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不愿意和死神发生任何瓜葛的人，很快便对帕克老两口实行了“回避政策”。他们四处走动，就好像什么事情也不曾发生。这很可笑，他们也许连一点儿风声也没有听到。于是那让人讨厌的死神开始对失去亲人的人们挤眉弄眼了。他们甚至对这两位使他们免于尴尬地表示一番同情的老人行些善举，给他们送点小礼，给他们跑跑腿。尽管这使他们感到有点儿怪。
后来，帕克老先生从报上读到案子的调查工作开始进行，读到他儿子死了的消息。
老头光着脑袋，站在一片寒霜之中。他是出去取早晨的报纸的。刚瞥了一眼，就看见关于这个名叫雷·帕克的男人在某家夜总会被人开枪打伤肚子的报道。他已经死了。
是雷。雷死了，在这自花花的寒霜里，在这同一条细长的小路上。雷，他心里念叨着，手里拎着那张报纸，就像生出一只翅膀，扇动着。他向那条路眺望，路空空荡荡。他又读那张报纸，读关于已经发生的这件事情的报道。或者向四周张望，浑身颤抖，想叫什么人过来问一问他们读没读到这个消息。
当然，除了帕克夫妇老两口，别人早就知道这个案子了。只是一有泄漏秘密的迹象，便都溜之大吉。
那天晚上，雷·帕克到比马路路面还低的住宅区。他的裤子紧紧地绷在屁股上。临死时，他块头很大，不过肌肉松弛。嘴巴肥厚，嘴角下垂着。他漫不经心地走着，在软乎乎的、灰颜色的台阶上走着。这一带他熟得就像在自己的家。那下面的屋子里，有的女人在涂脂抹粉，有的在梳头，把一团团梳下来的头发扔到灰蒙蒙的桌子下面。这已经是灯火阑珊的时分，大张着嘴巴打呵欠的人不会把嘴闭上，只能张得更大，直到你看得见他嗓子眼里闪闪发光的小舌头。谁能想到，就在这儿，在这样的时刻，发生了这桩事情。音乐在高低不平的槽沟颠簸盘旋，更明晰，也更富于个人色彩，一如锐利的手钻。
雷径直去找罗拉。这期间她跟他同居。她穿着那天刚从洗衣店取回来的罩衫。罩衫还散发着洗衣剂的味道。不过那上面的酱油点子可是刷洗不掉了。杰克·卡赛迪在那儿。他捧着一本书，还有别的什么。他还带来一个谁也不曾认识、谁也不会认识的家伙。还有几位姑娘或是妇人。她们都拎着小手提包，都只有教名。他们已经在满满一碟子烟灰和一杯杯啤酒前坐了好一阵子了。罗拉显得神情紧张。
大伙儿又说又笑，问杰克·卡赛边关于某人因一位朋友的出卖而必然发生的那件事情。雷·帕克倚在一张桌子上，俯身向前，和罗拉说话。他心里纳闷，要是走进这个屋子，第一次看见她，他会怎样看待这个女人。也许觉得她非常讨厌。可是现在，她对于他已经是不可缺少的了。罗拉和雷说话的时候，把头扭向另外一个方向。因为她不愿意当着别人的面跟他说话。后来，她连他们说了点什么都忘记了。
阿尔费就是这个当口进来的。他径直向雷走过去，雷刚转过身，他便令人难以置信地掏出一支手枪，向他开了一枪。死亡从来都是一点儿也不真实的。雷先是腹股沟挨了一枪。他块头很大，那样子也很可笑。接着，等雷不再感到恐惧时，雷后来说，阿尔费又朝他开了一枪，打在肚子上。他躺在地板上，望着阿尔费。阿尔费脸色煞白，就好像连他自己也无法相信，他怎么会干出这种事情。他也许是因为雷向警察告密才这样干的，或者是为了他正在寻找着的别的什么理由。
不管怎么说，雷·帕克遭了枪击。他向罗拉那件罩衫里面望着。那件罩衫是用白色或者月白色缎子做的。她的肌肤就是这种颜色。特别是早晨，她就是这种颜色。她是个肌肉松软的妇人。没多久，雷·帕克就死了。在场的有这个女人，一位警察，还有一个修女。他们喂水给他喝时只湿了温他的嘴唇。他再也不能低下脑袋，啜水坑里面浑黄的水了。他再也不能扔石头溅水花玩了，甚至再也不能用那种他一直习惯使用的简洁的语言讲述事情了。他死了。
帕克老头站在路旁萋萋白草之中，从那张报上读这个故事的某些部分。他弄清楚了那些人物的名字和年纪。这位名叫雷·帕克的男人是个出名的窝赃者。他在别的几个州曾经因侵入他人住宅行窃而蹲了几次监狱，不过时间都不长。他在黑势力的地盘上很有点名气。这就是帕克家的儿子。死者事实上的妻子玛丽·布莱尔——人们也叫她罗拉·布朗恩或者乔安妮·瓦里拉——提供了证词。报上说，这个女人是个女艺人。
“你在那儿于啥呢，斯坦？”艾米·帕克问道。
他没戴帽子，惹她生气。
“那么大岁数了，”她说。
“是呀，”他微笑着说。
“好了，进来吧，”她说。“鸡蛋煎好了。”
他进屋把那张报纸塞到一个很重的杉木橱柜后头。这个柜除了春天，她让他帮着挪动挪动之外，从来不动地方。于是，这张报纸就跟尘土一起待在那儿了。
然后，斯坦·帕克对妻子说：“我要去悉尼一趟，艾米，去办点事情。”
“哦，”她说。
她很高兴，也没再问什么。他一走，艾米·帕克便可以整天整天地待在自己这所房子里，翻翻抽屉，瞧那些早已忘了的玩意儿，或者瞅着那些脑袋向太阳探过去的花草。她把它们转过来，让它们再开始向着太阳旋转。这些独自一人悄俏于的事情使她得到一种慰藉。
因此，当刺刀在丈夫面颊上沙沙作响时，她只是听着没有抱怨。而吻过他那刚刮过的皮肤，用一条小链子拴好前门之后，她又回到自己的思路上来，并且很快就沉湎其中了。
斯坦·帕克被这个噩耗震动得还来不及感到悲伤，只是想和什么人谈谈。他想和儿媳妇谈谈，可是埃尔西和她的男孩正在另外一个州旅行。她跟她的父亲——一位已经退休的杂货商一起去的。那老头身体很结实。塞尔玛和她的丈夫到新西兰去了，是做一次所谓半业务性质的旅行。雷死了，斯坦·帕克在心里说。他开始想另外那个小男孩。这孩子的情形他虽然不甚了解，但知道他是雷的儿子。某种秘密遮住了那孩子的脸。终于，老头在火车上哭了一会儿。他把头转过去，对着车窗玻璃哭，对着车窗外面不长眼睛的幢幢房屋哭。他的嘴里满是涕泪和口水。
火车进城之后，他在中央车站被人们挤来挤去，推搡了好一阵子，才意识到，对下一步该怎么办自己竟连一点儿主意也没有。也许他啥也干不成。可不是，他能干啥呢？他正置身于各奔东西的、熙熙攘攘的人流之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去处。老头的帽子——是顶新帽子，上面的凹痕正在消失——可是他并没有想到把它往脑后推一推。
这当儿，尽管他在人群中随意漂流，蜘橱不前，问问这个，问问那个，他还是找到了自己要走的那条路，并且一直找到死鬼先前住的那条街。一个干瘪、矮小、围着帆布围裙的家伙认识雷·帕克。他好奇地打量着这个老头。
于是，在这样一个天空湛蓝的早晨——寒意都被壮丽的大海吸吮而去，一条条土黄色的小巷仍然睡意蒙俄，甚至连甲虫都一动也不动——斯坦·帕克来到这条巷子，很快就被一群小孩带到他要找的那幢房子。对于这件凶杀案的每一个细节，他们都了如指掌。这似乎是第一件和他们密切相关的事情。
他们把他领上楼，在楼梯平台上便扬长而去。这些孩子们一阵风似地跑下楼梯井，扶手在他们手下燃烧。
不一会儿，一个女人走到楼梯平台的一扇门前。她站在那儿，似乎等待被人责难。老头心里想，除了雷的死讯，还有什么能把我带到这个女人这儿呢？
“这就是雷·帕克生前住的地方吗？”他问道。
“是的，”她赶快说，或者是打了个嗝儿。因为她已经流过那么多泪水。
“我是他的父亲，”老头说。
她并不高兴，反应迟钝。
“我真不知道还有什么能拿出来招待你的，”她不无狡黠地说。
