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大鱼吃小鱼的阴森的世界里，在这个用一块夹生的口粮面包就能买到人的生命和良心的世界里，谁个能是、哪里能有历史上一切犯人中荣誉与光明的体现者——政治犯呢？
在前面，我们已经考察过原来的“政治犯”是如何被孤立、被扼杀、被灭绝的。
替代他们的是什么人？
什么——替代？从那以后我国就不再有政治犯了。而且在我们国家根本不可能有这种人。既然已经实现了普遍的公正，还能有什么政治犯？我们曾经在沙皇监狱里利用过对政治犯的优待，所以更明白这东西是搞不得的。干脆取消了政治犯。现在和将来都不会有了！
你问那些正在被抓的吗？哼，他们是反革命，革命的敌人。但过了若干年，“革命”这个字眼有点发蔫了。好吧，就改成“人民的敌人”吧，听起来更带劲。（如果根据对我国各股水流的综述，把按这一条文关进监狱的人数算一算，再加上比这多三倍的被流放、蒙嫌疑、受凌辱和遭迫害的家属的数字，我们这时就会吃惊地看到，有史以来第一次，人民变成了它自己的敌人，尽管也获得了一个最好的朋友——秘密警察。）
听到过一个劳改营里的笑话。一个被判了刑的乡下女人好久都弄不明白为什么检察长和审判员在法庭上给她取了个“骑警”的外号。（原来是“反革命分子”！）你在劳改营里蹲一蹲，看一看，就会承认这个笑话是真事。
裁缝放下手里的针，为了怕丢，把它别在墙上的报纸上，正好戳进了卡冈诺维奇的眼珠子。顾客发现了。五十八条，十年（恐怖行为罪）。
女售货员收到分货员送来的商品，手边没有别的纸，就在一张报纸上记帐。肥皂的块数正好写在斯大林同志的脑门上。五十八条，十年。
兹纳缅斯克机器拖拉机站的拖拉机手为了暖脚，扯下一张介绍某个最高苏维埃候选人的布告垫在单薄的鞋子里。女清洁工（她负责照看这些布告）发现少了布告，在他鞋里找到了。反革命鼓动。十年。
乡村俱乐部主任带着看门老头去买斯大林同志的半身塑像。买了。半身塑像又大又重，需要放在架子上两人招才行。可是俱乐部主任认为这样干有失身份：“你慢慢地拿回去吧。”说完就头里走了。看门老头摆弄了半天，没有好办法。挟着走——一只胳臂拢不过来；抱在胸前走——腰酸背痛，身子还得朝后仰。终于找到了办法：解下皮带，给斯大林同志做了一个环，套在脖子上。他扛在肩上从村子这头走到那头。没有二话说。地地道道。第五十八一8条，恐怖行为，十年。
一个海员卖给英国人一个打火机——“喀秋莎”牌（小圆筒里装一根捻子加一块火石），作为纪念品，要了一英镑。损害祖国声誉，五十八条，十年。
母牛不听话，放牧员在气头上骂了它一句：“集体农庄的骚X……”五十八条，判刑。
艾洛奇卡·斯维尔斯卡妮在业余文艺晚会上唱了一首民间歌谣，影射了……这简直是暴动！五十八条，十年。
连一个又聋又哑的木匠也因为犯了反革命鼓动罪而判了刑！这个罪是怎么犯的？他在俱乐部里铺地板。大厅里的东西全腾空了，墙上既没有钉子也没有挂钩。他干活的时候把上衣和帽子搭在列宁半身塑像上。有人进来看见了。五十八条，十年。
战争爆发前的那几年在伏尔加拉格里关着多少从图拉省、卡卢加省、斯摩棱斯克省抓来的不识字的乡下老汉啊！他们的罪名全是五十八一10，即反革命鼓动。要他们签名的时候，他们都是画个十字顶数（据洛希林讲述）。
战后和我一起蹲劳改营的有一个魏特卢加人马克西莫夫。他从战争开始就在炮兵部队服役。冬天，政治指导员召集他们讨论《真理报》社论（一九四二年一月十六日：《今冬痛击德寇，使它来春不能再起！》），马克西莫夫也立正发言。他说：“对呀！就是要趁着狂风大雪，趁着他们没有毡靴的时候赶走这些畜牲，尽管我们自己碰巧也只穿着单鞋。不然到了春天他们的技术装备就更不好对付了……”指导员也拍了巴掌，好像没有问题。可是死灭尔施（除奸处）叫了去，“拧”上了八年——“吹捧德军技术装备”。五十八条。（马克西莫夫的文化程度是农村小学一年级。他的儿子，共青团员，从军队来劳改营探望，要求他爸爸：“信里不要把你被捕的事告诉俺娘，就说你现在还在部队，是人家不放。”老婆按“信箱”号码给他写回信说：“你的年龄早超过了，为什么总不放你？”押解队员看这个马克西莫夫总是胡子拉碴、垂头丧气，而且耳朵还有些聋，就给他出主意说：“你写信告诉她，你在部队里提了干，所以人家不让走了。”马克西莫夫又聋又呆，在工地上有人气极了骂他：“你把‘五十八条’的脸都丢净了！”）
孩子们在集体农庄俱乐部里游戏打闹，脊背从墙上蹭下几张什么宣传画。两个年纪大些的依五十八条判了刑（依据一九三五年法令，十二岁以上儿童对一切罪行均应负刑事责任！）。家长们也没有脱身，说是他们教唆的，指使的。
十六岁的楚瓦什族中学生用非本民族的俄文写错了壁报上的标语。五十八条，五年。
国营农场会计室挂着一张标语：“生活得更好了，生活得更快乐了！”（斯大林）。不知谁用红铅笔在尾巴上加了一个字母“y”，意思变成“斯大林生活得更快乐了！”没有调查作案者，索性把会计室全体人员都捉了进去。
格谢尔·伯恩施坦和他的妻子别夏斯纳娅得到五十八一10，五年，是为了……在家里搞一次招魂会1（侦查员使劲地追问：还有谁和你们一起胡搞，快招出来！可是在劳改营里都传说格谢尔坐车是因为“算命”。——于是杂役们把面包和烟草拿来给他：给我也算个命吧！）
荒唐吗？古怪吗？不可理解吗？没有什么不可理解，这正是“作为说服手段的镇压”。俗话说；先打鹊雀和乌鸦，到头就能打到白天鹅。挨着个儿打，最后总能打中要找的目标。大规模镇压的首要意义就在于；真正厉害的和隐藏得很深的人，单个儿是抓不到的，在大规模的镇任中就会落网和灭亡。
为了给抓捕偶然的或预定的对象找理由，什么样的荒诞无稽的罪名没有罗织出来过！
格里戈里·叶菲莫维奇·格涅拉洛夫（斯摩棱斯克省）的罪名是：“因仇恨苏维埃政权而酗酒”（他酗酒是因为和老婆关系不好）。——八年。
伊琳娜·图钦斯卡娅（索弗罗尼茨基“的儿子的未婚妻）走出教堂的时候被捕，罪名是在教堂里“祈祷让斯大林快点死”。（谁能听见她的祈祷？！）——恐怖行为！二十五年。
亚历山大·巴比奇的罪名是：“一九一六年在土耳其陆军中服务时从事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活动（实际上他是土耳其前线上的俄国志愿兵）。因为附带还指控他于一九四一年有过将破冰船“萨德阔号”。交给德国人的意图（他是在这条船上被逮捕的），所以判决是；枪毙！（改判为十年，在劳改营中死去。）
