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奇


一
以江堤、彭国梁、陈惠芳三位湖南青年诗人发起，并作为其代表人物的"新乡土诗派"自1987年春开启于当代中国诗坛，至今已整整十年历程。其间虽几经沉浮而初衷不改，最终以其独具的精神基因和艺术物质，成为这十年的中国诗歌历程中，具有相当影响的一脉走向。由这一脉走向所触及和提出的许多诗学命题，正越来越为诗界所关注，所谓"流派价值"，或许正在于此。而作为"新乡土诗派"本身，其初始的使命，也似乎才渐次得以确认，并有待新的深入。
"新乡土诗派"成长的十年，正是中国大陆诗坛最为驳杂动荡的十年。以1986年秋《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的"现代诗群体大展"为启动，继朦胧诗潮之后的第三代诗潮，进入了一个社团林立、群雄纷争、流派纷呈、变革迭起的"大摇滚"时候，成为中国新诗80年中最为壮观也最难把握的一道风景线。显然，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裂变，经由二次"能量释放"之后，泥沙俱下、混杂不清的现代诗潮，逐渐开始分流归位、朗现格局其大体脉络，以笔者个人诗学观念而言，可作如下划分：
其一、从艺术造诣分层，已可见专业性写作与非专业性写作的分野。这一分野最终使绵延十余载的"诗歌群众运动"之负面效应，亦即"运动情结"所造成的非诗因素，得以消解，使现代汉诗开始步入依从艺术规律作良性发展的稳健阶段。水静流深，沙自沙，泥自泥，专业与非专业诗性与诗形，各得其所；非专业性写作尽可向专业性写作过渡，但不再混杂一起，影响艺术层面的拓殖、收摄与整合；(有关现代诗之专业性写作与非专业性写作的理论探讨，本人有专论刊出，此处只作概念提出，不宜展述。)
第二、从诗歌立场分层，可见得生命性写作、知识性写作和社会性写作三个层面。生命写作虽一度成为第三代诗人个个挂在口头的标志，但大多数并未有真正深切的生命体验和生存痛感作支撑，只是将"青春期诗恋症"误作了生命写作的基因。于是其中一部分，尤其是从课堂到课堂，从书本到书本，从诗到诗的大量"学院派诗人"，便改由间接和知识性生存体验为精神底背，通过阅读与思考，专注于与"材料"而非生命/生存现实的对话，所谓"书斋写作"，即知识性写作。其中不乏专业层面的高手，但其精神源流，总还是与当下有隔。至于社会性写作，乃主流诗歌亦即官方诗歌的传统写作，大都借用新诗的表面形式，作社会学层面的布道之说，或浅情、或近理、或登高一呼，皆有其诗形而无其诗性，属于非诗的另一极。但此种写作，因社会所需要，大量长期定货而历久不衰，且易为非专业性阅读者所接受，遂构成与纯正诗歌长久并存的一大景观；
其三、从所承传的诗歌源流看，大体仍在现代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新古典四大路向中分流发展。尽管从朦胧诗到第三代诗，大家似乎都以打出"现代"旗帜为己任，但各自所承继和认同的遗传基因不同，最终仍分属了不同的路向，只是比原先的各种"主义"，其表现略有不同。或有所发展，或互为融通，但其底背所在，还是泾渭分明的。至于后现代主义，至少就眼下而言，尚只有极少数企及者，未形成流派阵营之势；
其四、从语言走势看，可见得三脉路向。一是以营造意象为能事的抒情性语势，一是以活用口语为主导的叙事性语势，再就是二者兼济的可称之为"第三向度"的语势。其中又有或过于欧化，或追求本土化，或再造古典诗质的不同倾向，取舍不一，所形成的语境也各具特色；
其五、就状态而言，又可分为激情性写作与智慧性写作两大类。前者重在诗歌精神向度的拓殖，后者重在诗歌艺术向度的拓殖，虽各有千秋，但后者的重要性，正被越来越多的诗人所认同--激情的滥殇之后，"怎样写"依然是首要的命题，这也是现代诗运渐趋成熟之后的标志性认知。