这天早晨，她的头发乱成一团，没一点生气，也没有一点光泽。她领着他，从一个周围镶着饰边的箱子旁边走过去，而且出于习惯，开始摆弄头发，拢成一束一束，或者拧成一缕一缕，头发盖住了头皮，她的指甲从头发中露了出来。
“我不想听你谈死人的事儿，”她说。他们在一张桌子旁边坐了下来，手放在脸前。“我真是听够了。要是有可喝的东西，我会给你倒一点儿，可惜没有。直到家里死了人你才知道原来有那么多的朋友，他们来把你家里喝得精光。雷被打死之后，我们家里的东西都卖光了。”
老头希望能跟这个女人说点儿什么，可是又觉得这个想法太合，因为实际上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我希望能帮帮你，”他说，心里却想，自己真是在做疯狂的许诺。
“你谁也帮不了，”她说，赦免了他因这个诺言而生的责任。“人必须靠自己。这样，你至少是独立自主的。”
“这是什么花儿？”老头问。一只花盆里，胡乱地长着一株不知名的花草。
“这个？”她说。“我要知道，就算我倒霉！我弄了这么一株花，后来就喜欢上它了。”
她捋了捋鼻子。
“你还要继续待在这儿吗？”他问。
那个木头柜子上爬着一些苍蝇，散发着一股令人作呕的腐烂的味道。可是柜子上面还摆着一台锃亮的收音机。
“我半点儿打算也没有，”死者的妻子说。她掏出一包香烟，往嘴里塞了一支，就好像那是什么食物，然后，从鼻孔里喷出长长的两股烟。
“难道你就知道你下一步要干什么吗？”她问。
“知道，”他以一种主观臆想的、肯定的口吻说。
事实上，他觉得自己的意图总像一缕青烟，被别人的力量主宰着飘荡。
“我对发生过的事情永远都不承担什么责任，”妇人说。她吞下一大口烟，又带着一种审慎和费解喷吐出来。“在老家的时候，”她说她的老家在西北地区的一个小火车站，“我总说要做这做那。我说，我要当个歌唱家，因为我的声音很美。后来，我就能唱《美好的一天》和别的那些歌，而且调子拿得很难。我很爱艺术。我有条纯粹粉红色的连衫裙，我的姑妈沿着裙边缝了一圈玫瑰花。还有双缎子鞋。不过，当然，那儿没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只有些胖娃娃在风里玩耍。夏天，你可以听见贮水罐因为天热发出的响声。还有黑夜来的火车。我常到车厢里帮着提茶倒水，把那种表面粗糙的糕点卖给旅客们。那种糕点很出名。到了夜晚，华灯齐放，一张张陌生的面孔出现在眼前，倒也很美。我看着那些旅客，谁也不知道我心里隐藏着什么。这可真妙。碰巧我自个儿也不知道。不过，年轻时候，灯光之下和陌生人待在一起，那感觉确实和平常不同。白天，当然，就只有运羊的火车，开过来开过去。那些该死的羊紧紧地挤在一起。爸爸是站长，他经常大热天跑出去，为什么事儿骂骂咧咧。夏天，你脸上总是溅着泥巴。但是夜晚星光满天。在这样的时候，什么事都会发生。也确实发生了。我跟着一位列车员上了一列夜间的火车。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反正我的脚踏上了车厢门口的小梯。就这么简单。眼前晃动着他那张脸。整整一夜我都想，一列火车就是一个永恒的所在。唉，我还于过不少更蠢的事。可是第一个错误总是最糟的。这个男人——他的名宇我忘了，我想是叫罗恩，他有一条表链，上面镶着一块绿颜色的玉石。到早晨，想起老婆他就害怕了。这就是男人。他们刚让你喜欢上，就又变得令人作呕。除非你是他头一个情人，可是谁能永远是头一个呢？这下子，我回不去了，也不想回去了。对过去的事情我从来不抱奢望。于是我就到处逛荡。我在几家戏班子干过，可是并没有像我打算的那样，成为一名歌唱家，尽管我本来相信自己是可以成为歌唱家的。当然，我并没有改变主意，而是因为我好像已经被装在火车车厢里拉跑了。我经常半夜里醒来，听着电车开过去，明白我的心还系在那儿呢！我有时候也哭，不过并不真的当回事情。不管怎么说，我是自由了。我可以坐电车到华森湾，从高处跳下去自杀，也可以给自己买块烧得通红的极好的牛排，也可以和哪个男人相好。当时我还很不清楚这就是一切。因为我那时很年轻。我能一整天一整天地睡觉，我的肌肉还那么鲜嫩。”
老头一直在这个故事的迷宫里漫游，这时才意识到，他的悲哀又变成自己所独有。他想起谷糠淡黄色的碎屑从雷的两条腿上落下。他意识到，如此说来，自己来这儿不是为了帮助别人，而是为了被人帮助。他带着一种恐惧，望着这位邋遢的妇人。
“实在说，我是个奴隶，”妇人沉重地喘息着说。“尽管好长时间我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等我觉醒了，我就开始找一位能解救我的人。我找哇，找哇。”
老头又急着想谈谈儿子的事情，或者至少说说他所理解的那个儿子，想听几句关于他的好话，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关于他自己的好话，便问道：“那么，你认识雷有多久了？”
这个叫罗拉的女人看人时眼睛发直。
“整整一辈子了，”她很肯定地说。“我从这个人的身上，或者另外一个人的身上，都看到了雷的影子。有时候，望着他那双眼睛，我真想看到那目光中还包含着的别的什么东西。可是总也没能成功。他死了以后，我抱着他的尸体，抱在我的脸前。他跟活着的时候没有多大的区别，只是比已经满足了所有要求的人更重一些。那些男人那时总是已经睡着了。”
“你向上帝祈祷吗？”
“我永远不会做任何别的形式的奴隶了！”罗拉尖叫着。“不管怎么说，关于上帝，你又知道些什么呢？”
“知道得不多，”老头说。“可是我希望最终能知道点什么。还有什么值得知道的东西呢？”
“啊，天哪！我可没这个耐心，”罗拉说。她那毫无生气的头发弄得更加乱了。“有时候我想，我终究要回家的。我愿意就那么坐着。我想，我以前在那儿要更自由些。或者我把往事都忘了吗？或者从那以后，我就在做这样的梦吗？在那一片旷野，有几株死树。我想坐在那儿，坐在鸡场的铁丝网旁边。那里除了广阔的空间什么也没有，”她说。“这要比析祷更好。”
“自由。可是祈祷也是一种自由，或者说，应该是一种自由——如果一个人有信仰的话。”
“不！”她叫喊着。“不，不，不！”
她一下子变得面红耳赤。
“你想让我落入圈套，”她说。“可我不会被你抓住的。”
“在我自己已经被抓住的时候，怎么能去抓你呢？”他问道。“我已经被捆住了手脚。”
“老年人总是最坏的，”她嘟哝着说。“他们认为，只要一谈起话来就要对你表现出他们是强者。这我可不需要。不需要强者、老者，或者任何别的什么者。”
她的一双眼睛由于心目中制造的无限空间的情景而闪闪发光。她像一个婴儿似地喘息着。
“妈！”那个小男孩儿边喊边走了进来，“妈——”
“怎么了？”她问，屏住她那已经变得舒畅的呼吸。
“我想吃块奶酪。”
“没有奶酪，”她说。
“就要一点点。”
“小男孩不能一边吃奶酪一边到处乱跑。”
‘我就能，”他说。
“哦，这可太糟糕了。”
沉默了一会儿，她便走进小厨房，取下一个上面画着几朵花的铁皮茶叶罐，切下一小片肥皂似的奶酪。
“给你，”她说。“再没有了。”
他没有向她道谢。因为这是他的应得之物。他总得吃东西嘛。
老头坐在那儿瞧着。恍惚中，那孩子似乎就是他的儿子。他想和这位母亲说：我要把为你准备的满腹的话告诉你。可是，她当然不会相信。因此，他转而问小男孩：“你知道我是谁吗？”
