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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序言①
（１８３０）
肯定有一些母亲曾受到没有任何学究气的扎实教育，这种教育既排除偏见又不致破坏她们女性的魅力。她们会不会将这些课本放在自己女儿面前呢？……作者大胆地抱着这样的希望。真实的风俗图景，如今各个家庭都讳莫如深，观察家有时也难于参透。如果作者有时如实描绘，而善良的人们并不加以谴责，他也就万分荣幸了。他想过，用一根柳枝给生活的危险地段作个记号，就象船员给卢瓦尔河上的险滩做出记号那样，比起将它留给没有经验的眼睛，任他们视而不见，岂不谨慎得多！
①本序言位于一八三○年四月玛门－德洛奈书屋出版的“私人生活场景”初版第一卷卷首。
但是，为什么作者向沙龙人士请求宽恕呢？发表这部作品，他只是将上流社会给予他的东西还给社会而已。是否因为他曾试图忠实地描绘婚前或婚后的事件，所以人家会不许那些注定有一天要在社会舞台上出现的年轻人看这本书呢？那么，将他们某一日会装饰美丽的舞台的帷幕提前向他们掀起，是不是一桩罪过呢？
作者实在不明白，母亲将必然要对女儿进行的教育推迟一年到二年究竟有什么好处。母亲几乎总是将毫无自卫能力的女儿推进暴风雨中，任凭女儿自己慢慢地借助于暴风雨的光亮来明白事理。
那些庸人直到如今仍给妇女看那些愚蠢透顶的书籍。而本著作是作者怀着对那些书籍的深仇大恨来写就的。作者是否满足了当前的要求和他本人宏伟计划的要求了呢？……这个问题，可就不该由他来解答了。说不定人们会把他授予前人的那个形容词回敬给他。他懂得，在文坛上，不成功便是死亡。“Ｖａｅｖｉｃｔｉｓ！”①这句话，原则上是公众有权对艺术家说的。
①拉丁文：败者活该！
请允许作者只在这里发表一个纯属个人的感想。他知道某些人会责备他常常在表面上看来完全多余的一些细节上着墨太多。他知道，指责他幼稚的饶舌也轻而易举。他的画常常具有荷兰画派构图的所有缺点，而不具备其优点。但是作者可以道歉说，他的书是准备送给比那些无能批评家更纯朴，不象他们那么麻木不仁，不象他们那么有教养却又比他们更宽宏大量的人看的。
初版跋
（１８３０）
一位作者打了一个非常风趣的比方，说有的人已经向小圈子的人告别完毕，又回到客厅里去寻找自己的手杖。作者甘冒蹈此覆辙的危险，斗胆再谈谈自己，好象不曾在卷首写下了四页文字一样。
《阿那托尔》是一位女性所写的最优美作品之一，她肯定受到安克巴尔德女士①的启发。作者在读这本书时，觉得在三行文字里找到了《苏镇舞会》的主题。②作者声明，说他本场景的想法是由于阅读了盖依夫人的美妙小说，他毫不反感。但是他要补充一句，不巧他最近才读到《阿那托尔》，其时他的场景已经写就。
①安克巴尔德女士（１７５３—１８２１），英国女演员、文人，其最著名的作品是《简单的故事》，据说这部作品使夏洛蒂·勃朗特获得了写作《简·爱》的灵感。
②莎菲·盖依夫人的《阿那托尔》发表于一八一五年。巴尔扎克专家巴尔戴什在《阿那托尔》中找到了那“三行文字”：“请用对Ｖ夫人的回忆来使你的遗憾之情平静下来吧！Ｖ夫人一次住在旅店里，旅店失火，她被一位美男救出。她爱他爱得发了疯。有一天她到里昂的一家店铺里去买缎子长裙裙料，见她的救命恩人正和蔼可亲地给顾客看料子。假如没有这件事，那个男子很可能成为她一生中爱恋的对象。”
既然作者如此敏感，而且提防着批评界，就不应该用以上罪名去谴责他。
某些人士与乐趣为敌，只求标新立异，导致我们的文学追求离奇，越出了我国语言的明快和自然一直强加于文学的界限。他们责备作者在其第一部作品（《最后一个舒昂党人或一八○○年的布列塔尼》）中模仿一部已经出版的虚构故事。①作者不接受这种毫无根据的批评。他对文坛上的游手好闲之士煞费苦心在新作品与老作品之间寻找相似之处极为蔑视，认为在这里记下他的这一看法，并非无益。
天才的特征无疑是创造。但是，在各种花样已经翻尽，各种情景都已用滥，心思已经挖空的今天，作者坚信今后只有细节才能构成人们不准确地称之为“小说”的作品的价值。
①可能是指梅里美一八二五年发表的剧本《西班牙人在丹麦》。
如果作者有空闲继续干玛塔纳絮斯博士那一行，他大概会轻而易举地证明，在拜伦爵士和瓦尔特·司各特老爷的作品中，最初的念头属于他们自己的为数极少，布瓦洛《诗艺》中引的诗也并非出自他自己的手笔。
此外，他认为，着手描绘历史时代并寻找新的虚构故事以自娱，这是赋予画框比画面本身更大的重要性。对于能集这两个优点于一身的人，他非常佩服，并且祝愿他们常常得到圆满成果。
作者将此跋补入卷尾，似不够谦虚，但既给予它此等不重要的地位，相信已能得到宽恕。何况他确信人们也许不会看这篇跋，甚至有关的人也不会读它。
《私人生活场景》
