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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作品的创作，已经着手快十三年了；现在给它加上《人间喜剧》的题名，自然应当趁此机会剖明它的思想，追溯它的来由，概述它的纲目。在谈论的过程中还应当努力表现得超然物外。读者或许以为这很难做到，其实并不尽然。在创作上略有所获容易令人自命不凡；而辛勤劳作则会促使人们虚怀若谷。这个观点反映了当年高乃依、莫里哀等伟大作家看待自己作品的态度。在精妙的构思方面我们是不可能与他们同日而语的，但这样的情怀我们却应当努力效法。
写一套《人间喜剧》的最早念头，于我原象是一场好梦，又象是一再憧憬过、却又无法实现的一种设想，只好任它烟消云散；更象一位笑容可掬但却虚无缥缈的仙女，一展她那处子的娇容，就振翅扑回了神奇的天国。不过这场幻梦也象许多别的幻梦一样，正在演变成为现实。它颐指气使，令到必行，人们对它只好遵奉惟谨。
这个念头来自人类和动物界之间进行的一番比较。
近来，居维埃①同若夫华·圣伊莱尔②展开了一场大辩论；要是以为这辩论的依据是科学上的一种新发明，那就大错特错了。上两个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们，早已用不同的措辞涉及了“统一图案”说。斯威登堡③、圣马丁④等神秘派作家也探索过科学同无限宇宙的关系；重温他们那些不平凡的作品，以及自然史方面最优秀的人才如莱布尼茨⑤、布丰⑥、夏尔·博内⑦等的论着，人们就可以从莱布尼茨的单子、布丰的有机分子、尼德汉姆⑧的营养力说以及博内的孕藏学说⑨里发现（我强调是发现）：“适应环境以求生存”这条绝妙规律的初步概念已经形成；“统一图案”说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早在一七六○年，夏尔·博内就很有胆识地写道：“动物的生长与植物类似。”世上只有一种动物。造物主只采用了唯一的一种模式来创造一切有机生物。动物是一种本原，只为适应它所处的生长环境而采取自己的外在形式，或更确切地说，各自不同的外在形式。动物学的种类就从这千差万别中产生。宣布并坚持这个体系（它同笔者关于神权的思想也是一致的），那将是若夫华·圣伊莱尔万古长青的荣誉；他在高等科学的这一命题上击败了居维埃，赢得了伟大的歌德在其一生最后的篇章中所歌颂的辉煌胜利。
①居维埃（１７６９—１８３２），法国生物学家，自然史教授，比较解剖学的创立者，着有《地球表面的生物进化》、《比较解剖学教程》、《动物学要论》。
②若夫华·圣伊莱尔（１７７２—１８４４），法国博物学家，于一八三○年同居维埃公开论战；他坚持动物的有机构成只有一种基本形态，即一种“统一图案”，而居维埃则认为此种“图案”多至四种。
③斯威登堡（１６８８—１７７２），瑞典“通灵论”者，当时在欧、美有许多信徒。
④圣马丁（１７４３—１８０３），法国作家，哲学家，“神秘论”者。
⑤莱布尼茨（１６４６—１７１６），德国自然科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同牛顿并称为微积分的创始人，数理逻辑的前驱。早年曾同情机械唯物主义，后建立自己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单子论”和“神正论”。“单子论”认为构成一切存在的基础是不可分的、不占地位的、能自由运动的独立精神实体，即“单子”。
⑥布丰（１７０７—１７８８），法国博物学家，作家，进化论思想的先驱，着有《自然史》三十六卷，曾在《风格论》中提出“风格即人”的着名论断。
⑦夏尔·博内（１７２０—１７９３），瑞士博物学家，着有《关于有机体的见解》。
⑧尼德汉姆（１７１３—１７８１），英国神甫兼物理学家，着有《电气原理》及《关于自然和宗教的物理及形而上学的研究》，后者曾引起同伏尔泰的论战。
⑨博内认为动物器官配合极为协调，故其胚胎在母体中已是完整的；同一母体的众多后代，其胚胎亦早已“孕藏”于母体。此说曾获得居维埃的赞同，但为后来的胚胎学所推翻。