这话问得真蠢。他立刻意识到，他一定要因此而吃苦了。
因为那男孩望着他，说：“不知道。”
他满嘴奶酪，显然不想知道他到底是谁。
“雷从来没有提起过你，”妇人说，像是梦中的话语，却又并非麻木不仁。
她摩挲着男孩充满活力的头发，问得见淡淡的发香。她微笑着。
“这是你爷爷，”她说。“来看我们的。”
老头真希望她没有说出这番话来。
“为啥？”男孩问。
谁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小男孩晃着脑袋，要从妈妈手下挣开。
“我不想要什么爷爷，”他说，对不是食物或者不是享乐的任何东西，特别是不曾相识的东西，他都抱怀疑的态度。因为这些东西打扰了他的自信心。
“真没有礼貌，”母亲说，话音里却没有责备的意思。
老头接受了他应该得到的这一切。
“过来，让我给你梳梳头，”母亲对男孩说，她很喜欢儿子的头发。
“不，”他说，“现在不。”
“稍微梳梳，”她请求着，拿起一个带柄的小发刷。“哦，听话，过来，雷。”
这么说，这孩子也叫雷。
“不，”小男孩说。“这是女孩用的刷子。”
“我真拿他没办法，”母亲带着一种掩饰不住的快乐说。
过了一会儿，老头看出他必须离她而去，任她留在这里服奴隶般的苦役。因为她已经被爱以及孩子头发的气味灌醉了。于是他准备走了。
当他沿着那条因为铺了深棕色的旧漆布而愈显昏暗的走廊往外走的时候，这位叫罗拉的妇人跑着追上来，说：“我真不知道该怎样谢你。”
“为什么？”
“你让我看透了世事。”
他手足无措，一双眼睛望着她，却视而不见。
“这逃不脱的奴隶般的苦役，”她说。“如果你想告诉我什么，便一定是这句话了。”
离开这里的时候，他很惊讶，居然可以用自己的黑暗照亮别人。
这可真是一件异乎寻常的事情。
斯坦·帕克摘开那条钉在门上的小铁链子——这是为了防止从下面牧场跑来的牲口闯进院里而设置的——回家之后，看见艾米像平常一样，正坐在门廊下面。可是今天她完全垮了下来。他一双脚向前挪动着，心里吃不准自己是否能够面对眼前的现实。
“你怎么了？”他问道。
尽管他心里已经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他这样向前挪动的时候，仿佛看见附着在这个舒舒服服坐在那儿的老太太身上的仍然是一位瘦小的姑娘，而他自己也被这种强烈的对比震动得心肝欲裂了。
“我想过些时候再告诉你，”他说。“就这么回事儿。”
他边向前走，边伸出一双手，就好像永远不会走到她的身边。
“没有什么，”她说，谅他也不会去碰她。她已经哭过一阵了。“这种痛苦我以前就都经历过了，而且许多次了。每一次也只有些微的区别。可是一旦大祸临头，你却觉得那么出乎意料。”
这个消息传来的时候，天气晴朗，艾米·帕克正坐在门廊下面。她眼巴巴看了好几年的一株花第一次开花了。那真是妙不可言的一株花儿。
她听见门上的铁链子在响。那是一个不熟悉这个“机关”的陌生人摸摸索索的声音。那人终于走了进来，匆匆忙忙穿过一丛丛夹竹桃和枝叶繁茂、老是要钩衣裳的自玫瑰。那玫瑰甚至会钩破陌生人的皮肉，惹得他们又气又恼。
陌生人走了进来。原来是欧达乌德太太，哪里是什么陌生人！她是帕克太太多年的朋友。
“啊，”欧达乌德太太说。“你是个蛮好的朋友——如果我能这样称呼你的话。不过，我一点儿把握也没有。”
“哦，”帕克太太说，“咱们还有那么多事情没干，时光却流逝了。”
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因为朋友的到来而高兴。
“你好吗？”欧达乌德太太问。
“我挺好，”帕克太太说。也许因为腿不好使，她没有站起身，也没有端茶倒水。
现在看来，欧达乌德太太的目光很柔和，她那一身肥肉在某种程度上也已经削减，只剩下一副松松垮垮的皮囊。她虽然身材难看，皮肤黄瘦，可仍然活泼好动。她永远是位有活力的女人。生活杂乱无章地支配了她。对于欧达乌德太太这很幸运，因为生活本身就是一片混乱，而且倏忽即逝。它碎裂成许多小片，而她的一双眼睛无时不在观察那每一个片断，只是永远也看不够。很可能是因为它们动荡不安，暗淡无光。
“欧达乌德先生怎么样？”艾米·帕克问，因为她总得问问这种话。“这几年一直没听到他的消息。”
“他可很糟，”欧达乌德太太说。因为这个事实无法改变，也就不觉得忧伤了。“他就像那条狗，”她说。
她说的是斯坦那条老黑狗，一只耳朵坏了，两只眼睛都生了白内障。
“可怜的家伙，”欧达乌德太太说。“他的两只眼睛都得了白内障，像条狗似地到处乱转，伸着鼻子东嗅嗅西嗅嗅。你真该去瞧瞧他，简直能把你看哭了。”
尽管她自己并不哭。她已经习惯了。
艾米·帕克不愿意在这冬日晴朗的天空下面目睹那种痛苦。她在她那张椅子里挪动了一下。
“我认识一个人，”她说，“一只眼得了白内障，后来做手术除掉了。”
“他可不去受这个苦，”欧达乌德太太说。“这么大的年纪了。他说他什么东西都能摸着。而且，在进棺材以前，就是有眼也再看不到什么新鲜玩意儿了。他就是这么说的。”
她自己当然更明白事理，这儿瞅瞅，那儿瞧瞧。
“那是新的小走廊吧，帕克太太，”欧达乌德太太说。
“是的，”帕克太太说。“是新的。对于你，我们这儿还有不少没见过的新玩意儿呢I”
她朝欧达乌德太太扬了扬下巴，并不想让她看更多的东西。可是她这位好像刚认识的老朋友站在那儿左顾右盼。她穿着一件黑外套，头发滑落在衣领上面，头上戴着的那顶棕色小帽似乎不是她从哪儿找来的，而是从她脑袋上长出来的。她看起来很愿意表现自己的坦率，至少表面上是这样。
她很爽朗地笑着，牙床露了出来。因为几年前她就把假牙放到一个盒子里收起来了。她说：“瞧呀！这就是相互疏远的好处，我的亲爱的。离开一位朋友一两年，你就会好好看看那些新添的东西。你也还会看那些旧玩意儿。啊，亲爱的，”她笑着。
擦掉下巴上的一滴唾沫。
“你还能看到我们那儿那条路上发生的变化。你会看到，倒挂金钟都给砍倒了，一眼就看得见我们那所房子。说实话，我一向讨厌倒挂金钟，那些蠢东西，总也不能把脑袋抬起来。因此，有个下雨天，我就拿了一把斧头把它们都砍倒了。‘哦，’他说，‘我可以感觉到阳光照进来了。你看我们还能经受得住这阳光的照耀吗？帕克太太会说什么呢？’他说。‘她一直喜欢倒挂金钟。’”
艾米·帕克说：“我不记得对倒挂金钟有什么特别的爱好。不过，这花当然很漂亮。”
鸟儿伸出长长的、黑色的嘴啄着花枝。花儿颤动着。
“他现在面色苍白，”欧达乌德太太说，“有时候摇摇晃晃的。他快瘦成个骷髅了。不过还能做点零活儿。摸摸索索，劈那么一小堆弓！火柴。”
她扬起脸，舔了舔嘴唇。
于是，艾米·帕克又看见他们坐在盛夏的暑气中，倒挂金钟的荫凉下。他是个黑不溜秋的汉子，鼻孔里的毛很密。她一直不想跟他单独在一起，事实上也没有。只有一次，但也很快就从他那儿走开了。走得匆忙，裙子在倒挂金钟的花丛中揪扯着。除了这个场合，他没碰过她一下，而这次也只是目光的触及。所以，她有什么可怕的呢？她害怕的只是后来披上的某种伪装。他沿着那条小路走了过来，穿着红颜色的衣服。她正在那儿等他，而且心里明白自己早有此意。他仿佛是一团燃烧的火，说他的名字叫利奥。而他其实也是个黑不溜秋的男人。她已经离开了他，但是心里仍然有害怕的感觉。她只有在另外一种颜色的笼罩之下，才能面对自己的罪过。
