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世纪的人们会说，“城市的空气是充满自由的空气”。
上帝的安排
中世纪初期是一个拓荒与定居的时代。从中亚群山浩浩荡荡地西迁而来的日尔曼民族，他们原本生活在罗马帝国东北部的森林、高山与沼泽之外的荒野地带。此时，他们强行穿越这道天然的防护屏障，闯进西欧地区的肥沃平原，将大部分土地据为己有。他们天生厌恶安分守己的生活，像历史上所有的拓荒者一样，他们喜欢“在路上”的感觉，宁愿不断迁移。他们精力充沛地砍伐森林，开荒放牧；他们也以同样的精力相互撕杀，割断对手的喉咙。他们中很少有人居住在 城市，因为他们希望保持“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他们喜欢驱赶着羊群越过劲风拂面的草坡，让山间树林的清新空气充满他们的五脏六腑。当长居旧家已经令人生厌时，他们便毫不犹豫地拔起帐篷，收拾家什，出发去寻找新的牧场。
在不断迁移的路上，弱者被淘汰，只有坚强的战士和跟随她们的男人勇敢进入荒野的女人幸存了下来。就这样，他们发展成一个强健坚韧的种族，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他们对生活中优美细致的东西不甚在意。他们总是在奔波忙碌，没有闲情逸致去玩乐器或写作诗歌。他们精明务实，不喜欢说空话，也不喜欢讨论问题。教士作为村里唯一“有学问的人”（在13世纪中期以前，一个会读能写的男人一般被视为“女人气的男子”），人们都仰赖他解决所有的问题，也就是那些没有直接实用价值的问题。同时，那些日尔曼酋长、法兰克男爵或诺曼底大公们（或者是别的什么头衔和称号的贵族），他们心安理得地占据着自己那份原属罗马帝国的土地，在帝国昔日辉煌的废墟中建立起自己的新世界。这个世界看起来是如此完美，已经完全使他们心满意足了。
他们尽最大的努力来处理好自己的城堡和四野乡村的事务，兢兢业业地工作。他们像任何软弱的“凡人”一样，期望着来世的天堂，对教会的纪律毕恭毕敬。他们对自己的国王或皇帝表现出十足的忠诚，以便和这些距离遥远但向来危险的君主们保持良好的关系。一句话，他们总是尽力把事情做正确、做漂亮，对邻居们公正而又不真正损害自己的利益。
当然，他们有时也感觉到，自己身处的并非一个理想的世界。在这里，大部分人沦为农奴或“长期雇工”。这些人和牛羊同住于牛栏羊圈，自身也和牛羊一样，变成了依附土地的一部分。他们的命运谈不上特别幸福，也算不得异常悲惨。除此之外，还能期望他们怎样呢？主宰着中世纪生活的伟大上帝，他当然毫无疑问是按着尽善尽美的方式来安排世界的。如果凭其不可揣测的智慧，决定这个世界该同时存在骑士和农奴，那么作为教会虔诚的儿女，他们是不应该质疑这种安排的。因此，身为农奴的人们也没什么好抱怨。如果被驱使得太厉害，他们会像饲养不当的牲畜一样默默死去。之后，主人们不过是手忙脚乱地做点事情，稍微改善一下他们的生活状况。还能怎样呢？如果这个世界的进步责任是肩负在农奴和他们的封建领主肩上，那我们现在就有可能如12世纪一样，牙疼了便念一番“啊巴拉卡，达巴拉啊”，靠神秘的咒语抵御肉体的疼痛。不仅如此，如果正好有一位牙医试图用他的“科学”来帮助我们，其结果只能招来我们的憎恶。因为那些邪里邪气的东西多半是来自穆罕默德信徒与异教徒“骗术”，当然是既恶毒又无用处的。
何为进步
当你们长大之后，你们会发现身边有许多人不相信“进步”。他们都是些看上去很有思想的家伙，我担保他们能滔滔不绝地列举出一些我们时代的可怕事实，来向你证明“世界从来如此，毫无变化”。不过我倒是希望，你们不要太受这种论调的蛊惑。你看，我们遥远的先祖几乎花费了100万年，才学会用下肢直立行走。当他们终于能够把动物般的咕咕声发展成可以理解与沟通的语言，又耗费了许许多多个世纪。书写术——为着未来人类的利益而保存我们思想的技术，缺少了它人类的任何进步都是没有可能的，它的发明不过是在短暂的四千年之前。那种驯服自然力为人类服务的新奇思想，仅仅是在你们祖父的时代才出现的。因此在我看来，我们人类其实是以一种闻所未闻的飞快速度进步着。也许，我们对物质生活的舒适关注得稍微多了一些，但这种趋势在一定的时候必然会扭转。到那时，我们会集中力量去对付那些与身体健康、工资多少、城市下水管道和机械制造无关的问题。
