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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的新人 尼克松总统任命乔治·赫伯特·沃尔克·布什为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将遇到两种可以预料得到的反应，一是世界上的联合国事务观察家会扬起眉毛表示惊疑，二是美国国会山也会提出种种疑问。 为什么不呢？任命一个政治上的失败者，一个没有什么外事经验，更不要说外交经验，而且即将去职的众议员担任此职，似可看作尼克松政府大大贬低联合国的举动。参议员们评判这一提名时，肯定会对任命这一保守的共和党人、得克萨斯州的石油百万富翁来担任国家的最高大使级职位提出质疑。 第一次的印象有时候可能是不真实的。如果真有点幸运，事实将证明这次就是如此…… 《华盛顿明星报》1970年12月14日社论 我和巴巴拉、小乔治居住在奥德萨一条泥泞街道的猎枪房里已有22年，那时我在艾迪柯公司加班加点地工作以证明自己的能力。一个耶鲁大学毕业生能否在得克萨斯州西部当好一名石油设备推销员呢？ 现在，“小”乔治在空军中驾驶喷气机，我则和巴巴拉及其他几个孩子杰布、尼尔、马文和多萝西一起住在华尔道夫饭店一套可以俯视东河的房间里。除此之外，一切都没有变化。我还是在加班加点地工作，以证明自己能胜任新的工作。一个得克萨斯州搞石油、搞政治的人能否当好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在担任一项新的工作时，怀疑者无不投之以不信任的眼光，并询问你获得任命的原由。关于这样的事情，有两点可以说说。 首先，你只能上进，别无它路。人们不可能期待一个“没有任何外事经验、更无外交经验的即将去职的众议员”倡导什么大的和平行动。 尽管这么说，为什么还选择我任《明星报》称之为“国家最高级的大使级职位”呢？原因与在我之前获得此职的多数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一样——政治原因，那些不会在有经验的“联合国观察家”中或者国会山中引起惊奇的政治原因。 人们历来把联合国看作一个外交讲坛。而自哈里·杜鲁门以来的历届总统都愿意通过他的大使宣布自己的外交政策。在冷战初期，杜鲁门派驻联合国的是他的朋友、参议院时的同事沃伦·奥斯汀。 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命了他原先的一位政治支持者，在参院竞选中将席位输给约翰·菲·肯尼迪的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作为他在联合国的发言人。为了提高该职位的级别，艾克给洛奇以内阁成员的地位。 在肯尼迪当总统的时候，他把联合国的大使职位看作解决政治难题的一种工具。肯尼迪任命能言善辩的艾德莱·史蒂文森作他的发言人，然而他的真实目的是不给史蒂文森担任他真正想当的国务卿的职务。小阿瑟·施莱辛格写道，肯尼迪“私下里对史蒂文森的决断能力有怀疑，而且无疑地不想要一个他担心有可能与他相处不好的人来担任国务卿”。 我被任命的政治背景要从1970年尼克松总统要我与拉尔夫·亚巴勒竞争参议员席位说起。在我们之间就此事进行的第一次谈话中，他对我说，他知道我将为此而放弃可以稳稳到手的众议员席位，但是选举之后，他将对内阁成员进行一些调整，如果我竞选失败，他将考虑给我一高级职位。 我的回答是：如果我决定与亚巴勒对抗，那是因为我自己要这样做，不论结果如何，总统没有责任。我还告诉他，我没有打算输给亚巴勒。结果，当然，我没输给他，而是输给了本特森。 选举后不久，白宫办公室主任H·R·霍尔德曼给我在朗沃思大厦的办公室打电话，要我到白宫去一趟。霍尔德曼是一个精明强干的办公室主任，他能精确地反映出他为之工作的上司的想法。每当他讲话时，你能明白你是在聆听总统的旨意。他告诉我，尼克松正酝酿对内阁作些大的调整。