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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巴拉
《冈巴拉》最初于一八三七年七至八月在《音乐杂志》上发表，一八三九年与《古物陈列室》合为一册，由苏弗兰书屋出版，一八四○年又由苏弗兰书屋收入《痛苦之书》文集，一八四六年收入菲讷版《人间喜剧》第十五卷“哲理研究”部分。
本篇被称为《玛西米拉·多尼》的姊妹篇，同属作者意大利之行的产物。两篇小说均以意大利人为主人公，充满作者对意大利人的性格分析和对音乐的种种见解。和《玛西米拉·多尼》中对罗西尼的《摩西》进行分析一样，《冈巴拉》中对迈耶贝尔的《魔鬼罗伯特》也作了极详尽的分析。但小说的哲理意义主要在于提出了艺术和艺术家的处境问题。艺术无情地要求艺术家为它奉献一切，包括牺牲他的感情生活和一切物质享受，艺术家常常是不幸的，他在艺术上愈伟大，在生活上便愈不幸，作者感慨万端地写道：艺术家应当既无妻子，也无儿女。
在世人眼中天才往往接近癫狂，冈巴拉是个天才的音乐家，同时是个因过度狂然而走向自身反面的“疯子”。和《玄妙的杰作》中的弗朗霍费一样，他在自己的领域中有极精辟的创见，而他的艺术却恰恰毁于他那走向极端的理论。他在酒醉时能演奏出仙乐般的作品，神志清醒时却在自己的艺术原理指导下奏出人们无法接受的不谐和音。但冈巴拉毕竟代表了一种伟大高尚的理想追求。作者对这个一败涂地、处境凄惨的音乐家表露了极高的敬意和无限的同情。
绝对之探求
《绝对之探求》最初作为“私人生活场景”，于一九三四年九月在贝歇夫人出版的“十九世纪风俗研究”第三卷中发表，划分为七章。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由夏庞蒂埃书屋发行第二版时，曾考虑将标题改为《巴尔塔扎尔·克拉埃或绝对之探求》。一八四六年收入菲讷版《人间喜剧》第十四卷，取消了章节，列入“哲理研究”部分。
本篇主题与《冈巴拉》类似，即“天才的孤独与不幸、天才与癫狂的混合”。天才由于醉心于探索和创造，往往对世人重视的一切漠不关心。在科学和艺术上，他们是巨人，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则被视为疯子和白痴。小说的主人公，化学家巴尔塔扎尔·克拉埃为了探求大自然的本原——“绝对”的秘密，挥霍了六代人积下的巨额财产，毁掉了家庭的幸福，他在科学上的献身精神无疑是崇高伟大的，从家庭的角度看却是一个坏家长、坏丈夫和坏父亲。作为家长，他对妻子、儿女的生活与前途毫无责任感；作为丈夫，他几乎是害死妻子的凶手；作为父亲，他侵吞了未成年子女的财产；最后他被剥夺了管理家庭的权力，被放逐外地达七年之久。作者似乎在批判将克拉埃引向毁灭的激情，实则以更动人心弦的描绘赞颂了主人公壮丽而凄惨的一生，这是一个失败的英雄，但却深刻地体现了“现代化学的努力”，他的研究远非以金钱为目的，许多重大发现都被他自己看作区区小事。他的目标比这高得多，他是以自己有限的生命去探求大自然无限的奥秘，甚至在咽气时，他的智力仍没有停止活动，正在为不能留下他最后发现的公式遗恨不已。这样的人本当属于全人类，在狭小的家庭圈子里，在庸人社会的天平上，则无从衡量其价值。在这部小说中，颇为意味深长的是：唯一真正理解和支持巴尔塔扎尔的研究的，既不是全心全意爱他的妻子，也不是他的四个相当孝顺的子女，而是一个并未受过教育的老仆人。
被诅咒的孩子
《被诅咒的孩子》的前半部分于一八三一年一月在《两世界杂志》上发表，同年九月编入戈斯兰版《哲理小说与故事》，一八三二年六月又编入戈斯兰版《哲理故事》。一八三五年巴尔扎克着手写作后半部分，一八三六年十月九日和十六日，以《破碎的珍珠》为题，在《巴黎纪事》上连载。一八三七年七月，德洛瓦耶－勒库书屋出版的《哲理研究》中第一次发表了本篇的全文。一八四六年收入菲讷版《人间喜剧》第十五卷“哲理研究”部分。
