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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威廉·德·符腾堡伯爵阁下①，谨以此文作为笔者由衷的谢意。
德·巴尔扎克
①威廉·德·符腾堡伯爵（１８１０—１３６９），德国符腾堡国王的堂兄弟。
即使把这个时代最为显赫的人物算在内，我也从未见过任何人的外表如此公那样感人至深。谁要是研究他的相貌，首先会产生一种满怀悒郁的感情，临了还会有一种几乎是痛苦的感觉。他这个人同自己的姓名之间也存在着某种融洽的关系。在“马尔卡斯”这个姓氏之前还冠有一个Ｚ，在他书信的落款中始终有它，他署名时也决不会漏掉。二十六个字母中最后这个字母，给人一种宿命的感觉。
Ｍａｒｃａｓ（马尔卡斯）！这个双音节的姓氏，你自己翻来复去地念它几遍，不会发现它包含着某种不祥的意义吗？你不觉得用这个姓氏的人可能会殉难吗？这个姓氏虽然又怪异又粗俗，却有权传给子孙后代。这个姓氏结构严密，发音便当，具有名人姓氏所必需的简洁性。它虽然古怪，可念起来不是挺悦耳吗？然而，你不也感觉到它好象是不完美的吗？我不想主观地肯定姓氏对命运毫无影响。在实际生活和人的姓名之间，存在着难以明言的奥秘的谐和，或者存在着令人惊异的明显的不协调。两者往往显示出一种遥相呼应的有效的关联。我们的地球已经满载了，什么东西都各得其所。到了某一天，人们也许又会相信起神秘学来。
从Ｚ这个字母的结构中，你没有看出两个相悖的走向吗？它不是标示出在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上那种偶然而又诡谲的曲折进程吗？凡是有字母Ｚ的任何一种语言，以它开头的词约莫只有五十来个，这又是一阵什么样的怪风带来的现象呢？马尔卡斯名叫“泽菲兰”（Ｚéｐｈｉｒｉｎ）①。马尔卡斯是布列塔尼人，“圣泽菲兰”这个名字在布列塔尼是很受敬重的。
①Ｚéｐｈｉｒｉｎ这个字有“和风”的意思。
你再考察一下这个姓名：Ｚ·Ｍａｒｃａｓ（泽·马尔卡斯）！这个人的一生都从这七个字母古怪地拼凑成的名字中表现出来。七！这是在神秘莫解的数字中最有意义的一个！一个人若死在三十五岁，那么他的一生便是由七彩构成的。马尔卡斯！当你听到这个名字时，脑子里难道没有联想到，这就象一件宝物落地，有声或无声地碎裂了吗？
我于一八三六年在巴黎结束法科学习。我当时住在高乃依路一家全部租给大学生居住的公寓里，这种公寓的楼梯在楼房深处盘旋而上，先由街上的亮光照射着，继而由昏黄的日光照射着，临了由窗户的光线照射着。公寓有四十个房间，家具完全按照当时大学生通常摆设的规格配备：一张床，几把椅子，一个五斗橱，一面镜子和一张桌子。对于青年人来说，除了这些家具什物之外，还要别的什么东西呢？每当天气晴和，大学生便打开窗户。不过，这条街上没有一个女邻居可以供你献殷勤。对面是奥德翁舞剧院，早就关闭了，放眼望去，只看见开始发黑的墙壁，包厢的小窗户和青瓦大屋顶。我手头比较拮据，租不起上好的房间，甚至连一个整间的卧室都租不起。我便和于斯特两人在六层楼合租了一间有两张床的房间。
在楼梯的这一边，只有两间卧室，一间是我们的，另一间是我们的邻居泽·马尔卡斯住的小房间。我和于斯特在那儿住了半年，全然不知道还有一个邻居。经营公寓的老太太曾经跟我们说过，小房间已经住上人了，不过她随即补充说，那个房客性格十分好静，决不会打扰我们的。果真，我们住了整整半年都没和我们的邻居见上一面。我们两个卧室之间的板壁是用板条钉成的，面上涂一层石灰，这是巴黎住房常见的格式。虽然这堵板壁并不厚，可是我们却从来没有听见过隔壁房间的声音。
我们的房间有七尺高，糊着一种蹩脚的绘有花枝的蓝纸。彩色的窗玻璃没有光泽，因为清洁工从来不去擦洗。我们各自床前有一块镶布边的薄地毯。壁炉的烟囱很短，就在屋顶冒烟，我们迫不得已，自己掏腰包请人修了一个烟囱转风帽。
我们睡的是油漆木板小床，跟中学生睡的床差不多。壁炉上只放两支铜烛台，有时有蜡烛，有时没有；还摆着两根烟斗，一些散装或袋装的烟丝；客人来访后，就在壁炉上留下一小堆一小堆烟灰，有时我们自己抽雪茄烟也积起一堆烟灰。两个窗户的金属杆上垂下两块白细布窗帘。窗子两边竖着两个樱桃木小书架，大凡逛过拉丁区①的人对这种书架都是熟悉的，书架上摆着我们学习所必需的有限的几本书。墨水瓶里总是存留着一些墨水，就象火山口总是有一些凝固的岩浆一样。每一个墨水瓶今天难道不都有可能变成维苏威火山吗？②一根根卷曲的鹅毛笔是用来刷那个搁我们烟斗的壁炉的。同物以稀为贵的法则相反，对于我们来说，纸张比金钱更不容易弄到手。
青年人怎么能呆在这些陈设简陋的公寓里呢？因此，大学生总是到咖啡馆、戏院、卢森堡林荫道或小女工③家里去学习，跑到各种地方去学习，甚至还到法科学校去学习，就是不呆在自己可憎的房间里。他们的房间对于学习是可憎的，对于聊天或抽烟却又是可爱的。你在这张桌子上铺一块桌布，就可以看见拉丁区最出色的饭馆送来的一顿临时晚餐，四副餐具一摆，两个姑娘陪着用餐；你把室内的这个场面印成石印画，即使一位虔诚的女基督徒看了也不禁会嫣然一笑的。
①拉丁区是巴黎文化教育机构密集的区，也称大学区。
②维苏威火山是意大利著名的火山。这儿用墨水瓶比喻火山，意思是说：一个有才华的人，用这个墨水瓶里的墨水所写出来的文章，将来可能象火山一样迸射出火焰。
③小女工（Ｇｒｉｓｅｔｔｅ）这个词一般指做花边、刺绣等活儿的青年女工，她们有时甚至靠出卖肉体得一点钱，因此该词也有轻薄姑娘的涵义。
我们心里想的只是玩耍。我们放浪形骸的理由是从现今政治领域最为严肃的事实中得出来的。我和于斯特两人的父母强迫我们将来操两种职业，可是我们发现在这两种职业中根本找不到立足之地。现今一个人能够摊上一百个律师，一百个医生。在这两条似乎是通向富贵利禄的道路上，已经人满为患，它们实际上成了两个角斗场。人们在这两个角斗场上相互厮杀，彼此交恶，不是用白刃和火器，而是用计谋和诽谤，用可怕的权术，用勾心斗角，这种斗争同当年共和战士在意大利制造大屠杀一样①，也是血流漂杵的。当今事事都是一场勾心斗角，你得接连四十八小时坐在椅子上，面对着一张桌子，就象一位将军两天两夜骑在马鞍上一样。由于求医问药的人蜂拥而来，不得不把医学分成许多门类：有着书立说的医生，有挂牌行医的医生，有政治医生，还有格斗医生。四种不同的医生，代表四个已经满员的部门。还有第五个部门，那就是卖药的医生，他们相互竞争，在巴黎大小墙壁上张贴污秽的广告，你争我斗。在全国所有的法庭里，有多少诉讼案件，几乎就有多少律师。律师钻进了报界、政界和文学界。最后，国家被那些谋求在司法部门得到一官半职的人闹得不堪收拾，便向那些谋职的人收取一笔钱财。这样，一个殷实的食品商的儿子，即使是獐头鼠脑，也比一个身无分文的青年才子更容易被国家录用。一个青年要是白手起家，即便使尽招数，奋力而为，十年后也许仍在起点线之下。这个年头，才华须得福运扶掖，有了福运，酒囊饭袋也能平步青云。再说，一个庸才只要能阿谀奉承，就会飞黄腾达，有才华的人如果不具备这个卑微的条件，他就永远不会成功。