在谈到联合国一职时，我的名字曾被提及。 当时尼克松正在物色一个人，来取代约翰逊政府留下的驻联合国大使查尔斯·约斯特。约斯特领导下的美国在纽约的外交使团一直以低姿态出现。但是，在总统任期的后两年，为了加强他1972年的竞选连任活动，总统想要他自己的人出席内阁会议。而约斯特虽然主持一个无党派倾向的职务，但他本人毕竟是一个民主党人。我有一种感觉，他对尼克松的政策似乎并不完全满意。同时我也知道，尼克松对约斯特处理联合国的工作感到不快。 在白宫西侧霍尔德曼的上等办公室里，白宫办公室主任和我讨论了白宫对驻联合国大使人选的要求。显然，这个人没有过高估计自己的作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虽与白宫和国务院紧密配合，但他并不制订政策，而只是执行政策。我的评论是，即使接受此职位的人并不懂得这一点，亨利·基辛格可以就此给他上一个24小时的速成课。不过，我还补充一句，联合国大使应能参与决策，并能接近总统，才能工作得有效。霍尔德曼同意我的观点。 谈话中提到我缺少职业外交经验的问题。假如我取代约斯特这样一个职业外交家，肯定会引起人们的批评。但事实上，迄止那时，多数美国使节如奥斯汀、洛奇和阿瑟·戈德堡（以及此后的帕特·莫伊尼汉、安德鲁·扬、珍妮·柯克帕特里克和弗农·沃尔特斯）等都不是职业外交家。 我对那次会见的印象是，除了作为一个商人有过一些海外接触以外，我没有什么外交经验，但这并不会妨碍我被考虑得到这一职位。尼克松把联合国看作世界舆论的论坛。对他来说，联合国大使之职既是外交使命，也是政治使命。这就使得我的政治经验在他眼里成为一个长处，而不是弱点。 我的任命是1970年12月11日宣布的，宣布后立即就有了反应。在国会山，人们欢迎这一消息（也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参议员艾德莱·史蒂文森第三，他等了整整三个月，到我上任前一天才说我是“完全不够格的”，我的任命是“对联合国的一大侮辱”）。 报上社论多数反应是肯定的。如《匹兹堡邮报》喜欢这一任命。（“在任命布什这件事上，尼克松总统不仅是为一个即将去职的众议员作出了安排，而且确实是找到了一个有兴趣并且有能力来做好这一重要工作的人选。”）但是《明星报》和《纽约时报》就不喜欢。（“在他的简历里没有什么经历证明他有资格充任这一十分重要的职位。”） 关于担任一项新工作时怀疑者不信任你能做好，我要说的第二点是：这加强了我竞争的本能。他们提出了挑战，我下决心要证实他们是错误的。 我也像多数美国人一样，在1945年联合国创立时曾对它抱有不切实际的希望，但到70年代初期，我的认识已有了巨大的变化。联合国作为“和平的最后也是最好的希望”，像又一盏明灯一样暗淡下来了。 许多美国人觉得难以接受的是，联合国即使未能达到人们的期望，然而仍然起着有价值的作用。在政治领域中，它也许基本上是无所作为的，有时甚至起反作用。但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自50年代初期在朝鲜到7O年代和8O年代在中东一直起着很好的作用。而且联合国在科学、医学、农业及空间技术等领域，更不要说在援助难民和饥饿者的人道主义工作方面，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不过，在我听取了详尽的情况介绍后，于1971年3月初作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赴任时，我对联合国的局限性。或者我本人作为美国在这所“玻璃宫殿”里的首席代表的作用，已经不抱幻想了。我在那儿应是我国政策的积极鼓吹者，而不是消极辩护者。就像我在上班第一天工作结束时对《休斯敦邮报》记者弗雷德·博纳维塔说的，“我来到了这块不得安宁的土地上。” 是的，我……一头撞到雅可夫·马利克这垛石头墙上。 在我的记忆中，雅可夫·马利克是朝鲜战争期间苏联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表情严肃、态度固执的发言人，那时安理会的辩论经常在电视上转播。