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常常表现得匆忙而又慷慨豁达。它往往不假思索地急于放弃许多东西，譬如，放弃“苦役刑”这个词。其实，这个字眼儿很好，沉甸甸的啊！它可不能和什么半吊子的“强制劳动所”或模棱两可的“劳动改造营”之类的词同日而语。从高高的法官席上掷给被判刑人的“苦役刑”这个词，有如刚刚往下落的斩首机，在审判庭上就已经足以打断他的脊梁骨，足以粉碎他的一切希望了。“政治苦役犯”这个词令人毛骨悚然，它甚至使其他囚犯，使那些不是政治苦役犯的人，一听到它就不禁暗自想：看，这些人才是真正杀人越货的家伙呢！（这里也表现了人类的一种怯懦的自我解脱的本性。人总是设想自己还不是最坏的人，还没有处于最坏的境况。政治苦役犯的衣服上是缝着号码的！那，当然，是些十恶不赦的罪犯喽！咱们身上就没给挂上号码嘛！……别忙，会给你挂上的！）
斯大林非常喜爱一些旧字眼。他记得：有些国家就是靠这些字眼维持了几百年。因此，他就在没有任何无产阶级需要的情况下，把过去在匆忙中砍掉的一些词——“军官”、“将军”、“经理”、“最高的”等等——都像接技似地—一接活了。到了一九四。三年四月，当斯大林觉得他座下的马车已经把他拉上山顶的时候，他就在二月革命宣布废除苦役刑之后的第二十六个年头毅然恢复了苦役刑。斯大林格勒大战役的人民胜利给普通公民带来的第一批胜利果实，就是关于铁路军事化的命令（实际上就是让军事法庭审判孩子和妇女们），以及在一天之后（四月十七日）发布的关于实行苦役刑和绞刑的命令。（绞架也是古代留下来的一种很好的设置；手枪只是“砰”的一响，怎么能和绞架相提并论呢？！绞架可以拖长死亡的过程，可以同时向一大群人昭示死亡的一切细节呀！）从那时起，各次胜利都把一批批新的在劫难逃的人们赶去服苦役刑，或者送上统架——起初是从库班河畔和顿河畔赶去，接着便是从德聂伯河东岸乌克兰地区，从库尔斯克、奥勒尔、斯摩棱斯克等地区。军事法庭紧跟着苏联军队来到。有些人在当地就被绞死，另一些人被送到新设立的苦役劳改点去。
这类苦役劳改点中最早的一个，显然是建立在沃尔库塔的第十七号矿井（很快便在诺里尔斯克、杰兹卡兹甘等地也都建立起来了），当局几乎毫不掩饰自己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些政治苦役犯弄死。这是公开的杀人场，等于希特勒德国的窒息汽车。不过，这里按照古拉格的传统把死亡时间拖长了，这是为了延长那些在劫难逃者的痛苦，而且要他们在死前多干些活儿。
苦役犯通常被安置在一些七米宽二十米长的北方常见的帐篷里。把帐篷用木板围起来，木板和帐篷中间填满锯末，这样，帐篷就成了某种简易工棚。原定每间帐篷里，如果睡“小车厢”的话，可以往八十人，睡通铺就住一百人。可是，政治苦役犯则是每间住二百人。
但这可不是硬挤！这叫做居住面积的“合理利用”。给政治苦役犯们规定的是两班制的十二小时工作日，没有休假。因此，不论什么时间总是有一百人在劳动，只一百人在工棚。
劳动时，囚犯们由携带军犬的警卫队包围着。如果看守人员不懒，就随手打他们几下。要想使他们振作精神的话，就用冲锋枪托干。在往返营区的路上，押解队的大兵一高兴就可以用冲锋枪朝苦役犯队伍扫上一梭子弹，谁也不会为了被打死的人去追究士兵的责任。筋疲力尽的政治苦役犯的队伍，从老远处就可以看出与普通囚犯的队伍迥然不同———它显得那么忧伤、迷们，步履是那么艰难、沉重。
说起劳动的十二个小时，真可说是度日如年（在诺里尔斯克那种北极地区的、凛冽的北风中，在纷飞的大雪中，他们用手敲打粗石。十二小时之间仅有十分钟可以取取暖）。规定的十二小时休息时间，也安排得尽可能地荒谬。在这十二小时里，他们被带到一个隔离区，又带到另一隔离区，要站队，要搜身。进入居住区后立即被塞进永远不通风的帐篷——没有窗户的工棚里。工棚立刻上锁。冬天，工棚里酸臭潮湿的空气变得越来越浓，不习惯的人简直连两分钟都呆不下去。对政治苦役犯来说，这居住区比劳动区更加难以忍受。去厕所、食堂、卫生所？那是根本不允许的！这些都通过马桶或者送饭窗口来解决。一九四三—一九四四年时期，斯大林设立的苦役刑就是这个样子：它把劳改营里最坏的东西同监狱里最坏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了。
契柯夫的作品证明，沙皇时代的苦役刑还远远没有这么多发明创造。当年关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克（萨哈林）监狱的政治苦役犯们，不仅昼夜任何时候都可以到院子里和去厕所（那里甚至完全不用马桶！），而且整个白天可以随时去市里！所以，“苦役刑”这个词的真正含义（总该“物归其主”嘛！）还得算斯大林最了解。
在政治苦役犯的十二个小时的休息时间里，他们要经过早晚两次点名。这可不像普通犯人点名那样单纯地数数人头，而是一丝不苟地一个一个地点名。每队一百名政治苦役犯，被点到的人必需一昼夜两次毫不含糊、毫不迟疑地大声回答出自己的号码、自己那令人厌恶的姓、本名和父名、出生年和出生地、所犯法律条文、刑期、判决机关和满刑日期。其他的九十九人则不得不每昼夜两次忍着痛苦恭听这一切。在这十二个小时里还有两次分发食物：经过送饭窗口分发大碗饭，再经过送饭窗口把碗收回去。任何政治苦役犯都不得在伙房劳动，也没有资格抬饭桶。这类服务工作全由刑事惯犯担当，而刑事惯犯对政治犯的抢劫、盘剥越是残酷无情，他们自己就会过得越舒服，越能博得苦役营主人的欢心。在这里，在盘剥压迫触犯刑法第五十八条的囚犯这一点上，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利益总是同刑事犯罪分子的利益一致的。
政治苦役犯还要受到饥饿的折磨。但是，因为一切报表单据都不必留作历史的见证，所以，报单上还有照样写着：政治苦役犯可以领到“矿工菜”和“奖励菜”补助。这些东西本来就少得可怜，还要经过三层偷窃和盘剥。所有这些也都要经过送饭口和一整套繁琐程序才能得到：要逐个点名，要拿菜票换大碗，等等。等到终于可以躺在铺板上睡一觉的时候，送饭口又打开了，又叫名字：开始发第二天的菜票（普通犯人不必操心菜票的事，他们是由队长把菜票领来，一起交给伙房的）。
就这样，名义上十二个小时的在囚室的空闲时间，最多不过剩下四个小时能够安静下来睡一觉。
此外，当然，政治苦役犯是领不到任何现钱的。不论是寄给他们的邮包还是信件，他们也都无权接受。（在他们那被弄得昏昏沉沉、嗡嗡响的头脑里，不应该保留关于过去的狱外生活的半点记忆。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北极地区的黑夜中，除了劳动和这间工棚之外，大地上的一切都不应该在他们脑海里存在。）
由于这一切，政治苦役犯们大都很顺利地垮掉，很快地死去。
沃尔库塔劳改营的第一张字母表名单上共有二万八千人（犯人都按俄文字母表分字母编号。字母表上共有二十八个字母，每个字母从一号编到一千号），所有这二万八千名政治苦役犯在一年之内就全部“入土”了。
使人感到奇怪的，倒是为什么没有在一个月之内都死去。
在诺里尔斯克，常有火车开到隔离区来为第二十五炼钴厂起运矿石。这时，政治苦役犯们就躺到火车轨道上以求快些结束这一切。大约有二十几个人绝望之余逃进了冻土地带，但他们还是被飞机发现并打死了。他们的尸体就堆垛在囚犯们早晨分班派工的地方。
沃尔库塔的第二矿井有个女苦役犯劳改点。女苦役犯们的号码是缝在后背和头巾上的。她们不仅要参加所有井下劳动，而且还……而且还超额完成计划！……
不过，我已经听到祖国同胞和同时代的人们向我发出愤怒的喊叫了：你住口吧！你讲的都是些什么人的事呀？！不错，正是为了让他们死绝才监禁他们的！而且这样做是正确的！因为他们是些叛徒、伪警察、伪市长！就应该这样对待他们！你大概是心疼他们吧？（如果是这样，你也清楚，那对你的批评可就会超出文学范围而必须由某些机关来处理了！）我还仿佛听到一些妇女的声音对我喊：“那里关的妇女都是曾经给德国鬼子当褥子的！”（我没有夸大吧？不是确实有一些我国的妇女把另一些我国的妇女叫做褥子吗？）