所以，欧达乌德太太是对的。现在她说：“帕克先生上哪儿去了？”
在这儿问候一位老朋友总不会出什么事吧。
“他进城去了。有点事要办，”帕克太太说。
“哦——”欧达乌德太太叹了一口气。“男人们可以这样消磨时间。可是，我能想象到，他心里一定很痛苦。只不过跟别的男人一样，不表现出来罢了。”
她气喘吁吁，已经说到最关键的地方了。她的话像轻柔的羽毛，在微风中飘动，连她自己也吓住了。
“我一直很可怜他，”欧达乌德太太说。“对你自然也一样，我的亲爱的。我这么说，听起来一定挺蠢。可我们是朋友呀！”
她慢慢地摩挲着出于尊敬也为了体面而穿的那件黑外套上的线缝。那里面装的卫生球像一股可怕的冷风向艾米·帕克袭来。那卫生球确实在她的朋友的衣袋里晃动着，并且生出一股冷风。
“你这是什么意思，欧达乌德太太？”艾米·帕克问。
有一会儿，她的朋友确实后悔自己太冒失了。
“我不明白，”艾米·帕克说。
“啊——”欧达乌德太太有点喘不过气来。
我这是把那张牙舞爪的怪刺激人的秘密放出来了，她心里想，那就让它出来吧。不过，我自己够坚强吗？
“要不然，我也不对你说这些了。可是我以为你肯定已经听到了。”
“我没听到，”艾米·帕克倾听着她自己响亮而冰冷的声音。
“那么，亲爱的，”欧达乌德太太说，看了看那个拉不上的手提包。这个包她遇有重要场合才拿，比如交费、参加葬礼，或者干别的这一类事情的时候。她从包里找出一张她保存下来的报纸。这张报她看了，把上面的话都背下来了，因此没有理由非要保存它。不过她没有足够的勇气把这件事说出来。现在就可以用这张报做她的代言人了。
“给你，”她说。
艾米·帕克立刻明自，晴天炸响了霹雳。就这样，她也读到了儿子的死讯。
她坐着，好像只有她一个人待在那儿。
雷呀，她说。我对你说过，我对你说过！尽管到底说过些什么，她自己也不大清楚。
于是，她的爱奔涌而出。她吻着他，哭泣着。
直到这位女邻居也开始觉得悲伤。而她的这种生活中的悲哀，似乎就体现在那顶棕色的小帽上。这阵予，她一直观察她带来的这个消息收到了什么效果。倒不是她个人有什么恶意，只是有点儿嫉妒。
她皱着眉头，在潮气真的到来之前，开始冒汗。她的汗毛孔亮晶晶的。她说：“付出代价的总是我们女人。记住，帕克太太。当你承受痛苦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是同样的情况。啊，天哪：这太可怕了，”她说。
而且哭着。一旦开了头，她便可以涕泪滂沱，陪任何一个人哭一场。
而艾米·帕克依旧好像是孤零零一个人待在那儿。
她周围是一个巨大的、冰冷的洞穴。一个漆黑的花园，散发着清冷的香气。在一年的这个季节，这该是露水莹莹的紫罗兰的香气。周围全是模糊不清的紫罗兰。她有时候就采些花来，用一根线扎好，插到一个小瓷花瓶里。这个花瓶一空，他就拿走了。他喜欢把它放在他的床头，跟它一起睡觉。进入睡乡本来应当得到补偿，可是实际上并不能够。她注意看过的所有那些睡着了的人，一醒来便失去了梦中的憨态。
淡蓝色的天空伸向远方。
我应当做点什么，艾米·帕克想。可是做什么呢？当然没有什么可做的事情。
“你们家也许有酒，或者别的什么可以喝的东西？”欧达乌德太太问。
帕克太太没有。
“啊，天哪！可怜的人哪！”欧达乌德太太哭叫着。
当她们固死者而哀痛的时候，感情在某种程度上融合在一起了。两个姑娘又变得热情而亲切。她们口袋里的东西——手绢和好心可以相互交换。她们的思想和头发也飘到一起。只有当她们精疲力竭的时候，这两个健壮的姑娘才又缩回到苍老的、好像涂了面粉似的老太太的躯壳里，并且想起自己身处何地。
她们捋了捋鼻子。女邻居的动作更大。因为她一直为她的朋友哭泣。而艾米·帕克反倒安静，因为这是她自己的痛苦。
“现在有什么事，你就交给我吧，帕克太太，”欧达乌德太太说。“我干什么都行。如果你愿意，我去给母鸡撒一把谷子。”
“母鸡没什么要紧的，”艾米·帕克说。“你家里还有欧达乌德先生靠你照顾。再说，你总不回去，他会着急的。”
“哦，他呀！”欧达乌德太太说。“他已经懂得了着急也于事无补的道理。他现在变得通情达理了。可怜的家伙。过去他可不是这副样子。”
然后，等她振作起精神要走的时候，在这让人伤感的友谊的光芒与花草的朦胧之中，她的这个行动看起来确实是善举。她碰了碰她的朋友，说道：“你觉得好一点的时候，一定要来看我，帕克太太。我们在一块儿聊聊过去的事情。我敢说，一定会痛痛快快地笑一场。我还养了几只小鸭子，你看了准喜欢。”
她本来又要为自己的善良，也为朋友那双眼睛哭上几声，可是竟匆匆忙忙、神气地走了。
艾米·帕克说。“好的，我哪天会去的。去喝杯茶。”
她脑海里经历着事情的全部，似乎这一切并未结束。但是，这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因此，她——一个衰老而笨重的妇人，仍然两腿分开，坐在那里。这时，斯坦走了进来，她老远就看出他受折磨了，而她又不能给他以帮助。
“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都失败了，别的还能干什么呢？”老头说。这趟旅行把他折腾得满脸皱纹。
他的脑壳看起来似乎空洞无物。
“这么晚了，”他说。
她挪动了一下，打了个寒战，故意做出傻乎乎的样于。
“要下霜了，”她小心翼翼地说。“我还没去看炉子里的火呢。”
“在我们这样的年纪，”他继续说，“居然一事无成。”
“我不明白，”他的妻子说，放下好像是用绳子编织而成的、十分粗糙的袖子。“这都超出了我的理解能力，我什么都不明白。”
“可是我们必须努力去理解，艾米。”
“那又有什么用处呢？反正我们就是过自己的日子。”
“可这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甚至现在也很艰难。”
“我不理解你，斯坦，”她说，又赶快把一双手捂在嘴上。
“我这么点事你还理解不了，”老头说。
“如果我们自己有什么难以理解的东西，”妻子说，努力把她的不幸咽回到肚里去。“那奥妙也不是为我们而存在的，斯坦。斯坦？斯坦？”
她不能忍受他在一片阴郁与痛苦的思索中从她身边这样逃开。于是，她开始用自己的温暖把他吸引到她的身边，就好像她还是一个较年轻的女人。当他们开始相互寻觅对方的时候，他们从眼睛的深处看到，甚至他们的失败也是必需的。
就这样，两个老人渐渐恢复了原先的样予。只是他们的骨头越发僵硬了，从受到这次打击以来，一直没有恢复。他们那块菜地还是乱糟糟的。斯坦·帕克种的冬白菜都长到了一块儿，连成模模糊糊的一片紫色，一直漫延到他的脚边。然后，它们以一种真正的壮美绽开——那金泊般的菜叶舒腰展背，在蓝色的浅盘上托出晶莹的、珍珠般的水珠。她经常到白菜地里找他。那时，他们便十分快活。他们用些平淡无奇的话和相互间的亲密来温暖自己。
在这种宁静、恬淡的心境中，艾米·帕克确实想如先前约定的那样去看看她的朋友和邻居。但是她没去。她好好的，她心里想，现出满脸的皱纹。总之，她想去，却没去。她的女儿塞尔玛给她买来一辆挺小的双轮轻便马车和一匹矮种小马。她很想坐着这辆车在田野里逛逛。这也是一种变化。她可以在膝盖上搭一条绿颜色的旧毯子。那匹小马啪哒啪哒地跑着——那是它的蹄子叩击大地和粪便落下来的声音。因此，去看欧达乌德夫妇，实在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情。可是她没去。尽管想起他们心里就暖烘烘的。她没法把他们置于脑后。他们似乎是她生活的一部分，经常浮现在她眼前。
