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江


一直以为，作为一名在场者，去检点诗歌风潮或揭示其在某一时段内的发展轨迹，是件既刺激、有趣又不怎么讨好的工作。说它刺激、有趣，是因为涉及当下，但也正因为如此，考验跟着就来了：一是需要克制平素性情的诱惑，大量关注和占有资料、始终保持对不懈增长中的新人新作以及相关信息的热情；二来需要在庞杂现象的背后，梳理出一条或数条脉络清晰的主线，并由此出发，对当下的诸多事件和人物行为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说白了就是，既不能怕得罪人，也不能"把不怕得罪人"作为文章张显个性的一种修辞手段。后一点，对于呈现和辨析跨世纪这两年多以来纷争频仍、诡异多变的中国前卫诗歌的发展线索，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我在下文中所力求自己做到的。
汉语诗歌从1999年春到2001年初这段时间，动荡极为剧烈，程度直追贯穿上世纪整个八十年代的"朦胧诗--第三代"诗歌运动，且迄今仍有深化和激化的迹象。这不能不使文学界大多数人怀着一种激动和忐忑不安的心情予以观望和议论。事实上，近十五年以来(从第三代诗歌浮出水面起)，诗歌已经许久未能引起文学界这样普遍的关注了。然而世易时移，今天的关注者群体(包括整个现代诗人群落本身、读者、批评家、理论家、作家、学者、媒体记者等)已不同于当年的关注者群体了，历经微黯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凌空虚蹈的文化风尚，以及伴随这些年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兴起所日益僵尸复活的传统暖昧处世哲学、暧昧审美姿态的洗礼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他们，作为伟大的文学创造游戏的主要参与者的心中，有一件关键的东西已然丧失：那就是激情。相应地，代之以填补激情退场后空位的另一件东西却出现了，它便是在市侩精神笼罩下审视和评判事物的思维定式。于是，诸多搅扰人们正常审视诗歌发展的因素随之而来，比如：关注者群体对事件和作品的激动流于浮表化、谈资化；批评家和理论家的自动缺席与退场；文学公开媒体对当下创作流变的漠视、民间诗歌媒体(包括民刊和众多新兴诗歌网站)的暧昧和首鼠两端；大众文化及新闻传媒的扭曲、诽谤；现代诗人群落本身"利益高于事实"的表态方式......凡此种种，都构成了我们辨析新一轮诗歌巨变过程中的绳结和迷雾。
关注者群体中的绝大部分与诗歌变革的本身无关，甚至，还构成了阻碍这一变革的众因素中的一部分。如此严重的情形，综观新诗诞生以来，尤其是新汉语现代诗诞生(我将它的起始点定位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北岛为标志的"朦胧诗"在内地的全面崛起之际)以来，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而这，恰恰也正是今天前卫诗歌艰苦卓绝生长处境的真实写照--环境本身充满了病态，甚至，连作为诗歌推进者本身的诗人们也无一例外地被环境的毒素所浸染，这种时刻，诗歌该怎么办?
考察两年多以来的诗坛流变，并由此上溯新汉语现代诗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有这样一条线索引人注目：即我们的诗歌迄今为止，虽然没有为读者奉献出他们期待已久的、既往文学史所灌输给他们的那种巨星式似的作者，但具有一定潜质、创造力足可以跻身候选者行列的诗人却已涌现得太多。这些人一方面写出了一些优秀之作，一方面却又碍于个人或环境、时代的束缚，在成名的同时迅疾步入诗歌病人和诗歌老人的行列。诗歌竟犹如好莱坞电影中的吸血僵尸，在每一代作者中均只是若干年灵光一现，灵光过后，遗留诗界的却惟有一具具被"创造的幽灵"吸干精血的前诗人们的行尸走肉，以及或大或小鄙俗不堪的文人圈子。这种局面，要一直等到下一代的精英历经艰辛破冰而出，方告打破。但"中兴"的局面未等展开，新一代人又会不可避免地克隆前人的轮回。一代又一代的精英，被时代或个人的犄角旮旯、被未老先衰和暧昧毁灭。他们无福"死"于艺术创造的疯狂。更为可惜的是，当代诗歌的最新成果或理论发现，在今天欲想得到业内哪怕一丝的接纳与容忍，必得以匪夷所思的论争的方式进行。实际上，这已构成了两年多以来诗坛风潮变幻的主调。
有鉴于此，再次潜入1999年以来过往论争的潜流，从更深层次剖析它们的前因后果，已在当下具有了艺术研究上的普泛意义。因为类似的现象与问题不仅存在于诗歌，也存在于整个艺术创作界，乃至学界。所不同的是，诗歌由于其迥异于其它领域的至纯特质，表现得更为惨烈而已。
1999年：为时一年"盘峰论争"仅仅是诗歌界的一次随机性的纸上群殴吗?
它的前因后果中究竟还有什么属于诗歌本身的奥秘未被揭露?它所派生出来的"民间"与"知识分子"这两类诗人称谓的背后有什么东西一直被诗坛所漠视?论争的参与者们又真的搞清了自己无意中所扮演的历史角色吗......

