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钟声铛铛地报着时辰。
一九三三年，在中央及中监委一月全会上，脑子里正盘算着在这个国家里还要一次又一次地搞掉多少两脚动物的具体数字的伟大领袖宣布，列宁如此许诺的、人道主义者们如此企盼的“国家的消亡，不是通过国家政权的削弱，而将是通过它的最大限度的加强来实现，它的加强是为彻底消灭垂死阶级的残余所必需的……”（重点是我加的——作者注）。而由于那些残余在濒临自己的末日的时候“诉诸于居民中的落后阶层，动员他们反对苏维埃政权”，——而落后阶层的帽子又是可以扣在任何一个不属于垂死阶级的人的头上的，——所以“我们要迅速地，无需造成特殊死伤地消灭这类分子”。（如何才能“无需造成特殊死伤”，大恩人没具体说明。）
这种如此出人意料之外的天才论断，并非任何一个脑袋瓜子都有本事装得进去的。但是有维辛斯基坚守着自己的打下手的岗位，他立刻接茬做了如下的发挥：“这还意味着，要通过劳动改造机构的最大限度的强化。”
通过监狱的最大限度的强化进入社会主义！——这可不是某一份幽默杂志的俏皮话，这是苏联总检察长的言论！所以说“刺猬皮手套”在没有“刺猬”的时候就已经缝好了。
第二个五年计划，有谁还记得（我们国内谁也不记得什么事情！记忆是俄罗斯人最薄弱的一环，特别是对坏事的记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许多光辉灿烂的（至今也没有完成的）任务当中还有一项这样的任务：“铲除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这就是说，这项铲除的工作也需要在一九三八年完成。请你们自己考虑考虑吧，靠什么才能把它们这样迅速地铲除掉呢？
“在进入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时刻，苏联的剥夺自由场所不仅丝毫没有丧失其意义，而且变得更为重要。”（科甘做出劳改营不久将消失的预言还不到一年。但是他那时候还不知道一月全会嘛！）“在进入社会主义的时代，劳动改造机构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作为镇压机关，作为强制和教育（强制已经摆在首位了）手段的作用必须更加增长和加强。”（不然的话，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干部们干什么去——喝西北风吗？）
谁能责怪我们的先进理论落后于实践呢？所有这一切都是白纸黑字印出来的。只怪我们当时还不会读。一九三七年的大清洗，人家早就公开地有言在先，并且想好了理论根据。
但是一九三七年群岛实际出现了什么情况？在和维辛斯基协调一致的努力下，群岛得到了明显的“加强”：它的人口大幅度地上升了。但和普遍流行的概念相反，人数的增加远远不仅是靠一九三七年从外面抓的人：而是因为“特别移民”变成了犯人。他们是集体化和消灭富农运动嚼剩下来的渣子，是那些竟能在泰加森林里、冻土地带上活下来的人们，是那些被剥夺得干干净净，没有牛，没有家什，没有工具的人们。全仗农民的体质结实，没死绝的人还剩下几百万。被扫地出门的人们居住的“特别村”现在已不复存在了，——但这并不是由于把他们分别送回了原地，或者让他们自由了，不，是把这些村子整个划进了古拉格。这些村子四周围上带刺的铁丝网（如果原来没有的话），变成了劳改点（整个诺里尔斯克综合劳改营就是这样形成的），过后有人被押解到其他劳改营，已经是当犯人了（孩子们被送到儿童院）。这一增加可就是几百万——又是农民大军啊！一九三七年涌向群岛的大潮主要是这一批人。虽然那年在农村没像城里那样大把抓人（不过也明显地扫到了），——但见到的人们记得，总体上说，群岛居民中农民成分变得很稠密了。
群岛巨人般地成长了——但它的管理制度还能不能变得更加残忍呢？原来是可以的。
那些花花草草的小玩艺儿一下子被一只毛茸茸的大手揪个精光。劳动集体？禁止！还发明了些什么花样？劳改营内的自我管理？除了作业班，再没什么好东西！还有什么政治谈话？停止！犯人们来这里是干活的，不一定要懂什么事。在乌赫塔提出了“消灭最后一个‘小车厢”’的口号？政治错误！怎么？要我们把他们安置到弹簧床上？就让他们在“小车厢”里挤挤吧，而且每间工棚里的人数还要加倍！折减？这是首先该取消的！你们想让法庭白干吗？已经给了折减的怎么办？宣布无效（一九三七年）！有一些劳改营里还允许接见亲属吗？统统禁止！有一所监狱里把一个神甫的尸体交给了外面的人，以便让他们去举行葬礼吗？你们这是发了疯！你们这是在为反苏示威提供借口。对有关人员必须严惩，以做效尤！要向他们讲清楚：死者的尸体是属于古拉格的，而坟墓纯属机密。为犯人举办的职业技术训练班该怎么处理？解散！谁要他们在外头的时候不学呢？什么……全俄中执委的指示？哪一个全俄中执委？是加里宁签署的？……我们不是国家政治保卫局，我们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等这些人出去了，让中执委自己去教他们吧！