远在随后发生的种种争论之前，笔者就早已心悦诚服地接受了这个体系，发现就这方面来说，社会同自然界是相似的。社会不也是根据人类进行活动的不同环境，将人类划分成各种各样的人，就象动物学把动物划分成许许多多类别一样么？士兵、工人、官员、律师、游民、学者、政治家、商人、水手、诗人、穷汉、神甫彼此大不相同，一如狼、狮、驴、乌鸦、鲨鱼、海豹、绵羊等等各异其趣，虽说前者相互间的区分更难掌握。如同动物有种类的划分，社会过去存在着、将来还永远会存在千殊万类。既然布丰竭力通过一部书来表现动物界的全貌，并为此写成了极为出色的作品，那么不是也应当给社会完成一部类似的着作吗？不过，大自然为动物的不同种类划分了界线，社会却不应当拘泥于这样的划分。当布丰描写雄狮的时候，他用简短的几句话就将母狮一笔带过。可是在社会中，女人并不总是男人的雌属。一户人家的两口子，或许会很不一样。商贩的妻子，或有不亚于王后的风韵，而王妃的品貌，也常常远逊于艺术家的爱侣。社会情境有一些巧合，是自然界所不会有的；因为社会情境是自然界加社会。仅就两性来说，描绘社会类属所费的工夫，至少相当于描绘动物的两倍。总之，动物之间相处，很少有惨剧发生，其中也不至于有什么错综复杂的情节，它们你追我逐，如此而已。人与人之间也互相角逐，但他们多少有一些智谋，这就使斗争格外复杂起来。虽说某些学者不承认生活的洪流将兽性转移到了人性当中，可是杂货商确实当上了法兰西贵族院议员，贵族有时却沦落到社会的底层。还有，布丰笔下的各种动物，生活都是极其简单的。动物没有什么动产，它们跟艺术、科学毫无缘分；但人类却由于一种有待探索的法则，倾向于借一切符合自身需要的事物，来表现自己的习俗、思想和生活。列文虎克①、斯瓦梅丹②、斯巴朗扎尼③、雷奥姆尔④、夏尔·博内、缪勒⑤、哈勒⑥等动物志学者，他们虽然已经不厌其详地证明：各种动物的习性都是饶有兴味的，但就每种动物的习惯来说，那就不免总是雷同近似，至少在我们看来是这样。但王公、银行家、艺术家、市民、神甫和穷汉的积习、衣着、言谈、住所，其相互间的差异却很大，并且随着文明的发展而加剧。
①列文虎克（１６３２—１７２３），荷兰解剖学家，显微镜的发明者之一。
②斯瓦梅丹（１６３７—１６８０），荷兰博物学家。
③斯巴朗扎尼（１７２９—１７９９），意大利生物学家，因发现血球的繁殖及功能而闻名。
④雷奥姆尔（１６８３—１７５７），法国物理学家，曾发明温度计，并创立金相学。
⑤缪勒（１７３０—１７８４），丹麦博物学家，现代生理学创始人之一。
⑥哈勒（１７０８—１７７７），瑞士植物学家，生物学家，在生殖问题上有重大发现，写过《人体生理要素》等二百余种学术着作。
因此，这套有待完成的作品应当表现三种形态：男人、女人和事物，也就是写人，写其思想的物质表现；总之，是要写人与生活。
读一读所谓历史，也就是读读那一大堆枯燥讨厌的史实罗列，谁能不发现：古往今来（埃及、波斯、希腊、罗马，概莫能外）的作家，统统忘记了将风俗史传诸后世！佩特罗尼乌斯①写罗马人私生活的段落，与其说令我们的好奇心感到餍足，倒不如说是把它刺激得更加兴奋。巴特莱米神甫观察到史学界的这一大片空白，于是倾注了毕生的精力，通过《小亚纳卡尔西斯漫游希腊记》②来再现希腊的风土人情。
然而一台角色多达三、四千人的社会戏剧，怎样才能使它兴味盎然呢？怎样才能既令诗人与贤哲感到愉悦，而同时又博得广大群众的青睐呢？要知道群众所要求的，是诗意和融化成生动形象的哲理。笔者虽然体会到这部人类心灵史的重要性及其所蕴含的诗情画意，却感到不知怎样去写才好。因为到现在为止，极负盛名的小说家，也不过是用他们的才艺去塑造一、两个典型人物，描写生活的一个侧面。我怀着这样的思绪，研读了瓦尔特·司各特③的许多作品。这位当代的发现者兼现代行吟诗人，他将浩瀚宏大的气势灌注给了一种文体，而这种文体却被冤枉地叫做“二流货色”。达夫尼和赫洛亚、罗兰、亚玛迪、巴汝奇、堂吉诃德、曼侬·莱斯戈、克拉丽莎、洛弗拉斯、鲁滨孙·克罗索、吉尔·布拉斯、莪相、朱丽·德·埃棠芝、托比大叔、维特、勒内、柯丽娜、阿道尔夫、保尔和维吉妮、珍妮·迪恩斯、克拉弗豪士、艾凡赫、曼弗雷德、迷娘①，塑造这样一些形象，来同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物媲美，较之罗列各民族彼此近似的史实，研究业已废除的法律的要旨，编造愚弄百姓的怪论，或如某些玄学家那样给各种事物下定义，这件事岂不是要困难得多吗？