在今天重提1999年4月16至18日，重提在北京平谷县那个叫作"盘峰宾馆"的疗养地所举行的名为"世纪之交：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建设研讨会"的会议，我想所有的与会者大概都会不同程度地，在内心里涌起一种复杂的不胜唏嘘的感觉。这是一次时间多么短促、名称多么详和的会议呀。然而也正是它，像冥冥中一把坚定的利剑，从容挑开了覆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诗歌写作成果之上的厚厚帏幔，将诗歌的隐秘真相公诸于世，将庞大的内地诗歌版图从此清晰地一分为二，并进而引领汉语诗歌由千百年来的暧昧、和气，步入到新世纪爱憎分明、剑拔弩张的一页。
有关对盘峰诗会的不同描述，以及随之而来为时一年之久的论争文章，迄今累积起来足以构成几部厚的集子。仅以所谓"知识分子"序列诗人的著述为例，1999年末到2000年初，短短的几个月，便已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语言：形式的命名》、《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两部相关文集，新近又推出了第三部结集；而所谓"民间写作"诗人关于这方面的文章，两年来在《中国新诗年鉴》、《中国诗年选》、《诗参考》、《葵》、《诗文本》等书刊上，也或多或少都能见到。再单纯复述和还原当年的会议及论争始末，未免多此一举。但盘峰诗会本身并非像一些人事后所声称的那样：仅仅是一场具有轰动效应的即时性话语交锋。这在宏观上，从它日后所引发的旷日持久的争论以及整个诗坛的关注便可以看出。在具体方面，则有许多细节可以提供佐证--比如与会的昆明诗人于坚所提到的会上那个"有趣的现象"："这是一场诗人与诗评家之间对比悬殊的交锋。与会的不少新潮批评家都站在'知识分子'写作一边，倒是老资格的批评家们保持了以往的一贯立场，仅仅对文本发言，而不管它是什么理论支持下的写作。批评'知识分子写作'的不是批评家，百是一批没有批评家为之摇旗呐喊的诗人。批评家们不是在为'知识分子写作'的具体文本辩护，为诗歌辩护，而是在为他们的'观点'辩护；知识分子诗人们也一样，不是在为他们的'观点'辩护；而是在为'知识分子写作'辩护......"(于坚《真相》)；比如西川、王家新、孙文波等会后在文章、讲座乃至一年后接受媒体采访时的失态；比如并未与会的韩东、张曙光、沈浩波、杨小滨、宋晓贤、杨远宏等人的会场外激烈姿态；比如另一批或与会或缺席的诗人树才、莫非、车前子、尹丽川、小海、殷龙龙等人所谓"第三条道路"的提出......
种种的热闹、激烈、愤懑，争执者的七嘴八舌，争论各方的一呼百应，都说明了盘峰诗会确实捅开了当今诗坛的不止一个马蜂窝，而这些马蜂窝的存在由来已久，并非专为这次空前的笔战加骂战所特设。这是十年乃至十五年来诗坛痼疾的总揭发。它不可能仅仅是一个即时性事件，它"对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影响，正像80年代初关于朦胧诗的大讨论一样，将在尔后逐渐地显露出它的重要性来......"(秦巴子语)。一段时间以来，也曾听到一些奉行好人哲学的同行，以及个别未能有机会参加该会的诗人，出于或中庸或怨怼的心理，负气说"盘峰诗会并不重要"，我便坦承自己的看法：这次会重要的并不是在哪里开，由谁来参加，而是它终于开了，终于揭露出了那么多郁积已久的问题。这样的会，晚开不如早开。越早越对诗坛的多元风气的形成有益。虽然一直以来，我对自己作为出席者和论争的当事人之一，始终感到由衷的荣幸。
长时间酝酿而成的写作分歧总是蕴藏了太多的缘起与脉络。在去年南岳诗会上，我曾将最主要最直观的一条脉络概括为："整个九十年代的诗坛热闹可以用六个字来概括--死人、闹鬼、打鬼。'盘峰论争'可以说是打鬼的开始。"其中，"死人"是指海子(1989年)、戈麦(1991年)等诗人因个人原因接二连三的非正常死亡，以及骆一禾的病逝、顾城谢烨悲剧的发生。"闹鬼"是指因这些现代诗作者的突然死亡，和一些诗从人、理论家对所谓"殉诗"、"诗歌烈士"说法的鼓噪，导致"九十年代"没见过什么文化大世面的读者和诗界，对上述死者的绝大部分作品采取了不加选择的接纳、模仿与拔高，并进而在一种盲从与恍惚状态中默许了当年为其大办丧事的'堂兄'们"(伊沙语)对诗界权力话语的独占。我在此处无意谴责这种默许，只是想提请人们注意--"堂兄们"实际是与死者绝然不同的一批人，且不说才华和生命力度上的欠缺--他们远比死者们更洞悉这个烟火气十足的世界本质，他们比海子更亲近人性的暧昧和写作上的大而无当，比戈麦更懂得在诗人这个行业的深谋远虑和韬光养晦。就是这样，一代优雅、暖昧的"饱学之士"飘然登场了。他们以貌似沉郁的方式吟咏着一些遥不可及的主题，一面作抗议、流亡和文明的孝子贤孙状，一面在主流刊物和各类官方诗会上频频露面，"知识分子的良知代言人"和"中产阶级时代的文坛名士"这两项精神向度迥异的重任，就这么被天才地、一心二用地兼职挑了。即便你想对此提出异议也无济于事，因为有一些人的死亡在前面挡着呢，"死亡封住了我们的嘴"(借用西川早年的名句)。盘峰诗会开始的"打鬼"正是从这一现状先行开始入手。