进度表和图表？从墙上撕下来！把墙刷白！当然不刷白也行。这是一张什么表报？发给犯人的工资？是监禁场所管理总局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通令，按国营工业相应级别工人工资的百分之二十五发给？住口！扯掉！我们要停发你们自己的工资！犯人，还要给钱？没有枪毙，他们就该感激不尽了。一九三三年的劳动改造法典？压根忘掉它！从所有的劳改营保险柜里把这个文件剔除！“一切违反全苏劳动法典的措施……必须征得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同意”？莫非要我们上门去找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工会算得了什么？吹口气它就没了！第七十五条——“从事较重劳动时口粮应相应增加”？倒——转——来！变为从事较轻劳动时口粮相应减少吧。就这么办。不会浪费资金。
洋洋数百条的劳动改造法典就象被鲨鱼吞进了肚里，不仅以后二十五年谁也没有见过它，就连这个名称也没有留下一点影子。
他们把群岛摇晃了一下，结果断定，早在索洛维茨的时代，特别在修筑运河的时候，整个劳动营的机器就松散到了不能容许的程度。于是现在便着手消除这些松弛的地方。
首先，警卫工作就完全不像个样子。这根本不是一些劳改营：了望塔上只在晚间才有哨兵；门房里只有孤零零的一个不带武器的值勤员，如果跟他说好话，还能让你短时间出入；营区里面允许用煤油灯；几十名犯人只有一个带枪的兵押着上工。现在，沿着营区拉上了一排电灯（使用政治上可靠的电工和发电工）。警卫队的持枪人员得到了战斗条令和军事训练。警犬、饲养员、教练员列入了不可缺少的编制之内，这方面还有单行的条令。劳改营终于获得了十足现代化的即我们现在知道的面貌。
劳改营管理制度中有多少日常细节被卡紧了，被磨尖了，在这里是列举不完的。发现还有一些外面的人可以借以窥探群岛的小洞。马上掐断了这些联系，堵死了这些小洞。还剩下了个什么“监督委员会”之类的东西，也被赶走了。
本书没有别的地方能够说明这是一个什么东西。那么就让我在这里为好奇者做一大段注解吧。
虚伪的资产阶级社会想出来这样一个名堂，就是对监禁场所的状况和感化囚犯的过程应当实行社会的监督。在沙皇俄国有“监狱监督协会”，宗旨是“为了改善囚犯的肉体和精神状况”，有“监狱慈善事业委员会”和“囚犯保护协会”。而在美国监狱里，二十和三十年代的由各界代表组成的监督委员会已经享有广泛的权利：它甚至有权提前释放（不是提出申请，而是直截了当地释放，木经过法院）。不过，我们辩证的法学家们一针见血地反驳说：“不要忘记他们的委员会是由哪些阶级组成的，他们采取的决定都是符合于本阶级的利益的。”
在我国则大不相同。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下达的关于建立首批集中营的第一个“临时指令”就规定了要在各省的惩治处下面设立分配委员会。它们的任务是根据早期的俄罗斯联邦制定的七种剥夺自由的形式分配所有的已决犯。这项工作（类似代行法院职能）是那样重要，以至司法人民委员在一九二0年的报告里把分配委员会的活动称为“惩治工作的神经”。这些委员会的构成是反映了高度民主精神的，例如一九二二年它是一个三人小组：省内务局局长、省法院主席团成员和本省剥夺自由场所的负责人。后来增补了省工农监察院和省工会理事会各一人。但是到了一九二九年，上头对它们已经很不满意了：它们对阶级异己分子适用了提前释放和优惠待遇。“这是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行径”。为此分配委员会就在那个大转变的一年被撤销，代替它的是监督委员会，各地方委员会的主席由审判长担任，成员是劳改营营长、检察长和社会各界的一名代表——即看守工作者、民警、区执委和共青团的代表。我们的法学家们多么一针见血地反驳说，不要忘记它是由哪些阶级……哦，对不起，这话我在前面已经引用过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方面交给监督委员会的任务是处理折减和提前释放的问题；全俄中执委（不对了，该叫国会才是）方面交下来的任务是督促生产财务计划的完成。
就是这样的一些监督委员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开头也被驱散了。坦率地说，犯人当中没有一个人为了这个损失叹过一口气。
既然已经提了个头，顺便再说两句关于阶级的话。我们常提到的那本《文集》的作者之————舍斯塔科娃根据二十和三十年代的资料“做出一个奇怪的结论，即资产阶级监狱和我国监狱里犯人的阶级成分十分相似”。她本人也感到吃惊的是，两种地方关押的都是……劳动阶级。嗯，这里当然存在某种辩证的原因，不过她没有发现罢了。我们还要补充一点：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对于这个“奇怪的相似性”稍有破坏。当时有大批身居国家高位的人涌进了劳改营。但是这比例很快又拉平了：所有那些战时和战后的人数达到好几百万的“水流”——全都是属于劳动阶级的成分。