我满可以像现在揭发个人迷信现象那样给予简单的回答，这对我来说是最省事的，就是，讲几个被判处苦役刑的特殊事例。例如，讲讲三个女共青团员志愿兵的事。她们曾驾驶轻型轰炸机去执行轰炸任务，但中途害怕了，没敢去轰炸敌军目标，而是把炸弹扔在荒野后就安全返航了。她们向上级报告说完成了任务。可是，后来，其中一个女孩子受到了共青团员的良心的谴责，把真情向本部队的共青团小组长（也是一个女孩子）汇报了。而小组长当然立即汇报了“特别处”，于是三个姑娘都被判二十年苦役刑。讲完这类事例之后，便义正词严地喊一声：看，斯大林的独断专行处罚了一些多么忠诚的苏联公民呀！然后就再不需要为独断专行本身而愤慨，只须慨叹那些使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们遭受无妄之灾的、现在幸而已经全都得到纠正的错误了。
但是，如果不把问题的深刻性全部揭示出来，我总觉得于心有愧。
就先谈妇女吧。我们知道，妇女现在是得到解放了。不错，还没有解除她们的双重劳动，但她们总算不再受宗教婚姻的束缚，摆脱了社会歧视的重压，不再受卡巴诺娃那一套了吧。但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假如我们还认为妇女们自由支配自己的身体和个人就是犯了反爱国主义罪行和刑事罪，这岂不等于我们又为她们准备了一套比卡巴诺娃更坏的东西吗？况且，整个世界文学（在斯大林之前）不是都在歌颂摆脱了民族界限、摆脱了将军们和外交家们的意图的爱情自由吗？而我们却在这个问题上也接受了斯大林的标准；没有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命令女人不得与男人相逢相识，女人的身体首先是祖国的财产！
首先，让我们看看这些妇女是些什么人吧。看看她们不是在战场上同敌人相逢，而是在被窝里相逢的时候，她们才有多大年纪？大概总不过三十岁，甚至不过二十五岁吧。也就是说，这些人是从孩提时期就接受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教育的，是在苏维埃学校里接受苏维埃思想教育成长起来的！那么，我们岂不是在为自己亲手培育的果实而感到愤慨吗？这些女人中间，有些女孩子这样作是因为深深铭记住了我们曾在十五个年头中无休止地叫喊过的一句话：没有任何祖国！“祖国”只是一种反动思想的臆造！第二种女孩子可能是因为对于我们的小会、大会、游行示威、没有接吻镜头的电影、没有拥抱的舞蹈等清教徒式的乏味生活感到厌倦了吧。还有一些人可能只是被男人的殷勤、周到、外貌上的一些细节和他们追求女人的某些本领所征服了，而这些也恰恰是我们那些完成五年计划的小伙子们和伏龙芝军官学校培养出来的指挥员们所缺乏的。第四种人则可能仅仅是为了摆脱饥饿。是的，由于原始的、动物的饥饿，也就是说，因为她们没有东西填饱肚子。第五种人，也许，只是因为看到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办法能免于一死、拯救自己的亲人、免于同他们分离吧。
我曾经到过勃良斯克州的斯塔罗杜布市，那是在敌人刚刚撤走的时候。人们告诉我：曾经有一支马扎尔人（匈牙利人）的卫戍部队在这里驻扎了很长时间，防备游击队攻城。后来，一声令下，这支部队要调防到别处去了。于是，就有几十个当地的妇女，不顾羞耻，跑到火车站去送别那些侵略者，而且她们竟是那么号陶大哭，据一个刻薄的鞋匠说，“连送她们自己丈夫上前线的时候都没有哭得那样伤心”！
几天之后，苏军军事法庭来到了斯塔罗杜布市。当然喽，它不会把告密者的话当耳旁风的。免不了有几个哭送过马扎尔士兵的妇女被送到沃尔库塔的第二号矿井去。
可是，请问，同胞们和同时代的人们，这究竟是谁的罪过呢？谁的罪过？是这些女人的罪过吗？还是我们的，我们全体同胞和当代人的罪过？我们自己到底是怎么搞的呢？为什么使得我们的妇女们竟然离开我们而扑进了占领军的怀抱？这难道不是我们所付出的无数代价中的一种吗？由于我们仓促地选定了那条道路，由于我们不回顾过去的损失，也不展望将来，而在杂沓纷乱中沿着那条道路走了过来，我们不是正在付出，而且今后很长时期还要继续付出这一类代价吗？
或许，对这些妇女和姑娘应该给以道义上的谴责（但也总得听听她们的申诉吧！），或许应该尖刻地嘲笑她们一番。但是，为了这些事就应该判她们苦役刑吗？该把她们送到北极地区的杀人场去吗？
“可那是斯大林送去的！是贝利亚干的！”
很抱歉，不对！那些遣送她们的、羁押她们的、打死她们的人们目前还呆在退休人员委员会里，并且还在监视着我们社会的道德发展情况！而我们自己呢？我们听到“给德国鬼子当褥子”这样的话时，不也只是会心地点点头吗？我们至今仍然认为这些妇女有罪，这一点对我们来说甚至是更加危险的，比她们当年坐牢本身还要危险。
“好，就算是这样吧。可是那些男人们总是罪有应得吧？！他们是祖国的叛徒，是社会的叛徒！”
这里也还是能够设法开脱的。可以提醒人们（而且这是事实）：那些主要罪犯们，当然不会留在当地坐等我们的军事法庭和绞刑架到来。他们千方百计逃往西方，而且许多人确实逃掉了。我们的惩罚性侦查机关是靠了一些羔羊才凑满它的任务数字的。邻居的告密在这里起了很大作用：“不知为什么他家里住过德国鬼子。为什么德国人偏喜欢他家呢？”“那个家伙用自己的雪橇给德国鬼子运过干草。直接通敌！”
当然，可以大事化小，或者是把这一切都推到个人迷信上去：确实有过过火的地方，可现在全都改正了。现在一切正常！
好吧，那我就“一不做，二不休”了。
那么，教师们呢？当时教师们同他们的学校和学生一起统统被仓皇后退的我国军队所抛弃，有的抛弃一年，有的两年，有的竟达三年之久。由于领袖人物的昏庸，由于将军们的无能，弄到了如此地步，叫这些教师们怎么办呢？他们应该教育还是不该教育自己的学生呢？让孩子们怎么办呢？我指的不是那些已经达到十五周岁并可以靠自己劳动维持生活或能去参加游击队的孩子，我是问小孩子们该怎么办？他们应该学习还是该像公羊似地闲逛上两三个年头，从而为最高统帅的错误赎罪呢？既然老爷子没给我买棉帽子，我就应该让耳朵冻着，是这样吗？……
不知道为什么，不论在丹麦、挪威、比利时，还是在法国，这些事都没有成为问题。那里的人们并没有认为被各种情况所迫或被本国的不明智的统治者轻易地送到德国人政权统治下的人民，现在就根本不该活下去了。那里的学校在德军占领期间曾照常上课，铁路曾照常通车，还曾有过地方自治机构。
所以，总是有些人（当然是他们喽，绝不是我们！）的脑筋被转了个一百八十度。因为在我们这里，学校的教师们往往会收到游击队偷偷送来的条子：“绝对不许你上课！否则将来跟你算帐！”而你如果在铁路上做工，反简直就是与敌人合作了。至于地方自治，那更是大逆不道的叛国行为。
谁都知道，小孩子一旦脱离了学习，很可能以后就无法再学习。那么，如果那位各时代、各民族的英明战略家失算了，在这种情况下，青草是该继续生长还是该枯萎掉？教师应该继续教孩子们念书，还是应该暂时不教呢？
当然，为了教孩子们念书，就得付出一些代价。就得从学校里把留着八字胡髭的人的像片拿掉，并且，也许还不得不挂上留着鼻下小胡子的人的像片。枫树晚会不能按苏联的习惯在新年举行了，要改在圣诞节举行，而且在这种晚会上（还有在帝国的别的什么纪念日仪式上，反正不是在庆祝十月革命节的仪式上）校长还必须致辞颂扬新的美好生活，尽管实际生活十分糟糕。但是，要知道，在这之前校长不也是常常致辞颂扬美好生活吗？那时的实际生活也是很糟糕的呀！
也就是说，从前不得不昧着良心对孩子们撒谎的情况比这时还要厉害得多呢，因为那时有足够的时间让那些谎言固定下来，并且在教学法专家和教育视察员们的精心设计下使谎言渗透到教学大纲里去。那时候在每一节课上，不管是否合适，也不管是讲昆虫躯体结构还是讲从属连接词，都必须对上帝踢上一脚（哪怕你自己是信奉上帝的），都必须不放过机会来歌颂我们无限的自由（尽管你实际上由于担心夜里的叫门声而睡眠不足）。不管你是在朗诵屠格涅夫的诗篇，还是正用教鞭指出地图上的第聂伯河流，你都必须诅咒从前的贫苦并权力称颂今天的富裕生活，虽然你和孩子们都亲眼看到早在战争爆发之前就曾有整村的人死光，而城市里的孩子们凭配给卡片每天才能领到三百克面包。
所有这一切都既没有被看作对真理的犯罪，也没有被看作对孩子心灵的，对神圣精神的犯罪。