然而我要说，这虽然是最显眼、最主要的脉络，却并不能构成关于论争缘起的惟一解释。事实上，伴随着论争的深入、浮表热闹的归于沉寂，有关隐性的疑问又开始呈现：难道当初人们对死亡者们作品的接受，仅仅就是源于一些人的鼓噪和接受者群体没见过什么世面?不对吧，"不死的"海子死在1989年3月，虽然时段上已是尾声，但毕竟也属于"伟大的八十年代"。即便是到了1990年，中间隔了一个"八九"，可人们的记忆，离"他们"、"非非"、"海上诗群"、"莽汉"等第三代风起云涌的岁月，也不该那么远吧。请记住，徐敬亚等人编的"红皮书"《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是在1988年9月才出版的。我不相信，"历史强行进入"(西川语)真的具有如此抹杀文学记忆的功效。我们能不能从作品阅读的本身找原因，比如可读性?如果隐去死亡的光环，仅就诗句本身而言，海子的诗确乎比第三代中的许多"天才"更贴近读者心目中有关"诗歌"的影像：抒情性、歌唱性、词语凝练基础上的力度......虽然这些诗中的大多数都充满了病恹恹的气息，但对于广大盲目的读诗者、诗评家和学诗者而言，他们甚至会把这种病态误以为是现代诗的特色呢--正如同时期一些低龄的读者，把汪国真的抒情卡通诗理解为现代诗。中国的读者对现代诗是缺乏阅读上的准备的，无论是学校的教育还是他们的自我教育。他们骨子里对像诗的东西更加接受。因此这就要求当代的诗人们除了有艺术上的创新意识之外，还要与汉语诗以往的传统保持或多或少的相通之处。表面上看这是一种滞后而保守的要求，但实质上，就草莽成色过重的新汉语现代诗而言，却无疑是一种更为苛刻的诗歌要求。一方面你必须先锋，一方面你又要强迫自己认识到诗之所以成其为诗，而不是口号、口水、掉书袋、赝品乃至其它一些什么文字怪物的精微原因。
不过这对于整体上的第三代诗歌而言，基本上可以说是不可能的任务。他们太热爱自己的口水化了，尽管曾有那么多的人写出了那么多的佳作，但他们中并没有多少人从理性的角度洞悉佳作生成的秘密。有的人甚至还会把口水化一厢情愿地视为打碎旧有诗歌戒条桎梏的武器。一把菜刀可以缴获一两只枪或火炮，但若是以为菜刀真比枪炮厉害可就滑稽了。海子的诗就钻了他们这种美学上的空子。至于后来的"知识分子写作"则先是以"堂兄"的身份搞情感开路，后又以尊重文明、强调所谓文化传承(实质上是曲解)的方式，再次钻了这一空子。要知道，人类的天性远非创新，保守的腔调对庸众而言永远是最悦耳的声音。口水泛滥--病态的抒情、疯狂--盗用良知、文化名义的假大空--欲盖弥彰的暗箱操作，构成了中国诗坛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整个九十年代的主旋律演变。可悲的是，由于人性中暧昧的操控、老好人哲学在我祖国的深入人心、文学媒体的群体性阳痿、理论界的弱智与堕落，这些问题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一直得以不断地堆积和郁结，直到它开始成为一个真正的垃圾山，并随着中产阶级时代的渐渐到来，衍生出"买办主义诗歌"这一怪物。至此，现代诗歌经过与我们多变的时代共谋，完成了它制造诗歌腐朽和愚昧的系统工程。疖子终于烂透了。这才是1999年"盘峰论争"爆发的深层历史背景。不要以为诗无报应。