顺便谈谈劳改营的“法朗吉”，虽然其中已经闪烁着社会主义的光辉，但为避免和“弗朗哥”念混起见，仍在一九三七年被更名为“大队”。劳改营的行动科原来对一般劳动和生产计划还是要买帐的，现在具有了独立的领导地位，可以对任何生产工作，任何专业编制置之不顾了。诚然，他们没有撤消劳改营内的文教科，但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通过它便于收集小报告，传眼线来汇报情况。
于是在群岛四周降下了一道铁幕。除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和军士，谁也不能通过劳改营门房随意出入。一种十分协调的秩序建立起来了。犯人们自己不久以后也觉得劳改营就应该是这个模样。这也就是本书这一部将要描写的样子。那些红布条条已经不挂了，劳动已经多于“改造”。
狼牙这时候才测了出来！群岛的无底洞这时候才张开了大口！
“拿罐头盒子给你当鞋穿，你也得去上工！”
“枕木不够用——我拿你们铺上去！”
西伯利亚运送“五十八条”的闷罐列车，这时候每隔两节车皮的顶篷上就架着一挺机关枪。沿途需要下车的时候，为了便于更牢靠地看守，把他们赶进建筑工地的基坑里去，叫他们在那里等着。这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响第一枪之前，整个欧洲还在跳狐步舞。在这时候的马里因斯克分配站（马里因斯克各劳改营的营内递解站）里面，虱子都来不及掐死，而是用蒿草扎的小条帚从衣服上往下扫。爆发了一场伤寒病瘟疫，短期内就有一万五千具死尸扔进了万人坑。尸体蜷曲着，一丝不挂。为了节约，连家里穿来的衬裤也从他们身上剪下来。（关于符拉迪沃斯托克中转站里的伤寒病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
前一时期的成果中，只有一样东西古拉格没有丢开，那就是对流氓盗窃犯的鼓励。劳改营里的全部“制高点”更加彻底地交给了盗窃犯。更加经常地唆使盗窃犯欺压“五十八条”，容许他们不受阻碍地抢劫、殴打和摧残这些人。盗贼们变成了营内警察和营内冲锋队员一类的人物。（战争年代在许多劳改营里完全取消了看守人员，把看守的工作委托给管理办公室——“母狗化的盗贼”，母狗们干得比看守还好，因为他们怎样动手打人都是不受禁止的。）
据说一九三八年二、三月间在全内务人民委员部范围内下达了一项秘密指示：减少犯人数量！（当然不是采取把他们放走的办法。）我并不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一项合乎逻辑的指示，因为农、食、住的条件都跟不上。古拉格实在吃不消了。
正是在那时候，陪拉格病（即糙皮病或烟酸缺乏症）患者横七竖八地倒下溃烂。正是在那时候，押解队的队长们开始在磕磕绊绊地行进中的犯人们身上检验机枪试射的命中率。正是在那时候，每天早晨，值日员就要拖一堆死尸到门岗旁边，码到深上。
在科雷马，群岛的寒冷和残酷的“极地”，这个转折来得尤其剧烈，实在无愧于“极地”的特色。
根据伊万·谢苗诺维奇·卡尔普尼奇-布拉文（前第四十师师长和第十二军军长，不久前去世，留下一些未完成的和零散的札记）的回忆，在科雷马规定了严酷到极点的伙食、劳动和惩罚等方面的制度。犯人们饿到这个程度，以至于在扎罗斯施泉，他们把一匹七月天放了一个多星期、发着臭气、爬满了苍蝇和蛆虫的死马都吃掉了。在乌金内金矿，犯人们吃掉了半桶给手推车上油用的滑润剂。在梅尔加，人们象野鹿一样啃地衣充饥。大雪封了山口以后，远地的金矿上每天只发给一百克面包，而且从来不补发欠下的口粮。大量的走不动路的垂死者由另一些浮肿得还不像那么利害的垂死者用雪橇拖着去上工。落后就要挨棍子，被狗咬。在零下四十五度的露天里干活，不许生火取暖（但允许盗窃犯烧火）。卡尔普尼奇还有过这样的经历：在零下五十度用一根两米长的钢钎子进行“冷式人工打眼”，用雪橇运走所谓“泥炭”（含着碎石和圆石的泥土），每辆雪橇由四个人拖（它是用带皮的圆木做的，上面的车斗是用未加工的背板钉成的）。第五个人是“贼催办”，跟在后面。他是“对完成任务负责”的，专门用“制子”揍拉雪橇的人。对于完不成定额的（什么叫“完不成定额”？要知道，“五十八条”完成的工作量总是被盗窃犯们偷去算在自己帐上），劳改点长官泽尔金采取这样的惩罚办法：冬天，在工作面上把他们剥个精光，浇凉水，然后让他们跑步回劳改营；夏天——也是剥光衣服，把他们双手反背捆到一根树棍上，然后把这些被连在一起的人拉出去放在一团乌云似的蚊群下面。（旁边的警卫站在防蚊罩里面。）当然也采取用枪托揍、投进隔离室等简单的办法。
在梅尔加（艾里根劳改营的附属“独劳点”），在嘎夫里克当点长的时候，对完不成定额的女犯们，这类惩罚要缓和一些：不过是冬天住不生火的帐篷（但是可以跑出来，围着帐篷跑步），在蚊子成群的割草期，是一座毫无防护的用树条编的窝棚（斯利奥斯贝格）。