如今呢，处在侵略者短暂而不稳固的制度下，需要撒谎的情况少得多了，况且这是对另一方面撒谎。对另一方面撒谎呀！谁知道，原来这也就是症结之所在！正因为如此，祖国的声音和地下区委的铅笔就来禁止你教学生们国语、地理、算术了。你如胆敢去教，就判你二十年苦役刑！
同胞们，你们点头吧！看，那不是正带着军犬把人们送进有马桶的工棚吗？你们快朝他们身上扔石头吧，因为他们竟敢给你们的孩子讲课呀！
但是，我的同胞们（特别是一些从优惠的领导机关退休的同胞们，那些在四十五岁就开始领养老金的聪明人们）却都向我围拢过来了。他们挥着拳头对我说：当初我保卫的是什么人？我应该保卫那些给敌人当市长、村长、警察、翻译的坏蛋和渣滓吗？！
那么，好吧。让我们往下看吧，看下去。因为我们把人只看成小木棒，我们砍倒的森林太多了。不管怎样，有朝一日，未来一定会迫使我们反省，迫使我们思考其原因的。
音乐奏起来了，歌声在耳边回荡：“让我们那神圣的愤怒，去把……”这怎么能不使人激动万分呢？我们那固有的、曾经受到禁止、嘲弄、打击和诅咒的爱国主义，今天忽然被允许了，又受到鼓励了，甚至被歌颂为崇高的了。这怎么能不使我们所有俄罗斯人精神振奋？怎能不把我们胸中激荡着的一颗颗圣洁的心联结在一起呢？况且我们俄罗斯人本性就是宽容大度的——随他去吧！——此时，在外来的刽子手逐渐逼近时，还能够不饶恕那些土生土长的刽子手吗？！可是，后来呢？后来却要压制住内心隐隐约约的怀疑和自己那匆忙的宽宏大度，反而要尽量异口同声地、激烈地去咒骂那些背叛祖国的人，咒骂那些显然比我们坏的、不忘旧怨的人吗？
俄罗斯耸立在大地上已有十一个世纪了，它有过许多敌人，进行过多次战争啊！但是，俄罗斯出现过许多叛徒吗？它产生过大群的叛徒吗？似乎并没有。即使在敌视劳动人民的旧社会制度下，连敌人也都没有指责过俄罗斯性格是背叛、反复无常、不可信任的呀！
如今，我们这里建立起了最公正的社会制度，爆发了最正义的战争，而我们的人民却忽然暴露出自己的队伍中有成万的、数十万的叛徒！
这些人都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会这样？
也许是并未熄灭的当年的内战如今又重新进发了吧？他们都是没有被消灭干净的白匪吧？不，完全不是这样！前面已经说过，许多逃亡国外的白俄（包括那个臭名昭著的邓尼金）都站到苏维埃俄罗斯一边来了，他们也反对希特勒。这些人是可以自由选择的，但他们却做了这样的抉择。
这几万人．几十万人（伪警察、惩罚队队员。村长和翻译）的叛徒都是从苏联公民中间产生的，其中有不少是年轻人，他们也是在十月革命后长大的。
那么，是什么迫使他们去干那些事的呢？……他们是些什么人呢？
这首先是那些其家庭和他们本人曾被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履带辗过的人，是在我们的下水道浊流中失去了双亲、家属和恋人的人们，或者是本人就曾经在劳改营和流放地的深渊中沉浮而再沉浮的人，是那些站在探监者送食物包裹的小窗口前排队把腿脚冻僵或落下病根的人们。也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则是在这残酷的几十年中丧失了获得大地上最宝贵的东西——土地本身——的一切希望。这里不得不顺便提一句，那土地曾是伟大的法令应允给予他们的呀，更何况他们在内战年代里为了获得这些土地曾经流过血！（然而，苏军军官们则可以继承别墅和莫斯科近郊那些用板墙围起来的大片房产，这是另一回事：这是给了我们的，那当然是可以允许的！）还有一些人是“因为偷割了麦穗”坐过监狱，有些人则是被剥夺了自由选择居住地点的权利，或者是被剥夺了操持自己从事多年的心爱的手艺的权利（我们曾经以宗教的狂热摧毁了所有的手艺行业，可我们现在却把这事忘掉了）。
一提到那些人，我们这里的人们都会十分轻蔑地（宣传鼓动员们则是加倍轻蔑地，而那些十月革命的护宪派们更是倍上加倍地轻蔑地）撇着嘴说：这些人都是“受过苏维埃政权委屈的人”，是“过去受过惩罚的人”，是“从前的富农子弟”，他们都是“对苏维埃政权怀恨在心的人”。
一个人这么说，另一个人点点头，似乎就什么都清楚了。似乎人民政权本来就有权利委屈自己的公民。好像最根本的毛病，主要的病症就出在这里，出在他们“受了委屈”……他们“怀恨在心”上面……
而且，竟没有一个人喊一声：你住口吧！见你的鬼去吧！你们到底是不是认为存在决定意识？决定不决定？或者你们想说：只有在对你们有利的时候存在才决定意识，而对你们不利的时候就不决定了，是吗？
我们这里还有一些人会微微蹙着额头这样说：“是啊，是犯过某些错误。”而且永远使用这个恶作剧而又不受惩罚的无人称句子——犯过。可就不知道是谁犯过的。似乎就是那些干活的能手、搬运工和农庄庄员们犯过的了。谁也没有勇气说：是共产党犯的！是那些永不换班的、不负责任的领导人犯的！除了掌握着政权的人们之外，那些错误还会由谁“犯过”呢？都推到斯大林一人身上行吗？总该有点幽默感吧。是斯大林犯的，那么，请问，你们这．些人，几百万领导者，当时干什么来着？
不仅如此，连这些错误本身也在我们眼里仿佛很快地就消散开了，变成了某种朦朦胧胧的、不清楚的、没有轮廓的斑点，它已经不再被看作迟钝、狂热、用心险恶所造成的后果了。而只有在一个问题上，即在共产党人把共产党人关进了监牢这个问题上，承认了所有的错误。至于一千五百万到一千七百万农民被弄得家破人亡、被送去消灭、被迁移到全国各地而且被剥夺了记住并且提起自己父母的权利——这些似乎就都不是什么错误了！我们在本书的开头提到的那些下水道的水流，看来也不算是错误了。对于同希特勒作战毫无准备，摆出一副骗人的架式在不断变换口号中可耻地后退，仅仅依靠俄国伊万的精神和为神圣的俄罗斯而战的口号才在伏尔加河一带迫使德国人止步——对于这一切，不仅不算是斯大林的失策，反倒一变而几乎成为他的主要功勋了。
在仅仅两个月之内，我们就把几乎三分之一的人口丢给了敌人，同时也抛弃了上述那些没有消灭干净的家庭和在警卫逃跑后才四散逃亡的千万个劳改营里的犯人，丢下了乌克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许多监狱，在那里直到敌人到来时还弥漫着枪杀触犯第五十八条的囚犯的硝烟。
当我们还有力量的时候，我们窒杀、毒害所有这些不幸的人们，不雇佣他们，不给他们机会做工，把他们赶出住宅，逼死他们。而一旦我们的无能暴露出来的时候，我们又立即要求他们忘掉强加给他们的一切灾祸，忘掉他们那被枪杀的亲人，忘掉他们那饿死在冻土地带的父母和孩子们，忘掉自己家庭的破产和我们对他们的志恩负义，忘掉内务部的审讯和酷刑，忘掉饥饿的劳改营了。不仅要求他们忘掉这一切，还要求他们立即去参加游击队，转入地下，并且不惜生命地去保卫祖国。（但却绝口不提我们自己应该改变态度！何况我们谁也没有给予他们希望，没有使他们能够指望我们有朝一日回来之后会改变过去对待他们的态度，会与从前有所不同，不会再毒害他们、驱逐他们、把他们关进监牢，不再枪杀他们！）
在这种情况下，到底对什么感到奇怪才合乎逻辑呢？是奇怪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欢迎德国人到来呢？还是应该奇怪这样的人太少了呢？（甚至德国人还有时不得不搞一点“司法审判”之类装装门面呢。例如，他们审判苏维埃政权时期的告密者们，在基辅市枪决临河街尼科尔斯克教堂执事等。而且这类情况并不是个别的。）
还有那些信仰宗教的人们呢？我们连续二十年迫害宗教、关闭教堂。德国人来了，他们开放了教堂（德国人撤走之后，我们没好意思立即再关闭它）。就以顿河罗斯托夫为例吧，那里开放教堂的仪式受到了群众的欢呼，招来了大批群众。不，这些人应该为此去诅咒德国人，是吗？
就在这个罗斯托夫市，战争爆发后没有几天，工程师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姆-弗被捕了，他随即死在侦讯室里。其后好几个月，他的妻子一直在战战兢兢地等待自己被捕。只是在德国人来到之后她才“放心地”躺下睡觉了，心想：“今天至少可以足足睡一觉。”不，她应该衷心祝愿那些杀害她丈夫的刽子手们回来，是吗？