我想提醒你们，千万不要对所谓“古老的好时光”抱有过多的感伤之情。有许多人，他们的眼睛只看到中世纪留下的壮丽教堂和伟大的艺术作品，往往拿它们和我们时代的充斥着的噪音的喧嚣和汽车尾气的恶臭的丑陋文明相比较，得出今不如昔的结论。可这仅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要知道，在富丽宏伟的中世纪教堂边上，无一例外地布满了大量悲惨肮脏的贫民窟。与之相比，连现代最简陋的公寓也堪称豪华奢侈的宫殿。是的，高贵的朗斯洛特和同样高贵的帕尔齐法尔，当这些年轻纯洁的英雄上路去寻找圣杯时，他们当然用不着忍受汽油的臭味。可当时另外有着许许多多的其它臭味，谷仓牛栏的味道，扔到大街上的垃圾腐烂发酵的味道，包围着主教大人宫殿的猪圈的味道，还有那些穿戴祖父传下的衣服和帽子、一辈子没享受过擦肥皂的幸福、也绝少洗澡的人们发出的味道。我不愿意着力描绘出一副大煞风景、十分令人不快的画面。不过当你阅读古代编年史，看到法国国王在华丽高贵的皇宫内悠然眺望窗外，却被巴黎街头拱食的猪群发出的冲天臭气熏得昏倒时，当你看到某本稍稍记载了一些天花和鼠疫横行的惨状的古代手稿时，你才会真正明白“进步”一词绝非现代广告人使用的时髦话。
商业的复兴
不过，如果不是因为城市的存在，过去六百年来的进步将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我将用比其它各章稍长一点的篇幅来谈论这个问题。它太重要了，不可能像对待单纯的政治时间那样，用三四页文字便概括了。
古代的埃及、巴比伦、亚述都是以城市为中心的世界。古希腊则完全是由许多小城邦组成的国家。而腓尼基的历史几乎就是西顿和提尔这两个城市的历史。再看看伟大的罗马帝国，它辽阔的行省无非是罗马这个城市的“腹地”。书写、艺术、科学、天文学、建筑学、文学——这是一个可以无穷开列的名单，它们全都属于城市的产物。
在整整四千年的漫长岁月里，我们称为城市的这个木制蜂房，其间居住着大量像工蜂一样生活劳碌的人群，它一直就是世界的大作坊，它出产商品，推动文明，催化文学与艺术。可随后就到了日尔曼人大迁移的时代。他们灭亡了灿烂一时的罗马帝国，一个劲地焚毁他们并不理解的城市，使欧洲再度成为一块由草原和小村庄构成的土地。在这段黑暗愚昧的岁月，欧洲文明进入了休耕期。
十字军东征为文明的重新播种准备好了适合的土壤。快到收获的季节了，但果实却被自由城市的自由民抢先一步摘走。
我曾经给你们讲过关于城堡与修道院的故事。在它们高大沉重的石墙后面，居住着骑士和他的朋友僧侣，一个负责照顾人们的肉体，一个则悉心看护着人们的灵魂。后来出现了一些手工匠人，屠夫呀、面包师傅呀、制蜡烛工人呀，他们来到靠近城堡的地方住下，一面准备应付领主随叫随到的需要，一面也好在发生危险时就近逃到城堡避难。有时遇上主人心情好，他会允许这些人将自己的房子围上栅栏，看上去像是单门独户的居所。不过，那时他们的生计完全系于威严有加的城堡主人大发善心。当领主外出巡视时，这些工匠跪在路旁，亲吻他高贵的手以示感恩。
之后发生了十字军东征，世界在不知不觉地变化。以前的大迁移驱使人们从欧洲东北移居西部。而十字军运动反过来引导人们从蛮荒原始的欧洲西部，去到高度文明的地中海东南地区接受新知识的洗礼。他们发现，世界并非仅限于他们狭小居室的四壁之内，前进一步才知道海阔天空。他们开始欣赏华美的衣着、更舒适宜人的住房、全新口味的佳肴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神秘东方出产的新奇物品。当他们返回自己的家园，仍一心想要享用这些稀有商品的供应。于是，背着货囊走村串户的小贩（他们是中世纪唯一的商人），便在原有的商品目录里添加上这些紧俏的新品种。商贩们的生意越做越红火，仅靠人力负载已经不够满足人们的胃口了。于是他们便购置起货车。又雇上几个前十字军战士充当保镖，以防范随这次国际性战争而来的犯罪浪潮。就这么，他们以更为现代的方式、在更大的规模上做起生意来了。不过说老实话，干他们这行也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每进人一个领主的“神圣”属地，他们都得规规矩矩交纳一次过路费和商品税。还好生意总归是有利润可赚的，商贩们也乐此不疲地继续着他们的贩运。