有人会反驳说，这里没有什么新东西，也没有任何发展；他们会说，这不过是从大喊大叫的强调教育的运河工地重新回到不遮盖的索洛维茨而已。且慢！也许这竟是黑格尔的三段式？索洛维茨一白海运河一科雷马？正一反一合？否定之否定，但获得了更丰富的内容？
就拿“死亡马车”来说，好像在索洛维茨就未曾有过吧？根据卡尔普尼奇的回忆，这是在马里斯内泉（在斯列德涅康大路六十六公里处）发生的事。长官对于完不成定额的现象容忍了整整十天。在第十天头上才把他们关进隔离堂吃惩戒口粮，然后又带他们去上工。但是有什么人在这种情况下仍完不成定额，那就要请他坐坐“马车”了。这是一个装在拖拉机拖斗雪橇上的5X3X1．8米的木笼，是用扒银子联接起来的粗糙的木头方子做成的。有一个小门洞，没有窗户，里面空荡荡，连扳铺也没有。到了傍晚，把那些已经陷入麻木状态、对一切都无所谓了的受处分的人从惩戒隔离室里带出来，塞进“马车”，挂上一把大锁，用拖拉机拖到离劳改营三四公里的地方，拉进一道峡谷。有些人在里面叫喊，但是拖拉机搞了钩，把它甩在那里一天一夜。一昼夜之后开锁，把尸体扔出来。暴风雪自然会把它们掩埋的。夏天在临时派遣点上，隔离室有时是在冻土里挖的一个坑（雅库特人在这样的坑里放心地贮存鲜鱼鲜肉）。上面用原木盖顶，如果挖得不深，人在里头挺不直身子，只能弯腰站着，浑身发麻。（自然是不可能坐下的。）
在南方管理局的派出独劳点上，对于未完成定额的惩罚更要简单些：独劳点点长格里戈里耶夫中尉拿着手枪到矿上去——在那儿每天毙掉两三个没完成定额的人（托马斯·斯戈维奥的回忆）。
科雷马管理制度严酷化的外部标志是加拉宁被任命为东北劳改营管理局局长，帕夫洛夫接替原拉脱维亚步兵师师长别尔津当了远北建设局局长。（顺便说一句，这完全是斯大林的多疑症造成的不必要的走马灯。老契卡人员别尔津为什么不能跟他的同伙们一样很好地为新的要求服务呢？难道他会有一丝一毫的手软吗？）
此刻取消了（“五十八条”们的）最后的公休日（一个月有三天，但不正常给，冬天计划完成情况不好时，根本不给），把夏季的工作回延长到十四小时。零下四十五度和五十度被认为是适合于劳动的温度，只是到了零下五十五度以下，才允许将劳动日“报废”。个别长官高兴起来，在零下六十度也有带犯人出去上工的（许多科雷马人根本不记得自己的独立劳改点上有过什么温度计）。在戈尔内金矿上，把拒绝上工者用绳子相到雪橇上（又是对索洛维茨的剽窃），拖到工作面上去。在科雷马还形成了这样的规矩：押解队的任务不仅是看管犯人，而且还要对犯人们完成计划的情况负责，因而不能打瞌睡，必须不停地督促他们干活。
还有坏血病，用不着当官的动手，也可以把人们大批地消灭。
但是这一切还显得太少，还不够制度化，犯人的数量还减少得不够。于是开始了“加拉宁的枪杀”，即直接的屠杀。有时候是在拖拉机马达轰隆声的掩盖下，有时候连这也不用。许多劳改点是以枪杀和万人坑闻名的：奥罗图坎、波利亚尔内泉、斯维斯托普利亚斯、安努施卡等等都是，连杜克恰国营农场也是。但是这方面顶有名的要算左洛基斯蒂金矿（劳改点长是彼得罗夫，行动特派员是泽林科夫和阿尼西莫夫，矿长是巴尔卡洛夫，区内务处处长是布罗夫）和谢尔潘金卡。在左洛基斯蒂，大白天把一些作业班从工作面带出来，当下就一个个地枪毙。（这并不代替夜间的枪决，那事仍然照办不误。）尤格劳改营长尼古拉·安德列维奇·阿格拉诺夫每次到那里去，总喜欢在早晨出工时挑选出一个犯了点什么错误的作业班，命令把它带到一边去，然后亲自用手枪朝这些惊恐万状、挤做一团的人们射击，同时快乐地大喊大叫。尸体不掩埋，到了五月间它们开始腐烂，那时就召集一些还活着的老弱病残把它们埋起来，为此他们可以得到加码的口粮，甚至包括酒精。在谢尔潘金卡，每天在隔离室附近的凉棚下面枪杀三十至五十人。事后用拖拉机挂斗雪橇把尸体拉到山岗后面。拖拉机手、尸体搬运工和掩埋工住在一座单独的棚屋里。加拉宁被枪毙后，他们也都被枪毙了。那里还有另一种技术：把犯人蒙上眼睛带到一个很深的探井旁边，直接朝他的耳朵或者后脑勺开枪。（没有人提到曾有过什么反抗。）谢尔潘金卡后来被闭封了，把那座隔离室以及一切与枪杀有关的显眼的东西都彻底平毁了，连那些探井也都填死了声那时，在没有进行枪杀的那些金矿上，经常当众宣读或者张贴出一些通知，上面用大号字印着姓名，用小号字印着处决的理由：“进行反革命宣传”，“侮辱押解队”，“不完成定额”。
枪杀的工作有时候停顿一阵，因为开采黄金的计划眼看完不成，而他们又不能从结冰的鄂霍茨克海上运来新的犯人。（科诺年科在谢尔潘金卡等待枪毙等了大半年，结果还是活下来了。）
此外，严酷化还表现在添加新刑期方面。梅尔加的加夫里克办理这件事的场面颇为壮观：前面是高举火把（北极的黑夜）的骑士，后面是用绳子牵着走的犯人。他们就是这样前往区内务处（三十公里）去办理新案的判决手续。另一些劳改点的做法完全是例行公事：登记科从卡片柜里把原判的短暂得不合理的刑期届满的那些人挑出来，一次叫来八十至一百人，给每个人再添上十年就算完事（P·B·列茨）。