①指一七九六年至一八○一年法国督政府及后来的执政府对意大利发动的流血战争。
假使我们能充分认识现今这个时代，我们也就能认识自己；这样，我们就会觉得：思想家的游手好闲比漫无目的的奔波更好。我们在谈笑、抽烟、散步之间，对社会现状作了剖析。我们这样做，我们的思维和言论并不见得就不明达，并不见得就不深邃。
在察知青年人被打入社会最底层的同时，我们也十分惊奇，政权当局对于一切与智慧、思想、诗意有缘分的东西竟然都那么冷漠无情。我和于斯特在看报时，在获悉政治事件时，在浏览议会辩论文件时，在讨论某个朝廷的政绩时，我们常常交换看法。我们说某个朝廷昏聩愚昧，朝臣拍马奉迎，庸碌之辈围着新宝座团团转，个个都既无智慧又无远见，既无荣誉又无学识，既无威望又无尊严，上下完全是一丘之貉。
我们对查理十世的朝廷，即本朝的朝廷（假定它是一个朝廷的话），是多么称颂啊！有些粗俗的外国人加入法国国籍，毫无才华可言，却擢升到贵族院，我们真是恨透了自己的国家！正义何在！这对于青年名人和有抱负的本国人是一种何等严重的侮辱！我们把所有这种种事情都看成是在演戏；我们喟然太息，对自己的前途拿不定主意。
于斯特二十五岁，从来没有人来看望过他，他现从来不去看望什么人。他是一个思想深邃的政治家，具有非凡的本领，能够洞察目前事件与未来事件之间悠远的关系。他于一八三一年曾对我预言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后来真的应验了：暗杀，阴谋活动，犹太人势力扩大，法国政治运动的麻烦事儿，上层社会的知识贫乏，下层社会人才济济，可是即使那些最敢作敢为的人也在雪茄烟灰下泯灭了勇气。以后干什么好呢？
他家里人要他当医生。当医生吧，还不是等病人来就医，等上那么二十年？你知道他干过什么事吗？不知道。唉！对了，他是医生。不过，他已经离开法国，目前在亚洲。此刻，他也许筋疲力尽地倒在沙漠里，也许遭到了野蛮部落的袭击，生命垂危；或者，他也许当上了某个印度君主的首相。至于我呢，我的天禀在于行动。我二十岁中学毕业，他们不让我从军，从军也大不了只能当上普通一兵。当律师前景黯淡，我也不感兴趣，于是我学习当一名海员所必需具备的知识。我学于斯特的样儿，离开法国，因为在法国光是谋事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在别处就足以干出最壮丽的业绩来。朋友们，你们学学我的样儿，我要到一个可以按自己的愿望安排自己命运的地方去。
在高乃依路公寓的这个房间里，我们冷静地做出上述决定，同时仍然去参加缪萨尔舞会①，巴结着快乐的姑娘们，过着一种疯疯傻傻的、看上去似乎是无忧无虑的生活。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自己的决定和想法犹豫不决。我们的邻居马尔卡斯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我们的向导，他把我们带到悬崖峭壁或湍流的边缘，叫我们去测量湍流，预先向我们指出，如果我们任随自己坠落下去，我们的命运将会怎样。他提醒我们要警惕，如果接受人们正在其中挣扎不息的虚幻的处境，如果让自己卷入巴黎的旋涡，那就会延长贫困，而人们却希望结束贫困。巴黎是一个高级妓女，她对你忽擒忽纵，刚才还对你莞尔而笑，转瞬就翻脸不认人；她把最为刚强沉毅的意志化为毫无指望的期待。在巴黎，不幸是靠机缘来维持的②。
①法国作曲家兼乐队指挥缪萨尔（１７９３—１８５９）于一八四○年在维维耶讷街创办了露天舞会，延续多年，颇为著名。
②人们越是不幸，越渴望机缘来改变现状，但这是不现实的，不幸依然如故。
我们和马尔卡斯第一次见面，便产生一种奇妙的感觉。通常我们在晚饭前从学校里回来，上楼进入自己的卧室，待上一会儿，彼此等一等，看看晚上我们的计划是不是有变动。有一天下午四点钟，于斯特在楼梯当中遇见马尔卡斯，我则在街上见到他。时值十一月，马尔卡斯没有大衣，穿一双厚底鞋，一条羊皮裤脚的裤子，一件方领蓝礼服，扣子一直扣到颈部。打一条黑领带，因而上半身更显得具有军人气派。这身装束一点也不奇特，可是同他的形貌和风度非常协调。看了他这个外表后，我的初次印象是既不出人意料，又不令人惊讶，既不忧伤又无什意趣，更不会引起怜悯心，可是我有一种近似于这些情感的好奇心。他徐徐而行，步履显出深沉的悒郁，头向前倾，但也不象自知犯罪的人那样低着头。他的脑袋硕大无朋，仿佛装满了最杰出的具有雄心壮志的人所必备的财富，装着种种思想；他的头屈服于精神痛苦的重负，可是丝毫没有歉疚的表情。至于他的脸，可以用一个字加以概括。按照老百姓的说法，每个人的面孔都和某一个动物的面孔相似。而马尔卡斯的动物属性是狮子。他的头发活象鬣毛，鼻子短而扁，鼻翼很宽，中间象狮鼻那样有一条塌缝。前额也象狮子，被一条深沟分成两半，显得十分刚劲。最后，他毛茸茸的颧骨由于两颊瘦削而显得特别高耸；嘴巴奇大；凹陷的腮帮被一种骄傲的表情所形成的皱纹牵动着，由于脸色略带淡黄，腮帮的凹陷仿佛填高了些。这副脸相几乎令人望而生畏，好象被一双黑眼睛的两道光线照亮了，不过这是一双无限温柔的眼睛，安详，深沉，富于思维。或者不妨说，这是一双屈辱的眼睛。马尔卡斯生怕看别人一眼，这并非为自己着想，而是为被他那有慑服力的目光所扫视到的人着想。他有一股威力，却不愿意施展它。他从不得罪陌路人，惟恐引人注意。这并不是谦虚，而是忍耐；可也不是基督教那种含有仁慈的忍耐，而是受理智支配的忍耐；理智证明有才具的人暂时无用武之地，证明我们无法进入与我们相称的阶层中去生活，因此必须忍耐。有时，他的目光如同闪电。他的嘴巴里可以发出雷鸣般的声音，太象米拉波①的声音了。
“我刚才在街上遇见一位知名人士，”我一进门便对于斯特说。
“大概是我们的邻居，”于斯特回答说。他还对我所遇见的那个人描绘一番，并加上一句：“一个象潮虫一样生活的人大概就是那副模样的。”
“多么低微，同时又多么伟大！”
“两者相辅相成。”
“多少希望毁灭了！多少计划失败了！”
“就象沙漠中的帕尔米拉城的遗迹②，二十八公里长的废墟，有方尖形纪念碑，宫殿，宝塔！”于斯特笑着对我说。
①米拉波（１７４９—１７９１），法国大革命时期最著名的演说家。