然而，后来竟是欧达乌德太太本人出现在她的眼前。一定是在某一年的后半年，霜花已经覆盖了大地，欧达乌德太太又来了。她沿篱笆走着，就好像一直在找树枝，手里晃荡着一个线绳编织的网袋。
“帕克太太，”女邻居轻声说，然后又立刻努力提高了嗓门。“看起来，我们相互之间都把对方给忘了。这可真是件让人遗憾的事情。不能善始善终。”
“这事怪我，”艾米·帕克低声下气地说。
在这个万籁俱寂的日子，什么样的责怪她都可以忍受。她手搭凉篷向四周张望，所有东西的轮廓都那样和善。
“真是这样，”她说，“你知道我这个人，我一直想来的，以后也还会来的。”
“是呀，”欧达乌德太太清了清嗓子说。
她晃动着手里那个网袋，那里面装着她从铺子里买的一包什么东西。
看起来她们好像再没有什么好谈的了。两个人都看着地上枯草的草茎。
欧达乌德太太自己就是衰草的颜色。她舔了舔嘴唇，说；“你知道，我一直生病。”
艾米·帕克很同情。太阳太温暖了，不可能不在形式上表示一下怜悯。
“在床上躺着？”她问。
“啊，”欧达乌德太太一边晃着网袋一边说，“我躺在床上干吗？除了黑夜，我从来不上床躺着。当然，有时候，如果他提出要求，下午也躺躺。不过，现在这种时候总算过去了。我的两只脚要带我出去走走。如果脚不愿意，上帝也愿意。”
“这么说，你病得不轻？”帕克太太问。
站在灰色的篱笆前面，她们的心又贴近了。
“是不轻，”欧达乌德太太说。
那个小包从晃来晃去的网袋里甩出来，落在地上。她们眼巴巴地望着。
“是癌，”欧达乌德太太说。
她们望着落在枯草上面的小包。
“不会是癌，”帕克太太说。
她觉得嗓子眼里堵得慌，那是一股生命的力量在抗争。
“不可能，”她说，“欧达乌德太太。”
“是癌，”欧达乌德太太说。“看起来是。”
她自己满腹狐疑地张望着，看着那个小包。包躺在那儿，现在必须拣起来了。
“会有什么药的，”帕克太太一边弯下腰，一边说，“人们或许已经发现了治癌的什么药。”
她俩都弯下了腰，手碰到一起，上面戴着金黄色的结婚戒指。她们甚至傻呵呵地碰了脑袋。
等她们直起腰，欧达乌德太太弄好帽子，装好小包，说道：“他们不会为我找到什么药的。得了这病我就完蛋了。现在我知道，它就是打算这样折磨我呢！”
可是艾米·帕克还是竭力反对。“不是的，”她说。“不可能是。”
她握住自己那双已经开始发抖的手，因为不管她对自己的朋友寄予多大的爱和同情，她自己也在经历着痛苦。她被自己那种与生命并不牢靠的关系惊呆了。
“即使这样，我也不会安安稳稳地死去，”欧达乌德太太说。“我要跟它搏斗一番，就像先前那样。”
就像她曾经拧断鸭的脖子，撂倒一个牛犊，有一次还在一口猪的脖子上捅了一刀，紧要关头又骑到猪背上，直到最后一点生命的力量从猪身上喷吐出来。她曾经释放了这生命之力，现在轮到她被宰割了。
两位妇人站在那儿，大口大口地吸着冷漠无情的空气，都有几分尴尬。她们不愿意分开，但又不能永远待在一起。
“我把那匹小马套到马车上送你回家，”艾米·帕克说。
人们常常拿微不足道的行为和十分重大的事实相抗衡。此外，看别人死比自己死还难。
“我可不想给你添麻烦，”欧达乌德太太说。“我步行来这儿也是为了溜达溜达，消遣消遣。我还这么回去。这一路上，有不少太太会趴在她们的篱笆上跟我聊天呢！现在，这段路走起来容易多了。还记得从前我们要想跟人说说心里话，或者听到别人的回答有多么困难吗？”
就这样，两个黑不溜秋的老女人，踩着松软的泥土，在清冷的阳光下一起走了一小段路，最后分手了。她们的脸色像枯黄的树叶一样。
”艾米·帕克进屋后，说：“我心里很不自在，斯坦。欧达乌德太太得癌症了。”
老头回答：“胡说。”
他的脑袋埋在报纸里，只有两个耳朵露在外面。他开始想自己青年时代的事情。一日之计在于晨，事实上，早晨几乎就是一整天。该发生的事情，早上便都发生了。
“她什么时候跟你说的？”在默认了生命令人吃惊的短促这个事实之后，他这样问道。
“刚才，”妻子说。“她看起来病得挺重。”
她自己的皮肤有时候仍然显得容光焕发。为了看看这个奇迹还会不会发生，她从镜子旁边慢慢走过去，以便延长映像在镜子里出现的时间。可是只看到一张脸，因为她那双昏花的老眼正向内心深处张望。
这天晚上，他们在里面坐着的那间屋子对他们来说真是个谜。两人都希望对方能明白他们的处境。
后半夜，天下起雨来，而且一下就是好几天，将这幢小屋包”裹在灰色的雨雾里。然后，当雨停了，浑黄的水不再在大路两旁流淌，周围的田野开始试探性地、毫无色彩地浮现出来的时候，老太太打开了喷嚏。显然她感冒了。显然在这种情况之下，她不能去看望她的邻居，而且必须保养她自己了。她围了条厚厚的黑羊毛围巾。这条围巾是她先前织的，后来竟然忘了。她喝加了洋葱的稀粥，心里总觉得自己那么可怜。
这样，她便多多少少有理由不去履行看望欧达乌德太太的诺言。尽管过些日子她当然要去，还要带点儿好吃的，汤，或者一盆好吃的小牛蹄筋。与此同时，她为人类而慨叹，特别是为女人而叹息。当黑色的、几乎是深黑色的阴影布满在水源周围，当负鼠漂亮的爪子在烟囱里发出阵阵响声的时候，夜晚是那样地悲怆。那时，对于自己无能的认识变成一种活跃的、反叛的力量，使艾米·帕克在她这幢房子里坐立不安。她变得神经紧张，受着消化不良的折磨，有时候大声打嗝儿。不过因为经常是一个人待在那儿，倒也无伤大雅。有一次，她甚至想到她的朋友死了以后的情形。她想象着某些细节，心里想，她要是死了，我们也用不着去谈论那些因为太糟糕或者太美好而难于启齿的事情，我们不会涉及过去的生活，也决不谈受苦的事。她总要死的，活着的人却不会平静。
在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有一天，她刚感到一阵宽慰，就被门口站着的一个小姑娘叫了过去。这孩子说，欧达乌德家要她去一趟。帕克太太认出，她是小马营·肯尼迪。她的母亲泊尔丽叶·布莱特曾经因为别的事情叫她去欧达乌德家。
“她不行了吗？”帕克太太抓着那扇来回晃荡的门问。
可是小女孩听了她的话吓得要命，拔腿就跑。她跑着，人们看得见她那两只光脚板和内裤里紧绷着的屁股；她的头发被风吹到了脑后。
帕克太太没多耽搁，很快就把那匹小马套到了轻便马车上。
她赶着马车迎风而去。风是从西面刮来的，直往她颈子里灌。一股一股的大风把她吹得在那辆轻便小马车里直晃荡。她的面颊很快便显得丰满起来。风从她喉咙里直灌进去，直到她觉得自己因为这次使命而变得举足轻重。她还是一位充满活力的妇人。在车子平稳地奔跑，或者车身突然倾斜碾过一块石头的时候，她提高了勇气。看起来，她所有的错误——这种错误多的是——都可以被忽略不计了。她赶着马车奔跑着。显然，她从来没有把朋友忘到脑后，只是在等待一个以这样的机会表现她们情谊的时刻罢了。就这样，她向欧达乌德家驱车而去。一路上，那充满英雄气概的风折弯了粗壮的树。马车上的老太太真正被期望、焦急和受感动了。