不久，某些精明能干的商人开始意识到，那些一直从远方采购来的商品其实也可以就近生产的。他们于是腾出家里的一块地方，将它设为生产作坊。这样，他们终止了长年的行商生涯，摇身一变就成了生产产品的制造商。他们出产的商品不仅卖给城堡里的领主和修道院院长享有，并且还能供应给附近的城镇。领主和院长大人们用自己农庄的产品，鸡蛋，葡萄酒，还有在那个时代用作糖的蜂蜜来支付商人的商品。可对遥远市镇的居民来说，这种以物易物的方式就行不通了，他们必须支付现金。这样，制造商和行商手里便慢慢地积蓄起少量的金块，此举完全改变了他们在中世纪社会的地位。
你们可能很难想象一个没有钱币的世界。在一个现代城市里，没有钱你是寸步难行的。从早到晚，你都不得不带着一个装满小金属圆片的钱包，以便随时付钱。你需要1便士来乘公共汽车，上馆子吃一顿晚餐要花你1美元，吃饱喝足后你想看看晚报，又得交给报贩3分钱。不过在中世纪初期，许多人从出生到死去，一辈子都没看见过哪怕一块铸造的钱币。希腊和罗马的金银都深埋在城市的废墟下面。继罗马帝国之后的大迁移的世界完全是一个农业社会。每个农民都种足够的粮食、饲养足够的绵羊和奶牛，完全自给自足，不必仰赖他人。
中世纪的骑士同时也是拥有田产的乡绅，少有出现必须付钱购买某种物品的情形。他们的庄园里能够出产供他和他的家人吃、喝、穿的一切物品。修筑城堡所需的砖块是在最近的河边制造的，大厅的檩梁直接从自己拥有的森林采伐。有少量物品来自国外，但也是拿庄园出产的蜂蜜、鸡蛋、柴捆去交换的。
公爵、市民及钱
可十字军东征却把古老农业社会的陈规打了个天翻地覆。请设想一下，如果希尔德海姆公爵想要去圣地，那他必须跋涉上几千英里的路程。一路上，他不得不支付自己的交通费、伙食费。如果在家里，他可以拿田庄里的农产品去给人家。现在可糟了，他总不能载着100打鸡蛋和整车火腿上路，好随时满足某个威尼斯船主或布伦纳山口旅店主的口腹之欲呀！这些绅士们坚持要收现金。因此公爵不得不被迫带上少量的金子去开始旅程。可他能到哪儿去搞到这些金子呢？他可以从老隆哥巴德人的后裔伦巴德人那里去借。他们悠然惬意地端坐在兑换柜台后面（柜台被称为“banco”，它就是银行“bank”一词的由来），早已经变成职业的放债人了。他们倒很乐意借给公爵大人几百个金币，可为保险起见必须用公爵的庄园作抵押。这样，万一公爵大人在征讨土耳其人时有个三长两短，他们的钱才不至于打了水漂。
这对借钱的人来说是一笔很危险的交易。最终，总是伦巴德人占有了庄园，而骑士却破产了，只好受雇于某个更细心、更有权势的邻居，为他作战。
当然，公爵大人还可以去城镇的犹太人居住区。在那里，他能够以50％一60％的利息借到这笔要命的旅费。可它同样是笔很不划算的生意。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出路了吗？公爵寻思过去，寻思过来。对了，听说城堡附近小镇里的一些居民挺有钱的。他们打小就认识年轻的公爵大人，他们的父辈和老公爵也一直是很好的朋友。这些人是不会提出不合理要求的。于是，大人的文书，一位知书识字、常年为公爵记账的教士，给当地最有名的商人写了一张条子，要求一笔小小的贷款。这可是一件轰动的事情。城镇里有头有面的居民聚集到为附近教堂制作圣餐杯的珠宝商家里讨论这件事。他们当然不好拒绝公爵大人的要求。可收取“利息”也没什么用处。首先，收利息是违背大多数人的宗教原则的；其次，利息也只能以农产品来支付，这些东西大家都绰绰有余，拿来有什么用处呢？
“不过……”，一直专注聆听的裁缝突然开口了。此人成天都静坐在自己的裁缝桌前，看起来挺像个哲学家的。“设想一下，我们何不请公爵大人恩允一件事情，作为我们借给他钱的交换。我们大家不是都喜欢钓鱼吗？可大人偏偏禁止我们在他的小河里钓鱼。如果我们借给他100元，作为回报，他给我们签署一张允许我们随意在他拥有的所有河流里钓鱼的保证书，这样做如何？他得到了是他急需的 100金币，而我们得到鱼，岂不是对大家都有利的交易？”