②帕尔米拉是叙利亚的古城，公元二七二年被罗马人烧毁，其遗址于十七世纪末被发现。
我们称这位邻居为帕尔米拉遗迹。我们是在竖琴街一家小餐馆里包饭的，当我们到这个餐馆用晚饭时，我们打听了三十七号房间主人的姓名，终于知道了泽·马尔卡斯这个显赫的名字。我们象小孩一样，把这个名字翻来覆去喊了上百遍，边喊边想，每次想法都有差异，有时觉得这个名字是滑稽可笑的，有时觉得是忧郁的，我们把念这个名字当作好玩的事儿。于斯特有时竟然把字母Ｚ发成象火箭刚刚射出去时那种声音，把“马尔卡斯”的第一个音节“马尔”（ｍａｒ）发得非常响亮，发第二个音节“卡斯”（ｃａｓ）时又低沉又短促，象火箭急剧坠落。
“啊！那家伙，他住在那儿，生活得怎样？”
提出这样的问题后，好奇心驱使我们去做不怀恶意的侦察，花不了多久时间就实现了我们的计划。我们这下子不去逛街了，各人挟着一本小说回到了公寓。我们边看书边谛听；在万籁俱寂的阁楼里，只听得一个鼾睡的男人发出的呼吸声，均匀而和缓。
“他在睡觉，”我首先发现这件事，就对于斯特说。
“他七点钟睡觉，”博士①对我说。
①法语中ｄｏｃｔｅｕｒ这个词有“医生”和“博士”两重意义，这儿译成“博士”。
“博士”是我给于斯特取的绰号，而他则叫我“掌玺大臣”。
“只有很不幸的人才会睡得象我们的邻居那副样子，”我这样说着，便跳到五斗橱上，手里拿一把大裁纸刀，刀柄上有一个瓶塞起子。我在板壁上头挖了一个圆孔，孔眼有一枚五个苏的硬币那么大小。我根本就没想到房间里没点灯，把眼睛贴到孔眼上看时，只见一片黑咕隆咚。约莫凌晨一点钟，我们看完了小说，准备脱衣服睡觉时，听见隔壁房间里有响声。原来我们的邻居起床了，擦了一根磷火柴，点亮蜡烛。我又爬上五斗橱，只见马尔卡斯坐在桌旁，缮写诉讼文件。他的房间比我们的半间稍大一点，床放在靠门这边凹进去的一块地方，因为走廊只通到他房间那儿为止，摆床的空间嵌入走廊，于是他房间里就多出一块地盘来。但这座房子的地基一定是少了一块，所以止于阁楼的界墙便形成了一个梯形。我们的邻居没有壁炉，只有一个白陶土的小炉子，炉壁上面着绿色波纹，烟囱管一直通到屋顶。窗户开在梯形墙壁上，挂着赭红色的蹩脚窗帘。一张沙发，一张桌子和一个寒酸的床头柜，这就是全部家具了。他把内衣放在壁橱里。墙纸破旧不堪。显而易见，在马尔卡斯搬进去之前，店主只让仆人住这个房间。
“你看见什么啦？”博士见我爬下五斗橱，就这样问。
“你自己瞧瞧去！”我答道。
第二天上午九点，马尔卡斯还睡在床上。他大概吃了一段粗腊肠，因为我们看见盆子的面包屑当中有吃剩下来的腊肠，这种食品我们是很熟悉的。马尔卡斯还睡着。一直到十一点光景他才醒来。他又誊抄起昨夜搁在桌上的文件来了。我们下楼时询问了一下这个房间的租金是多少，得知每月房租为十五法郎。没几天，我们对马尔卡斯的生活习惯就了如指掌了。他常常出差，大概每次赚若干出差费，这是为住在圣夏佩尔教堂①的誊印社老板干的。他在后半夜工作，从六点到十点睡觉，起身后再干，一直写到下午三点钟。接着便把缮写好的东西赶在吃晚饭前送到老板家里。他在米歇尔伯爵大街米兹雷餐馆吃晚饭，每顿花上九个苏，然后回房间，六点钟上床睡觉。我们摸准了：马尔卡斯一个月说不上十五句话。他不跟任何人说话；在他那讨嫌的阁楼里，他也从来不自言自语一声。
①圣夏佩尔是一座哥特式的小教堂，坐落在巴黎高等法院大院内。
“那还用说，帕尔米拉废墟是安静得可怕的。”于斯特喊了起来。
这个人的形貌是那样非同凡响，而内心却如此宁静，这当中一定有某种极其发人深思的东西。有时，我们跟他见了面，彼此交换几个意味深长的眼色，可是这些眼色中却没有丝毫的礼仪成分。不知不觉地，这个人就成了我们内心敬佩的对象，我们也闹不清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因为他的生活习惯具有难以言表的朴实呢？是不是由于他那种僧侣式的按部就班，隐士般的俭朴，笨伯似的工作呢？这种工作可以使思想不偏不倚，或者可以锤炼思想，表现出对某个可喜的事件的期待或者对生活的某种偏见。我们在帕尔米拉废墟上久久地漫步以后，就把它抛到九霄云外，我们毕竟太年轻了！接着，狂欢节来临了。巴黎的狂欢节以后将使古老的威尼斯狂欢节相形见绌，若干年后，要是那班令人讨厌的警察总监不反对的话，它将把整个欧洲都吸引到巴黎来。在狂欢节期间，赌博是开禁的。那些头脑简单的道德家们只懂得下令禁赌①，可是他们个个都是笨蛋，连账也不会算；只有事实证明法国让数百万金钱流到德国去以后，他们才会让这个必要的伤口重新烂起来。
所有的大学生都和老百姓一样，这个快乐的狂欢节带来了极大的贫困。我们把珍贵的东西都掏出来了；我们变卖掉双套的衣服，双套的靴子，双套的马甲，凡是我们身边有双套的东西都卖掉一套，惟独朋友是不卖的。我们只好吃面包和猪肉，小心翼翼地走路，找一份工作干；我们欠公寓两个月的房租，并且很清楚每人在门房那里有一份六十至八十行的账单，欠债总数几达四五十法郎。当我们走过楼梯下面的方厅时，再也不是蹦蹦跳跳、快快乐乐的了，常常是一下子窜过去，从最后一个梯级跳到街上。②有一天，我们的烟斗断烟了，同时我们也发现几天来我们吃的面包都没有涂黄油了。
①一八三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法国政府下令关闭巴黎所有的赌场。
②怕门房讨债，所以一闪而过。
真是苦海无边啊！
“没有烟丝了！”博士说。
“大衣也没有了！”掌玺大臣说。
“啊！真滑稽！你们穿的是隆于莫镇马车夫的衣服！你们还想穿码头工人的衣服①，早晨吃晚饭，晚上吃中饭，上的是韦里酒家，有时上牡蛎岩饭店②不成！还是啃干面包吧，先生们！”我拉着大嗓门说，“你们应该睡在床底下，不配睡在床上……”
“你说得对，不过，掌玺大臣，没有烟丝了！”于斯特说道。
“现在是时候了，写信给我们的姑妈，母亲，姐妹，说我们没有内衣了，说我们在巴黎奔波很费衣服，连铁丝编结的衣服也要磨破。我们把内衣变成钱币，这将解决一个很重要的化学问题。”
“我们得把日子熬到回信来时为止。”
“唉！好吧，我去找找还有资本的朋友，同他们签个借据。”
“你能弄到什么呢？”
“喏，弄它十法郎！”我骄傲地回答说。
马尔卡斯什么都听见了。这时是正午时分，他敲敲我们的门，对我们说：“先生们，烟丝拿去；你们以后有烟时再还给我。”
我们呆若木鸡了，这倒不是由于那份礼物（我们照收不误了），而是由于他那副动人、深沉而又饱满的嗓音，只有帕格尼尼小提琴的第四根弦③堪与媲美。马尔卡斯不等我们道谢便走了。我和于斯特面面相觑，静默了好久好久。支援我们的显然是一个比我们穷得多的人呀！于斯特开始向各家各户写求援信，我则去洽商借贷的事。我在一个同乡那儿借到了二十法郎。在这个不幸的好时节，赌博这玩意儿还没绝种。