"新乡土诗派"的十年步程，正是在上述动荡、袭变的格局走势中显现出来的，也只有将其置于这十年大陆现代诗运的整体认识中去作考察，才可能得以较为客观的定位，确立其不同于其他社团或流派的价值所在。
二
两个十年的现代诗潮，均以"现代性"为旗号，虽然各


自承继的遗传基因不一样，却都为这一旗号所号召所鼓促，簇拥前行。实则何为"现代性"，什么是中国人现时空下自己的"现代感"，在初起的潮流中，都是含糊不清的，则后来的分化也便在情理之中。中国新诗，向有"舶来"之嫌，两个十年的大陆现代诗潮，更是全面引进和渲染西方各种主义思想诗潮的空前盛会。这一"盛会"，一方面及时开启并激活了当代中国的诗性思考，形成了新诗八十年中，最为宏伟壮观的诗歌造山运动，无论其拓殖的精神空间还是艺术空间，都是前所未有的。一方面也逐步显露出种种无法回避的后遗症，这其中，尤以本土文化根性的丧失和语言的过度欧化为烈，所谓"尘脊梁穿西服"，正成为大量西方经典之本土仿写诗歌的滑稽比喻。
当然这不仅只是诗歌的问题，整个生存现实都加速度也陷入了这一"现代化"的怪圈。权力的宰制之后，是金钱的宰制，市俗化、商品化、城市化，即时消费、物欲膨胀，文化失根、精神失所，所谓"乡愁"的命题(文化乡愁与精神乡愁)，便成为奔突于"现代化"旗帜下的人们，迟早要面临的喝问。
"新乡土诗"的出现，正是及时呼应这一命题，对现代诗潮所作的一次有意义的分延。这里的"分延"，是指"新乡土诗"绝非背离"现代性"，简单折返于所谓"田园牧歌"式的旧式套路或传统现实主义的覆辙，它依然是以"现代性"为底背的，只是其诗歌精神指向，更落视于本上，落视于现时空下中国人自己的"现代感"，而无意作西方精神的投影与复制。"新乡土诗"的代表人物们，在其《世纪末的田园--青年新乡土诗群诗选》(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编后记"中，对这一诗歌精神指向作了初步的表述："新乡土诗人们深入城市、农村和海洋，体验着更为广泛、更为精粹的乡土生活，诗歌的主流被重新引入到民族的生生息息苦乐哀痛之中，打通了淤塞的艺术生命之源，从内容到形式都回归到了民族的本体上。"显然，"新乡土诗"诗人们心中的"乡土"，不是传统意义或普注意识中，那个与"都市"、"现代"、"洋"等词义简单对立的"乡风"、"乡情"、"土"，而是具有形而上意味的一个精神代码，指在将第三代后诗歌中一再被悬置的精神根系，导引入充满矛盾和危机的现实热土，以审视、批判、质疑与叩问的立场来言说中国人这段艰难过渡的精神历程。当然，这里的"现实"一词，也不是社会学层面的"现实"，而系"精神现实"，这也是"新乡土诗"易被人误解，而实际上与传统"现实主义"有质的区别的关键。正如诗评家燎原在其《黄昏乡土上的放逐--关于新乡土诗的精神及其走向的描述》一文中所指出的："因之，'乡土'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假借物，是基于普通的精神痛失感中的诗人们，从城市退守至乡村，以乡村为背景，与物欲世界所展开的精神对峙。诗歌行为由此而导入精神行为，它在深刻的心理忧患中挺立精神匡扶的庄重的使命意识。"
由此我们理解到，"新乡土诗"诗人的对"乡土"的回归，实质上是身陷"现代化"浪潮中的清醒者，对理想中的"精神原乡"的一种回望，以此作为精神现实的凭藉或叫作价值座标，在不断的审度中实现对现实困境的超越。这一"回望"与"超越"的典型意象，是"新乡土诗"之"两栖人"的诗性命名："流动城市血液/却传出村庄声音的/那枚双重间谍的心脏"(陈惠芳《两栖人》)。这一命名使得"新乡土诗"诗人们有了完全不同于其他诗人们的脉搏之律动--他们"站在村庄与城市的关节处"，那样尖锐、敏感、深刻而鲜活地深入到"两栖人"之两难生存困境这一命题，进而昭显对精神家园的叩寻，在第三代后的诗人群体中，确属卓然独步的超越了。