一九四三年五月，还是德国人占领的时候，在文尼察市的林边大街的公园里（这个公园在一九三九年初就被市苏维埃用很高的围墙围了起来，并宣布这里是“国防人民委员部用地，禁止入内”）偶然地开始挖掘几个已经很难辨认的、杂草丛生的坟墓。结果，在这个公园里总共发现了三十九个死人坑：每个都是深三米半，长三米，宽四米；每个坑里最上层是死者的外衣，下面便是一层层交叉垛起来的尸体。所有尸体的臂膀都用绳子绑着，所有人都是用小口径手枪从脑后打死的。显然，他们是在监狱里被枪毙后，夜间拖出来埋掉的。根据某些人保存的文件辨认，曾经识别出了一些人，他们是在一九三八年被判处“徒刑二十年，并剥夺通信权”的。这里的一张珍贵的照片就是文尼察市的居民们到现场来观看或者来辨认尸体的情况。越往后，发现的死人坑越多。到了六月，便在东正教教徒的墓地一带开始挖掘，在皮罗果夫医院旁边又发现了四十二个墓穴。然后是在“高尔基文·化休息公园”——在公园的“游艺室”下面、在“笑室”的底下，在小体育场和露天舞池的地下，又发现了十四个死人坑。在这总共九十五个坑墓里共埋有尸体九千四百三十九具。这还仅仅是在一个文尼察市，而且是偶然发现的。那么，别的城市里还有多少没有被发现的呢？那些市民们看了这些尸体之后，应该拚命去参加游击队，是吗？
说到这里，如果我们是公正的，就该作这样的设想：既然人们践踏我们的身体和我们所喜爱的东西时我们会感到难受，那么，被我们践踏的人当然也会感到难受。不是吗？那些被我们消灭的人们有权憎恨我们——这个想法或许也是公正的吧？或者不对？他们没有这种权利？他们应该怀着对我们的无限感激而死去？
我们总是说那些伪警察和伪市长们都具有某种久已有之的、几乎是天生的仇恨。可是，要知道，这仇恨是我们自己播种在他们心里的呀，它是我们的“生产下脚料”。国家公诉人克雷波科是怎么说的？他说：“在我们看来，每一种犯罪都是该社会制度的产物。”同志们，这是你们的制度的产物！应该记住自己的学说嘛！
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在那些拿起利剑攻击我们和用言论反对我们的人们（我们的同胞们）中间，也有一些完全不是出于私人动机的人：他们的财产并没有被没收（他们本来一无所有），他们自己，甚至他们的家属，没有蹲过劳改营。可是连他们也早被折磨得透不过气来了。其原因在于我们的制度，在于这个制度本身对个人命运视同草芥，在于对信仰的迫害，在于那支令人啼笑皆非的歌子，说什么没有任何一个别的国家
“人们可以这样自由呼……”在于那些虔诚信徒们对领袖的膜拜，在于争先签名认购公债时对那支铅笔的争夺，在于那照例要转为热烈欢呼的雷鸣般的鼓掌声！我们能够设想这些人，这些正常的人，所需要的只是我们国家这种酸臭的空气吗？（侦讯人员在审讯费奥多尔·弗洛里亚神父时，曾指责他竟敢在罗马尼亚人面前谈论斯大林的一些丑事。神父回答说：“关于你们，我还能讲些什么别的话呢？我知道什么，就讲什么。发生过什么事，我就谈了什么事。如此而已。”而按照我们对他的要求，则应该是：你撒谎吧！你昧良心吧！并且你自己也完蛋吧！只要能对我们有利就行！但是，这看起来岂不是有点不象唯物主义了吗，啊？）
有过这样一件事。那是一九四一年九月间的事，发生在我去参军之前。当时我和妻子都是刚刚当教员，我们在莫罗佐夫斯克镇上租了一套房子（这个小镇第二年就被德国人占领了）和另外两个房客——没有子女的布罗涅维茨基夫妇——同住一个院子。尼古拉·格拉西莫维奇·布罗涅维茨基是个工程师，年近六十，这个知识分子很像契诃夫小说中的人物，十分平易近人，安详，聪慧。我现在想起他那长方形的脸膛，还总觉得他是戴着一副夹鼻眼镜似的，其实。也许他并不戴眼镜。他的妻子比他还要恬静，温顺。她的脸色显得有些暗淡，稀疏的亚麻色头发贴在头上。她比丈夫小二十五岁，可是，看她的动作却像是年纪不小了。我和妻子都很喜欢这两个人，他们对我们大概也颇有好感，特别是因为我们两家都不是那种贪婪地操持家业的家庭。
每到黄昏，我们四人就坐在门前的台阶上。一轮明月高照，微风吹来，暖洋洋的，夜晚十分宁静。当时，那宁静还没有被敌机的轰鸣和炮弹爆炸声所毁坏。不过，德国人的进逼已经使我们很不安，就像那看不见的、然而是沉重闷人的乌云顺着乳白色天空朝着这轮无可奈何的小月亮压过来一样。火车站上每天都有一列列开往斯大林格勒的火车停下来，逃难的人们使镇上的集市充满了各种流言，气氛很恐怖。这些人从口袋里掏出不计其数的百卢布钞票留在集市上，然后就往远处逃去了。他们能够说出我军又放弃了哪些城市，而情报局却在这之后很久还不提这些地方，不敢叫老百姓知道真实情况。（谈到这些城市时，布罗涅维茨基不用“放弃了”这个词，而是说“夺取了”。）
我们坐在台阶上聊天。我和妻子还很年轻，当时还满怀着对生活的美好希望，因而也为生活感到十分不安。当我们要想表达这种内心的不安时，却又找不出什么比报纸上说的更聪明的话来。所以，我们和布罗涅维茨基夫妇在一起觉得很轻松：当时我们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并没有觉察到相互之间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可是他们两个人很可能是怀着诧异的心情望着我们这两个初生的牛犊儿的。我们虽是刚刚度过三十年代，但却好像没有在三十年代生活过一样。他们问我们：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给我们留下了什么记忆？什么记忆？学院里的图书馆、考试、愉快的体育行军、文娱活动，嗯，当然啦，还有爱情，那正是谈恋爱的年龄嘛。那时候我们学院的教授没有人被抓进监狱吗？啊，对呀，好像是有两三个人被抓进去了。副教授接替了他们的职位。那么学生呢？没有被捕的吗？我们想起来了：对，有。有几个高年级的学生被抓走了。可这又怎么样呢？没关系，我们还照常跳舞。在你们的亲友中间呢？……嗯，……谁也没有被触动吗？是啊，谁也没有……
因为这太可怕了，所以我想一定要把这些都回忆起来。但实际情况就是上面所说的那样。正因为我当时并不属于专搞体育活动和跳舞的一类年轻人，又不属于一头钻进自己的科学和公式里去的狂热者之类，所以这就显得更加可怕了。我自以为一直是对政治非常感兴趣的。刚刚十岁的时候，我这个黄口孺子就胆敢不相信维辛斯基了，我曾对当时的几次著名的法庭公审安排得那么妥帖表示过惊异。但是，并没有什么东西推动我继续思考下去，没有东西推动我把那几次小小的（当时曾显得声势浩大的）莫斯科公审同整个国土上滚动着的镇压的巨轮联系起来（牺牲在这个巨轮下的人数也好像并未引起我的注意）。我的童年是在排队中度过的：排面包队、牛奶队、粮食队（那时候我们不知道有肉）。但是，我当时还不能把现象联系起来看，还认识不到缺乏粮食就意味着农村的破产，也不懂得这是为什么。当时我们有另外一种公式：这叫做“暂时的困难”。在我们那个大城市里，每天夜里都逮捕人，逮捕，又是逮捕，可是，我夜里是从来不到外面去的。白天呢，那些被抓走的人们的家属自然不会挂出黑旗来，而我那些同学们也决不会提起他们被捕的父亲。
从报纸上看，一切都完美无缺，朝气蓬勃。
何况年轻人本来就是愿意接受“一切都好”这种想法的。
现在我才明白，当时布罗涅维茨基夫妇要想对我们谈点什么，该有多么危险。但是他，这个曾经遭受过格别乌（国家政治保卫局）最残酷的打击的老工程师，还是对我们多少吐露了一点点：他在监狱里失掉了健康，他不止一次被投入监狱，不止在一个劳改营里呆过。但他只是怀着激动的心情对我们谈了其中最早的一个杰兹卡兹甘劳改营，谈到被污染的有毒的水，有毒的空气，谈到大批屠杀，谈到多次递交莫斯科的申诉书都如石沉大海。甚至“杰兹-卡兹-甘”这个词，也像它的无情历史一样，一听到它，就像是有人用大锉刀在你身上用力地控似的。（可是，怎么样呢？这个杰兹卡兹甘是否多少改变了我和妻子对世界的看法呢？没有。当然没有。因为那不是发生在我们身旁的事，不是亲身经历呀。这是不能向任何人言传的。最省事的办法是不去想它。最轻松的是把它忘掉。）