首先，几乎所有上述人物的存在，都要以构成当代的伟大形象为前提，他们的生命也就比从中产生了他们的那几代人更经久不衰，更真实可靠。他们孕育在时代的胎腹中；在他们的躯体里悸动着整个人类的心灵，蕴蓄着整套的哲理。这样，瓦尔特·司各特就将小说提高到了历史哲学的水平。这种作品世世代代在艺文之邦诗的桂冠上，一枚又一枚地增添着永放光华的钻石。他给小说注入了古朴之风；他使戏剧情节、对话、肖像、风景和描写浑然熔于一炉；他兼收并蓄了神奇与真实这史诗的两大要素；他让高雅的诗意与粗俗的俚语辉映成趣。但是，他没有构想出一套体系，而多半是靠着火热的工作或工作的必然发展，从中找到了自己的蹊径。他没有想到要将他的全部作品联系起来，构成一部包罗万象的历史，其中每一章都是一篇小说，每篇小说都标志着一个时代。这点不足当然无损于这位苏格兰人的伟大；而我在察觉到这个衔接不紧的缺陷时，同时也就发现了有助于编撰我的作品的体系，以及实施这套体系的可能性。瓦尔特·司各特始终保持自己的风格，而又总能做到匠心独运。可以说，对他惊人的多产我早已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我也并不自暴自弃，因为我发现，他那才华的源泉，正在于人性的千变万化。
①佩特罗尼乌斯（？—６６），拉丁文作家兼诗人，在暴君尼禄的宫廷中生活，他的半散文、半韵文的讽刺作品《萨蒂利孔》，以写实手法描绘了古罗马人的社会风习。
②巴特莱米神甫（１７１６—１７９５），法国学者，法兰西学院院士，一七八八年作《小亚纳卡尔西斯漫游希腊记》，描写了公元前四世纪希腊的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风貌。
③瓦尔特·司各特（１７７１—１８３２），英国诗人，历史小说家，生于苏格兰贵族家庭。着有长诗《玛米恩》和小说《罗伯·罗伊》、《艾凡赫》、《皇家猎宫》、《昆廷·杜沃德》等，对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小说创作的发展很有影响。
①达夫尼和赫洛亚，四世纪希腊作家朗古斯田园小说中的人物。罗兰，法国中世纪长篇叙事诗《罗兰之歌》的主角。亚玛迪，十六世纪西班牙骑士小说的主人公，是忠实谦卑的情人的形象。巴汝奇，法国作家拉伯雷名着《巨人传》中的人物，是巨人国王庞大固埃的伙伴。曼侬·莱斯戈，十八世纪法国作家普雷沃神甫同名小说的女主人公。克拉丽莎、洛弗拉斯，英国小说家理查逊的作品《克拉丽莎·哈洛》中的人物。吉尔·布拉斯，十八世纪法国作家勒萨日同名小说的主人公。莪相，三世纪苏格兰传说中的行吟诗人；十八世纪时，苏格兰作家麦克菲森曾假托其名发表情调忧郁的诗集。朱丽·德·埃棠芝，卢梭的书信体小说《新爱洛伊丝》的主人公。托比大叔，英国作家斯特恩的幽默作品《项狄传》的主人公。勒内，十九世纪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同名小说的主人公。柯丽娜，法国作家斯塔尔夫人同名小说的主人公。阿道尔夫，十九世纪法国作家贡斯当的同名小说的主人公。保尔和维吉妮，法国作家贝尔纳丹·圣皮埃尔的同名小说的男女主人公。珍妮·迪恩斯，司各特小说《中洛辛郡的心脏》里的人物。克拉弗豪士，苏格兰将领，司各特《修墓老人》的主要人物。曼弗雷德，拜伦同名长诗的主人公。迷娘，歌德小说《威廉·迈斯特》中天真活泼的少女的形象。以上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在西方都是脍炙人口，也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
偶然是世上最伟大的小说家：如果想取得丰硕的成果，就必须将它仔细研究。法国社会将成为历史家，我只应该充当它的秘书。编制恶习与美德的清单，搜集激情的主要表现，刻画性格，选取社会上的重要事件，就若干同质的性格特征博采约取，从中糅合出一些典型；做到了这些，笔者或许就能够写出一部许多历史家所忽略了的那种历史，也就是风俗史。我将不厌其烦，不畏其难，来努力完成这套关于十九世纪法国的着作；我们大家都为迄今没有这类作品而深感遗憾，罗马、雅典、推罗①、孟菲斯②、波斯、印度等，可惜都没有这类记载各自的文明的着作传诸后世；勇敢、耐心的蒙泰伊③虽然曾经仿效巴特莱米神甫，以中世纪的习俗为题而毅然试笔，只是他的文体不那么富于吸引力。