在这里，考察"两栖人""回望"的视点所在是特别重要的。作为质疑"此在"的参照，"新乡土诗"诗人们，即未陷入"精神贵族化"的乌托邦式的想象世界，亦未掉头重复古典中国士大夫式的所谓纵情山水、归隐田园之矫情，而是非常自然地深入到对早年乡村生活的追忆中去，或作为城市的背弃者二度客临乡村、亲近泥土，然后，经由理想化了的淘洗与抽取，从乡土原型中提炼出为任何时代所不可磨灭的精神品质，予以诗性的创化，来导入家园的叩寻。显然，这样的落视，比起乌托邦的呼唤或呼请，无疑要亲近得多、切实得多，真实可信得多，是双脚踩实在大地上的"回望"与"超越"。非简单的两相比较，从一方逃向另一方，再由一方遁回此一方，这样的"乡土情怀"，是传统现实主义诗歌的一大盲区，最终沦于简单肤浅，有其诗形而无其诗性。"新乡土诗"的"新"，正是"新"在对乡土原型的二度淘洗与抽取中，这其中，有青春记忆的感性作用，更有成熟诗人们的理性思考。"两栖人"的命名是客观的，既客态于城市原型，也客态于乡土原型，由此才能确认精神的路向。不可否认，正是这一"客态"，难免使诗人笔下的"乡土"常有主观美化的嫌疑，而这正是诗人的所企图建构的--这一"建构"，在江堤笔下，是"辣椒长在皮肉上/是披着笋壳的风景/是骨头之神、气之神/是怀藏流水的圆柱/和蕴藏呻吟的精灵"(《生殖崇拜》)，在彭国梁笔下，是"把自己的头发扯下来/搓成茶叶/水声/在我生命最深层的洞穴/呼唤我/带焦臭的乳名"(《水声》)，在陈惠芳笔下，是"一座朴素的乡间教堂/在我的臂力之中渐渐升高/这些贫贱而质朴的教堂/从里到外充满着/金黄的、细长的、温柔的经书"(《堆草垛》)。"辣椒"、"水声"、"金黄的草垛"，在这些最普通、最日常的"乡土"的物事中，诗人的最终所欲淘洗的抽取的，是"一种升华了的颗粒和基因"(《陈惠芳《大雨》)--这是精神的"颗粒"，是民族生息之精、气、神的"基因"，正是基于对这一"升华了"的"颗粒"的抽取和对这一"升华了"的"基因"的探寻，"新乡土诗"方成为横贯80年代末至90年初的独立的诗歌运动，并越来越显示出她独在的魅力和不息的生机。
三
在"回望"中调适精神路向，艺术的表现也便随之超越了浮躁的潮流，拓殖出迥然不同的诗歌语境。这一"语境"，大体而言，是摒弃了翻译化语感，立足于本土的活话语，融合抒情与叙述，杂揉进具有一定地域色彩的口语，清明、硬朗、鲜活、纯净带有湘楚特色，富有东方意味，重视传统光彩而又不失强烈的现代意味-"新乡土诗"的这些艺术特质，在经由十年的磨砺之后已成为大陆现代诗之跨世纪的回顾与整合中，不可或缺的一脉资源。
当然，因为个体生命体验和语感体验的不同，上述特质在"新乡土诗"各个代表诗人那里，其表现也均有所不同。基于取向的一致，并未影响诗人们个体的艺术风格之追求。
这一群体中最具实验精神和创造力的，当属江堤。江堤早慧而多变，涉猎广泛，恣意探求，从不满足，充沛的激情与不失时机的控制，在其身上得以较好的融合。由此气质所开启的语感，驳杂跳跃，有很宽的表现域度：浪漫的、写实的、铺叙的、意象的，或直白、或突兀、或清明、或奇幻，且常有出人意料的表现。写《逆子》："道德沉睡的地方/一个叛徒一个隐者同时流泪/一生我站过两块地方/站在故乡我是逆子/站在城里我又面目全非"，直白道来，坦诚中见骨质，冷峻精警写《液态乡土》："家在波纹上流动/每一个泳姿都是回乡的路"，委婉流畅，有清亮的华丽感；写《薯干的灵魂》："细细碎碎/卧于白的齿下/牙签伸过撬/撬不动/像石有根/并细细地放出鼾声"，诡异奇崛，颇具文本外张力。这是一位深怀艺术抱负，矢志不渝的诗人，正如他的诗友非亚所说的"在江堤身上，有着一种可贵的赤子般的黄金的炽热、白玉的沉静、季节的轮转和大自然的风声......被内心的火焰和鞭子驱赶，脸上永远有着稻子一样明亮笑容的青年诗人"(《大地之子》)，也许正是因了这种气质使然，江堤在多向度艺术探求的过程中，逐渐暴露出重心不稳，风格不确定的问题，缺乏鲜明的、稳得住的艺术方向感，有待在新的步程中，得以调适，得以新的建树。
