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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诗学:1999年冬天的思想
   


□谯达摩


开场白再过几天就是21世纪了。新世纪的曙光此刻不在东半球,也不在西半球。21世纪的曙光此刻在哪里呢?假设在诗歌里诗歌在哪里呢?在诗人的灵魂里。诗人是诗歌的生产者。
诗歌的生产可能性边界该边界因诗人的语言资源和创作技艺不同而呈现其不同的弹性和张力。诗歌的生产可能性表明,优秀的诗人可以生产该边界线上或该边界线以内的任何组合。在诗歌的语言资源和诗人的创作技艺既定时,边线以外的各点是不能实现的。
案例研究现在有些诗人一味标举所谓的"口语写作"和"后口语写作",并把它当作一种进入文学史的最佳策略,因此,他们的诗歌不自觉地蜕变成一些"口水话"的杂乱堆砌。他们的"诗歌"基本上是在诗歌生产的可能性边界之外。文学史意识"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显然是对的;"任何当代人写的当代史都是可疑的",这显然也是对的。
诗歌的需求弹性诗歌的需求量或供应量对其决定因素中某一种的反应程度的衡量。诗歌需求的"价格弹性"决定了需求曲线陡峭还是平坦。要注意的是,这里所有变动的百分比都是用中点法计算的。
案例研究今年4月在北京市郊区平谷县召开的所谓"盘峰诗会",为什么几乎失去了诗歌的"市场效率"?我们知道,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是经济学家用来研究市场中买者与卖者福利的基本工具。这些工具有助于我们解决一个基本的经济问题:由自由市场所决定的资源配置是以我们希望的方式进行的吗?从诗学建设的角度而言,我认为"盘峰诗会"是一个毫无意议的"诗会",顶多是一场滑稽剧。
文本意识其实首先应该是"质量意识",这就是为什么"文本意识"与"人本意识"无法截然分离的关键所在。
仁慈的诗歌计划者为了评价诗歌的"市场"结果,我在分析中引入了一个"新"的假设的角色,姑且称之为仁慈的诗歌的计划者。仁慈的诗歌计划者在诗歌领域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意愿良好的独裁者。这个隐形的计划者使与他有关的诗人的"福利"最大化。你认为这个计划者应该怎么做呢?他会放任买者与卖者自然而然地根据自己的利益达到均衡?
案例研究前不久,在北京市另一个郊区昌平县召开的所谓"小汤山诗会",由于"知识分子写作"诗人们的集体缺席,我看到了"没有国际贸易时的均衡"。所谓"没有国际贸易时的均衡",意思是当一个经济不能在世界市场上进行贸易时,价格调整使国内供给与需求平衡。当然,就本案例而言,最多也只是"中国贸易",确切地说,是"小汤山贸易"。此时,由于"第三条道路"的出现,使该"贸易"的供给与需求处于大致平衡。
文本的生产函数所谓生产函数,是指用于生产一种物品的投入量与物品的产量之间的关系。诗歌文本的生产函数同样逃逸不了这一规律。
异端的尺度和自由"就艺术史而言,异端便是正统",因此,异端的尺度是有限的。任何"异端行为"都不应该过度,否则,艺术将被置于死地。异端的自由表现为极限内的不可穷尽的创造。
幼稚产业论有时新兴行业支持暂时性贸易限制,以有助于该行业的建立。这种观点认为,在保护期以后,这些行业将成熟,并能与其他竞争者竞争。同样,有时旧行业也认为,他们也需要暂时性保护,以便有助于他们对新条件做出调整。
案例研究现在有些诗人喜欢谈论"九十年代诗歌写作",绕来绕去谈的最多的全是自己身边的那些人,目的是想借助"全体"的力量,把"楔子"巧妙地"楔"入文学史,但文学史的"墙壁"太坚硬了,于是只好寻求暂时性保护。与此同时,另一些在80年代即已"成名"的诗人,也在想方设法寻求暂时性保护。其中"断裂"是保护未成的结果。本案例的诗人不少,主要原因是幼稚产业论在现实中难以实施。为了成功地运用保护,这些诗人要确定哪个"行业"最终是有利的,并确定建立这些"行业"的利益是否大于保护给自己带来的代价。
人际关系公元1099年,年仅16岁的李清照完成了自己的成名作《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之后写了很多优秀的词与诗。我认真查阅了一下,发现当时的文坛大腕苏东坡竟然很少公开评价李清照。我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苏东坡与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不在同一条战线上。李格非是王安石政治思想的实践者。当然,苏东坡毕竟是苏东坡,当年他曾赏识和荐拔过李格非。在此需说明的是,苏东坡对其"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一直都高度肯定。
外部性与外部性的内在化前者是指一个人的行为对旁观者福利的影响;后者的意思是改变激励,以使人们考虑到自己行为的外在效应。我觉得当今诗人和诗评家应注意自己的修养,前者主要注意艺术修养,后者主要注意学术修养,从而顺应历史思潮、时代思潮和艺术思潮。
传统的疆域"任何传统都是现代,任何现代都是传统",如果这个论断成立,那么,传统的疆域则是无限的;如果这个论断不成立,那么,传统的疆域则也是无限的。