马利克是让俄文“不”为英语世界家喻户晓的冷战初期苏联外交官之一。他不断地使用大国否决权来阻挠联合国采取苏联人所反对的行动。 1950年，由于马利克的退席，联合国才得以不被否决地通过决议，使保卫韩国成为国际性的，而不只是美国独家承担的任务。 20多年过去了，马利克再次出现在联合国，现在他的头发变白了，但是他的本性并没有变化，这一点我在出席第一次正式会议时就发现了。 对于新来到联合国这个国际场面的人，不管是美国总统还是大使，苏联人总有一种可以预料得到的欢迎方式，要给他个下马威。他们试探试探这个新人，有时故意挑起对抗，以观其反应。 我刚向联合国秘书长吴丹递交了国书，几乎还没有在办公室坐定，我的副手克里斯托弗·菲利普斯就进来报告说，马利克已经要求召开一次四大国大使的特别会议，即英国的科林·克劳爵士、法国的雅克·科斯久什科-莫里泽。马利克和我，来处理以色列立即撤出1967年六日战争中所侵占的阿拉伯领土问题。该问题早就列人联合国的紧急议程，但是马利克选择了这一特定的时间来催促迅速采取行动。 会议刚一开始，马利克就发表起长篇演说来，指责美国在撤退问题上听命于以色列。我说，这叫指控太荒谬，不值一驳。我进一步说，如果苏联人就是这样行事，那么他们并不是真正想要和平解决中东问题。 这就是我参加联合国工作的入门仪式，也是马利克说的“欢迎进入外交界”的方式。 在我任驻联合国大使期间，作为东道国的首席代表，我可受够了苏联式的外交那一套。马利克经常打电话来，就俄国人遇到的不便或遭到美国公民骚扰等事向我提出抗议。 有时，即使苏联人的抱怨是合理的，也惯于在坚持他们的观点时走得太远。 例如，有一次发生了一件讨厌的事情，一颗子弹射入了苏联代表团驻地的一套公寓房间。当我的代表团打电话来报告所发生的事情时，我正与比利时人共进晚餐。我立即与我们的苏联问题专家迪克·库姆斯一起赶到现场。他们的一个克格勃人员迎接了我们。他匆匆忙忙把我们领到11层，然后带进房间，让我们看遭到破坏的情况。一个窗户破碎了，子弹擦过冰箱射人墙壁。纽约城一个久经磨炼的侦探正在仔细地检查墙壁上的弹坑。 然后，在我们见过了住在该公寓房间的受惊的家庭后。一个负责人——不是马利克本人，而是他的部下，朝着我叫嚷说。这是蓄意的挑衅，不可能没有我们参与就发生。 此时，我便采取了对付苏联人的蛮横指责的既定方针—一以攻为守。我说，“这不是事实。而且你也知道，”（尽管他很可能并不知道，因为在俄国不会在政府不知晓的情况下发生“意外事件”。）然后，我指着正在收集墙壁内子弹碎片的侦探又说，“你看到那个官员了吧，他是美国最好的子弹专家。我们指定他来破这一案子，因为我们决意要找出究竟是谁干了这件事，而且不管他是谁，都要送交法庭审讯。” 这样做似乎安抚了俄国人。而且这也不会使纽约城的侦探不高兴，虽然我以前从未见过他。 但是，基本事实是纽约的警察在破这一案子。此后不久，他们逮捕了一个人，指控一个保卫犹太人联盟的成员拥有上述事件中使用的来复枪。 在上述事件中，法庭将那个嫌疑犯释放了。但是，我在联合国任职期间，保卫犹太人联盟还被牵涉到其它一些暴力事件中去。我能够同情他们的事业—一抗议苏联犹太人遭受迫害，但是我对保卫犹太人联盟的领袖拉比·迈尔·卡亨明确表明，我不认为他为这一事业做得好。 有一天，卡亨到美国代表团来要求见我。当时，我正要到联合国大厦去。我的一些工作人员说，卡亨是、一个挑起对抗，让报纸作为头条新闻来报道的专家，故建议我们从后门出去。我决定不这样做。 当我向前门走去的时候，等在接待处的卡亨站起来挡住我的路。 他问道，“你为什么不愿与我谈话？我只要求进行一次对话。” 我一面向街上走去，一面告诉他，“因为我已经看到你要对话的意思，那就是射向苏联大使馆的子弹。我不能宽恕你们那伙的暴行，就像我不宽恕阿拉伯恐怖主义者对犹太人的暴行一样。” 