作为"新乡土诗"主要发起人之一的彭国梁，是一位艺术修养比较深厚的诗人。语感老到，意象新奇，融古典的韵致和强烈的现代感于一体，是其突出的风格特征。在他的笔下，有颇具荒诞意味的《进城的公牛》、《坚硬的骷髅》等，对叙述性诗语把握得很有分寸，不动声色中见出诗思的特异，常有道人未所道之深刻寓意。另一类是我个人认为较具代表性的真正可称之为"新乡土诗"的作品，如《水声》、《茶青色的池塘》、《月光下的诱惑》等。这些作品中完全东方化的审美韵味和本土化的现代意识，得到了很好的创化，无论是整体的构思，意象的经营以及节奏感的把握，都十分讲究，经得起高品位的苛刻的阅读与欣赏，无论是在"新乡土诗"中还是在整个当代中国诗中，都是可圈可点的佳作。"茶青色的月亮/曾经丰满地躺在池塘/现在瘦瘦地离开了"，可见古典诗质的再造；"我就是痛苦的漏斗/掉下的/一滴苍凉"，可见西方诗质的溶铸。如此的诗歌品质是难能可贵的，遗憾的是，诗人似乎未能很好地保持这种早期的良好势头，予以拓展和深耕细做，近年反而给人以渐趋荒疏的感觉，或是蓄势而待发?我们期待着诗人新的奉献。
在"新乡土诗"群体之"三驾马车"中，陈惠芳对这一流派的风格确认，有着更深的思考。"两栖人"的命名提出，绝非偶然。正是在他的诗中，"乡土"的指向上升为"家园"。他比其他诗人更痛切地认识到："家园无处不在/家园的窘境无外不在"(《交接仪式》)。"尽管我为民歌灌醉之后/再没有被时髦音乐感动过"，但"我不可能按照故园的节奏/安排命运的起落"(《怀乡的音乐》)。这才是当代中国人对"家园意识的清醒认知--这一认知的超前之处，在于将"家园"与"故园/故土"区别开来，认领现时空下的中国人被迫以"两栖人"的尴尬身份，步入"在路上"的飘泊处境，"家园"只是一种价值参照而非可以"回归"的确在"故土"，而"回望"的意义在于向前超越。无疑，当陈惠芳在《堆草垛》一诗中，将"草垛"升华为"一座朴素的乡间教堂"之后，他已将所谓"乡土"纳入现代意识而予以表现了。这一认知使陈惠芳的诗质，具有不同寻常的峭拔、坚实、给人以透明、硬朗如玻璃钢一样的质感。这些特质在其代表作《一蔸白菜在刀锋下说》一类作品中尤显突出，展示了诗人特具的气质和语感。同样遗憾的是，诗人亦未能在晚近的创作中，表现出更新的突进，导致一些从立意到架构的重复，滞留于初步的成就而未作更深的创建。
就"新乡土诗"群体十年步程的整体态势来看，显然都存在着一个重新定位、再度确立重心感、方向感的问题。早期的芜杂是难免的，目下的间歇也属必要的过渡，而再出发前的梳理则尤其重要。这里首先有一个"提纯"的问题：在对十年群体运动的成就中，找到真正代表"新乡土诗"的精神特质和语言特质，排除掉那些附着性的、渲练性的、非专业性的东西，同时吸取其他流派的可用之处，予以收摄和整合。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新乡土诗"的实验，在台湾现代诗运中也曾一度盛行，但最终被导入到缺乏诗体建设与诗学建设价值的浅层面运作，反而成为现代汉诗发展的阻遏力量。这里的关键在于没认清"家园"命题的悖论性，误将传统意义上的"故土""乡情"作为批判的武器，不解在这一"武器"的背面，同样存在着弱化生命的"阴寒"，存在着另一种遮蔽、另一种孤寂、另一种异己的力量。"所谓'家园'，只是一个不断推移且永不能抵达的精神所指，而非一个实存的他在；作为一种参照，它只反衬出此在的困境，却不提交他去的、返自可归的路径。而所谓'回乡之路'，实则也只是一种精神自救，它只拯救一种良心，而非建立一种行为；它只给出一种诗意的开启，以引领人们踏上二度寻找自我真正的过程"。(引用拙文《时间、家园与本色写作-译陈义芝的诗》，见拙著《台湾诗人散论》(台北尔雅出版社1996年版)296页。)诚然，相比较而言，由江堤、彭国梁、陈惠芳为代表人物的大陆"新乡土诗"，从一开始就非"浅尝"，其后的成熟，可以说真正将"新乡土诗"推进到一个与现代诗运同步，并进的前到位置，影响日盛。而"回望"中提示仍是必要的，无论从诗学的发展还是从创作的建树，我们都期待着十年拓殖后的"新乡土诗"，有一个更为深广丰硕的新的十年，在跨世纪的中国诗歌进程中，再显其独树一帜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