱里——内监、第一监狱、第二监狱和羁押所，同时关押的犯人达四万名，虽然这些监狱原定的总容量未必达到三、四千名——在第二监狱里，把受侦查的、已到劳改的、死囚、得到减免的死囚、还有小偷，都混合关在一起——他们一连几天在大监室里紧贴在一起站着，以至手都不能举起或放下，而被挤到板铺边的，则有可能折断膝盖。这是在冬天，为了不致憋死，犯人们挤掉了窗上的玻璃（在这个监室里，有一个已被判死刑的白发苍苍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八九八年的党员阿拉雷金，在等待处决，他于一九一七年的《四月提纲》以后离开了布尔什维克党）。
3．死囚受饥饿之苦。他们在死刑宣判以后要等待那么久，所以他们的主要感觉已经不是枪决的恐怖，而是饥饿的折磨：什么地方能找点吃的呀？亚历山大·巴比奇一九四一年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监狱的死牢里呆了七十五昼夜！他已经完全屈服了，他等待枪决，好像是等待自己那坎坷一生的唯一可能的结局。但他饿得浮肿了——这时，他由枪决被改判为十年劳改——自此以后，他就开始了自己的劳改营生活。——一般说坐死牢的时间有什么样的最高纪录？谁知道最高纪录？……弗谢沃洛德·彼得罗维奇，死囚监室的室长（！），在那里蹲了一百四十昼夜（一九三八年）——但这是不是最高纪录呢？我国科学的光荣瓦维洛夫院士等待枪决等了几个月，差不多快有一年；他作为死囚被撤退到萨拉托夫监狱，被关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地下监室里，当一九四二年夏获准减刑而转到普通监室的时候，已经不能走路了，放风时把他抬着出去。
4.死刑犯受无医疗救助之苦。奥赫里缅科因长时间坐死牢（一九三八年）得了重病。他不仅没有被送入医院，而且医生好长时间都不来，来了也不过监室，不看也不问，就把药粉从栅栏门里递进去。斯特拉霍维奇的脚开始出现水肿，他向看守说明了这个情况——却派来了……一名牙医。
就算医生来过问病情，他是否应当治疗死因呢，就是说是否应当延长他等待死亡的时间呢？或许医生的人道精神应当表现为坚决要求尽早处决？请看斯特拉霍维奇描述的又一个场景：医生走进监室，一边同值班员谈话，一边用手指头点着死囚说：“死人！……死人！……死人！……”（他这是挑出营养不良症患者指给值班员看，坚决反对继续这样折磨人，该到枪决的时候了！）
真的，为什么要把他们留得那么久呢？刽子手不够吗？这个问题要和下述情况一并考虑：监狱当局向许多死囚提出建议甚至请求他们在赦免请求书上签名，如果他们过于执拗，不愿再作交易，则往往代替他们签名。而公文旅行起来起码得几个月。
原因大概在这里：死牢是两个不同部门的交接点。侦查和审判部门（我们听军事庭的审判员说，这两个部门是一家）追求的是破获骇人听闻的要案，并且必须判给罪犯以应得的惩罚——枪决。但死刑判决一经宣布，一经记入侦查审判机关帐本上的资产项目下——他们对这些称为已决犯的刍狗再也不感兴趣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大逆不道的事，这些被判了死刑的人到底是留下来活着还是死掉，对国家生活不会有任何影响。他们就被交给了监狱部门全权处理。监狱部门是附属于古拉格系统的，它已经是从经济观点来看待犯人了，对他们有利的数字——不是多枪毙一些，而是多给群岛送去一点劳动力。