最坏的一个阿拉伯恐怖主义者行动，就是在慕尼黑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杀害以色列运动员，它导致我在联合国历史上第二次使用了美国的否决权，以反对1972年安理会的一项决议，因为此决议谴责以色列袭击巴勒斯坦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基地，却没有谴责导致这一袭击的慕尼黑暴行。 这是一个一边倒的不负责任的决议，这在当时的联合国很典型。由于第三世界国家在联合国大会获得了多数，攻击西方，特别是美国，已成为一种风气。而与此同时，这一国家继续承担着联合国将近1／3的预算。每当美国受到攻击时，尼克松总统从不忘记提及这一事实。 1971年秋季，当第三世界多数国家投票将我们的台湾盟友驱逐出联合国的时候。美国在联合国大会上遭到了到那时为止最为严重的挫折。作为美国大使，我曾努力进行走廊外交，让台湾保持它在联合国的席位，作为所谓“双重代表权”计划的一部分。 这个计划产生在美国知道已经不再能够掌握必要的票数来阻止联合国大会承认北京政府作为中国人民的正式代表的时侯。我们的“双重代表权”政策是个让步措施。它接受不可避免的发展——北京加入联合国，同时继续维护我们国家对我们在台湾的朋友们的义务。 真正决定性的投票是就一个程序性的问题进行的。我们在拉丁美洲、非洲、亚洲国家的联合国代表中进行了紧张的拉票活动。而另一方面，共产党及其它反西方国家同样努力地拉票支持它们驱逐台湾。有一段时间，按我们的计算我们能获得取胜所需的票数。但是临到1971年10月25日，我们认为已对我们作出承诺的选票却转为弃权。有些答应支持我们的代表没有出席会议。最后的计票结果是59票对55票，15个国家弃权。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得那些原先答应投票支持我们而后却失信的国家。 在程序性的投票后，联合国大会继续以相当大的差额投票承认北京政府而驱逐台湾。这是联合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反西方集团（包括共产党国家）在美国威望处于危险状况时第一次击败了美国。在宣布投票结果时，有些国家的代表真的在会场的过道上跳起舞来。对他们来说，台湾并不是他们要针对的对象，打击山姆大叔才是他们的真意。 职业外交家的标志是从不让个人的感情影响对自己工作的看法。然而，我不是一个职业外交家。我坐在美国大使的席位上，对周围发生的情况不仅感到愤恨，而且感到憎恶。中华民国，这个曾经帮助建立了联合国的政府，已被驱逐出国际社会，而这一事件却在联合国大会的会场上受到庆祝。如果这里就是“人类的议会，世界的联邦”，那么这个世界已陷人比我想像的还要深刻的困扰。 一会儿以前，情况已经明朗——台湾在联合国的日子到头了。当我看见台湾大使刘锴与他的代表团最后一次走出会议大厅的时候，我受自己个人感情的支配，离开坐位，在他到达大门前赶上了他，我把一只胳膊放在他的肩上，对所发生的一切表示遗憾。他感到他被这一他的国家帮助建立并多年来一贯支持的组织出卖了。 从刘的角度看，美国并没有竭尽全力支持台湾政府，美国对他的国家的地位采取的立场正在改变。美国代表团曾努力让“双重代表权”政策在联大获得通过，但结果却是另一种“双重代表权”政策—一华盛顿在承认北京这一问题上的暖昧态度，使得我们维护台湾的努力遭到了失败。 1971年夏，亨利·基辛格对北京进行了一次秘密访问，这是美国政策发生变化的第一个标志。然后，在联大辩论台湾地位问题前不久，华盛顿宣布了尼克松总统将于1972年访问中国。 这一新闻在白宫和国务院被看作是一次历史性的突破。但是就在联合国执行美国政策的角度而言，这等于是在我们要求中立国家坚持反对北京之时，我们自己对毛政权的立场却软化了。 不论我个人对驱逐台湾的感受如何，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和建立与北京的外交接触的高瞻远瞩和明智，是显而易见的。我理解总统和亨利·基辛格正在设法达到的目标。难以理解的是，基辛格告诉我，他对台湾问题的最后投票结局感到“失望”。我有此同感。