①推罗，古腓尼基奴隶制城邦，良港和工商业中心，即今黎巴嫩的苏尔，约建于公元前两千年。
②孟菲斯，古埃及城市，在尼罗河三角洲南端，相传建于公元前二千年。
③蒙泰伊（１７６９—１８５０），法国历史学家，着有《近五百年各种等级法国人的历史》，共十卷，详述法国风土人情，资料丰富，但文笔平直。
这件工作还不算什么。一位作家只要刻意从事这类谨严的再现，就可以成为绘制人类典型的一名画师，或多或少忠实的、成功的、耐心的或大胆的画师；成为私生活戏剧场面的叙事人，社会动产的考证家，各种行话的搜集家，以及善行劣迹的记录员。但是，如果想要得到一切艺术家所渴求的激赏，不是还应当研究一下产生这类社会效果的多种原因或一种原因，把握住众多的人物、激情和事件的内在意义么？此外，在努力寻找（且不提“找到”）这种原因、这种社会动力之后，不是还应当思索一下自然法则，推敲一下各类社会对永恒的准则、对真和美有哪些背离，又有哪些接近的地方？这些前提牵涉范围很广，足以单独写成专着；虽然如此，作品为达到完整起见，还是应当有一个结论。这样描绘出来的社会，自身就应当包含着它运动的原因。
作家的信条，作家之所以成为作家，之所以不亚于、甚至还优胜于（恕我不揣冒昧地指出）政治家，就在于他对人间百事的某种决断，对某些原则的忠贞不贰。马基雅弗利①、霍布斯②、博叙埃③、莱布尼茨、康德、孟德斯鸠便代表了政治家们加以运用的学说。波纳尔④指出：“作家在道德上、政治上应有定见，他应该充当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人们是不需要向老师学习怀疑的。”我早已将这段名言奉为圭臬，它是保王派和民主派作家共同的金科玉律。所以，有人想使我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无非是因为他误会了我的某句含讥带讽的话，或者颠三倒四地拿我笔底人物的谈吐，来对我展开回击，而这本来是诽谤者特有的伎俩。至于这套作品的内蕴、它的灵魂，则有以下几项原则作为根据。
①马基雅弗利（１４６９—１５２７），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主张只要达到目的，便可不择手段，即所谓“马基雅弗利主义”。
②霍布斯（１５８８—１６７９），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着有《论物体》、《论人》、《论社会》。
③博叙埃（１６２７—１７０４），法国作家，着名的宣道家，曾任主教和太子的太傅。
④波纳尔（１７５４—１８４０），法国保王派政论家，顽固维护君主制和天主教。
人类既不善，也不恶。同它与生俱来的，既有某些本能，又有若干才能。卢梭断言社会使它堕落；其实不然，社会正在使人类变得更好、更完善。不过，利欲也在助长人类的不良倾向。我在《乡村医生》里说过：基督教，尤其是天主教，是遏制人类堕落倾向的一套完整制度，所以也是维护社会秩序最重要的因素。
仔细观看一下社会的图画（可以说，那是按照社会全部善恶的原貌如实复制的一幅社会图画），就可以得出这样的教训：即思想，或者说激情（它是思想和感情的汇合），固然是构成社会的因素，却也是摧毁社会的因素。在这方面，社会的生命与人的生命相似。只有减缓各民族的生命活动，他们才能获得健康长寿。因此，由宗教团体来训诲，或更正确地说，来施行教育，是各民族维持生存的要旨，也是任何社会减少恶行、增加善举的唯一办法。思想是善恶之本，只有宗教才能培植、驾驭、指导思想。唯一可能的宗教是基督教（见《路易·朗贝尔》，其中提及一封从巴黎寄发的函件。那位青年神秘派哲学家在信里谈及斯威登堡的学说，阐述为什么自创世之日起，就只存在过一种宗教）。基督教造就了现代各民族，并将保护它们继续生存。或许正因为如此，君主制的原则才成为必要。天主教和王权是一对孪生的原则。至于国家体制应当怎样来限制这两项原则，以避免它们朝绝对化的方向发展，想必大家都能理解，象本文这样理应写得简明扼要的小序，不宜变成一篇政治性的专论。