大楼内监监狱长索科洛夫就是这样来看斯特拉霍维奇的。他在死因监室里呆得实在无聊了，请求给点纸张和铅笔进行科学工作。起初他写了一本《论液体与在其中运动的固体的互相关系》、《弹射器——弹簧和缓冲装置的计算》，后来写了《稳定性理论基础》。这时，便单另把他关进一间单独的“科学”监室，伙食也改善了，从列宁格勒前线开始送来指定项目，他为他们设计了《对飞机的立体射击》——结果是日丹诺夫决定把他的死刑改为十五年劳改（但是这全怪从“大后方”来信太慢：不久就从莫斯科送来普通的减刑决定，它要比日丹诺夫的慷慨些：总共只有十年）。
斯特拉霍维奇的所有狱中笔记本现在都完整无缺地保存着。而他的铁窗中的“仕途”于此刚刚开始。他不久后就开始领导一项苏联最早的涡轮喷气发动机的设计。
对于数学副教授A·H·ll·，侦查员克鲁日科夫（木错，不错就是那个小扒手）决定为私人目的在死牢里加以利用：因为他是个函授大学生！他时常把ll·从死牢里传来——让他代替自己（甚至还替别人）解算测验作业中的复变函数论习题。
所以世界文学对临死前的痛苦懂得些什么呢？……
最后（恰夫达罗夫的叙述），死牢可以利用来作为侦查的组成部分，作为施加影响的方法。突然把两个不肯招认的犯人（克拉斯诺雅尔斯克）传去“审判”，“判处了”死刑，转入死囚监室。（恰夫达罗夫无意中透露了一句：“对他们的审判其实是做戏。”但是，在任何审判都是做戏的情况下，该用什么词儿称呼这种假审判？舞台上之舞台？戏中之戏？）让他们在这儿饱尝一番死囚生活的滋味。然后派几个耳目，假装也是死囚，放进牢里。这些人忽然纷纷表示悔悟，说自己不该在侦查时顽固不化，请求看守转告侦查员，愿意在任何文书上签名。于是让他们签署了请求书，然后在大白天把他们带出死牢，这表示不是拉去枪毙。
而那些作为这场侦查游戏的对象的真正的死因，看到别人如此悔过和被赦，心中必定会有所触动吧。这一套把戏算是导演付出的额外开支。
据说，后来当了元帅的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一九三九年两次被押进森林里去摘夜间的假枪毙，枪口对准了他，然后放下，又押回监牢。这是作为侦查方法采用的“最高措施”。也没有什么关系，事情过去了，照样活得不错，也没有怨言。
被拉去杀头的时候，人差不多总是俯首听命的。死刑判决怎么会有这样的催眠作用呢？受赦免的人们往往回想不起他们的死囚监室里有什么人进行过反抗。但是这种情形也是有过的。一九三二年在列宁格勒的克列斯特监狱里，死囚们夺下了看守们的手枪，并且用它们射击。从此以后，便采取了这样的办法：在监视孔里看准了该抓走的人以后，五个不带武器的看守一下子闯进监室，一齐扑过去抓一个人。监室里有八至十名死囚，但是每个人都已经向加里宁呈递了上诉，每个人都期待得到宽恕，因此：“今天你死吧，我还要活到明天。”他们让开路，袖手旁观怎样把死期已到的人反绑起来，他怎样叫喊求救，怎样把儿童玩的小皮球塞到他嘴里去。（瞧着儿童玩的小皮球，难道你会猜想到它的各种各样可能的用途吗？……对于讲解辩证方法的教师是一个多好的实例呀！）
希望啊！你更多地使人坚强还是使人软弱？如果在每个监室里死囚们都协力把前来的刽子手掐死——这不比向全俄中执委上诉能够更可靠地使死刑终止吗？已经到了坟墓的边缘——为什么不反抗呢？
但是，难道在被逮捕时不是也同样没有任何指望了吗？然而，所有被捕的人都是在希望的境界里，象割掉了脚似的用膝盖匍匐爬行。