谢尔盖·斯杰潘诺维奇·费多罗夫，炮兵工程师，罪名是“破坏性地扣压青年工程师的设计”（其实是那些共青团积极分子们没有闲空去完成自己的图纸。然而这个明目张胆的破坏者却时常从克列斯特监狱被拉到各军事工厂去当顾问）。
科学院通讯院土伊格纳托夫斯基一九四一年在列宁格勒被捕，罪名是一九O八年在蔡司工厂工作时被德国情报机关收买，并且领到了这样一个奇特的任务：在最近一次战争（即那一代情报机关所关心的战争）中不要从事间谍活动，而是要在下一次战争中才从事这种活动！因而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忠实地为沙皇服务，后来又忠实地服务于苏维埃政权，建立起国内唯一的一家光学器械厂（“国立光学器械厂”），被选入科学院。后来果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被捕获、被清除、被枪毙了。
话又说回来，在大多数场合下并不是非要罗织这些异想天开的罪名不可。有一套非常简便的标准罪名汇编，侦查员只需要从里面挑选出一两项来，像在信封上贴邮票似地贴上去就是了：
——破坏领袖威信；
——对集体农庄持否定态度；
——对公债持否定态度（有哪一个正常的人对它持肯定态度呢？）；
——对斯大林宪法持否定态度；
——对党的（当前）措施持否定态度；
——同情托洛茨基；
——同情美国；
——如此等等。
粘贴这些价值不等的邮票是单调的工作，不需要高深的技能。侦查员只需要接连不断地有牺牲品送来不致浪费时间就行了。搜罗牺牲品是由行动特派员向各地区、各部队、运输部门、学校实行摊派。为了不使行动特派员费脑筋，正好用得上告密制度。
告密是狱外人与人之间进行斗争的超级武器、X射线：只要把看不见的一条细细的光束指向敌人，他必然倒下。这办法从不失灵。我不记得这类有关人的姓名，但我敢肯定，在监狱里听说过很多在清场角逐中利用告密的事例：丈夫用这办法收拾失去他欢心的配偶，妻子收拾丈夫的情妇，或情妇收拾情夫的妻子，或情妇因未能拆散情夫的家庭而收拾她的情夫。
各种邮票中，侦查员最常用的是第10分条——反革命（现改为反苏）鼓动。如果后代子孙有朝一日读到斯大林时代的侦查和审判案卷，他们一定会大吃一惊，这些反苏鼓动者们竟是一些多么不知疲倦的心灵手巧的能人啊！他们搞反苏鼓动可以利用一根缝衣针和一顶破帽子，利用拖净的地板（见下）或者没洗的内衣，利用微笑或者不微笑、过分带表情或者不带表情的眼神，颅腔里的无声的思想，秘密日记里的词句，谈情说爱的短简，厕所墙壁上的题字。他们在公路上和乡间土路上，在火灾现场上，在集市上，在厨房里，在家里喝茶，在被窝里耳语，都在进行鼓动。只有不可战胜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顶得住这样的鼓动的冲击！
群岛上喜欢说这样一句笑话：刑事法典的条文并不全是大众化的。有人想触犯有关保护社会主义财产的法律，可惜人家不让他挨边。有人打算毫不犹豫地盗窃公款，可是怎样也混不上出纳员的差事。要杀人至少要有办法弄到一把刀，要私藏武器首先要把它买到，要搞兽奸需要拥有家畜。甚至五十八条本身也并不是这么容易享受到的；如果你不在军中服役，你怎么能依照第1分条之乙去背叛祖国？如果你住在汉特曼西斯克你怎么能依照第4分条去和世界资产阶级建立联系？如果你做的是理发员的工作，如果你连一个你能让它爆炸的最不像样的医用高压锅也没有（一九四八年被捕的化学工程师丘达科夫，“颠覆行动”），你怎么能依照第7分条的规定去破坏国家的工业和交通？
但五十八条的第10分条是很大众化的。上至年逾古稀的老太婆，下至十二岁的小学生都能享用。有家定的和打光棍的、有身孕的和黄花闺女、运动员和残废、醉汉和滴酒不久的、有眼睛的和瞎子、有私人小汽车的和求人施舍的，一概都能享用。不分冬天和夏天，无论工作日还是星期天，清晨还是夜晚，在班上还是在家里，在楼道里，在地铁车站上，在密林中，在剧场休息时以及在日蚀的时候，都可以同样便利地给自己挣来一个第10分条。
在大众化方面能和第10分条媲美的只有第12分条——“不检举”，换句话说就是“知情不报”。上面说过的那些人全都可以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得到这一分条，但更省事，连嘴也不用张，笔也不用拿。你一动也不动，分条会自己找上门来！而判的刑照样是十年监禁，附加五年“笼口”（剥夺权利）。
当然，即使在战争结束以后，五十八条的第1分条“背叛祖国”也并不使人感到难以到手。不仅全体被俘虏过的人员，不仅全体原沦陷区居民有权利得到它，连那些从受威胁地区疏散时拖拖拉拉的人也因此暴露出背叛祖国的意图（数学教授茹拉夫斯基撤离列宁格勒时申请给他三个飞机座位；妻子、小姨子和他本人。只给了两个，没有小姨子的。他就把妻子和小姨子送走了，自己留下来。对这个行动当局不能做出别的解释，只能认为是教授等着德国人来。五十八一1一甲，参照第十九条，十年）。
以下这些人和那个倒霉的裁缝、俱乐部看门的、聋哑人、海员或那个魏特卢加人相比，被判罪显得完全是理所当然的：
——爱沙尼亚人恩谢尔德，从还是独立的爱沙尼亚来到列宁格勒。在他身上搜出一封俄文信。给谁的？谁写的？“我是一个正直人，不能说。”（信是维·切尔诺夫写给他的亲属的。）哦，畜生，你是正直的？好吧，到索洛维茨去吧！……他究竟是带过一封信！
——基里切夫斯基，两个儿子在前线当军官，他本人按战时劳力动员令被派到泥炭采掘场，在那里他对清汤寡水的伙食说了几句怪话（终究是说过怪话的1毕竟是张开过嘴的！），为此罪有应得地依据五十八一10被判了十年。（他在劳改营的温水坑里拣土豆皮的时候死了。在他肮脏的衣兜里放着儿子的照片，儿子胸前挂满勋章。）．——汉斯杰罗夫斯基，英语教员。坐在自己家里喝茶的时候讲了（终究是讲了！是真的！）伏尔加一带的大后方如何贫困和饥饿。他刚从那边回来。一个顶要好的女友把他们两夫妇都裹过去了：男的安上第10分条，女的安上第12分条，各判十年。（房子呢？我不知道。说不定归了女友？）
里亚比宁在一九四一年我军后撤时公然宣称：“以前应当少唱点‘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但也不让别人侵犯我们’之类的歌。”这样的坏蛋连枪毙都不解气，可是总共只判了他十年！