我实际上是把科雷马排除在本书的范围之外的。科雷马在群岛中等于一个单独的大陆，它有资格得到单独的记述。并且科雷马也是“很走运”的：在那里活下来一个瓦尔拉姆·沙拉莫夫，他已经写了很多东西；在那里活下来了叶夫根尼娅·金兹布尔格、O·斯利奥斯贝格、H·苏罗夫采娃、H·格兰金娜和其他一些人，他们也都写了回忆录。我只允许自己在这里引用几行B·沙拉莫夫关于“加拉宁的枪杀”的描写：
“一连好几个月，白天黑夜，在早晚点名的时候，宣读着数不尽的枪决命令。在宣读每一个命令之前和之后，由普通犯组成的乐队冒着零下五十度的严寒吹奏庆贺曲。冒烟的汽油火把撕破了黑夜……用卷烟纸打印的命令蒙上了一层霜。宣读命令的什么首长时而用手套掸掉纸页上的雪花，以便认出和喊出下一个被处决者的姓名。”
“群岛”就是这样结束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并且，自然喷，进入了社会主义。
战争的开始使劳改营的头子们受到震动：战局的发展一开头大有导致整个群岛彻底毁灭之势，说不定还会导致雇主们要在雇工们面前承担责任。根据不同劳改营的犯人们的印象，可以判断，事件的这种趋向在主子们中间引起了两种不同的表现：一部分明智一些的或者胆子小一些的放宽了管理制度，说话的口气变得几乎和蔼可亲，特别是在战事失利的几个星期。至于改善伙食或生活待遇，他们自然是无能为力的。另一部分比较顽固比较狠毒一些的则相反，他们对“五十八条”的待遇变得更加严厉，更加凶猛，好像决心要在这些人获得任何一种释放之前置他们于死地。在大部分劳改营里甚至没有向犯人们宣布战争的开始——这是我们对保密和说谎的难以克服的癖好！只是到了星期一那天，犯人们才从免除看管的犯人和自由人那里听到这件事。即使是安了广播喇叭的地方（乌斯特维姆以及科雷马的许多地方）在我方战事失利的整个期间也把它废置不用了。在前面说过的乌斯特维姆劳改营，突然禁止了给家里写信（但可以收信），亲属们以为他们一定是在那里被枪毙了。在某些劳改营里（本能地预感到未来政策的趋向！），开始把“五十八条”与普通犯分开，关进特别的警戒森严的隔离区。在了望塔上架设了机关枪，甚至在队前公开地这样说：“你们在这里是人质！（刺鼻的国内战争时期的气味！这个字眼是多么难以忘记，多么容易回想起来！）——如果斯大林格勒失陷，就把你们统统枪毙。”土著们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清询问前方的战况：斯大林格勒是挺着呢还是已经被人家撂倒了？在科雷马，把德国人、波兰人以及“五十八条”当中一些显眼的人物也都集中到这样的特别区。但是他们不久以后就开始（一九四一年八月）慢慢地释放波兰人。
从战争的第一天起，在群岛上的所有地方（一经拆阅了战争动员令）都停止了“五十八条”的释放。甚至有把已获释的人从半道上截回来的。六月二十三日在乌赫塔有一批获释者已经走出了隔离区，正在等火车，忽然一支押解队把他们赶了回去，并且还骂骂咧咧地说：“就是因为你们，这仗才打起来的！”卡尔普尼奇六月二十三号早晨接到释放通知书，但是还没有来得及走出门房，就被他们把通知书骗回去了；“拿出来看看！”他拿了出来——结果在劳改营里又留了五年。这算是——“留待接获特别指令后办理”。（战争已经结束了，可是在许多劳改营里连去登记科询问何时释放都不许。原因是战后有一段时期群岛上人手不够，甚至莫斯科已经批准了释放，而许多地方管理局却发布自己的“特别指令”，阻止劳动力外流。E·M·奥尔洛娃就是这样被阻留在卡尔拉格，母亲临死前也没能赶去见一面。）
从战争一开始（大约也是遵照上面提到的动员令的安排），劳改营伙食定量就减少了。食物本身也一年比一年坏：蔬菜被饲料萝卜代替，代替麦片的是箭笞豌豆和麸子。（科雷马是靠美国供应的，那里的情形正好相反，有些地方还出现了白面包。）但是在重要的生产部门，由于囚犯们体力衰弱而使产量下降的情况达到如此严重的程度（下降了百分之八十到九十），以至他们认为还是恢复战前定量比较有利。许多劳改营的生产单位获得了国防订货，这类小厂子的善于经营的厂长们有时候居然能想到办法从副食基地上多给犯人们供应一些食物。有的地方发工资，但按照战时市场上的价格，这点钱（三十卢布）一个月还买不到一公斤土豆。
如果问一个战时的劳改犯：他的最高、最终并且完全达不到的目标是什么？他会回答你：“饱饱地吃上一顿黑面包，死也甘心了。”战争期间在劳改营里埋的死人决不比前线少，只不过是没有受到诗人们的歌颂而已。科莫戈尔在“弱劳力小队”里劳动，一九四一至四二年的整个冬天都在干这样一种轻活；把两具赤裸的尸体交错着装进四块板钉的棺材匣子，每天装三十匣。（显然是一个靠近城市的劳改营，因此才需要装匣子。）
战争的头几个月过去了，全国已经适应了战时生活的步调：该打仗的上前方去了，该留下的在后方泡着，该当官的在那里领导并且在喝完了酒以后把脸洗得干干净净。劳改营里也是如此。原来全是一场虚惊，一切都还是稳稳当当的。一九三七年上紧的发条，今后还是照样有劲。那些一开头曾在犯人面前巴结讨好的人现在变得跟凶神恶煞一样，什么没边没沿的事都能干得出来。现在他们看出了，劳改营生活的形式一旦正确地确定了下来，一百年以后也会是这样的。