诗歌的边际变动生活中的许多决策涉及到现有行动计划进行微小的增量调整。经济学家把这些调整称为边际变动。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可以通过考虑边际量来做出最优决策。反观诗歌的边际变动,因为一些诗人的内心深处的"暴力"倾向,使得诗的内部,不,应该是语言的内部呈现出一片混乱和狼藉。
回归再过几天,澳门就回归了。回归就是回家的意思。我们的诗人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呢?是不想回家,还是找不到回家的路?
机会成本为了得到某种东西所必须放弃的东西。就诗人而言,需要放弃什么呢?
亚里士多德其《诗学》探讨了一系列值得重视的问题,如人的天性与艺术模仿的关系,构成悲剧艺术的成分,悲剧的功用,情节的组合,悲剧和史诗的异同,等。我们现在应该探讨什么呢?
诗歌中的市场势力看不见的手通常会使市场有效地配置资源,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有时看不见的手不起作用。经济学家用"市场失灵"这个词来指市场本身上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的情况。市场失灵的一个可能原因是外部性,另一个可能原因是市场势力。所谓市场势力是指一个人(或一群人)不适当地影响市场价格的能力。诗歌中的市场势力,因此不会使诗歌走向繁荣,更不会使诗歌走向伟大的复兴之路。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不得不花一些时间去瓦解目前诗歌中已经形成的市场势力。
流亡昭示着伟大诗篇即将开始,或者意味着伟大诗篇已经结束。
歧视经济学当市场向那些仅仅是种族、宗教、性别、年龄或其他个人特征不同的相似个人提供了不同机会时,就出现了歧视。歧视反映了某些人对某个社会群体的偏见。虽然歧视是一个经常引起激烈争论的情绪化话题,但经济学家力图客观地研究这个题目,以便把假象与真实分开。
三生万物我认为"第三条道路"的"三"是"三生万物"的"三"。"第三条道路"是一条绝对敞开的道路,因此是一条无限延伸的道路。任何否定"第三条道路"存在的人,都是盲目的。有些诗人说除了他们那两条路以外,再不会有别的路了。我听了觉得"幽默",因为我知道他们的"路"不是路,而是"圈儿"。
交易成本指各方协议与遵守协议过程中所发生的成本。如果我决定写一篇《1999年中国诗歌一瞥》,我首先应该研究什么呢?显然,我首先应搞清楚"民间立场"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双方在协议与遵守协议过程中所发生的成本。
自杀我反对诗人的自杀,自此出发,我反对一切人的自杀。我的理由是:他们不应该把自己尚未抽完的香烟,强行摁灭在人类的烟灰缸里。
科斯定理认为如果私人各方可以无成本地就资源配置进行协商,那么,他们可以自己解决外部性问题。如果这个"如果"在诗歌界成立,那么,我们需解决与诗歌有关的什么问题呢?什么是与诗歌有关的外部性问题?
"王"顾左右而言"它""第三条道路"的理念,是随着英国杰出社会学家吉登斯的同名著作而引起人们广泛注意的。当然,"第三条道路"的概念并非吉登斯的发明。在欧洲,最初是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用它来指建立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基础上的社会秩序。半个多世纪前,"第三条道路"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其基本思想形成于二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后期稍成规模。在半个多世纪以后,中国诗坛出现"第三条道路",则是历史不可避免的必然性。
U形平均总成本索勒蒂·特尔玛的平均总成本曲线是U形的。为了理解为什么是这样,要记住平均总成本是平均固定成本与平均可变成本之和。平均固定成本随着产量的增加总是下降的,因为固定的成本被分摊到更多量的产量上。平均可变成本由于边际产量递减一般随着产量增加而增加。平均总成本反映平均固定成本和平均可变成本的形状。千禧年我有时想,中国诗歌的千禧年什么时候开始呢?是不是从2000年元月1日开始?我想,还是从现在就开始吧。
春天的思想关于当前中国诗歌利益集团的U形平均总成本,我将在下一篇文章,即《我的诗学:2000年春天的思想》一文中进行比较详细的案例研究。
诗歌写作的分类我将诗歌的写作分成三类:即(1)兽性写作;(2)人性写作和;(3)神性写作。
预算诗歌什么时候才能从预算赤字转变成预算盈余呢?在此,我强调的是诗歌生产的质量状况,而几乎没有去考虑被加于诗歌的"可怜的经济"。
人性写作即正常写作,但不是"常态写作"。这种类型的写作者居于绝大多数,其诗篇放射出来的人性光辉显示了人性压倒一切的强大力量。中国的杜甫、英国的莎士比亚,可以说是人性写作的最高典范,他们光华四溢的不朽的诗篇则是人性写作的最好文本。
典型的成本曲线到现在为止,我所考察的目前的诗歌中,明显表现出诗歌的边际产量递减,因此,诗歌的边际成本在增加。
结束语21世纪,中国新诗的U形曲线的底部可能出现吗?

1999年12月14、15、16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