——列乌诺夫和特列久欣，两个共产党员，像被马蜂螫了脖子似地不得安生，操心起为什么违背党章多年不召开党代表大会的事来了。（狗拿耗子……）各得十年。
——法依娜·叶菲莫夫娜·艾泼施坦震惊于托洛茨基的滔天罪行，在党员大会上提出问题。“为什么把他从苏联放出去了？”（好像党应当向她报告工作似的！也许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自己正在吃后悔药呢？）为了这个荒谬的问题，她罪有应得地先后获得（并服完）三次刑期。（尽管没有一个侦查员能向她说明她的罪过究竟在哪里。）
——女无产者格鲁莎的罪行更是骇人听闻。在玻璃厂工作的二十三当中，左邻右舍没人见过她家里挂过圣像。可是德国人眼看要到他们地区的时候，她挂出了圣像（其原因无非是这时不必害怕了，以前挂圣像是要倒霉的）。另外，侦查员从邻居的告密中特别注意到，她这时把地板擦得干干净净！（可是德国人终于没有来。）再加上她还在房子旁边拣到一张有小画儿的德国传单，偷偷塞进五斗橱上的小花瓶。但是我们的人道主义法庭考虑到她的无产阶级出身，仅仅给格鲁莎判了八年劳改附加三年剥夺权利。在这时期内，她的丈夫死在前线上。女儿上中专，人事科老追问她：“你母亲在什么地方？”结果小姑娘服毒自尽了。（格鲁莎每次谈到女儿的死就说不下去，每次都是哭着走开了。）
根纳季·索罗金，切利亚宾斯克师范学院三年级学生，在大学生办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一九四六年）。这该给他多少呢？小意思，十年吧。
读叶赛宁该当何罪？我们总是健忘的。我看人家很快就会向我们宣告：“没有过这样的事！叶赛宁一贯是受尊敬的人民诗人”。但叶赛宁确曾是反革命诗人，他的诗歌是查禁的作品。梁赞市国家安全机关对波塔波夫的指控是：“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说过最优秀和最天才的诗人是马雅可夫斯基，你怎么竟敢（在战前）赞赏叶赛宁？这是你反苏本质的流露！”
至于这个民航飞行员，“道格拉斯”副驾驶，那肯定是一个地道的反苏老手了。不单单在他家里搜出了叶赛宁全集；他不仅对别人说过，东普鲁士人在我们去以前生活得非常富裕和温饱，而且他还在飞行单位的一次公开讨论会上跟爱伦堡进行了一场关于德国问题的公开辩论。（考虑到爱伦堡当时的观点，可以猜想出这个飞行员的意见是对德国人应当温和一些。）竟敢在公开讨论会上进行公开辩论！军事法庭，十年，附加五年“笼口”。
这种微不足道的事件当然在爱伦堡的回忆录里找不到影子。而且他可能根本不知道他的争论对手被抓了。他当时只是随口给了他一个足够符合党的观点的回答，事后就忘了。爱伦堡在回忆录里写道，他自己“所以能幸免”是由于抽中了“彩票”。哎，这张彩票的号码可是先查好的。如果周围的友人们一个个地被抓，那就需要及时地停止和他们通电话。车辕杆掉了头，人也要跟着转向。爱伦堡把对德国人的仇恨燃烧到发昏的热度，以至斯大林都不得不出来稍加制止。到了行将就木之年，你感觉到自己昨日为确立谎言出了力，那么你就该以今日的勇敢牺牲而不是以回忆录为自己进行辩护才是。
利帕伊在本区创办了一个集体农庄，比上级命令的时间早了一年。这是一个完全自愿组成的集体农庄！对于这个怀有敌意的搞乱行为，国家政治保卫局特派员奥夫相尼科夫难道能不闻不问吗？我不需要你那个好的，我就是要你搞我那个坏的！他的集体农庄被宣布为富农农庄，二富农利帕依被遣送进沼泽地。
沙维林，工人，在党员大会上大声（！）说到了列宁遗嘱！还有比这更可怕的事吗，这人必是不共戴天的死敌！在侦查过程中还剩下的几颗牙齿，到科雷马后的头一年就掉光了。
请看有过多么吓人的五十八条罪犯！要知道还有更阴险的呢，还有带地下活动色彩的。例如，佩列茨·格尔岑贝格，里加市人。此人忽然迁居到立陶宛社会主义共和国，登记为波兰血统，而实际上是拉脱维亚的犹太人。这是有意欺骗自己亲爱的国家，因而特别令人愤慨。他的如意算盘是我们会放他去波兰，然后他便能从那里溜到以色列。这可来不得，我的好人儿。你不想住在里加吗，就请去古拉格吧。蓄意叛国，十年。
还有一些善于隐瞒的！一九三七年在“布尔什维克”工厂（列宁格勒）的工人当中揭发出一些一九二九年听过季诺维也夫在大会上的讲话的原工厂艺徒学校的学生。（找到了会议记录后面附的一张出席人名单。）他们隐瞒了八年之久，混进了无产阶级队伍。现在全部抓起来枪毙了。
马克思说过：“国家把一个公民变成罪犯，它就是欲断自身的活的肢体。”他还很令人感动地说明，国家应该把……违反者看做一个有热血的人，保卫祖国的战士，社会的成员，神圣的家主，而最主要的是应该把他看做一个公民。但是我们的法学家没有时间读马克思，特别是他这类欠考虑的文章。马克思如果愿意，还是读读我们的法令吧。
有人会大叫说上面开的清单荒诞不经，不近清理，根本不能相信，欧洲是不会相信的！是吗？
欧洲自然是不会相信的。它自己不去蹲蹲就永远不会相信。他相信了我国纸张光泽的杂志，其他什么东西也装不进脑袋了。
我们自己呢？五十年以前也决不会相信。就是倒退一百年怕也未必相信。
在先前的俄国，政治犯和庸人是居民中对立的两极。再也找不到比这两者更加互相排斥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在苏联才开始把庸人当做政治犯“划拉”进监狱。
由于这个原故，政治犯渐渐和庸人划了等号。
群岛上一半人是五十八条。而政治犯——一个没有……（如果有这么多真正的政治犯，那个政权恐怕自己早坐到一个什么席上去了！）
随便什么人，只要不能马上给他找到一个合适的普通刑事罪条文，便会被请进这五十八条。进入这一条的人成份之混杂、色彩之纷乱实在是难以想象的。
例如，在大使馆外度第一夜时就被捕的一个跟苏联姑娘结婚的年轻美国人（摩利斯·格尔施曼）。或者前西伯利亚游击队员穆拉维约夫，他曾以对白军的残酷惩罚闻名（这是为他兄弟报仇），从一九三O年起就没有出过国家政治保卫局监狱的大门（是从勒索黄金开始的），他在那里面丧失了健康、牙齿、理智、甚至姓名（变成了福克斯）。或者一个盗窃公物的苏军后勤军官。他因为害怕受刑事处分，逃到了奥地利的西方占领区，但是在那里—一你看好笑吧！——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他这么一个浑浑噩噩的官僚想在那里也捞到一个高位，但是在一个人才竞争的社会怎么能办得到？他决定回国。在国内为盗窃公物和间谍嫌疑共得二十五年。他倒很乐意，觉得在这里可以呼吸到习惯的空气！