（《三十岁的女人》）出版说明①
（１８３２）
①本篇放在“私人生活场景”第二版第四卷的卷首，本来署以出版者的名字。很可能这篇出版说明受到巴尔扎克启发，说不定是由巴尔扎克本人起草。这一卷包括五个短篇，构成现在的《三十岁的女人》。
我曾请作者将这最后一卷冠以《女性生活剪影》的标题，因为我觉得在组成这卷书的五个小故事的总体和特点之中，有一条主线，是同一个人物化成不同的姓名出现，是同一个生平从头到尾，而且以伟大的品德教育为宗旨表现出来。
但是，要么是作者不愿意怀疑他一直为之写作的优秀读者，要么他有更具艺术家气质的想法，他根本不打算将这篇故事的效果统一起来，要么他觉得自己最初的想法在一片模糊的外层下，已经充分地揭示了出来或者更富有诗意，他拒绝接受我的商业性改善方案，只留给我公布这一按语的权利。
这个按语给予每个人以按自己的意愿理解作品的自由。
玛门－德洛奈
《私人生活场景》序言①
（１８３４）
不只一个人询问，是否《约会》、《三十岁的女人》、《上帝的旨意》、《两次相遇》和《赎罪》②中的女主人公虽然姓名不同，实际上是一个人。作者对这些问题未能作出任何答复。
①此序言放在“私人生活场景”第三版（贝歇书屋版）第四卷的卷首。此卷题名《同一个故事》，一八四二年《同一个故事》的标题改为《三十岁的女人》。
②这是一八三二年玛门－德洛奈书屋再版“私人生活场景”时所收入的五个短篇的题目。到一八四二年收入菲讷版《人间喜剧》时，《约会》改为作为第一部分的《最初的失误》，作为第二部分的《埋藏心底的痛苦》是一八三四年贝歇书屋版时即已增加上去的，《三十岁的女人》改为《时年三十岁》作为第三部分，下面两篇不变，成为第四、第五部分，《赎罪》改为《一个有罪的母亲的晚年》。
可能作者的思想已在汇集这几个不同场景的总题目中表达了出来。可以说贯穿在组成《同一个故事》的六个场景里的人物，不是一个形象，而是一个思想。在书中，这个思想的装束越是不同，越能说明作者的意图。作者的雄心就是使女性能唤醒自己从朦胧的梦中留下的几个鲜明印象，从而使梦境与灵魂沟通，就是使生活中分散的回忆苏醒过来，以便从中得出某些教益。在《约会》与《三十岁的女人》之间本来有一个很大的空白，作者用题为《埋藏心底的痛苦》这新的一节将这个空白填补上了。就是这样，女性完成的过渡肯定也是不完整的。但是，同样为所有的人所理解是不可能的事。世界上难道有哪一种宗教没有千百种矛盾么？对一个人的微不足道的作品，要求它得到人类团体得不到的垂青，难道不是荒唐么？
对作者提出的另一种责备，是《两次相遇》中一位少女突然死去的问题。如果作者有责任比生活中的事件更有逻辑的话，在整部作品中就会有更严重的前后不连贯。他在这里可以说，最重要的决定总是在一瞬间采取的，他想表现一见钟情的爱如何将整个一生交给了一天的某种想法。但是，为什么他要试图用逻辑来解释本应该用感情来理解的事情呢？
何况，对于没有抓住《两次相遇》的内涵的人来说，任何说理要么是错的，要么毫无用处。这个短篇中的成分构成题为《上帝的旨意》的那一片断，在这一版中，增加了一章，这一章大概能把合法女儿出走的动机更好地表现出来。她对于无情的母亲十分仇恨，但她不愿指责母亲的过错。这一类的艳情并不象人们以为的那样罕见。虽然社会生活与肉体生命一样也有一些表面上看去永恒不变的规律，但你在任何地方也找不到象勒让德尔的三角学一样的躯体和心脏。虽然作者无法将这双重生活的每一无法预料的变化描绘出来，至少应该允许他选择在他看来最富有诗意的变化。①因此，《两次相遇》中表面看上去的莫名其妙是可以讲得通的。但是在这一场景的深处有一个想法，作者一直藏在内心深处，只有自己知道。这是一桩秘密，在法国，人们可能会对此加以嘲笑，而在德国或在某些女性心灵深处，这桩秘密只会获得成功。作者今天揭开这桩秘密的面纱，他对批评已经不在乎。在法国，没有一个人怀着穷根究底的意图看一本书，于是许多人将会对“没见过这个”深感惊异。
①在《同一个故事》序言中，以下文字不存在。是洛旺儒子爵在一八三四年版的一册书上，在紧接着印成的文字下面，找到了下列各段的作者真迹。
爱伦娜处于那样的年龄，心灵的纯洁使得过失上升到罪恶的高度，良心上有一种难以形容的苦涩。她背负着杀害弟弟的罪过，被悔恨压倒。她认为自己与任何人都不般配，在思想中自视为苦役犯的伙伴。她与一个杀人犯结婚，对她来说，是上天的旨意，是命运。如果她再年长六岁，说不定就会嫁一个经纪人，成了当代文明最美丽的装饰品了。
这一想法是席勒的《威廉·退尔》和《杀人犯》给我的灵感。所以我说它在德国会比在法国更为人所理解。
一八三四年三月二十五日于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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