但是鉴于我们在纽约说的是一套，而在华盛顿做的是另一套，这种结局是不可避免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身穿单调的灰色老式服装于11月11日到达纽约，这是我第一次直接接触中国共产党人，我将遇到一些地缘政治学预料不到的事情。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外长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的第一次正式讲话中谴责美国，这并不使我感到惊奇。我虽然知道两个共产党大国有着严重的分歧，但直到他用同样的篇幅谴责苏联时，我才体会到中国人对俄国人的敌对情绪。第二天报纸上出现了一张漫画，画的是马利克与我坐在各自的办公桌前正皱着眉头，而乔却提着一桶米倾倒在我们俩的头上。 然而，乔的讲话只是我了解中苏关系真实状况的第一课。真正使我惊奇的事——即他们对我们只是不喜欢，而对俄国人则是蔑视——发生在中国驻联合国大使黄华第一次出席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非正式会议时。 这次会议在法国大使雅克·科斯久什科-莫里泽的寓所举行。黄华和我早就在一次由国务院礼宾专家精心设计的场合见过面了。因为美国还没有正式承认北京政府，我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会见应该显得是偶然巧合的，而不是预先安排好的。 我坐在联合国的代表休息厅里，取了一个乔冠华和黄华进入会场的必经之地。当他们经过的时候，我站起来，热诚地而不是过分热情地伸出我的手，并作了自我介绍。 他们都与我握了手，热诚而不是过分热情。这一“自发”的相互介绍完成之后，我们各走各的路了。然而，重要的是中国大使与我能偶尔交谈几句，因为尽管我们两国还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有些地方我们有着共同利益。 现在，科斯久什科一莫里泽在他的寓所门口迎接黄华，并把他引向起居间。科林·克劳爵士、雅可夫·马利克与我已在那儿等候。黄华被介绍给科林爵士，与他握了手，然后介绍给我，与我握了手。而后马利克伸出了他的手。我看到黄华也把手伸向前，但在听到“苏联大使”一词时，他猛地抽回了手，转过身子走开了。 这一侮辱完全是有意的，黄华在他来之前就知道马利克会在那里。他给俄国人尝了一次马利克自己喜欢给新来乍到的人端出来的苦药，不同的是中国人的目的不仅是要测试俄国人的容让程度。我意识到黄的行动是故意向其他大国表明，中国人把苏联“霸权主义”——更甚于美国“帝国主义”——一看作是他们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 把手伸出半空的马利克，脸色红得发紫，就好像黄用手背打了他一记耳光一样。此时，不过有几秒钟的时间，却显得很长，房间里的紧张气氛难以描绘，没有人讲话，只听到沉重的呼吸声。然后，我们的法国东道主慌慌张张地走向餐厅，挥动着手叫道，“我们走吧，走吧，开会了。” 我们五个人在桌子边就坐入席，两个共产党大使隔开了一段相当的距离。然后我们进行了相对有礼貌的讨论。但几年以后，当我作为美国使节被派到北京时，那次会议对我的影响仍留在我的脑海里。 一个大使拒绝与苏联外交官握手的前例发生在50年代美苏冷战高峰时期，当时，亨利·卡伯特·洛奇转身离开苏联外长安德烈·维辛斯基。我从法国大使的起居间里了解到，不管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缓和状况如何，世界上还存在着另一种冷战，那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共产党国家之间进行的冷战。 父亲在缅因度假时得了一种咳嗽病，无论怎样也不能摆脱。最终，他被说服去纽约的斯龙—特林纪念医院作一次彻底检查。诊断结论是肺癌。他并不绝望，但是病毒在迅速地扩散。 