这类例子不胜枚举。要想把什么人消灭掉，迅速而彻底地打发走，最简便的办法是把他列入五十八条。
放进这一类的，还有的不过是家属，特别是犯人的妻子（反属）。现在大家习惯地认为当反属被抓进去的都是党内大干部的夫人，其实这个惯例老早就形成了。贵族家庭成员、著名知识分子家属、神职人员家属全都是连窝端的。（甚至在五十年代仍是如此：历史学家赫·采夫因著作中犯了原则性错误，得了二十五年。但他的妻子也得给点才是。十年吧。但是把七十五岁的老妈妈和十六岁的女儿留下来干什么？就按不检举罪也给她们判点吧。于是四口人分别送进四座劳改营，剥夺互相通信的权利。）
越多的温驯、安静、不问政治甚至大字不识的人，越多的在被捕前只知道过日子的人被投入冤狱和灭亡的旋涡，“五十八条”就变得越发平庸和怯懦，越发失去最后一点点政治含意，变成迷惘的人们组成的迷惘的畜群。
但是光说“五十八条”的组成还不够，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营中寻到的格调。
这类人从革命初期就受到四面围困：管理制度和法学家的理论。
先拿一九二一年一月八日全俄肃反委员会第十号命令来看看。我们知道了，没有可靠材料不能逮捕的只有工人和农民。如此说来对知识分子，比方说，单凭不顺眼就可以逮捕罗。再听听一九二四年司法工作者第五届代表大会上克雷连科的讲话。我们又知道了：“对于被判刑的阶级敌对分子……改造是无能为力的，是达不到目标的。”到了三十年代之初，人们将会再次提醒我们，缩短阶级异己分子的刑期是机会主义的行径。什么“狱中人人平等”，什么“自做出判决之时起阶级斗争就停止了”，什么“阶级敌人开始改过自新了”之类的提法都是机会主义的言论。
把这些全归拢在一起，就等于说：抓你们可以平白无故，改造你们是达不到目标的，在劳改营里必须把你们放在屈辱的地位，接着继续用阶级斗争把你们搞个不亦乐乎。
在劳改营里还搞阶级斗争——这怎么理解？说真的，囚犯好像都该是平等的呀。不，别忙，这是资产阶级观点！取消政治犯和刑事犯分别禁监的权利，就是为了让这些刑事犯骑在他们脖子上！（这是那些以前蹲过沙皇监狱的人发明的，他们在那里懂得了如果政治犯实行联合，进行政治抗议，会有多大力量，对于管理当局会有多大危险。）
这时候马上跳出来一个伊达·阿维尔巴赫，是她向我们做了说明。“再教育的策略是建立在阶级区分的基础上的，”“依靠和无产阶级最亲近的那些阶层。”（什么人最亲近？当然是“前工人”即窃贼罗，正好可以唆使这种人去迫害“五十八条”！）“如果不燃起政治激情，再教育是不可能的（这是一字不差的引文！）。”
所以，把我们的生命完全交给窃贼们摆布，并不是偏远的劳改工地上懒惰的长官们的自作主张，这是高级的理论！
“在管理制度方面采取按阶级成份区别对待的方法……对阶级敌对分子施加不间断的行政压力。”——当你穿着破坎肩、垂头丧气地熬过你那没完没了的刑期的时候，莫非你能想象出原来有这么个东西吗？——不间断的行政F力N
在上面援引的这部出色的著作里，我们甚至能读到在劳改营里给“五十八条”们制造种种难以忍受的条件的各种手段的明细表。这里面不仅仅包括在探监、送牢饭、通信、申诉权、营内（！）走动权方面的种种限制，而且还有这样的办法：把阶级异己分子编成单独的作业班，把他们置于更困难的条件下。（我替他们解释一句：这意思是在丈量完成的工作量时欺骗他们！）他们完不成定额，就宣布是阶级敌人捣乱。（科雷马对整个作业班的屠杀就是这样来的！）。书内还有创造性的频频忠告：不可派富农和二富农（即被判劳改的最优秀的农民，他们做梦都梦见农活）去从事农业劳动！还有：不经过预先考核，不能委以有高级专业水平的阶级敌对分子（即工程师）任何重要的工作（但是在劳改营里谁有那么高的专业水平能考核工程师？显然是由文教科的盗贼轻骑兵，类似红卫兵的人物）。这个忠告在运河工地上难以执行，因为闸门不会自己替自己做设计，河道不会自己给自己定线。在这种情况下，阿维尔巴赫只得退而求其次：专家进劳改营以后起码要先干六个月的一般劳动！（想要他的命，六个月也足够了！）据说只有不住在知识分子的享受特权的工棚里，“他才能体验到集体的压力”，“反革命分子才会看到群众是反对他们的，蔑视他们的”。
只要掌握好了阶级的意识形态，什么事都能倒过来说，十分便当。有人把“以前的……”和知识分子安置到杂役的岗位上吗？——他这就是“有意叫劳动者出身的劳改犯去干最繁重的劳动”！如果在保管室工作的是一个以前的军官而服装不够分配，那不用说是他“有意识地扣压”。如果有人对高产标兵说了一句“别人赶不上你们！”，这表明他一定是阶级敌人！如果一个盗窃犯喝醉了，或者企图逃跑，或者偷了东西，人家便会对他做工作，说这不应该由他负责，这是阶级敌人把他灌醉了，或者教唆他逃跑，或教唆他偷窃。（知识分子教唆扒手偷东西！——这话是一九三六年一本正经地写在书里的！）而如果“一个阶级异己分子创造出良好的生产成绩”——这是他“为达到伪装的目的而去做的”！
一圈都封死了！干活也罢，不干也罢，喜欢我们也罢，不喜欢也罢——我们反正要憎恨你，反正要通过盗窃犯的手消灭你！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普季岑（因触犯五十八条而坐过牢）感叹地说：“真正的犯罪分子根本没有能力从事真正的劳动，正是无辜的人才肯把自己全部贡献出来，直到最后一口气。戏剧性就在这里：人民的敌人才真是人民的朋友。”
但是对于你的牺牲，人家并不领情。
“无辜的人”！这就是被大批赶进劳改营的政治犯代用品们主要的自我感觉。这也许是世界监狱史上的空前事件；成百万的囚犯都觉得自己是清白的，全是清白的，没有一个人有罪。（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起服苦役的只有一个人是无辜的！）