小说以十六世纪法国封建专制时代为背景，描写一个被父亲憎恨的贵族孩子悲惨的一生。在这篇“研究”中，世俗的封建观念与顺应自然的圣洁心灵形成强烈的对比和尖锐的冲突。艾蒂安超凡脱俗的气质，使他几乎与十九世纪的所谓“通灵者”一样能洞察天地的奥秘。但这种聪慧敏感的灵魂似乎不可避免地与孱弱的体质结合在一起，他们与社会格格不入，只能与大自然为伴，一旦踏入社会，在专横残暴的封建淫威统治下，很快就惨遭毁灭。
永别
本篇最初以《溃军的回忆》为题，于一八三○年五月和六月在《时尚》杂志上分两次发表，一八三二年编入玛门书屋出版的《私人生活场景》第三卷，篇名定为《永别》。一八三四年年底，编入威尔代版《哲理研究》第四卷。一八四六年收入菲讷版《人间喜剧》第十五卷“哲理研究”部分。
按照作者最初的设想，《永别》本当属于“军旅生活场景”。小说对拿破仑远征军的莫斯科大溃退及强渡别列津纳河的场景，作了真实的、惊心动魄的描绘。虽则篇幅不长，却给予读者十分深刻、强烈的印象。但小说所探讨的，却侧重于精神状态、思想感情对生命的影响。絮西少校的坚毅顽强，显然是从心中的爱情吸取了力量，若不是他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挽救斯泰法妮的生命，也许早就和旁人一样倒下了。而斯泰法妮在残酷的磨难中居然能活下来，则完全得益于她的疯狂。如果她还有理智，可能早就因痛苦而死。所以理智一旦恢复，重逢的狂喜和对痛苦往事的回忆使她受到双重的强烈刺激，终至猝然而亡。这便是作者在不止一篇作品中试图论证的：真正致人于死命的是思想。
玛拉娜母女
《玛拉娜母女》最初于一八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和一八三三年一月十三日在《巴黎杂志》上连载。前半部分以“暴露”和“行动”为分节标题，后半部分以“迪阿尔夫人”为标题。一八三四年编入贝歇夫人版《十九世纪风俗研究》第十卷，取消了分节标题。一八四六年收入菲讷版《人间喜剧》第十五卷“哲理研究”部分。
巴尔扎克在不止一部作品中发挥过这样的观点：堕落的女子强烈向往贞洁的生活；而贞洁的女子却很容易为过失所吸引。《玛拉娜母女》可说是为这一观点提供的一个例证。
小说的前后两部分主题不尽相同。前半部分突出了一个本性高洁却沦落风尘的女子的内心痛苦和她无私的母爱，同时探讨了使天真无邪的少女们失足的多方面原因。后半部分则描写珠安娜最初的失误给自己一生造成的影响。虽然她以值得钦佩的耐心和毅力忍受了她那没有爱情的婚姻，无可指责地尽到了妻子和母亲的一切责任，虽然她在痛苦的磨难中显示了伟大的性格，取得了进入天国的权利，可是幸福毕竟距离她十分遥远。小说家无疑以诚挚的赞叹和同情描绘了玛拉娜母女高贵的性格和卑贱的命运。在作者心目中，一些出身微残的风尘女子，在精神上显然比某些贵族或资产者要纯洁高尚得多。
新兵
《新兵》最初于一八三一年二月二十七日在《巴黎杂志》上发表，同年编入戈斯兰书屋出版的《哲理小说与故事》，一八三二及一八三三年又分别在戈斯兰版《哲理故事》及《哲理小说与故事》中再版，一八三五年编入威尔代书屋出版的《哲理研究》，一八四六年收入菲讷版《人间喜剧》第十五卷“哲理研究”部分。
本篇描写一个将全部感情寄托在儿子身上的母亲，在焦急等待和极度绝望的感情冲击下，处于身心交瘁的状况，而正当儿子在巴黎被枪决时，她也悄然无声地停止了呼吸。这种巧合，在现实生活中也许会偶然发生，作者却将此归结为一种“异地同心”的精神现象，有待未来的科学予以探究。
刽子手