母亲与我们一起住在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饭店的大使寓所，她大部分时间守候在父亲的病床边。父亲死于1972年10月8日。这对我，对他的其他子女都确是一次打击。我们失去了一个最好的朋友。 我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直至1973年1月。在我离任回华盛顿的时候，一个记者问，我在联合国的经历是否已经改变了我对该组织的评价。 我那时和现在的回答都是“是的”。它使得我对联合国更加不满，因为我亲眼看到了它的缺点和局限性，但它也使得我更加地支持它，因为我看到了该组织在人道主义、社会及其他领域能够有所作为，能将意识形态分歧局限于最小范围。 从政治上来说，联合国无论在现在还是将来都是世界上存在的紧张局势的反映，而不是解决紧张局势的机构。我记得在1971年大会期间安理会上那个最动人的讲话，它是由专程来纽约要求联合国采取行动制止印度入侵东巴的当时巴基斯坦副总理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所作的。 布托作了情绪激昂的呼吁，但是并没有效果。我在会场所看到的使我想起了1936年国联那个令人沮丧的场面，当时海尔·塞拉西飞往日内瓦求助，因为他的国家正遭到墨索里尼意大利的侵略。 1936年时，国联的成员对此曾袖手旁观。现在1971年，联合国的成员对要求停止两个成员国之间战争的呼吁仍然袖手旁观。 布托在结束他的讲话时说，“你们在这儿吃的是三道酒的丰盛宴席，听的是张口必称先生这类奉承、恭顺的语言，而我的国家却正在被战火分割着。”说到这儿，他激动地拿起他照着念的黄色稿纸，把它们撕成碎片，并让这些纸屑飘落到桌上。此时，好像要强调布托这番话中的意思，安理会的主持者塞拉里昂的伊斯雷尔·拜恩·泰勒—卡玛拉如梦初醒似地说，“我们感谢尊敬的巴基斯坦先生给我们作了极有益的讲话。” 很显然，联合国有许多长处可以一提的，但是要达到其早先给人们的希望——成为“世界和平的最后也是最好的希望”，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 总统要我到戴维营去见他。当我接到这个电话时，我就知道我们在纽约城的日子快结束了。 1972年11月取得了对乔冶·麦戈文的压倒的胜利后，来自白宫的传闻说，为组成尼克松的第二届政府，大的人事变动正在酝酿中，其性质并不是选举后常有的人事变动，而是总统考虑已久的对行政部门的一次大改组。 尼克松想要的是一个由高级官员组成的与白宫密切配合的“超级内阁”。这些“超级官员”之一就是财政部长乔治·舒尔茨，而财政部的实际管理工作将由一个副部长负责。 在预定我要见总统的那一天，我先坐飞机到华盛顿，然后去白宫，因为协助尼克松搞改组方案的约翰·埃利希曼告诉我，舒尔茨想在我去戴维营之前见我。 乔治还像平时那样镇定自若，他直截了当，开门见山地问：我是否愿意作为他的副手帮他管理财政部？我回答说，这一提议令人满意，但是我得先看看总统想怎样安排我。 我坐在直升飞机上，从五角大楼直升飞机停机坪到戴维营的路上，想着乔治的提议。我的选择——也是巴巴拉的选择。还是愿意留在联合国，但是如果总统的想法是重新改组、调遣人员，那么财政部差使给了我一个新的而且不同的机会。 在戴维营，一个随从武官迎接我，把我带到总统的周末住地“阿斯彭”，这是一个设备齐全、隐藏在卡托克廷山繁茂的绿树丛中的小别墅。这儿有着历史的气息，走在这个地方，有走进白宫的感觉。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采用了詹姆斯·希尔顿的《失去了的地平线》一书中所描写的西藏一处神秘胜地的名字，把它称为香格里拉。我可以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叫它。特别是在我从华盛顿乘直升飞机到这里，一路忍受飞机高分贝的噪音以后，这里的宁静更具奇异神秘感。 总统显得心情轻松，至少比在竞选时轻松。