然而，这些并非由于信念带来的必然结果而是由于命运的随意拨弄而被驱赶进铁丝网里面的偶然聚在一起的人群，丝毫没有因为意识到自己的清白无辜而变得坚强起来。也许正因为这种意识突出了他们处境的荒谬性，反而使他们感到更沉重的压抑。他们更多地依恋自己原来的生活方式，而不是什么信念，所以绝对表现不出什么牺牲决心、团结一致和战斗精神。还在蹲监狱的时候，整整一监室的他们这类人竟可以任凭两三个拖鼻涕的小偷对他们劫掠蹂躏。到了劳改营里，这类人已经完全崩溃，他们随时准备着在派工员和盗窃犯的棍棒下、在作业班长的拳头下低头弯腰，他们尚有能力去做的只是学会劳改营的哲学（互不联系，各顾自己，互相欺骗）以及劳改营的语言。
E·奥利茨卡娅一九三八年进了一座普通劳改营，这个经历过索洛维茨和隔离所的女社会党人看到这里的“五十八条”，感到十分惊讶。在她的记忆里，政治犯们曾经是一切共享的，而现在每人只顾自己活，只顾自己吃，有的“政治犯”甚至拿衣物和口粮做买卖……
政治囚奴——安娜·斯克里普科娃给他们（我们）取了这样一个名称。她自己早在一九二五年就听过这样一堂课：她向侦查员控诉卢宾卡的长官抓着她同监室女难友的头发在地上拖。侦查员大笑，他问：“他也这样拖您吗？”“没有，但是拖我的同伴！”这时侦查员改用严厉的口吻训诫她说：“你抗议？这可太吓人了！丢开这一套俄国知识分子的无聊作风吧！这一套过时了！只操心你自己吧！否则没你的好下场。”
这也正好是盗贼们的原则：人家没有“划拉”你，你别自个儿往里钻！一九二五年的卢宾卡侦查员已经学会了盗贼的哲学！
“政治犯能偷窃吗？”——对这个有教养的人们感到古怪的问题，我们倒要惊讶地反问一句：“为什么不能？”
“他也能告密吗？”——“他有什么不如别人的地方？”
人们对《伊万·杰尼索维奇》的内容天真地提出异议：“你书里的政治犯怎么满口盗贼的黑话？”我回答说：“如果群岛上不存在其他语言呢？难道政治囚权能有什么和刑事囚奴对立的自己的语言吗？”
当局昼夜地对他们的耳朵喊；你们是刑事犯，是罪恶滔天的刑事犯；在我们国家里，不是刑事犯不会蹲监狱！
他们打断了“五十八条”的脊梁骨——从此再也没有什么政治犯了。他们把这些人倒进群岛的猪食槽，驱赶他们去工地送命，同时向他们大声灌输着劳改营的谎言——人和人是敌人！
有一条谚语说：饿极了就会出声。但是我们这里的土著是不出声的。饿也饿不出声。
但是他们只要做出很少很少一点事便可以得救！只要他们不珍惜那条反正已经丧失了的生命，并且团结起来。
有时候整批在一起的外国人，例如日本人，得到了成功。一九四七年在列伍奇，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劳改营的上个惩戒劳改点，押来了四十名日本军官，即所谓“战争罪犯”（尽管天晓得究竟他们对我国犯了什么罪）。正是严寒季节，又是干连俄国人都吃不消的伐木工作。“不买帐派”很快就扒掉了其中几个人的衣服，好几次打劫了他们的面包筐。日本人迷惑不解地期待着长官们的干涉，但长官们自然是只当没看见。这时他们的作业班长近藤带着两个高级军官晚上走进劳改点长的办公室，提出警告说（他们俄语讲得很流利），如果对他们的暴行不停止，明天两个申明了志愿的军官将实行切腹，而且这只是开始。劳改点长（“木脑壳”叶戈罗夫，前团政委）马上意识到在这事上可能栽跟头。此后两天都没有带日本人出工，伙食改为正常标准，然后调离了惩戒劳改点。
为了斗争和胜利所需要做的原来是多么少啊——仅仅是不必珍惜生命！而生命反正是早已完蛋了的。
但是我们的“五十八条”经常是和盗窃犯及生活犯搀混起来的，从来没有机会单独在一起——以免他们互相看到对方的眼睛，以免他们忽然意识到——我们是什么人。那些能够成为狱中和营中的首领，具有清晰的头脑、热烈的喉舌、坚定的心的这种人早已根据“案卷”上的特别标记单独挑出去，用布团塞住了嘴，关进了专门隔离所，在地下室里枪毙。
然而根据道家学说早已发现的一个生活中的重要特点，我们应当料想，政治犯消失之日正是政治犯出现之时。
我现在敢大胆地说，在苏维埃时期真正的政治犯不仅有过，而且：
1．比沙皇时期更多，并且
2．他们比先前的革命者表现出更大的坚忍不拔和勇敢的精神。
这与前面所说的似乎矛盾，但是，非也。政治犯在沙皇俄国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受到公众的密切注视——在社会和报刊上立即可以引起反响。我们已经看到（第一部，第十二章），社会党人在苏维埃俄国的境遇要困难得不可比拟。
现在能称为政治犯的也不止是社会党人。只不过他们被大桶大桶地没进了一千五百万人的刑事犯的海洋，我们看不见他们的形象，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他们成了哑人，比哑人更暗哑。鱼便是他们的形象。
鱼是古代基督徒的象征。政治犯的主要队伍正是基督徒。他们是一些粗拙的、文化不多的、不会发表演说和起草地下号召书的人。（这些事按他们信仰是根本无需做的！）他们走进劳改营去受难和死亡只是因为不愿放弃信仰s他们清楚地知道为什么坐牢，在信念上是毫不动摇的！他们也许是唯一丝毫没有染上劳改营哲学甚至语言的人们！这样的人们难道不是政治犯吗？不行，可不能把他们也称做囚奴！
他们当中尤其多地是妇女。道家说：大道废，有仁义。由于我们对东正教神父们施加的文明的辱弄、共青团员们在复活节之夜的起哄、递解站里盗窃犯们的唿哨，我们忽略了一个事实：罪恶的东正教堂仍然在培育出无愧于公元初年的基督教的女儿们——那些被投畀豺虎的女教徒们的姊妹。
递解队和坟场，递解队和坟场，到处都有大量的基督徒。成百万的人流有谁去数？．他们阗然无声地死去，像蜡烛似地只能照亮周围一小片地方。这些人是俄国最优秀的基督徒，差一些的都动摇了，退缩了，躲起来了。
这还不能算“更多”吗？难道沙俄曾有过这么多政治犯吗？它连万位数都还不会数呢。
但是在我国扼杀政治犯的工作做得这样干净，这样不留旁证，关于其中什么人的故事很少能浮上水面来。
高级僧正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托尔斯泰的面型，白胡子）。监狱——流放地——劳改营，监狱——流放地——劳改营（大牌阵）。折腾了多年以后，一九四三年被传唤到卢宾卡（途中盗窃犯摘掉了他的法冠），建议他参加宗教事务管理处。经过了那么多年以后似乎可以允许自己摆脱监狱生活而休息一下了？不，他拒绝了：那不是一个纯洁的宗教事务管理处，那不是一个纯洁的教会。于是又返回了劳改营。