劳改营历史上的七个时代将会在你们面前彼此争论，它们之中哪一个最使人受罪？现在请你们注意听取一下战争时代的情形。有这种说法：谁在没战争时期服过刑，谁就不知道劳改营的滋味。
请看看一九四一至四二年冬季的维亚特卡劳改营的一个劳改点的景况：仅仅在工程技术人员的工棚和机修车间里还有一点生命微微地发着热气，其余的工棚里是一片冰冻的坟地（而维亚特卡劳改营的任务恰恰是为彼尔姆铁路采伐木柴）。
这就是战时的劳改营：更多的劳动和更少的食物和更少的燃料和更坏的衣服和更残暴的法律和更严酷的惩罚……但这还不是全部。犯人们本来就被剥夺了外部的抗议权，而战争连内心的也剥夺了。任何一个躲在后方的带肩章的无赖都指手划脚地教训他们：“你们知道前线是怎样在死人吗？……你们知道外头的人是怎么在干活吗？列宁格勒人领的是多少口粮？……”犯人们内心也没有什么话可反驳。的确，在前线，人们躺在雪地里死去。的确，在外头，人们被榨出了最后一把力，并且还挨着俄。（自由人的劳动火线跟任何劳改营都不相上下。从农村里动员一些没出嫁的姑娘到所谓“劳动火线”上去，让她们干伐木的活，一天七百克面包，拿洗碗水当汤喝。）的确，列宁格勒围困期间发的口粮比劳改营的禁闭室口粮还少。在战争期间，群岛这一块癌肿瘤变成了（或者冒充为）似乎是俄国身体里的一个重要的有用的器官，它好像也在为战争服务呢！胜利也要依靠它！这一切给铁丝网上的铁丝，给指手划脚的首长公民洒上了一片虚假的和开脱的光辉。而当你做为它的一个腐烂的细胞死去的时候，你甚至失去了临死前咒骂它一句的快乐。
对于“五十八条”说来，战时劳改营最叫人难受的地方就是随时会给你缠上第二个刑期，这比悬在头上的任何斧子都更利害。行动特派员们因为担心被送到前线上去，就在他们安了家的边远地区，在各个采伐派遣点，接二连三地破获有世界资产阶级参与的阴谋、武装暴动和大批越狱的计划。像乌赫塔伯朝拉劳改营营长莫罗兹一类的古拉格头目特别鼓励自己劳改营内部的侦审活动。在乌赫塔伯朝拉劳改营里，“为唆使越狱”、“为怠工”的死刑及二十年徒刑的判决书多得整麻袋地往外倒。还有多少人，连审判也不需要，他们的命运取决于星辰的起落：西戈尔斯基“惹恼了斯大林——于是一夜之间在艾尔根捉了三十名波兰妇女，运到别处去枪毙了。
有许多犯人——这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这是真事——从战争爆发的最初几天起就提出上前线的申请。他们尝过了最恶臭的劳改营的猪狗食，而现在却请求派遣他们上前线去保卫这个劳改营的制度，并且为了它情愿到惩戒连里去送死！（“如果我能活下来，我将回来服完我的刑期……”）今天正统分子们向我们保证说，当时申请上前线的是他们。也有他们（以及没有枪毙完的托洛茨基分子），但是并不太多：他们大部分被安插在劳改营的某些安静的场所（靠了劳改营的共产党员首长们的照顾），在那种地方他们可以思索、议论、回忆和等待。要知道，在惩戒连里是活不了三天以上的。这样的申请并不是基于思想意识，而是发自心灵。俄罗斯人的性格就是这样：宁愿死在干净的田野里，不愿死在霉烂的小屋里！松快一下；短时间内成为一个“和大家一样的人”，不低人一等的人。摆脱这里的永恒的走投无路的感觉、新刑期的纠缠、无声无息的灭亡。有的人想的还要简单，但是绝非可耻：死还是后头的事，可是眼下就给你发军装，让你吃饱喝足，上火车，可以从车厢里往窗外看，可以在车站上和姑娘们逗笑。而且这里面还包含着一种好心的宽恕：你们对我们这么坏，可是瞧瞧我们是怎样对待你们的！
然而进行这种多余的对调——把一些人从劳改营运到前线，再把一些人从前线运进劳改营——对于国家没有任何经济的和组织的意义。每个人的生与死的圈子都是划定了的；一旦被划分到山羊群里，那就该做为山羊而死掉。有时候吸收刑期不长的普通犯上前线，不是放进惩戒连，而是编入普通的作战部队。有时候也吸收“五十八条”，但很不常见。一九四三年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舒诺夫从劳改营里被送到前线，可是到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又带着附加的刑期回到了劳改营。他们都是有了记号的。部队里的行动特派员给他们缠上新刑斯比给新人容易得多。
但是劳改营当局对于这种爱国激情也不是完全不看在眼里。这些标语口号在伐木场上不很适用，但是你不妨听听：“保证出煤超计划——为列宁格勒送光明！”“用迫击炮弹支援近卫军战士！”——据目击者们说，这些话是扣人心弦的。阿尔谢尼·法尔马科夫，一个老成持重的人，讲过他们的劳改营当时是怎样地陶醉于支援前方的工作，他打算把这些情形描写出来。犯人们要求为命名为“治达人”的坦克纵队募捐，但未获准许，他们感到这是莫大的屈辱。
至于奖赏，那是众所周知的，战争结束不久就宣布了：对逃兵、流氓、扒手是大赦，对“五十八条”是送进特种营。