①一八三六年，亚当的滑稽剧《隆于莫的马夫》上演后，剧中人穿的马车夫衣服颇为时髦。一八三○年以后，由于加法尔尼的石印画的宣传，赶时髦的女郎穿起了码头工人的服装，此服装便十分入时了。
②韦里酒家和牡蛎岩饭店都是当时巴黎最豪华的餐馆。
③帕格尼尼（１７８２—１８４０），意大利著名小提琴家。据传帕格尼尼能用小提琴的第四根弦弹出非常动听的变调。
青年人在这条同巴西矿石一样坚硬的路途上，拿一点东西去碰碰运气，想赢几个金币回来。那位同乡身边有土耳其烟丝，这是一位水手从君士坦丁堡带回来的。他给我的烟丝和泽·马尔卡斯给的数量差不多。于是，我把满载的货物运到了港口；我们得意扬扬地把又好又香的土耳其上等金黄色烟丝，抵偿邻居那普通烟丝。
“你们不愿意欠我丝毫东西，”他说，“你们拿金子还我的铜，你们真是些孩子啊……是些好孩子……”
这三句话以不同的语气说出来，每句各有侧重点。字眼很平常，可是声调……啊！那声调给我们结下了十年的友谊。
马尔卡斯听见我们来了，就把誊写的东西藏起来。我们明白了，跟他谈论他的生活方式是不知趣的，可是我们还窥伺过他的私生活，现在我们不免愧疚了。他的衣橱开着，只见有两件衬衣，一条白领带，一把刮胡刀。那刮胡刀使我不寒而栗。一面约值上百个苏的镜子挂在窗旁。这个人的举动纯朴，很少指手画脚，显示出一种粗犷的庄严。我和博士相对而视，仿佛彼此在探询我们到底该怎么回答他的话。于斯特见我缄口不言，便风趣地问马尔卡斯：
“先生研究文学吗？”
“我对文学敬而远之！”马尔卡斯回答说，“再说我也没那么多钱。”
“我以为，”我对他说，“在目前情况下，只有诗歌还他容纳得下象我们这样糟糕的人。”
我的看法使马尔卡斯微微一笑，这丝微笑给他黄黄的脸上添了些许风采。
“对于那些不能成功的人来说，胸怀大志也是枉然。”他说道，“因此，你们这些初出茅庐的人，还是走现成的路吧！不要想出人头地，那样你们会失败的！”
“您是劝我们安于现状吗？”博士微笑着说。
青年人在开玩笑时也带有一种感情外露的幼稚的神韵，于斯特的话又一次逗得马尔卡斯微笑起来。
“您抱定这种可怕的哲学，莫非您遇到过什么周折吗？”我这样问他。
“我又忘记跟你们说了：机缘是一个大方程式的数值，我们并不是对这个方程式所有的根都认识了。你若要从零出发达到一个单位数值，许多偶然因素是难以计算的。巴黎是野心家们的一个大赌盘，每个青年人都以为自己找准了赌盘上可以下双倍赌注的一档……”
他把我们归还给他的烟丝拿出来，邀我们跟他一起抽烟。
博士回房去把我们的烟斗拿来，马尔卡斯装上自己的烟斗，然后带着烟丝到我们房间里来坐坐，因为他房间里只有一把椅子和一张供他自己坐的沙发。于斯特象松鼠一样轻捷地下楼去，带着一个听差回来，听差端来三瓶波尔多酒，一些布里干酪和面包。
“好！”我心里想，同时我计算着价钱，一个苏也没算错，总共十五法郎！
果然，于斯特郑重其事地把找下的一百苏放在壁炉上。
一个社会的人和一个最贴近大自然而生活的人，两者之间存在着难以估量的差别。图森－路维杜尔①被捕后，至死不吐一言。拿破仑一到他的巉岩上，就象喜鹊一样絮聒不休②。泽·马尔卡斯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只不过这是为我们的利益而考虑的罢了。只有在他那离群索居者的房间里，他才那样沉默，那样庄严。没有任何一个罪犯，当他宁愿让自己和秘密随着脑袋一起掉到血红的箩筐③里去时，竟然会感到有一种纯系社会的需要，要把秘密告诉给某一个人。然而我想错了。我们看见了圣马尔索郊区一个把巴黎大自然比做荒僻的大自然的易洛魁人④，他是一个男人，一个共和党人，一个阴谋家，一个法国人，一个老人。他坚韧不拔，胜过众所周知的黑人的坚韧性；他目中无人，泰然自若，胜过库柏笔下的“红皮肤”⑤遭到失败时所表现的轻蔑和镇静。莫雷⑥，这个山岳派①中的加蒂莫赞②，他保持了欧洲司法史上闻所未闻的态度。下面就是那天上午马尔卡斯告诉我们的事，他边谈边吃涂奶酪的果酱面包，并喝几杯葡萄酒润润喉。全部烟丝都拿出来了。有时，几辆出租马车或几辆公共马车驶过奥德翁广场，发出沉浊的辚辚声，仿佛为了证明巴黎始终存在着。
马尔卡斯祖籍在维特雷③，其父母靠一千五百法郎的年金收入过活。他在一所神学院免费上学，却不愿当神甫。他自视甚高，满怀雄心壮志；二十岁那年，腰揣二百法郎，步行来到巴黎。他一边修读法科，同时在一所诉讼代理人事务所工作，终于成了首席帮办。他取得了法学博士头衔，新法和旧法全都熟稔，他可能跻身知名律师之林。他懂得国际公法，通晓所有欧洲条约和国际惯例。他曾经在伦敦，柏林，维也纳，彼得堡和君士坦丁堡等五个京城④研究过风土人情。谁也没有象他那样熟悉议院的沿革。他整整五年为一份日报撰写议会各次会议的报道。他发表即席演说，口若悬河，可以滔滔不绝地谈上半天，声音诚挚动人，深刻隽永，感人肺腑。他通过个人身世的叙述向我们证明了：他是一位伟大的演说家，语言简洁，庄严持重，却又具有敏锐的辩才。他热情洋溢，对民众怀有亲切感情，在这方面大有贝里耶⑤的风格；而在精明能干方面又与梯也尔相类似。可是，他并不模棱两可，含糊其辞，却能果断地下结论。他本来不想卷入学说争论而一举进入政权机构，因为学说争鸣一开始时对于反对派政治家虽然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以后成了国务活动家时，它却会束缚住你的手脚。
①图森－路维杜尔（１７４３—１８０３），海地政治家和将军，圣多明各起义（１７９６—１８０３）领袖，被法军俘获后监禁于法国，并被秘密处死。
②拿破仑（１７６９—１８２１）于一八一五年百日事变失败后被囚于圣赫勒拿岛。此处“巉岩”指该岛。“絮聒不休”指写他的《回忆录》。
③断头台的基座下有一个装人头的箩筐。
④易洛魁人是北美一个部落，时常用此词比喻脾气怪僻的人，此处指马尔卡斯。
⑤库柏（１７８９—１８５１），美国作家，其代表作《最后一个莫希干人》，描写英法在北美争夺殖民地战争时期的故事。“红皮肤”是该小说所描写的印第安土着。
⑥莫雷是老共和党人，曾积极参加一八三五年的七月革命，同年被捕并指控为参与谋杀路易－菲力浦的案犯。他被判处死刑，上断头台时面无惧色。
①“山岳派”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议会中的左派，因坐在议会最高几排座位上而得名。后来该派成为雅各宾党人。
②加蒂莫赞又名加特莫克（１４９７—１５２２），墨西哥印第安人的末代皇帝，因英勇反抗西班牙侵略军而被俘，敌人把他放在炭火上烤，折磨至死。
③维特雷是法国东部布列塔尼旧行省的一个镇。