瓦连京·费利克索维奇·沃伊诺一亚谢涅茨基（一八七七——一九六一），路加大主教，著名的《化脓外科学》作者。他的命运又如何？他的传记自然会有人编写，不须我在这里多做介绍。这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在革命前，他已经通过了艺术学院的入学竞试。但为了更好地为人类服务——当一名医生，而放弃了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医院里，他成为了一个著名的眼科医生。革命后主持驰名整个中亚地区的塔什干医院。他的前程畅通无阻，眼前是一条我们当代成就卓著的大名流们走过的道路。但是沃伊诺-亚谢涅茨基感到他的服务还是不够充分的，因而他接受了神甫的教职。他在手术室里挂起了圣像，给学生讲课时身穿僧袍，胸前佩十字架（一九二一年）。他还赶上了被吉洪总主教任命为塔什干主教。二十年代沃伊诺一亚谢涅茨基被流放到上鲁汉边疆区。经过许多人的奔走营救，从那里被放回来。但是他的医学教研室和主教辖区已有了新的主人。他于是私人行医（门口挂的牌子是“路加主教”），求医者盈门（“皮外套们”即契卡人员也混在其中）。有多余的收入他一概散发给穷人。
收拾这个人的办法是颇值得一提的。第二次流放（一九三○年，阿尔汉格尔斯克）不是根据第五十八条，而是为“唆使谋杀罪”（纯属无稽之谈。说他对自杀身死的生理学者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妻子和母亲施加过什么影响。米哈伊洛夫斯基在精神已经失常的状态下曾给尸体注射过防腐溶液，这件事被各报大吹大擂为“苏维埃科学的重大成就”以及人工“复活”之类）。这样的行政手段迫使我们更不能从形式上判断谁是真正的政治犯。如果不是和管理当局正面斗争，也应是在道德和生活上与它对立——这才是主要的标志。至于身上贴着什么“条文”，纯粹是扯淡。（许多被消灭的富农的儿子得到的是盗窃罪的条文，而他们在劳改营里却显示出真正的政治犯的本色！）、沃伊诺-亚谢涅茨基流放阿尔汉格尔斯克期间发明了治疗化脓伤口的新方法。列宁格勒把他叫了去，基洛夫亲自劝他解除神职，只要他这样做马上就可以给他一个研究所。但是顽固不化的主教甚至不同意出版他的著作时不在括号里印出他的神职。因此研究所和出书的事只得作罢。他于一九三三年服完流放期，回到塔什干，在那里又获得了第三次流放，这次是到克拉斯诺雅尔斯克。战争爆发后，他在西伯利亚各医院工作，使用了他的治疗化脓伤口的方法。为这件事决定发给他斯大林奖金。他坚持要穿着全套的主教法衣才同意领取。（今天医学院的学生们问起他的生平，回答是：“没有关于他的任何文献。”）
工程师们怎么样？其中有多少人因为不肯在愚蠢卑鄙的暗害活动供状上签名而被放逐和枪杀？在这些人当中，彼得·阿基莫维奇（约阿基莫维奇）·帕尔钦斯基（一八七五——一九二九）像一颗闪闪发光的明星！这是一位兴趣惊人广博的工程师和学者。矿业学院（一九○○年）毕业生。杰出的矿业专家。从他的著作目录中可以看到他研究过以下各方面的问题并留有著述：经济发展的一般问题，工业品价格的波动，煤炭输出，欧洲港口设备及运营，港口管理的经济问题，德国的安全技术，德英矿业的集中化，矿山经济学，苏联建材工业的恢复和发展，高等学校培养工程师的一般问题，此外就是关于矿业本身的著作，单个区域和单个矿床的描述（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的全部著作）。帕尔钦斯基如果搞自己工程师的本行，本来也可以像沃伊诺-亚谢涅茨基如果单搞医学一样，不会遇到灾祸。但也正如那人之不能不传布他的信仰，这人也不能不参与政治。还在矿业学院上学的时候，帕尔钦斯基就以“运动首领”的身份上了宪兵队的黑名单。一九○○年曾主持学生集会。当了工程师以后，引人注目地参与了一九○五年伊尔库茨克革命骚动，并因“伊尔库茨克共和国”一案被判处苦役。他越狱赴欧。因原已同情无政府主义，在国外与克鲁泡特金交往甚密。他在流亡期间进修数门工程专业，从事欧洲技术和经济的研究，但同时也没有放弃“旨在民间传播无政府主义思想”的通俗出版物的计划。一九一三年获释。返俄时写信告诉克鲁泡特金：“鉴于我为自己确定的在俄国活动的纲领……在我力所能及的一切地方，我将参加一般地发展国家生产力和开展最广泛意义上的社会自发活动的工作。”在他首次周游俄国各中心城市期间，竞选矿山实业界代表大会理事会事务长的建议、“顿巴顿显耀的经理职位”、银行顾问、矿业学院教授、矿业厅厅长等职务的聘书像雪片似地飞来。具有如此巨大精力和广博知识的工作者在俄国是少有的。
他后来的命运如何？前面（第一部第十章）已经说过。大战时期成为工商部次长。在懦弱无能的临时政府里，帕尔钦斯基显然是最有魄力的成员：在科尔尼洛夫事件期间他就任彼得格勒总督。十月革命爆发的那几天他是冬宫防守司令。他随即被关进了彼得保罗要塞，诚然，四个月以后就放出来了。一九一八年六月，未提出任何罪名，就将他拘捕。一九一八年九月六日被列入一百二十二名重要人质的名单（“如果……再有一名苏维埃工作人员遇害，下列人质将一律处决。”彼得格勒肃委。主席博基，秘书约谢列维奇）。然而他却未被枪毙，甚至在一九一八年底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卡尔·摩尔的很不得体的干预（此人对于我们囚禁这样的人物感到很吃惊），获得了释放。一九二○年后在矿业学院任教授，常去德米特罗夫拜会克鲁泡特金。不久后克氏去世，他组织了一个为克氏建碑（未能如愿）的委员会。不知是否为这件事，他随即被关进监狱。在档案里保存着一份颇为希罕的文件——一九二二年一月十六日致莫斯科革命军事法庭的公函；
兹因国家计委常任顾问帕尔钦斯基工程师
需于本年一月十八日下午三时作为报告人在本委南方局
就恢复当前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南方冶金工业问题发表
讲话，为此国家计委主席团请求革命法庭于该回三时前
放出帕尔钦斯基同志，俾其能以完成交付给他的任务。
国家计委主席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
请求（而且是越出权限的）。而且只是因为南方冶金工业“当前具有特别重大意义……”，而且只是为了“完成任务”，否则的话，爱怎么办都行。过后愿意再抓回牢里也请便！