她到那儿的时候，欧达乌德家刚刚进入一个坍塌破败的“新阶段”。凤摧残着房顶，刮起一块铁皮。这块锈迹斑斑的铁皮响着从院子里飞过，重重地打在一头猪的屁股上，然后掉进一个水洼里——或者是从哪儿溢出来的一摊黑乎乎的脏水，像溅起一片白色的水花一样，惊起一群鸭子。院子里顿时响起一片家禽、家畜的呱呱呱、吱吱吱的叫声，就好像出了人命案。可是谁也没有注意这些。屋子周围停着几辆装配得松松垮垮的汽车和几辆根结实的单座两轮马车。小孩在玩耍，几条青灰色的狗抬起腿。房子里面则进行着另外一些活动。
帕克太太拴好马之后，进了屋。那里面已经散发出死亡和许多还活着的人体的气味。为了减轻这种气味，人们已经洒了一瓶从班加雷买的科隆香水，还烧了点什么东西，结果冒出一团烟，把这群人也给笼罩了。帕克太太费了好大的劲才挤进去，满腹疑虑地站在屋里，终于看见她的朋友，或者说她的躯壳，倚着高高的一摞枕头躺在床上。
欧达乌德太太瘦成一条儿，陷在床里，正在等死。这天她可受苦了。是最受折磨的一天吗？她还不清楚。她尽管身体虚弱，但疼痛还是逼得她咬紧牙关，直到咬出血来。她的两颊已经塌陷下去，眼睛倒还挺大，精神全都集中到眼睛上来，像是罩了一层阴云。那已经不是她自己的眼睛了，或者说，那已经是人们生活中认不出来的那部分东西了。
在场的人有的拿她当陌生人对待，或者当已经去世的人对待。不管怎么说，灵魂已经离躯体而去。这一点，大家都承认。
“来，我们把她扶高点儿，她又滑下去了，”有位妇人说。“扶住她，肯尼迪太太。这儿，托住她的胳肢窝。可怜的人儿，喷喷。病成这样了还挺重。”
“啊，”欧达乌德太太说。‘他多会儿能来？”她问。
“这又是问谁呢？”大家问，把一块钩针编织的被子放在她的下巴下面，以便托住她。
“他说过，需要的时候他就来。现在是最需要他的时候了，”她说。“如果我不能割断那条绳子，不到星期二我是不能回来的。不过，那个年轻人会轻而易举地办到的。只要稍稍碰一下就成，而且那样子很可爱。我从来不步行。我总是飞快地跑。”
“是说医生呢！”大伙儿说，已经领会了她的意思。
“史密斯医生，”欧达乌德太太说。
“是布朗医生，”人们说，若是换个场合就会笑起来了。
“史密斯医生是过去那位老大夫，”一个长着黑痣的小个子女人说。她俯身向前，紧挨病人站着。因此，她看见了她的病，觉得那好像是一个醋栗。“这位新来的年轻大夫是布朗医生。”
“叫什么名字有什么关系？”欧达乌德太太说。“那些小鬃毛从猪背上一烫就掉。”
“接下去她还不知道要说什么胡话呢！”那个小个子女人一边悄悄地笑着轻声说，一边带着她那毫无顾忌的黑痣从人群中挤出来。
“已经派人叫布朗医生去了，欧达乌德太太。道盖特先生去‘了。医生到芬格兰顿给一位年轻太太接生去了。”一个女人，也可以说是一位夫人说——因为她的家族的缘故，现在成了夫人。
“我不信你的话，”欧达乌德太太说。“太太们不生孩子。她们还是懂点儿事理的。”
真让人失笑，人们心里想，唉，可怜的人儿。
“我就没孩子，”欧达乌德太太说。她挤了挤眼睛，以便再次睁开。“我也不是什么太太。差他妈的远了。可我对这一点知道得太少了。我总是傻呵呵的。”她叹了一口气。“就这方面说，我对生、对死都一无所知。直到死到跟前才相信了。你怎么能这样呢？盆里泡着要洗的东西，洋铁罐里发着面，那些小猪息吮着妈妈的奶头。”
“我父亲死的时候也是这样。他是个最不相信别人的人，”一位客人说。他坐在那儿，黄色的衣领很大，是那种硬领。
这家伙名叫库沙克，据说是从丹尼里昆来的一位什么亲戚。他还是许多年以前，从海边码头到内地经过这儿时，见过欧达乌德先生一面。最近正巧又到了这一带，而且闻到了死亡的气味，于是就来了。这似乎再自然不过了。大家都已经认识这位从丹尼里昆来的男人了，而且给了他一瓶啤酒，想堵住他的嘴巴别让他讲话。可是不起作用。他最喜欢谈论动物和金钱，对这两样东西既好奇又尊敬。对动物，无论是家养的还是野生的都一样。特别是鳄鱼，他曾经仔细研究过它的眼睛。至于钱倒是躲得他挺远。可是他以毫不吝啬的崇拜和神秘主义抬高了它的身价，甚至美化了它的颜色。
“还是回到关于我父亲的话题上吧，”从丹尼里昆来的这个人说。“或者从他开始谈吧。因为我深信，这是我第一次提到这位老先生。他是在对病因还没有确定的情况下，死于心绞痛的。各位注意，其实人家事先警告过他。可他就是不信，就像不信灌木丛里会长出先令一样。他还喜欢花，爱在玫瑰花丛中散步，摸摸花瓣——用他的话说，那是抚摸它们的肌肤。那是最妙的。有些讨厌鬼甚至对他说他疯了。可是他并不相信，而是从熙熙攘攘的生活中走过，朝那些他并不认识的人微笑。这一点就被人当成一个标志，说他肯定是个疯子。倒是我的母亲因为这些事差点儿发疯。她无法理解他对人们表现出的这种爱，特别是对那些上嘴唇汗毛很重的、黑不溜秋的姑娘。她呀，你知道，老是在缝补东西她总是坐在那儿，瞧着围裙上放着的那只袜子皱眉头。因为我母亲缝出来的活儿总是那么漂亮，既没有缝到一块儿的针脚，也没有剪断过的痕迹，她简直成了个织补家。我的父亲却喜欢让别人快活，用抚爱，或者别的不具形态的方式，或者向人们阐明他们以前不曾注意过的某个道理。由于他具备这样一种在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天才——这种天才就连母亲也不得不承认——也因为妈妈那种因爱而生发出的恨，他无法相信死神就在科莱根大街那幢房子的二楼上悄悄地等他。我那时候还是个小孩，作为最近的亲属，他们派人来找我。这事自然不能告诉我母亲，而且她正患头痛病。他们说，我的父亲死了，那些太太们像魔鬼似地大惊小怪，乱作一团，特别是拉·陶克太太。‘什么太太？’我问。”我还是个怯生的小男孩。‘啊，’他们都笑了起来，有好心肠的人还为我涨红了脸。‘是那些妓女，’他们说。‘你父亲已经蹬腿归西了，现在请你去跟我们把他弄回来，要不然那些太太可要歇斯底里大发作了，’我当然得去，因为有些场合你是无法逃脱的。在那种情况之下，我简直是被他们抓着裤裆推出去的。总之，我去了那儿，有的人正在大哭，因为她们吓了一大跳。有的人却在大笑，因为从妓院里硬邦邦地抬出个男人也还是件稀罕事儿。只有这座妓院的老板拉·陶克太太为她这幢房子的好名声受到玷污大声骂了起来。关于这件事，人们议论纷纷。有的人捏我一把，有的人亲我一口。因为我是个挺漂亮的男孩。是的，”他说。“顺着楼梯转了老半天，我们把可怜的父亲抬到这幢房子的顶楼上，谁也没想到是应该把他搬到楼下去。就连那位很喜欢跟人聊天的拉·陶克太太也吃了一惊。于是我们只得又行动起来，抬着我可怜的父亲的尸体，又推又拉，而且大家都在冒汗。你们必须记住，那正是夏天。有个姑娘说起桶里的鲜牛奶来，她总是忘不了母牛的气味。她是个块头很大，好打呵欠的乡村姑娘，浑身是肉。就这样，我们总算把我可怜的父亲抬了下去。天正破晓，他的两只脚从大门口经过。‘哦，’我说，‘我该怎么办呢？’‘那就是你自己的事了，蒂姆，’他们笑着说。‘这就像我们不能给孩子喂奶似的，不是我们能管的事情了。或许你该叫一辆出租马车，’他们说，然后便关上了那扇登亮的大门。我的可怜的父亲跟我待在一起，甚至死了以后还是那样和蔼可亲，似乎对这最糟糕的事情还不相信。他把一切都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天总要亮的，这时天正在亮，解决问题的办法一定会出现在眼前，就如总是‘车到山前必有路’一样。后来，终于来了一辆洒水车，在晨光中给大街洒水。