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的人们是如何看待发生在他们周围的事情

　　无知的野蛮人

　　日期是一种非常有用的发明。没有了日期，我们会感到无所适从，仿佛什么都决定不了。不过，我们还必须非常当心，因为日期往往会戏弄我们。它有一种使历史过分精确的天性，但历史并非简单地以年代和日期来划分的。我打个比方，当我谈到中世纪人们的思想和观点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在公元476年12月31日时，所有的欧洲人突然一起惊呼：‘啊，现在罗马帝国灭亡了，我们已经生活在中世纪。这是多么有趣的事情啊！”

　　你可以在查理曼大帝的法兰克宫廷发现这样的人物，他们在生活习性、言谈举止甚至对生活的看法上，完全像一个罗马人。另一方面，当你长大后，你会发现眼前世界的某些人从未超出穴居的阶段。所有时间、所有年代都是相互重叠的，一代人的思想紧接着另一代人的思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法做截然的区分。不过，要说到研究中世纪许多真正代表人物的思想，让你们了解当时的人们对于人生及生活中许多难题的普遍态度，这项工作还是有可能做到的。

　　首先，你必须牢记，中世纪的人们从未将自己视为生而自由的公民，可以随自己的心愿来去，并凭借自己的才能或精力或运气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正相反，他们统统把自己看作一个总体的一分子，这个体制里面有皇帝和农奴、教皇与异教徒、英雄与恶棍流氓、穷人和富人、乞丐和盗贼，这再正常不过了。他们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神圣的秩序，从不问问何以如此。在这方面，他们当然和现代人截然不同。现代人勇于质疑既成事实的问题，并且总是千方百计地改善自己的经济与政治条件。

　　对于生活在13世纪的男人和女人们来说，美妙幸福充满着金色光线的天堂，恐怖苦难燃烧着充满恶臭的地狱，它们绝非是一句骗人的空话或模糊难懂的神学言辞。它们是近在眉睫的事实。无论是中世纪的骑士，还是自由民，他们都把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来为来世生活做准备。我们现代人是在历经充分劳作与享乐的一生后，以古罗马人和古希腊人特有的平静安详，准备迎接一个充满尊严的死亡。待大限到来之际，我们一边回首自己60年的工作与努力，一边带着一切都会好转的心情悠然长眠。

　　可在中世纪，咧嘴微笑、骨骼格格作响的死神却是人们经常的伴侣。他用恐怖刺耳的琴声惊醒睡梦中的人们；他悄无声息地坐上温暖的餐桌；当人们带着女伴外出散步时，他躲在树林和灌木丛后面向他们发出心怀叵测的微笑。如果你小时候不是听安徒生和格林讲的美丽动人的童话，而是听可怕的令人毛发倒竖的鬼怪故事，你一样也会终其一生，活在对世界末日和最后审判的恐惧之中。这正是发生在中世纪儿童身上的现实情形。他们在一个充满妖魔鬼怪的世界里生活，天使总是昙花一现。有时，对未来的恐惧使他们的心灵充满谦卑和虔诚。可更多的时候，恐惧使他们变得残忍而感伤。他们会先把所攻占的城市中全部的妇女儿童杀掉，然后举着沾满无辜者鲜血的双手，虔诚地前往圣地，祈求仁慈宽厚的上帝赦免他们所有的罪行。是的，他们不仅祈祷，他们还流出痛心的泪水，向上帝承认自己就是最可恶的罪人。但是第二天，他们又会去屠杀整整一营的撒拉森敌人，心中不存一丝半点的怜悯。

　　当然，十字军是以战争为使命的骑士，他们遵循的是与普通人不尽相同的行为准则。可在这些方面，普通人与他们的主人并无二致。他同样像一匹生性敏感的野马，一个影子或一张纸片都能使他轻易受惊。他能够任劳任怨、忠心耿耿地为人驱使，可当他在狂热的幻想中看见鬼怪时，他会惊吓不已地跑开，做出可怕的事情来。

　　不过，在评判这些善良的人们时，最好先想一想他们生活的不利环境。他们其实是些没有知识的野蛮人，装出一副彬彬有礼的文雅样子。查理曼大帝和奥托皇帝虽然名义上被称为“罗马皇帝”，可他们和一位真正的罗马皇帝相比，比如奥古斯都或马塞斯·奥瑞留斯，根本不能相提并论。正如刚果皇帝旺巴·旺巴和受过高度教养的瑞典或丹麦统治者之间的天壤之别。他们是生活在罗马帝国辉煌古迹上的野蛮人，古老的文明已经被他们的父亲和祖父们摧毁，使他们没机会接受。他们目不识丁，对那些如今连12岁的小孩都耳熟能详的事实，他们却一无所知。他们不得不从一本书上寻求所有的知识。这本书就是《圣经》。而《圣经》中能够把人类历史向好的方向引导的部分，是《新约全书》中那些教导我们爱心、仁慈和宽恕的章节。这是中世纪的人们所不大读到的。至于作为天文学、动物学、植物学、几何学和其他所有学科的指南，《圣经》则是完全不可靠的。