事实不然，后来还让帕尔钦斯基为恢复苏联的采矿事业很忙乎了一阵子。只是到了一九二九年，让他在监狱里表现过坚忍不拔的英雄气概之后，才不经审判地把他枪决了。
必须是对本国完全无动于衷的人，必须是一个异邦人才能够枪杀民族的骄傲——它的学识、精力和才能的精华！
十二年以后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瓦维洛夫不是也遭到了相同的命运？难道瓦维洛夫不是一个（被痛苦的必要性逼成的）真正的政治犯？在为期十一个月的侦查期内他经受过四百次审讯。而在法庭上（一九四一年七月九日）仍没有承认对他的指控；
还有一个并不享有任何世界盛名的人物——水利学家罗季奥诺夫教授。（维持科夫斯基介绍了他的事迹。）被监禁以后，他拒绝从事专业工作，尽管这是一条最轻松的道路。于是被分配去缝皮靴。难道这个人不是一个真正的政治犯吗？他是一个天性平和的水利学家，并没有进行斗争的思想准备，但是既然他能在狱吏面前坚守自己的信念，难道还不能算一个真正的政治犯？他还需要什么样的党证？
像一颗星星突然变得明亮几百倍然后猝然熄灭一样，一个本不想成为政治犯的人也可能在狱中发出短暂的强烈闪光并因此而毁灭。这类事迹我们一般无法知道。有时候某个见证人会说出来。有时候会见到一张褪色的纸片，根据它仅仅可以做出一些大致的推测：
雅科夫，叶菲莫维奇·波奇塔尔，一八八七年生，非党员，医生。战争一开始就在黑海舰队空军基地工作。塞瓦斯托波尔基地军事法庭第一次的判决是五年劳改。似乎很平安。但这又是怎么回事？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二次判决；枪毙。并于十一月二十七日执行。在十七日至二十二日之间的这不祥的五天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是像星星一样爆发了？或者仅仅是因为审判员忽然发觉判轻了？他前一案的问题现在平了反。这说明，如果没有后一案就不会……？
而托洛茨基分子呢？纯血统的政治犯！这是他们不可剥夺的荣耀。
（人们在向我叫喊！台上在向我摇铃：站回原位去！说唯一的政治犯！说那些在劳改营里仍坚持神圣的信念的铁铮铮的共产党员！……好吧，下一章我专门谈谈他们。）
历史学家们有朝一日会研究我国青年政治犯的小溪是从什么时候流起的。我觉得是从一九四三——四四年开始的（我指的不是社会党和托洛茨基派的青年）。这些差不多还是中学生的人（请回忆一九四四年的“民主”）忽然想寻求一个不同于向他们硬性灌输和偷偷塞到他们脚下的那个立场的立场。那么，还能把他们称为什么人呢？
只是我们现在和将来都没法知道他们的任何情况。
如果二十二岁的阿尔卡季·别林科夫为他的当然是没有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感觉的草稿》进了牢狱，后来在劳改营里继续写作（但在死亡的边缘把文稿托付给了眼线凯尔迈耶尔，结果获得了新的刑期），——对这样的人我们难道能拒绝给予政治犯的称号吗？
一九五O年列宁格勒机械中等专科学校的学生建立了一个有纲领和章程的党。许多当事人遭枪杀。这件事是阿伦·列文告诉我们的。他本人得到了二十五年。路旁的一根小木柱，如此而已。
我国当代的政治犯必须具有大大超过先前的革命党人的坚毅和勇敢，这一点用不着论证。先前为了较大的行动只会被判处轻微的刑罚。革命党人也并不须非那么勇敢不可：事情败露，他们只有自身（而不是全家！）受祸的危险，甚至并不是掉脑袋，而是不长的刑期。
革命前张贴传单意味着什么？游戏！跟放鸽子一样。连三个月也判不了。但是弗拉季米尔·格尔舒尼团体中的五少年书写“我国政府名誉扫地了！”的传单却需要下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团体中的五少年行刺沙皇那么大的决心。
它是怎样自己燃烧起来的，它是怎样在人们内心觉醒的？在列宁斯克-库兹涅茨克市的一座唯一的男中里，五个男孩子（共青团小组长米沙·巴克斯特；托利亚·塔兰京，也是共青团积极分子；维尔维尔·列赫特曼；尼古拉·科涅夫和尤里·安尼卡诺夫）从九年级起就脱离了无忧无虑的精神状态。他们既不为姑娘们苦恼，也不在时髦的舞蹈上花脑筋。他们环视着城内的野蛮和酗酒，刻苦地钻研和经常翻阅自己的历史教科书，试图进行联系和对比。升入十年级以后，他们在地方苏维埃选举（一九五O年）以前用印刷体字母写出他们第一份幼稚的传单：
“工人，你办我们今天过的难道就是我们的祖父、父亲、兄长为之奋斗牺牲的那种生活吗？我们做工，可是只得到可怜的几个小钱，就这点他们还在压低……精读读这些并想想自己的生活吧……”
他们自己也只是在想，因此没有提出任何号召。（他们计划散发一套这样的传单，自己动手制造一部胶印机。）
张贴的方法是：五人一起夜间上街，一人把四团湿面包粘在墙上，另一人贴上传单。
早春，他们班里来了一个像是新教师的人，要大家……用印刷字体填写登记表声校长恳求不要在学年结束以前逮捕他们。这些孩子们被关进去接受侦讯的时候，最遗憾的仍是未能参加自己的毕业晚会。“谁领导你们的？快招！”（国家安全人员不能相信这些孩子们单纯是受良心的驱使。这种事哪能相信？不是说生命只有一次吗？干嘛要去思索呢？）禁闭室、夜审、罚站。省法院的不公开开庭、（审判员——普希金，此人不久后即因受贿而被判刑。）可怜巴巴的辩护律师、不知所措的陪审员、威风凛凛的检察长特鲁特涅夫（！）全体都判了十年或几年徒刑。把这些十七岁的少年们都送进了特种劳改营。
不错，老谚语没有瞎说：“勇士要在监牢里找，蠢人要在政治指导员里找！”
我是为无声的俄国写作，所以不多谈托洛茨基分子：他们都是能写的人，凡侥幸活下来的必定准备好了详细的回忆录。他们会比我更完整更准确地描写出他们富于戏剧性的史诗。
但是为了照顾全面，在这里也略谈几句。