也正是基于前述诗歌发展历程中多重复杂因素的存在，时隔一年多以后，再来回头审视"盘峰论争"后创作界颇为热门的"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的概念，它们的外延应该说在今天已经得到大大的延展了；甚至于内涵，也不复再是当初被人强行定义(民间写作)或自我定义(知识分子写作本身来讲已不再重要)，而更像是对每个写作者关于诗歌创作自觉程度的说明。还记得在论争的初期，诗坛上经常会听到人们这样的疑问："于坚供职于国家的省文联机构，他怎么能算是民间写作?"要不然就是："欧阳江河、孙文波都没受过正规高等教育，他怎么能算知识分子?"在当时，这些确乎构成了不少人字面上的疑问，但现在，恐怕没有几个人再幼稚地这么发问了。"民间"，不是指写作者个人的职业，它更多地是指他在写作时所持有的精神立场，以及审视世界、处理题材、乃至他所有诗学追求的出发点。看他能不能把卓而不群的气质、独特的语言和想象力注入作品之中?"知识分子"，也不再是指一个人接受教育的年限，它更主要的是看写作者本身如何对待生活与写作之间的关系，看一个作者是不是漠视生活的多姿多彩、真实的狂喜和疼痛，偷工减料地把视野转向僵死的典籍，以得自书斋的屑小感触或制造赝品的喜悦来取代对切肤经验的触摸(如西川、臧棣、张曙光)?看他对时代的忧虑和沉痛是不是经过了矫饰、做成了徐福记糖果和麦当劳快餐，是不是把严肃的主题低幼化、卡通化了(如王家新)?所以"民间"和"知识分子"不是涉及某几个论争当事人的小话题，它们关系到今天每个人的诗歌写作。没有任何一个人在写诗伊始就打定主意要欺世盗名、作他人的反面教材。然而为什么我们偏偏就有了一些反面教材，这也是值得每个人去深思的。这甚至与论争无关，它只关乎人性，关乎对自我的苛责。
至于那些论争的参与者，他们搞清了自己在这场论争中命运安排的角色了吗?通过对论争的回顾，他们有没有发现自己在诗歌认识上的局限和缺点?那些当初置身于局外的人今天又会怎么看待自己当初的想法与言论?这些都很有意思。于坚，这位当时论争的标志性人物，还像当初盘峰诗会刚结束时那样，认为这是第三代诗歌与"知识分子写作"的交锋吗?程光炜、臧棣是不是还认为沈浩波在自己面前是个不值得提名字的"小孩儿"?沈奇今天还会不会提及他在北大"访学"的学兄学弟时满怀温馨、从而一厢情愿地填平诗歌认识上的巨大鸿沟?杨克是不是还在怀念他当初把全中国诗人团结起来的梦想?杨黎现在是不是还在认为写诗仅仅是一件"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的事?谢有顺和唐晓渡这一小一老是否仍像当初那么愤怒?纯正的学院派大师任洪渊先生是否依然挺着清瘦的身躯，一面为北师大他几个学生的"反学院言论"大声叫好，一面继续他孤寂的探索?侯马会不会在今天还寄望他的诗能感动"各行各业优秀的心灵"?如果是，"诗人"算一个行业吗，那些日渐铁石心肠的优秀心灵，又能有多少会被他感动......
剑拔弩张的"盘峰诗会"，为时一年、烟尘四起的"盘峰论争"，人们真的看懂它了吗?其实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为诗坛从此营造了一个人人敢于站出来亮明观点的多元氛围，尽管这是它最为显眼的成果之一，且在日后的岁月中，不断使诗歌受惠。
2000年："盘峰论争"对诗坛的隐性影响呈现：论争双方都在试图深化自身在理论上的阐释；年选与年鉴在分歧中各自承载起一部分推进诗歌前行的重任；
民刊、网站的兴旺、媒体的关注强化了多元的格局，更营造了一种虚假繁荣；新一代的诗歌误区；"衡山诗会"，来自"民间"自身的批评；"下半身写作"理论的出现；个别人对"先锋"、"民间"内涵的冷静探讨；新一轮年选、年鉴序言的出笼，说明"民间写作"对理论建设的态度欠缺严谨。2000年在热闹一片里落下帷幕，心浮气躁却远远没有收场......

2000年，似乎注定是一个过渡年代。据一些媒休上讲，既不属于严格的二十世纪，也不属于严格的二十一世纪。它在历书中孤悬于两年千年之间，独自承载着两个庞大时间概念的挤压。犹如我们的现代诗歌，孤悬于既往汉语诗歌与欧美现代诗歌的经验和桎梏之间，稍有不慎，便会陷入文化或蒙昧的沼泽。正是在这独木桥通道般的2000年，诗坛为人们预演了未来时代诗歌兴盛和衰败的可能，并部分地为今天的诗界同仁快速回放了第三代诗歌在八、九十年代之交的辉煌与残缺，补上了历史拖欠的一课。
2000年还是诗人们疯狂发言、发表、出书和写作的一年。后者一如往年，而前三者确乎比"盘峰论争"前的"九十年代"热闹了许多，在外界看来，诗歌圈终于又"活"了，终于又和小说、散文一样，成为貌似活跃的文学界中的一分子了。"知识分子"们的两本绿皮书问世了；《今日先锋》发表了"后口语诗歌"的九人小辑和理论对谈；《阅读导刊》、《北京电视周刊》等媒体在忙着刊发纪念论争一周年的理论新作、当事人访谈和近作。《作家》、《上海文学》搞了诗歌"两刊联展"，部分的"民间"诗人、第三代诗人、70后诗人开始获得了近十年来国刊的常客--"知识分子"诗人同样的亮相机会。甚至连《新华文摘》这样的杂志也开始刊载了诗作。这一切在一年前还似乎是难以想象的，但它们现在确实成为了现实。