因此，我不应当卷入当前的宗教论争和政治论争。我是在两种永恒的真理，即宗教与王权的照耀之下从事写作的；当今发生的种种事件，都表明了这两者的必要性，一切有理性的作家，都应当努力把法国引导到这两者所体现的必然方向。我并不反对选举，它是用来建立法律的极好原则；但是我不能接受被奉为唯一社会手段的那种选举，尤其是象今天这种组织得乱七八糟的选举。它不能代表一些很有势力的少数派，而君主政府却一定会顾及这些派别的思想与利益。假如事事都靠选举，那就会产生一个由乌合之众掌权的政府，也就是那种绝无仅有的、毫不负责的政府，它的专制暴政将会变得无边无际，因为这种暴政是打着法律的招牌。所以我认为家庭，而不是个人，才真正是社会的要素。就这一点来说，我宁愿冒着被看作反潮流分子的风险，站在博叙埃和波纳尔一边，而决不附和现代革新家们。由于选举已变成唯一的社会手段，所以我自己虽也一度借重它，①却不应当由此推论，说我的思想与行动之间有什么矛盾。某工程师宣布一座桥梁行将崩塌，谁走过都会发生危险；但是，假如那是进城的唯一通道，那么宣布者本人也会照走不误。拿破仑使选举适应法国的天性，做得十分出色。他那立法团②中的微不足道之辈，到了王政复辟时期的议会，却都变成了名重一时的雄辩家。如果以个人对个人来较量，那么任何议会都比立法团远为逊色。所以帝政时代的选举制度无疑是最好的制度。
①巴尔扎克曾试图参加议会竞选，一八三一年他要求在伏杰尔区充当候选人，并发表一篇《关于两个部的政策的调查报告》，作为竞选中的一项活动。
②法国历史上第一个“立法团”成立于一八○○年（共和八年）拿破仑任执政时。它大致相当于下议院，由三百人组成，有权通过或否决法案，但无权讨论。议员任期五年，每年改选五分之一。这个“立法团”于一八一四年取消。后来在一八五二年出现过一个同名机构。拿破仑的“立法团”又被称为“哑人议会”，历史上对它的评价不一。
某些人或许会觉得，以上声明未免有点自命不凡。一名小说作者竟然妄想充当历史学家，于是有人对他滋扰寻衅，质问他这一套方案到底有什么道理。“这是在尽一种义务，”就是我的全部回答。笔者已经着手的作品，篇幅相当于一部历史；我应当解说它那还隐蔽着的道理，阐明它的原则与教训。
有几篇序言，当时发表是为了回答那些大都出于偶然的批评，现在只好舍弃了。不过我还要保留那些序言中的一点看法。
抱有既定目标的作家，即使仅仅为了恢复那些永恒的、历史上早已有之的原则，也不得不自己来扫清道路。不过在思想方面，谁要是敢投以砖石，指出弊病，展示恶行以便将它消除，那么他就一定会被目为不道德。“不道德”的非难，勇敢的作家素来无法幸免，而且这也是人们对一个无懈可击的诗人所能提出的唯一指责。假如你笔下的画卷惟妙惟肖，假如你昼以继夜地辛勤劳作，终于能得心应手地运用世上最难驾驭的文字，那么迎面送来的，便是“不道德”的雅号。苏格拉底不道德，耶稣基督不道德；对他们的迫害是以维护社会（也就是他们要推翻或改革的那个社会）为名。要扼杀某某，就给他加上“不道德”的罪名。这套党争的惯技，实在是一切使用者的耻辱。路德①和加尔文②善于用牺牲物质利益的办法保护自己，才得以享尽天年！
①马丁·路德（１４８３—１５４６），十六世纪德国宗教改革家，基督教路德派创始人。
②加尔文（１５０９—１５６４），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家，基督教加尔文派创始人，着有《基督教原理》。
既然是描摹整个社会，是从大动荡中来捕捉社会，那么就会出现、也必然会出现在某一篇作品中恶多善寡的情形，就会在画卷的某个局部里冒出一帮有罪的人：于是批评界便惊呼“不道德”，而对其他部分的道德寓意绝口不提；殊不知这后一部分的用意，正是为了构成一种完整的对照。批评界不谙作者的通盘设计，我可以表示谅解，何况我们也不能阻止批评的开展，正如不能阻碍视觉、语言和判断的运用。其次，对我来说，持论平正的时刻尚未来到。而且，假如作家没有决心承受批评的火力，就决不应当提笔；犹如行商旅客，若一味指靠天高云淡，那就万万不可踏上行程。说到这里，我还要指出：最严肃的伦理学家也不免怀疑，社会哪里能产生数量恰恰相等的善行与劣迹！在我所描绘的社会图景中，潜修德行的人物仍多于应受责罚的歹徒。其中的不当行为、错误和罪恶，从小小的失检到滔天大愆，总还是受到天讨人伐、明惩暗诛的。同历史学家相比，我在这方面做得还略胜一筹，因为我更自由。在我们人世间，除了思想家的口诛笔伐之外，克伦威尔①并未受到任何别的制裁，各党派之间对此还争论不休，连博叙埃对这个弑君元凶也相当宽大。篡位者奥兰治的威廉②，以及另一个篡位者于格·卡佩③，都是寿终正寝的，他们内心的疑惧，也并没有超过亨利四世④或查理一世⑤。