当时，即使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他处在领先地位，比他人高出30个百分点，但尼克松的竞争本能一直使他处在警觉的状态。 “乔治，”我们一坐定，他就说，“我知道舒尔茨已经与你谈过财政部的职位了，如果这正是你所喜欢的职位，我也同意。但是，”他继续说，“我真正要你去做的，真正需要你的地方是全国委员会的领导工作。乔治，对共和党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我们有机会在今后的四年中建设一个新的联合阵线，而你就是能使其实现的人。” 原来是这样。我告诉总统，我需用一点时间来考虑这个问题。他同意了，并要我在作出决定后打电话通知埃利希曼或者他本人。 我一回到华盛顿，就打电话给我的好朋友商业部长罗杰斯·莫顿。在涉及白宫的内部事务时，我最为尊重罗杰斯的判断。他建议我，如果接受党主席的职务，那么我应当确保有出席内阁会议和改组委员会的权力。该委员会的前主席、参议员休·斯科特赞成罗杰斯的建议，他告诉我，“要坚持这一点。” 第二天，在与巴巴拉及孩子们讨论了对工作的选择后，我就打电话给埃利希曼，告诉他，如果让我参加内阁会议并给我放手处置的权力，我将接受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之职。埃利希曼说，他相信总统会同意的，但是仍需证实一下。不到一小时，他就回了电话，于是我就获得了这一新的任命。 我们要回到华盛顿，回到政治轨道的生活中去了。亲爱的总统先生： 我经过再三考虑作出的判断是，你现在应该辞职了……鉴于最近事态发展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还将持续下去，我感到辞职对国家、对总统都是最好的。我相信，这种观点是全国各地多数共和党领导人所持有的看法。由于我对你永志不忘的感激之情，我写这封信是非常为难的。如果你真离职，历史将怀着永恒的尊敬之情恰当地纪录下你的功绩…… 摘自给尼克松总统的信 1974年8月7日 全国性政党的主席从没有要作一个如此困难的政治声明，但是这封信一定得写。而且要交给总统，正如同一天下午巴里·戈德华特不得不率领共和党领导人代表团去白宫，告诉总统为了他的国家和党的利益，他必须辞职。 我欠理查德·尼克松甚多，事实上，我至今仍有此感。当我最初参加竞选政治职位时，他曾到得克萨斯州为我拉票。其后，他又给我珍贵的机会在国际上代表我的国家。但是我写了这封要求他辞职的信，这是因为一个政党和国家比任何人，即便是总统，都要大，都要重要。 水门事件使总统受到打击，但是应对导致尼克松下台的掩盖事实真相的行为负责的是白宫；充当G·戈登·利迪等人策划和执行破门而入的基地从而导致掩盖事实的是总统再次当选独立委员会，而不是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本身。 从党的立场来看，使公众理解这一差别是重要的，甚至是生死攸关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不光是政府，还有党，都得面临政治上的毁灭。 水门丑闻在我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任职仅几个月就爆发了。从1973年春到1974年8月8日尼克松总统辞职为止，我作为全国委员会的主席，几乎全部精力都放在处理这一事件上。 我改变了委员会的一些做法，采用了我在萨帕塔公司任职期间差不多相同的管理办法。如我削减了预算，首先下一道命令，把主席的小轿车换成更简朴的交通工具。我还大量裁减人员，并下指令禁止含酒精的饮料在上班时间进入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地点，从而中止了工作日中的所谓“寻欢作乐”时间——一些雇员已习以为常的行为。 但是这些只不过是日常事务的整顿，根本不是总统在戴维营所谈到的那类事情。至于建立一个新的多数联盟，实现这一设想的时机并没有到来。