与此同时，新的一部民间诗歌年编--《1999中国诗年选》开始在成都诞生，主持人是当年"非非"的重要成员何小竹与杨黎。应该说，"中国诗年选"的初衷与一年前开始问世的"新诗年鉴"有很大的不同。编选者们显然希望把它编成一部承继八十年代先锋色彩和非非反文化美学倾向的类型诗选，而非"年鉴"那样的包容性选本。两本书里，"年鉴"突出的是全，是制作和发行的专业化，是接近于中庸的平和姿态，"年选"突出的是纯粹和专，是为入选者提供更为集中展示作品的机会。两者本来具有互补性，但可惜，因为作为"年选"策划人之一的韩东(也曾是"年鉴"编委)此前同"年鉴"的出资人杨茂东、主编杨克在编辑方针上存有较大分歧，并进而在《论民间》(此文后来作为第一本"年选"的代序在该书发表)一文中有所指地提出了"伪民间"这个概念，导致"年选"与"年鉴"从一开始便不是处于一种良性的互动状态，这也为一年后震动"民间"内部的"韩(东)沈(浩波)之争"设下了伏笔。不过无论如何，"年选"与"年鉴"都推出了一些有潜质的新人，同时也令读者看到了不少近十年来难得露面的资深诗人的新作，进一步验证了"好诗在民间"这句真理。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人们便会更清楚地看到，一个拥有"年鉴"与"年选"的诗坛，与没有它们的诗坛，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尤其对于广大的爱诗者和那部分极少作品面世机会的诗人们而言。
有幸在这一年开始诗歌写作的作者是幸运的。因为无数民刊和诗歌网站的创办，极大地拓展了当代诗歌与读者沟通的渠道。国刊日趋堕落的编辑群体、离原创现场日益疏远或即便在场也是早已丧失诗歌力的诗评家们，已不在是掌握一个新人在诗坛命运的惟一尺度。诗人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被掌握在自己作品的手里。所以这一年的诗坛，尽管鱼龙混杂、口水泛滥，却从未停止过对现代优秀新军的输送。继上一年"盘峰论争"后诗坛对沈浩波、盛兴、朵渔、南人等的发现，朱剑、轩辕轼轲等年轻实力诗人的横空出世，让许多"老家伙"感受到了来自诗歌和青春的催逼。其实，新军中也不仅是年轻人，还有一些年长于他们的，过去因为这样和那样原因不太为整个诗坛所知的资深诗人--1999年是宋晓贤，2000年是唐欣和李伟--这些汉语诗歌的优秀大厨，历经岁月的磨砺，正以他们的精湛技艺，为读者端出一道又一道的精神佳肴。
这一年，广州黄礼孩编辑的《诗歌与人》，广东中山符马活、余丛编辑的《诗文本》以精美的印装出现在了知名民刊的行列，与已有的那些民刊不同，这两本刊物的作者群都是以70后出生的年轻诗人为主体，体现出十多年来民刊少有的活力与躁动，让人领受到了新世纪的劲风扑面。这一年，写诗的人不知道《诗江湖》、《诗生活》、《锋刃论坛》、《灵石岛》、《指点江山》等网站的可谓少之又少了。"网络就是新生活。"这句两年来网络公司用来骗人的广告语放到诗歌界，倒确实成了一句实话，尤其是对那些常年置身外省孤寂的一隅，勉力守护着诗歌家园的写作者们。不过，凡事有利必有其弊。年轻诗人们在掌声中登场，民刊网络的一派热闹，在某种程度上也滋生了诗歌界的浮夸风气和现代诗的虚假繁荣。凡新人新作必赞必推，一旦成为于坚伊沙沈浩波韩东侯马何小竹杨克们的一种风度和风气，"民间写作"对诗歌的标准和对诗坛的贡献，也就大打折扣了。每一时代的诗歌天才都是寥若晨星的，更多的还是像徐江宋晓贤李伟这样的笨人，他们必得经过诗界的漠视，并把这种漠视健康乐观地化作进一步前行的动力、几经诗观的反复周折、诗风的渐变和丰富，一点点调试好自己的嗓音。外界的苛求、岁月的考验不一定就是坏事。相反，"写作路线对了头，马上就变小母牛"的认识才是可怕的。精神领域中的创造更是来不得半点儿"大跃进"的，后者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煽情、悲悯和"感伤"。青年导师们，希望你们永远像现在这样，热情地接纳新人和无名者进入诗歌这个游艺场，但你们一定不能走神儿，一定别忘了找他们要票，哪怕他是你爹、你未来的小舅和小姨子。否则，民间便随时有沦为另一波"知识分子"的可能。这是新的误区。记住杨黎说过的一句话吧："伪民间"在每个人的身上都有。