瓦西里·格里戈利耶维奇·弗拉索夫记得，在宣告判决后的夜里，当四支手枪从四面摇晃着把他押过黑沉沉的卡德镇时，他的想法是：千万别用陷害的方法马上把他毙了，假冒说是在他企图逃跑的时候开枪的。可见，他还不相信自己的判决！还希望活下来……
现在把他关在民警所的一个房间里，让他躺在一张办公桌上，两三个民警在煤油灯光下不断在这里值班。他们彼此间议论：“一连四天，我听呀呀呀，还是没有闹明白：为了什么把他们判刑的？”——“唉，不是咱们的脑瓜子弄得清楚的事情！”
在这个房间里，弗拉索夫住了五昼夜：他们在等待批准判决，以便在卡德镇就地处决：很难再往远处押解死刑犯。有个人用他的名义发出了一封请求赦免的电报：“我不承认自己有罪，请求保留生命。”没有答复。这些日子，弗拉索夫的手一直抖得厉害，以至拿不起匙子，只能用嘴直接从盘里喝汤。克留根前来嘲弄了一番（在卡德镇案件以后不久，他从伊万诺沃调到了莫斯科。在这一年，古拉格天空中的这些血红的明星上升和下坠得都很急速。他们也被抖落到那个深坑里去的时候快要到了，但他们自己却不知道）。
无论批准死刑还是赦免的通知都没有收到，只好把四个被判死刑的人犯押送到基涅什马去。用四辆中型卡车来运他们，每辆车上装着一名犯人和七名民警。
在基涅什马把他们关在修道院的地下室（摆脱了僧侣思想的修道院建筑术对我们大有用处！）。在那里又增加了另外一些死刑犯，用囚犯车辆运到了伊万诺沃。
在伊万诺沃监狱的大院里单独挑出了三名犯人：萨布罗夫、弗拉索夫和另一批中的一个，其余的立刻就被押走了——那就是说，押去枪决，免得增加监狱的负担。弗拉索夫就这样同斯米尔诺夫诀别了。
留下来的三个人，在十月的阴冷潮湿的第一监狱院子里关了四个小时，这时间，一批批犯人被带走、送来和搜查。实质上还没有证据表明今天不会枪毙他们。萨布罗夫有一刻以为是来带去枪决（实际上是带到监室去）。他没有叫喊，但把旁边的人的手掐得那么使劲，使那人痛得叫了起来。警卫拉着萨布罗夫在地上拖着走，用刺刀在后面推着。
这个监狱里有四间死牢——与儿童监室和病号监室同在一个走廊里！死牢有两道门——一道是带有旋转孔的普通木门，一道是铁栅栏门。每个门都有两把锁（看守和看守长各持一把，必须两人在场才能把门打开）。四十三号监室隔壁就是侦查员办公室，死囚们在等待处决的过程中，夜里还得听受折磨者刺耳的喊声。
弗拉索夫进的是六十一号监室。这本是一个单人监室：长五米，宽稍多于一米。两张铁床用厚铁固着在地上，每张床上头对脚地躺着两个死囚，还有十四个人横卧在水泥地上。
留给每个人不到一平方俄尺的地方来等待死亡。虽然早就知道，连死人也有权得到三俄尺的土地——即使这样，契诃夫还觉得太少哩……。
弗拉索夫问，是不是马上就要枪毙。“瞧我们早就蹲在这里，仍然活着……”
于是开始等待—一像已经知道的那样：大家整夜不睡觉，垂头丧气地等待着押出去处死，倾听着走廊里的声（由于这种拖长的等待，人们反抗的能力更加低落了……）每逢白天有什么人得到赦免，到夜里人们就特别紧张：那个人高兴得嚎啕着走了，而在监室里，恐惧的气氛变得更加浓重——因为与赦免一起，今天也一定驳回了什么人的请求，因此夜里会来把什么人带走。
有时夜里门锁响了，人们的心吓得要蹦出来。带我吗？不是我！！而看守打开木门却是为了一件屁事：“把东西从窗台上拿掉！”这一开门不打紧，可能使所有十四个人都早死一年；也许，再这样开上五十次门——那就不需浪费子弹了！——但是多么感谢他呀，原来平安无事：“马上就拿走，首长公民！”