本篇最初于一八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在《时尚》杂志上发表，一八三一年九月编入戈斯兰版《哲理小说与故事》第二卷，一八三二及一八三三年又分别在戈斯兰版《哲理故事》、《哲理小说与故事》中再版，一八三五年编入威尔代版《哲理研究》第五卷，一八四六年收入菲讷版《人间喜剧》第十五卷“哲理研究”部分。
这篇以西班牙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对抗法国入侵者为题材的小说，以其强烈的民族尊严感和悲壮慷慨、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深深地震撼了读者的心灵。西班牙显贵莱加奈斯家族的长子朱阿尼托为了保存家族的姓氏，被迫充当了亲人的刽子手，在所有的酷刑中，他所承受的显然是最残忍的一种酷刑。在作者看来，有过这种经历的人是不可能和正常人一样生活的，只有死亡才能治愈他们的精神创伤；另一方面，依靠武力显然是不能征服一个民族的，压迫的手段愈残酷，反抗也会愈激烈。
海滨惨剧
《海滨惨剧》最初于一八三四年十二月在威尔代版《哲理研究》第五卷中发表，一八四三年，以《父亲的判决》为题编入苏弗兰书屋出版的《外省秘闻》，一八四六年收入菲讷版《人间喜剧》第十五卷“哲理研究”部分。
本篇显然作为《刽子手》的对照而与其排列在一起。一个是为家族的利益，服从父命杀死亲人的儿子；另一个是为家庭的荣誉，亲手杀死儿子的父亲。前者虽心灵受到重创却并无悔恨，后者却终身引咎自责，永远不得安宁。与其说本篇指责了父亲的严酷判决，不如说指责了养子不教的过错。正是父母的溺爱，败坏了儿子的心灵，纵容儿子走向堕落。
柯内留斯老板
《柯内留斯老板》最初于一八三一年十二月十八日和二十五日在《巴黎杂志》上发表，一八三二年十月编入戈斯兰书屋出版的《新哲理故事》，一八三六年收入威尔代书屋版《哲理研究》，一八四六年收入菲讷版《人间喜剧》第十五卷“哲理研究”部分。
这是一篇研究吝啬和贪婪的小说，描写对金钱的贪欲如何使一个聪明人愚蠢地走向自身的反面。受国王保护的银行家柯内留斯老板爱财如命，他把自己禁锢在财宝之中，因惧怕被盗而在梦游时偷盗自己，从而既占有又没有占有他的财富，在这种痛苦的折磨下，终于用剃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红房子旅馆
《红房子旅馆》最初于一八三一年八月十日和二十七日在《巴黎杂志》上连载，一八三二年编入戈斯兰版《哲理小说与故事》，一八三七年编入威尔代版《哲理研究》，一八四六年收入菲讷版《人间喜剧》第十五卷“哲理研究”部分。
这是一篇探讨（更确切地说是揭露）“良心”问题的小说：一个青年爱上一个百万富翁的女儿。不幸在无意中发现这百万富翁曾经为谋财害死两条人命，而且其中一个还是他自幼亲密无间的朋友。在这种情况下，年轻人的爱情与廉耻心产生了矛盾，他是否应当娶他的心上人为妻，是否应当接受他岳父沾满血腥的遗产，这是个十分微妙的问题。作者以虚构手法，让主人公召集社会各界（包括政界、法律界、宗教界、外交界……）人士中“最正直、最有廉耻心和荣誉感”的人，组成“良心法庭”来进行讨论。这场精彩的讨论意味深长地揭示了社会对罪恶是何等宽容：人们只承认现状，不愿追究历史。一个人只要有钱，便受到尊重、享有荣誉，谁也不去过问他最初的财产是从哪里来的。因为所有上层社会的人士都明白：如果都要盘根问底地追究财产的来源，不知多少人都将没有立足之地。事实上，在这些所谓“正派人”中，利益总是置于良心之上的。所以与会者中一个最“正派”的人最后画龙点睛地说道：“傻瓜！你为什么问他是不是博韦人呢？”（意即：你何苦要去证实他是杀人犯呢？）
艾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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