当布罗涅维茨基已经解除监禁时，当时还很年轻的、他现在的妻子来到了杰兹卡兹甘。就在这里，在铁丝网的阴影下，他们结婚了。战争爆发前夕，他们奇迹般地获得了自由，来到了这个莫罗佐夫斯克市，当然，是带着有污点的公民证来的。布罗涅维茨基在某个小小的建筑事务所找了个工作，他妻子当了会计。
不久，我从莫罗佐夫斯克参了军，我的妻子也离开了那个小镇。接着，莫罗佐夫斯克镇落入德国人手中。后来它又被苏军收复了。记得我在前线时曾收到妻子的一封信，她在信中说：“你会想到吗？听说在德国人占领莫罗佐夫斯克镇期间，布罗汉维茨基还当了伪镇长呢！真卑鄙！”我那时也很吃惊，心里也认为：“真卑鄙！”
但是，经过许多年之后，当我躺在某处监狱里的乌黑的铺板上回忆往事的时候，我又记起了布罗涅维茨基。这时我就不再怀着从前那种孩子般轻率的心情谴责他了。他曾经被无理地剥夺了工作；后来给他的工作与他的能力极不相称；人们把他逮捕入狱，拷打他，折磨他，唾他的脸。他该怎么办呢？他还应该相信这一切都是进步的？相信他自己的生活——他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他的亲戚朋友的生活以及全国人民的令人痛心的生活全都无所谓，是吗？
透过向我们投掷过来的一小团称为“个人迷信”的云雾，通过我们本身在其间起了变化的时间层次（光线通过许多层次时是会发生折射和辐射的呀），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三十年代和当时的自己，已经不是这些年代和我们自己原来的样子了。把斯大林神化。对一切东西都毫无保留地给予信任的，根本不是全体人民，而只是党、共青团、城市里的青年学生和那些知识分子代用品卿那些取代了被消灭和被遣散的知识分子的人们），再就是一部分城市小市民阶层（工人阶级），因为他们家里的有线转播喇叭是从早晨的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斯帕斯克门楼上的钟声开始，直到深夜的《国际歌》为止一直不关闭的。对这些人来说，广播员列维坦的声音已经变成他们的良心之声了。（我这里说的是“一部分”城市小市民阶层，因为还有不少人对于工业生产方面颁布的有关“二十分钟迟到”的命令以及把工人固定在工厂的作法，是并不拥护的。）但是，当时在城市中也还有少数人（其实也并不很少，总有几百万吧），他们，只要有胆量，也曾厌恶地拔出广播喇叭的插头，他们在每一份报纸的每一页上都只看到满纸的谎言。他们把投票选举日当成痛苦和受屈辱的日子。在这少数人看来，我们现在实行的专政既不是无产阶级的专政，也不是人民的专政，更不是苏维埃式的专政（因为有人还记得“苏维埃”这个词最初的正确含义），而只不过是共产党少数的掠夺性专政，而且带有极粗野的性质。
人类几乎不会不带情绪地、不带感情地认识问题。人一旦看出某个东西不好，他几乎不可能强迫自己同时看到它好的一面。我们过去的生活中并不尽是使人难堪的丑恶东西，报纸上的话也并非每个字都是谎言。但是，这些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到处受到捕捉的、被告密者包围着的少数人，如今却把整个国家的生活看作十足的丑恶，把报纸上的各栏从头到尾部看成谎言了。还要提醒一下，当时西方电台还没有俄语广播（而且，当时收音机的数量也是微乎其微的），居民们的唯一消息来源只有我们的报纸和官方广播。布罗汉维茨基夫妇和类似他们的人们正是把这些看成了难以摆脱的、无尽无休的谎言，或者是懦怯的隐瞒。当时我们的报纸关于国外所报道的一切，不论是关于一九三0年西方世界正在无可挽回地走向毁灭的报道，还是关于西方社会党人的背叛行径，关于整个西班牙一致奋起反抗佛朗哥政权的报道（一九四二年则报道说：尼赫鲁要求印度独立是他的背叛意图的表现，因为据说印度独立便会削弱我们当时的盟国大英帝国）——原来也都是谎言。按照“谁不同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敌人”这个公式进行的极端可憎的宣传，甚至从来都不想区别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的立场和尼古拉二世的立场，不想区分是列昂·布吕姆还是希特勒，是英国国会还是德国（一九三三年前的）国会。既然如此，那么，当报纸上宣传德国广场上焚书的火堆在燃烧，说古条顿族的某种兽行又已复活的时候（不要忘记，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沙皇的宣传就编造过许多关干条顿人兽行的故事了），为什么布罗涅维茨基就应该把这些幻想故事般的报道同其他报道区别开，并且信以为真呢？为什么他应该在德国的纳粹主义身上看到那种兽性的东西呢？（现在咒骂德国纳粹主义的语言几乎就是从前咒骂彭加勒、毕苏斯基、英国保守党人等时所使用的同样一些极端语言呀！）而且这种兽性的表现不也就是布罗涅维茨基本人、整个古拉格群岛、俄罗斯的大城市和农村在整整四分之一世纪中所非常现实地体验过的那些折磨、毒害和蹂躏吧？还有，报纸上关于希特勒分子的报道也未免转变得太快了——忽而，报道说：苏德两国的亲善的哨兵在可恶的波兰人的领土上友好会师了。接着，报纸上便对这些“反对英法大银行家”的德国勇士们掀起一片颂扬的浪潮，还要在《真理报》上用整版篇幅一字不改地刊登希特勒的讲话全文；可是，忽而在某个早上（就是战争爆发的第二天早上），所有的报纸上一律是醒目大字标题：整个欧洲都在希特勒分子的铁蹄下呻吟！这些都只能证实报纸上的谎言是多么轻率，而绝不能使布罗汉维茨基之类的人相信世界上除了他亲自领教过的我国刽子手之外还存在另外一些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刽子手。而且，即使这时为了说服他而每天把B.B．C（英国广播公司）的电讯稿一份份地送到他面前，那么，能够使他相信的最多也不过是：对俄国来说，希特勒不过是第二号危险，而绝对地，在斯大林在世时，不是第一号危险。何况B.B．C并没有把电讯稿送给他呀，而对他发布消息的却只有苏联情报局，这个局的威信从成立那一天起就是和塔斯社同样的。至于被疏散的人们带来的各种传闻，那又不是第一手材料（既不是从德国来的，也不是从被占领区来的。当时从被占领区还没有回来过一个活证人）。因此，布罗涅维茨基所能掌握的，能够算是第一手材料的，只有他经历过的杰兹卡兹甘劳改营、一九三七年、一九三二年的饥饿、消灭富农运动，还有摧毁教堂。这样，布罗汉维茨基（以及多少万像他这样的孤立的个人）随着德国军队的迫近就产生了一种感觉，觉得他们期待的时机到来了，而且这种时机是唯一的、不会再来的，是已经二十年不曾对它抱过希望的，它是我们一生中，与缓慢的历史进程相比十分短暂的一生中，只可能遇到一次的机会；在这个时刻他（他们）能够宣布自己不赞同那些已经发生的事情，不赞同在他的国家里发生的、干下的、哄闹着强行贯彻并践踏过去的那一切东西；他希望自己能够通过某种还模糊不清的道路为他那处在毁灭中的国家做一点什么事，为了复兴俄罗斯人的某种社会秩序做一点事情。不错，布罗汉维茨基把过去的事全都记住了。他什么也没有原谅。他绝不可能对那个政权，那个残酷毒打了整个俄罗斯的、给俄罗斯造成了集体农庄式的贫困、带来了道德堕落、而今又使它经受着空前的战争惨败的政权感到亲近。因此，在我们谈话时他只能强压住激动的呼吸，眼望着像我这样的，象我们这样的不懂事的初生犊儿，感到自己实在没有力量使我们改变看法。他在期待着某个人的出现，他期待着，不管是谁，只要能换掉斯大林的政权就行！（这是一种心理上的对立面转化现象：别的什么都行，就是不要令人憎恶的、自己的这一套！难道还能设想出世界上有谁会比我们的人更坏吗？顺便提一下，这事发生在顿河州，而顿河州的老百姓中有一半人曾是和他同样等待着德国人到来的。）于是，这个当了一辈子非政治性人物的布罗涅维茨基，在他已经年过六旬的时候却决定迈出这政治性的一步：
他同意了主持莫罗佐夫斯克镇的镇参议会……