　　亚里土多德的重现

　　在12世纪，又有一本书被列入了中世纪文库，那就是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编纂的实用知识大百科全书。为什么基督教会在谴责所有其他的希腊哲学家为异端邪说的同时，却愿意把这一崇高的荣誉授予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亚里土多德？个中的原因，我真的是想不明白。不过除《圣经》以外，亚里士多德被视为唯一值得信赖的导师，他的著作可以放心地交到真正基督徒的手中。

　　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传到欧洲，绕了一个很有趣的圈子。它们先是从希腊传到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当公元7世纪，穆斯林征服埃及时，它们被穆罕默德的信徒从希腊文译成了阿拉伯文。之后，它们随着穆斯林军队来到西班牙。在科尔多瓦的摩尔人的大学里，这位伟大的斯塔吉拉人（亚里士多德的家乡在马其顿的斯塔吉拉地区）的哲学思想得到了普遍的讲授。随后，阿拉伯文的亚里士多德著作，又被越过比利牛斯山前来接受自由教育的基督教学生译为拉丁文。最后，这一辗转漫游了很长路程的哲学名著译本终于在欧洲北部的许多学校露面，成为讲授的教材。其经过具体情形现在还不太清楚，但如此一来却更有趣味了！

　　手持《圣经》和亚里士多德的大百科全书，中世纪最杰出的人士开始着手解释天地间的万事万物，并分析它们之间的联系是如何体现上帝的伟大意志的。这些所谓的学者或导师，他们确实称得上思想敏锐、才智超群，可问题是，他们的知识完全来源于书本，而非哪怕一丁点实际的观察。如果他们想在课堂上作一番有关鲟鱼或毛虫的讲演，他们就先翻翻《新旧约全书》或者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然后自信满怀地告诉学生们这几本伟大著作对于鲟鱼或毛虫都讲了些什么。他们不会冲出书本，去最近的小河捉一条鲟鱼看看。他们也从不离开图书馆，散步到后院去抓几条毛虫，观察这种奇怪的生物在自己土生土长的巢穴里是如何生活的。即便是艾伯塔斯·玛格纳斯或托马斯·阿奎那这样的一流学者，他们也从不问问，巴勒斯坦的鲟鱼和马其顿的毛虫与生活在欧洲的鲟鱼和毛虫是否存在着习性上的差异？

　　有时很偶然的，一个特别好奇如罗杰·培根式的人物出现在学者们的讨论会上。他拿着古里古怪的放大镜，还有看起来相当滑稽的显微镜，并真的捉了几条鲟鱼和毛虫到讲台上。接着，他开始用自己的古怪玩意儿观察起那些令人反感的生物

　　来了，还邀请与会的学者们也凑近来看看。他手舞足蹈、唾沫横飞地向他们证明，眼前的鲟鱼和毛虫与《圣经》或亚里士多德谈到过的生物是有区别的。于是，尊贵的学者们纷纷大摇其头，心想培根这家伙走得太远了，多半是被什么东西迷了心窍。如果这时培根竟斗胆宣称，一小时实实在在的观察抵得上对亚里士多德的十年苦研，并且还说那位著名希腊人的著作好虽好，但还是别翻译的为妙，学者们就会真的害怕得不行。他们赶忙去找警察，告诉他们说，“这人对于国家安全可是个莫大的危险！他让我们学希腊文好阅读亚里士多德的原著。他干吗对我们的拉丁——阿拉伯译本心怀不满？我们这么多善良虔诚的信徒几百年来都读这个译本，他们不是一直很满意吗？还有，他竟然对鱼和昆虫的内脏非常着迷！他多半是个存心险恶的巫术师，妄图用他的巫术迷惑人们的头脑，把世界的秩序搞乱！”他们说得头头是道，有理有据，把负责捍卫和平秩序的警察也吓住了，赶紧颁布禁令：禁止培根在十年内再写一个字。可怜的培根大受打击，当他恢复研究后，便汲取了一个教训。他开始用一种古怪的密码写书，让自己同时代的人一个字也看不懂。当时，因为教会一直严防人们问出一些可能导致怀疑现存秩序或动摇信仰的问题，所以用这种密码的把戏非常流行。