每当一颗新的地雷爆炸动摇着尼克松总统执政基础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地感到，能维持住我们已有的联合阵线就是幸运的了。 大凡党的全国委员会主席，不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要拜访党在各州和各地方的工作人员，扮演啦啦队队长的角色。我的工作则像一个绷带运输员，周游全国各地，包扎党受到的创伤。 自戴维营会见之后，我仅有两次机会就党务问题单独会见总统。举行过几次内阁会议，但由于水门事件占去了白宫越来越多的时间，这些会议的重要性减弱了。 如果说我对白宫感到失望，那么总统的白宫官员定然是同样地对我感到失望。霍尔德曼、埃利希曼和丘克·科尔森想要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是能在反击带头起诉水门事件的调查者时充当尖兵的人。 科尔森有一次从白宫给我寄来一份在印有全国委员会笺头的纸上起草好的信，让我签名。信中以一些白宫工作人员称为“棒球”样强硬的语言攻击了批评总统的反对派。但是在我看来，这封信的语言不仅是棒球，而且是投向击球手头部的猛球。 我感到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的工作不是为白宫工作人员起草的激烈的政治指责盖橡皮图章。我被告知，签署科尔森送来的那类信件原先是“常事”，我回答说，再也不能如此了。 我愿意保卫总统反对不公正的批评，但对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在进行政治攻击中该走多远是有明确界限的。我反对的不是白宫工作人员的目的。而是他们的手段：形势越严重，他们要以委员会名义进行的反击也越激烈。 不用看盖洛普民意测验，只看看我办公室收到的那些信件的数量和内容，我就可以衡量出水门事件对尼克松的影响。这些信来自全国各地共和党领导人和党的成员。开始时，十分之九的人支持尼克松，并要我做更多努力来保卫他。然而，参议员萨姆·欧文的水门事件调查委员会披露的事实开始产生影响了。不久，来信开始批评我没有使党与水门丑闻保持更大的距离。到8月初，当我写信要求总统辞职时，人们普遍担心的是，如果总统再继续干下去，将使共和党与他本人一起垮掉。 当党内思想体系上的分歧变得模糊时，最后的转折关头就来到了。在参议院最强烈支持尼克松的吉姆·巴克利打电话告诉我，他准备举行新闻发布会要求总统辞退后，形势就变得很明朗了：不管法律后果如何，党内对水门一案已在政治上达成了一致意见。 尼克松政府的最后一次内阁会议于8月6日举行，恰在我向总统递交那封信的前一天。正如当时的总统顾问迪安·伯奇所说的那样，会议是个“超现实的事件”。 尼克松进人了房间，像平时一样的整洁、衣着合体，但他的脸显得浮肿和疲劳，像是一个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的人。会议进行着，总统依次听取目前政府面临的各种问题的近况报告。 内阁成员中是司法部长比尔·萨克斯比提及政府最大的难题。但是很清楚，尼克松那天无意讨论水门事件。当时他的总统职务已在崩溃，弹劾不再是可能发生而是必然发生的了，要求他辞职的呼声时时刻刻都在增长，然而总统主持他的最后一次内阁会议，就像水门事件没有发生一样。看来他已是一个遭围困、受折磨而筋疲力尽、脱离现实的人了。 三天以后，当尼克松的总统直升飞机离开白宫南草坪时，我自己的感情是很复杂的。作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主席，我感到如释重负；但作为欠理查德·尼克松一大笔人情的人，作为总统本人及其家庭的朋友，我为我所见到的不仅是一场政治灾难，甚至是一出人类悲剧，而感到悲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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