在这以后，我想，他必定很快就发现自已落入了一个什么样的境地，他发现：在新来的德国人眼里，俄国要比在跑掉的人们眼里更加一钱不值，更使人厌恶。吸血鬼所需要的原来只是俄国的血汁，他们可以任凭它的躯体烂掉。原来他们不是要他这个新镇长来领导俄国居民的社会各阶层，而是要他来领导德国警察的帮凶们的。但是，既然他已经被安装在滚轴上，那就由不得他了，好坏都得跟着转。他刚刚从一些刽子手脚下解脱出来，却去帮助另一些刽子手了。这时候，他看到：原以为与苏维埃思想对立的爱国主义思想现在却跟苏维埃思想溶合在一起了。爱国主义思想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从一直保有着它的少数人那里，像透过筛子一样，转移到多数人那里去了：过去是怎样攻击和嘲骂它的，现已完全忘却，现在它又变成另一棵大树的主树干了。
他（他们）必定感到了恐怖和无路可走。峡谷两面的山都向他逼压过来，留下的只有两条路：一死了之或者被判苦役刑。
当然，他们中间并不都是布罗涅维茨基这样的人。还有一大群嗜血嗜权的乌鸦也凑集到这一短暂的灾祸中的筵席上来了。但是，这些东西是到处都飞的！这些东西对内务部同样十分合适。马穆洛夫就是这样的人，杜金卡劳改营中的安东诺夫也是，还有什么玻绥沙普卡之类。难道还有比这些人更残忍的刽子手吗？他们称王称霸了几十年，使老百姓痛苦不堪。我们看到一个叫特卡契的看守（第三部第二十章），这个人在德军和内务部两边的宴席上都是座上宾。
讲过城市的情况之后，我们还应该谈谈农村。今天的自由派喜欢责怪农村，说它保守，说它在政治上迟钝。但是，战前的我国农村——几乎是整个农村——却都是清醒的，远远比城市清醒。农村根本没有像城市那样把老爷子斯大林神化（对世界革命也是一样）。农村只是在用正常的理智思考问题。农民清楚地记得怎样向它许诺过给他们土地，然后又怎样把土地收回去了；他们记得在集体农庄化之前是怎样生活的，吃的穿的是什么，在集体农庄里又是怎样的Z记得怎样从院子里牵走了他们的小牛和羊羔，甚至连母鸡也给捉去了；他们还记得人们是怎样站污辱骂教会的。那时候广播喇叭还没有在每个农户家里哇啦哇啦叫，还不是每个村里都由一个识字人来读报纸，因此，什么张作霖们、麦克唐纳们、希特勒们等等，对于俄国农民来说都统统无所谓，几乎等于一堆没有用的碎木头。
一九四一年七月三日，梁赞省的一个小村子的庄稼汉们聚集在铁匠坊前的广播喇叭下面收听斯大林的广播讲话。当斯大林这位迄今为止一直是铁面无情的、对俄罗斯农民的眼泪无动于衷的老爷子以仓皇失措的哭丧声调说出第一句甜蜜蜜的话：“兄弟们和姐妹们！……”的时候，一个庄稼汉冲着黑色广播喇叭大声回答说：
“啊，野X！……你想的可好！要这个不？”说着，他把手往另一只胳膊的肘窝一砍，摇晃着胳膊，朝着扩音喇叭做了个俄罗斯人惯做的、极粗俗的动作。
人群中顿时进发出一阵哈哈大笑。
假如我们去问问所有农村的每一个目击者，我们便会发现千万起这样的情况，也许还会更多。
战争开始时，俄罗斯农民的情绪，也就是说，那些在小火车站上喝下最后一碗酒，接着便与送行的亲人们在飞扬的尘土中跳舞的后备兵员的情绪，就是这样的。更何况不久就遭到了俄国历史上空前的惨败，以致新旧两个首都附近的和直到伏尔加河沿岸的大片农村地区沦入敌人手中，千百万农民转瞬间脱离了集体农庄政权。于是（不要再撒谎和伪造历史了吧！）真相大白了：原来各共和国所希望的只是独立！农民所希望的只是脱离集体农庄！工人所希望的只是摆脱那农奴制的命令！假如那些外来的德国人不曾是那么愚蠢透顶、傲慢无礼的话，假如他们没有为了大德意志帝国的方便而把集体农庄这一官定的机构原封不动地保持下来的话，假如他们没有产生那种把俄国变为殖民地的卑鄙妄想的话，那么，民族独立的意识也许就不会再回到那永远窒息它的地方来，我们也就未必会庆祝俄国共产主义的二十五周年了。（将来必定还会有人来讲讲那些游击队的情况，说明被占领区的农民完全不是自愿参加游击队的。会有人讲讲农民们最初是怎样武装起来反对游击队、不让游击队抢走粮食和牲口的。）
谁还记得一九四三年一月大批居民从北高加索的伟大出走吗？谁能在世界历史中找到与此类似的先例？那是大批居民，特别是农村人口，成群结队地跟随着被击溃的敌人，跟随着外国人逃走啊！他们可就是不愿意留在胜利了的自己人这边。看吧，在
北风呼啸的一月严寒中，望不到头的载重马车的行列，后面还是马车的行列！
为什么会有几十万人甚至在希特勒的丑恶制度下毅然穿上了敌人的军装？其社会根源就在于此。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回过头来再说明一下弗拉索夫分子了。
阅读本书的第一部时，读者还没有准备好接受全部事实。（何况我也并不掌握全部事实。将来肯定会有专题研究报告的。对我来说这只是一个附带的题目。）在那里，在本书的开头，当读者还没有跟我们一道走过劳改营的全部道路时，我只是向读者发出了一个注意信号，请他想一想。现在，当我们已经见过了那些囚犯宿泊点、递解站、伐木场和劳改营的泔水池之后，或许读者会变得更容易谈得拢了吧。在第一部中，我只谈到了那些由于绝望、俘虏营的饥饿、走投无路而拿起武器的弗拉索夫分子。（其实，在那里也可以深思一下：德国人本来是只想利用俄国俘虏替他们执行非战斗任务和后勤任务的，按理说，这对那些只想保住性命的人来说该是最好、最安全的出路吧。那么为什么还有人硬要拿起武器去面对面地打苏联红军呢？）
写到这里，我们无法再拖延了，只得也谈谈那些早在一九四一年之前就一心盼望有朝一日要拿起武器去痛打那些红色政委、契卡人员和集体化推行者的人们了。记得吗，列宁说过：“被压迫阶级如果不努力学会掌握武器、获得武器，那它就只配被人当做奴隶使唤。”在这里，值得我们自豪的是，苏德战争确实显示出：我们并不是自由主义的历史研究论文中所唾骂的那种奴隶；当我们伸手操刀准备去砍掉老爷子斯大林的首级时，我们决不是奴隶！（而且，从这一角度来说，当年也不是作为奴隶挺起腰来穿上红军的军大衣的；可谁知道那军大衣仅仅象征着短暂的自由呢！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这在当时是不可能预见到的。）
这些亲身感受了二十四年共产主义幸福生活的人们，早在一九四一年就懂得了当时在世界其他地方还谁也不懂得的东西，即：在整个地球上，在人类全部历史中，还从来没有比布尔什维克的自称为“苏维埃”的制度更残暴、更血腥、同时又更狡黠奸诈的制度。他们懂得了：不论是按其虐杀人数之多、延续年代之久、计谋策划之深思远虑来说，还是按其彻底统一化的极极性质来说，人世间的任何其他制度都不能和这个制度相提并论。甚至当时遮住了整个西欧的眼睛的希特勒制度，与此相比也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现在，时机来了，武器落入了这些人手中。此时此地难道他们应该克制住自己，让布尔什维克度过这垂危时刻，让它重新坚定地站起来再压迫人吗？难道到那时再去同它进行斗争吗？（这种斗争直到今天还没有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开展起来呢！）不，当然是应该以布尔什维主义之道还治于布尔什维主义之身的：也就是象它自己当年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被削弱之机紧紧咬住俄国的躯体一样，应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同样时刻狠狠地打击它。
是的，早在一九三九年苏芬战争时期我国人民的这种厌战情绪就已经暴露了。一度是斯大林的亲近助手、担任过联共（布）政治局书记兼组织部书记的B·l’·巴扎诺夫就曾经企图利用人民的这种情绪：他把被俘的红军战士交给逃亡的白俄军官指挥，让他们去与苏军对峙，不是为了让他们去战斗，而是为了让他们去说服苏联军队。他的这一试验由于芬兰突然宣布投降而未能进行到底。