④彼得堡即今列宁格勒，是沙俄首都。君士坦丁堡原为土耳其首都，今名伊斯坦布尔。
⑤贝里耶，见本卷第２３７页注①。
马尔卡斯对于一个真正的国务活动家所必须具备的知识无不通晓；因此，当他有机会了解到那些进入法国公务部门的人士竟然那么愚昧无知时，不禁诧异万分。好学固然是他的禀赋，而他的资质也是得天独厚的；不是人人都能具备的品格他都具备了：透辟的洞察力，自我克制的能力，机敏的头脑，神速的判断，果断刚毅，而作为政治家最难能可贵的是，他胸有甲兵百万。
当马尔卡斯的才学相当丰富的时候，他发觉法国由于奥尔良幼支对长系王室的胜利而陷入内部分裂。不用说，政治斗争的阵地已经起了变化。国内战争不会长此以往的，外省将停止内战。在法国，政府内部将会进行一场短暂的战斗，这场战斗将结束一批知识分子精英在此之前就已进行的精神战争。只要法国存在此类怪诞的政府，这种局面就会存在，法国与任何国家的政府都没有相同之处，法国政府不同于英国政府，正如它们的国土互不相同一样。马尔卡斯的阵地是政治新闻界。由于他家境贫寒，无力参加竞选，他必须突然崭露头角才行。他决定投靠一个野心勃勃而又富有的议员，在其手下工作，这是对于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代价最大的一种牺牲。作为新的波拿巴，他要物色自己的巴拉斯①；而那个新的柯尔柏②呢，则希望找到自己的马扎兰。马尔卡斯竭尽全力效劳；他只是报效主人，从不炫耀自己，从不妄自尊大，从不埋怨徒劳无功。他效劳的目的，在于希望他的保护人有朝一日能让他当选为议员。马尔卡斯只期待着一笔足以在巴黎购置一幢房子的贷款，以便能符合法律要求参加竞选。而理查三世只要一匹马。③马尔卡斯在三年当中练就了一套所谓政治手腕，这是五十来种政治手腕中的一种。这些手腕有如球拍，两只阴险的手拿着这些球拍把部长职位推来挡去，完全象木偶剧团经理操纵丑角和警察专员在露天剧场彼此发生冲突，以便借此招徕观众。那位议员全仗马尔卡斯才能维持局面；不过，他头脑很清楚，深知他这位秘书的价值，知道马尔卡斯一旦成名，便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而他自己则将被流放到卢森堡宫的南北极殖民地去④。因此，他决定在他这位谋士的前进道路上设置不可逾越的障碍，同时用忠于友情的甜言蜜语把这种想法隐藏起来。他象所有的小人一样，城府很深。尔后，他的忘恩负义之心日甚一日，因为他必须杀死马尔卡斯才不至于被后者所杀。这两个人表面上团结无间，可是一旦一个人某次欺骗了另一个人，他们就相互憎恨。那位政治家参加了一个内阁，马尔卡斯留在反对派内，以便阻止别人攻击这位大臣，他巧妙地使反对派赞扬起这位大臣来。可是这位政治家非但没有报答他的助手，还提出：不应当不加慎重考虑地骤然安插一位反对派人士。马尔卡斯原指望得到一官半职，以便借一门联姻关系获得朝思暮想的候选人资格。那年马尔卡斯三十二岁，预计要解散议会，重新选举。他抓住了这位大臣明目张胆以怨报德的事实之后，便推翻了他，或者至少是为推翻他而出了大力，并且使他身败名裂。
①巴拉斯（１７５５—１８２９），法国政治家，督政府成员，他的政策为拿破仑一七九九年政变铺平了道路。
②柯尔柏（１６１９—１６８３），法国著名政治家，曾任国王路易十四的首相，是红衣主教马扎兰的心腹。
③英王理查三世（１４５２—１４８５）因把前国王爱德华四世托孤给他的几个王子抄斩，篡夺王位，实行恐怖政治，终被亨利·都铎杀死。他在博斯沃思被击败时，走投无路，高呼：“给我一匹马！给我一匹马！我用王国换一匹马！”莎士比亚曾以这个历史事实为题材写了剧本《理查三世》。
④卢森堡宫是法国贵族院的所在地。当时贵族院所起的作用没有议院重要，因此文中把卢森堡宫比喻为南北极殖民地。
一切下台的阁员若要重新执政，非得显示出震天撼地的气概不可。这位人士被一片颂扬声迷住了心窍，以为可以永久坐在大臣交椅上，如今承认自己错了。他一边认错，同时给了马尔卡斯一笔微薄的酬金，因为马尔卡斯在那次斗争中欠下了一身债。他支持马尔卡斯经办的报纸，给他指出办报的方向。马尔卡斯虽说鄙视这个人，但因多少接受他的津贴，便同意表面上和这个下台的阁员合作。马尔卡斯还没有揭露他上司的所有阴谋，他甚至还比第一次走得更远，拿出了一半本事来。内阁只支撑了一百二十四天便垮台了。马尔卡斯跟某些议员相处时，把他们当面团一样揉过来捏过去，结果他们人人都极其称赞他的才干。他那个傀儡重新进入新内阁，他的报纸便成了内阁喉舌。那位大臣把这份报纸同另一份报纸合并，纯系为了解除马尔卡斯的公职。在这次合并中，他必须让位给一位豪富而傲慢的竞争对手，该人颇有名气，正开始飞黄腾达。马尔卡斯再次陷入一贫如洗的困境，那位高傲的得宠者清楚地知道自己已把马尔卡斯扔进了怎样的深渊。何去何从呢？支持内阁的各家报纸已经接到秘密通知，拒绝雇佣他。在野派的报纸也对他感到厌恶，不愿纳为报友。马尔卡斯既不能投靠共和党人，又不能投靠正统保王党人；这两个党，哪一方得胜都要把现状翻倒过来。
“野心家都是喜欢现实的，”他微笑着对我们说。
他靠写几篇关于商业活动的文章谋生。他为一套百科全书作过编辑工作，这是一种商业投机性质的百科全书，而不是学术性的。末了，有人办起一份报纸，虽只经营了两年，但他物色了马尔卡斯去当编辑。从此，他又和那位大臣的敌人结为知己了。他参加了倒阁的一派。一旦他的十字镐发挥了作用，政府就土崩瓦解了。
马尔卡斯的报纸停办已经六个月了，他到处找工作做，都没有着落。人们把他当作危险人物，对他恶语中伤，说他写了几篇文章和一本谤书，断送了一宗金融和实业交易。人们认为他是某银行家的喉舌，据说银行家重金收买了他，而他呢，大概也期待着银行家为报答他的忠心而给他一些恩宠。五年来的政治斗争使马尔卡斯心力交瘁，他对人情世事无不厌倦。他被人看成是个政治雇佣，而不是一位伟大的统帅。他得为谋生而殚思极虑，因而影响了事业上的发展；他深受艰难竭蹶之苦，对于金钱能左右人心的世风大为懊丧。因此他隐居在阁楼里，每天赚三十个苏，这笔菲薄的收入甫可维持生计。他独自冥思默想，好象他周遭的荒漠愈益扩大开来了。不过他仍然阅读报章，以便了解时势。波佐·迪·博尔戈①有一个时期便是这么处世的。马尔卡斯大概在酝酿一个东山再起的进攻计划；或许，他已习惯于韬晦，用悠悠长思来引咎自责。不过他并没有向我们解释他为什么这样做。