战争越接近尾声，对“五十八条”的待遇越残酷。还用到治达和科雷马等远地劳改营去找例子吗？就在莫斯科近郊的霍夫里诺，差不多是在市区之内，有一个隶属内务人民委员部总务局的破破烂烂的小厂子，它附设着一座严管劳改营。在这座营里当头的是马穆洛夫。此人有无限的权力，因为他的兄弟是贝利亚的秘书处长。马穆洛夫想要什么人就能从红色普列斯尼亚递解站要来什么人，爱在自己的小小的劳改营里规定什么制度就能规定什么制度。例如，犯人接见亲属（莫斯科近郊的劳改营一般都准许接见亲属），他让他们隔着两道铁丝网见面，和在监狱里一样。他这个劳改营里的宿舍，实行的也是监狱里的规则：有许多通宵不关的明亮的灯泡；对犯人睡觉的情况进行不间断的监视，不许人们在寒冷的夜晚把棉坎肩压在身上（把这样做的人叫醒）；他这个营里的禁闭室除了干净的水泥地以外一无所有，这也和正经的监狱里一样。但是，如果除了他规定的惩罚之外并在执行这个惩罚之前，他本人没有亲自动手把受罚的人打得脸青鼻肿的话，任何一种惩罚都不能给他带来快感。在他的劳改营里还实行着由看守人员（男性）对四百五十人的女犯工棚的深夜突击检查。他们粗野地吼叫着突然闯进工棚，命令：“站在床边！”没有穿好衣服的妇女们赶快爬起来，看守员们以搜出缝衣针和情书所必需的一丝不苟的精神搜查着她们的身上和她们的床铺。发现谁有一件违禁品就要关禁闭。上夜班的时候，总机械师办公室主任什克林尼克在各个车间来回巡视。他像大猩猩似地弯着腰，只要发现谁打瞌睡，脑袋冲了个吃几，用手捂了捂眼睛——马上抄起钢坯、手钳、废铁朝他猛扔过去。
这就是霍夫里诺的劳改犯们以他们支援前线的工作（他们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生产迫击炮弹）争取来的管理制度。为转入军火生产做好工艺安排的是一名犯人工程师（可惜已经回忆不起他的姓名，但他当然是不会泯灭的）。他还建立了一个设计室。他是根据五十八条服刑的，属于马穆洛夫最讨厌的决不放弃自己的观点和信念的那一种人。对这个坏种虽然不得不暂且容忍一下，但是我们这里决没有不可代替的人！当生产已经走上轨道以后，就在一个大白天，当着科室人员的面（是故意当着他们的面！有意让他们知道，有意让他们去张扬！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现在才能讲得出来），马穆洛夫带着两个帮手闯进这个工程师的办公室，拽住他的胡须，撂倒在地上，用皮靴踢得鲜血直流，然后押送到布蒂尔卡去接受为他的政治言论而判处的新的刑期。
到这座可爱的小劳改营去，从列宁格勒车站“乘郊区电气列车只需走十五分钟。不是辽远的地方，却是悲惨的地方。
（新入狱的犯人被分到莫斯科近郊的劳改营，总是死赖在这里不想离开，如果他们有亲戚在莫斯科的话。即使没有亲戚也一样：总归觉得你不是掉进了那个有去无回的辽远的深渊。在这里你毕竟是站在文明世界的边缘。但这是自我欺骗。这里连伙食一般地也比其他地方坏些——因为他们算计到大多数犯人都能得到外面送进来的牢饭。这里连床单也不发。而主要的是永远弥漫在这些劳改营空气中的叫人心烦意乱的关于往远地遣送的“茅房小道消息”。生活好像站在锥子尖上那样岌岌可危，连一天也不能保险能在同一个地方过完。）
群岛的各个岛屿就在这样的模型中硬结着，但是不要以为它们在硬结的同时不再扩散出癌细胞。
一九三九年，芬兰战争爆发前，古拉格的母校索洛维茨由于距离西方太近，因而便通过北方海路转移到叶尼赛河口，在那里并入了正在建立中的话里尔斯克劳改营，这个营很快达到了七万五千人。索洛维茨这块肿瘤的恶性程度是这样严重，当它临死的时候还产生了最后一次转移，而且是怎样的转移啊！
“群岛”对杳无人迹的哈萨克斯坦荒原的征服属于战前年代。卡拉干达劳改营群的巢穴像章鱼一样朝四面伸展，把增生力极强的癌细胞远远地散布到水中含亚铜毒的哲兹卡兹甘，到莫因蒂，到巴尔哈什湖。哈萨克斯坦北部一带，劳改营网也在撒开。
在诺沃西比尔斯克省（马里因斯克劳改营群），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疆区（坎斯克、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劳改营群），在哈卡斯，在布里亚特一蒙古，在乌兹别克斯坦，甚至在戈尔那亚琐里亚，增生物都在渐渐地肿大。
被“群岛”所宠爱的俄罗斯北方（乌斯特维姆拉格，内罗勃拉格，乌索里拉格）以及乌拉尔（伊甫杰里拉格），癌细胞的增生一刻也没有停顿。
上面的名单仅是挂一漏万。当你看到北方的“乌索里拉格”这个字的时候，请不要忘记，在伊尔库茨克的乌索里耶地方也有一个劳改营。
简单地说，没有一个省，不管是切利亚宾斯克省还是古比雪夫省，没有繁殖出自己的劳改营群。
把日尔曼族人迁出伏尔加流域之后，便开始采用一种建立劳改营群的新方法：把若干整个的村庄原封不动地划进隔离区——这就变成了农业劳改地段（卡梅申市和恩格斯市之间的卡明斯克农业劳改营）。
我们为本章的许多遗漏之处恳请读者原谅。在“群岛”的整整一个时代的长河上，我们只架设了一座脆弱的小桥——这是因为更多的材料没有来到我们手上。而通过广播电台征求材料，我们又做不到。
纳夫塔利·弗连克尔这颗血红色的星宿这时又在“群岛”的天际划出了一个神秘的圆圈。