苏德战争爆发了。那是在进行过令人窒息的农业集体化十年之后，在乌克兰发生大瘟疫六年之后（六百万人死于瘟疫，这事竟没有为比邻的欧洲所发现！），在内务部的恶魔肆行暴虐四年之后，在发布了有关生产的镣铐性法规一年之后的事。这时国内各集中营里总共关押着一千五百万人，全体老年居民对革命前的生活仍然记忆犹新。在这种情况下，普通人民对于战争爆发的最合理、最自然的反应就是：可以端一口气并且获得解放了。最自然的感情就是：对本国政权的厌恶。所以，并不是因为我们的什么“措手不及”或德国人的什么“空军和坦克部队数量上的优势”（顺便说一下，当时苏联工农红军的各兵种在数量上都占优势）就能够那么轻而易举地造成灾难性包围圈的。（在别洛斯托克和斯摩．棱斯克两地各有三十万人，在勃良斯克和基辅各有六十五万名武装的男子汉被围歼了！）整条整条的战线垮掉了，逼得各野战军仓皇向纵深溃退。“这是俄国历史上一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大概也是任何一个国家和任何一次战争中从未见过的溃败。而且那个一钱不值的政权也就转瞬间瘫痪了，它的臣民们像离开一具耷拉着脑袋的尸体一样急忙地躲开了它。（许多区委会、市委会在五分钟之内就全被吹散了，这使得斯大林气急败坏。）一九四一年的这次震荡，本来是可以结束这个政权的（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止，苏联一亿五千万人口中已经有六千万不在斯大林统治下了）。难怪我们在斯大林的命令（一九四一年七月十六日，0019号）中听到这样的叫嚷；“在所有的（！）战线上，都有大量（！）的人员甚至朝着敌人的方向（！）跑去，有的部队刚一与敌人接触就扔掉了武器！”（一九四一年七月初，被包围在别洛斯托克的三十四万俘虏中就有二十万人投敌了！）斯大林认为情况十分危急，以致不得不在一九四一年十月电请邱吉尔速派英军二十五个师团到三十个师团在苏联领土登陆。曾有哪一个共产党员比这更丧魂落魄过？
看看这个时期的士气吧：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二日，第四三六步兵团团长科诺诺夫少校公开对全团人员说他要投到德国人一边去，加入解放军以推翻斯大林政权。他希望志愿者跟他一块走。这时他不但没有遇到反抗，而且是全团都跟着他走了！三个星期之后，科诺诺夫在对方建立了哥萨克志愿兵团（他本人就是顿河流域的哥萨克）。后来，当他到莫吉廖夫市近郊的战俘营里去招募志愿兵时，全营五千名红军战俘中就有四千名立即表示愿意跟他去，但是他没法全要。——同年，关在提尔吉特市附近俘虏营里的苏联战俘的一半人（既一万二千人）签署了一份声明，宣称现在到了把战争变为国内战争的时候。
我们也没有忘记布良斯克州洛克奇地方的全民运动：他们在德国人到来之前就建立了不靠德国人的俄罗斯人自治机构，他们全州八个区一百多万人口一直过着繁荣的生活。洛克奇人的要求是很明确的：成立俄罗斯人的民族政府；全占领区的俄国人自治；宣布俄国独立，其国界应为一九三八年的国界；建立由俄国军官指挥的解放军。
顿河哥萨克村镇的居民捧着面包和盐迎接德国人的到来。他们可没忘记共产党是怎样把他们十六岁到六十五岁的男人一个不留地杀光的。
一九四一年八月，在卢加城十，列宁格勒医学院学生马丁诺夫斯基组织了一支游击队，主要成员是苏联大学生。目标是摆脱共产主义。一九四一年九月，在波尔霍夫城下，不久前的列宁格勒研究生鲁特琴科中尉建立了一支由列宁格勒（瓦西里耶夫岛）大学生及陷入包围的士兵们组成的同样的反共部队。但是德国人把这支部队拉去当德军服务队用了。
一九四一年以前，苏联国民很自然地认为：外国军队的到来也就意味着共产主义制度的覆亡，外国军队的到来对我们来说不可能有别的意义。人们期待着一个能够把他们从布尔什维主义下解放出来的政治纲领。
难道走过了苏维埃宣传的密林，穿过了层层叠叠的希特勒军队之后，我们还能够轻易地相信西方各盟国参加这次战争不是为了普遍的自由。而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西欧一地的自由吗？难道会相信他们只是为了反对纳粹主义和更好地利用苏军的力重，将来如何就不闻不问了吗？相反，我们会相信我们的盟国将忠于自由原则本身，将不会再把我们抛回最坏的专制下面去，这不是更加自然吗？……不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曾为这些盟国出生入死，而它们当年却置我军的溃亡于不顾而急于保全自己。是有过这种经验，但这个经验过于严酷，以至于叫人心里难以接受。
我们已经根据自身的体验学会了不再相信任何苏联的宣传了。因此，我们也就自然而然地不相信那些关于纳粹分子想把俄国变为殖民地、想把我国人民变为德国人的奴隶的童话了，因为实在难以设想二十世纪的人类头脑中还会有这般荒唐的想法。在没有亲身经历之前是不可能相信这些的。还有，一九四二年在奥辛托尔夫成立了一支俄罗斯人的新编部队，它募集到的志愿兵远远超过部队定额。在斯摩棱斯克地区和白俄罗斯，农民为了保卫农村，并且为了对付莫斯科指挥下的游击队的袭击，自己组织起了“民警”队，人数达到十万人（后来德国人害怕了，禁止了他们的活动）。甚至到了一九四三年春天，弗拉索夫到斯摩棱斯克和普斯科夫两地去进行宣传活动时，还受到了普遍的欢迎。当时人们还在期待：什么时候才能有我们自己的独立的政府和独立的军队呢？我有证据可以证明，当时普斯科夫州波热列维茨区的农村居民是多么欢迎驻在当地的弗拉索夫部队，那个部队不抢劫，不打骂，穿的是旧式俄军制服，帮助农民收割庄稼。所以，这支部队曾被当做俄国人自己的非集体农庄的政权。不少普通居民志愿报名参加了这支队伍（就像在洛克奇报名参加沃斯克博伊尼科夫的队伍一样）。这难道还不值得想一想吗？他们有什么必要这样干呢？他们并不是呆在俘虏营里的呀！而且德国人是禁止弗拉索夫扩充队伍的呀（德国人说：叫他们去当警察吧！）。直到一九四三年的三月，哈尔科夫市近郊的一个俘虏营里还有人在宣读关于（假的）弗拉索夫运动的传单，其结果竟有七百三十名军官签名要求参加俄国解放军！而且这是在他们经历了整整两年的战争之后，其中’户少人还是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英雄呢，包括一些师长、旅长和团政委在内！还应该指出，当时这个俘虏营里的人是能吃得很饱的，因此，绝不是饥饿时的绝望迫使他们签名的。（但是，这七百三十个签名者中的七百二十二人竟然直到战争结束时也没有被释放出来并吸收他们参加活动，这足以证明德国人迟钝到了什么程度。）甚至到了一九四三年，还有许多万人从苏联地区成群结队地跟着退却的德军逃亡：人们就是不想留在共产主义统治之下！
我敢断言：假如说我国人民在这次战争中即使是放过了一次哪怕从远处朝着斯大林政府晃几下枪杆子也好的机会，即使是放过了朝着生身慈父哪怕是挥挥拳头、骂一声娘的机会，那末，这个“人民”也可以说简直是一钱不值，是由不可救药的奴才所组成的人民。那么，在上层呢？德国人那里还曾经发生过军事将领们的政变阴谋，可是我们这里呢？我们的军界上层分子都是些（直到今天还是）微不足道的、被党的思想体系和利欲心所腐蚀了的人，他们已经不像别国军人那样保存着本国的民族精神了。那些对这个政权奋起反抗、战斗的完全是下层人民，是士兵、农民、哥萨克。这是纯粹的下层，这里几乎完全没有逃亡的旧贵族、富裕阶层的人士或知识分子参加。假如这一运动当时可以像战争开头几周那样自由发展的话，那它必定会发展成为某种新的普加乔夫起义：按参加这次运动的阶层的广泛性和深度、人民对它的支持、清算官僚们的胡作非为的精神、领导力量薄弱而群众自豪性强等方面来说，都可以这么说。无论如何，自从十九世纪末期到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止，在俄国开展的知识分子的“解放运动”，虽然也虚伪地宣布过为人民谋福利的目的，并且最终导致了“由二月到十月”的结果，但与这些自发的下层的运动相比，后者远远比它更具有群众性，具有普遍人民性。但是，这些下层运动命中注定得不到发展，反而被打上一个可耻的烙印——“对我们神圣祖国仿背叛！”——而归于覆灭了。
我们已经没有兴趣再对各种事件的社会意义作出说明了，因为在我国对此是可以随心所欲、信口雌黄的。同里宾特洛甫和希特勒签定的友好条约是怎么回事？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两人在战前那种神气活现的样子是怎么回事？接着就是使人震惊的昏庸无能、准备不足和指挥失策（再加上政府懦怯地偷偷逃出了莫斯科!），而且把几十万几十万的军队丢在包围圈里。所有这一切难道都不是对祖国的背叛吗？！这些行为造成的后果不是严重得多吗？为什么我们却让这些叛徒们至今仍然在格拉诺夫斯基大街的豪华公寓里养尊处优呢？