他的生活是一个难以揆情度理的综合体，种种高雅喜剧场面就隐藏在这个综合体下，很难跟你说清楚。比方说，在金山银山脚下即使设置了许多岗哨，但是形同虚设，财富依然不翼而飞；在巴黎荆棘地②里的长期逐鹿；为求职求情而气喘吁吁地奔波；在低能儿身上使尽计策；由于一个笨女人的影响，预订的计划就一个个流产；和店主们开各种会议，可是他们一心只想用自己的资金换回戏院里的包厢、贵族爵位和优厚的利息；种种希望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然后一下子摔到岩礁上；彼此矛盾的若干利益凑合在一起，于是产生种种奇迹，双方共同走了一个星期的路程后，遂又分道扬镳；一个象听差一样无知无识的笨伯却比有才华的人走运，甚至可以获得荣誉勋位勋章，而这种令人沮丧的事情总是屡见不鲜。其次，还有这种事情（马尔卡斯称之为愚蠢的计策）发生；你拍拍某人的肩膀，他似乎被你说服了，向你点头，表明一切都马上会安排妥当；可是到了第二天，这块富于弹性的橡皮被压缩了一会儿后在夜间又复原了，甚至还膨胀了，一切又得从头开始；于是你又重起炉灶干起来，到头来你终于明白了，你打交道的对象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块见太阳就干硬的胶泥。
①波佐·迪·博尔戈（１７６４—１８４２）是沙俄派驻巴黎的大使，他在复辟时期对法国政治起着巨大的影响。
②“巴黎荆棘地”是巴尔扎克对巴黎这个高等社会的蔑称，他视巴黎为险恶莫测、荆棘丛生的荒原，涵义至深。
这些成千上万件令人泄气的事儿，把人的精力倾注在种种无谓的事情上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做好事难而又难，干坏事易如反掌；两场大赌博，赢两次，输两次；一个国务活动家，长着一个榆木疙瘩的头，戴一副油漆假面具，一头假发，可是还有人崇信他，真叫人不由得恨上心头，——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与其说使马尔卡斯丧失了勇气，还不如说暂时使他沮丧。在有钱的日子里，他的双手却握不住钱，他把钱全部寄到家里，给他的兄弟姊妹，给他年迈的父亲，并以此为无上乐趣。他就象下野后的拿破仑，每天三十苏足矣；大凡有能耐的人，在巴黎每天总能挣上三十苏的。
马尔卡斯叙述自己的经历时，不时地夹进去一些感想、格言和足以显示出一个伟大政治家的种种见解。当他叙述完毕后，我们就有关法国和欧洲的局势提了几个问题，彼此有问有答，这些都足以向我们证明，马尔卡斯是一个真正的国务活动家。因为，一旦人们愿意深入到种种难题中去时，那么他们的本领轻而易举地就能被判明。对于那些高级人士，是有识别其真面目的Ｓｃｈｉｂｂｏｌｅｔｈ①的；我们虽然还没有进入圣殿，但却属于现代莱维人②的部落。正如我前面说过的，我们无足轻重的生活中隐藏着自己的打算，于斯特已经实现了他的计划，我自己的也即将要实现。
①原苏格兰共济会员习惯使用的暗语，意为“口令”，源于圣经故事。
②莱维人是以色列的一个部落，他们忠心耿耿为圣殿服务，却永不能当教士。这儿引伸为知道政治生活内幕的人。
交谈结束后，我们三个人都走出公寓，趁还没吃晚饭这点空闲时间，到卢森堡公园去溜达一下。在漫步过程中，我们的谈话始终很严肃，谈到了政治局势中令人痛心的事情。我们你一言我一语，每人都发表自己的看法，加上自己的妙语，逗笑的话或警句。谈话的内容不再限于那位政治斗争的战士马尔卡斯刚才向我们叙述的波澜壮阔的政治生活，也不再是在高乃依公寓里搁浅的航海家可怕的独白；现在进行的是一场对话，两个受过教育的青年人对自己所生活的时代作出评价，他们在一位高手的指引下想方设法要弄清自己的前程。
于斯特问道：“您为什么不耐着性子等待一个好机会呢？有一个人①从七月革命以后，既懂得出头露面，又始终不被政治浪潮淹没，您为什么不学学他的样儿呢？”
“我不是跟你们说过，我们并不是对机缘的每条线索都摸得一清二楚的。卡雷尔②的立场跟那位演说家③的立场是一致的。这位思想阴沉的青年人，尖酸刻薄的才子，脑子里对整个政府都很熟悉。而您所说的那个人呢，他只是在每个事件过去以后才坐到马屁股上。两人相比，卡雷尔是个本领高强的人。唉！是的，一个当了阁员，另一个却仍旧是报人。那个虽不完美无缺但却敏感善处的人存在下来了，而卡雷尔却死了。我提请你们注意：这个人花了十五年时间走他的路，而且只走了一小段路，他可能会在政权的大道上夹进两辆满载阴谋狡诈的大车中间被碾碎。他没有拉帮结派，不象梅特涅④那样有恩准的宫殿，也不象维莱勒那样有密密麻麻的多数派搭成的庇护所。我相信目前这种局面维持不到十年，因此，尽管我眼下处境并不很好，但也来不及挽回局面了，因为若要不被我预见到的这场运动清除掉，我必须早早占据一个上层位置才行。”
①指梯也尔。
②卡雷尔（１８００—１８３６），法国政论作家，《国民报》创办人，激烈反对七月王朝，后在一次决斗中丧生。
③指梯也尔。
④梅特涅（１７７３—１８５９），奥地利政治家，曾任驻法大使，奥国首相等职。
“您说的是什么运动呀？”于斯特问。
“一八三○年八月，”马尔卡斯把手向巴黎方向一伸，语气庄重地回答说，“八月运动，是由捆麦秆的青年发动的，是由催促庄稼成熟的知识分子发动的，但是八月运动却忘掉青年和知识分子了。青年将会象蒸汽机的锅炉一样爆炸。法国的青年找不到出路，他们被埋没的才能、合情合理而又不知足的抱负象山一样郁积着。他们中结婚的人也不多，各家各户不知道如何打发他们的孩子。这些群众行动起来后将会发出怎样惊天动地的声音呢？这我就不知道了。但是，他们将投身到目前的时局中去，把它闹个天翻地覆。现在的法律灵活多变，对老中青不同世代的人都能管束，当年罗马帝国面临蛮族入侵时都还没有制订过这种法律。现今的蛮族人就是知识阶层。这些多余的法律此刻慢慢地、不知不觉地在我们中间发挥作用。政府是个大罪犯，它从两个强大的阶层中获取了一切，却翻脸不认它们，它被荒谬绝伦的约法捆住了手脚，完完全全成了祭品。路易十四，拿破仑，英国，从来都极其重视青年知识分子。现在，法国青年被新的法制、选举原则的苛刻条件、内阁宪法的各种弊端置于死地了。若察看一下当选议会的组成情况，你就找不出一个三十岁的议员来。当年的黎塞留，马扎兰，丢兰纳①，柯尔柏，皮特，圣茹斯特，拿破仑，梅特涅亲王等等，都是年纪轻轻就名扬海内，要是在今天，他们别想在议会里捞到一官半职，伯克，谢立丹，福克斯等人②也别想坐到议会的交椅上。早就应该把政治成年的年龄定为二十一岁了，早就应该免去当选资格的一切附加条件了③；可是各省选出来的尽是象现在这样一批议员，这些人毫无政治才干，每说一句话就犯语法错误，在这班人当中，整整十年才勉强产生一个国务活动家。人们可以猜测未来的局势，但是无法预见局势本身。眼下，人们把全体青年都逼成共和党人，因为青年们希望在共和体制下获得自身的解放。他们将纪念那些在人民中涌现出来的青年代表和青年将军！政府的轻举妄动，只有它那种搜刮民脂民膏的劣迹才能与之比拟。”