公爵大人接受这项交易的那天（看起来倒是轻轻松松得到100金币的好法子），他不知不觉地签署了自己权力的死亡证书。他的文书拟好协议书，公爵大人盖上自己的印章（因为他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一切万事大吉，公爵怀着满腔的激情去东方对付穆斯林了。两年后，他回到家里，已是囊空如洗。镇民们正在城堡的池塘里钓鱼，一排钓竿悠闲安然地此起彼伏于水边上。此情此景让公爵大为光火，他吩咐管家去把众人赶走。他们很听话地走掉了，可当天晚上，一个商人代表团造访了城堡。他们彬彬有礼，先是祝贺大人平安归来。至于大人被钓鱼的人惹火的事情，他们也深感遗憾。可如果大人还记得的话，是大人亲自恩允他们到池塘垂钓的。接着，裁缝出示了那份有大人盖章的特许状，从大人出发去圣地那天起，它便被细心保管在珠宝商的保险箱里。
这样一来，公爵大人不由得怒上加怒，火上加火。不过，他突然想起自己又急需一笔钱的事情来。在意大利，他往几张文件上签下了自己的大名，它们如今正稳稳呆在著名银行家瓦斯特洛·德 梅迪奇手里。这些文件可是要命的“银行期票”，再有两个月就该到期了，总数目是340磅佛兰芒金币。这种情形下，公爵大人不得不极力克制义愤填膺的冲天怒火，免得不小心流露出来。相反，他要求再惜一小笔钱。商人们答应回去商量商量。
三天后他们又来到城堡，同意借给公爵钱。能在尊贵的大人困难之际提供小小的帮助，他们真是高兴还来不及呢。不过作为340磅金币的回报，大人是否可以给他们再签署一张书面保证（另一张特许状），准许他们建立一个由所有的商人和自由市民选举出来的议会，由议会管理城镇的内部事务而不受城堡方面的干涉？
这一回，公爵大人可是被深深激怒了。可他确实需要那笔钱呀！大人只好答应，签署了特许状。过了一星期，公爵后悔了。他召集自己的士兵，气乎乎地闯进珠宝商的家里，间他要还那张特许状。因为，按公爵的话说，它是狡猾的市民趁着他手头紧张，从他那里诱骗走的。公爵拿走文件，一把火烧掉。市民们安静地站在一旁，什么话也没说。可当下一次公爵急需用钱为女儿办嫁妆的时候，他连一个子儿也借不到了。 经过在珠宝商家里发生的小小纠纷之后，公爵大人被认为“信用不佳”。大人不得不忍气吞声，低下高贵的头颅，答应做出某些补偿。在公爵大人拿到合同数目的第一笔借款之前，市民们重新握有了所有以前签署的特许状，外加一张新的，允许他们建造一座“市政厅”和一座坚固的塔楼。塔楼将用作保管所有的文件和特许状，以防失火或盗窃，但真正的用意无非是防止公爵大人和他的士兵将来的暴力行为。
在十字军东征之后的几个世纪时间里，这种情形在欧洲各地普遍发生。当然，权力由封建城堡向城市的转移，是一个缓慢而逐渐的过程。时不时的，也发生过一些流血战斗，有几个裁缝和珠宝商被杀，有数座孤零零的城堡被焚毁。不过，这样极端的事件并不多见。几乎是不知不觉的，城镇变得越来越富有，封建领主却越来越穷。为维持自己的排场，开销一直很大，封建主总是被迫拿放宽公民自由的特许权来交换他们急需的现金。城市不断地成长壮大，甚至敢于收留逃跑的农奴。当他们在城墙背后居住若干年后，就获得了新的身份和宝贵的自由。同时，城市也吸引着附近乡村地区的精力充沛、天性活跃的分子，取代了城堡的中心位置，他们为自己新获得的重要地位深感骄傲。沿着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进行着鸡蛋、绵羊、蜂蜜、盐等等商品的以货易货交易的古老市场周围，他们新建起教堂和公共建筑，在此聚会、讨论，公然表达他们的权利。他们期望子女们获得比自己更好的生活机遇，便出钱雇佣僧侣到城市来做学校教师。当他们听说有某个巧匠能够在木版上画出美妙的图画，就慷慨地许以重金，请他来把教堂和市政厅的四壁涂满金碧辉煌的圣经图画。
与此同时，年老体衰的公爵大人坐在自己潮湿透风的城堡大厅里，看着这一切欣欣向荣的暴富景象，不由得悔从心生。他想起那倒霉透顶的一天，他稀里糊涂地签署了第一张出卖自己封建特权的许可状。这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无伤大雅的小小施与，可事情怎么就落到了这个地步呢？大人后悔不迭，但已无计可施。那些保险箱被特许状和文件塞得满满的镇民，如今他们对公爵大人已是不屑一顾。、他们还对
他伸指头呢！他们变成了自由人，已经充分准备好享受他们新获得的权利。要知道，这些权利可是他们额头流汗，经过十几代人的持续斗争才辛苦得来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