①克伦威尔（１５９９—１６５８），十七世纪英国革命中资产阶级－新贵族集团的代表人物。一六四九年，他下令处死国王查理一世；一六五三年自任“护国主”。
②威廉（１６５０—１７０２），全称“奥兰治的亲王、拿骚的威廉三世”，荷兰总督，推翻英王杰克二世后，于一六八九年自立为英王。
③于格·卡佩（约９４１—９９６），法国国王，卡佩王朝建立者。
④享利四世（１５５３—１６１０），法国国王，波旁王朝的建立者，后被暗杀。
⑤查理一世（１６００—１６４９），英国专制暴君，对抗国会，压迫清教徒，一六四二年发动内战，失败后被克伦威尔处死。
相对地讲，以个人品德论，叶卡捷琳娜二世①的生平和路易十六②的生平会使人们鄙薄任何类型的道德。就象拿破仑说过的那样，对于帝王、政治家来说，有大德与小德之分。“政治生活场景”恰是建立在这一精辟见解的基础上。历史与小说不同，它的信条并不在于走向理想的美。历史是或者应该是当时的实录；而“小说则应该是那个更为美好的世界”，这是上个世纪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内克夫人③的名言。但在这个庄严的谎言中，小说如果在细节上不真实，那它就没有任何价值。瓦尔特·司各特不得不迁就一个就其本质来说是伪善的国度的思想；他在描写女人时，在人性方面是失真的，因为他所描摹的范本是教会分裂分子④。信奉新教的妇女没有理想，她可能端庄贞洁、温良单纯、品高德懿，但她那含而不露的爱情总是平静的、规规矩矩的，好象是在完成一项职责。圣母马利亚似乎使假道学们大为寒心，他们将她和她那些体现慈悲的圣物一起逐出了天国。
①叶卡捷琳娜二世（１７２９—１７９６），俄国女皇，一七六二年参与宫廷政变，废其夫而自立为皇。
②路易十六（１７５４—１７９３），法国国王，一七八九年被推翻，一七九三年被处死，其宫廷以穷奢极侈闻名。
③内克夫人（１７３９—１７９４），法国名作家斯塔尔夫人之母，所主持的沙龙为各界要人聚会之地。
④指新教徒。
在新教中，女子一旦失节就不复有任何出路。而在天主教里，由于有希望得到宽恕，倒会使她变得崇高圣洁起来。所以在新教作家的心目中，女人只有唯一的一种；而天主教作家随着时变境迁，总能发现新的女性。假如瓦尔特·司各特当年信奉天主教，假如他把如实描绘苏格兰历史上的各种社会当作自己的任务，这位塑造了艾菲和爱丽丝①（他本人在晚年却懊悔写下了这两个人物）的画师，或许也会容纳情欲，包括它带来的过失及惩罚，也包括忏悔启迪下所产生的淑德懿行。情欲就是全人类。没有情欲，宗教、历史、小说、艺术也就没有什么用处了。
看见我搜罗了这么多的事例，如实地加以描绘，又见我把情欲当做要素，某些人就荒唐地想象我必定隶属于感官派或实利派，反正是隶属于泛神论的这两个旁支之一。但他们也许会，或想必是弄错了。关于人类社会，我不同意笼统地说它一直在进步；我相信人类在自我改善之中得以前进。所以，要想从我身上看出把人类当成尽善尽美的造物的意图，简直是太荒乎其唐了。《塞拉菲塔》②这本书是基督教佛陀的行动学说。我觉得，对于上述这一相当轻率的责难，它就是一份圆满的答复。
①艾菲是司各特的小说《中洛辛郡的心脏》的女主人公之一。爱丽丝是司各特的长诗《湖上夫人》中的人物，诗中叙述一个骑士被矮人国国王变成了侏儒，又被爱丽丝变回为骑士。在诗的结尾，女主人公发现，这位骑士原来就是她失散了的兄弟。
②《塞拉菲塔》（１８３５），《人间喜剧》“哲学研究”部分的一篇小说，较集中地反映了斯威登堡的“通灵论”对巴尔扎克的影响。
在这套长篇小说的一些片段中，我力图传播某些惊人的事实，可以说，这是在人身上转化成一种无法估量的威力的电的奇迹；大脑和神经的种种现象证明存在着一个新的精神世界，可是这些现象从哪方面扰乱了人类与上帝之间既定的、必要的关系呢？天主教的教义又从何发生动摇呢？如果有一天，