①丢兰纳（１６１１—１６７５），法国元帅。
②伯克（１７３０—１７９７），谢立丹（１７５１—１８１６）和福克斯（１７４９—１８０６）都是英国著名政治家。
③这里所说的附加条件是指纳税选举。七月王朝时期实行纳税选举法，引起人民的义愤，加速了这个王朝的倒台。
这一天将在我们一生中都产生反响。马尔卡斯坚定了我们离开法国的决心；在法国，才华横溢，充满活力的青年人始终被压在嫉妒、贪得无厌却又飞黄腾达的平庸之辈脚下，难以翻身。我们在竖琴街一起吃晚饭。从此，我们和他之间建立起最能相互敬重的感情；而他对我们思想上的爱护也是无微不至的。他这个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样样精通。他为我们研究了全球政治情况，为我们物色一个国家，在那儿，成功的机会最多，实现我们的计划也最有利。他向我们指出，我们学习的重点应当放在那儿；他向我们说明光阴之可贵，催促我们加快步伐，并让我们懂得移居国外的潮流终将到来。法国将要失去精力充沛、富于才智的青年中之精英，这批知识分子必然是很聪明能干的，他们将挑选到最好的职位，现在关键在于捷足先登。这位乐于助人的良师给我们写了几篇回忆录，两篇给于斯特，三篇给我，篇篇都是金玉良言，既是指示又是咨文，只有身体力行的过来人才写得出来；这几篇文章也是只有天才方能竖立起来的里程碑。在这些散发着烟味的篇页里，充斥着差不多象楔形文字一样潦草难认的字迹，文章中有关于命运的指点，不用说都是些预言；还有对美洲和亚洲某些问题的推论，有的在我们还没有离开法国时就已经成为事实，有的在我们去国后实现了。
马尔卡斯跟我们一样，到了一贫如洗的境地。他固然每日尚可温饱，但没有内衣，没有礼服，没有鞋子。他也不想生活得比现在更舒服些。他只有梦想到当权时才梦想到奢华的生活。因此，他所认识到的自己并不是现实中的马尔卡斯。他让自己的外表听凭现实生活的摆布。他之所以活着是由于壮志凌云之故，他梦想着报复，竭力克制自己不沉迷于虚空的感情。真正的国务活动家对于那些庸俗的激情尤其要淡泊处之，应当象学者那样，只能为自己所从事的学术问题而喜怒哀乐。在那些贫困的日子里，马尔卡斯在我们眼中显得那样伟大甚至于可怕，他的眼神中有一种骇人的东西，它所凝视着的，除凡夫俗子的眼睛所看见的世界之外，还有另一个世界。他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学习和叹服的课题，因为青年（我们当中谁没有经历过青年时期呢？）有一种仰慕他人的强烈需要；青年喜欢追随别人，正如他们对伟大的事情总是竭尽忠诚一样，他们自自然然会臣服于他们认为是超群绝伦的人。我们特别感到惊讶的是，他对爱情无动于衷，女色从来不能扰乱他的生活。当我们谈起法国人言谈中的这一永恒主题时，他只是说：“裙钗太昂贵了！”他看见我和于斯特在交换眼色，便又道：“是的，太昂贵了。要是花钱去买女人，即使是最便宜的，也要花许多钱；而自愿委身于你的女人，便要夺走你的全部时间！女人消融一切活力，泯灭一切抱负。拿破仑把女流之辈限制在她们应有的本份内。以此看来，他是伟大的，他并没有象路易十四、路易十五那样沉湎于玩物丧志的女色之中，话说回来，他还是偷偷摸摸地玩女人的。”
我们发现，皮特把英国当作自己的妻子来爱，而马尔卡斯跟皮特相似，把法国当作自己的心上人。他崇拜自己的祖国，他没有一个念头不是想到祖国的。他手里拿着一服医治病痛的良药，剧烈的病痛使他苦不堪言，可是却不能用手中的药来治病，他激怒了，心中时时刻刻如刀绞一样难受。尤其是，法国在俄国与英国面前显得矮了一头，这种屈辱的处境更加使他怒不可遏。法国退居第三流了！在他的谈话中时时发出这样的呼声。国家的内疾传染到他的腑脏里去了。他把宫廷和议会的争斗称之为看门人的调侃，这种斗争显得那样变幻莫测，那样纷扰不休，大大损害了国家的繁荣昌盛。
“他们应当多多考虑未来，给我们和平吧！”他说。
有一个晚上，我和于斯特都很忙，房间里鸦雀无声。马尔卡斯站起来，去誊抄东西；尽管我们一再要求帮他抄写，他一概拒绝了。我们两人愿意轮流抄写他的资料，这样，那份枯燥乏味的活儿他只要干三分之一就行了。他一听就恼了，我们只好不再坚持。这时我们听见走廊里响起一阵轻便皮靴的声音，我们抬起头彼此看了看。有人叩马尔卡斯的门，他总是把钥匙留在锁眼里。我们听见我们心目中的那位伟人说：
“进来！”然后又说：“您到这里来啦，先生？”
“是的，”前大臣回答说。
他活象迫害无名殉教者的迪奥克莱蒂安①。我们的邻居和这个人低声细语地交谈了一会儿。马尔卡斯的声音很少听到了，仿佛是在一个会议上，请求的一方开始陈述事实；突然，马尔卡斯对于一个不知是什么建议大发雷霆起来。
“要是我相信您的话，”他说道，“您将会讥笑我。耶稣会会士早已离开了，可是伪善却永远存在。②不管您耍弄权术还是慷慨大度，您都是居心叵测的。您知道依靠别人，但是别人不知道在哪一件事情上能指望您的帮助。您朝廷里任用的都是些猫头鹰，见不得阳光；大臣们都是些老头子，见了青年就发抖，要不就对青年毫不关心。政府与朝廷如出一辙。您找来的都是些帝国的遗老遗少，就象复辟时期征募的是路易十四的轻步兵③一样。现在，人们对于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阴谋已经敬而远之，退避三舍了。但是，一旦危机到来，青年们就会象一七九○年时那样挺身而出。那时，青年们干出了怎样的伟业啊！现在，你们动不动就改组内阁，这还不等于是病人在床上换个位置！这样变来变去，表明你们的政府已经朝不保夕了。你们奉行的是一种政治扒窃制度，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法国对这种闪闪烁烁的欺骗勾当已经厌倦了。法国自己当然不会对你们说她已经厌倦了，一个人决不会知道自己是怎么死亡的，阐明原因是历史学的任务。但是你们必将灭亡，因为你们不求助法国青年给你们力量和效能，忠心和热忱；因为你们忌贤妒能，没有以爱护的心情从才智横溢的这一代人当中选拔人材，事事都要挑选平庸之辈来充任。您来求我支持，可是您是属于那个衰朽的集团的，这个集团因利欲熏心而丑恶不堪，现在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衰朽不堪了；因它自己日趋萎缩，便要法国也萎缩下去。我坚强的性格和我的思想对于您来说等于是一剂毒药；您耍了我两次，我就搞垮您两次，您是心中有数的。我们第三次合作，这应该是一件很严肃的事。要是我再上当受骗，我就要引颈自刎，因为我将对自己绝望了：罪人不是您，而是我自己。”