早晨上厕所回来，解除了恐惧后，他们开始入睡。然后，看守送来一桶烂菜汤，说了声“早上好！”按照狱规，第二道门，即铁栅栏门，只有在监狱值班员在场下才能打开，但谁都知道，人们总是要比自己的规定和条令好一些，也懒一些——值班员不出面，看守总是单独走进早晨的监室，并且完全按人之常情，不，要比普通的人之常情更可贵！——向犯人们打招呼说：“早上好！”
向死因们打这样一声招呼比向人世间任何人打这样的招呼更加善良！怀着对这个声音的温暖和对这桶稀汤的温暖的谢意，他们现在可能入睡，直到中午（只有早晨他们才吃得下东西！白天睡醒后，许多人已经吃不下东西了。有的人收到家里送来的食物——死刑判决亲属们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一这些食物就成了监室里的公有物，但却放着没人碰，在恶浊潮湿的空气中腐烂）。
白天，监室中还有一次小小的活跃。看守长进来——或者是阴沉的塔拉干诺夫，或者是使人有好感的马卡罗夫——供给写请求书用的纸张，问有钱的人要不要委托从小卖部代买烟抽。这些问题显得或者太野蛮，或者过分地人道：故意做出根本不把他们当做死因的样子？
犯人们拆下火柴盒子的底，画上点子做成骨牌玩。弗拉索夫对别人讲述合作社的事情，这些事情在他嘴里总是带着喜剧的色彩，因而他自己也逐渐松弛下来。（他关于合作社的故事是很出色的，值得单独叙述。）有一个叫雅科夫·彼得罗维奇·科尔巴科夫的犯人，是苏多格区执委会主席，是一九一七年春天在前线入党的布尔什维克，他蹲在这里已有几十天，毫不改变姿势，两人抱紧脑袋，肘靠在膝盖上，老是盯着墙壁上的某一点（他回忆中的一九一七年春天一定是轻松愉快的！……）。弗拉索夫的爱说话使他生气：“你怎么能这样？”——“你是在做上天堂的准备吧？”——弗拉索夫反唇相讥，即使在…一句急促的话里也还保持着北俄人的浓重地方口音。“我只拿定一个主意——我要对刽子手说：我死亡的罪人就是你一个！不是审判员，不是检察长；——就你一个，现在你背着这个包袱活下去吧！—一如果不是你们这些自愿的刽子手，也就不会有死刑判决！让他杀吧，毒蛇！”
科尔巴科夫被枪决了。被处决的还有康斯坦丁·谢尔格耶维奇·阿尔卡季耶夫，前亚历山大罗夫区（弗拉基米尔省）地政局长。同他的诀别不知为什么特别沉重。半夜里警卫队来了六个人带他，厉声地催促，而他这个温和的有教养的人，久久地在手里转着、揉着帽子，拖延离别的时刻——一离别尘世最后的一些人的时刻。当他说出最后的“永别了”这句话的时候，嗓音几乎已经完全没有了。
当点出牺牲者名字的最初一刹那间，其余的人顿觉轻松（“可不是我！”）—一但是人一被带出去，大家马上变得未必比那个被带走的人轻松些。第二天整整一天，留下来的人注定是说不出话，也吃不下东西。
然而，那个捣毁了村苏维埃的格拉西卡却吃得很多，睡得也很香，在这里也按农民的方式安居下来。他好像不能相信也会被枪毙（他果然没有被枪决，换成了十年）。
某些人在同监人的目睹下三四天内就变得须发尽白了。
当这样旷日持久地等待死亡的时候——头发出长起来了，于是全监室就被带去理发，带去洗澡。监狱生活遵守着它的常规，不管有什么判决。
有的人已经语无伦次，神智混乱，但他们照样还得留在这里等待自己的命运。有谁在死囚牢房里发了疯，就疯疯癫癫地被枪决。
得到赦免的通知也来得不少。革命后第一次施行十五年和二十年的刑期，正好是在一九三七年秋天开始的，它们代替了许多枪决。也有改判为十年的。甚至有减为五年的。在奇迹的国度里也可能发生这样的奇迹：昨天夜里还是罪该处死的人，今天早晨——幼儿园的刑期，轻罪犯人，而且在劳改营里还有得到免看押待遇的机会。