他们在二十年代末期曾利用早先革命党人的全部经验进行过系统的地下斗争，不过站在他们对面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可不像沙皇暗探局那样呆头呆脑。我不知道他们对于斯大林为他们安排的一概消灭的下场是早有准备还是仍以为事情会以几句玩笑与和解而结束。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是一些勇敢的人。（不过我担心一旦他们掌权，给我们带来的疯狂行为不见得会比斯大林的好。）我们要指出的一点是，直到三十年代，当末日已经临近时，他们仍认为和社会党人发生任何接触都是背叛和耻辱。因此他们在隔离所里自己抱成一团，连替社会党人转递狱中信件都不肯干（要知道，他们认为自己是列宁主义者呢）。斯米尔诺夫的妻子（在丈夫已被处决后）总是避免和社会党人交往，说是“免得被看守员发现”（也可以说是免得被共产党员的眼睛看见）！
有这样印象（但我不坚持），他们在劳改营条件下的政治斗争里有过多的瞎忙成份，因而总带着悲喜剧的色彩。他们在由莫斯科去科雷马的闷罐车里约定着“秘密联系办法、暗语”之类。可是到达目的地后他们都被分别塞进了不同的劳改点和不同的作业班。
比方说一个老老实实地挣得了生产口粮的“反革命托派作业班”突然被改为吃惩戒口粮。怎么办？“隐蔽得很好的地下共产党支部”进行讨论。罢工？但这正好是上挑动者的钩。他们想挑动我们闹事，而我们——我们偏偏要骄傲地去上工，没有口粮也要去上工。我们可以去上工，可是劳动要像吃惩戒粮的样子。（这是在三七年，在作业班里不仅仅有“纯粹的”托洛茨基派，还有被划为托派的“纯粹的”正统派，他们都向中央斯大林同志、向内务人民委员部叶若夫同志、向中执委加里宁同志、向总检察署呈递了申诉书。他们极不希望现在和劳改营首长们闹翻，因为将来随身携带的鉴定书还要靠他们写。）
在乌京内金矿，他们准备纪念十月革命节二十周年。捡来一些黑布条子，或者用木炭把白布条染黑。他们打算在十一月七日清晨在所有帐篷顶上挂起志哀的黑旗，要在列队出工时唱《国际歌》，同时大家手牵手不让押解队士兵闯进队伍，无论如何都要把它唱完，然后坚决不走出营区去上工。他们还要高喊“打倒法西斯！”“列宁主义万岁！”“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万岁！”等口号。
在这个计划里混合着某种歇斯底里的热情和达到可笑程度的华而不实的作风……
不过有外人或者他们自己的人告了他们的密。在前一天即十一月六日他们全体被带到了“尤比列内”金矿，节日的几天内把他们隔离在那里。他们在封闭的（不用出工的）帐篷里唱《国际歌》，而“尤比列内”矿上的苦力们这时却得去上工。（唱歌的人们内部也发生分裂：这里有被错划为托派的共产党员，他们走到一边，不唱《国际歌》，以沉默表示自己忠于正统。）
“既然他们把我们放在铁窗里关着，这说明我们还是有一定作用的，”亚历山大·博亚尔奇科夫自我安慰说。这无非是自欺欺人。他们什么人不关？……
托洛茨基分子的劳改营斗争的最大成就是在沃尔库塔铁路沿线各劳改营中举行的一次绝食罢工。（在这以前还在科雷马的什么地方搞过一次好像是为期一百天的绝食：他们要求以自由移居代替劳改营。他们赢了——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他们停止了绝食。后来把他们分散到不同劳改营，逐步地把他们全消灭了。）关于沃尔库塔的绝食，我得到的材料是互相矛盾的。大致情况是这样：
它开始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七日，持续了一百三十二天（对他们实行了人工灌食，但他们没有停止绝食）。有几个人因饥饿致死。他们的要求是：
——政治犯与刑事犯分离；
——八小时工作日；
——恢复政治犯口粮，（即比其他犯人增多的口粮，这一条绝对只是为自己要求的。）伙食不受生产量的影响；
——取消特别庭，宣布其判决无效。
用软管给他们灌食，后来又在各劳改营散布流言，说砂糖和黄油没有了，全是“因为喂养了托派”。可谓无愧于蓝箍帽的手段！一九三七年三月莫斯科来电：绝食者提出的要求可全部接受！绝食结束。可是孤立无援的劳改犯怎么能争得诺言的履行？结果他们上当了，一条也没有执行。（西方人既不能相信也不能理解事情是可以这样办的。但这就是整个的我国历史。）反过来，绝食的全体参加者一个个被叫到契卡行动科，向他们宣布了他们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罪名。
克里姆林宫里的大鸣鹤这时候已经在考虑对他们的大镇压。
稍晚一些，在沃尔库塔八号矿又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绝食（也许是前面的绝食的一部分）。这次参加了一百七十人，其中知道姓名的有；绝食带头人米哈伊尔·沙比罗，原哈尔科夫国营电器厂工人；德米特里·库里涅夫斯基，以前在共青团基辅省委工作；伊万诺夫，前波罗的海舰队护卫舰中队长；奥尔洛夫一卡海涅茨基；米哈伊尔·安德列耶维奇；波列沃依一根金；B·B·维拉普，梯比里斯《东方曙光》报编辑；索克拉特·格维尔江，亚美尼亚党中央书记；格里戈里·佐洛特尼科夫，历史学教授；教授之妻。
曾在一九二七——二八年一起蹲过上乌拉尔斯克隔离所的六十个人形成了绝食的核心。出了一件绝食者高兴而首长们不高兴的很大的意外——一个外号叫“莫斯科”的贼头带着二十名刑事犯参加了绝食。（这位莫斯科曾以一次夜间恶作剧而闻名全营：偷偷钻进营长办公室，在他的办公桌上拉了一泡屎。如果干这事的是你我之辈，难得枪毙，可人家却仅仅受到责备：准是阶级敌人教唆你来的吧？）只有这二十名盗窃犯真的让长官们犯愁，而对于社会异己的“绝食积极分子”，沃尔库塔劳改营的契卡行动科长乌兹科夫挖苦地说：
“你们以为欧洲会知道你们的绝食吗？我们才不在乎什么欧洲呢！”
他说的是实话。但是对社会亲近分子既不能动手打也不能让他们死掉。不过绝食进行到一半以后，当局摸准了他们的流氓无产阶级意识把他们分化出去了。贼头“莫斯科”通过劳改营的广播网解释说，他是受了托派的勾引。
剩余的人此后的命运便是——枪决。他们以自己的绝食自己呈递了处决的请求书和名单。
不，真正的政治犯是有过的，是很多的，是很有牺牲精神的。
但他们对抗的效果却为什么如此微小？为什么他们连微小的泡沫也没有留在水面？
对这个问题我们也要研究。后面再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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