①迪奥克莱蒂安（２４５—３１３），罗马皇帝，以迫害基督教徒而留下恶名，后人称他统治末期为“殉教者世纪”。
②一七六二年法国政府排挤耶稣会，耶稣会会士大量流徒国外。法语中ｌｅｊéｓｕｉｔｉｓｍｅ一词除作“耶稣会”解释外，还有“伪善”的意思，这儿是一语双关。
③这儿的“轻步兵”是借用词，指大革命时期的流亡贵族以及波旁王朝的正统派。
这时，我们听见了一种最谦卑的话语，最热切的恳求，恳求不要使国家失去最有才华的人。他居然谈起了祖国，马尔卡斯说了一声“喔唷！”这一声“喔唷”意味深长，这是对他的所谓“主人”的讥刺。那位国务活动家说话更明确了，他承认他的前顾问超群绝伦，他答应马尔卡斯进入行政机关任职，晋升为议员。然后，他把马尔卡斯举荐到一个高位上，并说他今后虽然身为大臣，但完全隶属于只能充当其副手的那个人。他如今在新组成的内阁里，要是马尔卡斯没有得到一个名副其实的职位，他就不想再从政了。他说出了这样的条件，说明他已经把马尔卡斯当成一个不可或缺的人才了。
马尔卡斯一口拒绝了。
“我过去从未信守诺言，现在让我信守诺言的机会来了，您却把它错过了。”
马尔卡斯对末了这句话未予置理。靴子声在走廊里响起来了，向楼梯方向渐次消失。
“马尔卡斯！马尔卡斯！”我们奔向他的房间，嘴里齐声喊着，“干吗拒绝了！他是真心诚意的。他的条件是说得过去的。再说，您将来可以出入在阁员中间。”
我们一下子向马尔卡斯列数了上百条理由，总之，那位未来的大臣语气真切，我们虽没看见他，但可以判断出他没哄骗人。
“我没有礼服，”马尔卡斯答道。
“请相信我们能办到，”于斯特看看我说。
马尔卡斯对我们表示信任，眼睛里闪着炯炯的光芒。他用手把头发往上一梳，露出了前额，这个动作显示出他对幸福的信念。而当他揭开（不妨用这样一个字眼）自己的面容时，我们看见的是一个全然素昧平生的男人：卓绝的马尔卡斯，大权在握的马尔卡斯，他的智慧得以充分展现，真是如鸟归林，如鱼得水，如马驰骋在草原上。然而仅仅片刻工夫，他的额头又阴沉下来，仿佛他依稀窥见了自己的命运。一瘸一拐的怀疑紧紧跟住长着洁白翅翼的希望。我们让他独个儿留在房间里。
“啊！这个么，”我对博士说，“咱们已经答应了，可是该怎么办呢？”
“咱们边睡觉边思考，”于斯特答道，“到明天早上，咱们再谈谈各人的主张。”
次日早晨，我们到卢森堡公园去兜了一圈。
我们慢慢思索着昨天的事情，两个人都很惊异：马尔卡斯门路那么窄，连这点点生活困难都应付不过去，而另一方面，理念的或物质的最大政治难题都难不倒他。然而，这些品性不凡的人，经不起几颗沙子的磕碰，身边缺少一千法郎就会耽误宏伟的事业。就象拿破仑的故事一样，他仅仅因为缺少一双靴子，就没到印度去。①
①这纯粹是一则笑话，说拿破仑于一七九九年进军埃及后，因为没有靴子穿，就把军队留在埃及，自己回到法国去，放弃原来远征印度的计划。
“你想出法子了吗？”
“哎！是的，我有办法，去赊购一套全礼服来。”
“到哪一家去？”
“休曼家。”
“怎么回事？”
“老兄，休曼从不到顾客家里去，只有顾客上他店里去，因此他不会知道我有没有钱。他只知道我风度翩翩，他做的衣服我穿起来很合身。我去跟他说，我有一位叔叔突然从外省光临，衣着很随便，这对我想要在上流社会中找一门亲事是非常不利的。如果休曼在三个月中给我送发票来要钱，他就不姓休曼。”
博士觉得这个主意用到滑稽歌剧里去倒是蛮不错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令人不齿，他怀疑是否能成功。可是，我向你们起誓，休曼给马尔卡斯做了一套衣服，并且他以艺术家的眼光，懂得把马尔卡斯的衣服做得恰到好处，马尔卡斯完全象一个政治家那样装扮起来了。
于斯特把两只赊购来的手表典押到当铺里，所得两百金法郎全部送给马尔卡斯。而我呢，我奉送给他六件衬衣和足够换洗的内衣，这些衣物也没花费我一个子儿，我只不过在狂欢节期间和一个洗衣店的女工鬼混过，顺便向她要来就是了。马尔卡斯全部收下，只向我们作了分寸适当的道谢。不过，他问我们是用什么办法获得这些财富的，我们直言相告，他最后一次笑了起来。我们看着马尔卡斯，就象船主花尽所有的借款和财源，装配了一艘轮船，现在终于看到它扬帆出海了。
这时，夏尔缄口不言了，仿佛在穷思苦索地回忆。
“哎！得了，”我们对他喊道，“他后来怎么样了？”
我用三言两语告诉你们，因为这不是一部小说，而是一个故事。我们没见到马尔卡斯：内阁维持了三个月，在议会开会后就倒台了。马尔卡斯又回来见我们了，他身无分文，被工作累坏了。他去探测过政权的火山口，回来时得了神经性热。他的病情发展得很快，我们负责调理他。开始时，于斯特在自己曾经当过实习医生的医院里找来主治医生。那时我单独一个人住在房间里照顾他，可说是最细心入微的看护了。可是，什么医护、科学全都不顶用。一八三八年正月，马尔卡斯感到自己只能活几天了。至于那位国务活动家，马尔卡斯虽然整整半年充当其灵魂，却没来看望马尔卡斯一眼，甚至也不派人来打听一下他的病情。马尔卡斯向我们表示了他对政府的极端蔑视，我们觉得他对法国的命运深为疑虑，这种疑虑便诱发了他的疾病。他似乎看出了政权核心中有叛卖行为，这并不是一种惊心动魄的、可以捉摸得到的、有事实佐证的叛卖；这种叛卖是由制度产生的，是由于把国家利益隶属于利己主义而引起的。他相信国家在沉沦，这种信念足以加重他的病情。他曾经反对过那个维护势不两立的制度的一个头目，这个头目向他提出的建议我们都亲耳听见了。他对于自己曾经竭力为之效劳的那些人憎恨到了极点，竟至于他愿意心情愉快地进入由野心家们组成的同盟中去；在这些野心家之中，至少存在着这样一种想法，就是要打碎宫廷的枷锁。但是，马尔卡斯借用市政府的一句话来回答谈判者说：“太晚了！”①
①一八三○年七月三十日，巴黎革命如火如荼，科兰·德·絮西代表国王前往市政府，向巴黎市委员会撤回二十五日颁布的法令。但是他的话才出口，革命群众就高呼起来：“太晚了！太晚了！查理十世已经垮台了。”
马尔卡斯没留下钱财可以供安葬开支，我和于斯特困难重重，迫不得已只好不顾他的面子，租了一辆穷人的柩车。只有我们两人孤零零地跟在马尔卡斯的柩车后面，把他扔进蒙巴那斯公墓的公用圹坑里去。
夏尔·拉布丹在勒阿弗尔乘帆船到马来亚群岛去的前夕，给我们讲了他最后一个故事。我们静听着这个故事，彼此凄然相顾，因为我们认识的何止一个马尔卡斯，何止一个献身于政治而到头来却被出卖或被遗忘的牺牲品！
一八四○年五月于雅尔迪
冯汉津/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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