我身上的汗水这时已经变得冰凉。我一定是沉着脸站在那儿发楞。‘孩子，你这是拣了个什么玩意儿？’洒水的男人问道。‘是我父亲，’我说。‘他死了。’洒水人又说，‘嗯，他要是能跳上车来，下面这段路我可以拉上他。’于是，我们就帮父亲好歹往车上‘跳’。虽然差点儿把我们累死，但勉勉强强总算把他弄上去了。洒水人赶着马车走过大街，洒下一片水花。那情景可真美，我永远不会忘记。那细碎的水滴落在灰色的大街上，发出悦耳的声音。‘这个职业不错，’洒水人说。‘最后审判日过后，大街就是这个样子。’‘也许我们也已经受过审判了？’我问道，就像一个趾高气扬的男孩。可是洒水人没有听见。我没有介意，许多事情经不住第二次盘问。我们继续向前走着，水珠闪着微光，我们愉快地聊着。直到许多铜号突然出现在眼前。我伸出两个胳膊肘，躲避着那些老大的铜喇叭，我们差点儿从车上摔下去。而且欢呼声四起，叫喊的人大部分是妓女。她们倚在街道两旁大多数的窗口，屋子里摆开长长的桌子。这时，一位年轻的小姐嘴巴张得老大，我明白，在她眼里，我大概是个不可救药的人。我双腿叉开站在大车上，躲闪着，同时紧紧抓着我那已故的父亲。这时，他坐了起来，说道；‘儿子，往下掉的时候，你就伸开胳膊伸开腿，像锯末一样，这样就摔不断骨头了。’父亲就这副样子从大车上倒栽下来，我也紧跟着他滚落下来，脑袋撞在地上。我是在离我们家两条街远的地方发现他的‘尸体’的。‘你搞到一具可怕的尸体，’洒水人一边说，一边低头瞅着。这时，太阳已经升起，人们都出来看热闹，男人们穿着背心，太太们头上有许多发卷。还有些人是我们的熟人。‘怎么了？’他们问。‘这不是库沙克和他爸爸吗？他又醉得死过去了，这个老家伙。’这就是我们得到的评价。因为我心里还比较清楚，在可能的情况下，也并不想把真情泄露出去。”
“喷喷，”那个黑痣上长毛的女人说，“这故事讲得多神呀！”
“消磨时间嘛！”从丹尼里昆来的这个男人说。他能感觉到有一股气正从内心最深处很悲凉地升起。
欧达乌德太太一直在睡觉，或者是被一把仁慈的钳子夹着拉跑了。现在她又痛苦地睁大眼睛，说：“因为太太们太多，桑葚酱不够了。”
“是这样的，帕克太太，”她对她的朋友说。她坐在床跟前放着的一张椅子里，头上戴着一顶帽子。“你一直爱吃桑葚酱，还有腌野猪肉。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些野猪肉，就像记得我自己的脸一样。从来就看不见那些细小的鬃毛混进猪肉里头。你还记得呜？”
“记得，”帕克太太说，点了点她那顶整洁的黑帽子。
她们相互间又认出了对方。尽管一个被流逝的时光装扮成一个胖老太太，另一个则差不多要被死神吞噬光了。
“我已经好多年没葚野猪肉了，”艾米·帕克说，就好像由那些她已经不再做的事情引出的推论把她吓了一跳。“你要是不再干，也就失去了那个习惯。”
她说出来的话都很奇怪，因为越来越近的死亡使她进入一种催眠状态。她向镜子里面张望着。
“我还记得有个男人养成一个每天早晨吃一品脱糖浆拌一磅麸子的习惯，”库沙克先生说。
但是大伙儿都没让他继续说下去。
艾米·帕克看着朋友那张脸，那脸又毫无表情了。她要死了，她心里想，我没法理解这一切，确实不能。我什么也不明自，她想。她开始点头，而且怎么也不能停下来。
“这样还好些，”年轻的肯尼迪太太说。“到吃茶点时就该完了。”
“生活中，我在什么事情上都不搞投机，”欧达乌德太太说。“啊——”她尖叫着，仰面倒下。“他们会收留我的，可是他们得先准备好呀！”
艾米·帕克既然到场就强迫自己鼓足勇气，承担一点抚慰朋友的责任，而且她也确实愿意这样做。她俯身向前，握住朋友的手。生命的力量还在那手上慢慢流淌。她们俩生命的小溪在刹那间汇合到了一起。
大邻居躺在那儿面色灰白，汗流不止。她的气色完全是自己的头发的那种颜色——头发早已松开，分成两股披散下来。这样躺了一会儿之后，她开始哺哺着说她看到的、或者曾经看到的什么东西。但是很难听清她说的究竟是什么。因为这两者似乎都涂了一层同样灰蒙蒙的釉料。因为枕头越摞越高，鸭绒垫越堆越高，钩针编织的被子锁链似的花边愈加沉重，这间屋子显得更小了。屋子里，每一个人都开始感觉到欧达乌德太太的声音倾泻到这屋里所形成的那股灰色的水流的涌动。那水上下翻滚着，流淌着，有时漫过他们自己悲伤的梦的涌流，有时在欧达鸟德太太指出的那些物体周围旋转。只有艾米·帕克紧握着那只被水淹没的手，被这股生命的惊涛骇浪席卷着，两个人的灵魂在嬉戏与危难中航行。
“因为我们一共是七个人，”欧达乌德太太说，“如果我没有忘记还有第八个的话。那个脸朝下跌进泥塘的小姑娘被淹死了，或者闷死了。哦，我应当说，是在烂泥塘底下被吸吮着。她叫玛利亚。不过，我们都是马利亚，这是因为圣母马利亚的缘故。我们那些孩子们，或者所有能合得来的孩子们，有时候划着一条小船去玩。那是一条很漂亮的河，不少地方生着水草。这些水草仿佛把小河染成了棕色。·我们就这样顺流而下，摸着乌龙雅的座座石桥。那些桥都是大理石砌成的，摸上去冰凉，而且好像在移动。那是流动着的河水造成的假象，让你总觉得是大理石的缘故。那位要去市场的老太太赶着一辆很灵巧的轻便双轮马车，从这座桥上走过。她给了我这株花。你能看得见，帕克太太。别对我说你看不见。”
“哪株花，亲爱的欧达乌德太太？”艾米·帕克问。
让自己的神思又回到这间狭窄的小屋，她觉得一阵慌乱。
“那株开红花的，”欧达乌德太太说。“到了晚上可真漂亮呀！就在窗台上。”
“哦，”帕克太太说，“你是说那株天竺葵。”
“是的，”欧达乌德太太说。“是天竺葵。这是凯拉尼一位太太送的。现在我已经认不出她了。因为我想，她也死了。可是就在我们一块儿站过的那座桥上，我见过她。帕克太太，你该记得的。我们站在那儿看羊群从身边走过去。它们是一些懒懒散散的牲畜，却把我们挤得连钮扣都掉了。你还记得我们手上沾满了梦幻般的羊毛和羊毛的气味吗？那时，你说：‘我们可不是出来玩的，我们是有事来的。’我说：‘如果没有目的，我们也就不会出来了。难道还有什么比发洪水更好看的吗？’哦，亲爱的，你伸长脖子在人群中找你的丈夫。我却只喜欢熙熙攘攘的人群。我喜欢直勾勾地看陌生人的鼻窟窿。我看不够。我还能用双手抚摸陌生人的皮肤。你知道吗？”
屋子里有些人刚才还因为发现自己的生命多么脆弱而备受折磨，现在又都从他们忍受着的痛苦的痉挛中挣扎出来，大笑起来。
下面还会说啥呢？几个女人哼着鼻子说，不过声音很小，只从她们的鼻子下面传到下巴额也就算了。
但是艾米·帕克知道。有的时候，你什么也不知道，可有的时候，又什么都知道。她的眼睛闪烁着光芒。
于是，她从桥上俯下身来，捧起漂浮在河水里的一张张面孔。有的嘴唇张开等待亲吻，有的则闹得很紧，但都在浑黄的洪水中上下翻腾，还有那些旧信和发黄的照片。
“你最好能安安静静地躺一会儿，”她对欧达乌德太太说，“这样可以保存一点力气。”
因为动来动去，把她自己也累得精疲力竭。
“这屋里真闷！”痣上长毛的女人说，她打开窗户，“真让人发困。”
那位从丹尼里昆来的男人库沙克先生一双眼睛因为屋里的烟而发痛，还因为喝了相当苦的啤酒，不住地打嗝儿。他本来想再讲个故事，讲点儿耸人听闻又极其真实的奇闻轶事，好把人们的注意力再吸引到他的身上，以便日后还能记住他。可是仔细思索的时候，这种故事又不翼而飞，他只得在后面坐着，眼窝深陷，下巴发青。除了替这个世界接收一具死尸之外，他不明白自己到底是来这儿干什么的。不过，此刻，几乎每一个人都想错了，只有那株天竺葵在窗台上发着光——现在已经是傍晚了。