　　不过，这种愚民的做法并非出于险恶用心。在那个时代的异端思想搜寻者心里，其实涌动着一种非常善良的感情。他们坚定不移地相信，现世生活不过是为我们在另一个世界的存在做准备。他们深信，了解过多的知识反而使人感到不安，让心灵充满危险的念头，让怀疑的火种在脑中慢慢滋长，结果必定走向毁灭。当一个中世纪的经院教师看到他的学生离开《圣经》和亚里士多德启示的正统思想，走人危险的迷途，想自己独立研究一些东西，他会感到异常不安，就像一位慈母看见年幼的孩子正在走近滚热的火炉。她知道，如果任由孩子触摸火炉，他一定会烫伤手指，因此她必须千方百计地把孩子拉回来，如果情况危急，她不惜使用强力。不过她是真心爱他的孩子，如果他愿意乖乖听话，服从她的命令，她会尽自己的一切力量来为他好。至于中世纪的灵魂捍卫者们，他们的作为和情感一如这位慈母。一方面，他们在与信仰有关的所有事务上要求严格，甚至达到了残酷的程度。另一方面，他们夜以继日地辛勤工作，为他们所看顾的羊群服务，并准备随时伸出援助之手。在当时的社会，成千上万的虔诚男女倾尽全力，努力改善世人的悲惨命运。他们对社会的影响也是随处可见的。

　　农奴和行会

　　农奴就是农奴，他的地位是永远无法改变的。不过，中世纪的善良上帝虽然让农奴一生作牛作马，他同时也赋予了这个卑微生命一个不朽的灵魂。他的权利必须受到保护，让他也能像一个善良的基督徒那样生活和死去。当他太老或是太瘦弱，无法再承担繁重的劳役之时，他为之工作的封建领主便负有照顾他的责任。因此，中世纪的农奴虽然生活单

　　调、沉闷、平庸，可他从来不用为明天担心。他知道自己是“安全的”——他不会突然之间失去工作，落得孤苦无依的境地。他的头顶上将永远有一片挡风避雨的屋顶（可能有点漏雨，是的，但毕竟是个屋顶），他将一直有东西糊口，至少不会死于饥饿。

　　放弃思想和自由

　　在中世纪社会的各个阶层当中，都普遍存在着这种“稳定”和“安全”之感。城市里，商人和工匠成立起行会，保证每一个成员都能有一份稳定的收人。行会不鼓励那些雄心勃勃，想凭着自己的才能超越同行的家伙。相反，它常常保护“得过且过”的“懒汉”。不过，行会也在整个劳动阶层里建立起一种普遍的满足感和安全感，而这种感觉在我们这个普遍竞争的时代早已不复存在。当某一个富人控制了能买到的全部谷物、肥皂或腌鲱鱼，迫使人们以他规定的价格在他那儿购买商品，我们现代人把这种行为称为“囤积居奇”。而中世纪的人们很熟悉这种行为的危险性，因此由政府出面限制批发和大宗贸易，并规定价格，强迫商人必须照规定价格出售商品。

　　中世纪不喜欢竟争。为什么要鼓励竞争呢？那只能使世界充斥着明争暗斗，还有一大群野心勃勃向上爬的投机家。既然末日审判的日子就快来临，到那时尘世的财富将变得毫无意义，坏骑士会被打到地狱的最深处接受烈火的惩罚，而善良的农奴终将进人金光灿灿的天堂。

　　那么，竞争有什么必要呢？

　　一句话，中世纪的人们被要求放弃部分思想与行动的自由，以便他们可以从身体和灵魂的贫困中享有更大的安全感。

　　除少数例外，大多数人都不反对这种安排。他们坚信，自己只不过是这个星球上的短暂过客——他们来到此地，无非是为另一个更幸福、更重要的来生做准备的。他们故意背过身去，不看遍布这个世界的痛苦、邪恶与不义，好不扰乱他们灵魂的平静。他们拉下百叶窗，遮挡住太阳的炫目的光线，好让自己能一心一意地阅读《启示录》中的章节。这些文字正在告诉他们，只有天堂之光才能照亮他们永恒的幸福。面对着大部分尘世的欢乐，他们闭上眼睛，不看、不想、不受诱惑，为的是能够享有就在不远处等待他们的来生的欢乐。他们视现世的生命为一种必须忍受的罪恶，把死亡作为辉煌时刻的开始而大加庆贺。

　　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从不为未来担心，他们努力生活与创造，试图就在今生今世、就在这个世界上建立起自己的天堂来。他们做得非常成功，把生命变成了一件极其愉快、极其享乐的事情。当然，享有这些快乐的是那些碰巧没有成为奴隶的自由人。及至中世纪，人们又摆到另一个极端。他们在高不可及的云端之外建立起自己的天堂，把眼前的世界变成了所有人的渊薮，无论你高贵也罢，卑贱也罢、富裕也罢，贫穷也罢、聪明能干也罢，愚蠢麻木也罢，皆不例外。现在，终于到了钟摆朝另一个方向摆动的时候了。具体情形我将在接下来的章节告诉你们。