根据可靠的事实，将思想列为一种流质，这种流质完全要靠它所产生的效果才能显现；而它的实体却是人类的感官——虽然是已用许多机械的方法加以扩大了的感官——所觉察不到的，那么，这件事也就同哥伦布发现地球是圆形、伽利略证明地球在转动一样确凿了。我们的前途也会是这样的。动物磁性说①（我自一八二○年以来即熟知它的种种奇迹）、拉瓦特②的后继者加尔③所进行的出色研究，以及五十年来象光学家琢磨光一样深入钻研思想（光与思想几乎是完全类似的东西）的一切人士，都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即既赞同信奉使徒圣约翰的那些神秘论者，也肯定了建立起精神世界的一切伟大的思想家；而人与上帝的关系，就是在精神世界里表现出来的。
①动物磁性说，指一个人对另一人做某些特定的动作，便会影响对方的行动，如令其入睡等，故也有译为“催眠术”的。
②拉瓦特（１７４１—１８０１），瑞士哲学家，神学家兼诗人，“面相术”的发明者。
③加尔（１７５８—１８２８），德国医生，“骨相学”的创始人，着作很多。
一旦把握住了这套作品的意义，人们就一定会承认：我对每日可见的、或明或暗的事实，对个人生活的行为，对这类行为的原因和准则，都是十分重视的，甚至不亚于历史家们迄今对各民族公共生活事件的重视。在安德尔省的一片幽谷中，德·莫尔索夫人同热烈的恋情展开了不见经传的酣战，这场酣战或许同赫然载入史册的战役一样伟大（《幽谷百合》）。后一类战役关系着沙场将帅的荣辱；前一种酣战涉及能否踏入天国之门。做神甫和花粉商的皮罗托兄弟的不幸，在我的心目中就是全人类的不幸。福瑟丝（《乡村医生》）和格拉斯兰太太（《乡村教士》）可以说代表着一切女性。所以我们每天都在受苦受难。理查逊只做了一次的事情①，我得去做一百次。洛弗拉斯具有一千种形态，因为社会的腐败蔓延到哪个阶层，就会染上那个阶层的色彩。与此相反，克拉丽莎这满腔热诚的德行的化身，其纯洁的面貌却令人叹为观止。要想画出多种多样的圣母像，就得有拉斐尔②的本领。在这方面，文学或许不如绘画。因此，请允许我声明：在这套作品已发表的篇章中，（就品德来说）无可指责的人物比比皆是，如比哀兰特·洛兰、于絮尔·弥罗埃、康斯坦斯·皮罗托、福瑟丝、欧也妮·葛朗台、玛格丽特·克拉埃、波利娜·维尔诺阿、于勒太太、尚特里夫人、夏娃·沙尔东、德·埃斯格里尼翁小姐、菲尔米亚尼夫人、阿伽特·鲁杰、勒内·德·莫孔伯。此外，还有许多次要人物，虽然没有前面这些人物那么突出，却可以让读者看到家庭道德的实践。约瑟夫·勒巴、热奈斯塔、贝纳西、博内教士、米诺雷医生、皮勒罗、大卫·赛夏、皮罗托兄弟、夏勃隆教士、包比诺法官、布尔雅、索维亚一家、塔士隆一家，还有许多其他人物，不是解决了文学创作上的一大难题，即怎样把品行端正的人写得饶有兴味吗？
①指理查逊（１６８９—１７６１）的小说《克拉丽莎·哈洛》，其中叙述一位纯洁的少女克拉丽莎如何被伪君子洛弗拉斯诱骗的故事，本书当时曾获狄德罗、卢梭、莱辛等人的好评。
②拉斐尔（１４８３—１５２０），意大利画家，雕刻家兼建筑家。
刻画一个时代的两三千名出色人物的形象，这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工作。因为说到底，这就是一代人所涌现的典型，也是《人间喜剧》典型人物的总和。这样一批形象、性格，这么多的生命，就要求有一些画框，或者叫做画廊吧（请原谅我不讲究措辞）。因此，象大家已经知道的那样，我的这套作品就很自然地划分为“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政治生活场景”、“军事生活场景”和“乡村生活场景”。构成社会通史的全部“风俗研究”便可归类纳入这六个部分之中。若是让我们的祖先来命名，就会把它叫做《社会丰功伟绩的总汇》。这六个部分又同某些一般性的概念相呼应。每个部分都有它自己的旨趣与含义，总结着人类生活的一个时代。费利克斯·达文①，这位以其早逝而使文坛蒙受损失的年轻俊才，在采访了我的写作计划之后，曾有所报道，现在扼要地转述如下。“私人生活场景”表现了童年、少年及其过失；而“外省生活场景”却表现充满激情、盘算、利欲及野心的岁月。其后，“巴黎生活场景”展现出癖好、恶习和各种放纵无度的现象，各国大都会独特的风俗诱发了这一切，至善与极恶便是在那里交织在一起。这三个部分各有地方色彩：巴黎与外省，这种社会的反衬对比提供着无比丰富的创作源泉。不仅人物，而且生活里的主要事件也都有典型的表现。有一些情境人人都经历过，有一些发展阶段十分典型，正好体现了我全力追求的那种准确性。我竭力反映我们美丽国土的四方八域。我这套作品有它的地理，也有它的谱系与家族、地点与道具、人物与事实；还有它的爵微、贵族与市民、工匠与农户、政界人物与花花公子，还有它的千军万马，总之，是一个完整的社会！