2000年，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发生。那就是由民刊《锋刃》的主编吕叶等人发起的"衡山诗会"的召开。这次诗会与其它诗会的不同之处首先在于它的纯民间性：每个与会者都是自费前往的。会上照例出现了"泛口语"与"泛学院"观念的争执，但每个发言者都是抱着一片交流诗艺的坦诚而来的，所以这次诗会对既往十年的诗歌研讨已不在仅限于分歧的阐释，更多地倒表现为一种沉潜和反思的气质。这也使许多诗人开始重新解读"民间"这个概念的内涵。也正是在这次会上，来自"民间写作"自身的批评开始出现了：沈浩波把批评的锋芒开始对准他此前大力称道的"非非"、"他们"、"莽汉"等部分前第三代诗人和"八五年一代"诗人中的大部，还有贾薇、阿坚等人的作品，从先锋性的减弱和缺失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认为九十年代的诗坛之所以出现普遍贫血，完全是几乎所有诗人共谋的结果。他高度评价了伊沙余怒诗歌中"自觉的先锋精神"，并呼吁人们对另一些诗人如唐欣、郑单衣、岩鹰、殷龙龙、余心焦予以关注。与此同时，沈浩波的"我就是要先锋到底"的口号和他与一部分70后诗人组成的民刊《下半身》也引起了其他许多诗人的兴趣。
应该说，《下半身》的出现是2000年中国诗坛的亮点之一。这份民刊的名字出自天津诗人朵渔之口，源于昆明诗人于坚的一句话--"中国诗歌没有下半身"。沈浩波在发刊词中对他们的理论进行了初次的阐述："知识、文化、传统、诗意、抒情、哲理、思考、承担、使命、大师、经典、余味深长、回味无穷......这些属于上半身的词汇与艺术无关，这些文人词典里的东西与具备当下性的先锋诗歌无关。""......我们年轻得还没来得及去受更多的压迫，我们就已经觉醒了，我们已经与知识和文化划清了界限，我们决定生而知之，我们知道了，我们说出。我们用身体本身与它们对决，我们甚至根本就想不起它们来了，我们已经胜利了。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身体之中，它们在我们之外。让那些企图学而知之的家伙离我们远点，我知道他们将越学越傻。"如果仅从字面上看，这时的下半身理论可以讲还不严密，表态的成分和初创的激情往往更容易吸引读者的视线。但实质上，它确实为诗坛带来了不同于以往的一些东西。
比如把自己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对先锋性的强调，比如新一代人在千百年文化传统面前所感到的窒息与逆反，比如对本土化和原创精神的极端标举......凡此种种，虽非像沈浩波们所自豪得那样开天辟地、生而知之，确实在是现代诗几代作者长时间以来写作不能善始善终根源性问题。文明尸陈遍野，诗歌的土地已经被尸毒所荒芜了，迫切需要再来一次垦荒运动，让后来者拥有一个坦然生存的空间。但一切真这么轻而易举吗?沈浩波们可不管。他们说了，就一直做下去。写诗、编刊、在网上与人争吵对骂，还像班干部一样批改同龄人的诗作。他们彼此间也吵，各人对"下半身"都有不同的理解，但有一点是共通的，即诗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去写了。多半年的时间过去了，他们产量颇高，语言更精炼了，有了一些很酷的作品，但也有不少为酷而酷的作品......时光在流逝。这时候，"民间"诗歌界出了两桩不大不小的事。
一件是广州的批评家张柠与韩东在《作家》上打起了笔仗。起因是张柠撰文批评韩东有"精神洁癖"，而且批评起人和事来总"扮演一个真理拥有者的角色"，爱充当"精神警察"，还点名批评了韩东《论民间》一文，语带嘲讽。韩东见此文后则写了一篇题为"文人的辞意"的回应文章，认为张柠针对的不是文章，而是他个人。另一件是"年鉴"的编委、出资人杨茂东跑到北京，拜会了一些"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其后力主邀唐晓渡进"年鉴"的编委会，引起各地"民间"诗人的关注。
这两件事的发生，引发了一些诗人对"民间"这一概念与事实的进一步思考。诗人朵渔在《在民间，不团结就是力量》一文中，申明了"民间确保个人自由"这么一个原则性问题。秦巴子则结合"盘峰论争"以来诗歌界的一系列热闹和疑问，在《我的诗歌关键词》中以尖锐的笔调挖苦和批驳。我本人也作了《什么是先锋，什么又是民间》一文，对新一轮的诗歌冒进、艺术浮夸风、"民间"所隐含的暧昧气质以及韩张争论中两人的一些观念进行了不客气的批评。呼吁大家回到独立和个人的决绝。但需要指出的是，类似的声音在此时显得并不嘹亮和中听，而沉浸于诗歌大联欢的新老诗人并没有意识到对自身类似情形的反思。而也就是在大约同时，伊沙的2000年"年鉴"序以及杨黎的"年选" 序先后完成，并在互联网上发布。