在他们的监室里，有一个六十岁的库班人、前哥萨克大尉B·H·霍缅科，他是“监室的灵魂”，如果死牢里也可能有灵魂的话：他时常说笑话，胡子里露出微笑，不让人看出心里有痛苦。一早在俄日战争以后，他已经不适于行伍生活，成了养马业的专家，在省自治局任职，到了三十年代，在伊万诺沃地政局下头担任“工农红军马匹补给督察员”，责任是注意使军队保证得到良好的马匹。他被捕入狱并被判处枪决，是因为他曾暗害性地建议阉割不满三岁的马驹，从而“损害了红军的战斗力”。——霍缅科提出了上诉。过了五十五天，看守长进来向他指出，他在上诉书上写的机关不对口。霍缅科当下就把纸贴着墙用看守长的铅笔涂去了原来的机关，改写成另一个机关，好像这是一张申请买一盒香烟的条子。这张涂改得歪七扭八的上诉书又旅行了六十六天，因而霍缅科等死已经等了四个月。（等上一两年又有什么——我们大家不都这样成年累月地等着死神这个斜眼的家伙！难道我们的整个世界不就是一座死牢？……）结果给他的批复是——完全恢复名誉！（在这时期内，伏罗希洛夫正好下了这样的指示：在不满三岁时进行阉割。）一会儿是人头落地，一会儿是欢天喜地！
赦免通知下来的不少，许多人抱着越来越大的希望。但是弗拉索夫把自己的案情以及主要是在法庭上的行为与别人对照，认为自己的情节比较严重。同时，总得枪毙些什么人吧？至少半数的死囚总该处决吧？他相信自己一定会被枪毙。只想即使如此也决不低头。他性格中固有的那种不顾死活的气质重新聚积起来，他下定了放肆到底的决心。
正好碰到了一个机会。伊万诺沃国家安全局侦查处长钦古利巡视监狱时，不知为什么（多半是为了刺激刺激神经）让人打开他们监室的门，自己站到门槛上。他说起什么事情，问道：
“这里谁是卡德镇案子上的？”
他穿着一件短袖绸衬衫，这种衬衫当时刚刚出现，人们还觉得它像女人穿的。他自己身上或者是他的这种衬衫上散发出甜滋滋的香水气，直冲到监室里去。
弗拉索夫敏捷地跳到床上，尖声大叫：
“这是个什么殖民军官？！滚蛋，杀人犯！！”并且自上而下用力地、浓浓地往钦古利脸上啐了口唾沫。
而且——啐中了！
而那个人——擦了下脸，后退了。因为他只有和六个警卫人员一起才有权进入这个监室，而且也还不知道究竟有没有这种权利。
明智的家兔是不应当这样做的。如果现在你的案子正好在他手里，而能否得到赦免也正是取决于他，那怎么办呢？须知他不是无缘无故地问：“这里谁是卡德镇案子上的？”大概正是为此而来的。
但是，已经达到了极限，这时候一个人已经不愿意，已经厌恶充当家兔。这时候家兔们的脑子亮堂了，他们懂得了所有家兔的用途只是供给肉和皮毛，因此项多只能赢得延缓死期，而不会赢得生存。这时候忍不住要呐喊：“你们这些该死的东西，要枪毙就赶快！”
在等待枪决的四十一天中，正是这种愤恨感越来越强烈地控制住了弗拉索夫。在伊万诺沃的监狱里曾经两次建议他写赦免请求书——他都拒绝了。
但在第四十二天上，他被叫到隔离室去向他宣布，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定对他免处极刑，改判为二十年劳动改造营监禁，刑满后剥夺权利五年。
脸色苍白的弗拉索夫苦笑了一下，但甚至在这种场合也还有说的：“奇怪。我被判刑是因为我不相信社会主义能在一国胜利。但是，难道加里宁相信吗？如果他认为，经过二十年在我们国家里还需要有劳改营……”
经过二十年——这在当时看起来是远不可及的。
奇怪，就是过了三十年劳改营也还是需要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