①费利克斯·达文（１８０７—１８３６），巴尔扎克的朋友，曾在他授意下撰文叙述巴尔扎克创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主要见于为“哲理研究”和“风俗研究”写的两篇长序。
这三部分完成了对社会生活的描述之后，就要表现特殊的生活，它凝结着一些人或所有人的利益，可以说是逾越正常法度的：这样就产生了“政治生活场景”。及至这幅广阔的社会画卷竣工之时，不是还应当表现一下社会最暴烈的面貌么？为了防守或者征讨的需要，这时的社会正在野外奔波驰骋。“军事生活场景”就是由此而来的，那却也是我的作品中迄今最不完整的部分。不过，在这一版出书的时候，我特意为它留下了空白，以便在完稿时将它收入。最后，“乡村生活场景”可以说是这漫长白昼的晚景，如果也可以这样来称呼社会戏剧的话。
这一部分中有最明净纯粹的人物性格，也有关于秩序、政治、道德的重大原则的实际运用。这就是形象云集，悲、喜剧同台串演的地基，作品的第二部分“哲学研究”就在这个基础上峥嵘突起；其中表现了以什么社会手段来达到各种各样的社会效果，并通过对喜怒哀乐的一一描绘，写尽了思想的波澜；它的第一部《驴皮记》可以说沟通了“风俗研究”与“哲理研究”，那是一篇近乎东方情调的幻想故事，描写生命本身同欲望（也就是一切激情的本原）之间的交锋。凌驾其上的就是“分析研究”了；对此我暂不加以评论，因为总共只发表了《婚姻生理学》一部。今后不太长的时间里，我当发表另外两本属于这一类的作品。准备先发表《社会生活病理学》，其后是《教育界剖析》和《品德专论》。
看到未竟之业这样浩繁，有人或许会象我的几位出版商那样，一谈到我就叹道：“愿上帝赐给他长寿！”我没有别的奢望，惟愿人与事都少一些磨难，不要象我投入这项苦役以来那样对我肆虐不已。我对上帝感恩不尽，并且深觉自慰的是：当代的才高艺绝之士和坚忍不拔之辈，以及我那些披肝沥胆的好友们（他们在私人生活中象前两类人在公共生活中一样伟大），纷纷前来同我握手并鞭策道：“放胆做去吧！”那么我为什么不可以剖明心迹呢？要知道，正是这样的友情善意以及陌路人偶然惠予的嘉许，才支持了我的笔墨生涯，既令我反躬自省，又抗拒了无端的攻击，回敬了几乎同我形影相随的流言蜚语；还防止了自己的心灰意冷，并遏制了过分的奢望（一旦这种愿望溢于言表，就被看成不自量力）。我早就下了决心，要以坚忍的镇定态度来回答攻击谩骂。但有这么两次，卑鄙的诋毁却逼得我奋起自卫。打笔墨官司我还有点能耐；那些主张对辱骂报以宽恕的人士，对我的一显身手感到遗憾。不过也有一些基督徒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以沉默来表示雅量倒比较恰当。
说到这里，我还要声明一点：只有签署笔者姓名的作品，我才能认可。除了《人间喜剧》以外，出自我的手笔的，只有一部《趣话》、两个剧本，以及一些零星文章，而且全都署了名的。
我是在这里行使不容争辩的权利。但这一否认，即使影响到我或曾参与其事的作品，也不是出于争面子，而是为了澄清真相。有些作品，在文学上我决不承认是我的，但确曾有人将其版权委托给我。假如别人一定要把它们安在我的名下，我就只有听之任之：这样做的原因，同我对流言蜚语不闻不问相似。
这项计划规模宏大，它包括了社会的历史、对社会的批评、对其弊端的分析，以及对社会的种种原则的探讨；我认为，这就使我有权利给它加上如今的题名，即《人间喜剧》。这样做是不自量力呢，还是恰如其分？那就等到全书告竣的时候，由广大读者去裁定吧。
一八四二年七月于巴黎
丁世中/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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