客观地说，这两篇序如果作为作者个人的诗论或随笔讲，显然具有很高的可读性。但一旦把它们放在作者所欲驻足的理论建设的高度，则都显得有所偏颇和过于性情化了。伊沙的文章写得文采飞扬，但有时为了照顾文气的顺畅和预定的假设，想象力略嫌丰富了些，对一些具体的人或事的评价与事实有偏差，有失此类文字所要求的严谨与沉潜。立论的出发点也过于从个人出发。文章是好看了，作秀的成分倒也多少有了一点，尤其是关于他自己命名的"新世代"的那段论述。杨黎则索性自说自话，千方百计向读者表明自己的诗观。可是，尽管这本《2000年中国诗年选》里"都是编者喜爱的诗"，但它毕竟是一本多人合集，而非编者自己的个人诗集。这样一来，文章里所阐述的种种观念倒似乎与诗集本身多少有一部分脱节了，显得过于率性。就这样，伊沙的美文与杨黎的语录，两位天才诗人的个人炫技构成了"年鉴"和"年选"2000年卷序言的一大景观。尽管他们也触及了不少话题，但这究竟是诗选的需要还是作序者个人的需要?"民间写作"对理论建构的自觉性看来仍然是有待完善的。
游离于两个千年之间的2000年就这么被用掉了。
2001年：全新的开始吗?不，是并不全新的争吵。"民间"在"分裂"的现实告诉人们，今天"民间"并不是如当年"知识分子"那样的铁板一块，它仅仅是对一种精神的召唤，一个共同期待的梦想......也幸亏如此。
历史似乎特别愿意给对它抱以殷切期待的人扫兴，2001年诗坛的开始似乎并不那么令人神清气爽。它悄悄地从一轮新的争论开始了。
印象中2001年初的韩沈之争(沈浩波称之为"韩战")缘起于两支：一是韩东在2000年12期《作家》杂志上，对沈浩波半年前在衡山诗会上的先锋口号进行质疑和挖苦，沈随后在网上帖文反击；另一支是与此同时，沈与杨黎、何小竹等前"非非"诗人在网上就一些鸡零狗碎的"语言"话题进行知识分子式的切磋，双方认识有所不同，又都因此说了过头话，从而也发生争执。由于韩东在与沈的论争中已指称沈为"伪民间"，杨黎、何小竹等进一步斥沈为"伪民间"、"混子"，得到大部分前"他们"诗人群的支持。杨更因沈是《2000中国新诗年鉴》的编委，将这次争执归结为年选与年鉴之争，争论至此陷入扩大化，几代诗人均自觉不自觉地投入其中，上演了一出民间写作的活剧。此次论争，活剧之中有正剧，进一步暴露出了"民间写作"许多诗人在诗学方面的幼稚、以及个人性情中乖戾的成分。
首先，论争中的韩东表现出了古怪的一面。本来这是一位不见面也令许多人充满好感和敬意的诗人。因为他是八十年代一度辉煌的"他们"的领袖；因为他在"朦胧诗"一统天下之际，提出了"诗到语言为止"，提倡诗的日常化、当下化，打破了朦胧诗时代那种简单的二元对立式的文学思维；因为他力推文坛新人的做派。要知道，多年以来，在当今这个腐烂的文坛上有能力去做、而又真正做到这一点的人屈指可数。但是，这位当初被第三代诗人称为"韩政委"的韩东如今的表现令人失望，文章和帖子里的火气压倒了他的理性。一度甚至使人怀疑，网上争吵的那个韩东是别人假冒的。
韩东指责沈浩波为"伪民间"的举动令人惊愕。一个民间，对应的本是庙堂，可如今争论的一方要出来摆堂主的架势，依次派发真伪，让旁观者简直哭笑不得。想当初所谓的"民间写作"，不就是一两个主持人在盘峰诗会上硬给非"知识分子写作"的外省诗人强加的一个命名吗?但到后来，大家发现将错就错，用它来形容广大写作者的具体精神状态也无不可，也便这么沿用了下来。可怎么到了现在，所谓民间"真与伪"就屡屡成为一个诗人抡向另一个诗人的棍子啦?不客气的讲，此时的韩东不可爱，倒像一个政客。
杨黎、何小竹与韩东有本质的区别。杨、何还是本色文人。不过遗憾的是，作为天才诗人的杨黎一旦成为一本诗年选的主持者后，开始高度敏感起来了，无论什么事，都要硬往"年选"上扯，归纳为是所谓的"年选""年鉴"之争，还要进一步引用韩东的伪民间说砸向对方。不知杨黎细想过没有，他的"真民间"又是谁?难道仅仅是年选、是"非非"和"他们"，外加上一些诗歌网友?而那些参与"盘峰论争"的"民间写作"诗人反而是"伪民间"?杨黎大概已忘了他当初的"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超功利的人在一般情形下是不会随随便便将别人斥为"混子"和"伪民间"的。所以说杨黎是真动气了。这种火苗子在"知识分子写作"遮蔽诗坛的年代人们却并没有从遥远的成都听到。难道现在这一切，仅仅是因为沈浩波在网上又喊出了他的新"超越"?难道仅仅是因为他说竖的诗不好?何小竹的愤怒也是一样。事实上，当我在网上看到这位目前创造最勤奋的"非非"诗人喊出"韩东与非非同气连枝"的话时，我目瞪口呆。"五岳剑派，同气连枝"，瞧瞧，都快成《笑傲江湖》了。这还是当年独立不羁的"非非"吗?