专整自己人的一九三七年也没有饶过他：当时他已经是贝阿拉格的长官、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将军，再一次被关进了他已经领略过滋味的卢宾卡，作为对他的功劳的酬答。但是弗连克尔的渴望效忠之心并未厌倦，英明导师求访效忠者的心也没有厌倦。可耻的和接连失利的对芬战争开始了，斯大林发现了自己没有准备好，投到辽远的卡累利阿雪原上的军队没有供应线。于是他想起了很有办法的弗连克尔。亲自召见：要求他马上，在凛冽的严冬，不做任何准备，在一无计划二无仓库三无汽车路的条件下，在卡累利阿建成三条铁路——一条与前线平行，两条是后方运输线，并且必须在三个月之内建成，因为这样一个泱泱大国跟芬兰这么一只小哈巴狗磨烦这么长时间是很丢人的。这纯粹是童话中的情节：坏国王命令坏魔术师去做一件完全做不到和不可想象的事。社会主义的领袖问道：“能做到吗？”兴高采烈的商人和外币投机者答道：“能！”
但是这时他也提出了自己的条件：
1）使他完全脱离古拉格，建立一个新的犯人帝国，新的自治群岛古尔热代斯——铁道建设劳改营管理总局，任命他——弗连克尔为这个新群岛的主人；
2）他所选中的一切国内资源都应归他使用（这已经非白波运河可比了！）；
3）在大会战阶段，古尔热代斯还要退出有着麻烦的核算制的社会主义体系。弗连克尔的任何开支都不需要报帐。他不架设帐篷，也不建立劳改点。他那里没有任何口粮规定，不分“桌”，不分“灶”。（按不同待遇等级分“桌”和“灶”的一套办法是他首创的！天才的法则只有天才才能取消！）他把最好的食物、皮袄、毡靴成堆成难地卸在雪地里，每一个犯人想穿什么就穿什么，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只有马合烟和酒精掌握在他的助手们手里，只有这些东西才需要靠劳动表现去挣来。
伟大的战略家同意了。于是古尔热代斯成立了！群岛被劈成两半了吗？不，群岛只是更强大了，规模倍增了，它将更迅速地接管这个国家。
弗连克尔的卡累利阿铁路终于没有赶上使用：斯大林匆忙地以和局收兵了。但是古尔热代斯日益巩固和生长。它不断地接到新任务（已经有了正常的核算和手续）：与伊朗边境平行的铁路线，然后是由塞兹兰到斯大林格勒的沿伏尔加河铁路，然后是从萨勒哈尔德到伊卡尔卡的“死亡之路”，特别是贝阿干线：从泰谢特到布拉茨克以远。
进一步说：弗连克尔的思想还使古拉格本身的发展获得了更丰富的内容：按经济部门管理系统建立古拉格的必要性得到了承认。就跟人民委员会是由各人民委员部组成一样，古拉格也为自己的帝国建立了各部：木材劳改营管理总局，工业建设总局，矿山冶金工业劳改营管理总局。
这时候战争开始了。这些古拉格的各部全都疏散到了不同城市。古拉格本身撤到了乌发市，古尔热代斯到了维亚特卡。各个省城之间的联系已经不像以莫斯科为中心的辐射状的联系那样可靠，因而战时的整个上半期古拉格好像分解了：它已经不操纵整个群岛。群岛国的每一州的地界分别归入内迁到该地的各总局的管辖。于是坐镇在基洛夫市的弗连克尔便得到了管辖整个俄罗斯东北部的大权（因为那里除了群岛之外几乎一无所有）。然而如果谁把这个局面看成是罗马帝国的解体，那就错了——这个帝国在战争结束后将会聚合成一个更为强大的整体。
弗连克尔不忘旧时的友谊；他把布哈尔采夫——他革命前在马里乌波尔办的黄色报纸《一戈比》的编辑——叫来，让他在古尔热代斯里面担任了一个重要职位，而此人的共事者们或者早已被枪决或者早已流散到各地。
弗连克尔的杰出才能不仅表现在经商和组织工作方面。好几排数字他只需过一次目，就能用心算加出来。他喜欢夸口说，他能记住四万名犯人的面孔和他们每个人的姓、名、父名、条款和刑期（在他的劳改营里有这个规矩，当高级首长走过来的时候，犯人要报告这些事项）。他从来不要总工程师。他看到呈阅的铁路车站设计图，就急于在里面发现错误，一旦发现，他就会把这张图纸揉成一团，朝部下的脸上摔过去，并且对他说：“你应当明白，你是一头驴，不是设计师！”他的话声带着难听的鼻音，语调一般是平静的。弗连克尔身材矮小，带着铁道将军的羊羔皮高筒帽，蓝项，红里子。在各个年代一直穿着军服式的弗列奇上装。这种装束表明他是国家领导干部同时又表明他不是知识分子。他像托洛茨基一样，永远住在列车里，经常巡视分散在各地的建设战场。从群岛上著的简陋环境里被召到他的车厢里来开会的人们见到维也纳式的椅子，软垫的家具，都深感惊讶，因而在他们的首长的申斥和命令面前更加不胜惶恐了。他本人可从来没有走进过任何一间工棚，没有闻过那里的恶臭，他过问和要求的只是工作。他特别喜欢半夜打电话给工地，借以维持关于他从来不睡觉的传说。（不过，在斯大林时代许多大官们也习惯于这么干。）
他此后再也没有被关过。他成了卡冈诺维奇的负责铁路基建工程的副手。五十年代以中将的军衔，在高寿、尊荣和安闲中死于莫斯科。
我的感觉是——他痛恨这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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