啊！如果能使我国的所有刽子手和所有叛徒，从最……的到最……的都坐到被告席上去，那么，被告席该有多长、多长、多长啊！
对于有伤大雅的问题，我们这里向来是避不作答的。代替回答的是，反过来对着我高喊：
“那么，原则呢？！还要不要原则？！难道一个俄国人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即使是他认为正确的目的，就有权利依靠德国帝国主义的帮助吗？！何况是正在同德国帝国主义进行无情战争的时候？！”
这倒的确是个关键性问题：为了达到你认为是崇高的目的，你可以去利用正在同俄国进行战争的德国帝国主义的支援吗？
今天，人们无疑会异口同声地高喊：不行！不行！不行！
那么，请问，当年从瑞士开往瑞典而且（现在我们才知道）还曾经绕道柏林的、封上铅印的德国车厢又是怎么回事呢？那时候，从孟什维克人到立宪民主党人的报纸和刊物都曾叫喊：不行！不行！但是布尔什维克们却解释说；这是可以的，指责这一点甚至是可笑的。况且，还不只是那一节车厢吧？！一九一八年夏天，布尔什维克从俄国开出去多少车厢啊！那些都是装满了各种食品和黄金的车厢，而且全都送进了德皇威廉的血盆大口！“要把战争变为国内战争！”——这个口号本来是列宁首先提出来的嘛，是他早于弗拉索夫分子提出的。
“但是，目的呢？那是为了什么目的呀？！”
噢，你说说是为了什么目的？你们宣布的那些目的现在到哪儿去了呢？……
“可那是威廉呀！是普通的德皇凯撒，小凯撒呀！他可不能同希特勒相比！而且当时的俄国政府是什么政府？是临时政府
可是，不要忘记，我国的报刊在战争的狂暴中谈到凯撒时，不也是除了“残暴的”、“嗜血成性的”这类字眼外没有用过别的吗？而谈到凯撒的士兵时我们则是这样拼命喊叫的：“他们残暴成性，竟用石头敲碎孩子们的脑袋！”不过，就算是凯撒吧，情况也还是一样的。况且，临时政府也并没有成立过肃反委员会，没有向人们的后脑勺开枪，没有把人们关进劳改营，没有赶进集体农庄！临时政府也不同于斯大林政府。
即使如此，也只是以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苦役营里字母表名单上的囚犯批成批地死去，这并没有使某个人动心。只不过是战争结束了，不再需要这种恐怖手段了，也不会再出现伪警察了；需要劳动力，而苦役营里的劳动力却在白白地死去。所以，才从一九四五年开始不再把政治苦役犯住的工棚当作牢房了：白天允许打开门，马桶可以拿到厕所去，苦役犯们可以自己去医务室看病，而去食堂的时候则要他们跑步去——可以振奋精神嘛！那些盘剥政治犯的刑事犯们被送走了，从政治苦役犯中间挑选出一些人来从事辅助性劳动。后来，又允许他们和亲友通信，每年两次。
到一九四六一四七年间，苦役营和劳改营的界线已经相当模糊了：有些劳改营的工程技术领导不懂得政治，他们为了完成生产计划而开始（至少是在沃尔库塔营里开始了）把一些有技术专长的政治苦役犯调拨到普通劳改点去劳动，在那里，这些苦役犯除了身上佩带着号码之外就没有别的不同之处了。同时又把普通劳改营里的一些人塞到苦役营来补充劳力之不足，当牲口使用。
这样，那些只会抓生产而不懂政治的劳改营头头们便险些把斯大林恢复苦役刑的伟大思想给葬送掉。可是，正在这时，一九四八年，斯大林及时地想出了办法——把刑事惯犯和普通犯这些社会亲近分子，与触犯刑法第五十八条的不可救药的社会异己分子分别关押；
这也是为了“巩固后方”而提出来的一个更加伟大的意图的一部分（由此也可以看出，斯大林已经在准备即将到来的另一次战争了）。建立起了一批特种劳改营。为特种劳改营制定了一套特别条例，这条例比原先的苦役营稍微宽大些，但比一般劳改营却要严厉得多。
为了有所区别，这些劳改营的名称不用地名，而是给它们取了一些富于幻想的有诗意的名字。建立了诸如：诺里尔斯克的戈尔拉格（即山地营），科雷马河上的别尔拉格（即沿岸营），英塔河上的敏拉格（矿物营），伯朝拉河上的列奇拉格（即河流营），波奇马的杜布洛夫拉格（即柞木营），泰谢特的奥泽尔拉格（即湖泊营），哈萨克斯坦的斯捷普拉格（即草原营），彼斯强拉格（即沙地营）和鲁格拉格（即草地营），克麦罗沃州的卡梅施拉格（即芦苇营）等等。
劳动改造营里传开谣言了，说是要把第五十八条囚犯送到特种劳改营去消灭掉（当然，不论是将要执行任务的人，还是将被消灭的人，谁都十分清楚：要这么干的话，根本不需要什么重新宣判之类的程序）。
顿时，登记分配处（乌勒契）和契卡行动处都忙碌起来了：他们得编制各种秘密名单，送到某处去审查、协商。不久就开来了一列列红色列车，调来几连佩带红色领章、配备着冲锋枪、警犬和小锤子的精壮士兵担任押解任务。随后便是按名单叫人了。那些被点名的人民敌人就无可挽回地断然被带出工棚，起解到遥远的地方去。
但是，犯第五十八条的人并没有全被叫出去。只是到了后来，人们对许多熟人的情况作了比较之后，才明白留在普通劳改营里和普通犯们呆在一起的是些什么人；这些都是按第五十八条第10分条判刑的人，即犯有一般反苏宣传罪的人，也就是没有对任何他人讲过、没有共犯的，在犯罪时处于忘我状态的单个犯人（尽管无法设想会有这样的“煽动者”，但确实有几百万人正是根据这条罪状被判刑、被立案的。现在这些人留在古拉格群岛的老劳改营里）。只要煽动者是两个人或三个人在一起的，只要他们曾经有过哪怕一点点互相倾听、呼应或唱和的倾向，那么，对他们就有“添秤”，即可以对他们适用刑法第五十八条第11分条的“集团条款”，因而他们如今也就得作为反苏组织的发酵剂而被送往特种劳改营去了。至于那些背叛祖国的人们（适用第五十八条第1分条之甲、乙两项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和分立主义分子（适用第五十八条第2分条的），世界资产阶级代理人（第五十八条第4分条）、间谍（适用五十八条一6）、破坏分子（五十八一月、恐怖分子（五十八一8）、暗害分子（三十八一9）以及经济方面的怠一二者（五十八一14）等，当然都被送走了。他们中间还很方便地夹杂进了一些德国人俘虏（敏营的）和日本人俘虏（奥泽尔营的），那是打算在一九四八年之后继续把这些人留下来的。
同时，知情不报者（适用第五十八条第12分条的）和敌人的帮凶（适用五十八一3）都留在普通劳改营里了。相反，被控通敌的政治苦役犯则全部同其他人一起押送到特种营去。
这种区分还具有比我们所描述的更深刻的含义。根据某些至今还不清楚的特征，把某些判刑二十五年的女叛国犯（例如在翁日营里）也留在了普通劳改营里。有些地方的劳改营关押的全是犯第五十八条的囚犯，包括弗拉索夫分子和伪警察，但却又不叫做特种劳改营，那里的囚犯们也不佩带号码，但是管理制度却异常严峻（例如：伏尔加河的萨马尔河湾处的红色格林卡；哈卡斯自治州希林区的土依姆营；南库页岛营等）。这些营里的管理极其严厉，生活一点也不比特种劳改营里轻松。
这是一次对古拉格群岛进行的伟大分割。为了避免将来再把它混杂起来，还特别规定：从一九四九年起，每一个新炮制出来的“群岛”居民，除了法庭的判决书之外还必需拿到一张被关押的“决定”（国家安全委员会州分局和检察机关的联合决定），上面要注明该把这只小羊关在什么样的劳改营里。
这样，就像为了长出新芽而正在死去的种子一样，斯大林播下的苦役刑的种子就在特种劳改营里露出了新芽。
红色囚犯列车沿着祖国和“群岛”之间的斜线把一批批新人员带走了。
而在英塔河上，人们想出的办法却更简便：只要把这个畜群从一些大门赶进另一些大门就行了。
契诃夫曾经抱怨过，说我们国家没有给“什么是苦役刑以及它为什么是必需的”这个问题下过定义。
可那是文明的十九世纪的事呀！在我们这穴居的二十世纪中叶，我们根本就不想去理解什么又苦役刑，也不需要什么定义。既然老爷子已经这样决定——这也就是全部“定义”了。
于是我们就都得心领神会地不住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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