这时，丈夫回来了。他是被人们支出去换换空气，去消遣消遣的。在床旁边，他是个让人讨厌的人。有时候他对妻子的爱变得令人作呕。他像一条瞎狗，舔她的手，呜哇乱叫，露出仍然很白很尖的牙齿。
对于欧达乌德，谁也不介意。他已经只是一个躯壳了。以后他会变成什么样子呢？还会有人给他吃东西、给他缝补衣服吗？同情和怜悯会渐渐变少。最好像一条狗，躺在一丛黑莓下面死去。他会这样的，只是还没到时候。
这位丈夫摸索着从屋里走过，不时撞到那些已经变了位置的东西上，或者撞到他并没想到会来的人们的身上。他块头很大，蹒蹒珊珊，身上那套衣服就像是摸黑穿上去似的。欧达乌德衣服穿得很别扭。他的一双眼睛流着眼泪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如果他已经失去了对他那张脸的控制，那还只是一种他自个儿的痛苦，至少对他是这样。因为绝大多数东西已经被黑暗隐蔽起来了。
他走过这间屋子。有的人带着明显的害怕的感情把脸转过去，以免被他那双多节的手碰到。另外一些人则更谨慎地溜到旁边，带着装出来的无忧无虑，隐没在一片朦胧之中。
“欧达乌德太太在哪儿？”他毫无办法地询问着，似乎消失在人群之中。“她好一些了吗？你们能告诉我吗？”
“欧达乌德太太还像我们希望的那样好，”肯尼迪太太回答道。她的外甥女是个见习护士，这使她自己也感到抬高了身份。“在这儿坐下，但是要安静，你不要胡来。”
她领着这个男人穿过他自己的房间，走到那张许多年来他一直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的床前。在这张床上，他曾经在稍纵即逝的瞬息之间，捕捉到许多难以理解的诗意。
“你又要干什么呢？”欧达乌德太太闭着眼睛嘟哝着。
她已经不能再为她的丈夫做什么了。她的毛发已经长得很重了。
“我在这儿坐一会儿，”他说。
他摸着被子，那上面的图案是凸出来的蜂窝状的花纹。
为了某种原因，她不想让他摸她的手，也许是因为她已经走在了他的前头，对于他，现在已经什么都不是了。但是她紧紧握着艾米·帕克的手。有的人希望自己有位新朋友，诉说诉说自己最为隐蔽的秘密。而艾米·帕克虽然是老相识，但因为长时间没有见面，便成了新朋友。因此，这两个女人紧握着手。她们之间还有许多话要说。
“我从来没跟你说过，帕克太太，”欧达乌德太太嘴唇轻轻翕动着说。
还微笑着。
“什么呀，亲爱的？”帕克太太问。
她弯下腰细瞅着，因为不一定能听见她说啥。
“那些倒挂金钟，”欧达乌德太太说，“都砍倒了。”
于是，艾米·帕克听见了那些红色小喇叭抖动的声音，觉得有一股早晨的热风吹过。她向欧达乌德太太那双眼睛的深处望去。这双眼睛变成浓浓的金色，被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淹没了。
“刚才，”她说，“我看见你的脸了，艾米，这还是头一次。”
因为一辈子也没人对她说过这样体己的话，文米·帕克不由得脸红了。
这时，欧达．乌德因为不能理解在他自己的床铺周围说的这好几种语言，开始在空中挥动两条胳膊，而且又变得令人讨厌，大声叫喊着：“你们为什么不都滚出去，让我们悄悄地死在这儿？”
可是人们还是把他按在原来的地方坐下。这些组织者们认为，谁家死了人都应当是一件大家必须参加的社会活动。
那个黑痣上长毛的女人走过来。俯身在欧达乌德太太的脸前，说：“你确实不要请神父来吗，亲爱的？”
“我要神父来干啥？”欧达乌德太太问道。
“不管怎么说，你可以试一试嘛，”这位来帮忙的邻居说。
这时，欧达乌德感觉到一阵可怕的冷风。他抓起被子，从肺部深处，从这个黑乎乎的屋子中间哭喊起来，震动了每一样东西：“啊！凯茜，凯茜，你就这样离开我吗？你留下我一个人可怎么办呀？”
欧达乌德太太很平静。
“我不要请神父。我不害怕。我自己就可以说我想说的话。谢谢上帝。”
屋子里吵成一团，有的人表示赞美，有的人却并不赞成。牙齿发出吮吸东西的声音，那个可怜的男人放声大哭。有些人却只顾听这撕心裂肺的号陶。因为人们并不是常有机会听一个男人哭叫的，尤其像他这样一个大块头的男人。因此，谁也没注意到医生进来了。他刚在芬格兰顿接完生就来了。
这位医生是个受了惊而又缺乏自信心的年轻人。他很少说医生的行话，因此谁都不相信他。尽管他们也照样请他，甚至还付他钱。有时候，手头拮据，他真希望自己是个魔术师。
“大家好？”他问道，既像是问某几个人，又像是问大伙儿。
或许他已经变成了一个魔术师，用一串五颜六色的球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肯尼迪太太很郑重地说，她受了很大的折磨，尽管相当乐观。肯尼迪太太还说，刚才她还一直要打针来着。只要打一点儿。
这位年轻医生十分高兴能有机会从他的出诊包里往外掏点什么。这个包已经有两个小孩正趴在那儿往里瞧。
可是艾米·帕克因为一直坐在那儿握着朋友的手，心里明白，她已经死了。现在必须把这一点告诉大家了，她想。可是这难于出口的话，憋得她喉咙发胀。
“欧达乌德太太，”她终于说，“已经死了。”
她用一块手帕捂着嘴抽身走开，免得哭出声来。
她在别人面前从来没怎么哭过，现在也不。
结果是，那些冲过去要看个究竟、要做一番比较，并且以那种承袭来的技巧将尸首抬出来放好，然后喝着茶表示大家共有的同情的人们，都说帕克太太一直是个冷酷的女人，说她毫无道理地骄傲，在这一带没人缘，仔细想想，确实如此。
老太太从屋里出来的时候，从那株仍然在窗台上光彩夺目的天竺葵和那个号陶大哭的人的躯壳旁边走过。她不知道该怎样表示她的同情。她走过那个院子，走到她那匹小马跟前，怕它着凉，在它的背上搭了一条口袋。在这春天的傍晚，天气还很冷。老太太赶着马车向家里驶去，树在就要停息的风中摇动着。车轮碾过枯枝败叶，她在那辆脆弱的轻便马车里端坐着。
她回家的时候，老头——她的丈夫，正跪在地上用耙子把一堆火的余烬耙在一起。
“欧达乌德太太怎么样了？”他抬起头问道。
“她已经过世了，”她说，让门在身后砰地一声关上。
两个老人没有再谈这件丧事，而是很快就坐下吃晚饭，吃排骨和油煎土豆片。当他们擦掉嘴唇上的油，喝着一杯杯甜茶，谈论一些让人心里发热，但又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事情时，他们其实并没有想到对方的存在。
直到后来，他们才开始觉得心里平静了一些。那也许是某种天命使然。当他们在鸭绒被子下面躺下来的时候，才敢想想那位死去的女人在墓地下面与沙土杂混的时候该是怎样的情形。那真是难以想象。欧达乌德太太会躺在一个窄窄的墓穴里——如果他们敢这样设想的话。她说过的话曾在耳边回响，而且还将继续回响，至少会在记忆里索回。而这件事本身，也在走向死亡。
最后，老两口终于睡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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