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五年（1916），李宗吾出任四川省视学，大概相当于现在的教育调研员。民国十年（1921）又重任此职。在他第二次任职期间，游历各省考察教育。考察之后，深感当时的学制限制了人们读书的自由，"把人拘束紧了"，"冥冥中不知损失若干人才"，于是主张"把现行学制打破，设一个考试制"，使"各人之能力，可尽量发展，国家文化，可日益进步"。
在他所写的《考试制之商榷》一书中，李宗吾系统地阐发了他的教育主张。李宗吾认为，旧学制的弊端，集中论之可称之为"铁床主义"的教育，这种"整齐划一"的教育极端戕贼个性，钟点一到，先生即来授课，也不管学生对其所讲的内容是否感兴趣；铃声一响，即收书走人，也不管学生对其所授的内容是否业已了解。程度差的学生，听完之后茫然不解，下次便无法接上先生的思路；优秀的学生，事先已于所授课也有所理解，则听之索然无味。如此牺牲学生的精力与时间，去换取形式上的整齐划一，实与"监狱"无异。
李宗吾还谈及古代的科举，他认为科举弊病虽多，但"那个时代却有一个极好的精神"，只要立志读书，就有书可读。而且在科举时代，穷人可以一面谋生活，一面自己用功，国家行使考试时，对此等人，与书院肄业的人同样待遇，并没有歧视之心。而当时的学制则把那些虽有天赋却家境贫寒的子弟拒之门外了。
李宗吾的补救办法，也即《考试制之商榷》，实际上就是发端于科举，而立足于当时。他的教育主张，概括地说就是"求学自由"，即让天才优越的学生不受学年的限制，使其创造的天分得以充分的发展，同时把学校开放，使校外的学生也能参加考试。这样一来，私塾便可以与公立学校并行发展，教育也就不容易为少数人垄断。李宗吾认为国家不仅不应该现在私立学校的发展，而且应该为其提供有利的发展条件。私立学校的存在是对公立学校的一种有力的促进。这种思想在当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以后的共和国的岁月中更是成了绝响。
李宗吾主张实行考试制，其着眼点是想借着这种制度，以求教育的平等与普及，造就真实的人才，所以并不单单地注重学生的成绩，而且还要对学生平时的德行进行必要的考察。
在其任四川省视学期间，李宗吾除了积极倡导和力行考试制之外，还积极倡导平民教育，他曾经写过一篇《推广平民教育之计划》的文章，对在《考试制之商榷》中没有涉及的问题作了阐述。他认为平民教育应该扩大办理，教育一般民众，不仅仅是叫不识字的人。他根据民间读书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主张征集一些"或白话的"，"或浅近文言的"，"总以富有趣味为主"的著作，其间加入一些外国压迫我国的情形以及弱小民族被侵略的事实，交给在各街宣讲格言的和在茶馆众说评书的人拿去传播。因为"这等人的语言态度，与街市上的人是一致的，他们说的话，众人都肯听；若是上流社会的人去讲，反觉得异言异服了，所说的话，必不能深入人心"。
李宗吾提出和发表这些教育思想的时候，正值蔡元培出掌北大，胡适回国之初，"全盘西化"的思潮弥漫全国思想界、教育界的时候，李的思想不能得到重视也就可想而知了。就连在李出任省视学的四川，这些思想的实施也只是昙花一现，到了民国二十五年（1936），四川各县也一律奉令停止小学会考，也未另办私塾学生的考试，李宗吾在四川教育界遗留的痕迹，就算是"完全肃清了"。那个时候，李宗吾已经在军阀刘文辉的刘湘部任职达九年之久了。那时的李宗吾，已经不愿意交朋友，经常是独自一个人，坐坐茶馆，游游公园，偶尔碰到熟人，便"好似不经意的掩藏起来"，过起游魂一般的生活了。
及至民国三十二年（1943）李宗吾去世，李宗吾的这个名字更多的是和厚黑学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