沈浩波的主要问题是他狂热和急躁。狂热使他成为了一个诗歌疯子，一个中国诗坛好诗播音员，口不择言的诗歌白岩松，也使他成为几年来新老诗人中最勤奋的人之一。他的勤奋不止包括了写，还有说，还有编刊物、推同龄人，还有肇事。与伊沙和我有一点不同：沈的肇事细胞是与生俱来的，而且可以说是应运而生的。盘峰论争是如此，衡山发言是如此，韩沈之战也是如此。沈浩波的发言不会让他的"对方辩友"舒服，因为大家都是聪明人，确实能看出沈的每次尤其是后两次发难有他很明白的个人目的。但与此同时，沈所藉以发难的问题却也是多少存在的，有的甚至到了颇恶劣的程度。是诗坛的环境与现状给了他张显个人的基础，这样的个人目的又有什么不好?他师出有名。不是一句"混子"和"伪民间"能遮蔽的。他是一位优秀的青年诗人。
急躁使沈浩波急于在诗界为自己寻找一个位置。他找到了--"70后的领袖"，但他不满足，他想把自己的价值上升到整个诗界，恰好，历史为他这一代又留下了"身体写作"这个空白，他开始兴奋，开始试图说服人们相信诗歌界存在一个独一无二的先锋品牌："非非、他们--伊沙--沈浩波一代"。其实，大约沈浩波自己也知道他的理论虽然已成一家之言，可作品却没能很好地跟上，他不用听就知道许多人背后指责他什么，他比所有人更急，写得很苦。我编《葵》的时候，先后收到他的70几首诗，试问老诗人们谁又能一年中这么边折腾边写出那么多的东西?他与此同时还办了一份北京最好的文化报纸，还不忘在他的报和网上向读者宏扬第三代上世纪的丰功伟绩，那时怎么没人说他是混子、是伪民间?可怜的沈浩波，近乎整个的"他们"和整个的"非非"都在网上对他谩骂，怎么了嘛?不就是傻孩子在发狠，说了两句要超越前辈嘛。实质上，这种发狠倒更像是向祖师爷和革命先烈表决心。从这一点上讲，小沈浩波倒还很沌洁，一点也不懂什么是先锋。因为先锋从来是没有传承的(至少它不会主动去认什么传承)。没有人文精神作底盘，先锋也是枉然。对文明对艺术不胸怀一份卑微，激进了照旧无用。这些方面，沈浩波该从他的第三代偶像们身上汲取教训。至于其它问题，倒都是第二位的了。
民间确实存在着一种"真"与"伪"的分野。但民间的"真"与"伪"，并非如前面提到的那些敏感的资深诗人们所言：单一而固执地聚集在这个人和那个人的身上。不，它们奇妙地交织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无一例外。每个人所谓的真伪差异，实际上仅是"真"与"伪在他体内勾兑比例的不同。量的不同最后导致质的不同。它既提醒每个人一定要注重自身精神世界的日常清洁，同时也告诉我们，单纯地去拿"真"与"伪"的概念说事，而忽略对具体的诗歌和诗人做审慎、入微的观照，将是武断和粗暴的举动，是对永恒的诗歌精神和发言者自己写作初衷的背叛，是闹剧浮表下所隐含的巨大悲剧。"伪"与"真"在许多时候都是相对的。每个自认为虔诚、狂热的诗人切不可以为，自己的那个"真"就始终那么可靠，一点也不会出问题。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得病的。肉体尚且如此不可靠，更何况附着了欲望、传统、个性、地域因素、亲疏远近等成分的精神?如何剖析自己身上的真伪，辩清他人作品和行为中的真伪，永远都应是每位严谨的、胸怀大志的创作者所首先需要正视的课题。争论期间，伊沙和沈浩波或悲愤或煽情地呼吁要结束中国的诗歌政治，不由人不在感动之余想：他们自己在喊出这句话之后，今后会不会反回头来，不时称称自己体内真伪的比重呢?如果不能，就恐怕到头来又是一次"抒情"而已。即便设想一个好的结果：中国的诗歌政治在这一两代人手里真的结束了，现代诗的成长是不是就会从此不再出现阻碍啦?自我警醒和自我怀疑是每个人都无法例外的义务。
"民间是什么?就诗歌而言，它不是一时兴起式的诗人聚义，更不该是新一轮的话语位置抢夺。它应该是就诗论诗，是背靠永恒的诗歌法则与不懈的创新精神，以严苛但又是公允的态度面对每一位作者的成就和探索。民间在我们暧昧的国度与暧昧的传统下意味着艺术家的胆识，意味着直刺向中庸的疯狂。民间是对现状的永不满足，是对诗歌精神敌人的睚眦必报。民间是不妥协。是对世界的真狂傲不是假谦虚，是对诗的真恐惧而不是装孙子。
民间是独立，独立于世俗，独立于经院，独立于名气和先来后到，独立于友情恩怨的羁绊。
真正的民间迄今对我们还只是一个雏形，一个梦。但这梦告诉我们：诗歌如欲进步，必先从荡涤自身开始，要远离任何整体的诱惑，回到个人的决绝，并为此不惜将分裂进行到底。"
以上是我在前面提到的《什么是先锋，什么又是民间》一文的结尾部分，虽是2000年所作，不过对于反思年初的这场争执，似仍有些意义。实质上，韩沈之争正向人们昭示了这一点："民间"远不像人们想象的，是一个铁板一块、丧失了独立和自我批判精神的封闭诗歌群落。不是，它现在更适于用来说明一位诗人对现代诗歌创作的自觉和自律程度，对一种自由精神的和呼唤。
每一位诗人都是血肉之躯、凡夫俗子，我们每个人都无权永久占据诗歌代言人的位置，能占据那么一瞬就已经很不错很有慧根了，我们永远看不到真理的全部，充其量只能见到一个侧面。所以我始终以为作为一名单个的诗人，每个人都会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受缚于他的眼界与时代、乃至某些人性的弱点。不过这不要紧，诗歌自有它的安排。从两年前的"盘峰论争"到今天的民间内部之争，只不过是这安排中的一个个间隔很近的小站罢了。
诗歌内在的抗争永无停止，它比懒惰的我们更执着也更可靠，并不惧怕一而再、再而三的从头再来，
诗歌都不怕，渺小的我们又怕什么。去勤勉地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